再版说明

亲爱的同志们：

《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第七卷（润之赤旗版）与同志们见面后，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一个多月以来，编者听取了网络上很多同志对于本书编排的宝贵意见，同时又与其他多本文献集做了比较参考，对本书进行了修改，谨推出《毛泽东选集》第六卷（润之赤旗版）3.0新版。本版的主要修改如下：

一、增补三篇重要文稿：《外交斗争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在广州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两次讲话》；

二、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重新整理了《接见社会主义六国代表团时的谈话纪要》；

三、删除了一篇发表时间不明的文稿《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

四、删除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中《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一节，因其与《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的内容重复；

五、解决了排版时每段前的空格问题；

六、修改了部分文稿的标题；

七、对部分文稿进行了一次校阅，对部分错别字、标点符号的错讹进行了一些修改。

请各位已经在云盘中保存本书上一版的同志，尽快换用本版本。本人百度网盘中上一版的分享链接即日取消。谢谢合作。

还请各位革命同志继续为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润之赤旗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谨识

（封底）

# 毛 泽 东 选 集

第 七 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毛泽东选集

第 七 卷

润之赤旗 主编

二零一八年 • 一月

第七卷说明

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著作，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理论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伟大发展，是世界共产主义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锐利武器。编辑出版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著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也是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一致企盼。

1976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虽得以出版，但是仅仅发行了数年就被禁止了。而收载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其余革命著作和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著作的第六卷、第七卷更是无从谈起。这是全中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莫大遗憾。

出尔反尔、半途而废绝不应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做事风格。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耻的事。”^[1]尽管按照中共中央 1981 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犯有所谓的“错误”，但是，即使真的存在这些“错误”，我们共产党人要做的，也应该是面对和分析，而绝不是严加封存、不予公开。再者，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晚年，也该到作出一个更公正决断的时候了。

为了更公正地把经得起拷问的历史交给伟大的人民，我们参考建国以来出版的各类文献集，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以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出版物《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时期的党内文献、报刊，网络上的《毛泽东文革指示谈话汇编》，革命友人静火同志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六、七卷等资料，选编了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编为这部《毛泽东选集》第六、七卷。本书是第七卷，收录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六年一月-一九七六年六月的重要著作，包含讲话、谈话、文章、书信、批示、指示等一〇七篇。

在本卷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继续坚持了对苏修、美帝的斗争立场，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对斗争方法、对象、政策方面作出了大量重要指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这些著作，对同志们领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疑会起到莫大的作用。

本卷中，各篇著作一律按照第一次发表所在的文献集刊印。对于一些短篇文稿，我们按照内容进行了归类合并，方便同志们阅读。文献的标题、题解、注释，一部分按照原书，一部分由我们拟写、改写。

这部选集选编匆忙，错漏在所难免，还请同志们提出指正意见。

润之赤旗

二零一八年一月

注 释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目 录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下）
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3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一九六六年二月）……4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6
在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所加的话（一九六六年三月）……9
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11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14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方法、对象和国内、国际形势与政策的指示汇编（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22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22
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22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23
各地师生都应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23
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23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一九六六年）……24
把美帝国主义赶回老家去（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24
畅游长江时对青年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24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一九六六年七月）……24
关于打人问题（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25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25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应当坚决抵制（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25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26
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26
革命要靠自己（一九六六年）……26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26
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27
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27
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28
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一九六六年十月）……28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28
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28
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29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检查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29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29
节约闹革命（一九六七年）……29
谈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30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九六七年一月）……31
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31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31

革命委员会好（一九六七年）……32
关于实行大联合（一九六七年二月）……32
三·七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32
实行军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33
三个不够（一九六七年三月）……33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33
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33
关于《触誓说赵太后》（一九六七年四月）……34
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马列主义（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
……34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35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36
相信和依靠大多数（一九六七年）……36
对高干子弟参与抄家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36
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六月）……37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一九六七年）……37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37
意识形态方面容易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七年六月）……37
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光明就有希望（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37
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一九六七年七月）……38
要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38
不要怕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38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九六七年）……39

谈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一九六七年）……39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一九六七年七月）……39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一九六七年八月）……39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一九六七年十月）……40
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40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一九六八年）……40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委会的基本经验（一九六八年）……40
谈派性（一九六八年）……41
根本区别（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41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41
大学还是要办的（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42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九六八年）……42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42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九六八年）……42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43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是国家兴旺的表现（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43
严禁逼供信（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43
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44
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44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一九六九年）……44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一九六九年）……45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一九六九年）……45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一九六九年）……45
要认真总结经验（一九六九年）……45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45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46
关于战备疏散（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46
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二日）……46
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一九七〇年七月）……46
钢产量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46
实行野营训练（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47
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太上皇（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47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48
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48
对“二月逆流”的定性（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49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九七二年）……49
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49
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政府（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49
法西斯式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一九七二年十二月）……50
给李庆霖的信（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50
会见外宾的几段谈话（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月）……50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一九七三年）……51
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52

以安定团结为好（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52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四年十一月）……52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52
逐渐提高马列为好（一九七五年）……53
对文艺政策的看法（一九七五年七月）……53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53
对张天民信的批语（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54
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批语（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55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55
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一九六六年三月）……59
学校一律实行半工半读（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60
在修改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稿时所加的话（一九六六年四月）……62
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66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五·七指示》）……69
在杭州同胡志明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71
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81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85
工作组要撤（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87
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90

关于宣传工作的若干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
……92
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92
标语、口号要大精简（一九六六年九月）……92
要谦虚，特别是对外（一九六七年六月）……92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利有害（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93
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93
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93
宣传应当予以改革（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94
不应吹得太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94
空话不要再用（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94
“以我为核心”是错误思想（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94
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94
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一九六八年九月）……95
不要写这类语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95
不要讲这类话，我曾说过一百次（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95
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95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97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99
附录：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100
在修改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时所加和改写的话（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109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110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112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116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120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123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25
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127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128
在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时所加的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130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132
要将斗争水平提高（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133
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134
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时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142
对林彪三月二十日讲话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147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所加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三月）……148
在修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时所加的话（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149
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150
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152
在修改《伟大的历史文件》时所加的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153
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155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五月）……157

会见多国外宾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二十七日）……163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166
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173
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175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177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180
“大树特树”的说法不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85
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18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一九六八年）……188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189
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91
在修改《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时所加的话（一九六八年八月）……215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217
注意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218
赤脚医生就是好——论医学教育革命（一九六八年九月）……219
对霍查、谢胡电贺我国二十九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复电（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220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223
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236
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238
关于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24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一九六八年）……245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九六八年）……246
在修改林彪中共九大报告稿时所加和改写的话（一九六九年四月）……247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部讲话记录（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249
开幕词（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249
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250
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255
讲话节选（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259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261
同谢富治等的谈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270
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一九六九年九月）……275
在修改《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时所加的话（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
……275
同黎笋的谈话纪要（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一日）……276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283
现代化武器吓不倒人民（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一日）……285
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谈话纪要（节录）（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286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一日）……288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289
我的一点意见（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291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294

对抗美援朝决策的回顾（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296
对吴法宪、叶群检讨信的批注（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298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300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319
在武昌、长沙、南昌等地的谈话（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七日-八月三十一日）……329
在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谈话（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九月十二日）……348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356
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节录（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364
同尼克松的谈话（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367
谈拿破仑（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九月十二日）374
谈国际问题（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376
启用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日）378
同基辛格的谈话（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十一月十二日、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380
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412
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413
同沙菲的谈话（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415
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谈话要点（一九七三年十二月）……416
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422
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425
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427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一九七四年十二月）……431

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一九七四年）……433
越讲缓和越备战（一九七四年十二月）……435
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436
关于文史著作和历史人物的谈话（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442
关于《水浒》的评论（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444
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445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0
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五日）……451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452
第七卷后记……453

#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下）

# 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王任重同志的信。

任重^[1]同志：

此件^[2]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3]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的不大好。

注释

^[1] 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中共省委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其中指出，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就是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实现农业机械化。

^[3] 少奇，即刘少奇，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毛远新同志^[1]的谈话。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二年。尖端科学搞三年，要有针对性也许行。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六年搞成三年，这样做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陆军大学以后（没有记下读几年），结果出来尽打败仗，做我们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习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必要从丹麦学派波尔^[2]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坂田^[3]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

注释

^[1] 毛远新，毛泽东同志的侄子。曾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和教员。

^[2] 即尼尔斯·玻尔（1885 年 10 月 7 日-1962 年 11 月 18 日），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大学硕士、博士，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玻尔提出了玻尔模型来解释氢原子光谱，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对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3] 即坂田昌一（1911年-1970年），日本理论物理学家。1955年，他提出了一种模型，认为所有参加强相互作用的强子并非个个都基本，“基础粒子”只是质子、中子和超子，其余的强子则是“复合粒子”，都可以由“基础粒子”及它们的反粒子复合出来。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1]收到。小计委^[2]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的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作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方面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但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应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过国家计划甚远者（例如超一倍以上者）或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种，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远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局部地区的灾荒，无论那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再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这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至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引以为戒吧。现在虽只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3]”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拟以余秋里、林乎加^[4]二同志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各省拟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大约七十人左右去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并请斟酌。

毛 泽 东

三月十二日

注释

委就这个问题对有关各方面情况先摸一摸，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并要提交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实际。恩来同志已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实验，因此湖北省委这个文件暂缓转发各地。^[2] 小计委是一九六五年初毛泽东同志决定建立，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3] 见《论语·颜渊》。^[4] 余秋里，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林乎加，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 在修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所加的话*

（一九六六年三月）

*这几段话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加写和改写的。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1]。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的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也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2]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3]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4]，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

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

注释

^[1] 1966年 2月间，林彪、江青主持制定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1979年 5月这个纪要被撤销。

^[2] 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3] 王明（1904 年~1974 年 3 月 27 日），原名陈绍禹，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11月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扩展人民军队、在日占区扩大解放区，而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此时已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4] 丘赫拉依，即格里高里·丘赫拉依（Grigori Chukhraj ，1921—2001），苏联电影导演，苏联人民艺术家。他的处女作《第四十一》和《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被苏联电影评论界认为是 50年代后期、60 年代初苏联创新电影的代表作。肖洛霍夫，即米哈依尔·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 Шолохов ，1905-1984），苏联著名作家，1965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获得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当选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科学院院士、苏联作家协会理事。1965年他的作品《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31 年《静静的顿河》中译本作为鲁迅编辑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看了“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等文章后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血吸虫病的检查与治疗应该免费。过去医务人员就是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1]内说：“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要在医务界大力系统的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注释

^[1] 即毛泽东同志《七律二首•送瘟神》（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1]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行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了。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2]无非是豺狼当道。（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发不发贺电？）发还要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区别政策是很灵的。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搞学术批判，也要保护几个，如郭老、范老（文澜）^[3]，也是帝王将相派。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对自然科学这门，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对自然科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看法也不一样，唯心论和唯物论也都牵涉到自然科学问题。范老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这些人，有的是帝王派，对帝王将相，很感兴趣，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林彪：这是阶级斗争。）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4]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林彪：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二十八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林彪：报纸要抓，报纸是一件大事，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实际上是吴晗、邓拓、廖沫沙^[5]他们的前线，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廖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局、省委注意一下，如学术、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等，各方面都要管。

尹达这篇文章^[6]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7]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8]、翦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文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学文学不要从古文学起，包括鲁迅、我的，要学写。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学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就像外文以学听、说为主一样。写等于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写为主。至于学史，到工作时再说，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尧舜皇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没学过，不一样打仗？《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它那样打的。（林彪：书本上那么多条条，到时候也找不到那一条，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就像戚本禹^[9]的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不要怕触动罗尔纲、翦伯赞，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彭真：实际是他们专政，领导权在他们手里，你反对他，他就扣你工分。）把学生、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其余的一部分人能改就好，不改就拉倒。（彭真：搞主义不能合作。）（林彪：这是阶级斗争，他们要讲话的。）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朱德：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10]、戚本禹、尹达。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11]，不行，没等他死，他就夭折了。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嘛？（彭真：中央和地方要像野战军和地方军一样。）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武装斗争。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回市，扯不清。

（刘少奇：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织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周总理：要搞机械化。）光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周总理：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彭真：上海用机器支援农业，由非法变合法。）是非法，要承认合法的，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的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的，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彭真：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就是工业党。）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12]，什么军区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的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给个精神，中央没有一粒子弹，一粒粮食，出一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周总理：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一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林：老带新，这是中国道路。）这好像抗战时期那个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彭真：小钢铁厂有四千个，给中央统光了。）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彭真：明年搞个办法。）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周总理：现在搞农机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那就叫八机部的陈正人^[13]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苦，江西一担粮收税（送去）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管死，省也不能统死。（刘少奇：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你用战争能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嘛？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边无权管。（陶铸：中央也无权呀！）现在准许闹独立性，向官僚主义要独立性，要像那样。学生也要闹，要鸣放学术问题。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脚。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俞平伯^[14]一点学问也没有。（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林彪：

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主席思想的种子。）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这就是大是大非搞清楚了，《官场现形记》^[15]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机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注释

^[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八日在莫斯科召开。考虑到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领导围攻我们党和阿尔巴尼亚党，致使我们陷于被动；苏联共产党 1966年 3 月的会议大肆反华；当时的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热衷于搞“没有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且此次大会不是兄弟党国际会议，最终中国共产党决定不参加此次大会。^[2]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2016年），古巴领导人，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一九五○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一九五五年，他流亡美国、墨西哥，一九五六年回到古巴，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一九五九年一月，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一九六二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豺狼当道”典出《后汉书·张纲传》，原句为：“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意即：祸国大盗正在那儿当道呢！何必去抓小偷啊！中苏论战时，古巴保持中立，其实，卡斯特罗在内心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不满，对苏联国内的经济改革看不惯，认为是革命的蜕化，在这些问题上他和毛泽东倒是完全一致。但古巴经济严重依赖于苏联，不得不最终站到了苏联一边，卡斯特罗一九六五年三月发表演讲点名批评中共是“修正主义者”，两党关系中断，两国间也恶感日盛。毛泽东同志起初主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认为苏联才是危险的“豺狼”，而像古巴不过是“狐狸”，应该“分化瓦解、多多争取”，此后便认为古巴也变成了“豺狼”，后公开予以批判。

^[3] 即郭沫若（1892 年一 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1892年 11月 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女神》、《屈原》、《十批判书》、《甲骨文字研究》、《中国史稿》等。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时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郭沫若、范文澜同为国学名家。

^[4] 吴晗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鼓吹“老百姓应指望清官”。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5] 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曾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

^[6] 尹达，原名刘火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转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他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作者自注文章作于一九六四年八月。文章指出，史学长期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历史资料经过剥削阶级史学家的加工整理 选择 淘汰删节和阐释，就必然注入其阶级偏见，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强烈的阶级性。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历史，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7] 赵毅敏，原名刘焜，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一九六二年意大利共产党召开党代会，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人煽起的反华合唱，赵毅敏孤身一人，据理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和荣誉。

^[8] 罗尔纲，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曾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忠王李秀成投降实为苦肉缓兵之计》，认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假投降曾国藩。

^[9] 戚本禹，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文章指出，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一九六三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断定李秀成是真投降，“认贼作父”，《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做了摘要转载，毛泽东同志看了戚的文章后，专门调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写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10] 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出，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海瑞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平冤狱”

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曾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润色，使其分析更深刻、尖锐。

^[11] 格 奥 尔 基 · 马 克 西 米 连 诺 维 奇 · 马 林 科 夫 （ Гео ргий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Маленков，1902 年 1 月 8 日－1988 年 1 月 14日），苏联领导人，曾于 1953 年 3 月到 1955年 2 月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1919年担任红军政战官，192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之后受到斯大林的信任。迫于赫鲁晓夫的压力，马林科夫先后辞去苏共中央书记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1955年 2 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力部部长，党内职务仍然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1956年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等人反对赫鲁晓夫失败，在中央全会上被打成“反党集团”，免去主席团委员职务，同时开除党籍，改任东哈萨克斯坦乌斯卡麦诺戈尔斯克水力发电厂厂长。

^[12] 二十三条，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3] 陈正人，时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原农业机械部）部长。

^[14] 俞平伯，著名红学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解放前二十年代即已成名，一九二三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辩》，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对于《红楼梦》，毛泽东同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毛泽东同志和俞平伯在《红楼梦》的史料价值、性质、文学地位等方面的观点有很大分歧。

^[15]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文学家李伯元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最早在陈所发行的《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共五编 60 回，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并取得社会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它由 30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联缀起来，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杂小吏等，开创了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鲁迅先生将《官场现形记》与其他三部小说并称之为谴责小说，是清朝晚期文学代表作品之一。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方法、

对象和国内、国际形势与政策的指示汇编*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同志进入 60年代之后，就不再有长篇的著作问世了。尤其是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言论，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毛主席最新指示”“毛主席最近指出”等等形式，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党的会议、文件上，以及群众组织传抄和汇编的文件上散在出现。这些指示篇幅普遍很短，有的只有一句话，但是内容和意义是比较重要的。为了节省版面，体现选集应有的篇幅，我们将这些有关斗争方法和内外政策的短篇指示进行汇编，成为本篇。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1]。

《前线》也是吴晗、廖沬沙、邓拓^[2]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康生等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3]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各地师生都应参加文化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

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康生同志的讲话。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4]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通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骗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一九六六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

把美帝国主义赶回老家去（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朋友时的谈话。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的老家去。

畅游长江时对青年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在武汉第五次畅游长江时的谈话。

人民万岁。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一九六六年七月）

有人讲团中央“三胡”^[5]糊里糊涂。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什么糊里糊涂？团中央不但不支持学生群众运动，反而镇压学生群众运动，应严格处理。

关于打人问题（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应当坚决抵制（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修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时加的一段话。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的讲话。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与林彪的谈话。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革命要靠自己（一九六六年）

革命要靠自己。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同志《关于长沙、青岛、西安等地情况报告》的批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6]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7]，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8]，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9]，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10]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

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林彪、总理、陈毅^[11]、陶铸、伯达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12]，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八日

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的批语。

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13]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 泽 东

九月九日

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一九六六年十月）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14]，学三八作风^[15]，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6]，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讨论工矿十条和农村十条时的谈话。

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这是很重要的事，应该大搞，没有了不起的问题，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要搞就大搞，不会没地方住的。

#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检查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毛 泽 东

一月六日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廿一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17]，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节约闹革命（一九六七年）

要节约闹革命。

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

谈夺权（一九六七年一月）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的一段谈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对张春桥同志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毛主席问周总理：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专政机关。

总理：才夺权一天多。

主席：要抓典型。

总理：市局委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受黑帮影响很坏，变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为多）。

主席：前两种要划小，要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不同形式：（一）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停职留用，（四）撤职留用，（五）撤职查办。

总理：哪种办法好，撤职一面斗争，一面留用，有了对立面，就可壮大队伍。把许多事压在身上（指革命造反派）也很被动，留用一面斗争，一面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

主席：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了就休息，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陷入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掌握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接管是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的方法（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等怎么办？）。现在夺权了，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小，夺过去很快要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的，夺权后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

如果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九六七年一月）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我们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机关干部积极投入运动是不行的，好多重要问题靠机关干部亲自揭露。揭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由上面派去的少数干部和下面的绝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先有后。

二、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剧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分开。

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界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要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要顾全大局。

革命委员会好（一九六七年）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关于实行大联合（一九六七年二月）

目前斗争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革命派在优势情况下，可以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要注意保守势力把革命派吃掉。不要用解散组织的办法实行大联合。

三·七指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三月七日

实行军管，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毛 泽 东

三月十九日

三个不够（一九六七年三月）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得不够，揭露得不够，批判得不够。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周阅后办：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些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关于《触詟说赵太后》（一九六七年四月）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的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五一”和“五一”的前两天召开的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蓬。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过去党团员受《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以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搞薪金制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

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

“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

批判文章文字要短。一、二千字，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了就行，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没有人看，看了也记不清。

彭、罗、陆、杨可以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他人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中提，在标题上不要提。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

有人说，美苏战略中心转移，我不赞成。他们是注意远东，但中心还在欧洲。欧洲七个师的兵力，并没有减少，只是调了几万老兵到远东。

相信和依靠大多数（一九六七年）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对高干子弟参与抄家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 泽 东

五月廿八日

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一九六七年六月）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一九六七年）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七年六月）

1．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2．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3．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意识形态方面容易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七年六月）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钻进了无产阶级内部。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光明就有希望（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一九六七年七月）

（大学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就看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

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是改不下去的。

要给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勋章（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另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不要怕闹（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的谈话。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

全国大闹不可能。那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第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

对武斗，这很好嘛！

（张春桥：有人讲第三派是走第三条道路的。）

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呀！人家要大联合，大批判，你要诱导嘛！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九六七年）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谈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一九六七年）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一九六七年七月）*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姚文元同志一封信的批示。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允许有查明证据的叛徒、特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一九六七年八月）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这一部分进行革命。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们是不占统治地位的，但是必须打倒他们，才能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一九六七年十月）

造反派不听周总理的话，还叫什么造反派？矛头对准周总理，就是对准我、林彪。

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一九六八年）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委会的基本经验（一九六八年）

大办学习班。用学习班的方法斗私批修，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狠抓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应该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应该总结经验，应该解放大批革命干部，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特务分子，而是在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认真检查，认识错误就可以三结合。在三结和中应该注意成份，但不能唯成份论，不要把坏人也结合进来。三结合要体现老、中、少，光小娃娃不行。

一般大学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不结合进去，特殊情况下要结合，须经过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警惕坏人，防止破坏。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应该爱护她，尊重她，帮助她，保卫她，维护她的无产阶级权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三支两军工作的完成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权威。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谈派性（一九六八年）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根本区别（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

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

解的也要执行。”

大学还是要办的（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的谈话。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一九六八年）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姚文元^[18]同志：

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毛 泽 东

九月三十日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一九六八年）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

治。

二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军委办事组转报的一份情况简报的批语。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严禁逼供信（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 泽 东

十二月一日

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

*这是毛泽东同志针对江苏徐海地区革命大联合迟迟不能实现的情况连续作出的四条指示。

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

徐州已经翻了几个个了，再也不能翻个了。

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

四

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一九六九年）

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一九六九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一九六九年）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一九六九年）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要认真总结经验（一九六九年）

要认真总结经验。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所有与“二月逆流”^[19]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 毛 泽 东

一月三日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六月六日

关于战备疏散（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凌晨，苏军边防军六十余人，从珍宝岛北端侵入，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胜利地保卫了珍宝岛。八月十三日，苏联军方经密谋在新疆铁克列提袭击我军三十余人的巡逻队，三十八名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一人生还。大规模流血冲突使中苏双方走到了战争边缘。这是毛泽东同志面临苏联军事威胁的严峻形势作出的重要战略指示。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20]

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九七○年四月十二日）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一九七○年七月）*这是毛泽东同志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的批语。

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

钢产量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一段谈话。

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起来了，又要发生这个事。

实行野营训练（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21]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毛 泽 东

十一月廿四日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太上皇（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22]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六日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姚文元同志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的批语。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革命路线，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23]。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三月十五日九时

对“二月逆流”的定性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周恩来同志、叶剑英的一段谈话。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九七二年）

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挖好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蓄。

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

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谈话的节录。

你们欧洲现在比较乱吧?我讲乱，就是讲有六百亿美元在你们欧洲横冲直撞，又不兑现。哎哟，我看这个事也难了。美国它是一大霸哟，不过隔个大西洋。几个大国，总是闹别扭的。我们不希望你们欧洲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政府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谈话的一部分。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24]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

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法西斯式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建章同志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25]，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给李庆霖的信（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26]甚多，容当统筹解决。^[27]

毛 泽 东

1973，4，25日

会见外宾的几段谈话（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月）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黎清毅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上校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本篇三是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会见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本篇四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会见塞拉勒窝内（今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和外长卢克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本篇五是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会见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

毛主席说：越南是越南人民的，不是越南反动派的，更不是帝国主义的。

毛主席说，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祝你们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整个非洲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三

毛主席对沙菲副总统说：我们总是支持你们的。我们两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总是要团结的。

请你回国以后代我问候萨达特总统和你的其他同事们。

四

毛主席说：我们也很高兴接待你们。祝贺你们非洲都发展起来，你们发展起来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非洲人民总是要起来的。

五

毛主席说：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尽我们的所能支持你们。我们还应该感谢你们越南南方人民，因为你们战斗了多年。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一九七三年）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

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的谈话节选。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28]，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29]去。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

以安定团结为好（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四年八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八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同志指示。本篇二是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听取周恩来同志汇报时说的一句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四年十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同志、汪东兴同志谈话时说的一句话。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30]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31]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逐渐提高马列为好（一九七五年）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对文艺政策的看法（一九七五年七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谈话的一部分。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这是毛泽东同志与江青同志的谈话。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32]、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33]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34]，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35]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36]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37]。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对张天民信的批语（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电影《创业》的作者、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同志来信的批语。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 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批语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38]。

毛 泽 东

十月十六日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段话（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的一段话。

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注释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是根据中共中央 1952年 11 月 12 日作出的决定成立的，邓子恢任部长，廖鲁言任副部长，陈伯达、陈正人、王观澜和刘建勋亦曾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1955年 7 月 3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报告的主旨是批判邓子恢等人的“右倾”，强调加速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62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及其领导的中央农工部成为会议的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同志认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是调整人民公社的底线，包产到户就是单干，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否定，并把包产到户提到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而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是搞资本主义，犯了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1962年 11月 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

^[2] 吴晗，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4]。廖沫沙，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 笔名叫马南邨、邓云特，福建闽侯人，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

^[3] 参阅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10]。

^[4] 彭真(1902年 10 月 12 日——1997年 4 月 26 日)，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人。时任北京市市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 5月彭真被免职。

^[5]“三胡”指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

^[6]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7]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同志的批语和王效禹同志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决定。

^[8]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9] 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10]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1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

^[1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我们坚决反对政治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坚决要求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容许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受到同样待遇和严格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级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

^[13] 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登载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信中除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外，还对中国派驻维也纳使馆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第九号简报上。

^[14]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15]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16] 三大纪律，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8]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19] 所谓“二月逆流”，是指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一些会议（主要是二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稍前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同林彪一伙进行的一场大义凛然的斗争。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之后，毛泽东同志对“二月逆流”作出了正确的定性。参阅本卷第 49 页《对“二月逆流”的定性》。

^[20] 经中央讨论决定的疏散安排为：毛泽东同志去武汉负责大政方针；林彪去苏州；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同志去广州；张闻天同志去肇庆；陈云、王震、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同志去石家庄；徐向前、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同志去邯郸；刘伯承同志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同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同志去信阳；何长工同志去江西峡江；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六人去湖南汉寿。^[21]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2] 陈伯达，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3] 指一九七○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等搜集整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使不少人上当受骗一事。^[24] 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六○年时是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九六八年当选美国总统。他在任期内，曾于一九七一年七月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外交上长期隔绝的局面。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5] 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给毛泽东写的这封信说，刘建章一九二六年入党，今年六十二岁，不知何故于一九六八年二月被拘留审查，至今已近五年。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到狱中探视，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监狱生活条件差，每天饮水只有三杯的定量，每日“放风”也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更是不得而知。信中请求改变目前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

^[26] 李庆霖，当时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在莆田县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的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信中说，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加上又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因此生活很困难，请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信中还反映了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

^[27] 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印发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对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六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人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七三年六、七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

^[28]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最初提出修建青藏铁路。青藏铁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项目四起三下：西格段 814千米，20 世纪 50年代准备建设，1979年铺轨，1984年运营；

格拉段 1142千米（新建线 1110千米）因存在千里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级难题而长期停建，最终克服难题而于 2001年 6月开工，2006年 7月 1日建成通车运营。2014年 8 月 16 日，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日（喀则）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段谈话中毛泽东同志“修到加德满都”的构想，至今没有实现。2015年 4月 1日，中国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洛桑江村对到访的尼泊尔总统拉姆·巴兰·亚达夫表示，青藏铁路将从日喀则延伸 540公里，在 2020 年延伸至两国边境的吉隆。

^[29] 加德满都，简称加都，是尼泊尔首都和最大城市。

^[3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似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当时送审的一份特赦释放在押战犯的名单。

^[31] 当时送审的一份有关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中讲到，拟给释放的每位战犯发十五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十三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

^[32] 创造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团体。一九二一年在日本成立，成员多是留学日本的青年，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作的基本倾向是反帝反封建和积极浪漫主义。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其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左联。太阳社，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等。在宣传革命文学理论和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上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三○年春全部成员加入左联。新月社，新诗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强调诗的艺术美，使新诗在艺术技巧上得到丰富和提高。但某些成员反对革命和革命文学。一九三三年该社停止活动。

^[33] 周扬（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被长期关押。毛泽东同志这次谈话后不久，周扬即被放出。

^[34]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毛主席 1956 年开始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管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主席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 5000，邓小平给地方“定指标”，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主席估计一百多倍。1958年开始，中央就开始对大多数错划“右派”摘帽。1978年，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35] 《万水千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一九五五年首演的反映红军长征的十幕话剧。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四年观看了演出，肯定当时演出本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对如何表现好红军各方面军团结战斗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后经反复加工修改，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再次公演。

^[36] 杜林，即卡尔·欧根·杜林（一八三三——一九二一），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曾任柏林大学讲师。他曾称要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的变革”，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伟大导师恩格斯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八年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对杜林的理论体系作了系统的批判。一八七七年，杜林因公开指责柏林大学物理系教授赫尔姆霍茨，被取消了讲师资格

^[37] 廖耀湘（一九○六——一九六八），湖南邵阳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底，在辽沈战役第二阶段中全军覆没后被俘。

^[38] 梁漱溟，原任全国政协常委。

# 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

（一九六六年三月）

*这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中共代表团与日共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中的一段文字。

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1]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正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

注释

^[1] 一九五七年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一九六○年声明，指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学校一律实行半工半读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1]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2]有同志说：

“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

注释

^[1] “四清”运动，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 这是晚唐诗人章碣写的七绝《焚书坑》。原诗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修改中共中央

# 《五·一六通知》稿时所加的话

（一九六六年四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修改。这个通知稿即后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这几段文字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加写和改写的。

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1]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三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四

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五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六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2]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注释

^[1] 吴晗，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4]。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的谈话。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1]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他（邓小平）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

注释

^[1]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瞿秋白，别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成为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在 1927 年 11 月—1928 年 4 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1929年遭到王明错误批判，1931年被撤职。 1935年 6月 18 日晨，在罗汉岭从容就义。1945 年4 月 20 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王明的错误批判做出了平反，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1930年秋，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1930 年，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被称为“立三路线”，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30年 9月 24 日，中央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王明，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县）码头村人，原名陈绍禹。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1931年 1 月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 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晚年撰书疯狂反对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省萍乡县人（今萍乡市上栗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5年 10 月妄图分裂党另立中央。1938年 4月投靠国民党。 张闻天，又名洛甫，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与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同志一起被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由于反刘少奇，被邓小平等人揭发，因分裂党被批判。 饶漱石，江西省抚州市临川钟岭乡人，建国前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华东军区政委兼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54年，被邓小平等人揭发，因分裂党受到批判，1955年被开除出党。 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59 年因给毛主席上“万言书”指出当时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被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借题发挥，大肆批判。最终毛主席不得不为了防止党的分裂，折衷地做出了免去彭国防部部长职务的决定。1965年毛主席对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改革开放后，党将整彭的责任有意推给毛主席。 罗瑞卿，大将军衔，四川南充人。1965年 1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被先后解除党政军领导职务。 彭真，见本卷第 56 页注释^[4]。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

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同志这个批示，又被称为《五·七指示》。

林彪^[1]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2]，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3]；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注释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3] 见本卷《学校一律实行半工半读》注释^[1]。

# 在杭州同胡志明同志的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毛：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很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你们不也是这样？八月革命时你们有多少人？

胡^[1]：党员共有五千多人，没有多少军队。

毛：你们的军队开始恐怕只有几百人，以后有千把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你不是在帮我们的忙吗。那时，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四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五万党员剩下一万不到，十个人中只剩下两个。另外的四万那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三十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三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师长可以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一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错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胡：天下无奇不有。

毛：你有这套经验吗？你是一帆风顺，开始就当党的领导者。

胡：你说得对，我是一帆风顺，没有遭受过反对。

毛：你有马克思保佑。你的马克思主义比我多。

胡：我不承认。

毛：为什么人家不反对你？

胡：我们是党小、国家小、军队小。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年纪都比我小，这也是个原因。

毛：你是老资格了，也有一个坏处，你没有受过挫折，没有经验。

胡：对。

毛：所有的人都叫你“万岁”。我这点跟你不同。

胡：正因为这样，你的经验多。

毛：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打胜了，却说我犯了错误，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列主义。有丝毫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路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打。如象说你们现在不打大城市也是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现在你们这八十万敌人，能机动的不过二十万人而已；其他六十万，要守公路、机场、海港和大小城市。就在这一点

上，你们会胜利的。

胡：向你报告，现在我们在西贡周围有几个营。

毛：但不要去打西贡、岘港。其他省城也暂时不占。占了人家来恢复，又得跑出来。

胡：现在我们有一种特工部队，到市内去打美国大使馆、打飞机场的就是这种部队。我们不准备现在就去打大城市。

毛：这个好。偶然进去一下又出来好，如象打岘港那样。因为有你们的人作内应，铁丝网、壕坑等都有人破坏。搞几百人进去，突然袭击；外面打炮。几个钟头后，几百人又出来。这样好。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报纸、图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象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三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十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本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里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史哲学等。

毛：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塞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八十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金、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个四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2]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掌握政权不到八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为布尔塞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走不通。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胡：现在中国的四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七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帮助些什么？

胡：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年产钢多少？

胡：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那里去的？从中国去吗？

胡：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什么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七百多个。你看，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象癞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有些大工厂，很落后，比如鞍钢，有十六万工人，年产五、六百万吨钢，但它有落后的一面。

毛：第一朝是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是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笫三朝，李立三、向忠发^[3]，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四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

胡：过去他们参加过国民党？

毛：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胡：他们被国民党收买了吗？

毛：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冀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十年内战时不同，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美国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出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胡：留下来不是危险得很么？

毛：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十个人。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一九二七年陈独秀领导时革命大失败；一九三四年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毛：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毛：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五点钟起床，好，我七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水，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胡：一九五七年时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报。

毛：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胡：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是一样的。

毛：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所以有矛盾。

毛：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毛：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听了毛主席、刘主席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人情。

注释

^[1] 胡，即胡志明(一八九○——一九六九)，越南共产党的缔造者，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九四六年当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一九五一年后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曾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和抗美救国战争。^[2] 爱德华·伯恩斯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一战前夕，卡尔·考茨基在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会主义理论。^[3] 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在 1928年 7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领袖。1931 年 6 月 22 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 月 24 日被国民政府枪杀于上海，终年 51 岁。此人缺少才能、品德败坏，是混入党内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代表。

给江青的信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毛泽东同志这封信是一篇重要的著作。这封信的历史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整个毛泽东时代，令人不得不感叹毛泽东同志的洞察力和预见力。

江青^[1]：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2]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3]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4]，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5]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6]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7]，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8]，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9]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10]，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11]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12]，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13]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注释

^[1]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 魏，指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指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 指上海市。

^[5] 指杭州市。

^[6] 指毛泽东同志家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7] 指武汉市。

^[9]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中这几句话为：“‘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0] 指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1] 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2] 一九七二年五月，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曾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和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13]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周围的大小岛屿。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1]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我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品。）

大字报写得很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2]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同学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能靠在外面。

有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注释

^[1]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抨击了当时工作组和党委面对学生革命要求和革命行动一再压制，再三“加强领导”的行为。

^[2]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北京市所有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交给团中央领导，要团中央派出工作组，以便领导运动。团中央立即抽调了一千八百多名团干部，组成三百多个工作组，迅速派到了各所中学。胡耀邦兼团中央第一书记，胡克实任常务书记。胡克实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 “内外有别”：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议出八条指示：“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工作组要撤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开两个会，讲了一些大学革命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坏了，人民日报也不行。六月一日公布大字报^[1]，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2]，写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吃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一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权威，陆平^[3]有多大斗头？李达^[4]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出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也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搞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

（康生：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作组，说反

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大搞排除干扰，实际上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就不得了了，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涉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5]，你们不去看大字报，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北京大学三次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师生一点毛病都没有，搞一、二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是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但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教科书你工作组能弄出来吗？不行，还得靠本单位的人才能改。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会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会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半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有人提：加主席著作）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像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4] 李达，原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共一大代表，后因故脱党，一九四九年重新入党。

除你（指李雪峰）那个市委，人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都要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无用。

（邓小平：没有了工作组，右派复辟怎么办？黑帮闹事怎么办？）

工作组出来后，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样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要革命。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上要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呀！他还拥护党中央嘛！不打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争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注释

^[1] 见本卷《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注释^[1]。

^[2] 翦伯赞，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4]。

^[5] 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象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本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来。（康生插话：南京搞了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辩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是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辩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有人插话：砍掉三分之二，学毛主席语录。）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做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写也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针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够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一些部改成科，没有办。）是啊！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处长。不管事的就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要提出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关于宣传工作的若干指示*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九七○年十二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宣传工作的若干批示。在这些批示中，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在宣传战线上已然泛滥的过度个人崇拜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遏制工作。

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题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会议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批示。

陶铸^[1]同志阅后，退张平化^[2]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

七月廿五日

标语、口号要大精简（一九六六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央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稿的批语。

陶铸同志：

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原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请再议削，印出交来。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

要谦虚，特别是对外（一九六七年六月）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去原理。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所以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利有害（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二八○期上刊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写的批语。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

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时，删去其中“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段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宣传应当予以改革（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答复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对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一九六七年三月，威尔科克斯来访时提出，中国的对外英语宣传，内容很好，但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同年十一月，威尔科克斯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他对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

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不应吹得太多（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人民日报》发表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这个声明涉及缅甸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空话不要再用（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时，将其中“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写了这个批语。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以我为核心”是错误思想（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关于请毛主席接见参加第七机械工业部一个会议的代表的请示报告时，在报告中“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写的批语。

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

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一九六八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写的批语。

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不要写这类语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关于同意核实验中使用飞机给国防科委并空军的复电稿的末尾，写有“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同志审阅时删去了这句，并写了此注。

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毛注

不要讲这类话，我曾说过一百次（一九七○年四月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送审稿的批语。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3]，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

毛 泽 东

1970年四月三日

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一九七○年十二月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写的批语。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注释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2]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3]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年四月一日送审稿第一、二页上，删去了以下一段话：“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许多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有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列宁有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在第二、三页上，删去了以下四段话：“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正是由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节节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激烈。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洞察到现代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一次又一次击退现代修正主义的逆流，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第五页上，删去了以下三段话：“毛泽东同志还精辟地指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言丧邦。’”“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兴邦、丧邦，就是指的社会主义之邦。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1]有何区别？中央下命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对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就是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学生，是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别让外国人知道，其实除了机密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让外国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

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

注释

^[1] 陆平，见本卷《工作组要撤》注释^[3]。 蒋南翔（1913.9.7-1988.5.3），江苏宜兴人，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同志这篇大字报，表明了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方法上与刘少奇一伙的根本分歧，将斗争矛头直指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1]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2]，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注释

^[1]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2] 指《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发表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一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志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起重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

# 在修改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时

所加和改写的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

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1]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2]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3]，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文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

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注释

^[1]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2] 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3]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和批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中央领导机构。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1]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后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大家就是不检讨。伍修权^[2]家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讲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

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刘回答：回去看看再说。主席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问总理会议情况，总理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主席问李井泉：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般较好。”主席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 正传》。

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的怎么样？李答：“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讨，他们不让我说话。”主席讲：你明天还去检讨，不然人家说你溜了。李说：“明天我要出国。”主席讲：你先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 ，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有点精神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3]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一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插话：“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现在倒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

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人又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遵义会议后，党内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

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相互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好结果。

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周总理插话：李立三思想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不管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七大时，陈奇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了中央委员啦。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几个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么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五七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共产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

^[3] 见本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11]。

比彭、罗、陆、杨^[4]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哪？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了反面（康生同志讲：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学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像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这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注释

^[1] 李雪峰，见本卷《工作组要撤》注释^[5]。

^[4]“彭、罗、陆、杨”即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立案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的事件。1966年5月4日至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对这四人的错误进行了批判。5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1979年2月、6月，1980年5月、10 月分别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线。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几件事，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决定通过了不一定能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现在经过两个月了，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大家发言都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经中央同志讲话，交流经验，就比较顺了，思想就通了一些。运动只搞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1921—1924 年）。开始搞民主革命，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斗争怎么斗争法，以后才摸出一些经验。路也是一步一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嘛。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嘛，所以就不能要求同志们都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以后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作。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召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作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还以为几十分钟讲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护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拉另一派红卫兵保驾，就搞不好。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过多地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上面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讲历史，一件事讲历史，十七年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廿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峰讲：“没有想到我们老前辈为什么怕红卫兵？”还有伍修权。四个小孩分成四派，有的同学到他家里来，有时一来好几十个，有好处，我看跟小孩接触很有好处。大接触一百五十万，几个钟头就结束了，也是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次会议发的简报不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们，因为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一些。

还有哪个讲？今天就完了，散会。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同志签署的这份中共中央贺电，是由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同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以恩维尔·霍查^[1]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2]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

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恩维尔·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的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以大量详实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已经走向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现在横直是斗争，已成为既成事实。在美国的侵略面前，谁都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究竟是你们侵略了美国还是美国侵略了你们，谁都看得很清楚。这是了不起的斗争。原来我们大家都在摸索想搞出一条规律来。最近两年可以说基本规律你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长处、短处，自己的长处、短处，敌人有些什么办法，你们用些什么办法来对付他，都比较清楚了。我们赞成你们，支持你们。你们的经验是有世界意义的，大家都向你们学习怎么打美国人。美国看样子很凶，但实际上不是你们怕它，而是它怕你们。它不怕你们为什么要增兵呀？它就是这个计划不行了又换另一个计划。亚洲许多国家群众中蕴藏着一种反抗的革命力量，但是还没有爆发出来，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机会。现在美国打进你们那个地方，你们就有可能把革命搞起来。你们会胜利的，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表示快胜利了。可能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吴庭艳统治南越的时候，也可能是现在，但是实际上就要胜利了。苏联人民还是帮助你们的，苏联人民是友好的，苏联许多干部也不一定是悲观失望的，有些还是看得清楚的。苏联的广大人民、广大干部不仅跟我们友好，也是跟你们友好的。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那个联合行动，但是分别行动嘛，各援助各的！世界上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多数。比如过去法国人对你们不友好，你们应该区别法帝国主义者跟法国工人阶级。现在法国人离开了你们国家，包括戴高乐在内也反对美国。

你们把二百万公顷土地分给老百姓，这是一件大事。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的支持。当然，他是资产阶级，你们是共产党，性质不同。因为共产党分土地跟资产阶级分土地性质不一样，资产阶级分土地的结果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共产党分土地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个是走向社会主义。比如我们国内把土地分给农民，跟你们北方一样组织集体经济。但是，现在还是有两种可能：一种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一种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要开一个会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共产党嘛， 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推翻清朝政府，也搞武装斗争，所以不要忘了孙中山。

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世界真正革命的共产党的共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具有现代工业、集体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任务和制定的宏伟纲领，为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开辟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阿尔巴尼亚人民正满怀信心地沿着劳动党所指引的方向，英勇地向前迈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让我们共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

祝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陶铸^[1]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有人插话：陶铸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都讲，来京都想见毛主席。很好，我想主席会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一定见。用这个来将主席的军，搞两面手段，自己落好。）

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干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插话：陶铸非常坏，新华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身子，把陈毅的头割掉，换上邓小平的头。）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注释

^[1] 陶铸，见本卷第 96页注释^[1]。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号造了反，《解放日报》六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封了好，但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定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住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陈伯达）我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那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与各种人，左、中、右都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样干净，我向来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1]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他们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青年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是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注释

^[1] 吴冷西，原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 在修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时所加的话（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三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四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五

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

给周总理的亲笔信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 泽 东

要将斗争水平提高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斗争方式方法问题的指示。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

八月初，也没这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就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斗臭。

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巴卢库时的谈话。

毛：我这个人是不大行的，你们同志们也知道。你们看看，中国搞得这么乱，没有搞好嘛。现在天下大乱。什么时候谢胡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还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两条道路，两个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胜利，还是无产阶级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还是修正主义胜利。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1]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2]这个集团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3]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4]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他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方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我就不喜欢这个“主义”，就不喜欢这个“ism"。

周恩来：我们说就是将来也用毛泽东思想，这也是一个体系嘛。

毛：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 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 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毛：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

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么！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

毛：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5]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6]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我们都是斯巴达克^[7]，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注释

^[1] 高岗、饶漱石，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2]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参阅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3] 罗瑞卿，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4] 聂元梓（1921年 4 月 5日－），河南滑县人。1964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5]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6] 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谭震林，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陈毅，见本卷第 56 页注释^[11]。 叶剑英，1966 年 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 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7 年 2 月，叶剑英受林彪一伙打击，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聂荣臻（1899年 12月 29 日—1992 年 05月 14日），字福骈，四川江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因“二月逆流”问题，聂荣臻文革初受打击。肖华（1916年 1月 21 日～1985年 8 月 12日），又名肖以尊，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潋江镇肖屋村客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将。1967 年 1 月受冲击，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采取措施使他得以复出。1967年 7月再次受连续批斗，12月受到冲击，1968年被秘密关押。^[7] 斯巴达克，即斯巴达克斯（希腊语：Σπάρτακος；拉丁语：Spartacus），约公元前 120年－公元前 71年。古罗马奴隶领袖，是一名古罗马色雷斯角斗士，与高卢人克雷斯、埃诺玛依以及甘尼克斯一起领导了反抗罗马共和国统治的斯巴达克斯起义。

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时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好的。

你上次去的时候（安亭事件时），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万工人了，工人组织将近一百万了，这就说明上海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不是都到码头吗？那现在这些学生是不是还在码头啊？（张、姚：当我们陪卡博同志到码头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学生在那里。）很好！

这一场革命，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发动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

（张、姚谈到：我们一个大学生刚刚毕业，有的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一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在一个学校里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全校的情况也不大了解。

有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周谷城^[1]再教书恐怕不行了吧！看哪些人还行呀？

我们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

着我们走的。只要我们善于引导，他们（指小资产阶级）也会跟着我们走的。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搞不了几天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部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即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

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酉，诏书里就写上“祁酉即咸阳”，把老名称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呢？总得有个党嘛！

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是欺人之谈，对资产阶级有利，要好好批判。现在我们的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老是“砸烂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文章批判。

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你上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二百人的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的人了。工人组织起一百万人了，这就说明上海的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

注释

^[1] 周谷城（1898 年-1996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60年代初，展开了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 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

对林彪三月二十日讲话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指示。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1]。

一、依靠群众。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做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那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作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很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和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条组织纪律性强，行动快。如沈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的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在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行动很慢。

三、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很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群众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注释

^[1]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林彪这篇讲话主要讲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主流、支流的问题；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所加的一段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

*《清宫秘史》是 1948年的一部黑白古装剧情片。此片以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把光绪帝、改良派、帝国主义作为矛盾冲突的一方，慈禧、义和团作为矛盾的另一方，一方面美化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一方面贬低丑化义和团等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运动。这部彻底卖国主义的影片被刘少奇颂扬为“爱国主义”，受到毛泽东同志多次严厉批判。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戚本禹同志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加写的一段话。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 在修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

# 无产阶级专政》时所加的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1]，有陶潜的《桃花源记》^[2]，有康有为的《大同书》^[3]，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注释

# 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1]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注释

^[1] 指广东省军管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五月十二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

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

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当然，我们也靠党和解放军。党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没有群众，哪里有党？哪里有解放军？

你们的教员也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压迫你们，你们就不会起来革命。全世界革命的人总是多数，反革命的是极少数。不过，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控制了城市、工厂、广播、报纸，就显得它有力量，如美国就是这样，过去中国也是这样。群众起来，他们就害怕了。他们不怕我们这些人，怕中国的老百姓。所以你们要注意团结人民。帝国主义不怕你们，怕你们的人民同你们团结起来。世界上的事，无非是这一派推翻那一派，那一派推翻这一派，归根到底，还是人民推翻压迫者。

要声明一点，我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领袖，中国的事还管不好，还管外国的事？中国的右派反对我，我也没办法，现在开始找到一些办法。给我的封号很多，我都不承认。

在修改《伟大的历史文件》时所加的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

现在师军区、军分区较多，这个问题不要紧，不要怕。有些地方报纸封了，我们向来不主张办那么多报纸。绝食不要紧，这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为什么如此？是因为我们支左支错了，认错不干脆，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扭扭捏捏。错了没关系，搞了就好了。

为什么要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还有坏人，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意志衰退。绝食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要去做工作，不要把人饿死，要想办法。可以送开水，水里可以放些葡萄糖。开枪的地方大体是军队，不是军队支持，也是民兵。如青海、内蒙。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对军队的一次考验。有些地方把情况报告得很严重，如江西、两湖、河南。是不是那样严重？过去东北比较平静，如今东北局和军队各支持一派。

北京也在分裂为两派，打乱架。乱了就可以乱出个名堂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和稀泥，有时也是必要的。各地的问题各地自己去解决，报中央批准。中央文革最近讲得太多了，不要到处讲，讲多就不灵。现在到处在骂保皇派，保皇狗，什么四三派，四四派^[1]，还有不三不四派。现在军队较紧张，“联动”^[2]放了么？

大学生各地串连的一律回校闹革命。北京市的大学生要全部撤，在中学、工厂、农村的要回来。农村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有的武装部有问题．要采取坚决态度，要坚决支持左派。错了就改，不要扭扭捏捏，要干脆。对保守派要做思想工作，采取教育、团结、争取的方针。屁股要扭过来。如果现在不纠正这个问题，让保守派继续发展，我们就要犯错误。要同左派站在一起，做好保守派的工作。

有些武装部很顽固，如果这样下去。要犯极大错误，要注意做好武装部的工作。

注释

^[1]1967年 4月 3日晚，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等首长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指责负责北京中学军训的北京卫戍区解散中学造反派组织的做法。谢富治说：“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进话使中学里一度受挫的那部分造反派大受鼓舞，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团自军训以来就存在的不满情绪。4月 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还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当天晚上，江青在接见“红代会”代表李冬民等人时也要求把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李钟奇贴的大字报盖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以班级为基础的大联合没错。4月 3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发动群众在全市铺天盖地的刷满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三讲话！”“炮打李钟奇”。4月 4 日受到接见的造反派回去后也发动群众铺天盖地地刷大标语：“坚决拥护江青同志四、四讲话！”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共同观点是：反对血统论，反对学生斗学生，反对“红五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2] 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成立于 1966 年 8 月 25日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和同时成立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东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区分队（“海纠”）组成。10 月 1 日，这些红卫兵们正式成立“联动”组织，全称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 12 月 26 日-1967年 1 月 11 日，“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其间还喊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口号。这些人大多是干部子弟，他们为了保护他们的爹妈，鼓吹血统论，打击真正的革命派，反对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干尽了比肩法西斯的暴行。1967年 1 月，在中央领导同志甚至包括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干预下，“联动”成员纷纷落网。由于“联动”成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所以经过说服教育后予以释放，后来他们也有零星闹事，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联动”作为一个组织正式消亡。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林彪同志插话：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革命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所以我在中央特别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因为敌人是非常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这个通知中已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地挑开了党内的矛盾。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干部，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都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的工农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是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里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算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一月风暴”就是工人搞起来的，随着全国工农起来了。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去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的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揑是揑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揑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现，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现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地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国家大事，世界的大事。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二，顽固定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按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他们组成一支军队，有组织地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更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会见多国外宾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二十七日）

一 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时的谈话

美、英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相当被动。可能打局部战争，帝国主义在后面，主要是以色列和阿联（今埃及）打。^[1]阿拉伯世界石油的大部分，约百分之六十，被美国控制，百分之三十五受英国控制。他们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争夺石油。战争既然打起来了，就可能要打一会。如果以色列在局部战争中得胜，战争可能上升。但这牵涉到苏联。他们说英国宣布中立，我不太相信。他们可能会封锁苏伊士运河，至少在战时是这样。这对他们自己会造成一些损失，但主要是整英、法、德，因为英、法、德的石油主要是靠这条运河运输。美国也要靠这条运河，但它可以从非洲南边走。如果运河真正被封锁，叙利亚真正把油管截断，欧洲国家的工业就会受到影响。欧洲这些国家主要烧石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苏伊士运河的运输都没有中断过。这次战争爆发，如果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卷进去，有可能把苏伊士运河堵死。如果没有别的国家参加以色列一边，光是它一个国家的军队要占领阿联、叙利亚、约旦，是不可能的。现在，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同阿联联合，连老殖民地国家利比亚，以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也都和阿联联合在一起。

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已经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并不算太长。有武斗，大量的是用拳头、椅子、棍子、石头、砖头打。更大量的是口斗，利用报纸、刊物、广播、广播车、大字报、标语，还有很多小刊物。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一个学校起码有两派。去年夏天，在北京，左派是少数，去冬今春变成了多数。但是少数派还存在。一个学校是如此，一个工厂也是如此。左派在今年春天掌权以后，又分裂了，两派都自称是左派。中联部也是两派。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我们这个国家真有点怪。好几个副总理都有人要打倒，一个是陈毅，一个是谭震林，一个是李先念，但是他们还是在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现在包括外交部这些部门在内，都建立了群众组织来监督工作人员。

二 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学习团、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学习团及玻利维亚

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铁雷斯时的谈话

你们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和打倒各国反动派，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项任务中，包括给农民分土地，但只是没收地主的封建所有制的土地，不能动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你们国家里，总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有矛盾的。在革命的第一步，也不能触动这部分资产阶级，这样，打击面就小了。要团结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反帝这个任务不是个小任务，你们的直接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但如没有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反帝就没有力量，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你们回去后，我希望你们少讲中国的事情，最好忘掉，但不要忘了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你们国家具体条件结合起来，不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谁也没办法。不要完全搬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你们应创造自己的经验。例如，越南南方的战争有很多特点。完全搬用外国的经验，我们是吃过亏的。但我们不能忘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忘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成修正主义了。马列主义原则，一些人可这样解释，另一些人可那样解释。所有的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如中国开始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讲讲我们是怎样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的，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战争只有在战争中学，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学。在马克思以前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创造了并实现了列宁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基本原则，可以创造本国的经验。

注释

^[1]1967 年 6 月 6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悍然对阿联、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 “我们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 6 月 7 日，北京举行 30 万人示威游行，拥护中国政府声明。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视察这些地区时的谈话要点。本篇二、三是中央首长传达的毛主席视察期间其他重要指示。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

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1]，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

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

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讨论训练干部的问题时，主席讲：现在红卫兵都当权了，不训练也很难办，可以开训练班，这个事情跟红卫兵讲一讲。他们还很年轻，容易犯错误，他们犯错误像列宁说的，上帝还是会原谅的，我们犯错误就不行了。训练可以人少一些，深谈一下，一次不行两次，可以多谈几次，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犯了错误怎么办。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主席对红卫兵很关心。你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几个负责人在一起多谈谈，不要急于一次谈成，不要动不动就说你没诚意，帽子很多。主席跟我们讲：如果在七大，不用整风方法把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就会受损失。告诉那样争名争地位的人，在七大选举，有的人争中央委员，有的人反对王明当委员，但主席提名叫他当。

主席说：不当中央委员不见得是坏人，当中央委员的不见得都是好人。王明就是坏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八大时很人多不同意王明当中央委员，主席仍提名。和那些反对你，但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参加工作也没有什么坏处。主席讲：革委会也可以叫几个保守派进来嘛。

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思想斗争，把人关起来不是办法。有些人应该让他们活动，他们总是要走到自己的反面的。斗争会要允许斗争对象讲话，允许人家答辩，不要不让讲话。

主席总是讲：让人家讲话嘛。有的造反派讲，我们是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所说的那样做的。

主席跟我讲过：那是对付地主阶级，现在对干部，同对付地主阶级不一样，对干部应允许答辩，允许他们讲话，包括陈丕显，曹荻秋。

主席在上海看过电视斗争陈、曹大会，没戴高帽子，没挂牌子，比较文明，主席很满意。

主席还说了，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讲完呢？人家还没说几句就喊“打倒”，允许人家把话讲完，然后再反驳，真理是在我们手里嘛！

你们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动不动就发勒令，“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例如对付刘、邓。如果他不出中南海怎么办？你们自己毫无余地。

过去我们曾对美国发出一次通牒，没有通过主席，后来主席就批评说：发通牒干什么？不照办怎么办？

最难的是教育革命。

主席在去年七月份就讲学校斗批改要靠同学自己搞。

最近主席要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拿出一些典型经验来。

有的头头私心杂念重，根本不顾国家利益，争核心、争名称、名位、名次，不是按照路线比较正确。上海交大“反到底”兵团就是这样争，

主席问我和姚文元：这个大学不是一月风暴不错吗？现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呢？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核心总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四

提“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要去掉它。

五

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

我看还应该从教育人手，坏人总是少数。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

我还是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如果能改，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开训练班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

六

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凡是爱整人的人，整来整去，最后都要整到自已头上来，“喷气式”是王光美^[2]搞的，王光美是资本家的姑娘。

现在全国到处搞武斗，这翻不了天，让那些人跳出来好嘛。

注释

^[1]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明路线使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都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

博古，即秦邦宪，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间，担任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被撤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一九三七年先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三八年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即洛甫，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路线，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他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2] 王光美，刘少奇之妻。

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等同志的谈话。

前一次王力^[1]他们解决“百万雄师”，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对“百万雄师”不要整得那么狠，坏的还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对独立师也不要去整，干部、战士都是受蒙蔽的。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包括陈再道^[2]。不知谁批准的搞“喷气式”、挂牌、戴高帽，红卫兵还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那时是对土豪劣绅的。

十八年来没有训练过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和大军区的干部，责任在我，我是军委的主席嘛。为什么不训练？不出问题还想不起要训练这些干部的问题。小县训练三四百人，中县训练六七百人，大县训练八九百、千把人。时间不要好久，两个月，以后一年训练一次。不但要训练武的，还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

干部要精不要多。干部不要靠从外边来，就在本地找嘛。我不相信原来的军区就没有好人，有错误至少是三七开嘛。人就是要在斗争中锻炼出来，你们这些人不就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吗？湖北省总要找些革命干部，没有省长有部长，没有部长有局长，没有局长有科长。

文化大革命，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湖北省再搞两个多月差不多了。

全国的问题怎样解决，九大什么时候开，怎么选代表，你们议一下。要开，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开。代表嘛，工、农、兵、学、商都选。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也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的代表不行。革委会要不要？是不是恢复党政军？邓小平恐怕要保。第一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张体学行不行？贺龙还行不行？九大的问题，你们研究研究。

现在，要强调一下，下面的干部要多请示报告。我们的答复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比你不报告、各行其是、搞独立王国要好。你报告了，错了是我们的，你们是第二位了。

现在，搞了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搞那么多官衔干什么？我姓毛，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就行了。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

注释

^[1] 王力（1921年-199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曾任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一九六七年八月，由于“抓军内一小撮”问题，他被隔离审查。

^[2] 陈再道，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因 1967年 7 月 20 日的“反革命事件”受冲击。1972 年 5 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 年 8 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 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努马：我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

主席：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

努马：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

主席：有那么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教育。

努马：你们的干部很谦虚。

主席：非谦虚不可，否则群众斗他们。

努马：你们的干部与我们的干部有很大的区别。

主席：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官大了，薪水多了，坐小汽车了。大官还得有人做，大官没人做还得了！薪水多一点，房子好一点，坐汽车也可以，但不要摆架子，和工农群众平等相待。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有的大队书记，薪水不多，房子不好，没坐小汽车，官也不大，就是官架子不小。运动一开始，结果把他们吓了一跳。

努马：外国讲中国很乱，我们怎么没看到？

主席：乱一点，你们可以到处走走，乱了以后就不乱了。不闹够就不行。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再乱一年。

努马：什么叫越乱越好呢？

主席：不乱胜负不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除安徽省外都好。到中国得一条经验。湖南煤矿动刀动枪了。生产几万吨下降到几吨，现在已产二

万吨。

努马：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得这么好呢？

主席：后台揪出来了，群众打够了，这时中央讲几句话就行了。有些人吹中国怎么好，不要听那一套，非洲人架子小，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来。欧洲、亚洲就不行。

努马：我们也开始反官架子。

主席：我不建议你们也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建军四十周年，建国十八年，打了二十二年，拥有打了几十年仗的解放军，所以搞文化大革命。

努马：我们不搞文化大革命，但我们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世界意义。

主席：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改变国家部分机构，包括军队。恩克鲁玛^[1]那次来，没有料到推翻他政权的就是他的军队。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

努马：我们家里还有人，但我尽量早点回去。

注释

^[1] 恩克鲁玛，即弗朗西斯·恩威亚·克瓦米·恩克鲁玛（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1909年 9月 21日—1972年 4 月 27 日）加纳国父，黑非洲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外交家、国务活动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非洲社会主义尝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泛非主义、泛非运动和非洲统一主要倡导者，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深受非洲人民尊敬。1957年领导加纳成为黑非洲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1952 年3月 21日—1957年 3 月 6 日任黄金海岸总理；1957年 3月 6日—1960年 7 月 1 日任加纳总理；1960年 7 月 1 日—1966 年 2 月 24日任第一任加纳总统。执政期间坚持发展民族经济、支持非洲统一运动，并且施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各项政策，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反动派的敌视。1966年 2 月 24 日，恩克鲁玛在访问越南后顺道访华。当天，加纳国内发生了军警头目约瑟夫·亚瑟·安克拉和阿克瓦斯·阿曼卡瓦·阿弗里法推翻恩克鲁玛政府的军事政变。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这是“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 50周年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一系列重要论断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促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找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团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份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份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台，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谈话。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1]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2]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剌、哇刺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个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3]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观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象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4]，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5]，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注释

^[1] 沙石峪位于中国河北省遵化市东南部，张贵顺，一九一四年生于遵化娘娘庄，后落户到沙石峪。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近二十年，领导沙石峪人民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可他逐渐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一九六六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整个沙石峪只有他的两个孩子上大学，此外，他还有很多特权、腐化的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被解除了书记职务。

^[2] 陈老总，指陈毅。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解决当时存在的“是否取消军委”争论，毛泽东明确反对取消军委，会上，陈毅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在实践中认识到错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当年十月份，三次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担任前委书记。

^[3] 张本，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主任。《科研批判》一九六八年四、五期合刊发表国家科委齐向红《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场殊死搏斗——彻底清算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张本的滔天罪行》，历数张本的反革命罪状。

^[4] 十条，指前十条。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 后十条，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 “大树特树”的说法不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泽东同志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问题向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报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1]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2]。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七日

注释

^[1] 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泽东同志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问题向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报周恩来同志的请示报告上说：“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省革筹小组经研究，同意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隆重庆祝活动”。

^[2] 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这个请示报告上说：“关于大会名称，有两种意见。（1）大会名称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2）大会名称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会上举行塑像落成及通车典礼。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

给阮友寿主席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阮友寿^[1]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战斗中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你们打得好！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2]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而革命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革命人民的前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深信，越南人民坚持持久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毛 泽 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注释

^[1] 阮友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一九六八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1]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

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2]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

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注释

^[1]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非暴力主义者。曾获一九六四年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遭种族主义分子枪杀，由此触发美国一百多个城市的黑人抗暴斗争。

^[2] 即《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见本书第六卷（润之赤旗版）。

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1]走进接见会场，毛主席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都是一些年轻人！

江青：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泽东：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蒯大富要抓黑手^[2]，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冈山”？^[3]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

毛泽东：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互相打了。

毛泽东：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不到三万人。

毛泽东：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新北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公社”，老佛爷（聂元梓的外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富治：他的二把手聂树人^[4]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泽东：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

生硬一些。

毛泽东：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来嘛！

谢富治：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泽东：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公社”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彪：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泽东：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泽东：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反对派“井冈山”）、“四·一四”（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反对派“四·一四”组织）、“兵团”（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井冈山公社”的反对派“造反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5]，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会说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北大）“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没有。

毛泽东：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青：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有可能。

毛泽东：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韩爱晶：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文元：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康生：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泽东：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韩爱晶：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泽东：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北师大“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6]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7]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韩爱晶：我也参加了。

江青：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败家子。

毛泽东：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北大）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泽东：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人都是聂的反对派北大“井冈山”负责人）。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指《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七二一指示”）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毛泽东：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8]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9]，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泽东：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泽东：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泽东：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泽东：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毛泽东：我为啥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

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泽东：群众就是不要打内战。

林彪：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布告^[10]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11]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三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大富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

蒯大富（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12]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韩爱晶（流泪）：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泽东（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嗯嗯地哭。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毛泽东（对黄作珍）：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黄作珍：江西宁都人。

毛泽东：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文元：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泽东：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文元：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泽东：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恩来：去年开始。

毛泽东：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青：败家子。

毛泽东：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青：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

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泽东：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泽东：不要分派了。

江青：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13]，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泽东：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泽东：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文元：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泽东：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泽东：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大学不要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现在是搞武斗。

毛泽东：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泽东：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泽东：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北大）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青：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泽东：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14]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厚兰）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泽东：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泽东：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青：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泽东：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伯达：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泽东：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泽东：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泽东：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泽东：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失了街亭，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邰只剩了个马。

林彪：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泽东：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泽东：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富治：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伯达：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爱晶：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泽东：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泽东：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泽东：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青：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蒯报告，“（清华）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大富：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泽东：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清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北大）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元梓：王、关、戚^[15]插了一手。

毛泽东：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清华）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北大）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泽东：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恩来：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有。

毛泽东：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泽东：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泽东：“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清华）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青：“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泽东：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负责人）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泽东：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清华）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泽东：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清华）井冈山”两个。“四·一四”是右倾的。

江青：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泽东：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爱晶：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泽东：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青：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泽东：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

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泽东：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学生）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清华）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清华）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韩爱晶：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泽东：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16]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17]，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的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恩来：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泽东：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泽东：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文元：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恩来：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泽东：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江青：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18]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韩爱晶：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泽东：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韩爱晶（握着主席手）：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毛泽东（走了又返回来对中央领导）：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注释

^[1] 接见红代会五大领袖，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在人大会堂湖南厅，毛泽东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五大领袖”，指清华的蒯大富 北大的聂元梓 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历时五个多小时。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

^[2] 一九六八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全面夺权的任务基本完成，北京几所大学的两派武斗却战火不断。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北京数万名工人组成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然而进驻遇到阻力。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当数千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北清大学收缴武器 拆除工事 制止武斗时，在北清大学遭到了顽强的武装抵抗。特别是在北清东校，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用长矛枪支和手榴弹袭击了工宣队，死五人，伤数百人，他们在高音喇叭里呼喊的口号是：“打倒镇压学生运动的黑后台！”“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

^[3] 北大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指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另一个是“井冈山兵团”，负责人是牛辉林、侯汉清、杨克明。

^[4] 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是王大宾、聂树人等。

^[5] 周泉缨，清华大学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蒯大富、鲍长康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个就是沈如槐等领导的“四·一四”组织，简称“四派”，周泉缨是“四派”的理论家，曾写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井岗山兵团的天安门纵队在清华《井岗山》报上发表《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评〈四一四思潮必胜〉》。

^[6] “省无联”正确全称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是其简称，只是个省会组织，不是全省组织，它只是部分群众造反组织的一个派系联席会议式的松散集合，而其对参入者并无任何约束力。

^[7]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九·七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

^[8] 胡万春，一九二九年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工人家庭。从小失学，十三岁当童工，十七岁进上海钢铁厂当工人。建国后，曾先后担任过工厂工会委员、副主席，党宣传部长，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和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等。一九五二年开始创作，一九五五年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描述青年男女的新型恋爱关系。一九五六年写了自传体小说《骨肉》，描述旧社会一个工人家庭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的悲惨遭遇，受到好评，并在一九五七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文艺竞赛中获荣誉奖状。在当时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9] 高玉宝，一九二七年生于辽宁瓦房店。八岁上小学一个月，九岁当童工，十五岁当劳工，十七岁学木匠，一九四七年参加解放军，一九五四年他才上学读书，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文艺干事，师职创作员，辽宁省民间文学协会理事，深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短篇小说《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著有长篇小说《高玉宝》，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长篇小说《高玉宝》在国内用七种民族文字出版，并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外文翻译出版，仅汉文出版的就达四百五十多万册，并被改编为二十四种连环画，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战士作家”。

^[10] 广西布告，即“七·三”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11] 陕西布告，即“七·二四”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布告。主要是严厉制止日益蔓延的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大规模武斗。

^[12] 杨余傅，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北京军区等单位团以上干部一万多人。林彪代表中央宣布重要决定，“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13] “天派”“地派”，文革时有名的红卫兵的组织是北京“天派”和“地派”。与其他一些有两大派对立组织的地区的情况不同，它的所谓“派”，并不存在一个实在的、具体的常设组织，严格说来，它只是一个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组织不很紧密的联合体。“天派”和“地派”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所完成的，它是在一系列派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北京高校“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主要领导人为韩爱晶。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天地相对，用“天派”、“地派”来称呼北京对立的两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于是很快就流行开了。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是“天派”的，对立派“北大井冈山”是“地派”的；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是“天派”的，对立派沈如槐“四·一四兵团”是“地派”的；北师大谭厚兰的“井冈山公社”是“地派”的，对立派王颂平的“造反兵团”是“天派”的。“五大领袖中”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是“天派”的，谭厚兰、王大宾是“地派”的。

^[14] 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5] 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一九六六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曾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系统造反派发表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一些极左分子受到王力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策划组织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导致了文革期间最严重的外交事件。另外，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十二日，毛泽东看后写了“大毒草”三个字！批示：“还我长城！”，二十四日，毛泽东在王力“八七”讲话稿上写上了：“大大大毒草”，二十六日，毛泽东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对戚本禹也做了同样处理。

^[16]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早期负责人，其女朋友是叶剑英之女叶向真，曾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组织人将彭真从家中抓走批斗，把彭德怀从成都抓到北京，六七年初，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思想开始保皇，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二月四日，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由王大宾接任“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一九六七年七月，朱成昭和叶向真准备偷渡香港，被周总理派人抓回，八月二十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

^[17] “保爹保妈”，文革中的红卫兵分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老红卫兵”活跃在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七年初，不到半年时间，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如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原北京东城、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简称“联动”），宣扬“血统论”，公开声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的目标就是保住自己父母的权力，保省委保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中，“造反派红卫兵”登上历史舞台，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开始“造”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击败并瓦解了“老红卫兵”，并讥讽“老红卫兵”是“保爹保妈”。

^[18] 抢救刘少奇，指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刘少奇病危，经过十多天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四名医生是指陶桓乐、黄宛、董长城、顾英奇，两名护士指李留壮和马小先。

# 在修改《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时所加的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二

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三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四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此件^[1]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九月 日

注释

注意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所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红旗杂志编者按：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赤脚医生就是好

# ——论医学教育革命

（一九六八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示。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1]

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2]

三

“赤脚医生”就是好。

注释

^[1] 调查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同志加写了这段话。

^[2] 调查报告中写道：另一位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同志加写了这句话。

对霍查、谢胡电贺我国二十九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复电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我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你们热情洋溢的贺电，这是对正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和巨大支持。我们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大的敬意。

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正在开展一场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意义的革命化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今年，恩维尔·霍查同志提出的教育革命和工人阶级监督，丰富了这个运动的内容，推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我们最热烈地祝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取得越来越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使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发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前几天，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宣布退出华沙条约^[1]的决定和法令。这是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又一沉重打击，是对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斗争的巨大鼓舞。

华沙条约早已成为赫鲁晓夫^[2]修正主义集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控制和掠夺东欧各国人民的工具，早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用来同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作交易、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工具。最近，苏修叛徒集团纠集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修正主义伙伴，公然利用华沙条约的名义，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和反动性。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集团，对侵略者采取了卖国投降的政策，可耻地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其杰出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对苏修叛徒集团利用华沙条约从事的种种罪恶活动，久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十分钦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这一斗争中所表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原则性。

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退出华沙条约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西欧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其他侵略性条约组织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受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奴役和威胁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阿两国人民在革命的暴风雨中建立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是经受得住严峻考验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加坚强的七亿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始终如一地站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边。如果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走狗胆敢动阿尔巴尼亚一根毫毛，等着他们的只能是彻底的、可耻的、无可挽回的失败。

亲爱的同志们，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在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紧随美帝、苏修的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携手前进吧！

伟大的、牢不可破的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于北京

注释

^[1] 华沙条约，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八国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在华沙签订的条约，同年六月四日起生效，有效期二十年。条约宣称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一九六八年八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组织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同年九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3] 北大西洋公约，指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十二国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在华盛顿签订的条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起生效。希腊、土耳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来相继加入。一九四九年八月，根据公约规定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权力机构为部长理事会，最高军事机构为防务计划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设有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部等，还设有核防御军务委员会和核计划小组等辅助机构。

#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十月）

开幕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1]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2]你是很熟悉的。（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付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山东谭启龙^[3]，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4]，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

王任重^[5]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6]，这个人不行了。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崇义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7]，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江华这个人，我是保过他的，许世友同志，你也是保过他的。霍世廉揭出他的问题，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许世友：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

有些事我看我们工作没做好。比如徐海问题，那里一个南京，一个济南，不怪两个军区，就是我们没作工作。现在办学习班，就好转了嘛。军队内部分成两派，野战军也分成两派。有几千人跑到南京，几千人跑到济南。要把人叫回来。（许世友：我有错误，没听主席的话。）

军队是可以讲清楚的。军队两派也好，三派也好，抓紧了就好解决。比如广西吧，也是两派。野战军地方军有两派。工作做好了，军队也就合作了。军队统一了，什么“4．22"也好，“联指”也好，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

我们出布告“7．3"、“7．24"布告。这是一个发明。过去也搞过十条、八条，也不在群众中宣传，群众也不知道。你不宣传，群众也不懂得。你怪谁呀？也不办训练班，办训练班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内蒙两派那么对立，来北京办训练班，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

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政权。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作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8]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中央各部门，地方有二十九个单位，地方是徐州、保定、重庆，还有些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中国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错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不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张国华：还剩五百人，都是坏人。）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 22年，从1927年到1949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9]，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

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比如，浙江省的“红暴”派，说来北京观礼的人数少，自己跑来21人。“省联总”要把他们抓起来，用绳子捆回去。清华工宣队做了工作，这次工作做好了，双方做了自我批评，不争了。（周恩来：看了放焰火，都高兴地回去了。）浙江两派也是工作问题，不是别的。

你们把九大的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还有一个多中心论的问题。这是从总参谋部杨成武那里开始的，搞了一个“大树特树”，其实就是树他。

后来，北京学校都分成两派，都有武装，谁的话也不听。一个学校只能有一派，有两派的就多了一个。还不是多中心？工厂也分成两派，北京有例子，很多。

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八十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

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9．16"炮轰聂荣臻。这个机关里谁办的？七机部也难办，听说有十万人，就有七万人是大学生。国防科委“9．16"他们炮轰你，还是很客气的。还得开工人宣传队进去。有些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开宣传队进去。

就讲这么一点。国际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讲。（向林彪）你讲一讲。

（林彪：主席讲得很多，总理讲得很多，我没有什么讲的。）

肖克^[10]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哪个是李德生^[11]？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那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现在到处分派，有“8．15"、“反到底”、“支派”、“踢派”。清华有“井冈山”、“4．14"；七机部有“9．15"、“9．16"。到处都有这些事情，我们开始也没有想到。南京三派，后来又冒出一个“红总”，势力那么大。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1．1．1"。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发表。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林总都讲了，同志们讲了很多。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付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12]，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还有些同志，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13]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14]。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 1927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15]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16]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 24 元，最多的给40 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17]，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18]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在别人讲了几句之后又讲：）

注意政策，注意稳准狠中的准字。总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的，狠过了头的，也有太稳了狠不起来的。

比如上海同志讲，还存在有“老大难”的问题。几百万人的城市，不平衡状态哪里都存在，不平衡是自然现象，北京也是。

对学术权威不要搞得过分。

对老同志犯错误的，条件不那么符合，用协商的方法，选他们当“九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大会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基本部分能反映工农兵意见就好了。你们谁有话，谁就讲。滕代远^[19]搞湖南农民运动，你当什么县的委员长，叶得会就是在你手里杀掉的嘛。这个人是前清的翰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我看杀掉不那么妥当。你们各省都有，我总想找个机会给同志们讲讲，就这一次讲吧。

对大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出路。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这些人我们是保的。对这些人不要过分，会议上讲一讲。个别讲不行，报纸写社论也不行。一写他们就过关的。不批不行，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校长不一定当了，官不能作了，教授的头衔还得有，好领薪水。广东有个杨国荣、赵吉安这两位是尊孔夫子的。拥护孔子的，在坐的还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尊孔的。你那个书上还有孔子的像。冯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向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范老把孔子也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

人家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不赞成。天津有个杨柳桥^[20]说老子是唯心论者，我就注意了这个人，调查一下什么人。原来是个大右派。上海周谷城、刘大杰，刘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周写了中国通史。谈家祯是搞遗传学的，你们斗得很厉害吧？这个人是搞摩尔根学派，改了可以用，不改也可以。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国也没有几个。苏步青，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讲的就是这一点。

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准字。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地球照样转，胡弦不能拉得太紧了。对学术权威要注意，交给学生七斗八斗他就没命了。薪水扣了之后，有的只给 20 元，多的40 元，他一家老小要吃饭嘛。我们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民主党派，有人提议不要，为什么不要？不如要一些好。因为问题决定不在民主党派，而在共产党里边。民主党派就是有问题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不出刘邓陶之类，民主党派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与其要他秘密地搞，不如让他公开地搞。对政协、民主党派现在还没有取消。至于是否要，这次还来不及讨论。这次有人提不要，考虑一下，下次会议再议。要不要，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派出作工作的人，也不太好。比如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少数人研究帝王将相，为了反帝王将相，要搞一点。比如科学院、大学里等。关于大学开社会科学学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十八、九年还没有解决，没有什么好结果。读四、五年大学，搞社会科学的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还不如劳动锻炼几年。先搞阶级斗争，再回去搞两年。大学还有两、三年，不是五年吗？已经两年了，再搞两三年就走光了。我相当赞成斗、批、走。总要走吧。这批大学生都到工农兵中去，这是帮助他们的方法。他们没做工，也没有种地，大学两年不招生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上海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还有北京的？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尉站起来后问了年龄。）哪一位是刘殿英呀？（刘站起来）你多大年纪，（刘答：32 岁）你好象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三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 38岁，藏族）你会讲汉语吗？（达洛站起来答：“会”），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答：真藏族）

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龙站起来）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作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嘛呀？结果搞的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还有陈永贵（陈立即站起来），你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陈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冼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冼答：不认识）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冼答：都是兵）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在坐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嘛，没有那回事。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就没有好人了，陕西出了个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不少，总理认识吧？（周恩来：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不好。开始是他，后来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坏人是有的，开始不是以坏人面貌出现的。

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一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21]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22]、许光达这些人。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注释

^[1] 张鼎丞，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 邓老，邓子恢，与张鼎丞曾长期在华中、华野共事，相互熟悉。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

^[3] 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4] 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

^[5] 王任重，原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6] 王延春，曾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及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7] 邓小平的自传检讨，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写了一封检讨书《我的自述》，转给中央及毛主席。

^[8] 韩先楚，时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9] 辽宁三大派，当时辽宁分为三派，“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后经过联合，辽宁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成功成立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陈锡联。

^[10] 肖克，即萧克，上将，长征中萧克支持张国焘的分裂主张，萧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支持创办了反毛非毛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杂志《炎黄春秋》。

^[11] 李德生，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安徽成立革命委员会。

^[12] 谭启龙，一九七○年复出后历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一九七二年四月起历任浙江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江渭清，一九七四年底复出，中央派江渭清到江西工作，历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13] 邓华，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上，邓华因彭德怀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六零年转业到地方，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业机械工作。

^[14] 黄克诚，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与彭德怀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被解除军委总参谋长职务，一九六五年，黄克诚任山西省任副省长，分管农业。谭政，

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六○年九、十月间召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定性为“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一九六一年一月后，被撤销了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任福建省副省长，一九七五年八月复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5] 杜聿明，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九四九年一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一九五九年被特赦，其女婿为美籍华裔诺贝尔得主杨振宁博士。王耀武，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才能突出，在济南战役中被俘，一九五九年被特赦。两人都被粟裕将军所俘。

^[16]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一九一二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一九一五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一九一九年赴美留学，一九二四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赴美任客座教授。一九四八年末至一九四九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一九五二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17] 范老指范文澜。

^[18] 郭老指郭沫若。

^[19] 滕代远（1904—1974），湖南省怀化市麻阳县人，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42年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参与北方局工作。是中共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长期主持铁道部门工作。他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创始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之一，还是新中国人民铁路事业的奠基人。

^[20] 杨柳桥，男，汉族，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河北省人，1908 年 5 月出生，现从事文科类其他专业。自 30 年代起即从事先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周易》、《老子》的研究有较深造诣，在某些观点的评价上有所突破。50 年代初期，中外哲学界普遍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1955年《哲学研究》发表了杨的文章，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的，

^[21] 成钧（1911年 6月 19日-1988年 8 月 6日），原名成本鑫，湖北石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文化大革命期间入狱 5 年，1973 年 5 月得以平反恢复原职。 许光达（1908.11.19～1969.06.03），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人。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第 5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光达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廖汉生（1911 年 11 月 14日—2006年 10 月 05 日），土家族，湖南省桑植县人。1929 年参加革命，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批判达 5 年，1972年因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亲自批示，得以重获自由。

^[22] 刘震（1915 年 3 月 3 日—1992 年 8 月 20 日），原名刘幼安。湖北省孝感孝昌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奠基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 王尚荣（1915—2000），湖北省石首县人。1956年7月至1966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1966年8月起被关押达8年。

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个是钢铁，一个是机械，一个是军事工业。原料不够的，还要有些进口，但主要是靠自己。有了钢铁，就可以搞机械工业；有了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就可以搞军工厂。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

二

自己搞，有个十年八年，最多十几年，就可以有个初步基础。要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什么都靠外国顾问，什么都要进口，我看不是个办法。我们的国家吃过这个亏。蒋介石那个时代，他是什么都不搞，一切靠外国。那个时候，包括清朝末年，几十年只搞到年产几万吨钢。所以他丧失人心。他跟日本人打仗也好，跟我们打也好，主要靠美国。过去是靠英国，后来靠美国。他现在呆在台湾，有时也骂美国，但实际上离了美国，他一天也不能活。

三

我们现在比蒋介石统治的时候有些进步，但是和别的工业国比较，还差得很，在许多方面还不行，更不要说工业产值按人口比例与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苏联等比了。有些方面有所前进，有些方面我们还要赶路。如果发生战争，那也没有办法，只好打了再说。

四

希望你们几十年后，不仅政治上，而且经济上、军事上都不靠外国，不靠任何外国，靠自己，我是说基本上靠自己。要是十几年做不到，更长一些时间也可

以。

有帝国主义存在，总要出乱子的。你们的外长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你是搞外交的，什么叫全面彻底裁军，有这么一回事没有啊？事实相反，叫全面彻底扩军，全面彻底裁军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情。

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仗打，所以你们想同美国谈判。可以谈，要把它谈走也困难。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因为它的处境相当困难。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但是它把重兵放在亚洲搞这么几年，已经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同时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它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它叫什么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全力以赴的。现在它对别国顾不上，例如它在欧洲的军队就哇哇叫，说人少了，有经验的战士和指挥员给抽走了，好的装备也抽走了。不论是它在日本、朝鲜还是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军队，还不是照样抽吗？它自己国家不是说有两亿人口吗？但是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

你们打了十几年之后，就不要单看自己的困难了，要看到敌人的困难。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有二十三年了，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曾经有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你们：日本、法国、美国。但是，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而且还得到了发展。

帝国主义当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制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美国每年在你们那里要消耗三百亿美元以上。

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你们那里，火灭不下去，反而烧得更大了。他们资本家分成派别，这个集团得利多，那个集团得利少，分赃不匀，内部就要闹乱子。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赚钱较少的垄断资本家不愿意坚持打下去。从两派的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特别是，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如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到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一九六六年，我在杭州同胡志明^[1]主席谈话，那时美国对北越已经又打起来了，但还没有恢复轰炸。我说美国大概打到今年就差不多了，因为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不管哪个总统上台都有这个问题：它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现在退出？我看继续打下去它的困难会增多。整个欧洲的国家都没有参加打，这同朝鲜战争时的情况不同。日本大概不会参加打，它经济上帮一点儿忙是可能的，制造军火它是赚钱的。我看美国人过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现在美国又是过去的做法，把兵力过于分散了。这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就是尼克松^[2]也这样说。它不但在美洲、欧洲把兵力分得这么散，就是在亚洲也是把兵力分散的。我原来不相信它会打北越，后来它轰炸北越，这话不灵了。现在它不轰炸了，这话又灵了。也许它又要恢复轰炸，我的话就又不灵了。但总有一天要灵的，它又要停止轰炸。所以你们做几种打算，我看是好的。

总而言之，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是没有进攻北越的，它也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它是留了一手的。它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它也不“穷追”。所以它那是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它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它是知道的，但它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至于我们在你们那里的现在没有用的那部分人，可以撤回来，你们讨论过没有？如果它再来，我们再出去嘛!你们考虑一下，哪些可以留，哪些不要留，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又有用了再去。这和你们的飞机利用中国的飞机场一样，需要利用时就利用，现在不需要了就不利用。大体就是这样。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约翰逊^[3]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是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一百年吗？我们的总理^[4]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

还有一点，是南越傀儡政府非常害怕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有人说，真正有效的，在南越人中有影响的，不是西贡政府，而是解放阵线。这话不是在美国的国会里讲的，而是记者报道的，但谁说的又不讲名字，只说是所谓美国官方人士。这话就提出这么个问题，在南越谁是真正有威信的政府？是阮文绍^[5]还是阮友寿^[6]？所以，名义上美国吹阮文绍怎么了不起，并说他不去巴黎参加谈判，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美国知道没有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就不能解决问题。

注释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2] 尼克松，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当选美国总统。

^[3] 约翰逊，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九年任美国总统。

^[4] 这里指周恩来。

^[5] 阮文绍，当时任南越政权“总统”。

^[6] 阮友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关于战争与革命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帝国主义究竟怎么办？就是说，它要不要打世界大战？或者暂时不打，过一阵打。你接触你们国家及欧洲国家，有这种感觉没有？

希尔（以下简称希）：我看它们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它们现在面临极大的困难，看来它们一时不会打，至少它们现在还没有这么一个力量发动这场世界规模的战争。大多数人是有这种看法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它们已失去判断的能力，有发生很大冲突的危险性。但是总的来看，它们暂时还发动不了这场大战。

毛：要打仗，美国、苏联这两个大国可以打，其次是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战败国。至于英国和法国，它们不大想打。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戴高乐^[1]的军事预算还减了一点。

毛：就是日本和西德，现在也看不出它们想打仗。西德想吞并东德，统一德国，日本想收回冲绳。其实日本还没有独立。

周：美国在军事上控制它们，在那里有那么多军事基地。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好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有些不同。不晓得这些看法对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脱离不了战胜国，不但在财政方面和投资方面，而且在国际政治和军事方面也脱离不了战胜国。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搞几年后就起来了。

周：他不承认凡尔赛条约。

毛：他不承认凡尔赛条约。当时这些国家的工人、知识分子、学生还听政府的话。德国那么大的一个共产党一下就垮了。

周：意大利的共产党垮得更早。

毛：社会民主党也完了。希特勒成立了国社党^[2]、冲锋队。

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了两年后才动手，才参战。现在美国在朝鲜、越南都首当其冲，在欧洲还有二十万兵，主要是在西德。美国在南越有五十万兵，在南朝鲜有两个师共七万多人，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泰国也有。它的兵力已经很分散了。它的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一个是在欧洲，一个是在亚洲，打些小仗。当然垄断资本家还是有它的打算的。

周：可以赚钱。

毛：长期不打仗，垄断资本家就不高兴，包括澳大利亚的垄断资本家在内，也希望出点兵，但兵却不很多。

二

毛：这样看，它们正在准备扩大战争，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的国家。从这些情况来看，似乎是要打仗了。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所以想请教你。也不强加于你很快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观察这个问题？在一年之内，我们再会面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但是，人民的觉悟也要估计到。

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在南越的美国军队很高兴，还欢呼，这说明他们的士气不那么很高。

日本从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

世界上有两个大国，它们不但有常规武器，而且有原子弹。这个东西不大好碰，它们自己也知道。赫鲁晓夫^[3]的理论是核战争打起来就会毁灭地球，没有胜利者。美国也这么说。这两个大国是核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还可以说是无核国家，这么少一点核武器不算数，要打只能是用常规武器。因为我们既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也不是苏联的参谋长，搞不清楚它们究竟要干什么，只能从一些表现来看问题。这两个国家的人口相等，真正要打大仗还会感到人力不足。现在打个中等规模的仗，比如今天在越南打的仗，美国都感到人力困难，特别是飞行员。

三

毛：从你们国家到香港要多少时间？

希：飞行要十多个小时。从澳大利亚到香港有四千五百英里，大概七千多公里。

毛：这个世界我看要统一。又是英里，又是海里，又是公里，又那么多语言，但语言一下统一不容易，只要世界统一了就好办了。这个地球总 有一天要统一的。

过去的蒙古、西方的罗马、亚历山大、拿破仑、大英帝国，现在的美国跟苏联，都想统一世界。希特勒也想统一世界，日本人想统一太平洋，都没有得逞。这种可能我看还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强迫世界各国人民接受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统一方式。第二种，世界各国人民起来革命，然后联合起来，我看会统一得了的。由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来统一世界恐怕也不容易。打一场世界原子战争，把世界人口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来统一世界？但是这两个国家人口少，一分散就不够用了。它们也怕打原子战争。它们倒不怕消灭别国人口，怕消灭本国的人口。第二中间地带那些国家，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恐怕也不愿意打。最后恐怕还是得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由各国人民革命，然后自由联合。什么美元、英镑、澳元、法郎、马克、卢布，都统一起来，还搞这些

差别干啥呀？

越南战争跟朝鲜战争有个不同之处，整个欧洲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英国、法国、土耳其、比利时都参加了。

我只出这么个题目。我也考虑一下，是不是请你也考虑一下这个世界问题，战争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而言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

注释

^[1]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2] 国社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3] 赫鲁晓夫，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六八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一九六八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 在修改林彪中共九大报告稿时所加和改写的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1]，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三

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四

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五

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注释

^[1]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部讲话记录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于 1969 年 4 月 1 日下午 5 时正式开幕的，一直开到 4 月 23 日下午结束。接着召开九届一中全会，同日结束。

一 开幕词（四月一日）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多数吧？通过了。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

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1]，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2]，湖北的代表陈潭秋^[3]，湖南的代表何叔衡^[4]，上海的代表李汉俊^[5]，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6]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7]，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8]、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9]。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10]，恩来同志、伯承同志^[11]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12]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13]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呀，什么彭真、薄一波^[14]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 四月十一日的讲话

李雪峰同志，北京有人攻你了吧？北京攻得厉害呀，多少次检查也不放，检讨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检讨那么多？到天津又有人攻，是山西发动的，他是山西人啊。（总理：给刘格平打了个招呼，是张日清他们搞的。）（张春桥：是刘芝兰、陈叔中搞的。）

找同志们来，想商量一些事。这个会是开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想开一次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章。但还不发表，文字修改交秘书处。政治报告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共分八段，每段加个题目。今天是十一号，明后天讨论两头，十四号开大会。

此外，我看到北京市的一个简报说，清理阶级队伍有一个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中央提出要搞，一搞他们就扩大化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事。比如延安整风，开始时是为了召开“七大”，事先把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了，不在大会上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我讲: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果是团结起来了，是胜利了嘛。

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我说是难免的，既与他决裂（指第一次国共合作），于是“左”起来。四中全会康老是有研究的。王明反李立三，说：三中全会搞得还不够，不是反他们的“左”，是反他们的右。

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就舒服了。抗日时，王明回国又右了，他们说：光中央苏区就有五十万红军，不是打日本，不是依靠群众，是依靠国民党。我们说主要是抗日，民族矛盾加深了，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总有一个主要矛盾，结果掩盖了另一个矛盾，发生了皖南事变。

一个事件有一个主要倾向，掩盖了另一个倾向。如打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掩盖了阶级矛盾。后来批判王明，现在还有人说整风不应该那么整，整错了。我说:将来还会有人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世，既然合作，就放到合作上去了。他们和我们口号也一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独立自主不能说没有，不然就不能发展那么大。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东东边是海陆丰，西边是广宁，广西是东兰。

到后来，一天天地突出出来了，到蒋介石杀人前夜，也没有想到搞根据地这个问题呀。蒋介石杀人，把掩盖的一面就突出出来了，我们就拿枪同国民党干起来了，而刘少奇就在武汉交枪，别处也有。有的打了一仗打败了。上海“四·一二”事变，那时不知道到乡村去，到乡村也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那时城市杀人，既然打起来就一齐打倒，农不在其列。民族资产阶级不分什么资本家、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所谓民主革命是一句空话。我们说民族资本家不搞合作，内战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左”呢？不是说要打吗？所以表现形式总是“左”。到了抗日第二次合作，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搞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动群众，直到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以后，开头国民党请我去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你们去了。写了协议，应该算数嘛！我在重庆时，有人在延安搞了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董老：我们在重庆不知道。）（曾思玉：晋察冀是聂荣臻传达的。）东北没传达。（林副主席：我们在东北没传达，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就是说现在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期间。是同刘少奇对抗，反对刘少奇的。）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嘛！我们进城以后，那个时候把刘少奇、邓小平团结起来了。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人是跟着走的，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例如山东的谭启龙，算这类。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吗？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消灭它。（张春桥：利用、限制、改造。）

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个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让历史学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认真抓一下。当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姚文元：主席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也算一个主任。我这个主任也管不了那么多。比如北京，还不是谢富治、温玉成去管。与过去不同的是可以插手了。（谢富治：主要是靠主席抓的。）（林副主席：主要抓了典型。）（张春桥：陶铸抓了生产，不叫抓革命。）

工厂、农村，六六年十月、十二月发了两个文件，现在还是要搞。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也搞了嘛。可是要谨慎啊。要注意，有些专案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南口专案组，八个人搞一个党委书记，搞专案的人总想多搞几个。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专案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一点好说话。我这个人没搞专案，就可以说，搞了的人就不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九百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由。我看不止一个上海，其他地方都有。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上海关的人干什么？（春桥同志：在扫地。）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还没有杀一个吧，是关牛棚。

（康老：苏联红星报上登了彭真坐喷气式的照片。）喷气式不要搞。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说：我在一九二七年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坐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就搞过。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

现在扩大化了，许多同志要注意。想想我们党的历史，总是在主要倾向掩盖之下，忽略了另外一种倾向。我讲的就是这点。完了。

报告通过了，也不要公布，文字修改，交秘书处；会后再公布。

我们行军拉屎挖坑，也有自己挖坑的。（总理：我们犯错误，就没想到挖坑。）（许世友：到营房以后，就不挖了。）营房把我军与工农隔离了，不是好事情。当然，不搞一点也不好，老百姓也讨厌，但专门搞个营房总不好。什么是三支两军呀？人家看不懂。（林副主席：要写全称。）如“三民主义”我还记得，“五权宪法”我就背不下来了。（总理：还有三反、五反。）（张春桥：五反也记不得了。）

公报十四日基本通过，下一步搞选举。这个比例范围，人选还是过去的办法，小组提议。但是，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我的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见。王明、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七大”时不选他们，也是作了工作才选进去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时是同我合作的，以后也是好事作得多嘛！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次能不能把张闻天、王稼祥选进去，再考虑一下。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许世友：应当选。）

王明他们（江青：王明不同。）有几个反动派有什么要紧！（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

（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那不就成命令主义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董老：几个老帅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

（康老：王明说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哪一年传播过？一不做工人运动，二不做农民运动，三不会打仗。张闻天、王稼祥还做过。

张国华同志，现在没有人反你了吧！还有人打倒你吗？原来要打倒你这个土皇帝的，西藏叫他土皇帝，也来了嘛！所以不要认为反对过你的人都不好。

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张国华：有几百部电台。）从什么地方搞的？（张国华：有学校的，有搞来的。）我们过去搞演习是假的，这次真枪真炮，我看是个训练。

三 四月十三日的讲话

讲四个问题，还有一个文件。一次党的大会上，我作过一次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讲完后，讲民族统一战线。发给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我说蒋介石抗日了，过去他们不抗日，不发动群众。

这个《论政策》有吗？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翻来覆去犯的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那是一种倾向。既与国民党联合，还与他们批评作斗争。

总工会刘少奇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汪精卫。当买办资产阶级也不是一下子当的，也是逐步当起来的。他们被群众吓坏了。党内也有被吓坏的。有个华北代表团的曾义，他们怕吓着蒋介石，就不敢提民主的口号。南昌暴动以后，城市蹲不住了，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被国共合作掩盖着的一个矛盾，从中山舰事件就有。这些情况就很值得注意。

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合作等，但它掩盖着另一股风，不提独立自主、发动群众了。第二次合作就不同了，民族斗争掩盖了阶级斗争，此后总有暗潮。如现在，反修又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几十年，对外国人不分好坏都反对。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把外国人分为两种，其中有劳动人民。老同志搞了几十年，总懂得点吧！王洪文同志，你就没有经过几个时期。（王洪文：很多事情我就不懂。）

所以等到南昌暴动，“八·七”清算陈独秀，有时也有右的，但主要是“左”的。我说的是江西 AB 团，他提出几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要把我捉起来杀掉。彭德怀聪明，马上发表声明，说是敌人挑拨。现在内务部的曾山，当时是江西苏维埃主席，不赞成这个口号，所以他也被打倒。恐怕各根据地都有一点。我就不相信，军队就那么平安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

政策方面，瞿秋白、李立三都没有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不是苏联赏识的，现在苏联吹瞿秋白了，还有李大钊等。我看党内最危险的有三次，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王明，第三次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

高、饶也是带全党性的。张国焘是局部的，在军队自搞一套，他不看方针正确与否，只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大，一方面军小，那时三万，他看不上眼。罗章龙是湖南人，我相当熟的。不晓得他怎么搞的，在上海另立中央。中央坏，你在中央搞嘛！一次张国焘，一次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群众也不多，没有搞几天嘛。第三次大会，他是反国共合作的，蔡和森都到了，他没到，刘元震当他的代表。

独立自主，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派了代表，实际上这个权在军阀手里。土地革命时，犯“左”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但是，中国的富农不发达，雇、贫、中农也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后头“六大”就提出：按人口平分，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好办法。我很欣赏这句话。但“六大”也未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份的问题，未解决乡村包围城市、重点在乡村的问题。

我说，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也属于二十八个半，但在苏区吃过苦的人选上。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要选作中委也难，其实他们与朱德、陈毅差不多，就是没让进。

许世友说，朱德、陈毅，他们反了几十年，其中也有不反的。红军“七大”后，他们领导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总想夺军权，当前委书记才满意。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要到中央去请示，可见是要夺军权了。第二次是项英，他又不指挥，又不想打。搬到苏区就搞五次反“围剿”那套，总是听洋人的。这样军队又遭遇不少灾难。只有王明，他没到过任何一个根据地，以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又没有打过仗，横直说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成了一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

许多人如黄永胜，我就不认识。到北京才认识你。认识一个人，要谈一次话，不谈不晓得他的历史。这是那个时期了。以后就抗日时期了，又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把阶级矛盾掩盖了，一个大时期，一九三八年、三九年到四一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得到许多教训。华北朱怀冰、张荫梧，华东韩德勤，山东李仙洲，河北石友三，还有鹿钟麟，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我说，单是马克思不行，还要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然后就决裂了。

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许多是地主办的，这就破坏了中小城市。那些小市镇要注意保护，不然对工农都不利。所以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呀！不能不利用它、限制它。五六年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以后分歧比较大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下去，有计划地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什么都在报上放。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放毒，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张国华那里。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衣服指挥，这些都没啥大事。好像很不得了。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出来，我看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转过来了由他们自己讲，是怎么想把你消灭的。

我看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人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至于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不在其内。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人都不讲真话，所以这场斗争，不是讲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恐怕还要一个时期，不过不要搞宽了，搞一个、两个，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个学校一下就团结起来不行，有三分之一教授、学生就了不起了，经过一个时期就三分之二嘛！剩下的他就站不住脚了。但所有军队宣传队、工人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叫“领导一切”不是叫“压倒一切”嘛！有几个学生，说过几句怪话，现在冲也不敢冲了。反一下有啥要紧呀？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又掩盖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还看不清。还有个江西，也搞“二月逆流”，湖北一带，还有江西九江三省交界。跟我们搞根据地一样，哪个地方闹得厉害，那个地方就好一些。（张国华：重庆就好一些。）工人可以控制局面吗？（张国华：基本上可以，他们现在在偏僻的边界上。）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是你们的经验。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胜利。进城后对资产阶级还是利用他，但是包括一个问题:有些干部搞不清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定息。结果他要进工会，还搞到李先念那里，我说不行，拿定息是可以，进工会是不行的，这讲的是资本家。你抓几个工厂试试看，实质上没有解决，形“左”实“右”。例如木材厂，李先念蹲点的、修配厂，徐向前蹲点的，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员，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工人阶级。我看实质上还没有解决，只能说大部分，不讲全部。大部分学校、机关有些是走资派，有些知识分子成堆，这些可以改造。过去是用群众改造他们。

四 四月二十三日的讲话节选

请各位同志注意，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

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有的在地、县、社、队、工厂，如长期脱离生产就与我们一样，叫机关工作人员了，要叫他们不要脱产。他们只了解那个单位，不了解全国，犹如我们不了解他们一样。他们在本地方很活跃，但一到中央，到处记者采访，作报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垮台了。要认真负责，我党历史上有过，“六大”以来农民没有过，军队中有。

现在是大苏维埃，工农兵嘛。如黄永胜，算农民算工人呢？听说打张辉瓒你当团长了。我也不认识你，听说你认识我。如到场镇，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晓得谁到哪里了。还有很多没有选上。如刚才说的华北张日清，之所以提名，因为是政委。河北一个也没有。一个没有提，就因为张日清与刘格平打仗，一是现在仗打得不清楚，恐怕各地区都会有，至于会不会变呢？一种是变好，一种是变得不好，那有啥办法呢？再一个，新选进的，我就担心他们脱产，脱离群众。

陈毅写了上十次，到了上海又犯了。世界上有这些同志，你有啥办法呢？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我看就差不多了，看以后的行动，他们也要看我们的。如在延安整风，提出治病救人，人家不信，也有理由。“七大”一选就相信了，但你尽管选他，王明、李立三都坏了，我看地球照样转。苏联不会写文章，还不如王明呢，他说我们革命委员会搞军事化。王明写的，《共产党人》登的，登了三期。如果那时不选他，他还反得快一些。“八·七”会议没选陈独秀，也没有请他到会。

只有李维汉，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痞子运动，他是右的。但是四中全会就很“左”了。一个他，一个瞿秋白，长征的时候，不带他走，他是组织部长，书记处负责。至于瞿秋白是书生，“左”掩盖了右的实质。实质是本质，形“左”实右，“左”的形式，右的本质。

我看共产党就比国民党和其他党好。我们选举，起码不用花钱买选票，不要活动费，没有到会的也可以选。“六大”我就没有到莫斯科，也选上了。王明统治四年，太“左”，不适合当时情况。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由于政策适合当时的情况。资产阶级搞什么议会选举。我认识一个人，为了当税务局长，只当三个月，花了很多钱买选票。当了以后就拼命地刮皮，要不他就蚀本了。我们共产党是灭不了的。我们有政治纲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我们共产党不能埋头搞选举，更重要的是要准备牺牲的。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要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我们有许多根据地，活着的不多

了，抗战以来，人多了。

在会议过程中，有些代表团提了意见，我是赞成的。黑龙江的工作做得不错。我们这个名单没有刘少奇一伙，王明说他是精华，而我们是糟粕。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他打仗也不怎么样，可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古、谢，王明是反对的。差不多了吧？还要选个政治局，又要个常委，中央委员还没选出来嘛。我想还是由下而上的办法比较好。只提一个数目，不提名单。这又要时间，还是想几个问题，你们想一想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

五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15]跟王效禹^[16]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17]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18]，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19]。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20]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21]，杨、余、傅^[22]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注释

表大会。一九三九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二年九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秘密杀害。

^[4] 何叔衡，一九二一年七月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赴上海途中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

^[5] 李汉俊，一九二一年七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自动脱党。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愤怒声讨。七月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十二月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汉口.

^[6] 陈公博，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主席等职。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一九四六年四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六月被处决。周佛海，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被国民党军统局软禁，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一九四八年二月病死狱中。张国焘，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危害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建国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八月因车祸去世。

^[7] 李达，一九二一年七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随后脱离党组织。此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治协委员。同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冲击，于一九六六年八月逝世。一九八○年被彻底平反。

^[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三十多人。

^[9]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八十多人。

^[10]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共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八十四人。

^[11] 恩来，即周恩来。伯承，即刘伯承，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12] 瞿秋白，一九二七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

倾教条主义宗派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一九三四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李立三，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一九六七年六月逝世。一九八○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王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中共七大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工作，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一月去苏联后，长期进行反对中共中央的活动。一九七四年病死在莫斯科。^[13] 张闻天，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十月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参加遵义会议，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一九七六年七月逝世。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平反恢复名誉。王稼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后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一九七四年一月逝世。

^[14] 彭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顺直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二九年被捕。一九三五年刑满出狱。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建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被关进监狱。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薄一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后在顺直省委指导兵运工作。后被捕入狱，在狱中任中共支部书记。一九三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履行简单手续集体出狱，后到山西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一九四五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建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他得到平反。

^[15] 杨得志，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16] 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一九七○年六月被免职。

^[17] 许世友，当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可令员。

^[18] “八·二七”、“红总”，是当时南京的两个群众造反组织。

^[19] 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20] 皮定钧，当时任福建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21] 王，指王力，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关，指关锋，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戚、指戚本禹，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力六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22] 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被撤销了他们在军队的职务。一九七四年七月，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

同谢富治等的谈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

第一、历史问题：

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有一个倾向问题。有时讲倾向，有时讲潮流。有时讲思潮，有时讲浪潮。在一个倾向下就蒙蔽许多人。只想到合作，没想到分裂。破裂了，一九二七年又来了一个倾向：只要工人农民，不要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其他党派就不行了。

教条主义主张，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小党派比国民党还坏。这就是还有欺骗性，不承认有第三势力。在这种势力下，又产生了“左”，其中也有右。这是十年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又来了一个高潮。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戴国民党的帽子。很多人不理解，想不通。其实我们是独立的。以后王明回来了，带来了国防路线，形“左”实右。（有人插话：当时主席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时彭德怀很坏，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很感兴趣，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在太行实行了土改，三起三落。）后来，马歇尔来了。搞三人小组，说什么和平。实际上他们是帮国民党、蒋介石的。我们就准备打。我们准备一段时间，其中的就是准备打。皖南事件，有人认为是主流，实际不是主流，主流是抗日。八年抗战我们没上当，有困难，也有斗争。全国胜利以后，请程潜到北京谈判，他怕把他整垮。我去接他，出他意料之外。我到北京只接过这样一个人。

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

掩盖着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赎买政策。没收资产阶级不会敲锣打鼓。赎买政策列宁早就提出来了，列宁逝世得早，在苏联没有实行。

第二、落实政策。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人的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人。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万多人，抓了几百人。宣传队进驻以前，不交待任务，进驻以后，没总结经验，不找他汇报。北大三进三出，这样，对军队也不好嘛！63 军就不要走了。这主要是领导不下去，层层听汇报，刘兴是63军政治部付主任，七个月来还没听他们汇报过一次。我原以为远的不好抓，没近的地方工作好做。但也不一定了，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付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

十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有些专案组不分青红皂白，关人容易，放人难，就是怕人家说右倾。四二年延安整风时，不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么！周兴抓了很多人，不是都放了吗？但是很被动。重大特务案件，也是大部不抓，抓一两个就行了。右派分子不要随便戴帽子，帽子在我们手里，他要造反再戴嘛！戴帽子不是右派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家人的问题。为什么把他们推到敌人那里去呢？外调的太多了，收获不大。你关的人太多了，统统放出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过一两年也

会好的嘛！聂元梓改了，就不错了嘛！

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跳，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象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还是一肚子气呢。

每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资产阶级是否要搞反复呢？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搞的时候目标要小，要集中，要具体，抓典型。当然有个过程，关人才不是好办法呢。我们历来不赞成。军队有禁闭，现在还有没有？（答：没有了。）不见得。北京部队还有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讲讲自己，如实行对犯错误的人分配适当的工作。对延安整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少数人翻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是否有人翻案呢？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总是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他们的能量很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第三、准备打仗。

要准备打仗，东北、西北、华北都要准备。准备好了，不打也没有坏处嘛！要准备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原子反应堆。日本投降时，是他们没有根据地，国小。二是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都被他们打完了，但是我们下面的人还要打。

苏修兵很穷，纪律不好。苏军进东北时，纪律坏透了。苏修兵一年只发一套衣服，还要人家拿钱。他们一是要东西，二是要女人，三要面子。珍宝岛，他们炮打进我们后方七公里，我们不反击，给他面子。打进七十、七百、七千公里，到郑州才好呢。我们就有办法了。割韭菜，但不是拨韭菜。打起来，我们发动，他们也发动，但他们不会发动。红卫兵很勇敢，很听话，凡是过去学校打得厉害的，这些学校红卫兵就听话。这次分配工作，军队不要，工厂不要，地方也不要。到军队开始不会出早操，睡不起嘛！后来比谁都起得早。开始他们不肯背背包，训练一个时期体力也有了。

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

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一九六九年九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国庆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上加的一句口号。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 在修改《列宁主义，还是

# 社会帝国主义？》时所加的话

#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

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1]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2]的修正主义。

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老沙皇的“斯拉夫帝国”早已成为泡影，沙皇统治本身，在一九一七年，早被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消灭了，老沙皇的统治完蛋了。在今天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新沙皇妄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称霸全世界的大帝国，也只能是一场迷梦。

注释

^[1] 伯恩斯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他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一八九六年以后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一九○二年起多次任国会议员。考茨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二国际理论家。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转向改良主义，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多次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国际的大会，成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从一九一○年起公开转向中派主义。一九一七年参与创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组成的临时政府中任外交部副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同黎笋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毛泽东：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的？

黎笋^[1]：1964 年。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高兴。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毛泽东：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笋：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毛泽东：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是越做越好。

黎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工作。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毛泽东：对，是持久战。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

究竟谁怕谁呢？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还是大国怕小国，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1964 年北部湾事件^[2]你们是整了他一下，但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实际上，你们并不是真的打他（美国海军军舰），但他们自己紧张起来了，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越南人的鱼雷攻击)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是场虚惊。既然打起来了，那就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利的。(从那时起)美国的总统每天晚上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的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西哈努克亲王^[3]，他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中国)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朱其文。

毛泽东：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事实上朱其文是个国民党，他要跑到外国去。我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他发回的）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笋：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九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不一定。

黎笋：当然这是事实。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毛泽东：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创造。怎么能说你们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 16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不准确，但我知道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笋：是的，16万人被杀害了，而且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毛泽东：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笋：正是这样。单是在 1969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 61万人，其中 23万是美国人。

毛泽东：美国人的人力分配不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铺的太广了。所以，当他们的人被杀死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死个几万人，对他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不论北越、南越，我看死人是要死的。

黎笋：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毛泽东：是啊。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啊？

周恩来：有一些。

毛泽东：他们住在哪儿?

周恩来：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毛泽东：在西双版纳吗?

黄永胜：西双版纳也有一些。

周恩来：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像。

毛泽东：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壮族人很能打。过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就是靠壮族人。壮族人现在有多少？8百万？

周恩来：现在多了，有1千多万人了。

毛泽东：这是韦国清^[4]那一族，他自己不承认。我曾问过他，他是哪一族的？是少数民族吧？他说他是汉族。后来他才承认他是壮族人。

周恩来：太平天国的战士都很善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是壮族人。

毛泽东：太平天国也有一部分军队是广西的。

黎笋：越南的侬族也很能打仗，他们和广西的壮族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毛泽东：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的人民一天天在觉醒。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笋：不斗就没有出路。

毛泽东：是啊，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嘛！

黎笋：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都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他们也好斗起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也不要说信佛教的人就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 17 年，后来是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四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他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总理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就不用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9 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林彪：我也是一个跨党分子。

毛泽东：国民党的党部甚至都是我们帮他组织的。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国民党就不可能北伐。那时，在北方，在黄河一带地区，他国民党连党都没有，党部都没有。他是靠共产党帮他组织。

……

黎笋：最近，尼克松宣称说，在过去190年里美国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意思是他这次也不愿意被越南打败。

毛泽东：没有被打败过？

黎笋：实际上他被打败好几次了。在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抗法战争中，他 给法国人开支百分之八十的军费，结果他仍然被打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真怕谁？小国，部分小民族存在这个问题。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

……(毛回忆并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毛泽东：……那时我还告诉你，如果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来，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笋：我们也这样想。当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后方”更稳固一些。在我们越南人民打美国人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的“大后方”。因此，我们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即使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毛泽东：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空军要来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就让他来嘛。

黎笋：虽然我们下了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你们的支持。那时，你们派来的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毛泽东：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协议)，但是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

因此，甚至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他发表公开讲话时，也不得不说只要召开国际会议，就必须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商量。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我认识，并且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说他们的领导层怎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笋：我们也听说了。

毛泽东：你们也听说了？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因此他们怕中国。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

黎笋：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因为毛主席讲了，7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害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侵略人家，我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笋：美国人说他可以动员 1千 2百万军队，可是他只能派 50万军队到越南，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害怕了。

周恩来：中国人多他也怕。

毛泽东：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5]。

注释

^[1] 黎笋（一九○七年四月七日—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时任越共第一书记。在胡志明逝世后，黎笋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并随后统一了越南。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黎笋一改本篇谈话中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毕恭毕敬的态度，转而走向亲苏反华的道路。一九七九年越军入侵我国，导致了我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2] 北部湾事件，也作东京湾事件，一九六四年七月底，美国军舰协同西贡海军执行“34A”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进行海上袭击。八月一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收集情报，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次日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 四日，美国宣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角雷艇袭击，即所谓“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五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七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二○○五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表报告，承认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当夜越南人民军当夜对美军“沒有攻击”。北部湾事件是美国为入侵越南捏造的。

^[3] 西哈努克，柬埔寨国王，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开辟的通过柬埔寨到达南越的运输线，日夜抢运军援物资。越南抵抗部队并深入柬境内十余公里，从那里出发，频繁袭击南越军队和美军。美国对西哈努克亲王坚持和平、中立政策，反对美军入侵越南的态度深为不满，不断指使南越当局对柬埔寨实施战争威胁，向西哈努克施加压力，最终于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策动柬政府中的右翼势力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了以朗诺为首的政权。政变后，他长期寓居北京，一直受到元首待遇，并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任主席，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五月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阵线主席和国家元首。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边解放后回国，担任民柬国家元首。

^[4] 韦国清，壮族，开国上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5] 长岛〔Long Island〕是一位于北美洲大西洋岸的岛屿，行政上属于美国纽约州的一部份。长岛长一百九十公里，宽约二十到三十公里，它从纽约港伸入北大西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

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1]，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2]，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3]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注释

^[1] 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原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立郑兴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从而使柬埔寨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

^[2] 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电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间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3]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现代化武器吓不倒人民

（一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小国只要能反击，大国就怕，小国如果不反击，它就不怕你。你看越南、柬埔寨、老挝嘛，他们也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他们就是用轻武器打，能够打下飞机来。

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坦克，那个时候吓得不得了。现在不同了，什么坦克、什么空军这一套，吓不倒人民。我们现在在准备。如果敌人把我们的空军搞光的话，我们就是靠步兵。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一半，我们还有一半。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的交通要道、大城市，我们还有乡村、中等城市、小城市。第一条，我们没有打你嘛，而是你打我们嘛。第二条，这很能锻炼我们的人民，二十年没有打仗了。你打我就打。我所讲的打是打防御战。我们现在到处修地洞，到处修地道。

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

马哈古卜谈话纪要（节录）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马哈古卜部长说，在英国还没有完全从苏丹撤走前，美国又进来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

毛主席对苏丹朋友的这个讲话表示赞赏。毛主席说，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苏丹人民了不起啊！

毛主席说，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者是要分开来看待的。我对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以及其他穷苦的人。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在你们和我们这个战线的。

毛主席说，美国独立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那时英国有近两千万人口，是全盛时代，可是打了败仗。打了八年啊。

还不就是一些比你们现在还要差的武器。你们苏丹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

马哈古卜部长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

毛主席说，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要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譬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

毛主席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

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

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马哈古卜部长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

毛主席说，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那末，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它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的，它赖着不肯走，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

毛主席说，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大闹起来了！

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这个美帝国主义专门团结那些各国人民认为是不好的人。它喜欢那类人作朋友，我们就喜欢我们这类人。

在讲到帝国主义对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施展阴谋活动时，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是要对非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和著名政治家进行暗害阴谋活动的，要提高警惕。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英联邦像是个俱乐部，中国过去也是这个俱乐部的。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顾不了了，把中国让给了美国。所以，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而我们这些人就被叫做共产党“匪徒”，跟普通的土匪不同，是共产党“匪徒”。这样，我们就没有资格进那个联合国。哪有“匪徒”能够进联合国的?我们也想了一想，我们这个国家也算个联合国嘛! 我不到你那个联合国去也可以嘛!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 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它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到北京来也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既怕你们这些人，也怕我们这些人。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迷信不容易，它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你看，帝国主义多了不起，它们有那么多原子弹、氢弹，飞机到处飞，海军到处跑，到处占领别人的国家，比如美国出兵柬埔寨。但它们那个办法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做法。英国不是到处占领吗?现在它比较乖乖的了。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法国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大安宁。你热爱独立是一件事，别人总要干扰你又是一件事。上回我就跟你们讲过，世界上就有那么少数几个国家,喜欢干涉别国的独立。你们说希特勒^[1]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法国独立了，中国也解放了。但现在世界还是不安宁啊!当然，现在没有人侵犯你们法国；除了台湾以外，也还没有人侵犯中国。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现在已不是几十年前那样，谁人都可以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

我劝你们除了搞“马其诺防线”^[2]之类以外， 搞原子弹以外，还要准备搞什么民防那一套。你晓得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又不是那几个大国的参谋长。你们也是受别国的气的。

欧洲现在的形势，不仅你们，就是英国，要想打一场战争看来是困难的。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它们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我们之间谈就比较容易，跟美、苏它们谈就比较困难。你们法国没有占领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也没有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岛。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注释

^[1] 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国工人党(次年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2] 马其诺防线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在东北部边境构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以其主要设计者、当时的陆军部长马其诺的名字命名。一九四○年五月，德国军队从比利时绕过这条防线攻入法境，使防线失去作用。

我的一点意见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大量哲学著述中的封笔之作。这部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以“天才论”为集中表现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一九七○年 8月 23日—9 月 6 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林彪及其反党同伙的支持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匆忙搜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竭力鼓吹“天才论”，在设立国家主席和“三个副词”问题上，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的方式，企图分裂党。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就写在陈伯达搜编的语录上。这篇著作揭露了陈伯达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却根本不懂马克思的反动本质，并且在适当的程度上，不点名地警示了林彪及其同伙。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1]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2]，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3]。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4]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5]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6]，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7]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8]，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9]我同林彪^[10]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 泽 东

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注释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评价该书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3] 陈伯达摘录的这五条分别是：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对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的评价）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预言》中对恩格斯谈未来世界大战一段话的评价）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怎么办？》）

^[4] 三次庐山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在庐山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5] 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为所谓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

^[6] 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简称工业七十条。

^[7] 指唐代诗人李白。

^[8] 指陈伯达摘录的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9] 在毛泽东同志手稿中，这后面还加括号写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八条，如获至宝。”中共中央转发《我的一点意见》时，删去了引号中的这句话。陈伯达摘录的林彪八条讲话分别是：1．“毛主席个人天赋很高。他理解力很强，记性很强。他理解力很强，无论读书的理解力，或对事物的理解力，从现象看本质的能力，都很强。他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天资很高。”（一九五九年九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2．“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4．“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接见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5．“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6．“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7．“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8．“不能离开中心。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一九七○年五月十九日接见总政治部副部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0]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

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毛主席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1]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毛主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

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毛主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注释

^[1]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引用了恩格斯写的这个序言中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对抗美援朝决策的回顾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时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当初你们的军队退到北边，这个损失也相当大，剩下的力量不很多。那个时候，我好像记得跟你们说过，你们现在更强了，比过去强。

毛：那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不仅你们没有发言权，我们也没有发言权了。

过去我曾经同跟着你们军队到过南朝鲜的中国新闻记者谈过话。我问他，究竟美国的炮火和空军杀伤力哪个大？据他说，主要杀伤力还不是空军，还是陆军。我说这样就好办了，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有的只是陆军。

再有呢，那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我们总还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组织游击队，再可以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

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这就是那第一批。那些人有百分之二十的战士、干部是积极的、愿意打的。这是根据他们当地的调查。动员了以后，他们作了一个调查，说有百分之二十的战士、干部是愿意打的，有百分之二十是不愿意打的。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那是在开始的时候。

毛：除了这百分之四十，还有百分之六十，是打可以，不打也可以，随大流。我说这就可以了嘛。因为有百分之六十可以随大流，可以赞成打，再加上百分之二十愿意打，这不是百分之八十了吗？就可以打了嘛。又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

金：是的。当时提出这个口号很好，很正确。

毛：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能理解了，加上头一仗又打胜了。

所以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1]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所以亚洲人同美国人打，可以说是有了一些经验的。至于苏联那时候不想打仗，也是有理由的。他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损失太大，单是壮丁就两千万。恐怕不单是壮丁，因为妇女不包括在壮丁之内。

注释

^[1] 莫洛托夫，一九五○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对吴法宪、叶群检讨信的批注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十五日）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办事组^[1]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2]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什么伟大谦虚^[3]，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这句话^[4]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注释

^[1] 指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当时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

^[2] 李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3]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曾问他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没有。毛泽东同志在其中的“伟大谦虚”四个字下面划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4]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看到陈伯达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毛泽东同志在这句话下面划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毛泽东同志与斯诺的这次谈话，基本回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年来的国内形势，分析了几种不同的个人崇拜，同时首次完全坦露了对刘少奇采取批判的动机。

斯^[1]：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主席：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主席：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 和八月August 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2]。

斯：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主席：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3]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主席：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

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主席：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4]，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5]，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

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6]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7]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8]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

究社会。

斯：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主席：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主席：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主席：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主席：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主席：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主席：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

文化普及。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9]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

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10]路线被批判了。

斯：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主席：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主席：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主席：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11]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12]，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13]。尼克松当过副总统^[14]，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

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主席：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15]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16]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17]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

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你想到了。

毛主席：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主席：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18]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

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主席：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主席：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毛主席：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19]不好，勃兰特^[20]也不算怎么好。

斯：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主席：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21]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主席：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22]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23]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回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主席：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

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 Belden（贝尔登^[24]）。

斯：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主席：那个拉提摩尔^[25]怎么样了？

斯：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26]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27]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主席：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28]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29]阻挠？

毛主席；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主席：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30]。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31]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32]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主席：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主席：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33]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主席：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34]那张大字报吗？

毛主席：就是那张。

斯：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主席：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主席：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35]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主席：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 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 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主席：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主席：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36]，不行；树立瞿秋白^[37]，不行；树立李立三^[38]，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主席：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主席：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收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主席：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够了。

毛主席：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够了。

毛主席：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主席：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主席：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主席：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

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主席：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斯：那是。

毛主席：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主席：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主席：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主席：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

后头柯西金^[39]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40]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41]

毛主席：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主席：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主席：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

就是S形。

斯：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主席：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注释

^[1] 即埃德加·斯诺，美国作家、友好人士，同情中国革命、尊敬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访华。

^[2] “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

^[3] 指斯诺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同周恩来的谈话》（国际部分）。

^[4] 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5] 摩根，今译摩尔根，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他在《古代社会》中第一次论述了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婚姻、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代。马克思对该书作过详细摘录和批语。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其大量资料，阐述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赞誉他“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6] 尼克松，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就中美关系问题同中方举行谈判，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7] 麦克阿瑟，一九五○年六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并极力主张进攻中国。一九五一年四月被解除一切军职，仅保留五星上将军衔。

^[8] 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9]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于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迄至一九七○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10]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

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

^[11] 艾奇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国务卿，和杜鲁门一起制订了不承认中国和援助台湾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

^[12] 指艾森豪威尔，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

^[13] 肯尼迪，一九六○年十一月当选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遇刺身亡。

^[14] 尼克松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连任两届美国副总统。

^[15] 华盛顿，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被推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一七八三年迫使英国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一七八九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16] 毛泽东这句话中所说的年份有不准确的地方。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同年五月，北美十三个州参加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对英国进行武装革命的“宣言”，把北美民兵整编为大陆军，六月即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17] 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18] 西哈努克，一九六○年当选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一九七○年朗诺发动政变后，西哈努克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19]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20] 勃兰特，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联邦德国政府总理。

^[21] 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22] 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员只有五十多人。

^[23]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4] 贝尔登，美国进步记者。一九三三年以海员的身分来到中国，九年后回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华北解放区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革命。

^[25] 拉提摩尔，又译拉铁摩尔，美国东方学家。一九四一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被派驻中国。一九四二年被召回国，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后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遭参议员麦卡锡弹劾。一九六三年赴英国，任利兹大学汉文教授。

^[26] 麦卡锡，一九四六年起任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名。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并利用其他机构，对许多人和组织机构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采取非法审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

^[27] 《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一九六○年底完成，一九六一年初开始上演。

^[28] 指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北京各大报纸开始都没有转载。《人民日报》十一月三十日才予以转载，并加了经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29] 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邓小平等人坚持派遣工作组，实行白色恐怖、干扰群众运动、转移斗争大方向。

^[30]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两国决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两国将在三月一日互派大使。

^[31] 指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印发了这个文件。

^[32] 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九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

^[33] 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

^[34] 见本卷第 99 页。

^[35] 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36]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37] 瞿秋白，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38] 李立三，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39] 柯西金，当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0]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41] 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

负责人谈话纪要

（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

*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本篇是中共中央整理印发的纪要稿，本篇之后的几篇是根据各类文献集和书籍中所载的毛泽东同志的详细谈话记录，与本篇中有些部分有重复之处。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1]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2]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3]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4]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5]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6]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7]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8]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9]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10]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11]，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12]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13]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14]的斗争。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15]，还有李雪峰、郑维山^[16]。

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7]。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18]，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19]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20]，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21]。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22]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23]，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24]，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25]。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26]，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谈^[27]，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28]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主席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29]，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主席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30]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31]，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32]，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

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33]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34]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

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场，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35]，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释

^[1] 陈独秀，见本卷《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注释^[36]。

^[2] 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3] 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建国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八月因车祸去世。 彭述之，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兼《向导》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因与陈独秀等人结成“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

^[4] 瞿秋白，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5]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毛泽东就曾在瞿秋白等主持的八七会议上讲过“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从而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十四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6]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一九八○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指出：应当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7] 李立三，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8] 罗章龙，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9] 王明，见本卷《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注释^[10]。

^[10] 张国焘，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11]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12] 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克诚，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张闻天，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原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九年八月，他们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定为

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13] 刘少奇，见本卷《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注释^[29]。

^[14] 指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在会上也受到了批评，挫败了林彪有计划有预谋地抢班夺权的阴谋。

^[15]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会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16] 李雪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委。郑维山，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会议前期由他们共同主持。会议的最后一天，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们被宣布“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他们平反。

^[17] 周恩来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

1．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战备问题。

^[18] 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

^[19] 见本卷第 290-292 页。

^[20] 指林彪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21] 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发言的记录。

^[22] 陈伯达，见本卷《我的一点意见》注释^[1]。

^[23] 指陈伯达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予以批驳。

^[24] 即本卷第 47页《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太上皇》和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同志《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

^[25] 指毛泽东同志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情况等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关于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

^[26] 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期简报登载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讨论林彪讲话的情况。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宣讲了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简报称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

^[27] 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也出席了会议。

^[28]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

^[29] 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

要》。

^[30] 欧仁·鲍狄埃，法国无产阶级诗人，巴黎公社活动家，《国际歌》歌词作者。一八八七年十一月逝世。

^[31] 指列宁一九一三年一月写的《欧仁·鲍狄埃》一文。

^[32] 即《我的一点意见》。

^[33]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

^[34] 彭，指彭真，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罗，指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指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杨，指杨尚昆，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打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彭真彻底平反的文件。一九八○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为罗瑞卿彻底平反。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平反。

^[35] 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在武昌、长沙、南昌等地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七日-八月三十一日）

一 八月十七日与刘丰、刘建勋、王新、汪东兴的谈话

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

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 81 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

毛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

毛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

毛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人纷纷检讨自己犯了错误。）

毛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毛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毛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

毛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毛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

养六十岁以下的人、三十岁以上的人。

二 八月二十五日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简述了党史，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 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毛又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接着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六号简报时）毛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谈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时）毛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三 八月二十七日与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的谈话摘要

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讲完这段话，带着几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四 八月二十八日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说：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说：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又说：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毛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

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么事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1935 年 1 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一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接着说：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又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坑。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转向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说：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说：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做工作汇报）毛听完后说：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我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毛说：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毛兴奋地说）我听说打锦州的时候，部队住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又说：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

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接着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五 八月三十日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和汪东兴的谈话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时）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毛说：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 81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又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

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1 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

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

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又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拉是拉了他们一下。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六 八月三十一日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毛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在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九月十二日）

一 九月三日在杭州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

毛说：那份简报（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毛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又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毛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毛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毛又谈到军队问题）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说：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说：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二 与许世友、王洪文的谈话摘要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毛主席说：去那么远了呀。

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主席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毛主席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主席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毛主席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

毛主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主席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毛主席说：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几条语录呀？“天才”的语录是林彪一伙人内部搞的，别人都没有看过。

（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

毛主席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

（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

毛主席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毛主席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三 九月十二日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的谈话

（毛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谈了阿党对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毛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指美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接着，毛又谈起党的历次路线斗争），毛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谈了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成功，然后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毛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对着汪东兴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在谈到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问）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

一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小唐^[1]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周恩来：主席本来指示……^[2]

毛泽东：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周恩来：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3]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4]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5]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就让黄华^[6]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泽东：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恩来：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泽东：好，那就这么办。

毛泽东：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7]，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8]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9]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十九个，非洲国家二十六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七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七十六，十七票弃权，反对票只有三十五。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0]

一九五○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11]跟伍修权^[12]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

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13]谈公报^[14]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一九四五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

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

（叶剑英：“困于南阳，险于乌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分兵一半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15]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二十三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五十四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三十五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二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16]

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有的人打过仗，有点功劳，或者自以为有点功劳，吃饭、拉屎、睡觉、做梦，都念念不忘他那点功劳。说他没有什么功劳，他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是低级趣味。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济南军区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

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在座的同志知道吗？

周恩来：还没有告诉他们，主席谈完后，我们就到大会堂把文件^[17]读给他们听，并介绍有关情况。“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毛泽东：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

周恩来：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

毛泽东：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

毛泽东：安全问题很重要，去了上上下下要住在一起。

毛泽东（对周恩来）：马上打电报给黄镇^[18]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注释

^[1] 小唐，唐闻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出生，唐闻生和王海容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翻译。参加本次会见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荣。

^[2]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诉周恩来：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此事时，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3] 熊向晖，时任周恩来总理的助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王牌间谍，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九三七年，奉周恩来指示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

^[4] 乔老爷，指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老爷”一号其源于六十年代喜剧影片《乔老爷上轿》。

^[5] 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6] 黄华，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7] 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趁毛泽东同志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8] 指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一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日夜坚守在护理毛泽东同志的第一线，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9]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四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大元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佛朗哥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对西班牙进行了长达三十六年的独裁统治。

^[10] 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十一月十五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11] 指乔冠华。

^[12] 伍修权，一九五○年十一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

^[13] 基辛格，时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公布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密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公告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与中方共同草拟联合公报草案。

^[14] 公报，指后来尼克松访华时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

^[15] 谭鑫培、谭富英，谭家是著名京剧世家，谭鑫培是谭富英的祖父，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创始人。谭富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大须生之一。

^[16] 这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晚八时，毛泽东主席约见周恩来总理、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时的谈话。

^[17] 这个文件指《“五七一工程”纪要》，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之子林立果连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抢班”。

他们提出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干掉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五七一工程”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原稿后来被缴获。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同志，“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静火同志注：国防科委统一规定的地空导弹兵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该纪要还恶毒地辱骂毛泽东同志是“暴君”“独裁者”，并提出“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B—52 指毛泽东同志），并规定“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该纪要后来被原原本本地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手中。

^[18] 黄镇，历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首任大使。自一九七一年起，黄镇奉命秘密同美国展开外交沟通，负责与美国代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络工作。

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

的人员时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周恩来：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叶剑英进来了）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1]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周恩来：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是树他自己的。（周恩来：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象话了。）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周恩来：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答：当时我也不清楚。）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周恩来：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的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遥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叶剑英：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哪有那个事呢？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指张国华^[2]）你就是王佐^[3]部队的一个兵。（周恩来：后来是司号长。）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那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季振同^[4]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5]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周恩来：那个王实味^[6]也可以不杀。）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7]、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8]、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注释

^[1] “二月逆流”，见本卷 57 页注释^[19]。

^[2] 张国华，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3] 王佐，与袁文才共同领导井冈山的绿林武装。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后，对他们进行了改造，部队进行了整编，但袁王部队和地方永新县委存在着很深的误会和矛盾，加上当地长期存在的土客矛盾，一九三〇年二月，永新县委盗用毛泽东名义将袁王二人骗至永新县城，利用彭德怀的红五军将两人杀死，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残部无路可走，向国民党保安团投降，之后带领保安团攻打井冈山，井冈山就此失陷。后中央红军多次攻打，均因地势险峻而不能得手，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从此直到全国解放都一直是白区了。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特地将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接到井冈山宾馆，亲切地称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亲切慰问，并一起照了相。

^[4] 季振同，原任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十四师师长、七十四旅旅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五军团，任总指挥。一九三四年八月，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入狱监禁。十月，长征前夕，被杀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镇。

^[5] 解方，曾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第一至五次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之一参加开城停战谈判，回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越南停战谈判顾问，南京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等职。早年留学日本，原为东北军部下，曾任张学良副官，在文革中被查出西安事变前后参加了张学良秘密组织的东北革命军人同志会，在一九四六年曾与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东北军旧部四十二人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张学良回东北，被定为“东北叛党集团”成员，几乎被判死刑，后被毛泽东和周恩来制止。

^[6] 王实味，作家，在延安写了杂文《野百合花》，恶毒攻击边区生活，后被国民党利用宣传我党的黑暗，被定为托派分子，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机关撤出延安，行军途中，因国民党飞机炸毁了关押王实味的看守所，战争状态下被晋绥公安总局秘密处死。

^[7] 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8] 陈伯达，见本卷《我的一点意见》注释^[1]。

同尼克松的谈话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尼：主席真是饱读诗书！周总理说，你书看得比他多。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你说，一定要谈谈有关哲学的问题。

尼：我这么说，是因曾拜读主席的诗词及演说稿，而了解他是个专业哲学家（中方人士笑）。

基：我在哈佛教书时，都指定学生研读主席的文集。

毛：我那些文章不算什么。我写的东西了无新意。

尼：主席的文章震撼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咱们的共同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这个（说法）。他骂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篇演说。你看了吗？

尼：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

周：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毛：其实，我们跟他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还长。

尼：是的，我知道。

毛：这些问题不是我权职内该讨论的。应该与（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有位叫 FrankCoe 先生的美国人，他在贵国一片大乱之时，也就是你上次竞选时，曾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你会当选总统。我很喜欢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却反对（你）这次访问。

尼：主席说曾投我一票，那他是两恶相权取其轻。

毛：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英国）希斯首相也是右倾。

尼：戴高乐也是。

毛：戴高乐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也说，西德的基督民主党也是右倾。我比较乐见这些右派掌权。

尼：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至少是目前，左派说到的右派能做到。

基：总统先生，还有一点。左派的都亲苏联，不会鼓励（美国）朝（中华）人民共和国靠拢，而事实上也因此而对你批评。

毛：正是如此。有些人反对你。我国国内也有反动集团，反对我们与你接触。结果呢，他们跳上飞机逃往国外了。

周：这件事你或许清楚。

毛：放眼世界，美国的情报比较正确。其次是日本。苏联呢？他们最后总算跑去挖出尸体了（指林彪等人坠机案）。但他们也没说什么。

周：在外蒙古。

尼：最近的印度－巴基斯坦危机，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美国左派严厉抨击我为何不与印度站在同一阵线，其实左派的理由有二：一、他们支持印度；二、他们支持苏联。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放眼大局，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他有多大）吞没他的邻国。此举虽让我付出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这么做是对的），但我认为历史会证实这么做是对的。

毛：容我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可否少做点简报呢？（此时尼克森指著基辛格博士，周恩来则笑笑），若把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形式上的讨论向其他人简报，你认为好吗？

尼：毛主席尽可放心，我们在此的谈话内容以及我和周总理的讨论绝对保密，不会跨出这房门一步，这是最高层密谈的唯一方式。

毛：这就好。

尼：举例而言，我希望和周总理以及稍后和毛主席就台湾、越南、朝鲜等问题交换意见。

我也希望讨论以下敏感问题，包括日本前途、次大陆前途、印度未来角色、全球动态、美苏关系等。因为唯有我们著眼于世界全局以及影响全球的主力，我们才能对眼前迫切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以上那些烦人的问题我并不想介入太深，反倒是喜欢你的哲学讨论。

尼：举例来说，毛主席有一件有趣的现象你应该注意到了，大部分国家都同意我们今天的会面，但苏联有异议，日本则表达了他们的疑虑，印度也不赞同。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决定未来政策发展的方向，以便因应全球以及眼前南北韩、越南、当然还有台湾问题。

毛：是的，我同意。

尼：例如我们必须自问——只限在座的人，为何苏联在与贵国的边界集结的兵力多于在与西欧接壤的边界？我们也必须自问，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是要让日本保持中立、完全没有武装好呢（我知道我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抑或让日本与美国在某段时间内维持某种关系好呢？以哲学观点而论，我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里无所谓好坏的选择。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绝不可制造真空状态，因为真空随时会被别人递补，诚如周总理所言，美国已摩拳擦掌，苏联也摩拳擦掌，问题是哪一方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危机？到底是美国侵略抑或苏联侵略？这些问题虽棘手，但我们有必要讨论。

毛：就目前而言，不管是来自美国的侵略抑或来自中国的侵略其实都是相当次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侵略之类的话题可说根本不是重点，因为我们两国并未处于交战状态。贵国打算撤出若干部队回国，我国则未派兵出国，因此我们两国的现状十分奇怪。这是因为过去廿二年来，我们双方的想法从未透过谈判交流过，我们双方进行乒乓交流至今不到十个月，而贵国在华沙提出的建议迄今也不到两年。此外，我国在处理问题时，摆脱不了官僚机制。例如，贵国希望双方能在私人层次上交流，或是互开贸易大门，但这些提议全被我们官员搁在一旁，坚持旧立场，在未解决重大问题之前，根本没有次要问题出场的份。我本身也曾这么坚持过，后来我认为你是对的，接著我们开始打乒乓球，周总理说，这也是在尼克森总统上台后才有的。

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了尼克森总统给我们认识，当时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曾反对我们和贵国接触，他说应该比比詹森总统与尼克森总统孰优孰劣，但巴国总统雅亚说，这两人不能比，也无从比。他说，一个像流氓（他指詹森总统），我不知道他这印象是打哪儿来的，我们这边也不太喜欢和詹森总统打交道。贵国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詹森，我们都不太满意。我们不是很满意杜鲁门与詹森。

从杜鲁门下台到詹森上台之间的八年，都由共和党总统执政，这期间你大概也还没想清楚。

周：重点是杜勒斯的政策。

毛：他（周恩来）之前也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个。

尼：但他们（指向周恩来与基辛格）握过手。（周笑笑）

毛：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博士？

基：毛主席，那段期间全球局势产生剧变，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以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没什么两样，直到尼克森总统上台我们才了解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本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有所不同。

尼：毛主席，我了解有一段期间，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和毛主席与周总理有很大的出入。现在我们能同聚一堂，主要是因为我们认清世界新局势，同时也认清一国内部的政治意识形态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外与对双方的政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看法不同，而周总理与基辛格博士已就这些歧见交换意见。

同时我们也要说，审视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强权，我们知道中国不会威胁美国国土。我想你了解美国并无意染指中国，而中国也无意宰制美国，我们相信你也了解美国并无意称霸全世界。此外，或许你不相信，但我真的认为，中国或美国这两个大国均无意独霸全球，因为我们对这两个议题的态度一致，所以对彼此的疆界领域均不会构成威胁。

因此，虽然我们理念有所不同，但仍可以找到共同点，建构一个双方均可无后顾之忧地照自己路线发展的全球架构。其他国家我就不敢说了。

毛：我们也不会威胁日本或南韩。

尼：以及其他国家，我们也不会。

毛：（询问周恩来时问）你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够多了吗？

尼：是的，散会前我想说的是，毛主席，我们知道你和周总理冒了很大的风险邀请我们来此，对我们而言，这也是很困难的决定，但是读了毛主席一些谈话后，我知道他是会把握机会的人，定会掌握时机、打铁趁热。

另外，我也有一些个人的感想要对周总理说。周总理，你并不了解我，由于你不了解我，所以你不该信任我。你会发现，我从不信口开河，说些我做不到的事，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能和毛主席以及周总理开诚布公。

毛：（指著基辛格）“掌握时机，趁热打铁”，我想总的来说，像我这样的人说话像放炮（周噗嗤而笑），说些“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势力、建立社会主义”之类的话。

尼：像我，还有匪帮。

毛：但你或许不会被推翻，据说他（基辛格）也不会被推翻，若你们都被赶下台，我们就没朋友了。

尼：毛主席，你的经历我们大家可是众所周知，出身赤贫，一路攀爬到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最高位置。

我的背景就没有这么精采，我同样出身穷苦人家，一路爬到国家元首之位。历史结合我们两人，问题是各自抱持不同的哲学观、但都是脚踏实地，获人民爱戴的我们是否能达成突破，除了为中国与美国效劳之外，亦能在未来几年替全球效命？而这正是我们在此的原因。

毛：你所著的《六大危机》写得不错。

尼：他（毛）饱读诗书，学贯五车。

毛：我书读得太少了，所以对美国一知半解。我必须请你介绍几个老师给我，尤其是历史与地理老师。

尼：好，一定找全国最好的名师。

毛：这正是我对斯诺先生的评语，斯诺先生已在几年前过世了。

尼：真遗憾。

毛：没错。

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因为持续对峙对我们有何好处？谈判为何一定要有结果？若我们第一次失败，人们会说，为何我们无法第一次就成功？唯一的理由是我们走错路了，但若我们第二次成功了，他们又会怎么说呢？

谈拿破仑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九月十二日）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会见法国外交部部长舒曼时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时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同志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谈话的一部分。

对于西方历史，我是比较熟悉你们法国。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头，欧洲的国家一起联合起来反对你们。当时出了个英雄——山岳党领袖罗伯斯庇尔，此人是个乡下的小律师。他依靠那个长裤党，就能够打败所有的敌人。后头拿破仑占领了差不多整个欧洲，他后来犯了错误，政策也不大对头了。第一不该去占西班牙，第二不该打俄国，又是冬天。他打莫斯科，不打彼得堡，没有一下子把沙皇抓住。

特拉奥雷：我们马里共和国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

毛泽东：你把我吹得太高了。

特拉奥雷：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

毛泽东：拿破仑，无论怎么样，后人是对他表示尊敬的。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这个人相当聪明，他所以能创造法国的法典，就是因为他读过罗马法典。拿破仑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不该占领西班牙，引起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反对他；二不该去打俄国。

特拉奥雷：我说一个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

毛泽东：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

特拉奥雷：我看了你的军事和政治著作。

毛泽东：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请你少吹一点了，我的好朋友啊，你也不要强加于我。

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法国人，把欧洲的封建制度扫得差不多了。几十年前我们在延安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苏联人，我问过他对于拿破仑的认识怎么样。他表示很尊敬，说拿破仑是了不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拿破仑的前一段都是肯定的。就是他反对英国，封锁英国的货物的政策搞得不好，结果封锁不了，主要是棉布、白糖、咖啡这些物资。再呢，海军不该跟英国海军打。占领西班牙也不大妥呢，进攻俄国也是不妥呢。这个都是为了封锁。如果保存海军，拿破仑最后失败了，也可以跑到美国去。把三万法国人的军队放在埃及，也是不妥当的。

谈国际问题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同志的部分谈话。

西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想推德国向东，不使它向西。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都想推动苏联向东，推苏向华，西方无战事就好。两个德国应该统一，搞两个干什么呢？无非是雅尔塔搞的。我讲过多次，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的。但现在要吃呢，要用文的，用武的难，过去可以，过去清朝、北洋军阀、蒋介石的时候都可以。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不过我也不大相信会打，但准备打。苏联原来搞威胁，威胁不灵，威胁不搞了，只搞演习。如果是真要打，就不搞演习。如果打游击我们就要准备，黄河以北它占不了好多，大城市我们也不放弃，在洞子里头照样打。如果俄国人真打中国，它就失败了。横直我们是打游击，不损失主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能吃下的就吃一口，至于你要打我，横竖我就两条腿走路。我的看法，苏联是声东击西，口里讲是整中国，实际上是向欧洲和地中海。有个英文刊物叫《新闻周刊》，有篇文章算了一笔账，说苏联是整欧洲的。它在欧洲那边包括在东欧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一个师，国内靠西边还有八十个师，对中国这边不过四十多个师。这种估计只当一种想法，你们外交部研究一下。我出点题目，究竟是声东击西，还是真正向东？准备它是要打。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些调查研究，情况弄得确实一些。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我们外交部有条路线，中左路线，喜欢左派和中间派，就不喜欢右派。世界上就是右派当权，你怎么办呢？而我呢，都喜欢，特别喜欢右派，尼克松一类人，我就说服我周围的这些人。

这次我们国内开了三百多人的会（指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他们都没有注意我的那几句话：“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什么叫“跌了几跤之后”呢？包括开除党籍^[1]，开除出政治局，赶出红军三四次，等等。我总是每一次就声明，要么就听我的，我就干下去，就要怎么怎么。要不然，我就滚蛋。你们再需要我来呢，那我就再来吧。外国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也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关于避孕，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注释

^[1]1928年 3月，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根据地传达 1927年 11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将开除毛泽东同志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党籍”。

启用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启用邓小平的批示与谈话。毛泽东同志对犯错误者的“一看二帮”“惩前毖后”的态度，毫不动摇地贯彻了一生。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七二年启用之后，一九七五年末就发现他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没有改变，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发表为主要标志，全面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信的批语；本篇二、三、四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各军区负责人的谈话。

请总理^[1]阅后，交汪主任^[2]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3]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4]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5]。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6]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 泽 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

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三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四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注释

^[1] 总理，指周恩来。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3] 刘少奇，见本卷《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注释^[29]。

^[4] 邓，指邓小平，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帅师长。古，指古柏，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法。一九三三年三月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受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

^[5] 张闻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随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开始阶段，他直接参予了领导。后来他对这个问题多次作过检讨，并从中吸取了教训。

^[6] 刘伯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委邓小平等一起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冀南、太岳、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邓小平一起率领所属部队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

同基辛格的谈话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十一月十二日、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在座人士：中共党主席毛泽东、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传译唐闻生、传译沈若芸；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洛德。

毛（边走边说）：我看起来还不差，但老天已对我发出邀请。（转头朝洛德说话）你真年轻。

洛：我渐渐老了。

毛：在坐的要属我最老了。

周恩来：我是第二老的。

毛：当年英军有人反对你们国家独立。蒙哥马利元帅则是反对你们政策的人士之一。

基：是的。

毛：他也反对杜勒斯的政策。不过，他大概不会再反对你们了。当时，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大笑）。

基：以前的敌人。

毛：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算是朋友。

基：这是我们的感想。

毛：也正是我说的。

基：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的坦白和开放。

毛（对著摄影师说）：就这样了。（摄影师旋即退下）。

不过，我们别说些假话或耍诡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随意的放，测试一下。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把戏都没什么用。连一些大军演也没什么用。我曾对你们的记者斯诺说过，对重大事件而言，你们的中央情报局没什么帮助。基：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资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周继续笑著）。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毛：你工作做得不错。你飞遍全世界，你是燕子，还是鸽子？（大笑）越南问题应该算是大致解决了。

基：我们也是这么觉得。局势该有个朝平静发展的转换期。

毛：对的。

基：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毛：我们的情形也一样（边说边比手势）。你们总统当时坐在这里时也说过，每个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这也导致了贵我两国的携手合作。

基：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我伤害你，你伤害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对付一个冒牌货。（大笑）当然，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批评我们。这照你们总统的说法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会说，共产党滚开，我们则会说，帝国主义份子滚开。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不

这样做的话不行。

基：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可能会把情况弄混。我对周总理说过，由于你们的原则，很奇怪的，对欧洲你们说话就可以说得比我们更强势。

毛：至于你们，在欧洲和日本方面，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彼此合作。有些事吵吵嘴没关系，但基本的合作还是需要的。

基：至于你我之间，就算有时彼此批评，我们还是会配合你们行动的，也绝不会参与任何旨在孤立你们的政策。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重要事务上应该和他们合作。欧洲现在的领导圈十分弱势。

毛（手指著基辛格）：法国的社会党正和共产党联手，苏联则希望法共夺得政权。我不喜欢法国共产党，就像我也不喜欢你们美国共产党。我喜欢你，但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大笑）。西方历史上，你们总是有套政策，譬如说，在两次大战中，都是你们压迫德国和俄国宣战。

基：但我们的政策可不是压迫俄国和中国打仗，因为中国的战事对我们来说，就和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一般危险。

毛：（在基辛格的发言被翻译前，毛先用中文回话，还一边数著手指头。翻译唐闻生先翻完基的话，然后再把毛的话翻成英文）。我想说的是，你们到底是不是打算让西德和苏联握手，和平相处，然后使苏联得以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都有这种想法，让苏联东进，好对抗我们和日本。或许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也可以用来对抗你们。

基：我们不赞成这种政策。我们较支持不追求这种政策的德国反对党。（毛泽东开始抽雪茄，并试著递雪茄给基辛格和洛德，洛德表示他不抽烟）

基：我们并未计划在未来四年大量裁减驻扎在欧洲的美军。（毛把脸转向周）

周：说到裁军，你的意思是最多裁百分之十到十五。

基：完全正确。

毛：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多少？他们大都是飞弹部队吧。

周：大概在卅至卅五万间，包括地中海的驻军。

毛：这大概不包括海军在内。

基：不包括海军。在欧洲中部约有廿七万五千人，但这不含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毛：你们部署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队散布很广。你们在韩国有军队，我听说大约有三十万人。

基：大约四万。

毛：蒋介石那儿大约有八到九千人。

周：在台湾吧。

毛：听说日本还有两地驻军，四万人在琉球、二至三万人在日本本土。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多少美军，但现在越南的美军只有一万多人。

基：但他们很快都会撤回。

毛：对，我听说你们在泰国有四万人。

基：对的。但主席你刚才说的大都是空军部队，所以恐怕不能光以人数衡量。

毛：你们也有地面部队，例如在南朝鲜。

基：我们在南朝鲜确有地面部队。

毛：你经过日本时，最好多花点时间和他们会谈。你只和他们谈一天，他们的面子很挂不住。

基：主席，我们希望此行的重点是北京的会谈。稍后我会单独再去一趟东京。

毛：很好。对他们说清楚些。你知道日本对苏联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基：他们有点爱恨交加。

毛：（比手势）一句话，这是日本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的，苏联做的事就像看到有人要上吊，就立刻把人家脚下的椅子抽走。

基：是的。

毛：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周恩来轻轻的笑了）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基：他们还夺走当地所有的工业。

毛：对呀。他们还抢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毛转头和周讨论）库页岛位在千岛群岛南方，我得查查字典，看它的中文名叫什么。

基：日本被苏联的经济发展性所迷惑。

毛：（点头）他们希望从苏联那儿拿回些什么。

基：但我们将加强日本和美国关系，同时也希望和中国加强关系。

毛：我们认为，要是日本和苏联加强关系，不如和美国加强关系，这样会比较好些。

基：日本和苏联如果形成紧密政治关系是很危险的事。

毛：这在现实上，似乎不可能成真。

周：（对毛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和白宫的联系。

毛：（对周说）重要性何在。

周：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大使的管道处理。

毛：黄华命苦（周大笑），他在你们那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还扭伤。

基：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医生。

毛：好啊。（周大笑）黄华好像在你们那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笑声），对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笑声，尤其是女士们），有人说，如果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

毛：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甚么，女人倒是过剩。（笑声）

基：女人是没有配额或关税的。

毛：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几个，或者千把个。（笑声）

周：一定，而且是自决自愿。

毛：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绝对是个灾难，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笑声）

基：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你要我们中国女人吗？我们可以给你一千万人。（在座的女士笑得特别厉害）

基：主席正在推销他的观点。

毛：这样做，我们可以让她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你的国家，同时伤害你们的利益。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女人，她们会生孩子，而我们国家的孩子太多了。（笑）

基：这真是一个新奇的意见，我们会好好研究他。

毛：你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你的访问正是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笑）

毛：中国人是非常排外的，例如，在你的国家你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人，但在中国你看到几个外国人？

周：非常少。

基：当然，你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幸运。

毛：是的，那是有原因的，在百年前的义和团事件中，主要是八国联军，接著是日本，日本占领中国十三年，他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土地；过去入侵的八国联军不但占领了中国土地，而且还向中国索要赔款。

基：是的，还有治外法权。

毛：在对日关系上，我们没有要求他们赔款以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而且要计算赔款非常困难，没有任何会计能够做到。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比化解你我之间的敌意困难。

基：是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敌意，相反的，我们之间现在只有一个判断性问题。（毛表示同意）未来几年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很快就会开始运作。

毛：是吗？

基：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毛：你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是什么？是指台湾？

基：是指其他有这种意向的国家。

周：你是指苏联？

基：我是指苏联。

周：沈小姐了解你说的意思。

毛（看著翻译沈若云）：这个中国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对周恩来说）她是谁？

周：她是沈若云。

毛：姑娘。（周恩来笑了）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毛：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

基：不过，我们遇到的翻译，他们都做得很称职。

毛：你遇到的翻译和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像现在这么好了。

周：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

毛：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年龄不要太大。基：我们准备设立一些人员交换计划，让你们送学生到美国。

毛：一百个学生当中如果有十个人学好外语，那就非常成功，即使有十多个学生不想回国，例如一些女孩想留在美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排外。过去，中国到外国却不肯学当地语言，（看著翻译唐闻生）她的祖父母就拒绝学英语。他们就是这么顽固。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顽固和保守。许多老一代华侨不肯说当地语言，但年轻一代好多了。

毛：（比个手势并指著他的书）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纸老虎。

基：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笑）

毛：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周恩来笑了）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笑）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笑）

毛：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他们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苏联进攻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者。

基：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

基：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毛此时请基和洛德喝茶）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毛：（笑）那会怎样？因为自从深陷越南后，你们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你想如果苏联深陷在中国，他们会感到舒服吗？

基：苏联？

唐：苏联。

毛：那时候你们可以让苏联深陷在中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戳苏联的背后，那时候你们的口号将是寻求和平，你们将以和平之名瓦解社会主义帝国，也许你们将以作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一切协助反对中国。

基：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彼此的意图实在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联手攻击中国。

毛：（打断基的谈话）不，不是这样，你正在进行的目标是瓦解苏联。

基：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笑）

毛：（用两手作势）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

基：我们希望吓阻苏联的攻击，而不是击败他，我们希望阻止他。（周恩来看表）

毛：世事难料，我们宁愿事情如此发展，这样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比较好。

基：哪种方式？

毛：那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

基：那是你的必然性推论。（周恩来笑）

毛：我们国家有许多妇女，她们不懂得如何作战。

唐：那不一定，有许多妇女特遣队。

毛：她们只是在演练，真的作战时，你将很快逃进地下庇护所。

唐：假如这几分钟的谈话公开，将引起半数中国人的公愤。

毛：那是中国一半的人口。

周：首先，它将无法通过外交部这一关。

毛：我们称今天的会议是秘密会议；（中方人笑）我们今天的会议要公开，还是保密？

基：那由你决定。假如你同意我打算将会议内容公开。

毛：你的意思如何？公开好还是保密好？

基：我想还是公开好。

毛：今天我们有关女人的用词应该销掉。（笑）

基：我们将从纪录中删除。（笑）当我回去后我们将开始研究这项提议。

毛：你知道，中国有一个陷害美国的阴谋，那就是送一千万名妇女到美国，藉著增加美国人口来伤害其利益。

基：在我的印象里，主席已经非常确定这个想法，那么我一定会在我的下一个记者会上使用它。（笑）

毛：对我来说无所谓，无论如何，老天已经送给我一封邀请函。

基：我真的发现主席今年气色比去年好。

毛：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毛在没人搀扶的情况下起身向美国访客道别）请代我向尼克森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森夫人致意，很抱歉无法与她及罗杰国务卿见面。

基：我一定会转达。

周：新闻声明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内送给你。

与会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外长姬鹏飞、副外长王海容、译员唐闻生及沈若云、国务卿基辛格、美国联络办事处主任卜大卫、国务院计划暨协调处主任洛德。

毛：各位讨论了些什么？

周：扩张主义。

基辛格：没错。

毛：谁在谈扩张，他吗？（指著基辛格）

周：他先开始，其他人也跟进。

基：关于均势，贵国外长不时批评我们，但我认为他了解真正的源头。

毛：但那种扩张主义是微不足道，你们不该怕他们。

基：我们并不怕他们，主席。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得采取像两周前那样强烈的措施。

毛：那些措施还不错。那时我们还无法说服埃及副总统夏菲。他来此地表示对美国没有信心。他说你们偏袒以色列。我说不必然。我说那些犹太人后裔并不是一条藤；譬如，我们跟恩格斯合作，而不与其他犹太资本主义者往来。

基：中东的问题是现在就要防范被苏联掌控。

毛：他们不可能掌控中东，因为虽然他们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却有限。以古巴为例，你一恐吓他们，他们就跑了。

基：后来我们又吓了他们一次，但我们没有声张。

毛：最近吗？

基：最近。他们出动好几艘潜艇，我们也出动好几艘军舰，后来他们就退了。我很怀疑这个国家会想跟我们建立关系。刚开始卡斯楚派代表团来接触，代表团负责人是洛德利圭兹。他率领六名拉丁美洲同胞来到中国，试图代表苏联与我们媾和。第二次他们试图透过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谋和，他们试图说服我们不要继续在意识形态上搞斗争。

基：我记得他当时在这儿。

毛、周：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周：他第一次到中国。（英语）

毛：第二次柯锡金亲自来，那是一九六○年。我向他宣布我们准备对他进行斗争一万年。（笑）

翻译：主席说要斗争一万年。

毛：我也向他明言，我们双方都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被你们（苏联）贴标签称作教条主义者，这是反马克思的。因此我说那我们也给你们冠个名称，叫“修正主义者”（笑）。所以我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次我对柯锡金让了步。我说我原先说这场斗争将进行一万年，看在他亲自来拜访我的分上，我就减一千年。（笑）你看我多慷慨。我一让步就是一千年。（周和毛商议）

还有一次，也是罗马尼亚的一位波德欧洛维斯基先生代表苏联来谈。这一次我又让步了一千年。（笑）你看，我的时限越来越短。

第五次罗马尼亚总统西奥塞古又来了－那是两年前－他再度提起这个问题，我说“这次不论你说什么，我不能再让步了”。（笑）

基：我们必须采用中国式战术。

毛：目前你们跟我们之间有些歧异。现在我讲话不太舒服，因为我掉了两颗牙。你们跟我们的活动也有点不同，那就是，我们向来以牙还牙。我们体察到柯锡金总理和我们达成的协议从来没有真正履行过的事实，那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的协议。

基：不论在车内或他处，我向周总理解释，我们的战术较为复杂，或许没那么大胆，但我们的战略一样。我们毫不怀疑谁是今日世界最主要的威胁。

毛：你们的作法是中国式的太极拳。（笑）我们做的是更有活力的太极拳。

周：直接出击。

基：的确，但是当挑战真正出现时，我们的反应跟你们一样。

毛：我相信，那就是为什么您最近到阿拉伯世界拜访做得很好。

基：主席正在学英文。

毛：为什么在你们的国内，你们对水门事件^[1]那桩屁事那么在意？（当传译解释她不能照实翻译主席的“屁事”一语，因为那意即“放屁”时，中国那一方传出更多笑声。周总理问洛德先生是否知道中国字“屁”的意思，洛德先生回答“不知道”，周总理说他可以问他太太。中方解释那是一个形容这种情况的字眼。）这个事件本身是个很小的事，可是因而引起这么大的乱子。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这样。

基：不过，主席先生，外交政策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外交政策会维持目前的方向，或者在危机情况下我们会采取的行动，都不会改变，我们过去的作为可当作证明。

毛：对。即使是在国内事务方面，我想就你和总统而言也没有很迫切的问题。

基：没有。对我而言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跟这没有一点关系。就总统而言，他有办法处理好的。

毛：我所指的国内事务是你们的通货膨胀问题，物价上涨，失业增加，因为看起来失业人口已经因为美元相对稳定而减少，所以看起来应该没有大问题。为什么水门案会闹成这个样子？

基：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有很多老式的政治人物不喜欢总统，因为他采取的政策不是那么传统。也有很多知识份子变成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摧毁一切。

毛：例如雷斯顿（JAMAESRESTON）、艾萨浦（JOSEPHALSOP），现在都站出来反对尼克森总统。这个我无法理解。

基：我能够了解雷斯顿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只是跟著别人走，他总是反映流行的观点。至于艾萨浦，我想他只是暂时有些失常，他很快会回到原来的立场。

毛：你想他们会不会写写文章，比如说，试试大众的看法？

基：他们都以为是他们在统治这个国家。他们不时会轮流玩弄一下总统。（笑）如果我们要去管他们在做什么，主席先生，那我根本就不会来这里做第一次访问（笑）。任何重要的事他们都是反对的，但我们还是做了。

毛：对。大家都说美国人没有什么秘密。

基：真的是这样。

毛：我们想美国人可以好好的保守秘密。

基：基本上是这样没错，主席先生，不过你可以放心，只要我们把消息留在白宫里不放出去，我们讨论的东西就不会走漏。

毛：例如说，一件是古巴事件；一件是你到中国访问的事。另一个情况是最近你们跟苏联的往来。在这些事例里面，保密工作都做得蛮好的。

基：确实如此。我的办公室要保密的事项，都能够守得住。不过我们跟苏联之间的事没有什么秘密。跟苏联之间的事，我们一直都是有什么就跟你们说什么。我们跟苏联往来情况你们都是一清二楚。保证未来也是这样。

苏联喜欢制造一种印象，让人家觉得他们跟我们有共同统治世界的伟大计划，不过这只是用来欺骗其他国家而已。事情不是这样。我们没有那么笨。

毛：关于苏联，你们的说法老是跟我们一样。你们的见解似乎跟我们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苏联有可能会想要攻击中国。

基：这个，主席先生，我以前以为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实际的可能性，这个我说过，特别是跟你们总理和大使说过。我们想他们最想要做的是摧毁你们的核子武力。

毛：但是我们的核子武力只不过像苍蝇这么大（笑）。

基：不过他们担心的是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毛：我会说他们担心的是卅年后或五十年后。一个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兴起是不可能的。

基：那么，我已在很多场合说过，上次也跟主席提过，我们相信如果终将会有这样的事，对每个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就算跟中国没有做任何安排也一样。

毛：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的问题，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关系的问题分开来处理。

基：原则上……

毛：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有可能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之间的问题，就相当的复杂。我不相信会有和平解决方案。（对外长说）你相信吗？

基：我相信吗？他问的是外长。

毛：我是问他（外长）。（周总理说了些话没有翻译到）。

他们（译注：指的是台湾）是一批反革命份子，怎么可能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再过一百年再去管他。对世事不要太急。有什么需要著急的呢？那只不过是个千把万人口的岛屿罢了。

周：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人。

毛：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不需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来处理。

基：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不过这是你们必须决定的事情。我们不会去催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有需要，我们就来做。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从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的困难是我们不能立刻就切断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部都跟我们国内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或者在一九七六年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某种方法，让我们得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作用是当作我们加强关系的象征，因为在技术层面来说，连络办事处用处非常大。

毛：这是可以的。

基：什么可以？

毛：（在翻译之前说了一些话）可以照现在的做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现实上可不可行的问题。

毛：都一样（大笑）。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大笑）。我们甚至不会去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碰澳门，最多也只会碰一点点。因为它是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掌控的地方（大笑）。赫鲁晓夫也骂过我为什么我们连香港和澳门都不要。而且我也跟日本说过我们不只同意他们统治北方四岛，而且还包括历史上苏联从中国划给他们的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基：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的问题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相信我们对各自坚持的立场都很清楚。所以我们有的问题是……而且连络办公室同时也做了非常有用的事。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是正常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找个方法来实现它，不过并不是非要不可。

毛：我们已经和苏联与印度建交，不过关系并不太好。而且与它们的关系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基：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讲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我们的连络办事处主任已经跟你们说过大原则，也提过当年乔治·华盛顿反抗英国的故事。

基：对，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对我作过精彩的演说，我也从总理那里听过。

毛：那套说法可以不用提了。我们现在面对著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区。我们的黄大使提过我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不过他不了解美国阻止苏联势力的重要性。

基：嗯，我那时的说法让他很惊讶，而他重复说明了联合国的立场（大笑）。而且我了解你们公开地采取了某些立场，这并不违反我们共同的立场。不过实际上我们会进一步解决中东问题，但我们也想显示这并不是因为受到苏联的压力才这样做的。所以，每当苏俄施加压力时，我们就必须将这个争议中的好处分清楚，然后当我们赢过他们时，我们也很可能是朝同样的方向在前进。我们不是反对阿拉伯国家的主张，我们只是反对它们是藉著苏联的压力达成的。

毛：没错。

基：而且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策略。

毛：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他一九五九年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我们在一九五九年决裂。他们一九五八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海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他们的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他向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就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这是他提出的建议。那时候，他十分自大，因为他见过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有了点所谓的“大卫营精神”。他在北京向我炫耀，说他认识美国总统，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 friend）。（问卜大卫大使：你知道吗？）

卜：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毛：还有一些消息。从此以后，赫鲁晓夫没有再来过。但他曾到过海参崴，他是从中国到海参崴的。

周：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反中国的演讲。

毛：现在的苏联领袖没有一个曾到海参崴那么远的东边。柯锡金自己说过，他对西伯利亚的事情不太清楚。（中方查看时间）

周：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毛：我还想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注：他指的是卜大卫大使的接待会。）我想讨论的问题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将会采行孤立主义政策。

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目前的知识份子和一些民主党人，可能有走向孤立主义的趋势。不过，客观的现实将迫使他们了解，除了我们当前的政策外，没有其他选择。目前来看，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还有，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策略，我不知道。但我认为，他们将沿袭现今的做法。（最后一句话没有翻译。）

毛：那你似乎和我是同一类。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心。

基：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我相信局势的迫切需要将迫使我们回到我们目前正奉行的政策。不过，主席先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利用这段我们全都还在位且都了解这情势的时候，尽量巩固关系，不再让其他政策有机可趁。

毛：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从欧洲撤军的主张。

基：是的。

毛：这是帮苏联的忙了。

基：我们将不会在我们的政府内执行。只有二种情形可能：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残暴、极为火速的解决。

毛：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如果有必要，但……

毛：我不喜欢你向我耍外交手段。

基：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会退缩回去。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毛：因为我也认为最好不要打战。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认为我是个战争贩子。（笑）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认为不太好。如果你们准备打，最好使用传统武器，把核子武器留著当备用，不要碰它们。

基：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那好。我听说你们提出这种说法是想先争取时间。

基：我们是希望争取时间，但我们也希望处于一种地位，就是如果苏联攻击我们讨论的任何重要地区，我们要能反击。这是我们必须准备好的情况。

毛：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他笑著指向王小姐和唐小姐）。你不要因为王小姐或唐小姐比较软弱，想欺负她们。

基：主席先生，依我的经验，她们并不十分软弱。她们也不按照主席的劝告行事。（笑）

毛：她（唐小姐）是美国人，而她（王小姐）是俄国间谍。（笑）

三

与会者：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主席、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乔冠华－外交部长、黄镇－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华盛顿联络办公室主任、王海容－外交部副部长、唐闻生－副司长，美国及大洋洲事务司，兼通译者、章含之－美洲及大洋洲事务司副司长、基辛格博士－美国国务卿，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布什，大使－美国驻北京联络办公室主任、洛德－国务院政策企划参谋主任。

毛：你知道我浑身都是病。我很快就会上天堂了。

基：不会的。

毛：快了。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函了。

基：我希望你还要很长一段日子才会接受邀请。

毛：我接受博士（医生，一语双关）的嘱咐。

基：多谢。（美国）总统非常希望能够访问中国，也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和毛主席见面。

毛：我们诚挚地邀请他来访。

基：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毛：是蛮重要的，但没那么重要。（用手指作手势）。你们是这个（两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大），我们是这个（两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小）；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是的，但是主席过去常说，军事力量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毛：副总理邓小平说过，小米加步枪。

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

毛：是的。

基：你用英文说，也写下来了。能不能把这给我？

毛：好。（他把他写下的便条递给基辛格）。

基：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我说到，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毛：不。（把两只手指握得很近）。所以你们和他起了争执。（指著副总理邓小平）

基：目标是一样的，只是方法有意见。

毛：昨天，你们和邓副总理争执的时候，你说到，美国对中国无所求，中国对美国也无所求。我的看法是，这种说法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全世界。（开始咳嗽，护士趋前帮助他）要是无论哪一边对另外一边都无所求，你们干嘛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

基：我们到北京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对世界情势的看法比我们打过交道的任何国家都要清楚，而我们和贵国若干观点一致……相当多。

毛：那样靠不住。那些话不可靠。那些话不可靠，是因为根据你们的优先顺序，最重要的是苏联，第二是欧洲，其次是日本。

基：那并不正确。

毛：我的看法就是这样。（他用手指头数）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五个（举起他的五只手指头）。

基：那并不正确。

毛：所以我们有争议。

基：我们是有争议。苏联对我们是重大威胁，但不是最高优先。

毛：这样说不对。它是个超级强权。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强权（用手指头扳数）。我们从前往后数（数著自己的手指头）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排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瞧。

基：我知道我几乎从不曾和毛主席意见不合，但他这一点并不正确，因为这只不过是我们优先顺序的问题而已。

毛：（拍他的两个肩膀）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你瞧，我们排第五。我们是小拇指。

基：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得不到。

毛：但是你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基：我们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毛：但是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

基：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件事情。

毛：在一百年内。

基：上次我到这儿毛主席是这样说的。

毛：的确。

基：更少。我不认为需要一百年。

毛：最好它是在你们手里头。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因为现在它要不得。现在那儿有非常多的反革命份子。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用手做手势）我们将会为得到它而打仗。

基：不是一百年。

毛：（用手做手势，计数）很难讲。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实在难说得很。（指著天花板）等到我上天堂去见上帝，我要告诉他，现在让台湾由美国

代管还比较好。

基：他听到这话从毛主席嘴里说出来，肯定大吃一惊。

毛：不，因为上帝（过去）保佑你，而不是我们。上帝不喜欢我们，（摇晃著他的手）因为我是个好战的军阀，同时也是个共产党。那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喜欢我。（指著三个美国人说）他喜欢你、你还有你。

基：我从来没有这个荣幸遇到上帝，所以，我对这点实在不敢讲。

毛：我敢讲。我已经八十二岁了。（朝著基辛格国务卿）你现在几岁啦？大概五十岁吧？

基：五十一了。

毛：（指著副总理邓小平）他已经七十一。（摇著他的手）我们都死了以后，我、他（指邓）、周恩来和叶剑英，你们还都活著。瞧？我们老家伙不会做。我们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基：我想就主席稍早提到我们相对的优先顺序这件事情再谈一谈。

毛：没问题。

基：苏联是超强，难免要优先，我们经常要应付它。但在策略上我们要遏阻苏联扩张，所以中共对我们是策略优先。不过我们不希望利用中国当跳板，因为是死路。

毛：你们已经跳到那儿了，你们也不需要我们的肩膀了。

基：没有，这只是战术性阶段。总统会向您证实。

毛：也请代向贵国总统问好。

基：我会照办。

毛：我们欢迎他来访，你有什么办法帮我治治我现在这说话不清的毛病？

基：您的意思我们都懂。

毛：（指著头）这儿不错，我能吃、能睡；（拍拍膝盖），这儿不灵光；不疼，可是走路没力气。我肺也有问题。总的说来，我身子不太好。

基：见到您总是很高兴。

毛：你知道我是外宾的样板。

基：毛主席，我看了我们两年前的对话纪录，我认为它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纪录之一，我们对它非常重视。

毛：但有些事我们必须等待观察，我做的一些评估还有待客观的情势来推动。

基：我认为毛主席当时的基本评估到目前为止从情势发展看来都证明是正确的，基本上我们都赞同。因为尼克森总统的辞职我们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得不作一些调整。

毛：我认为那是可以的，调整说得过去。

基：它很重要，不过现在这些都过去了。

毛：欧洲现在太软弱了。

基：我同意，欧洲的确太过软弱。

毛：他们怕苏联。

基：他们担心苏联跟国内的情势。

毛：日本在搞霸权。

基：日本还不准备搞霸权。

这还需要领导阶层的再一次改变。不过日本仍具有争取霸权的潜力。

毛：是的。

基：我认为下一代的领袖，我的学生中曾根，他是我在担任教授时的学生，那

一代会比较倾向使用日本的力量。

基：我们支持德国的统一，可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可以防卫苏联的军事行动。不过美国是支持德国统一的。

毛：我们同意这一点，你们和我们。

基：我们并不担心一个统一的德国，不过在此之前苏联在欧洲的势力必须有所减弱。

毛：除非和苏联打一仗，否则苏联的势力不会减弱。

基：是的，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然而在水门事件期间，我们无法这么做。这也是我们要调整的原因。

毛：其实并没有必要这样处理水门事件。

基：这是没有理由，没有理由的。（唐表示有些不解。）根本是毫无藉口采取这样的态度。这只不过是一件小事，然而却因为一群非常短视的人，而演变成一场国家与国际的悲剧。尼克森总统是一个好总统（毛同意地点头），我还常与他联络。

毛：请代我向尼克森先生致意。

基：我回去后会打电话给他。

毛：那么请首先代我向福特总统致意，其次再代我向尼克森先生致意。

基：是我的荣幸。

毛：你太忙了。

基：您认为我太常旅行了？

毛：我是说你太忙了，而且看来你不忙也不行。你不得不忙。当风雨来袭时，燕子就忙了。

基：我得花几天的工夫才能了解其中含意。

毛：这个世界并不平静，而暴风雨－风和雨－来了。随著风雨的来临，燕子也开始忙碌了。

唐：他（毛）问我英文的“燕子”怎么说，“sparrow”（麻雀）又是什么。我说这是两种鸟。

基：是的，但是我希望我们对于暴风雨的影响力，要比燕子对风雨多一些。

毛：或许可能延后风雨到来的时间，但是很难阻止风雨的到来。

基：不过重要的是当其来临时，能够具有最佳的地位面对，而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同意您的看法，风雨正在行进之中，或是可能到来，而我们希望能以最佳的地位面对，不是躲避，而是克服。

毛：就像敦克尔克（注：二次大战英国自欧陆的敦克尔克撤退其部队）？

基：我们可不会那样。

毛：那可不一定。你可以看出你们现在不会那个样子。

基：我们将来也不会这个样子。

毛：那不一定。纽约时报一名军事记者在八月时出了一本这样的书。

基：谁？

唐：（在与中方其他官员讨论后）我们查到以后再告诉你。

毛：你认为目前在欧洲的卅万美军能够抵挡苏联的攻击吗？

基：欧洲的弱点不在我们的军队，而是欧洲本身的军队。我认为以核子武器可以抵挡他们的攻击。

毛：那位记者不相信美国会使用核武。

基：纽约时报过去十年来一直在讨论美国遭到击败的事情。假如西欧遭到攻击，我们当然会使用核武。我们在欧洲有七千枚核武，而那些绝不会任人掳获的。这还只是在欧洲。我们在美国更多。

毛：但是有一批为数不少的美国人不相信你们会使用核武。他们不相信美国会为欧洲牺牲。

基：主席先生，我们的国家才经历一段艰辛的路途，部分是因为中南半岛，部分是因为水门事件，而有许多失败主义者因此浮现。但是您若是观察我们过去五年来的作为，我们总是直接面对苏联，而苏联总是退让。我向您保证，我们的总统也会如此，如果苏联攻击欧洲，我们一定会使用核武。而苏联绝对不能不相信，否则太危险了。

毛：你对核武有信心。你对你自己的军队却没有信心。

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的军队数量不如苏联。这是事实。而最重要的一项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愿意建立大规模的军队。如果他们愿意，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订定一个符合现实的策略。

毛：敦克尔克的策略也非完全不可取。

基：主席先生，我们最终势必要对相互间的声明具有起码的信心。 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不会有敦克尔克策略。而如果遭到攻击，一旦我们起而抵挡，在我们动员之后，我们确信会赢得与苏联的战争。

毛：(比著手势)我们采取的是敦克尔克策略，就是我们允许他们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以及上海，而透过这样的战术，我们将成为胜利的一方，敌人将会遭到击败。世界大战，第一次与第二次，都是这样进行的，而后来也都打赢了。

基：我认为如果苏联对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发动大规模攻击，美国都会立刻介入。我也相信美国绝不会在没有打一场核战的情况下撤出欧洲。

毛：这儿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你的可能性，另一个是纽约时报的。而高华德参议员六月三日在参议院的演说也谈到这一点。

基：他说了些什么？

唐：我们会送你一份副本。是六月三日在参议院的外交政策辩论。 基：可是有什么重点？

毛：他不相信欧洲。

基：您必须了解，主席先生，这是大选前一年，而许多议论都是说给国内听的。纽约时报廿年来有其一定的份量，不过错的比率也不低。

毛：人家说纽约时报是由一个犹太人家族所拥有。

基：是的。

毛：华盛顿邮报也是如此。

基：华盛顿邮报现在已不是了。(他问布什大使，后者指出葛兰姆夫人是犹太人，她是梅尔先生的女儿。)您说得没错。

毛：经营者都是犹太人。这位大使(看著布什)在北京处境艰困。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布：我今晚能来这儿，真是荣幸。我认为您很忙，没有时间接见联络办事处主任。

毛：我不忙，因为我不用去管所有例行性的事务。我只看国际新闻。 基：可是主席对于美国所写的东西，知道的比我还多。我不知道纽约时报记者写的那部书，还有高华德参议员的演说。

毛：你没有时间。你太忙了。(看著洛德)洛德先生，你现在升官了。

洛：是的，主席先生。

毛：（向布什及洛德）你们俩都升官了。

基：他（布什）还没有。他在一九八○年将会升。

毛：他能当总统。

基：要在一九八○年。

毛：你们不晓得我的脾气。我喜欢人们骂我（提高声调并用手拍打椅子）。你们一定会说毛主席是个老官僚，这样的话，我会快一点与你们见面。而且会急著想见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骂我的话，我就不会见你们，宁愿睡大头觉。

基：这对我们很为难，特别是叫你为官僚。

毛：我批准（用手重击他的椅子），外国人都在我面前拍桌子。骂我的话，我只会感高兴。

基：我们会考虑看看，但这对我们来讲还是很不自然。如果我们称主席是官僚的话，那一定是出自策略上的权谋。

毛：但我的确是个官僚，而且还是个军阀。这是苏联给我冠上的名号，官僚也是他们给我的。

基：但我没有看到最近有苏联的访客来此。

毛：他们每天都在骂我，每天。

基：但苏联对中国的评价与我们不同。

毛：（在基辛格的话还没翻译完前）因此，我接受这两个称号，军阀与官僚，再荣幸不过。而且你们也说过我是个战争贩子及侵略者。

基：我？

毛：在联合国的美国。联合国通过一项美国支持的决议，宣称中国侵略朝鲜。

基：那是廿五年前的事了。

毛：没错，所以它和你没直接的关系。那是杜鲁门时代的事。

基：是的。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想法已经改变了。

毛：（摸摸头顶）但决议还没取消。我仍然戴著侵略者的帽子。我仍然把这视为无上的荣誉。好极了，非常好。

基：那么我们不该更改联合国决议了？

毛：不，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从来都没有提出那样的要求。我们宁愿戴上这顶荣誉的帽子。蒋介石说，我们是侵略中国，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确实侵略了中国，也侵略了朝鲜。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声明公诸于世，或者是在你对记者发布消息的时候透露？我要说的是，苏联封我为“军阀和官僚”，美国则封我为“战争贩子和侵略者”。

基：我想，我会帮你把这些话公开。不过，我没办法让历史正确地评价。

毛：我已经在你面前公开这些话。我也对许多来访的外宾说过，包括欧洲人在内。你们到底有没有言论自由？

基：当然有。

毛：我也有言论自由，我放的炮超过了他们放的炮。

基：这个我已经注意到了。

唐：你已经注意到……

基：主席的炮。

毛：请代我问候贵国国防部长。

基：我会的。

毛：我很不满意他去访问日本竟然不来北京。我们要邀请他来这里，让苏联人瞧瞧，但是你们太小器了。你们美国人非常有钱，可是这点你们实在是太小器了。

基：当敝国总统来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这点。

毛：带他一起来。贵国总统来的时候，可以带一个文官和一个军人一起来。

基：您是指我（文官）和斯勒辛格（军人）？

毛：是的。但是我不会干涉你们的内部事务。你们派谁来由你们自己决定。

基：好的，他不会跟总统一起来。也许以后再来。

毛：我们希望邀请他参观我国东北、蒙古和新疆。他也许不会去，你大概也没有这个勇气。

基：我会去。

毛：（朝著布什看）他去过了。

基：我一定会去。

毛：好。

基：我们已经试著向你建议，我们已经准备好就这些当中的一部分问题提供建议或是协助。

毛：就军事的部分，我们现在不讨论。这类事情应该等到战争开打了再说。

基：是。但是你应该晓得，我们应该预作准备。

毛：所以，会议可以结束了吗？

基：是的。

注释

^[1] 在 1972 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 6 月 17 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 McCord, Jr.）为首的 5 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由于此事，尼克松于 1974 年 8 月 8 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丑闻而辞职的总统。

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张春桥同志、王洪文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你们两位是负责起草十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大概你们也知道吧？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1]，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对于越南问题，有人说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注释

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

那还算共产党？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时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他也压迫我们。

周恩来：我们叫它社会帝国主义，因为列宁说过，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实际上是帝国主义。

毛：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第二，团结起来，逐步，急了也不行，逐步统一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的一切国家──我们也是这么希望。日本为什么除外呢？它不属于所谓的第三世界。

毛：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在那里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新殖民主义，我不大清楚。

周：就是象美帝国主义那样，没有殖民地，但有特权，实际上苏联也是，即不是象老殖民主义那样直接统治。

毛：我对扎伊尔的总统说，那个时候，我们恨不得把你们统统推翻。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可是这些人不争气，推不倒你啊，那也没有办法啊，只有跟你打交道。他说我这个话是实话。因为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我说，你（指恩古瓦比）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就是要站

在各国人民方面。

恩：是这样。

毛：总而言之，应该偏向代表多数人的政府。如果偏向代表少数的人，那就不大妥了。

有时候在外交政策上也不得不搞。譬如美帝国主义，他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叫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跟它往来，因为现在那个左派好是好，但是没有权力，中间派也没有权力，就是这个右派，反共最厉害的，尼克松，他有权力。

毛：现在这个世界，不要相信是平安无事。

周：天下大乱，毛主席常说是大乱。

毛：现在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呢。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急啊！不晓得你们非洲人感觉怎么样？

恩：我们要保持警惕，因为现在有表面和平，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大家都谈“安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所以我们对世界和平持怀疑态度。

毛：我们根本不相信，什么“和平”啊，“安全”啊。

同沙菲的谈话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谈话的一部分。

我们过去叫CHIN（秦），加一个A，变为CHINA（中国）。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卖军火，这不是列宁主义，我们从来不出卖军火的。我看你们自己搞，自己重新来制造武器。外国想控制你们，不让你们自己生产。

他们（指美、苏）不一致。一致是表面的、骗人的，也能骗一些人就是了，而不一致是本质的、根本的。你们对美国要采取分化政策。我们受过八国联军的苦，特别是受日本的苦，但是现在我们跟日本搞得比较好。其次是美国和苏联，受他们两家的苦。现在跟美国又比较好一点，比较接近一点，跟苏联还僵着。我们两国人民，以及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总是要团结的。

# 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谈话要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和二十一日又对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

十二月十二日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

毛泽东提议，陈锡联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同志跟曾思玉同志对调；许世友同志跟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跟皮定均同志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他们都刚去，不要动。

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你们还要工作呢，还要保持晚节。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牛长角干什么呢，无非是斗嘛。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你（指叶剑英）把大军区司今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吧，参加议军。

十二月十三日

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十二月十四日

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一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1]就会批你（指陈锡联），那也不要紧。辽宁“八三一”、“辽联”是两个小团体，彼此要照顾一下，不要偏了。“辽联”、“八三一”，不要批呢。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

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包括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不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大好呢。要开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吧。不认识一下呢，也不大好吧。比如东北吧，要他（指陈锡联）在场介绍他（指李德生）。比如华北，要他（指李德生）在场介绍他（指陈锝联）。还有政治委员。

他们（指各大军区司令员）到了，开门见山，讲互相对调，不要吞吞吐吐。对共产党员不要吞吞吐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就是直说。

十二月十五日

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起梗子，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比如那个“八三一”、“辽联”，他不要贴你的大字报？你那个出气的人、你不喜欢的那个人都走了，你还贴大字报吗？

我们还有一位李司令，到了没有呢？司令常来常往嘛！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李德生说：一定顺手！）靠不住。你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着想。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

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象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犯点错误呢，改掉就好。

毛泽东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

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打，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这时，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毛泽东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选妃子遍及全国，某一个省就选了三百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呵？！

毛泽东说，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杨得志同志带一个旅到延安，我才认识他。他是要抓逃兵的。我说逃兵不要抓，他不喜欢在你那里，让他走了算了，如果要抓，请他吃一顿猪肉，因为他不满意嘛。捆绑不能成夫妻嘛，捆绑能够革命嘛？

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要当老百姓。那个乡村里头，工厂里头批起来也厉害。

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2]。甚至福建李庆霖^[3]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呵，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4]，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

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最后，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不要相信那些屁话！我们在旧社会，国民党的报纸那么多，广播电台天天吹，又没有把我们就变成国民党了嘛。我们还是共产党。现在贴两张大字报，不要紧呢。

总是两面的。你们说了什么四川不行，有些不听话，不听调。这也是常事，养着嘛！有一个能办事的就好了嘛。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这个会差不多了吧。明天一天就“聋子

放炮竹”^[5]了。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你（指许世友）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6]

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少文。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

还有什么话讲啊？明天开一个大会就散了啰。（周恩来说：还要起草一个命令，鼓励大家一下。）噢，这个好。你们带个头。底下的政委、参谋长、总部、省军区、军、军分区，还有什么人武部，人也很多。这个问题不要紧。

世界上总是这样的（把两只手合起来），总有两面。有廉洁必有贪污，有贪污必有廉洁。只有廉洁，没有贪污，也不行啊，那就只有一只手。这个手（举左手）是廉洁，这个手（举右手）是贪污。是对立统一。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你陈司令（指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位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这时，周恩来提议唱个歌，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段。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注释

^[1] 参阅本卷《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注释^[9]。

^[2] 参阅本卷《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注释^[2]。

^[3] 参阅本卷第 57 页注释^[26]、^[27]。

^[4] 张铁生，1950年生，辽宁兴城人。在 1973年高考的物理化学考试中，他大部分考题不会回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谈到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最终他的考试成绩语文 38分，数学 61分，物理化学 6分。1973年 7 月 19 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 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6 年10月后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 15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1991年 10月刑满获释。

^[5] 这是《红楼梦》第五十四回中王熙凤讲的一句歇后语，意思是“散了”。

^[6] 《晋书·刘元海传》中刘元海说：“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毛泽东同志说，“鄙”字改为“恨”字。随、陆、绛、灌分别为汉朝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

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

一、毛主席对卡翁达^[1]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又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对布迈丁^[2]也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二、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毛主席说，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后来又把蒋介石赶走了。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

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毛主席说，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毛主席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三、毛主席对卡翁达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当卡翁达谈到赞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时，毛主席说，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四、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毛主席对布迈丁说，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当卡翁达赞扬我援赞工程人员时，毛主席说，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3]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作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五、同布迈丁谈话时，毛主席指出，地中海是密切关系欧洲的。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

六、毛主席还对卡翁达说，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并且说，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注释

^[1] 卡翁达，时任赞比亚总统。

^[2] 布迈丁，时任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

^[3] 尼雷尔，当时任坦桑尼亚总统。

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毛主席说：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并说：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二、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尼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毛主席说，也怕呢。尼又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毛主席说，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三、毛主席问到：整个非洲的事情怎么样了？尼雷尔回答的过程中，毛主席插话说：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当尼雷尔谈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毛主席说，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并说，（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四、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毛主席说，帮助很小。当尼称赞中国医疗队时，毛主席说，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毛主席说，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并问：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尼称赞中国人员在坦桑人对他们不好时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从不发牢骚。

毛主席说，不能怪你们。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尼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毛主席说，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毛主席问希思^[1]，尼克松水门事件^[2]能过关吗？希思认为尼可以幸存下来。毛主席说，那个水门事件我们不懂，为什么闹得这么大。何必呢？没意思。借题发挥。希思问水门事件是否使中国建立同美的关系及执行对美、对尼克松的政策更困难？毛主席说，倒不。希思问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尼克松访华^[3]后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毛主席说，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难关？

在谈到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4]时，毛主席又说，美国人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美国人骂了我们多少年，二十多年。希思开玩笑地说，中国对美国帝国主义要当心！毛主席说，但是我们比较对美国人放心。

二、毛主席问希思，你们欧洲那个安全会议^[5]哪一年搞成功啊？当希说如果问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完蛋倒更容易回答些时，毛主席说，对，我们的意见一致。这个欧安会完蛋了，他们（美苏）两家真正的和解也就搞不成了。

当希思谈到苏联下了很大决心并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主席反问，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并说，我看他们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当希思再次强调苏军实力并问及我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时，毛主席说，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俄国这一股祸水流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6]，包括达拉第^[7]，就是推德

国向东。

希思问中、苏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毛主席说，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边界问题。中苏争吵要从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五五年赫鲁晓夫^[8]就找阿登纳^[9]说，中国不得了了。希说，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毛主席说，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丢了埃及。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也有些影响，林彪^[10]就是他们的人呢。

希思说，虽然苏联同甘地夫人^[11]订了一个条约，但他们在印度也没有多大影响。毛主席说，我也这么看。你们的外交部长霍姆先生劝我们要跟印度搞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印度从苏联那边挖过来。

当希思说一个强大的欧洲很重要，可以使俄国发愁时，毛主席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并且说，我们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希问我对日本比较放心吗？毛主席点头并说对。

希又问我是否相信日本人的和平意图。毛主席说，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三、毛主席说，英国能够跟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还是希思办的呢，所以我称你为首相先生。当谈到因为希思不是现任首相所以我未安排他在机场检阅仪仗队时，毛主席说，我看要。不怕得罪威尔逊^[12]。（对希）我是投你的票的！

当希思谈到可能英国在技术方面能向我提供我所需的帮助时，毛主席说，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希表示始终乐于帮助，毛主席说，好，很好。

毛主席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13]。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青同志^[14]）的事情了。

注释

^[1] 希思，时为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

^[2]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美国共和党内为尼克松筹划竞选连任总统的一些人，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不久此事被揭发。一九七四年七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根据收集到的证据通过弹劾尼克松的条款。八月尼克松被迫辞职。

^[3]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4]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间题的国际会议，中 苏 美 英 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朝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傀儡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5] 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参加的有三十一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土耳其、塞浦路斯和加拿大。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通过波兰外长在第十九届联大会议上建议召开“欧安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下旬到一九七三年六月初，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筹备会议。正式会议自一九七三年七月开始，分三个阶段进行，先是外长会议，接着专家会议，最后首脑会议，至一九七五年八月结束。会后签署了“最后文件”，内容分四个部分（也叫四个篮子）：欧洲安全问题；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人员、思想和文化交流；续会问题。文件内容空泛，没有约束力。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四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欧安会”后续会议。

^[6] 指亚瑟·涅维尔·张伯伦，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国首相。一九三八年九月，代表英国政府同法国、德国、意大利政府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采取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张伯伦下台。^[7] 指爱德华·达拉第，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年任法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在此期间，执行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代表法国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一九四○年德国侵占法国后被监禁，一九四五年获释。

^[8] 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9] 阿登纳，一九五五年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10] 林彪，见本卷《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注释^[7]。

^[11] 即英迪拉·甘地，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任印度政府总理。

^[12] 指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英国工党领袖。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六年任英国首相。

^[13] 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八四○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同时，随着一九九七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举行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一九八三年六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一九八三年七月至一九八四年九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二十二轮会谈。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于九月二十六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宣告成立。

^[14] 在场者中有时年 71 岁的邓小平。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听取周恩来同志、王洪文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与周恩来同志单独长谈，其中讲到理论问题。本篇是这次谈话的要点整理稿。

毛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1]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2]。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3]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注释

^[1] 春桥，即张春桥，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元，即姚文元，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2] 《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同志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3] 林彪，见本卷《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注释^[7]。

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

（一九七四年）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四年会见外宾时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

毛主席在几次会见外宾时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前不久出了林彪^[1]的事。林彪是我们党内的一霸。

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有病，他就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2]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

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是世界性大灾难时，毛主席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

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毛主席说，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

毛主席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注释

^[1] 林彪，见本卷《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注释^[7]。^[2] 指基辛格。

越讲缓和越备战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在长沙听取周恩来同志等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时讲话的节录。

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要弄清苏联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如果勃列日涅夫^[1]要来谈，应该怎样？（周恩来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毛泽东点头。）

注释

^[1]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

*这篇谈话是一篇重要的著作。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本篇著作被华国锋等同志采取断章取义、添油加醋的手法，成为全面打倒“四人帮”的工具。但是从原文来看，毛泽东同志的口气和语境显然不是华国锋同志所理解的那样。

（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毛问：怎么样？还好吗？（周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在与叶剑英握手时）说：老帅呀。

（在与邓小平握手时）说：小平呀。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说：你要挂帅呀。

（在与纪登奎同志握手）纪说：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

（在与吴德握手时）说：吴德有德呀。

（在与陈永贵握手时）说：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在与吴桂贤握手时），吴说：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毛说：我不认识你啊。

吴说：我六四年见过毛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毛说：不知道。

吴说：延安儿女问候你。

毛问：你是延安人哪？（周恩来：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到延安去看了。）

（在与苏振华握手时）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

只有这样大（比小指）。（苏说：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用无名指作比）。）

（在与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

（谢答：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毛说：试试看吧，不行就（作手势）搞不好就卷铺盖卷。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1]，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2]，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3]，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那时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来学说。巴克来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那是谁？

（张玉凤：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4]，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5]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罢工的时候，还没有修这条铁路，二○年、二一年、二二年，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粤汉、安源煤矿，湖南一些工厂，株洲、萍乡、粤汉路、株萍路、安源煤矿、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孙权要搬家，老百姓说，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叶剑英）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6]，曹是曹里怀^[7]，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要叶剑英念了一首辛弃疾的诗）

南乡子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此人（指叶）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注释

^[1] 应是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

^[3] 指上海第一机床厂批“ 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

^[4]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皆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罗章龙，见本卷《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注释^[8]。 王明、张国焘，皆见本卷《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注释^[1]。

^[5] 张闻天，见本卷《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注释^[12]。

^[6] 刘震，见本卷《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注释^[22]。

^[7] 曹里怀（1909-1998），原名曹李槐，字植三，号树邦。一九二八年参加湘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军训部部长，空军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关于文史著作和历史人物的谈话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听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读古代文史著作时的部分谈话。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每一部史书，都是由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论，要一分为二。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

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

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关于《水浒》的评论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谈话中，联系实际，批判了宋江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指出了晁盖革命路线的正确性，表达了他对党内修正主义一贯的慎防、警示心态。这篇谈话发出后，全国开展了评《水浒》的斗争。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主席重要指示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这是毛远新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而成的重要文献。不夸张地说，这篇毛泽东同志一生著述的收官之作，在我国和世界共产主义理论史上都有不可比拟的意义。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回顾、总结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性，并且发觉、批判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思想，分析了这种错误思想的社会原因，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清华大学刘冰^[1]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2]。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3]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4]，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 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5]、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6]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7]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8]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9]的《论孔丘》，冯天瑜^[10]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11]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12]，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

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注释

^[1] 刘冰，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2] 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一九七八年八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一九八三年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小谢，指谢静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一九七六年十月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七年八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九七五年三月起，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4]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提出的一个修正主义的指导方针。当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的代表时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要搞反修防修，一条是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此后，他又在其他会议和场合讲过类似的话。这个方针违背毛泽东同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断，是他修正主义路线的开端。

^[5] 周荣鑫，当时任教育部部长。

^[6] 劳联，简称“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 1886年，产联，全称“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按产业原则建立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它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左右一次总统选举。在劳联－产联的历史上，其大部分时间是在执行一条反动的劳工外交路线。它策划并参与推翻一些国家民主选出的政府、伙同一些独裁者反对进步的劳工运动并支持反动的劳工运动去反对进步的政府。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抹煞不掉的事实。

^[7]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华大学“井风山岳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宁夏三○四厂工作。一九七○年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作。 聂元梓，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曾贴出由她领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后不久，与北大教师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一九七五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工作。

^[8] 杨荣国，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9] 冯友兰，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0] 冯天瑜，当时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11] 郭老，指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12] 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可他在主席作古之后的行为说明了一切。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时的一段谈话。

我还要见他，PresidentNixon（尼克松总统），欢迎他。

中国有些成绩，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过了十年，你们再来看。

（当戴维说感到最新的是中国的精神发展时）Struggle（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可怕，我们不杀人。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

（戴维：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帮助人家改正错误。比如批评十个人的错误，八个人批对了，有个人没有错误，搞错了，批评他们了，以后取消，说他们没有错误，恢复名誉。

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六月二十五日）

*本篇一、二、三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谈话时写的三句话。本篇四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同华国锋同志谈话时写的一句话。毛泽东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党和国家的重担交给了华国锋同志。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国内问题要注意。

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同志 1976 年 6 月 25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同志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同志极为概括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作为他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之一。本篇一引自《毛泽东年谱》第六卷，本篇二的出处存在问题，但流传极广，在此一并录入。详见《第七卷后记》。

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第七卷后记

亲爱的同志们：

我怀着无限的感慨和崇敬之情写下这篇文字。《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润之赤旗版）胜利编成了。我从二〇一八年一月开始筹备选编本书，经过一个多月的编辑，形成了本书初稿。这部二十八万多字的革命著作，收录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六年一月-一九七六年六月的讲话、谈话、文章、批示等一百零七篇主要著作。这些著作集中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是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九六〇年代的中期，毛泽东同志在与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加固党、反对机会主义和错误倾向的斗争过程中，极为深刻地认识到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彻底打掉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党内资产阶级”，预防修正主义复辟的极端重要性。

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著作，我们不难感到，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对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照妖镜。

一、学习本卷著作的体会

本卷著作主要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国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国际的“三个世界”和反帝、反修理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本卷的一系列著作作了纲领性的阐述。实际上，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就初步形成了这种思想，以“九评”公开信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集中论述为标志。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这一理论完全形成，并得到了实践和发展。而毛主席这一时期的著作自然就更加深刻地阐明了这一伟大理论。如《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中，毛泽东同志在回顾了德国党和苏联党在伟大导师逝世后迅速变修的事实后，深刻指出：“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毛泽东同志以七十三岁的高龄，赌上自己一生的全部威望，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奋起向重新成为人民身上大山的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开展轰轰烈烈的斗争。当时的党内，几乎没有几个人清醒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一些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分子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保全自己“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大官们的利益”，“后退了，反对革命了”，成为了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声势浩大、在我国甚至世界历史上都不可思议的伟大演习，是毛泽东同志留给后代人民的经验财富、镇妖宝剑。

理论到实践的转化，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主要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卷著作中，多次提到抵制错误的领导，反对“驯服工具论”，撤工作组，充分、真正地发动群众，而不是刘少奇、邓小平那种叶公好龙、投鼠忌器、居心叵测的办法。本卷 107 篇著作中，39 次提到了反对“武斗”，甚至有专门制止武斗的两篇单篇著作。诚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和较乱的现象，可是，不对引起武斗和混乱的原因进行分析，反而一股脑儿把责任推给毛泽东同志，这是极端不尊重历史的无耻行为。“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毛泽东同志这样的论述，在本卷中有多处。看看煽动武斗、搞派性、闹乱子的究竟是谁吧！

毛泽东同志对待同志“一看二帮”、“治病救人”的无产阶级路线在本卷著作中也得到体现。1967 年，“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对林彪一伙人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坚决批评，这就是“二月逆流”。这也使这些老干部受到了批判和冲击。但是即使是在林彪集团未垮台的一九六九年，毛泽东同志就指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同年与谢富治谈话时又指出：“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到了林彪集团垮台之后，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指出，“二月逆流”“根本没有这个事”“再不要讲了”。本卷著作中，毛泽东同志 137 次提到“团结”，16次提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到了文革的最后时分，毛泽东同志更是反复强调团结。几乎是有个机会就讲，作一次谈话就讲、反反复复地讲。针对江青等同志不懂策略、不讲团结的行为，毛泽东同志苦口婆心，一再劝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一教导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对待同志悉心教诲、语重心长的风格。可见，在本卷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得到了伟大的体现。

其次，毛泽东同志的国际理论，在本卷著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阐述。首先，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继续坚持了对国际上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态度，针对苏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现实，毛泽东同志继续坚持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并且对于冷战阴云下的世界局势，提出了“越讲缓和越备战”“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叫共产党？”等一系列重要论断。第二，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三个世界”重要理论，至今仍是指导我国和世界很多地方分析、研究国际局势的方针。基于这种理论，中国坚持了永不称霸、永远站在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方面的立场。但是，我们看到，如今的中国对世界局势却采取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态度，对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现代战争严重威胁采取苟合求安、敢怒不敢言的错误立场，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但不支持，反而有时苟同帝国主义的制裁。这些立场，实践已经、即将反复证明是不对的，靠不住的。

二、关于几篇著作的编排问题

本卷中多篇著作的注释借用了革命友人静火同志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七卷的注释，在此向静火同志表示感谢和致敬。

本书中的所有著作，都有确实可靠的文献来源，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文革指示谈话汇编》、《毛泽东年谱》等。本书中一些著作来自《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等书籍。所以，对于文献的真实性方面，同志们是不必担心的。

本书中《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篇，是毛泽东同志生前最后一次重要谈话。根据《年谱》、叶剑英 1977年的讲话、毛泽东同志身边人员的回忆等资料，有一点可以确定：毛泽东同志是作出过“一生做了两件事”这一论断的。但是内容众说纷纭。《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一篇的第一部分，转引自1977 年3 月 22 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第二部分，没有任何确实可信的文献资料证据，但是在人民群众中流传极为广泛，在很多书刊和网站登载流传，以至于《毛泽东年谱》中用脚注的形式刊载，并指出“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然而由于流传广泛，我最终决定采取分一、二篇的方式，与叶剑英回忆的谈话记录一并刊载。还望同志们周知。

正如大家所读到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理论和实践，具有相当大的国内和世界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和极重要的地位。日本著名毛泽东研究者竹内实在编辑完《毛泽东集•补卷》一共二十卷后，感慨地说：“毛泽东著作是开启世界美好未来的钥匙。”我深以为然。每一个关心我国人民、关心我国前途的正义之士，都不要忘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理论。

这部书的初稿完成之时，恰恰是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学生和战士，伟大领导者周恩来同志的一百二十周年华诞。谨以此书向伟大领导者致以崇高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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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之赤旗

二零一八年三月六日谨识

（封底）

毛泽东选集第六卷

目 录

1957-1959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 年 4 月 15 日）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外交斗争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

告台湾同胞书

关于转载《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吴冷西的信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一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二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三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四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五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六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七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八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九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十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十一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十二

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

党内通信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

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

1960-1962

关于干部中存在的三个大问题

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同蒙哥马利元帅谈国际局势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两点建议给苏共中央的信十年总结同斯诺的谈话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关于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给邓小平的信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祝贺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的电报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963-1965为学习雷锋题词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中法之间有共同点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毛泽东等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革命单搞军事不行反对外来干涉，实行八项原则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教育制度要改革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关于办好学校问题的意见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附：1949 年以前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57 年 11 月 14 日、16 日、18 日）

我想谈一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2〕同志？

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

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去年这一年，帝国主义搞了一个风潮，在我们脸上擦了一点黑。今年好了，天上没有乌云了。而西方世界的天上有相当多的乌云。我们的事情更好办了，杜勒斯^〔3〕却比较难于睡觉。

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苏联抛了一个五百公斤的小月亮。我们大家要督促我们的苏联同志一下，希望他们以后抛的卫星还要重于五百公斤。搞一个五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五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我们赫鲁晓夫^〔4〕同志你干不干呀？（赫鲁晓夫同志插话：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可能。）大家共同努力那也对，主要由你努力。

不长的时间搞一个很大的东西上去，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很远很远，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好过了，而且全人类的生活就都好过了，就“免于恐怖”^〔5〕了。罗斯福不是讲过“免于恐怖”吗？资产阶级政治家有时候也讲几句好话。不过他们讲的是一回事，作的又是一回事。要免于恐怖，要有五万公斤，或者还更大的东西抛上去。而这首先依靠苏联。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

“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譬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我提出这个意见，同志们要批评尽可以批评。各国的宪法都有言论自由，你们不赞成请你们批评我。

二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6〕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在人民内部，尤其是在同志内部，采取强加于人的方法是不好的。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譬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

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作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马克思他们会怎样讲？无非也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研究一下，这里头有什么冒险主义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看不见冒险主义。由此观之，冒险主义的性质也没有，机会主义的性质也没有。那么是一个什么宣言呢？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是不是呢？

三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一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7〕，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8〕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9〕，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了，有什么不好？

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它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

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10〕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七千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塔^〔11〕，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

在战前有一千八百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钢产〔量〕打了个对折，剩下九百万吨。有七千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九百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雅尔塔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啊！为了吃掉它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12〕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在我们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十六个国家。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13〕，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做罗科索夫斯基。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五千一百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14〕。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人也会赶上来的，它也会抛卫星的。

这是真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就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会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一年、二年、五年总是睡觉吧？你一年、二年、五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啦。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15〕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忆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十件证据，刚才讲了七件，下面再讲三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16〕的时候，只有四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四万党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节〈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

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PAPERTIGER ）。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

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第一个问题讲完了。现在就第二个问题，团结问题，讲几句。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蛇无头而不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的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和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

我高兴哥穆尔卡^〔17〕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过他那个国家的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有问题，暂时不想讲这个话，要换一个形式讲，譬如讲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那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先进分子同相当多的其他人之间还不调和。因此，他们还要做工作。我相信哥穆尔卡同志是好人。赫鲁晓夫同志两次向我表示：哥穆尔卡同志是可以信任的。我希望波兰、苏联、中国、其他国家完全团结起来，逐步地改进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18〕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笆篱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19〕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20〕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

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也许你们讨厌我在这样一个会议上讲这样一类问题。

我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时间又讲得很长了，那就不讲了吧。但是，我还要讲几句。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了，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作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有些文章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问题。

我的讲话就此结束吧。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刊印。十八日的讲话已节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注 释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六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本篇（三）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3〕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4〕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5〕 “免于恐怖”，指“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同“言论和表达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被称为“四大自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宣扬和期待的一种新世界的秩序。他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在我们力图保持安宁的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自——遍及世界各地。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居民过上健康的和平时期生活的经济谅解——遍及世界各地。第四是不虞恐惧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国采取有形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6〕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载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7〕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在匈牙利的政治事件。

^〔8〕 指英、法垄断资本为重占苏伊士运河，联合以色列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发动的侵略埃及的事件。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侵入埃及领土西奈半岛。

三十一日，英、法从海、空袭击埃及，随即入侵埃及领土。埃及军民奋起抗击，世界舆论强烈谴责英、法、以的侵略行径。十一月二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议，要求有关各方立即停火。十一月四日，联合国派出紧急部队监督停火。十二月二十二日，英、法军队撤出埃及。一九五七年三月，以军也撤出埃及领土。

^〔9〕 法斯特，美国作家，曾写过一些反对美国国内种族歧视和维护民主权力的作品，参加过国际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之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

^〔10〕 丘吉尔，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任英国首相。

^〔11〕 雅尔塔，在苏联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这里举行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

^〔12〕 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二年任美国总统。

^〔13〕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中，规定法国部队集结在北纬17°线以南。这样，就把大半个越南划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14〕 先锋计划，是美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想使美国在人造地球卫星这一领域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15〕 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高兰，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6〕 指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历）在俄国发生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7〕 哥穆尔卡，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8〕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载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19〕 托洛茨基，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的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20〕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九二七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运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张国焘，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高岗，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五三年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积极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开除出党。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1958 年 1 月）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1]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剂，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

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文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金贸。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作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作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作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策。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二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搭配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雒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2]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 ＊ ＊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回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可能形成正式条文。

根据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发^[58]84号》文件刊印。其中第二十一条《不断革命》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二十二条《又红又专》已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有毛泽东手稿）

注 释

^〔1〕 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二十三条。

^〔2〕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 年 4 月 15 日）

一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1]，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2]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1958年4月15日，于广州

根据《红旗》一九五八年第一期刊印。

二

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3]各同志：

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

四月十五日

三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个报告同毛泽东的文章一起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封丘县县长张剑南。这次接见的情况，新华社记者写成通讯《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刊载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上。其中有这样的报道：

毛主席首先问封丘县县长张剑南：

“应举社的那篇报告是谁写的？”

张剑南一听就知道毛主席指的是“红旗”杂志上发表的那篇“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的报告。他马上告诉毛主席：“是中共封丘县委第一书记韩洪绪同志写的。”

“那篇报告写得很好。”毛主席还问：“韩洪绪同志读了多少书？”

“战前在高小毕业。”

毛主席就称赞说：“不容易，不容易，高小程度就能写出这样好的报告，真不容易！”

毛主席又问了韩洪绪工作的情况，张剑南都一一向毛主席作了介绍。

“你们的合作社，为什么叫应举社？”毛主席同崔希彦开始了有趣的谈话。

“我们村里过去出了一名文举，这个举人，同一般的举人不一样，他不剥削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我们的合作社也是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生产渡荒的，所以就叫应举社。”

毛主席听得笑了起来，“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这些成绩都是由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取得的。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崔希彦说。

毛主席摇摇手说：“不，不，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毛主席又问：“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

“估产是每亩一百五十斤。”

毛主席算了一下以后说：“你们计划每亩产八百斤，小麦每亩只能收一百五十斤，还有六百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八百斤？”

“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崔希彦满怀信心地回答。

燃着一支香烟，毛主席亲切地对崔希彦说：“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崔希彦听着毛主席的教导，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只是说：“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作。”

“你们合作社的交通方便不方便？”毛主席又问崔希彦。

“交通很方便，在新乡下火车以后，有汽车直通我们的合作社，周围的公路也四通八达。”

这时，毛主席和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谈起了民政工作，熊天荆和施德生把民政工作的内容一一讲给毛主席听，共有二十多种。

“这么多，能作完吗？”

“在省里，除这些工作外，党交给我们的其他工作，我们同样是完成的。”施德生说。

“过去有人提意见，说民政工作头绪多不好作。谢觉哉部长批判了这种意见，他说，民政工作就是作人的工作，别的部门不管的事情，我们都要管起来。”熊天荆说。

“你的意见呢？”毛主席问熊天荆。

“我同意谢部长的意见，只要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完成。”

“对了，民政工作就是作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毛主席乐得笑开了。

…………

^〔2〕 这段话原手稿为：“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同志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毛泽东在本篇（二）

中的一段批语，就是针对这段话的修改而写的。《红旗》杂志发表时，改为现在这个表述。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958 年 5 月 18 日、20 日）

此件^[2]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倪伟、王光中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贾拓夫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倪伟、王光中的报告中说，安东机器厂是为抗美援朝建立起来的小修理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生产任务不足，他们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制造了不少的拖拉机零件。一九五六年开始作生产拖拉机的尝试，虽然两次试制没有成功，但工人们摸索到了制造内燃机的经验，提高了试制的信心。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克服技术上、工具上、材料设备上和财务上的困难，没有技术人员就依靠老工人，做发动机喷油嘴没有电火花设备就以手工方法钻孔，终于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试制成功一台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他们计划今年五月以前再试制两台，下半年生产150台，一九五九年生产1500台，并计划改产捷克式的二十五马力拖拉机。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1958 年 6 月 17 日）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2]，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

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写的批语。

^[2]见《孟子·离娄上》。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1958 年 7 月 22 日）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3]，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

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后来，赫鲁晓夫^[5]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6]，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7]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8]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9]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10]。

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11]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12]。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

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4]。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

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 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我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

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23]，帮助了朝鲜战争^[24]，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的主要部分。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进行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2]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就发展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3]租让制，是苏俄政府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讲到租让制时说：“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规定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提前赎回的条件。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505、506 页）

^[4]一九五○年三月和一九五一年七月，中苏两国政府分别签订有关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四个协定，在中国境内开办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这四个合营企业的建立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苏方企图把合营企业变为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在一些做法上损害了中国的权益。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苏方承诺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前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苏联股份移交后，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接收，其余三个公司分别改名为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和大连造船厂。

^[5]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6]铁托(一八九二——一九八○)，前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领导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一九四五年创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一九六三年后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一九五五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共和国总统，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

^[7]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十月革命前夕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并泄露起义计划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三六年在“肃反”中被处决。

^[8]米高扬（一八九五——一九七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9]布尔加宁（一八九五——一九七五），一九五七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一 ，一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库四宁（一八八一一—一九六四），一九五七年时住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一九○二——一九八二），一九五七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0]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邓小平当时是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总书记。

^[11]八大，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2]《莫斯科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九条共同的规律，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13]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纲的主要内容有五条。

^[14]指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

^[15]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本卷第 47页注^[18]和第 48 页注^[19]。

^[16]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17]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一九四九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一九四九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8]科瓦廖夫，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曾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当时是苏联驻中国专家总负责人。

^[19]费德林，一九一二年生，苏联汉学家。长期在苏联外交部门担任中文翻译，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20]彼得罗舍夫斯基，曾受苏联政府派遣在中国任军事总顾问。

^[21]叶飞（一九一四——一九九九），福建南安人。一九五六年八月至一九五七年十月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2]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苏两国合办的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

^[23]指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见本卷第 320 页注^[5]。

^[24]朝鲜战争，指抗美援朝战争。

外交斗争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1958 年 9 月 19 日）

恩来同志：

十八日夜来信^[1]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2]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毛泽东

九月十九日上午四时于合肥

根据手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就对美斗争问题给周恩来的复信。

注释：

^[1]指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夜周恩来就中美会谈和沿海军事斗争的策略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信。

^[2]王炳南(一九○八——一九八八)，陕西奉天(今乾县)人。一九五八年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叶飞，一九一四年生，福建南安人。一九五八年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福州军区政治委员。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

（1958 年 10 月 2 日）

祝同志们健康，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的更大发展，为最后战胜帝国主义而奋斗。要不要战胜帝国主义呀?总有一天要战胜它吧!当然不一定是明天早上，明天晚上也可以，后天早上也可以，总要战胜它吧?帝国主义总是要战胜的。打么，有两种打法：文打和武打。基本上是文打，用和平的方法打它，但是我们也准备武打。这次有好几个军事代表团来，你们是准备文打还是武打的?我们有这么些军队，难道有军队我们不准备开枪的吗?当然是准备开枪的喽!这是我代表你们回答的。但这是我们最后的手段，如果敌人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拿出这个手段来。

你们会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自相矛盾，既然这是最后才拿出来的手段，为什么还在金门打炮?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抛入一个窘境，很难回答。

金门打炮^[1]，这是真打,但是基本上还是文打。我们没有跟任何外国人开战。美国人要我们停火，每天都要我们停火。我们没有跟你打仗嘛!为什么停火?我们中国就没有跟你美国人开过战，就没有打枪，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蒋总统打。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总统”叫蒋介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跟他这个仗可打得久了，打了三十一年，一九二七年打起，还要打多少年，我也不知道，可能还要打七十年吧，合起来就是百年战争。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

员。

希特勒^[2]曾经尽过这样的历史责任，还有墨索里尼^[3]，在东方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把广大的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教育过来了。可惜现在没有希特勒了，墨索里尼也不见了，日本有些军国主义者也不存在了。但是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最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我这里没有讲他毫不妥协，因为他还有缺点。他相当坚决，只是坚决得还不够就是了。虽然有缺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只是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外。当然第一个教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个教员才是杜勒斯，还要加上蒋介石，他还活着。

看来世界人民在金门问题上真正受到了教育。情况还将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现在也有利于我们，将来会更加有利于我们。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他总是拿朝鲜相比，说共产党又在搞朝鲜战争啦!人们说不像嘛，朝鲜是朝鲜嘛!金门是金门嘛!金门只有那么大，只有一个酒杯那么大。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在黎巴嫩，我也是不愿美国走得太快。美国走了，好!它又是爱好和平啦!这次在黎巴嫩逮住了美国^[4]，这个偷东西的贼从来没有被人逮住过。一九五六年在苏伊士运河，我们逮住了英国、法国^[5]。那时美国装好人,它装成爱好和平的。这次在黎巴嫩，美国可被我们逮住了。我说它最好多呆一点时间啊!我跟赫鲁晓夫^[6]同志商量过，他也赞成我这个意见。至于美国呆多少时间，三年好不好?恐怕阿拉伯世界的朋友们不同意，要它走得快一点。美国也可能不要好久就开走了，因为它混不下去了。唉呀!我这个目的就达不到哇!想留它多住呀，它就要走了。不知道你们的观察如何。也许在几个月内它在黎巴嫩就可能开跑，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台湾海峡，我们可以使它多留。台湾海峡这件事，是一个对全世界的教育工具，特别是对中国人民有相当大的教育啊!你们不相信哪?

好!那末打起仗来怎么办哪?谁要打仗啊?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呀。这个叫打文仗，不叫打武仗。我们是要惩罚蒋介石。这个教员哪，我们又要感谢他又要惩罚他，也给他以批评嘛。学生也可以给先生以批评，就是用大炮批评他。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六国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注释：

^[1]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我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党军七千余人。金门炮战一直延续至一九七九年元旦中美建交时停止。

^[2]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国工人党(次年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3]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意大利法西斯首领。早年曾参加意大利社会党，后被开除。一九二一年组织法西斯党，一九二二年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一九三九年同德国缔结政治、军事同盟，次年追随德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三年七月，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他的独裁政权垮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意大利游击队处死。

^[4]指一九五八年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事件。一九五八年五月，黎巴嫩各地发生了反对政府执行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的起义。七月十五日，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在“保护美国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武装干涉黎巴嫩内政。在黎巴嫩人民、中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侵略军于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被迫撤出黎巴嫩。

^[5]指苏伊士运河事件。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6]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一九五三年九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九五八年三月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告台湾同胞书

（1958 年 10 月 6 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1]，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2]，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3]。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上午一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载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

注释

^〔1〕 指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2〕 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对记者发表的谈话。杜勒斯在谈话中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批评蒋介石政府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并承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认为“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当有记者问到如果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某些让步，那么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时，杜勒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灵活的，是适应于我们必须应付的局面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3〕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关于转载《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吴冷西的信

（1958 年 10 月 11 日）

冷西同志：

信^[2]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3]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 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最早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六期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采用了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吴冷西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1958 年 10 月 11 日）

尚昆^[1]同志:

此件^[2]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七十至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3]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4]，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尚昆，即杨尚昆（一九○七——一九九八），四川潼南（今属重庆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指卫生部党组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向毛泽东并中央报送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

^[3]徐运北，一九一四年生，山东聊城人。当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

^[4]中共中央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发出为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给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这个指示连同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1958 年 10 月 13 日）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2]之流，实在不大高明。

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载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已编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注释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有益于台澎金马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不利于美国人国防部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

^〔2〕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1958 年 11 月 23 日)

(一)从写文章谈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请所有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看一看，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写得好，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就是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电力的报告写得很好，是谁写的：李葆华？刘澜波？

刘澜波不在，在座的没有电力一切事情搞不成。中央委员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以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或者固体状态。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没有过关的问题，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要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再比如，洋炉子可以吃土铁，有什么根据，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还有电力不足怎样办?现在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己搞电站，水、火、风、沼气都利用起来，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办法?能解决多少?

如何解决呢?是不是对 12 个报告议论两三天后，再动手修改文件，补充根据，主要要求确实可靠，指标要改一下。

现在我们兴了个规矩。一年抓四次，中央和地方在一起检查，共同商量，明年的事全年安排，一年的架子先搭起来，明年到了春夏秋冬各抓一次。全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些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12 个报告，名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一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字，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要第一书纪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遇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场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委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者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人有八个系统（吸收系统、生殖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些要挂几笔，有些要突出起来讲。

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三）谈一谈明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讨论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管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的很紧报。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走路。北戴河会议后，两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要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大跃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修改文章，要证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洗矿之关、破碎之关、选煤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些地方已经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就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是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百万吨，增加了60%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 1.7 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增加到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克思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东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二倍。我看不能随便批评XXX，也不能随便批评XXX，因为基数大了，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二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说这些数字，无非说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帐，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作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如此，我的负担就解除了。完成不了，我有土钢。苏联《冶金报》很称赞我们"小土群"的办法，它说可能有些钢质量差，但很有用处，可作农具，这样一想，心里就开朗了。

第一本帐，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帐，二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要采取何应钦不发饷的办法（XX、XX：还是要设备）。（李富春：也不能完全解决〕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二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二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样多？（XXX：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进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一万吨）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吕正操：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1958 年就搞了两万公里，吕正操的报告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还有什么办法？（柯庆施：他的办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XXX：几个事我们都是见物不见人，看看部的报告，吓一跳，写不出来），有矛盾，吕正操你真是思想解决了，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XX：任务是第三本帐，材料是第一本帐），例如湖北第一季度地方要钢材八万吨，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六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灾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极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后以为真，实际根本没有，我看见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没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子上来就有虚假，我看实际设有这样多（XXX、王任重：好钢不敢假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公社决议（按：指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就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谭震林：七千五百亿斤到八百亿斤，差不多。）（XXX：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XX：丢掉不少。）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办，他说办好了。（XXX：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也搞不清楚，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

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苏联比较踏实，老老实实，每年生产五千万吨钢。（XX：不一定，苏联也造假。）我也知道他们有许多假，但钢铁总不会假。他们留有余地，设备没有充分利用。（XX：发展到一定时期，也是要样样有余。）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企业，列个表，哪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61-62 年达到八千万吨到一亿吨；现在回头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61年 62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马克思还要骂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五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好了，那时苏联也不过七千万吨，他看到我们五千万吨，也是又惊又喜。（李富春：苏联还可能多一点）整个说来，技术关，什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或一百五十万台，就是由二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十万吨，不要一百五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作母机第一位，机械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

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两个五年加三年，达到十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苏联）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五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一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农业，快的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XX：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用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XXX：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XX：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二千斤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做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有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还没有人证明人可以不吃饭。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搞七八千亿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假，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的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来说，有全部是真的，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报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铁无煤，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几次电话互译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到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跳舞，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得扶起来。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在我们这里成了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在12 年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们2400 万人中有800 万人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庆施），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单独进。那徐水，寿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几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1971 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12 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1968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彭真：吃红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问题要在党内讲清楚。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

（1958 年 11 月 9 至 10 日）

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什么？如何过渡？结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习，好好议一议这些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斯大林说，一种是科学法则，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制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制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这种说法，有两个缺点：第一，对党和群众在认识规律上的主观能动作用阐明得不够；第二，没有说出依据工人阶级的意志创造出来的、由政府颁布的法律，要能够正确，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

斯大林说，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这里说：“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去影响它们。”这个论点不对。他没有从发展看问题。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是无限的。现在认识不到的，将来可以认识；现在改造不了的，将来能够改造。

斯大林说，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人们将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法则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

毛主席评论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说的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成都会议提出：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凡是主观、客观条件许可能够办到的事，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主观、客观条件不许可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办。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出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这些，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看来还灵。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年，甚至更长。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是被人怀疑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在全国取得了胜利，三大敌人被打倒了，证明我们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胜利后搞合作化、公私合营，工农业都增了产，又证明我们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多搞了一点，晓得明年如何？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这四个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抓钢铁的同时要抓农业，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如果农业无人负责，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这不好。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为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搞农业，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思想动态就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该首先抓。这些也是成都会议提的。这一回山西人提出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是他们的一个创造。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搞试验田是湖北人提的，现在变成了全国的口号。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作成如成都会议决议、北戴河会议决议那样一些产品，在全国加以推广。

我们这一套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规律呢？还要检验，还要研究，能够大体符合就可以了。

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消灭了任何剥削；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产生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在创造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方面，任务困难和复杂，我们与苏联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用处就不多了。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提出计划经济是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他又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是有区别的，这很好。

斯大林说，有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是第一章的中心。斯大林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又说：“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斯大林在这里说“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就是说主观计划要力求适合客观原则，但他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斯大林指出：“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法则的要求。”说没有“完全反映”，在他的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是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的要求的。他们的计划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为什么他们不两条腿走路？为什么他们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使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这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手扶拐杖，比较偏颇。重工业内部的关系，他们说钢是基础，机器是心脏，煤是粮食，把这些平列起来，没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群众，没有政治，只讲技术，只要专，又是一条腿。

我们的计划工作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运用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呢？我们搞过计划，也有经验教训。当然，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但是缺点也确实不少。大家还记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一个风潮煤多了，一个风潮糖多了，又一个风潮钢铁多了，过不了多久又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

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是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只计委、经委是计划机关。计划要靠全党来搞，靠大家来搞。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

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又提出，工业内部，以钢为纲；农业内部，以粮为纲；其他按比例发展。这个辩证法，我们也只是最近摸到的。没有钢，就没有机器。有了钢，就能够有机器；有了钢，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就都好办了。钢铁赔钱，一是学费，一是支援国家建设。斯大林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回答问题。他也没有提出主要矛盾和抓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东西，是有一个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的。

有成绩和缺点的比较，有正确和错误的比较，有中国和苏联的比较，促使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了十大关系、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建设社会主义两种方法的问题，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接着出现了一个跃进。不久发生了反“冒进”。经过整风反右，一九五七年底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大跃进。经过曲折，得到了“马鞍形”的教训，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找到了一条路，叫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是大家动脑筋想出来的。实行过程中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说不灵，归根到底还是灵，正在逐步实现。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不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反映得比较完全，还是反映得不够好呢？看来，我们现在的这一套是比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不断前进的，人们对客观过程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提高的。客观过程中的矛盾，不发展到一定时候，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还不能完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因此人们也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它，理解它。例如，我们工业搞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辩证法也是最近才摸到的，过去是不认识、不理解的。大中小并举以大为纲，中央和地方并举以中央为纲，大和中央，是这两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一元论，不是多元论，多种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中又抓住了主要方面，或者说抓住了主导方面，就能够把一切带动起来。

斯大林指出，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法则，连价值法则也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法则。这也是不对的。法则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改造”法则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法则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发生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法则。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消灭、创造规律的提法是不对的。之所以不对，是把客观规律和法律混为一谈，把客观规律和计划混为一谈。他们不懂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资本主义那里无政府，在社会主义这里有政府。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毛主席说，第二、三章讲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

斯大林说，苏联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应当消除商品生产。他们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话来作证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这些同志大错特错。恩格斯的这段话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一切还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生产资料的全部总和”。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分析的对.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确的。斯大林说，在恩格斯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我们的人民公社，现在是集体所有制，究竟是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或是两者都要扩大？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有条件实行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同时并举。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当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商品交换才能过渡到产品交换。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提倡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想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

斯大林说，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这里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问题。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所说的“命运”问题，就是废除不废除商品生产问题。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是否废除商品生产问题，仍有保留，他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没有作出结论。

斯大林说，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这是一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这样做将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从而摧毁社会主义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在这里说，在苏联有“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现在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有的人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将近九百亿斤粮食，过头了一点，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结果闹得很厉害。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个经验，改正了这个错误，一九五五年征购数字定为八百三十亿斤粮食，比上一年减少近七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我们减少购粮数目的是×××。怪得很，资本家这样“革命”，原来是阴谋，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

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他们在看书本时是马克思主义，碰到经济实践，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斯大林说，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合作运动计划”等文章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甲）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已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政权。

（乙）将工业中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

毛主席评论说，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

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对前者采取没收政策，对后者采取赎买政策。

（丙）逐渐将中小个体生产者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的集体化，经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了人民公社。同他们的集体农庄相比，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

（丁）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不要剥夺集体农庄。

毛主席评论说，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做。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

（戊）为实现城乡、工农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经济联系形式，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把所有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毛主席评论说，列宁的五条都是正确的，我们都作了，而且有所发展。

毛主席说，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

斯大林概括列宁的回答的第五条说：“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这个意见，我们过去曾经大吹大擂地宣传过。斯大林说，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一九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只是购得过头了一点，农民也反对。

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错误，根源就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发生的问题，还是在相当多数的干部中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我们建立了人民公社，要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我们现在的公社太穷，除了吃饭以外，货币收入很少，吃的水平还是很低，还是一穷二白。我认为这是好事。穷，就要干，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有些老根据地，由于过去没有搞不断革命，在一部分农民中产生了停顿不前的情绪。他们对高级合作化有抵触，对人民公社更有抵触，说什么：“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认为那是黄金时代；又说什么：“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头”。这些话出自山西老根据地，那里自完成土改，到一九五六年建立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前后共有十年左右。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任务完成以后，要接着提出新的任务，引导农民进行不断革命。现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区委管理下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因地制宜大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

斯大林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策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这里说的发展道路是对全世界讲的，是正确的。

斯大林说，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成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一九五七年生产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三十亿斤卖给国家，商品粮还不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茶、丝、麻、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货币收入很少，很难有钱分给社员。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除吃饭外还能分点钱。能够给社员分钱的又有几种，有的分得很少。因此，每个公社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发展其他能卖钱的东西，要发展商品生产。

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是买卖。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左”，蒙混过关，教抓到了小辫子，四十条草案为证。

斯大林这句话说得正确：“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有些勉强。奴隶时代商品生产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确实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情况不同了，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产生出来，虽然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母胎中，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作为这个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了。

斯大林说：“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这个话说得对。我们早在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我们又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时间达六年之久，经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这样三个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决定性的经济条件”，在我国也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好好讨论。

斯大林说，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也是不对的。

毛主席评论说，把书中的“我国”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

斯大林说，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体农庄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毛主席评论说，书里面的“现今”，指的是一九五二年，就是十月革命后的三十五年。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才有九年。

书里面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苏联宣布了土地国有，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在我们这里，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我们国家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痛心得很。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了。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修武县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是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北戴河会议的决议中，曾经设想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实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是按劳分配，还是社会主义性质。设想的时间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了的时候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够像鞍钢一样？什么时候能够把农业劳动变成工厂化劳动？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要调拨的东西，必须无条件的调拨，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就不能丰富，就不可能直接调拨，也就不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拿鞍钢的生产水平来说，平均一个工人一年的劳动产值是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的原材料、折旧外，还有一万零八百元是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工资八百元，其他的都是国家的收入。很显然，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达到这种程度，需要经过很大努力。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像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尽管他们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如果混同起来，就没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务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现在有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楚，认识模糊。如果有人说徐水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评是“右倾”。

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相反，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在两种所有制存在的时间内，必须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去引导农民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是第一个过渡。还有第二个过渡，就是从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一九五九年三月，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一九六一年九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基本核算单位和生产单位是生产队，不是大队。－编者）

我们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才取得全国的胜利，我们曾经耐心地等待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勒斯、蒋介石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对美国佬就是要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的做法不了解，我看要警告三千六百次，现在只警告了三十多次，美国人不搞了，事实上承认了我们规定的十二海里国

界线，可见得还是灵。

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如果你们不同意，你们就来驳斯大林吧!

斯大林说，在出现了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生产部门，来代替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之后，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部门呢？是让国营部门干脆吞没集体农庄部门，——而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统计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特别的、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

毛主席在评论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时，特别指出，商品生产消亡的条件，除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外，还有有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这一条。毛主席说，这段里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斯大林自己也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回避了这个问题。

斯大林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

斯大林说，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好像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一样。

毛主席评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已经改变了。经过整风反右后，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大为改变，他们中间很多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

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毛主席说，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一些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照斯大林的说法，是没有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斯大林在给雅罗申柯的信中说，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要问题”。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认为苏联的当时已经是共产主义，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还只搞了九年，则差得更远。

斯大林说，是不是说价值法则在我国也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广阔的发生作用的场所，价值法则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法则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一般的整个的经济政策，这一切就使得价值法则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这里说价值规律在苏联“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这说得很对。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批转山西省委一个文件中说：平调的“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编者)但是，这种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规律所调节、所指挥。例如，粮、棉、油、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难道能说不是由计划来调节而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吗？至于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则是完全由国家计划来进行安排的，即使一个时候赔钱，也要进行建设。这种赔钱，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经验，要花学费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从长远利益看，一个时候赔钱也是值得的。

答А·И·诺特京同志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成为商品的只能是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斯大林说，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在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业时，丝毫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之后，不但不变成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托，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由此可见，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范畴中。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人民公社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

斯大林说，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第一，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第二，必须用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

第三，必须使社会达到高度的文化水平，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毛主席评论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他们说，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条线很难划。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三个先决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

1、必须确实保证“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这是基本的。我们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社会产品。

2、“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不愿意划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我们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3、“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为此，需要减少劳动时间，实行综合技术教育，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说“自由地选择职业”，我不太懂，搞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挖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学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搞得没有饭吃。

斯大林提的三个决定条件是对的，主要是第一条。这几条的基本点，就是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发展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提倡共产主义的因素，割裂重工业和轻工业，不重视农业，片面地、过分地强调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不足够重视消费资料的增长，没有按照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政策来缩小三大差别，反而是扩大了三大差别。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关于Л·Д·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雅罗申柯的经济学，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批评是对的。但他自己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则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

毛主席评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经过去年和今年的整风，我们已经给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去年以来，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群众的积极性那么高？干劲那么大？就是因为群众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在一起的。湖北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经常挨群众骂，一九五六年这些干部改变了作风，以平等态度待人，同农民一起劳动，深受群众欢迎。

解放后，不说供给制的长处，只说工资制的长处，这个风气很不好。当然，一九五三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因为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制改为供给制，也不那么容易。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供给制改工资制以后，一些人闹级别、闹待遇。

现在一些人民公社正在试行供给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恢复供给制，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看来，工资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保留的工资制中，有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答А·В·萨宁那和В·Г·温什尔两同志

斯大林说，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最后这封信中关于不把拖拉机卖给农庄的意见，彻底错误。他把国家和集体农民对立起来，不信任农民群众，死死抓住拖拉机不放，理由是说不通的，自己骗了自己。你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把你控制得要死。斯大林在书里，反复说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可怕；而这里又强调为了不使商品流通扩大，不能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又说，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他们负担不了，只有国家才负担得了，这个理由也很难站得住。国家就损失得起？

两个过渡，他都没有找到方法，找到出路。他没有找到一条道路，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书里说，要创造条件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消失。说也说得好，但积三十年的经验，没有找到出路，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很苦闷。但是他说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主要调节是计划而不是价值法则，这很对。

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愈读愈有兴趣。但是，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其实每小时都没有忘我。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富反坏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想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多数人想干共产主义。因此，必不可免地要有斗争，要有长期的斗争。

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有步骤，向两方面扩大。一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做为有用的工具.

原载《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上册）。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重要问题

(一)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新理论

1.哲学为政治服务。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同时，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第 85、86.8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现代条件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真正人民的议会，将能够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其中包括把基本生产资料变成人民的财产的任务。

毛主席评论说，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讲了他过去怎么样适应国民党的需要，采用一些什么哲学来骗人。他讲他开始相信柏格森，以后相信实用主义，然后又转到新实在论。他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它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2、我们要用辩证唯物论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第 30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同文化革命密切联系着的。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和地主对教育和文化的垄断。教育和文化已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

毛主席评论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为工人阶级造就新的知识分子，使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辩证唯物论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要用这种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农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二)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因此能够被认识

1、系统的意识形态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能够被认识。第15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人民民主政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学说为指南，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根据的就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并考虑到本国的特点。

毛主席评论说，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过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的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

2、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人们才能够进一步地认识规律。第 39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实践中，计划并不是经常都能充分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当违反了这些要求时，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就会显示它的威力，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比例失调，正常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遭到破坏。

毛主席评论说，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人们才能够进一步地认识规律。

3、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第 381、38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发展规律要求一切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服从社会的统一计划领导，遵守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比例经常遭到破坏相反，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比例。

毛主席评论说，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三)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否认二者有同一性，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

1、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第 713.714.715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制定了关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的基本原理。苏联具备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一切。它拥有为此所必需的丰富的物质资源和自然富源，拥有强大的工业和规模很大、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农业。群众在全民的社会主义竞赛中所表现的创造积极性，是使苏联经济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加速发展的强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拥有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使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的变化，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创造了新的环境，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认识到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依据这些规律，就有可能及时发现出现的各种矛盾，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毛主席评论时加以引伸，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红旗》转载了，批评那种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文章写得还好，用了力气，是认真的。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有位同志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照这种看法，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2、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第 18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__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政策上依据了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根据建成社会主义和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的任务，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毛主席评论说，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

(四)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变化、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

1、一切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第28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建成根本改变了民族的本性。社会主义的胜利巩固了苏联各族人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一致，促进了他们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的繁荣。

毛主席评论说，一切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

2、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第 329 页

教科书说（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两种形式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富强的根源，是全体劳动者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的源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毛主席评论说，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

3、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第256，25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在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胜利地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解决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基本任务——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完全铲除了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和把社会分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根源。

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由于集体化的完成，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根子被拔掉了。农民分化和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过程停止了。

毛主席评论说，“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拿蚕来说，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是它的一生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是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每个阶段也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了新的质，新生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人也是在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的肌体里面的细胞，不仅有不断的分裂，还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也许到了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人从母体里带来的细胞都已经死亡，全部变成了新的细胞。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4、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巩固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第 33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集体农庄农户的财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个人财产。根据农业劳动组合章程，每一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财产，有宅旁园地上的副业、住宅、产品牲畜、家禽和小农具。

毛主席评论说，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五)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1、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第 422.42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各国间计划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和繁荣文化的巨大可能性。

战后时期，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以资本主义梦想不到的高速度有计划地不断地向前发展，可是在同一时期，美国却遭受到1948—1949年和 1953—1954 年两次经济危机，结果生产下降，失业增多，而从 1957 年底开始，美国又发生了波及到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生产过剩危机。

毛主席评论说，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2、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永远有。第 576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从 1953 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结果，是党和政府为加强集体农庄和庄员对发展集体农庄生产的物质刺激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在集体农庄这一章里，特别强调物质刺激，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

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

3、教科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国内还有阶级斗争。第 800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gt:对全书所做的总的评价说，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敢像我们这样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4、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第 421、422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观点时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5、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第 383 页

毛主席说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经常受到破坏的观点时说，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一切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服从社会的统一计划领导，遵守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

毛主席评论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这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

在计划工作上，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漏洞也没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结果都要破坏比例。

(六)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促进大量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1、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第 257.258.310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

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一个工厂，厂房有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部分地、部分地更新，这就是部分质变。工厂的规模、外形没有变，但是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是这样，一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个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补充，就是经过这样不断的部分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地发展，坚强起来。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现代化对于技术进步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设备现代化就是经常更新和改进所使用的设备，办法是用新部件替换机床和机器的旧部件，安装更完善的发动机和各种装备。

毛主席说，这就是部分质变

2、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第 258.259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进一步阐述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毛主席说，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人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我们每天读书，从四点开始，到七八点结束，这就是“边”。

3、量变一定会引起质变。第 567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发展的特殊规律性是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水平。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提出的问题要研究。搞大公社是个重要问题，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公”的水平，也就是说，量变必然带来部分的质变。

(七)先进和落后，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

1、先进和落后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第46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社会主义竞赛以迅速而普遍地推广先进经验为前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范例的力量成为不断提高和改进生产的手段。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社会主义竞赛并给予人民群众的这个进步运动以全力支持。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奖金。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的“得到勋章和奖章”、“劳动英雄的称号”等等，也就是“尚贤”。我们分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兴无产阶级，也是一个“尚贤”的问题。国民党行，还是共产党行，现在人们不谈这个问题了。资产阶级行，还是无产阶级行，这个问题在一部分人中间实际上还没有解决。

2、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第 340、34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同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很有问题，不如斯大林讲得好。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

3、历史上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第427.428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根本改变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地位决定于社会出身和财产；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英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们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常常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一个纺织厂，创造了一个加快车速的技术。你看，这个经验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的小地方创造出来。

4、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第 544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经济核算能使现有设备尽量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又能刺激技术革新。在基本建设中，巩固经济核算制，缩短建设期限，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具有巨大的意义。减少单位产品的基本建设投资是一项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这就要求在最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的企业，确定基本建设投资和利用新技术的经济效果。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必不可免性。从有历史以来，在革命战争中总是拿武器差的人打胜拿武器好的人。内战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没有全国的政权，没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最新武器，才去打仗，那怎么行，这不等于自己解除武装吗？

5、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第 576、577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关于农业发展中物质刺激的作用的观点时说，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八)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

1、人的认识总是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第 801.802.803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

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了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是脱离人民，有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要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多路，每路又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第一个梯队进到了一个据点，而其他梯队还在运动之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优势兵力)吃掉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其余的敌人。这样，我们在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我攻敌守。加上他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可以完全消灭这一部分敌人。

2、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第 34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决不意味着它们是作为一种统治人们的自发力量而起作用，人们对这些规律无能为力。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

(九)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要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必须进行反复实践，认真研究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比例经常遭到破坏相反，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第 382 页

毛主席评论说，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还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真理要人们相信，绝不会是一帆风顺

的

1、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第 41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例性是偶然的，经济是通过周期性危机循环地发展的；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经济没有经济危机，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

毛主席评论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2、真理要使人们相信，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第 801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我们自己提出两条腿走路才有两年的时间，尽管经验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不少人今天还不相信，这是有理由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能够持续跃进，取得了胜利，相信我们的人就会多起来。战国时，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二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又把他的右脚砍断了。卞和坚信真理，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玉是好的，第三次献上去，确实证明了这是块好玉，才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所以，任何真理要使人们相信，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十一)相对真理的积累，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关于苏联的币制改革的成就的观点时说，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第 663 页

(十二)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经济遭到破坏的观点时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第383.384 页

(十三)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1、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矛盾和阶级矛盾。第 341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对抗性矛盾、不会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观点时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

2、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学阀”，压制新生力量。第 372、37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的特征则是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的不断完善。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可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主阻碍广泛推广新的技术发现，只有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时才在自己企业中利用它们。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毫无阻碍地推广”先进经验，可不一定。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者，在苏联不给他任何实验的机会，到了中国，我们把长江给他实验，成功了，才引起他们部长的注意，到中国来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先进经验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书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不习惯，或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碍。例如，我们的密植、深翻这样的东西，它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还不是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和抵抗？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东西的这种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3、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第 742、743.744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的观点时说，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

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

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必然会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也必不可免。我们对苏联的前途是乐观的。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十月革命的产物，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党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现在，他们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学，将来一定会从形而上学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辩证法。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总是要起来代替高薪阶层、富裕农民。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

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苏联的自然科学有辩证法，现在这方面发展得快。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义那边去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第 804.805.807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

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

2、所有制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生产分配中的关系要不断地改进。第 31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迅速增长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这种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场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增长，反过来也会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和改进。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沿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向前发展着。

毛主席评论说，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几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

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所有制出发。第 804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先写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

(二)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要涉及上层建筑。第 17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化会主义工业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确立只有在城乡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保证。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殖民主义强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殖民地和附属国没有充分发达的大工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

毛主席评论说，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2、上层建筑要对经济基础起作用。第 35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阶级，但还有落后分子，官僚主义分子，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同各种落后和守旧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讲得有点神气，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3、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 42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各国间计划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和繁荣文化的巨大可能性。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三)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这本教科书就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是矛盾，害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

1、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第 712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说，“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这不过是附带的申明罢了。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2、教科书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第416，417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比例和平衡问题的观点时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多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

3、教科书不承认矛盾是动力。第 33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与愈来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高速度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余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克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进程中所产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4、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第 35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旧斗争的基本形式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克服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5、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第 803 页

毛主席在读完《结束语》对教科书作总体评价时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四）研究经济问题，也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这本教科书总是从概念、规律、原则出发，进行演绎

1、教科书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第 801，802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做总体评价时说，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2、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第 170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观点时说，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3、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第 713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的观点时说，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格·柯兹洛夫的《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经济译丛》一九六 0 年第一期)，对这本书的批评是带根本性的批评，他指出了这本书在方法上的重大缺点。他主张从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规律。他还提出了书的结构方面的建议。他最好能自己写出一本来。但是建议容易，写出来可不容易。

4、教科书不掌握材料，不叙述历史，只有逻辑推论。第 454，66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生产资料公有制使人们的共同劳动能达到资本主义所远远不能达到的规模，工业和农业中的生产积聚达到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程度.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不掌握材料，不叙述历史，只有逻辑推论。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本质问题的观点时说，这一节没有解释什么东西，不讲理由，缺乏说服力，尽给人一些概念。要看看下面是不是有些解释。

(五)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

1、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第 170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贫穷落后，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加快发展大工业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严重任务的理论时说，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2、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方法。第 757，758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关于国际分工的理论时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成仿吾曾说鲁迅第一是有闲，第二是有闲，第三还是有闲，并且说有闲就是有钱。鲁迅当时是向封建主义、买办文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创造社的成仿吾等很幼稚，这样批评他是不对的。鲁迅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出了一本书，就叫《三闲集》，并且写了一篇序，说这是为了对付成仿吾的。鲁迅总是抓住成仿吾，一有机会就向他进攻。有时攻一下潘汉年或李初梨，主要是攻成仿吾。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3、教科书只批评人家。第 20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某些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制定计划过程中产生一些错误，引起一些不良的现象。工业发展规定的速度超过了这些国家的实际能力，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合作和广泛分工，这样高的速度也没有必要。没有完全实现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计划任务。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只批评人家，对苏联发生了什么错误和缺点，却一句不讲。

4、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第 402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淡化群众在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的作用时说，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六)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1、教科书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第 700、799、633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以资本主义不能达到的高速度有计划地不断扩大，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充分就业，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毛主席评论说，这个结论，赞成。

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说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说了高速度，说了不少令人高兴的东西，这些总是好的吧。看来，这本书是想总结他们本国的经验，因此，不能不受本国一些经验的限制。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论说，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它已经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目前还不好做这样的结论。

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至于如何按比例，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苏联的按比例，有中国的按比例；在苏联有斯大林的按比例，有赫鲁晓夫的按比例。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后评论说，这次读书是跟着书走，可以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问题和论点作中心，研究讨论一下，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

看书的时候，大胆怀疑是好的，要有追求了解的意志和愿望，但是最后不要把好的东西否定。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要勇敢，也要谨慎。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2、这本书的架子，不太高明。第 713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的观点时说，看来，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一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七)现在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条件还没有成熟。第803、804、152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中说，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在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具体运用问题的观点时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

2、研究通史的人，要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第 158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的观点时说，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

(八)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这本教科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缺少集中，常常前后矛盾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的观点时说，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第 712 页

(九)、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关于消除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的城乡．地区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的观点时说，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第 453 页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三、民主革命

(一)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

1、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第 88，44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证实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不一定具有最高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内开始和取得胜利。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

毛主席评论说，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关于劳动技术进步问题的的观点时说，我国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像上海、辽宁、天津、重庆这样的工业基地。这些地方在出技术、出工人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2、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的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多。第 133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列宁还在1918 年春天就在自己的和平经济建设的计划中制定了后来在新经济政策中获得发展的许多原则。但列宁的这些原则的实行为武装干涉所中断。直到 3 年以后，苏维埃政权才有可能彻底实行这些原则。

毛主席评论说，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是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帝国主义者，例如丘吉尔，当时寄希望于苏维埃政权自己垮台。

3、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第 798 页

教科书《结束语》说，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学说，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在《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中，发挥了列宁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个别原理，抨击了托洛茨基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毛主席评论说，最近，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文章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4、为什么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俄国有广大的农民群众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第 8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大大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化和农民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过程。共产党领导的、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同贫农结成联盟，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专政。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怎样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中，值得注意的有这些地方，即：“同时”，“任何国家”，“基本内容”。

为什么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为什么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在俄国，有广大的农民群众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5、事实证明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干部，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第270，271，22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在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全国 9 岁和 9 岁以上人口的 76％。在苏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文盲就已经基本上扫除了。

毛主席评论说，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我国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两个国家都搞成了革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盲很少，甚至没有文盲，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搞不起来。这个事实的对比，证明了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农村经济的低级合作

形式使广大农民阶层养成集体管理经济事务的习惯。

毛主席评论说，因为怕没有干部就不搞社会主义，这是第二国际的观点。

6、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第80，8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革命前的俄国有足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毛主席评论说，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是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西方向东方逐步转移。十八世纪末，革命的中心在法国。十九世纪中叶，革命的中心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随后，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中国。将来，世界革命的中心还会继续转移。

7、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的国家成功，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第 7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大机器工业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实现这一过渡的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

毛主席评论说，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8、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人愈穷，愈要革命。第 145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就用不着经历苏联不得不经历过的那条充满了巨大困难的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

毛主席评论说，这几句，现在看来说得不对。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革命成功以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超过先进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二十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等等。

9、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资产阶级的毒渗透到各个角落里。第 14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将在特殊的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开始，那么，在这样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要容易得多。

毛主席评论说，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这就可以说明，英国的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跟共产党走，而跟着工党走。

10、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第 685，686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能出现的比例失调现象的观点时说，法国《快报》的评论中有很多特殊的东西，其中一条是他们承认我们跃进的因素继续存在。并且还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他们说，中国正向世界上将近二十亿人进行挑战。他们说，这不是军事上的挑战，而是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发展经济，向帝国主义挑战。中国的经验，唤醒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这些落后和贫穷的国家，使他们想一想，中国也曾经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采取了这种办法，很快地发展了起来，他们今天还是落后，还是贫穷，究竟应当怎样办？

总的讲来，西方一方面轻视我们，另一方面不得不研究我们。

11、印度没有取得革命胜利，主要是因为印度共产党不去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第 88，89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不一定具有最高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内开始和取得胜利的观点时说，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在这些方面说来，印度也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印度不能像列宁、斯大林所说的那样，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呢？主要是因为印度共产党起先站在尼赫鲁的对面，不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去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印度独立以后，他们却跟在尼赫鲁的后面走，没有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印度和中国还有一个区别，印度是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印度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由英国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而中国，则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这些帝国主义造成了中国长期不统一的、分割的局面。

12、赫鲁晓夫援助尼赫鲁夫，各有打算。第 785，786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给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性或经济性的条件。根据1995 年2 月 2 日苏印协定，苏联帮助印度建设年产100 多万吨钢的比莱冶金工厂，便是与不发达国家建立的这种新型经济关系的明显例子。

毛主席评论说，苏联帮助印度建立的钢铁厂，现在已经从一百万吨扩大到二百万吨。苏联帮助印度建设这类企业，赫鲁晓夫有他们的打算，尼赫鲁也有他们的打算，现在得利的是赫鲁晓夫他们和印度大资产阶级。

(二)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

1、没有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第 81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所需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观点时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2、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第 89，90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所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时说，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地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一九○五年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三)无产阶级政党要积极参加民主革命，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1、中国共党积极参加民主产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第 8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证实了列宁的这一原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不一定具有最高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内开始和取得胜利。

毛主席评论说，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它阶级、其它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堕落。正如孙中山说的：“革命功成，革命党消。”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的国民党没有办法，到了一九二四年只好找共产党合作。在我们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通过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到这个时候，国民党才重新有了一点起色。

2、中国资产阶级历来怕群众。第 14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革命消灭了地主和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产生了。由于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群众的广泛革命运动的结果，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解放后初期的政治协商会议，名义上是同国民党时期的政治协商会议一样的。抗战胜利后，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我们对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兴趣，蒋介石却很有兴趣。解放后，我们把这个招牌接过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了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历来不搞群众运动。孙中山是革命的，也只搞军事暴动。原因是他们怕群众。

(四)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革命胜利地完成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封建地主和垄断的大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着手实现土地改革。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解决，这一革命即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评论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第 157页

(五)我们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1、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第 474，475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关于物质刺激观点时说，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胜仗，都不是因为有没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2、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第 155，15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国内的一切民主人士。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我国“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事实上，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从一九二七年起一直到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连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在这个期间，我国还夹杂着几次军阀混战。在这以前，从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还有十六年战争，这里面有革命战争，也有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军阀战争。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来搞自己的势力范围，指挥军阀进行争夺地盘的战争。如张作霖，原先是勾结日本的，后来同日本人闹别扭，被日本人炸死，美国就乘机插进去。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实际上是美国指使的。如果从一九一一年算起，一直算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可以说是连续进行了四十年的战争，其中包括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战争。我们党产生以后所参加和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有三十年。

3、教科书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第28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之一，在于采用和平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苏联曾经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它单独地抗击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世界，国内资产阶级又在国际资本积极支持下拼命反抗，因此不得不采用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目前，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获得胜利，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条件下，就没有必要采用那样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了。

毛主席评论说，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改造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争。

(六)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措施，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这个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个说法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和孙中山建立了这种联盟。大革命失败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史量才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抗战时，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抗日的联盟；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同他们是反蒋反美联盟。第 288 页

(七)关于土地改革

1、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是经过反复多次才认识清楚的。第153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具体运用的观点时说，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2、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一种右倾观点。第 115，11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农民即贫农和中农群众从国家那里得到土地，摆脱了地主的束缚，不受富农的盘剥，得到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全面帮助。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说明他们的办法是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对大批俘虏兵的改造，也采取诉苦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现在一直还在采取，发展为回忆对比。

3、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就把富农经济实际上搞掉了。第 233、23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盘集体化以前，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实行了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全盘集体化意味着彻底摧毁农村中旧的社会制度，根本铲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把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变为公有，建立起公共的劳动组合经济，从而摆脱了富农的剥削。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富农的措施，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了最后一个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

毛主席评论说，“把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变为公有”。我们过去没有说把劳动变为公有。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为需要富农的粮食，所以对富农只采取限制的政策。这有点像我们在解放初期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他们只在等到国营农场有了四亿普特的粮食，才敢对富农下手，提出消灭富农、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口号。而我们呢？却在土地改革中，就把富农经济实际上搞掉了。

4、我国地少人多，把农民的土地拿来搞国营农场，农民是不会满意的。第、228，102，13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大农业企业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在一部分从前是地主的土地上和在国有的闲置土地上组织起来的。各人民民主国家里都建立了这种国营农业企业。但国营农业企业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各个国家是不同

的

毛主席评论说，我国地少人多，解放初期如果把农民的土地拿来搞国营农场，农民是不会满意的。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鉴于迫切需要消灭农奴制的残余，消灭早已过时的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残余，无产阶级国家把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连同耕畜和农具在内，强制地收归公有。收归公有的土地绝大部分交给劳动农民，一小部分则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所说的土地的“一小部分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在我们的国家里，这部分土地不能很多，只能很少。中国的土地私有，深入人心，农民一寸土地也是得来不易。我国很早以来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认为侵犯别人的私有土地，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有一些农民说拿人家的祖业是没有良心。因此，土地改革后，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我们最后要实行土地国有，但是首先实行耕者有其田，然后经过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由人民公社的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再由社有转变为国有。

现在农村的土地、工具、产品和劳动，都还是基本队有。我们的任务是在条件成熟时，首先实现社有，然后再实现国有。随着这种所有制的改变，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也必然会发生变化。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正确。只要政策对了，中国的农民是好讲话的，他们并不是那么保守的。当然，如果政策错了，就一定要受到农民的抵抗。例如，一九五三年河南长葛县要修飞机场，由于对被占用土地的农民的生活没有进行安排，结果农民就三线布防，第一线是小孩，第二线是妇女，第三线是男人来反对修飞机场。他们说，麻雀被掏掉了窝，还要叫几声，何况人乎？可是后来政府向他们承认了错误，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安排，他们也就没有意见了，机场也修成了。

5、土地国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口号。第599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关于地租问题的观点时说，关于绝对地租的问题，土地国有之所以能够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口号，就是因为实行土地国有，消灭绝对地租，使土地涨价的利益归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同时使资本家免掉一部分支出，来便宜地利用土地，减少了资本主义发展在这方面所遇到的障碍。

(八)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

1、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第 293，29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马克思和列宁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是允许的，而且是有利的。中国共产党遵循着这个指示，执行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中国这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有价值的经验完全证实了列宁的结论：“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一条是有苏联的存在和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国内的因素。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2、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纯洁得多。第 9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随着某一个国家所形成的革命特点而各不相同。在世界发展的新条件下，人民民主制度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评论说，但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他们名义上甚至还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的国家机构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个部的成员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骨干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国家机构，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起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要纯洁得多。

(九)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1、“左”倾冒险分子没有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第 294，295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问题的观点时说，第三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一个决议中说，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决议没有区别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甚至认为中间派比蒋介石更危险。当时的“左”倾冒险分子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结果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这个决议也没有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立三路线就提出，一省或数省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他们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2、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第 15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封建地主和垄断的大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着手实现革命的土地改革。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解决，这一革命即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毛主席评论说，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1、革命转变后附带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说中国革命在解放后的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是不对的。第 86，8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1917年 10 月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2、我们现在就是处在马克思讲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第 7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毛主席评论说，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

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

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二)中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

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

第 90，9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的这个提法不妥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些，没有帮助会慢一些。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三)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第 73，7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大机器工业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实现这一过渡的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是能够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和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的阶级。

毛主席评论说，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革命手段”，这个提法好，不能不这样讲。

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当讲夺取政权。

在这里讲，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在帝国主义时代“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可是，他们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却讲不那么尖锐。

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既然是客观必然性，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不管你决议里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不赞成，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

(四)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同时要讲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

1、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第 80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的观点时说，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

2、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第 8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每一个国家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

毛主席评论说，“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五)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1、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第 84，85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现代条件下，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深刻化，殖民体系进一步瓦解，社会主义、民主和和平的思想对于全体劳动人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的情况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讲“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欧洲的主要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武装到了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让步，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列宁也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说明，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布尔什维克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至于中国革命，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

2、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第 14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用不着经历苏联那条充满了巨大困难的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毛主席评论说，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只看到战争的坏处，不看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问题上的片面性。拿我们中国来说，如果没有八年抗战，如果没有抗战后国民党又进行反人民战争，大肆搜刮，全国人民就不会那么快地转到我们方面来。现在有人大肆宣传战争的毁灭性，对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3、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第 76，22923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同时政权是用来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毛主席评论说，不能“成长起来”这几个字用得不恰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中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杠杆”是物理学上的名词，用来说明经济的问题，不确切。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列宁教导说，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在一定阶级的财政帮助下产生的。

毛主席评论说，“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在一定阶级的财政帮助下产生的。”这里，“任何”两字用得不好。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是靠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能够说它是靠哪个阶级的财政帮助产生的吗？

4、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把反动派搞掉的。第 143，144，16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有利得多的条件下进行的。它们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这些国家，实际上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把反动派搞掉，是用苏联红军和这些国家人民革命武装的铁犁把那些坏东西犁掉。说这些国家没有经过国内战争，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没有看到实质。

东欧各国一九四四年的解放，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并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军队在这个战争中完全被打垮了。战犯、大资本家以及同占领者合作的资本家，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这些人的财产在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最主要的地位，而中小资本家的财产则占很次要的地位。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问题时说，对中国的叙述，没有讲中国人口多这个特点。

5、新的历史环境.第 82，13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各人民民主国家正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条件，在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和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更为有利的新的历史环境中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说得对。这里所说的：“更为有利的新的历史环境”，主要的就是：一、苏联的存在、巩固和发展；二、社会主义在十二个国家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共产党以列宁的下列原理为出发点：工人阶级同农民联盟，在政治上已经粉碎资本主义之后，也完全可以在经济上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可以消灭剥削阶级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经验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这些原理的正确性.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好。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有利条件，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6、东欧各国在革命后的议会同旧的资产阶级议会性质完全不同。第 149，8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说：东欧各国在革命后，“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这种议会同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实际上性质完全不同，剩下的只是一个名义。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政权转入劳动者手中是采取人民群众武装起义的方式还是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这要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这个说法，一般可以同意。但是这里埋伏了一个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

7、教科书说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什么意思.第 9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毛主席评论说，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吗？我们没有这样讲过。

8、剥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第 95，9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列宁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宁愿以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使用或者不使用革命暴力，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如何，这要取决于剥削阶级反抗的程度和形式。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暴力反对人民政权，这样就把激烈的阶级斗争乃至内战强加在无产阶级的身上。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有问题。首先对暴力这个概念使用得不确切。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讲，国家就是用来镇压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关。那么，怎么能够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

其次，剥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们看到革命一起来，他们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书说：“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暴力反对人民政权”。这个说法不完全。因为不只是在人民已经组织了革命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当人民起来向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就要用暴力镇压革命的人民。

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9、把斯大林丑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第 797，793，794 页

教科书说(结束语)，斯大林在他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gt: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但是这一著作，正如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原理.

毛主席评论说，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地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但是一九六 0 年二月三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

擦粉、和平过渡这一套有欺骗性，但要长期维持也困难。因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只有经过革命推翻它，打倒它。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结束语）对斯大林的态度时说，新的增订本在这一行后面，加了四段，写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接着写赫鲁晓夫，然后再写斯大林。不按历史顺序写，把斯大林写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插曲。

(六)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错误观点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1、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能回避对敌人的镇压和阶级的改造。第 9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专政在暴力方面的作用，取决于某一个国家革命的某一阶段所形成的具体情况。革命的更为深刻和经常的特点就是：组织劳动群众，为了建成新社会而以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教育群众。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在于进行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组织的和教育的活动。

毛主席评论说，“为了建成新社会而以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教育群众。”这句话对。我们现在农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教育，就是对农民群众所进行的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教育。在城市，我们也用这种精神教育工人。

在上面那句话后面，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说得不完全，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不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知识分子要改造，而且农民也要改造。

2、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第 12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学说推翻了机会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必须要等到革命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后才能够进行革命的论点。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所说的机会主义者在“关于无产阶级必须要等到革命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后才能够进行革命的论点”，只是机会主义者的一个错误论点。他们的主要错误论点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

3、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第 9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

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4、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同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没有多大差别。第 98，9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种形式在第一个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在世界发展的新条件下，人民民主制度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值得研究。这里说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不一样。实际上，形式也没有多大差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们这里有正式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资本家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民革代表，还有其它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部分人虽然想闹事，但是闹不起来。这种情形好象是和苏维埃不同。

5、无产阶级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机器。第708，709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即使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还是必要的。但是，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将取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话的前一句说，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就还是必要的。这个提法对。后一句话说，“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将取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这没有写好，令人不懂。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机器。“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国家机器去压迫外国的侵略势力，压迫外国的反动阶级。所谓国家的形式，不外军队、监狱、法院、捉人、杀人，等等，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家的这些形式，“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外国侵略者来打我们，还不是要用军队去打他们，还不是要把他们捉起来，关起来，最坏的还不是要杀掉吗？

一九六 0 年一月份的苏联《文学报》约了很多世界名人，其中包括英国罗素，给这个刊物写文章。只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作家说，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敌人就不会自动地放下屠刀，我们就应该积极准备对付敌人。其他的人都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时代，大家都不要军队，都不要武器，全世界只留下警察就可以了。苏联的刊物，竟然宣传这样的观点。说好一点，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强大压力的幻想。这同美帝国主义的说法恰恰相反。美国人说，恰恰是现在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备战，需要加强军事威力，加强他们的国防设备，努力改善他们的军事生产。

6、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第 707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随着社会阶级的消灭，随着广大群众的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国家将逐渐消亡。但在没有创造出这些条件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仍然是迫切需要的，国家和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削弱，会给共产主义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

毛主席评论说，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7、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不要国家机器，他们所仇视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第 35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所鼓吹的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缩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作用这样一条无政府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使社会主义各国在帝国主义面前解除了武装。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不正确。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不是不要国家机器，他们要自己的国家机器可厉害呢，他们所仇视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所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实际上是一种欺骗。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七)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1、劳动者管理国家这是最根本的权利。第 275，27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苏联宪法不仅把公民的权利固定下来，而且把重点转到从实际上来保证这些权利。例如，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社会主义苏联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表现在这里。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2、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第 9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它代表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地保证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群众行使这些权利的物质可能性。

毛主席评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这个“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民主只能说是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不好说是有真正的民主，有虚假的民主。因为对于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来讲，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是他们阶级的真正的民主。

(八)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1、从世界的历史来看，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第 297，29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中国产生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话讲得不对。对于东欧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

其实，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取得胜利，并不是什么“特殊条件下”才有的事情。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2、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 170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化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殖民主义强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充分发达的大工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加快发展大工业，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后果的严重任务的观点说，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欧洲的国家是小国林立。第 145，14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就用不着经历苏联不得不经历过的那条充满了巨大困难的工业化的道路。

毛主席评论说，不能这样讲。

欧洲的国家是不是太多了？很多国家都那么小。中国的春秋时候，也是小国林立，相互斗争。当时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以后经济发展了，战争的破坏程度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没收官僚资本，消灭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

1、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第 157，15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垄断的大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解决，这一革命即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后，这部分已被我们没收；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实际上已把它变为全民所有了，只不过在法律的形式上还没有解决。

2、把国民经济命脉转到劳动者的国家手中。第 100，15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国有化废除主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国民经济命脉即主导的经济部门转到劳动者手中。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的“转到劳动者手中”，应当是转到劳动者的国家手中。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大、中工业、运输业、邮电业等的国有化，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是分几次进行的。

毛主席评论说，工业的国有化，分几次进行，这个经验很好。吃饭也要一碗一碗地吃。

(二)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逼出来的，是经过尖锐斗争的

1、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逼出来的。第 288，289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论述时说，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2、我们采取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和多种斗争方法。第 12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反对反抗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合乎规律的。同时，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工人阶级可以吸收某一部分资产阶级参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乃至国家管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形就是这样。

毛主席评论说，解放以后，我们根据每个时期的情况，采取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和多种斗争方法，使资产阶级无路可走，不能不接受改造。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的时候，把资本家分为五类，分别对待。一九五七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代表起来同我们对抗，我们用辩论的方法把他们压下去。

3、十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拒绝同无产阶级妥协，逼着俄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第 109，111，29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马克思和列宁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是允许的，而且是有利的。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完全证实了列宁的结论：“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付给国家资本主义大宗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毛主席评论说，列宁的这几句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拒绝同无产阶级妥协，逼着俄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当时的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被破坏了，商业联系打断了，交通运输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包括这样一些资本主义企业，无产阶级政权在一定条件下即在严格加以监督和限制它们的活动的条件下暂时容许它们存在，并利用它们来建设社会主义。

毛主席评论说，我国政府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加工定货，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解放区，例如东北的一些城市，早已经存在。在全国解放以后，就得到普遍发展。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比苏联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要大得多，而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根本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

毛主席评论说，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一般说来，只剩下一个形式，剩下一个外壳。资方虽然在这种企业里头，有的还当经理，有的还当管理负责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是有职无权。我们每年还用一亿两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收买资本家的身子和心，使他们逐步变为企业的职员。就定息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

4、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都没有经验。第 28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过去苏联曾经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资产阶级在国际资本积极支持下拼命反抗，因此不得不采用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目前，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条件下，就没有必要采用那样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了。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讲得不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看到那个时候俄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断定无产阶级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没有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认为只要他们一反抗，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垮台。他们进行怠工破坏，一直到武装暴动。这就逼着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激烈的办法来没收他们的财产。那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都没有经验。

5、我们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企业的管理权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的手里。第 10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苏维埃政权在克服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专家的暗害和怠工时，在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中，开始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国性的计算和监督。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中，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资本家简直没有发言权，厂方办事要看支部书记的脸色。后来，又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由国家工作人员、职工群众、资本家三方面的代表参加，实际上企业的管理权是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的手里。公私合营以后，政府决定给资本家定息，工人开始还不愿意，经过党和政府的说服，工人才同意。这些说明，我们从那次“三反”、“五反”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实行了强有力的工人监督。

6、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收买整个阶级。第 289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问题的论述时说，现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一亿二千万元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三)中国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1、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第 294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问题的论述时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2、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

第 101，10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3、教科书否定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民族资本主义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第 111，112，11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比苏联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要大得多，而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根本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是从属的经济成分，在苏联的经济中，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多大的发展。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说：“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比苏联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要大得多，而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根本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这里的意思，是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统治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

拿我们有些省份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

日本人过去在东北的政策，是消灭当地的大资本家，把他们的企业变成日本人的国营企业，或者变成垄断资本企业；而对当地的中小资本家，则用建立母子公司的办法来控制他们的企业。

教科书承认我们搞国家资本主义是对的，但是，它没有写清楚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它也没有吸收我们所说的公私合营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这个意思。现在来说，已经不是四分之三，而是十分之九，甚至更多了。

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四)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政策

1、小私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第 219、220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体的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大经济的过渡是不能自流地实现的.列宁指出，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不同，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因为简单商品经济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毛主席评论说，这点上，小私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

“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不能说是所有的农民，而应该说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

2、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第 227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机器拖拉机站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问题的观点时说，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写得蹩脚一点，列宁把这个问题写明确了，斯大林更具体化了。一般地说来，教科书是把这种对农民的具体分析坚持下来的，当然也还有很不够的地方。

(五)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在我国是通过不同阶段逐步完成的

1、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我国是通过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第 258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农业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的观点时说，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2、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第 225，22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国家里，合作社的形式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主要的特点在于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不同，苏联实行了全部土地的国有化，而这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还保存着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村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的特点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

毛主席评论说，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

3、中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不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第16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相近的，还有各种半社会主义形式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部分地以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劳动为基础。属于这类合作社的有农业生产互助组。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我们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个说法不对。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到了初级社，才是半社会主义性质。

4、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第 239，24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给苏联农民开辟了过富裕的和文化的生活的道路。集体农庄制度消灭了农民的分化，消灭了农村的贫困。由于有了集体农庄，农村中无马匹、无奶牛、无农具的农户没有了。

毛主席评论说，“由于有了集体农庄，农村中无马匹、无奶牛、无农具的农户没有了。”这点很值得注意。就他们来说，一方面表示他们的农民富，另一方面表现他们那里个人副业经济还相当强。就我们来说，比较起来，一方面我们的农民还很穷，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的公有化程度却比他们那里高。所以，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回到原始公社我们老祖宗那个时候的生活。那个时候，是集体所有，也是集体劳动。如果那个时候不集体劳动，靠个人劳动，老虎就会吃掉你。

5、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第 17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__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工业根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要建成社会主义、不断提高生产和人民的福利，必须有物质前提，因此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

毛主席评论说，所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生产力的性质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上一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6、我们的合作化没有减产，反而大大增产。第 23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造，起初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后来，随着集体农庄的巩固和加强，集体农庄生产开始迅速地增长起来。

毛主席评论说，苏联的集体化，“起初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使东欧许多国家在实现合作化的问题上增加了许多顾虑，不大敢搞，搞起来也很慢。我们的合作化没有减产，反而大大增产。开始很多人不信，现在相信的人慢慢多起来了。

7、几个农庄合并成一个大农庄后事情好办了。第 735，736 页

劳动组合公有经济的发展达到高度的水平，就有可能完全保证社会的需要和庄员的个人需要，因而将来个人副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乡村的住宅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乡村里，对集体农庄住区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筑设备完善的、样式美观的庄员房屋，逐渐实现所有集体农庄的无线电化和电话化。集体农庄建设优良的学校、俱乐部、电影院和图书馆，这对于庄员们特别是青年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的设想，很好。

苏联有一篇文章，介绍红十月集体农庄的变化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未合并前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成一个大农庄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现在这个大集体农庄，共有一万人，计划把分散的居民点集中起来，在中心建设一个住三千人的居民点，在此周围建设各住一千人的七个居民点。

这个材料很好。斯大林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个材料证明，没有合并以前的小集体农庄，那样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8、搞大公社是个重要问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第 567，568，581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发展的特殊规律性是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水平。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的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的增加，第二、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比重比庄员个人副业的比重增长得快；第三、小集体农庄合并为大集体农庄；第四、组织新的大型国营农场。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提出的问题要研究。这里把“小集体农庄合并为大集体农庄”，同“组织新的大型国营农场”，并列为“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水平”的第三、第四两个方面，但是没有说集体农庄本身如何进一步提高公有化水平的问题。

苏联的集体农庄过去合并过两次，由二十五万多个合并为九万三千多个，又合并为七万个左右。将来势必还要扩大。现在他们事实上也已经在搞集体农庄联合举办的修理站、工业企业、公共福利等事情，事实上有些方面和我们的办法类似，只是不用我们的说法而已。看来，将来也不会用公社的名称。说法和名称的不同，包括一个实质问题，就是我们这里实行群众路线，他们那里不实行群众路线。

当然，苏联集体农庄的扩大规模，按户数人数来说，可能不会像我们这样大，因为他们农村人口稀、土地多。但是，能够因此就说现在的集体农庄再不需要扩大了吗？我们的新疆、青海这些地方虽然人少地多，不是也可以搞大公社吗？而且就我国南方几省来说，有些县(如闽北的一些县)也是在人少地多的条件下搞起了大公社的。

搞大公社是个重要问题，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公”的水平，也就是说，量变必然带来部分的质变。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1950—1951 年进行的合并集体农庄的工作，在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在集体农庄制度的最初时期，小型集体农庄占优势。小型集体农庄不可能有效地利用复杂的现代农业技术，而且它们不能全面地发展公共经济。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关于合并集体农庄的道理，讲得好。

9、苏维埃和人民公社是发挥地方首创性创造出来的。第 35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列宁说:“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顺利地发展。”

毛主席评论说，上面引的列宁这几句话讲得真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公社，就是在发挥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下创造出来的。

10、农民自留地生产属于小商品生产的性质。凡是富裕中农，都是有点剥削的。第 111，224，161，16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这五种经济成分的同时存在，对每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不是不可避免的。宗法式的经济形式在像中国或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中相当普遍。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在解放以后，也像俄国那时一样，有五种经济成分。大多数农民的经济，是家长制的、大半自给的经济，他们出售的商品很少。少数农民，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生产者是小商品生产者。现在全国的农民，都已经成为集体经济的成员。但是，他们还有一点自留地。自留地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归农民自己消费，也还有一小部分是出售的，属于小商品生产的性质。有的富裕农民还采用一些办法进行剥削。凡是富裕中农，都是有点剥削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庄员的基本收入是根据每个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从集体农庄的公共经济中获得的。

我们现在的农民，和苏联集体农庄的庄员是一样的，他们的基本收入，都是从集体经济中得来，个人副业的收入只占一部分。问题是前一部分和后一部分的比例，我们前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可能比他们大。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互助组内农民对某些工作实行集体劳动，而同时不仅保持着土地的私有制，并且还保持着生产工具以及产品的私有制。

近几年来，我国的家长制度已经进一步地瓦解了。事实上，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

各人的打算。

曾国藩恐怕是一个富农。他所提出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个字，是一种富农思想。

11、苏联现在还有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有斗争。第 800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苏联现在还有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当然和集体化以前的个人所有制不同。那时农民的生活完全建立在个人所有制上，现在是脚踏两只船，在一般情况下，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收入靠集体，从个人所有制方面得到的收入只占一部分。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有斗争。他们同我们相反，不敢讲矛盾和斗争。

12、苏联集体农庄个人副业收入占的比重很大，说明他们农村还有一个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第 33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根据农业劳动组合章程，每一集体农庄农户有宅旁园地上的副业、住宅、产品牲畜、家禽和小农具。

毛主席评论说，苏联集体农庄中，个人副业收入占的比重很大，有的材料说占百分之五十。这说明，他们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教科书对集体农庄庄员个人的副业不提公有化的问题，似乎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

13、教科书对苏联曾经成立过的农业公社一笔抹杀。第 22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苏联的一些地区曾经成立过农业公社，这些公社在当时没有生命力，因为它们是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条件下产生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是一笔抹杀。

14、讲阶级斗争好。第 23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必然同工人阶级、贫农和中农群众与农村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相联系。苏联小农经济向普遍合作化的过渡，要求坚决粉碎富农的反抗。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讲阶级斗争，很好。讲到富农进行各种破坏，应该说是许多富农，不是全体富农。

15、列宁的合作化的基本原则就是集体化，机械化，按劳分配。第 240，24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无论各个国家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差别有多大，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基本原则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国家都是共同的。

毛主席评论说，列宁的合作化的基本原则，主要的就是集体化(合作化)，机械化，按劳分配，分配中照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

（六）自愿也要引导。不能借口“严格遵守自愿”而不搞合作化。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对基本农民群众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对农村的物质上、财政上和组织上的援助，是保证顺利实现千百万小农户合作化的任务的最重要的条件。实行农民合作化必须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在这方面，使农民根据先进生产合作社的实践确信社会主义大经济的优越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毛主席评论说，不能借口“严格遵守自愿”而不搞合作化。自愿也要引导。我们在合作化中间，先引导贫农和下中农入社。农村有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入社，合作化就是势不可挡了。任何运动中，总有一部分人是随大流的。造成了形势，他们就可以跟上来。第 220 页

（七）对中农进行不进行分析是个重要问题

1、在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农总是动摇的。第 81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社会原因时说，在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农总是动摇的，他们要看看，革命有没有力量，能不能站住，革命对他们有没有好处，看得比较清楚了，他们才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十月革命是这样，我国的土地革命、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也都是这样。

2、对中农的二重性问题要做具体分析。第 11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列宁教导说，工人阶级在领导农民时，应当时时刻刻分清农民的两个方面——劳动者和私有者。中农按其本性说来是二重性的：作为劳动者，他倾向于无产阶级；作为小私有者，他倾向于资产阶级。

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是有某些矛盾的，例如在价格问题上，在税率问题上。但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和不可克服的。

毛主席评论说，“中农按其本性说来是二重性”阶级。对这个问题也要做具体分析。贫农、下中农、上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他们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贫农和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念要少些，比较容易改变。我们从来说，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上中农的私有观念就比较浓厚，他们历来对合作化有抵触。

3、对中农进行不进行分析，是个重要问题。第 114，115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农民的小商品生产不可避免地产生资本主义分子；农民分为贫农和富农的阶级分化还在进行。但是，过渡时期的农民分化过程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性质：中农的比重较革命前日益增长，而贫农和富农的比重则逐渐减少。中农成了农业中的中心人物。

毛主席评论说，有问题。我国土地改革以后，土地不值钱，农民不敢“冒尖”。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情况不好。我们认为，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丑，这是一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在政治上已经压倒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从一九五 0 年起，到一九五五年，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有争论。砍掉合作社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些同志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代表了富裕中农想“冒尖”的心理。

他们认为合作社可以搞，但是要慢一些。经过批判，很多同志已经转过来，积极赞成合作化。

教科书中说“中农成了农业中的中心人物”。这个说法不好。把中农吹成中心人物，捧到天上去，不敢得罪他们，会使过去的贫农脸上无光，其结果必然是富裕中农掌握农村的领导权。同时，他们对于中农没有分析。我们把中农分成上中农、下中农，其中又各有新、老的区别，新的又比老的好一些。历次运动的经验证明，贫农、老下中农、新下中农，政治上好，积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拥护人民公社化。上中农中，一部分人拥护人民公社，一部分人反对人民公社。河北省的材料，全省共有四万多个生产队，其中：百分之五十完全拥护人民公社，没有动摇；百分之三十五的队基本拥护，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或者动摇；有百分之十五的队反对人民公社，或者发生严重动摇。这些队之所以反对或者严重动摇，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富裕中农手里，甚至掌握在坏分子手里。在这次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中，这些队要展开辩论，首先要改变领导。这些都说明，对中农进行不进行分析，是个重要问题。

4、不能笼统说“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第 247、24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反对农业合作化缓慢发展的现象，领导着农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广阔运动。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积极加入合作社。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不到4 年的时间内，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共产党经常领导农民同过去的地主和富农反对合作化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

毛主席评论说，“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不能笼统这样说。一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

这本教科书第三版，苏联最近的增订本，在这段以前，加上了一段人民公社。“教科书”上有了公社，“立了案”，再反对人民公社就不太好办了。但是，它没有提我们的人民公社实行工农业并举，只说公社的多种经济中，包括地方性的辅助性的手工业。实际上我们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按照计划安排，广泛地发展半机械化的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

我们对地主、富农，按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实行分别对待的政策。我们已经把地主富农搞臭了，现在敢于出来发表反对公社化的议论的，只有富裕中农。东欧各国在农村不提出改造地主、富农的任务。

5、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第22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国家里，合作社的形式具有自己的特点。在这些国家中，普遍建立了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农业劳动组合比起来，是一种低级形式。

毛主席评论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像新乡、洛阳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八）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

1、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关系极大。第 115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中农问题的观点时说，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

2、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贫农阶层。第 81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俄国十月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的观点时说，农民中有几个阶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贫农阶层。

（九）工农联盟的三个阶段

1、在国有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把工农联盟真正地巩固起来，工农之间的差别就会逐步消失。第 118，119，9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俄共(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党的极重要的决定着整个革命进程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极注意地和最细心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

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巩固的联盟是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正确的经济关系的必要条件，是农业的高涨及其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讲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讲工农联盟怎样才能发展和巩固。讲了对小生产的农民要进行改造，但是没有叙述改造的过程，没有讲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有什么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没有叙述整个改造过程中的步骤和策略。

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有了合作化，又有了机械化，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工农联盟，才能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就合作化来说，只是建立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这样，在国有化和机械化互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把我国工农联盟真正地巩固起来，工农之间的差别就会逐步消失。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关系问题的观点时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合作化，完成得很慢，重要原因是，没有在土地改革后趁热打铁，而是间歇了一个时期。我们一些老根据地也出现过一部分农民满足于土地改革而不愿再前进的现象。

2、俄国国内战争时实行余粮征集制，实在不妥。第 106 页

毛主席在论述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苏维埃政权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的论述时说，列宁在一个时期，恨透了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俄国国内战争的时候，实行余粮征集制，势必要对农民翻箱倒柜，这个办法实在不妥。我们有二十二年的根据地的经验，历来实行征收公粮和购买粮食的办法，使我们有可能不走俄国那样的弯路。

3、“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不可避免的。第 13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战时共产主义”在苏联过渡时期某一阶段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即在国内战争和经济破坏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武装干涉和长期战争引起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是不必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

毛主席评论说，那个时候的俄国，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这是无代价地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在武装干涉和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对的。我们没有受到外国的武装干涉，但是国内战争的时间比他们长得多，而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4、尽力发展城乡的经济联系。第 131，13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农民同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是通过买卖的交换。在过渡时期，国营工业和小农经济之间的商业结合是经济的必然性。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十）“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是错误的

1、事实推翻了教科书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第 571，572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在革命前的俄国农业中，几乎全部工作都是用人力或马力来完成的。在 1928 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耕工作，有 99％还是使用木犁和马拉犁，而在 1957 年，则有 98％的土地是用拖拉机曳引犁翻耕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在一九二八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耕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九还是使用木犁和马拉犁”。这个事实推翻了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肯定了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场所”的说法。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相对说来，他们的拖拉机比我们多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是靠行政命令的，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他们没收的土地是有限额的，有的国家一百公顷以上的土地才没收。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中间整整间歇了五六年。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我军南下时，各省都配备了从省、地到县、区整套的地方工作的干部班子，而且一到目的地，立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把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

2、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农业集体化“创造了物质基础”的说法不合乎实际情况。第 14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工业化为集体农庄制度在农村中取得胜利，为在全国建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工业化给农业打下先进技术基础，从而给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化创造了物质基础。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以先进技术设备供应农村，建立城市同农村的生产结合；实行农业集体化，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毛主席评论说，这几段话中有一个意思，说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农业集体化“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不大合乎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苏联基本上实现集体化是一九三 0 年到一九三二年，那个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虽然比我们现在多，但是在一九三二年机耕地的面积只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3、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第 227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是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结合的主要手段。生产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大工业以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供给农业，用新的完善的技术装备农业。

毛主席评论说，“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

4、国营农场很好，它有很高的商品率。第 564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高度的商品率是国营农场最大的优越性。由于国营农场的高度机械化水平，以及拥有熟练的工作干部，所以现在它的劳动生产率高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供应国家大量农产品。1957年，国营农场在国家收购量中所占的比重如下：肉类约21％，奶类约21％，羊毛约27％。

毛主席评论说，国营农场这件事很好，它可以有很高的商品率。可惜这里没有写上苏联从国营农场中得到的谷物，占全部收购谷物的比重是多少。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六、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的提法原则上对。第 7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过渡时期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在同私有制传统势力和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中，要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全体人民.

毛主席评论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2、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第 121，12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过渡时期的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展开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战胜谁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3、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重要的。第 719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所有劳动者都愿意建成共产主义，所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

毛主席评论说，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1、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革命。第 34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对社会发展进行着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领导。

毛主席评论说，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这里说依靠群众的“积极活动”来克服矛盾。应该认识到，所谓“积极活动”，包含着复杂的斗争。要对各种错误的倾向展开批评和斗争。

2、社会主义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值得注意。第 276，27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由于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于 1936 年，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从立法上，把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基础巩固下来。这个宪法不仅在形式上把公民的权利固定下来，而且把重点转到从实际上来保证这些权利。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

3。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但有机会他们是要猖狂进攻的。第 289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巧妙地运用了国内现有的通过广泛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措施，并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客观可能性。

毛主席评论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机会他们还是要猖狂进攻的。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被我们打退了。

4、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第 718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所有劳动者都愿意建成共产主义，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

毛主席评论说，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

5、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双方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第 12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国家实行限制、排挤、最后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政策。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反对反抗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合乎规律的。

毛主席评论说，中国的经验，在无产阶级力量强大、有广大农民援助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双方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

6、我们提出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整个世界观。第 12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工人阶级可以吸收某一部分资产阶级参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乃至国家管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形就是这样。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说，我们吸收资产阶级分子来参加企业的管理和国家的管理，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同时提出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整个世界观，或者改变他们在个别问题上的个别观点。教科书却不提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改造。

7、我们这里还有敌对势力。教科书对于合作化以后的农村，不讲人民内部矛盾。第 23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头几年，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从组织上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加强党和国家对集体农庄的领导，肃清钻入集体农庄、力图从内部摧毁集体农庄的敌对的富农分子。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这里还有敌对势力，在农村，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一部分坚决反对公社化的富裕中农。在河北省，有百分之十五的队，被这些富裕中农和坏分子所掌握。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些富裕中农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

教科书对于合作化以后农村情况的叙述，不讲富裕阶层的问题，不讲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等等。

8、社会主义社会先进的人忠心耿耿，落后的人为名为利。第 341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矛盾的性质的观点时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先进的人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勃勃；落后的人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我国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因此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对这些变化进行抵抗。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有斗争，广东在农村同富裕中农展开农业“八字宪法”的辩论，就是证明。

9、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成员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第 45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

毛主席评论说，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的成员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事实上是有不少人“极其关心”自己的卢布。

10、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第 21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大工业消灭着资本主义因素，而小农经济却经常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

毛主席评论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断解决。某一种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过一个时候就不适合了。例如，我国全国一完成高级合作化，当时每个专区、每个县就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

11、八大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第 121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里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提法，是对的。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半年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突出起来，我们很多同志就觉悟了，并且采取了正确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

12、政权先进和经济落后的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第175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维埃政权初期，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权和落后的技术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毛主席评论说，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三）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在苏联的统治地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些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赖以发挥的经济基础。而这些动力又反过来给予经济很大的影响，加速经济的发展。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第 273 页

（四）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影响束缚下解放出来

1、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影响甚至需要半个世纪。第 97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的观点时说，我们的经验证明，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都是不能改造好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和他们的影响，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甚至需要半个世纪。

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完全克服。第 42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彻底克服，劳动尚未成为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的第一需要。绝大多数工作者忠实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在劳动中表现出积极的创造性，但同时也有一些工作者不老老实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破坏劳动纪律。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尚未成为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里的“一切成员”讲得太笼统了。列宁也是社会成员之一，能够说劳动没有成为他生活的第一需要吗？

这一段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两部分人：极大多数人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一些工作者却不老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这个分析是对的。但是要使一部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完全克服。这么多年了，老是不“克”，怎么能“服”呢？

（五）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1、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第 12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过渡时期的基本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工人阶级在尽量扩大工人和农民的新知识分子的队伍时，也努力吸收旧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专家在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文艺界的一些人，当了作家以后，大反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们不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一些旧东西采取迁就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

2、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第 122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吸收部分资产阶级参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乃至国家管理问题的观点时说，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有些人在有了知识以后，就待价而沽，没有高价钱就不出卖。他们只专不红，说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搞电影的说党不能领导电影，搞歌舞的说党不能领导歌舞，搞原子能的说党不能领导原子能科学事业，总之，说党不能领导一切。

3、美国不少搞文化的人，干的是反共。第 688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苏联非生产部门的工作者有 60％以上是在科学、文化和保健部门工作。而美国在文化和保健方面工作的人，不到非生产部门的工作者的1／5。

毛主席评论说，美国不少搞文化的人，干的是反共。对于苏联在科学、文化和保健部门工作的人，也要看看他们站在什么立场，干些什么事。

（六）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教育问题的观点时说，这一段只是讲了社会主义建设同文化革命的联系，讲了结束有产阶级对教育和文化的垄断，但是没有明确讲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第 300 页

（七）逐步改造农民的世界观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的观点时说，在农村来说，基本社有制实现了，社有进一步变成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工业，全国的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够逐步地以至完全地改变过来。第 97 页

（八）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1、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第 43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建成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条件。列宁写道：“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毛主席评论说，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2、我们要用辩证唯物论教育全体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第300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教育问题的观点时说，辩证唯物论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要用这种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农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3、我们的干部子弟要完全靠自己。第 202、742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各人民民主国家中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问题的观点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善于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问题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4、要破除迷信。第 718，719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时说，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5、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第 33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所以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这些矛盾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有意识、有计划地领导共产主义建议的过程中，逐步获得解决。

毛主席评论说，这几句话说得很空，不能解决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

6、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总有个“边”，不能没完没了。第 259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是就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来说，总是有个开始，有个结束，就是说，总有个“边”，不能没完没了。例如我们的这次全党整风，干部中的反右倾斗争，争取在一九五九年年底以前基本上完成。这也是“边”。我们在改造思想方面，进展很快。有些人跟不上运动的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经过批判，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可能重新转变为左派。而这次斗争的左派中，也可能将来有些人会变成右派。就整个思想改造的战线来说，我们有不断的量变，也有不断的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那个时候，又会开始新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和部分质变过程。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七、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1、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第 45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福利的目的，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取之不尽的泉源。

毛主席评论说，好，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2、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第 799，800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

（二）建设社会主义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

1、建设社会主义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第 29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方面的任务，一定会在最近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只有解决了技术改造方面的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

毛主席评论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2、拥有机床多少是工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第 44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机器和设备的数量增加特别迅速。例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人使用的机床的装备程度提高5倍。同时必须看到，机床设备的生产能力日益提高，技术也日益改进。

毛主席评论说，一九四九年我国拥有机床九万多台，一九五九年增加到四十三万台。日本一九五七年有六十万台。拥有机床多少，这是工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机械化水平还很低，从上海就可以看出来。那里机械化劳动、半机械化劳动、手工劳动各占三分之一。

3、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第 415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社会免除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而造成的大量浪费社会劳动的现象，它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和整个国民经济中最节约最有效地利用全部资源，发掘增加生产的一切新泉源和新潜力。

毛主席评论说，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

4、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就要发生变化。第 44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劳动技术装备的不断提高，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极重要的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军队也是这样。

5、长时期内，我国应叫做工农业国。第 108、202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分的观点时说，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根据统计，我国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一九五九年计划完成后，估计一定会超过百分之七十。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的论述时说，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么，我们的钢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以上。

6、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同时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第 30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盘机械化得到日益广泛的发展。它走向生产自动化的一个过渡阶段。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

7、用四到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农业机械化。第 14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同农民经济的商业结合；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以先进技术设备供应农村，建立城市同农村的生产结合。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曾经说到，要用四个五年计划到五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五九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

8、“事在人为”，级差地租不完全由客观条件形成。第 599，600，579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与使用土地有关的国营企业(国营农场、煤矿、矿山等)，由于土地肥沃程度高、煤层或矿石蕴藏丰富，也有级差地租性质的补充收入。和集体农庄的级差地租不同，国营企业的级差地租完全归国家支配。

毛主席评论说，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例如，在河北省内，京汉路沿线的机井很多，津浦路沿线的机井却很少，同样是河北平原，同样是交通方便，但是土地的改良却各不相同。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或不利于改良的原因，也可能有不同的历史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在人为”。同在上海，有的区养猪养得好，有的区却养不好。同在上海属的崇明岛县，原来说那里芦苇多，不利于养猪，现在却看到芦苇多的条件下不但不妨碍养猪，反而有利于养猪。这些说明养猪多少、好坏这件事，同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同“事在人为”是密切相关的。北京昌平县过去常闹水旱灾害，修了十三陵水库，情况改善了，还不是“事在人为”吗？河南省计划在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以后再用几年，治理黄河，完成几个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都是“事在人为”。实际上，精耕细作、机械化、集约化，都是“事在人为”。

大冶钢铁厂所需要的煤和铁都比较远。马鞍山附近有煤有铁，条件好得多，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注意建设，现在已经有了很快发展，以后还会更大发展。它的劳动生产率比大冶高，成本比大冶低，积累会比大冶多，这就是得到了级差地租的好处。

关于耕三余一。《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二十一岁到二十三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二十四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公积金包括固定生产基金和非生产基金，还包括用来满足公共经济的需要的流动资金。

毛主席评论说，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9、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第 313、733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化学日益广泛的发展和化学加工方法的采用，也表现出现代技术的进步。在苏联，化学工业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发展的强大因素。化学化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消费品要求国民经济广泛实行化学化。

毛主席评论说，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若干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和充分利用农家肥料了。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共产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将意味着：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农业方面，完全实现生产的全盘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农业的化学化可以保证全部农作物得到稳定的丰收。

毛主席评论说，光靠化学化来得到稳定的丰收，有危险。无机化肥要有，但是如果只靠它，而不同有机肥结合起来，会使土壤硬化。无机肥不如有机肥好。

10、地球是有限的。第 39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苏联在农业生产的配置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苏联东部地区建立了强大的谷物基地，主要是在东部地区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农业生产的配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毛主席评论说，地球是有限的。到了全地球的荒地都开完了，那时只能够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利用海藻这些方面发展。

（三）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中国“是一个大国，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第766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来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

像捷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

2、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第 208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1956 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八大第一次会议曾说，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又说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两个说法有点矛盾。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

一九五八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有二百六十多亿元，一九五九年有三百亿元左右，两年合起来，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总投资五百五十亿元。

（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1、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第 294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中国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论述时说，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两次曲折中巩固第 715，716，717，718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的矛盾的性质问题的论述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 0 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3、写解放后各个方面的历史是个好办法。第 15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最初，革命消灭了地主和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产生了。

毛主席评论说，现在各部委都在写解放后十年来各个方面的历史，例如，写解放后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历史，这是个好办法。

（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

1、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具体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第 369，37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前提。生产资料生产(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保证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的极重要的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们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

举。

2、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第 171，172，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根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要建成社会主义、不断提高生产和人民的福利，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为制造消费品部门的发展、为提高人民的福利创造前提。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话说得对。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

3、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同时必须使农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第677，678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过去我们因为看到这里的工业多，在给他们任务的时候，总是要他们多抓工业。没有了解到，恰恰是因为那里的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业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一九六○年估计可生产钢材一千三四百万吨，拿出十分之一的钢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设，其余十分之九的钢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就是工农业并举了。这样做怎么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发展工业呢？

4、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第 166，890，678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论述时说，蒙古革命是一九二一年成功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人口和牧畜都增长得很慢，同农业没有得到发展有很大关系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的观点时说，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东欧各国过去几年都是这样的。从一九六 0 年起，我们要增加农业所需要的钢材。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的论述时说，波兰有三千万人口，只有猪四十万头，闹得现在肉类供应非常紧张。看来，波兰现在还没有把发展农业放在议事日程上来。

5、要对农业、轻工业大量投资。第 20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人民民主国家一面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一面对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大量投资，大力发展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每个国家根据本国各种具体条件来发展某些工业部门，就能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为迅速提高人民生活福利创造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要对农业、轻工业大量投资。问题是什么叫大量？我们过去也讲是对农业大量投资，但实在说还不像样子。拿一九五九年说，给农业的钢材也只有五十多万吨。原因是我们过去重工业底子太小，钢的产量太少。一九六零年开始，给农业的钢材增加了，以后，还将逐年增加。这才可以说是开始大量投资。

想多搞一点，“犯罪”不那么严重吧。

6、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第 205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积累大批资金。土地改革后，农民不再向地主缴纳大量的地租，这就使他们除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以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劳动成果来支援工业化。

毛主席评论说，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

毛主席在批注中强调，农民拿出来支援工业化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剩余的。

7、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第 21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小农经济愈来愈不能满足城市居民对粮食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以及发展着的工业对原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这就妨碍了国家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不仅为工业而且也为农业制造各种生产工具，而在小农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它就没有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来销售各种现代化的复杂农业机械，因为这些机械只有大经济才能大规模使用。

毛主席评论说，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8、不实行工农业并举，怎么能行？第 37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生产资料生产(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保证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的极重要的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0 年。

9、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第 38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从 1925 年到1957 年，苏联全部生产资料生产增加93 倍以上，而消费品的生产增加 17．5 倍。人民消费品生产已经达到的水平和增长的速度还不能适应居民对这些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九十三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十七点五倍，问题是，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

10、我们还要逐步地从农村解放出一部分劳动力，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第 17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要保证工业有能够掌握和充分运用这些技术的熟练工人和专家干部。城市居民的自然增加，因农业获得新技术装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形成的农村后备劳动力，是保证工业得到干部的主要泉源

毛主席评论说，这几句话说得对。现在我们有些城市办了人民公社，吸收了大批的人员参加生产，这就增加了劳动力。现在我们还要逐步地从农村解放出一部分劳动力，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有了人民公社以后，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好地得到解决。现在帝国主义不说我们不行了，也开始承认人民公社不会垮台了，但是他们还说我们的公社不好，说公社就是奴隶劳动。

11、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积累。第 49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认为价格应当丝毫不差地符合于商品的价值。问题不在于使价值规律具有广阔的活动场所，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而在于把这个规律用作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杠杆。

毛主席评论说，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只有富裕中农里面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高兴，他们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

12、我们要大量发展养猪事业。第 25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到 1962 年谷物的产量要达到 25000 万吨(1957 年计划为 18160 万吨)，皮棉为240 万吨(1957 年计划为160 万吨)，猪的总头数要达到25000 万头，比 1957 年增加12200 万头。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要大量发展养猪事业，第一步争取全国平均每人一头猪，第二步争取全国平均每亩耕地一头猪。城市要在所属的郊区、县大量发展养猪，争取猪肉基本自给，不能只是指靠乡村农民供应，这样做，会反过来促进全国农村大大发展养猪。

13、教科书对我国并举方针的歪曲。第 37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以狭隘的消费观点对待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现为：忽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否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必要性，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必须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甚至主张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比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发展得更快。

毛主席批注：是对我们的并举方针的歪曲和攻击。

14、他们的农业、轻工业是长期落后的。第 679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的经济规律并不排斥在个别时期，为了提高落后的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消除它们的落后现象和克服因此而造成的局部比例失调现象，加速这些部门的发展。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作的这个补充，看来不加不行。

不只是局部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农业、轻工业是长期落后的。

15、工业和农业也要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第 680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不论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只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没有讲工业和农业也要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16、炼钢有两个问题：矿石，铁路。第 39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物资后备、财政后备和劳动后备对于国民经济不断地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如果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就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生产不断增长。

毛主席评论说，一九五八年秋天，我们的计划部门提出了一九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的要求，但是没有计算矿石能否供应，轧钢设备是否平衡，运输能力是否适应，结果弄得很紧张。过去我们在革命战争中，曾经说过，人是要吃饭的，人是要用腿走路的。看起来，炼钢也有这两个问题，它吃饭就是吃矿石，它走路要靠铁路。

17、党组织不挂帅，要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是不可能的。第 400，401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有计划的经济管理，就是集中的有计划的领导经济同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的创造积极性相结合，同地方经济机关、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工会以及各个企业在制定计划和争取完成、超额完成计划方面的必要独立性和广泛主动性相结合。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把党组织放在地方经济机关之后，地方经济机关成了头，它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这就使地方党组织不能在当地挂帅。党组织不挂帅，要在当地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发挥广泛主动性，是不可能的。

18、如果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第 543，544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在基本建设中，巩固经济核算制，缩短建设期限，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具有巨大的意义。

毛主席评论说，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19、“十大关系”提出了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的方针。第 719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观点时说，在工业建设方面，搞小型企业，土法生产，这两条首先是钢铁工业部门提出来的，也是他们首先实行的。目的是为了多搞钢铁。“十大关系”中还没有这两条，但是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这个方针，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因素。实行这个方针，就必然引出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两条来。因为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开始时主要靠中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

20、广泛地发展半机械化的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第 248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时说，教科书没有提我们的人民公社实行工农业并举，只说公社的多种经济中，包括地方性的辅助性的手工业。实际上我们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按照计划安排，广泛地发展半机械化的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

21、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第 31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战后时期，苏联的许多工业部门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苏联钢铁企业、在机器制造业、化学、造纸、炼油及其他工业部门中，自动化设备日益增多。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被克服。

22、在沿海省份建设新的工业。第 186，187 页

毛主席在评论（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苏联工业化的成就的观点时说，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

23、我们实行几个同时并举，争取实现经济发展的大跃进。第 18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在保证积累的增长方面无可争辩地优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资料公有制，工业发展的计划性，工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一切为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实行几个同时并举，争取实现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就全国来说，能够大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同时，由于要增加很多新的生产单位，也就要吸收很多新的劳动力。

24、我们实行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主要是为了高速度。第 204，205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给工农业各部门以技术装备的基础)的必要性为出发点的。同时，根据原料、财力和市场的需要，采取了发展轻工业的各种措施。

除了建设大型企业外，还规定广泛地发展中小型企业，这是由于国内技术经济十分落后，人口众多以及与此关连的就业问题。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因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六）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1、我们现在就是要“开足马力奋勇前进。”第 17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

2、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第 19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毛主席评论说，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工业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地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却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万，现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调出几十万人外，还有一百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区的速度问题更加尖锐。

3、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第 19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维埃国家仍旧是小农国家，其中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为了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必须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在以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改造分散的私有制的农民经济，使资本主义丧失在小商品生产中的基地。因此，必须迅速发展重工业。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只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需要，而没有可能，那怎么能高速度呢？

4、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第 685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社会产品的销售问题。社会主义生产不会遇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销售困难，因为居民福利的增长造成对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断扩大。然而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中就不会发生国民经济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为了防止和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后备。

毛主席评论说，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主要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产阶级的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各方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现有二万四千多个人民公社，如果其中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公社，在统一领导、计划安排下，利用当地的各种工业资源，办起各种形式的“小洋群”、“小土群”工业，包括钢铁的“小土群”，那就可以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5、大跃进上了教科书就好办了。第 34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主义生产关系），改进对工业和建筑业的领导，是一项重要的革命措施，它使工业在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出现新的大跃进。

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他们也有大跃进，大跃进上了教科书就好办了。但是，新的增订本又改成了“巨大的发展”。

（七）实行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

1、教科书不讲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第 801 页

教科书说（结束语），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领导千百万劳动群众自觉地进行创造活动的结果。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

毛主席评论说，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书中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好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这事情也确实很难。

2、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第 9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

毛主席评论说，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3、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第 195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1928 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在谈到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时曾经强调指出：“鉴于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中央全会指出，只有加速发展工业和实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这些任务。”。

毛主席评论说，联共中央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全会决议里面的这些话，很好。我们现在就是执行这个决议。斯大林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了一点东西了，就不再那么靠群众了。

4、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会造成损失。第 46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不断改进生产组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巨大的意义。要改进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就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工作，采用流水作业法，以及实行其他各种措施。

毛主席评论说，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土改、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缘故。

5、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第 40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6、人口的多少是经济的发展的一个因素。第 43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建成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发展最快，有六千多万人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八）自力更生、厉行节约

1、我们主张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第 756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彼此取长补短，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

毛主席评论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

2、搞大的洋的方面也不能指靠人家。第 205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给工农业各部门以技术装备的基础)的必要性为出发点的。除了建设大型企业外，还规定广泛地发展中小型企业，这是由于国内技术经济十分落后，人口众多以及与此关连的就业问题。

毛主席评论说，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

3、厉行节约，积累物力财力。第 181，18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过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很落后）的工业化，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在苏联建立重工业，要付出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为了积累必要的资金来建设新工厂，必须在经济中厉行节约。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把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当成只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需要厉行节约了吗？资本家一方面在生产上注意节约，另一方面在消费上却极为浪费。

4、合理和节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第 38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没有浪费社会劳动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来保证社会劳动及其成果得到合理而节约的使用，社会主义也是不可想象的。

毛主席评论说，合理和节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今天看来是合理的、节约的事情，过一个时期，由于新的条件，又成为不合理、不节约的事情了。

（九）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争取把大跃进继续下去

1、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第 718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的观点时说，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先后做过两次修改，正式公布的一节全文如下：

“第三，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其中“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这段话，全是毛主席在十二月十三日加上的。——编者）

2、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第 685，686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可能出现的比例失调现象的观点时说，“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

3、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逼着我们努力，。第 427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地位问题的观点时说，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看不起俄国。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4、我们的任务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美国。第 685，684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和可能出现的比例失调现象的观点时说，对我们一九五九年的新闻公报，《纽约时报》的评论说：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有四条：一、中国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苏联那时没有这种帮助，它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国的合作化搞得快，没有造成损失；三、中国的劳动力多，而且用人民公社这种“集中营”的方法组织起来了，拿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多，而且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下高度地组织起来了；四、中国是后进的国家，可以接受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一切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优越条件。这个评论比较客观，看起来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到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即使达到了这一点，按人口平均，还相距很远。

毛主席评论说，美国康伦公司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常用自己驳掉的论点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这个报告对中国政策的结论是采取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不承认中国，但是要同中国接触，通过接触，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报告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5、找一个国家来比赛，很有意义。第 42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战后时期，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以资本主义梦想不到的高速度有计划地不断地向前发展，可是在同一时期，美国却遭受到1948—1949年和1953—1954年两次经济危机，结果生产下降，失业增多，而从1957 年底开始，美国又发生了波及到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生产过剩危机。

毛主席评论说，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

6、我国也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第 205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地物质基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观点时说，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

（十）提高劳动生产率

1、劳动生产率是螺旋式上升不断提高的。第 125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生产不断地和有计划地发展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开始发生作用。

毛主席评论说，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中，劳动生产率都是螺旋式上升，不断提高的。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高，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高，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又比资本主义高得更多。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不同的是，在阶级社会里，有时下降，有时中断，有时上升。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在危机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下降。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果不遇到特殊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下降的现象。

2、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第 44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为了保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增加国民经济投资和固定基金，加快劳动机械化的速度，不断地、与生产密切相结合地发展技术和科学思想，研究和利用国外的技术成就。机器和生产过程的经常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

毛主席评论说，上面的前两段讲得还好。看了第三段，知道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方面的问题，这里讲了一点道理。

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

3、关于无形损耗的问题第542 页

毛主席评论说，关于无形损耗的问题，不是它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同，而是社会制度的不同，使无形损耗产生不同的后果。

4、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精神作用。第 448，529，53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合理的分配和使用社会劳动资源，经常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可以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

毛主席评论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列宁指出，要建成社会主义，并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老是引列宁的这句话作为他们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根据，我们要找出一些列宁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即书中所谓精神鼓励的话来。

5、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有问题。第 741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工人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而庄员提高到农艺师的水平时，就会使劳动生产率达到能保证一切物质资料十分丰富的新高涨。

毛主席评论说，有问题。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

（十一）合理安排劳动力，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

1、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第 699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已经完全失去效力。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随着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随社会主义积累的增长而增加，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失业现象消灭，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得到合理的使用。

毛主席评论说，就是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

2、合理安排妇女就业。第 27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在苏联，妇女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实际上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

毛主席评论说，医生、教师，服务行业和邮政这类工作，尽可能都让妇女去做。

3、关于退休问题。第 52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在苏联消灭了失业，工人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就业。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因此工人得到的每一工时的工资就较高。

毛主席评论说，关于退休问题。男人六十岁、女人五十五岁就要退休，这个制度不一定好。五六十岁的人，正是好做工作的时候，退休了，一点工作也不做，对自己身体和思想都不好。老年人如果身体支持不下来，可以少做些工作，也比完全退休好。

4、人口增加要有计划。第 699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已经完全失去效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充分就业和人民福利的不断增长，使患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使人口总数迅速增加。

毛主席评论说，人口增加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

（十二）计划是意识形态，它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发展的快慢，有着很大的作用

1、计划对经济发展具有多么大的作用。第 186，18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政策上依据了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毛主席评论说，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2、计划要以经济规律为依据。第 382，38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一切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服从社会的统一计划领导，遵守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比例经常遭到破坏相反，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

毛主席评论说，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教科书说，“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这里的“经常”、“自觉”，如果当作任务来提，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斯大林说过，苏联的计划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反映了规律的要求。

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3、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第 39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正确地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首先是掌握并善于利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话讲得好。“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这个当做任务来提，是对的。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4、政治挂帅，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第 19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在论述改造俄国经济制度的正确途径时指出：“一般说来，这种办法就是向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大经济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

毛主席评论说，列宁的这段话，讲得很好，可以用来辩护我们的做法。他讲到“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5、应加上发展的高速度。第 38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的实现，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外环境。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之间进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并确定国民经济的比例。

毛主席评论说，应加上发展的高速度。

6、合同就是计划。第 593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农产品采购计划办法时说，计划第一，合同就是计划。

（十三）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

1、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第 421，42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工业生产都高速度地发展，它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都正在胜利地完成。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各国间计划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和繁荣文化的巨大可能性。

毛主席评论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

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表，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不能设想，有一种平衡表是没有条件的，是永远适用的。

2、教科书没有研究矛盾。第 416，41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

毛主席评论说，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

教科书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是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其他的问题上，他们也没有研究矛盾。例如，数量和质量，产值和品种，都没有当做对立的统一来研究，这表明他们没有运用辩证法来研究这个问题。

3、不能完全否定突击。第 466，46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采用流水作业法等措施改进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就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工作作业法，以及实行其他各种措施。

毛主席评论说，“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工作”。根本否认突击、赶任务，讲得太绝对了。预定进度表不一定完全反映实际，一切都机械地按照预定进度表执行，就会妨碍生产。

不能完全否定突击。我们这次读书就是突击。书出了好几年，我们没有读，这次花点时间读完，还不是突击？突击和不突击是对立的统一。在自然界中，和风细雨和疾风暴雨，波浪的起和伏，是对立的统一。在生产方面的技术革命，也常常发生突击的问题。比如，一个工厂里的某一个车间，技术革新之后生产大发展，其他车间跟不上，就需要突击。农业生产要抢季节，唱戏要有高潮，否定了突击，实际上是不承认高潮。苏联要赶上美国，我们想不用苏联那么多的时间达到苏联那样高的水平，这些也都是突击。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八、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断地改进和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大有文章可做。第 806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中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2、在劳动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31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生产力的不断迅速增长，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这种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场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增长，反过来也会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和改进。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沿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向前发展着。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只是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没有讲它们之间的矛盾。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

（二）企业管理制度

1、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第 10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国有化的企业中，人剥削人的现象归于消灭。在工人中间发起了社会主义竞赛。把一长制和劳动群众的创造积极性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管理原则逐渐确立起来。

毛主席评论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实行“一长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使我们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了。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创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的类型。

“社会劳动组织”是个什么意思？我们创造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能不能说是一种社会劳动组织？

2、这十年中国营企业人与人的关系变化很大。第 806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中说，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3、干部要放下架子，同工人打成一片。第 455，45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既然“体力劳动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为什么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行一长制，而不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呢？他们不能设想工厂的管理可以有一个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黑龙江省、河北省、北京市关于城市街道公社的材料，说明经过街道公社，把居民的生产、生活、教育组织起来，好处很大。这使我们在城市里找到了一条实现公社化的道路。这个问题，现在要积极抓起来。

4、规章制度也要不断改进。第 400、307、45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计划化要求深入研究并尽量利用国内外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以保证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技术的迅速进步、工艺规程的不断改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讲工艺规程的不断改进，当然是对的，但是没有讲其他规章制度也要不断改进。而且，不断改进的话好讲，真正做起来就难了。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彻底实行主要的和最繁重的生产过程的机械化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大段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

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规章制度的问题，有许多是同生产关系有关系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条件下，能够充分利用共同劳动的长处，采用最有效的生产组织、劳动组织和经营方法，吸引群众参加不断改进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创造性的工作。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话的意思似乎可以包括不断地改进技术规程和规章制度。这本书里面不大讲生产管理、规章制度需要改进，这里写了是好的。不过，写是写了，做起来仍然不大容易。他们的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多少年来没有什么改进。

5、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政治教育。第 35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工会的使命是要促使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与文化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它们有权对于劳动立法的遵守实行国家监督，对劳动保护状况实行社会监督。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讲福利。

（三）竞赛就是落后者要赶上先进者，社会主义竞赛要讲政治

1、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落后者要赶上先进者。第 46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不断改进生产组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巨大的意义。要改进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就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工作，采用流水作业法，以及实行其他各种措施。

毛主席评论说，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落后者要赶上先进者，这是要经过突击才能达到的。人与人，组与组，企业与企业，要竞赛，要赶上先进，难道国与国就不要竞赛，不要赶先进吗？

2、“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写得不错，缺点是没有讲政治。第 46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社会主义竞赛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竞争。

“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

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斯大林：《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奖金。

毛主席评论说，“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这一节的缺点是没有讲政治。

3、开展竞赛，还是要靠精神起作用。第 19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竞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动力。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愈来愈广泛地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这些刺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毛主席评论说，开展竞赛，还是要靠精神起作用。先进和落后是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多和生产少，是矛盾。这里生产这个，那里生产那个，也是矛盾。如果没有矛盾，还要什么竞赛？

（四）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

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和智慧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第 37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大大提高劳动者的文化，能够全面发挥人民的智慧和才能，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劳动者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观点。工人比起奴隶和农民来，他们的才能总要发挥得好些。资产阶级普及了教育，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学校，这对于劳动者的智慧的增长和才能的发挥是有帮助的。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训练一批文明的奴隶，来为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和智慧的发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2、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不是一致的东西。第 741，742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形成逐步缩短工作日的经济条件。这就使社会成员有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掌握知识和文化，来发展自己的全部体力和智力。

毛主席评论说，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就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3、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第 42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地位决定于社会出身和财产；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

毛主席评论说，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提法不妥。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

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九、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一）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综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

教科书说（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财政体系依靠工农业产品的增长和商品流转的扩大。同时，财政对于生产和商品流转的发展，也给以积极的影响。

毛主席评论说，商品流转，就是产品进入流通过程。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综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第 637 页

（二）商业和市场管理

1、合作社商业并入国营商业，比较节省。第 613 页

教科书（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说，在苏联，经营人民消费品的商业有下列形式：（1）国营商业，（2）合作社商业，（3）集体农庄商业。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是国营、合作社营两套系统。我们实际上是一套，即合作社商业并入国营商业。这不仅好办事，而且比较节省。

2、我们对商业的监督。第 614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公共监督对于改善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和公共饮食业企业的工作，具有很大意义。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对商业的监督，主要靠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这一套。

3、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第 630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社会主义商业企业的纯收入是由劳动创造的：第一，是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第二，是社会主义生产人员的劳动。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的劳动，是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和生活的消费。

4、我们对市场的管理。第 137，13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通过有系统的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对市场的管理，对三类不同的物资采取三种不同的办法。第三类物资，允许人民公社和农民在集市上出卖，价格由国家管理，规定一定的幅度。这种办法，对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有好处。

5、苏联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第 49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是在供求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对集体农庄市场有调节。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那里的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说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进行调整，这还不够，还要有领导，有控制。如果不控制，投机者就要大赚其钱。我们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三）关于商品的价值和使使用价用价值的关系

1、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第 48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价值和价值间不存在对抗性矛盾，但会产生非对抗性的矛盾。

毛主席评论说，使用价值和价值，首先要有使用价值，要产品质量高，否则卖不出去，价值不能实现。当然，价值过高了也卖不出去。有些地方的粮食，从使用价值来看，同别的地方的粮食是一样的，但是收购价格定得太低，农民很不高兴。

2、计算劳动的两种形式。第 706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随着共产主义的确立，社会将逐渐用工作时间直接计算劳动，而不再采用价值和价值的各种形式了。

毛主席评论说，现在计算劳动，采取实物计算和价值计算两种形式。实物计算形式，例如多少万吨钢，多少千匹布，多少立方土，等等，比价值计算形式，更易为人们所了解。

3、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第 804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做总体评价时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四）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调整的实质

1、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第 49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正确计划工业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的必要条件。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认为价格应当丝毫不差地符合于商品的价值。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价格时应适应消费品市场价格的行情波动。实质上这样的立场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优点之一——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消灭生产中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

毛主席评论说，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约束社会集团购买力，国庆期间嘱咐大家不要抢购商品，这就是计划。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很大作用，但是，像现在这样的大量的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

2、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第 52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实行的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和提高货币购买力，是实际工资不断增长的巨大因素。苏联1947年到1957年间，降低日用品零售价格的结果，使这些价格的总水平差不多降低了56.5％，因而使居民得到了很大收益。同一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物价上涨，据官方统计，生活费指数在美国增加了26％，在英国增加了62％。

毛主席评论说，这两小段中，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个是消费品价格的问题。教科书说他们的办法是降低物价，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的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税；前几年发了公债，现在停发了，职工的生活并不坏。究竟是不断地普遍地降低物价好，还是一般的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是轻重工业品的比价问题。他们是重工业品价格低，轻工业品价格高。相对说来，我们是轻工业品价格低，重工业品价格高。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3、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 48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些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生产单位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量”。长春汽车厂现在能够生产二三万辆，将来能够生产十几万辆。从使用价值来看，每辆汽车都是一样的。但是从价值来看，将来生产多了，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每辆汽车所包含的价值量就比现在大大降低了。

4、轻、重工业品的价格比率问题。第 560，56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重工业和农业所创造的很大一部分集中的纯收入，也通过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燃料、原料)的价格的调整，先转入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再以“周转税”的形式缴给国家。

毛主席评论说，苏联重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定得低，可能有它的经济原因，这就是他们的重工业机械化水平高，工人用得少，产品成本低。也可能是重工业是在命令主义的方法下建设起来的，大家不那么关心，不那么积极，又不提高觉悟，结果使搞重工业的人感到横竖是国家的事情，谁也不愿意、不用心去搞经济核算，结果使重工业不能赢利，需要国家补贴。

他们的轻工业品的价格高，会不会使这种产品的市场不能迅速扩大？如果不能迅速扩大，那么，这样总的算起来，积累的资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反过来，妨碍重工业的发展。

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要做调查，找些人谈谈，也可以考虑派个代表团去苏联研究研究。

5、工人和农民在价格、税率问题上的矛盾。第 11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是有某些矛盾的，例如在价格问题上，在税率问题上。

毛主席评论说，工人和农民在价格问题上、税率问题上的矛盾，在我们这里也存在。比较起来，我们在税率问题上的矛盾比价格问题上的矛盾要小一些。同苏联比较，我们在价格问题上的矛盾也没有他们那么大。最近准备把有些地区粮食的收购价格每斤提高一分钱，销售价格不变，因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增加的支出准备采取对经济作物增加一些税收的办法来弥补。价格偏低，对粮农不利，对粮食增产不利，这是多年的问题。采取上述办法，就可以得到一个在现在看来比较合理的解决。

6、调整价格就是调整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第 49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苏维埃国家的一切主要的经济、政治问题都是同价格联系的。

毛主席评论说，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过去我们提高生猪、油料、蚕丝的收购价格，最近又准备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都是属于调整这些关系的范围。

（五）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工具，但不是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

1、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工具。第 492，49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正确计划工业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的必要条件。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这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优点之一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消灭生产中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

毛主席评论说，这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

2、教科书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第 497，49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就不会带来资本主义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六）教科书对斯大林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理论的批判不足以服人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依据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并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的新原理。

斯大林在他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等等。但是这一著作，正如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原理，例如，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以及其他某些原理。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著作，“正如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原理”，这个说法太笼统了。

这里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

斯大林在他的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他说：“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他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至于产品交换，在斯大林只是一种设想，他并且说：“推行这种制度无需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

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教科书写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又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买卖”的生产资料是不转变所有权的特殊商品，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差不多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第 795，796，797 页

（七）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计盈利

1、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计盈利。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经济核算是进行有计划的经营的形式。把个别企业的利益与全国的利益对立起来，就歪曲了社会主义经营方法的经济核算的基本实质。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方法与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营方法根本不同。

毛主席评论说，两种制度的经营方法虽然不同，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第 532 页

（八）没有运输，生产过程就没有完成，不能转到消费过程

1、运输、包装所用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第 628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社会主义制度下，商业中的流通费用有两种：第一、同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商品的运输、保管、包装等)有关的费用；第二、同产品的商品形式有直接关系的纯费用(如实现买卖行为所需要的开支)。这两种流通费用有不同的补偿来源。

毛主席评论说，运输、包装，不增加使用价值，但是增加价值。运输、包装所用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没有运输、包装，生产过程就没有完成，不能转到消费过程，使用价值虽然生产出来了，也不能实现。例如，煤炭在矿山开采出来了，如果堆在矿山，不由铁路、轮船、汽车运到用户手中，煤炭的使用价值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2、运输对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有重要影响。第 45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理地配置生产，缩短运输线，可以大量节约社会劳动。

毛主席评论说，运输的合理或不合理，对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们要争取用一段时间，在山东、徐州、长江以南有煤炭资源的地方，建设新煤井，逐步做到不再从北方向南方运煤。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十、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

（一）积累、扩大再生产

1、积累的比重大一些是否有危险。第 671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社会主义社会所拥有的一切物质资料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财富。构成国民财富的物质资料，按来源可以分为积累的劳动产品和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财富。按它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用途可以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以往劳动的成果的那部分国民财富的作用和意义日益增强。劳动产品的积累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极重要的指标。

毛主席评论说，我国一九五七年的积累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一九五八年占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五九年占百分之四十二。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可能一九五九年增加得多了一点，比重大了一些。我们过去有过一种怀疑，苏联也有这样说法，就是说，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这个问题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

2、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必要的后备。第 683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中不会发生国民经济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为了防止和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后备。

毛主席评论说，这最后一句话讲得不对。拿我国来说粮食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必要的后备，苏联也同样有这个问题。应该改成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必要的后备。这是一个任务，不能说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解决了。

3、所谓后备还有剩余的物资。第 39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物资后备、财政后备和劳动后备对于国民经济不断地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评论说，所谓后备，就是除了正常的供应以外，还有剩余的物资。

4、结余过多了也不好。第 642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苏联的国家预算收入总额，1957年为6073亿卢布。1957年的预算收入比支出多196亿卢布。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过去多年中，曾经发生结余过多了也不好的问题。

5、储备过少不好。第 546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要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就必须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并要经常反对过多地(超定额地)储备原料、材料、半成品和成品。

毛主席评论说，过少不好。我们过去曾因“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引起两次所谓反“冒进”。

6、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第 33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是为社会的劳动，它创造剩余产品，即为社会的产品，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劳动者自己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为社会的劳动同为自己的劳动一样，对劳动者是客观必要的。

毛主席评论说，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作这样的分析。

（二）企业纯收入的分配。企业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权限不能太大。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由于经济核算制不断巩固，国营企业的纯收入在该企业扩大生产（增加流动资金，保证基本建设资金），改进生产，奖励企业工作者，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意义越来越大。这就使企业及其全体工作者从物质上更加关心经济而有效地利用资金，提高生产的赢利。

毛主席评论说，这种办法会造成苦乐不均，企业在这方面的权限不能太大。第 559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实际上是由全体人民的劳动建立的，按其性质来说，接近于全民所有制。

毛主席评论说，集体农庄的公积金，主要是靠庄员的劳动。为什么说“接近于全民所有制”？第 580 页

（三）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

1、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第 39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主义生产关系)，利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是有计划领导经济的必要条件。这种规律的作用，使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执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计划，它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决定性动力。

毛主席评论说，前面说基本经济规律是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发展方向的规律，这里又说个人物质利益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决定性动力”，这不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吗？而且后一种说法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

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

2、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第 50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生产必须服从全面满足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目的。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的增长和完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工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这里。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工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

（四）批判个人物质刺激

1、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第 462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竞赛一节时说，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2、片面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第 403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杠杆运用得越多，特别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组织、掌握现有技术和采用新技术的物质鼓励因素运用得愈多，这种斗争所收的效果就愈大。

毛主席评论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

3、赫鲁晓夫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简直不像样子。第 475，68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前提是：用适当的方法把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使从事生产的工人和企业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从强制的重负变为光荣的事情。但是，劳动还没有像将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那样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第一生活需要，因此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阶段，工人和集体农民的劳动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还存在着本质差别，因此，必须实行物质奖励来提高工作者的熟练程度。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评论说，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这种说法简直不像样子。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观点时说，赫鲁晓夫所接受的遗产中，有两件事情很不好，一件是命令主义太深，一件是干劲不足。赫鲁晓夫除了物质刺激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也不想其他的办法。

4、教科书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片面化了。第 333，33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保证社会各个成员的个人利益能够同全民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用按照社会成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来实现的。违反这一原则，必然产生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说，个人利益和全民利益的“这种结合是用按照社会成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来实现的”。这里没有讲必要的扣留，而且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就把

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片面化了。

5、“精神鼓励”过头了也会变成个人主义。第 42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劳动者如果工作得好，在改进生产方面发挥主动性，他就会受到尊敬。这一切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前所未有的对劳动的新的社会刺激.社会主义使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深切地关心自己的劳动。

毛主席评论说，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但“尚”得过头了，也像“物质鼓励”过头了一样，会变成个人主义。

6、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一定要出毛病。第 135，136，514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利用工人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是国营工业高涨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日益使工人和职员的工资与每一个工作者所消耗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相适应。这就刺激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毛主席评论说，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他们的工资政策是以计件为主、计时为辅，我们则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计件工资的毛病，是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北京有一个工厂的仓库，从计时工资改变为计件工资后所引起的变化，有个材料，值得看看。这个材料还说明计件工资制也妨碍技术的革新和机械化的发展。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关于计件工资问题的观点时说，这里说，在生产自动化的情况下，不宜于实行计件工资，可是前面却说“广泛采用”计件工资，这是自相矛盾。

我们是实行计时工资制加奖励。这两年的年终跃进奖就是这种奖励。除了少数人如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工作人员不发以外，其他的职工都普遍发。按照劳动的多少、好坏，谁发多，谁发少，由每个单位的职工评定。

7、哥穆尔卡上台时强调物质刺激的教训。第 670，671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以往劳动的成果的那部分国民财富的作用和意义日益增强。劳动产品的积累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极重要的指标。

毛主席评论说，这句话讲得好。在波兰这个问题现在成为很大的问题。哥穆尔卡上台时，强调物质刺激，增加工人工资，结果工资增长的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他们不注意提高工人的觉悟。工人只想多要钱，不好好干，生产情绪不高，造成了吃老本、不能增加积累的严重状况，逼着他们现在不得不出来反对物质刺激，提倡精神鼓励。哥穆尔卡也说，钱收买不到人心。赫鲁晓夫一直到现在强调物质刺激，可以预计，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他开了很多支票，高薪阶层当然满意，广大工人农民要求兑现而不能兑现的时候，就会被迫走到强调物质刺激的反面。

8、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第 576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从1953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结果，是党和政府为加强集体农庄和庄员对发展集体农庄生产的物质刺激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在集体农庄这一章里，特别强调物质刺激，可能是有原因的：过去国家从农民那里拿得太多了。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己的反面。

9、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第 42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资本主义利用各种形式的劳动报酬和物质刺激来扩大对劳动者的剥削，以便尽可能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物质刺激则使生产增加，有利于改进工作者的物质状况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上说，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增加。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质刺激。在困难的时候，只要把道理讲通了，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一样要干，而且还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说，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好，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很不好，有一部分人干得大体上还好。物质刺激都一样，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照他们的道理，这是解释不通的。

10、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更不能当作决定性动力。第 431—43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

毛主席评论说，“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

11、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第 461，46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社会主义竞赛并给予人民群众的这个进步运动以全力支持。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奖金。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还有这样的意思，竞赛所以能成为最大的动力，还靠物质刺激这一条。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

12、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高薪阶层和富裕农民阶层有利。第 27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就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表现在这里。

毛主席评论说，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抵抗。

（五）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1、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第 475、18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前提是：用适当的方法把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使从事生产的工人和企业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必须实行物质奖励来提高工作者的熟练程度。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评论说，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们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当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彻底采用经济核算，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在争取国家工业化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评论说，“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

2、社会主义社会消费资料包括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第 331，33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所有权普及于他们的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

毛主席评论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如果把这两部分统统说成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是不对的。

这里把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等并列起来，不好。因为储蓄等类东西，都是从劳动收入转化过来的。

（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工作者是否勤勉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第 430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一个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术或更为勤勉和积极主动，他就能在单位时间内在同样的条件下创造出较多的产品。这就是说，生产工作者的报酬也不可能一样，而应当符合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不然，对于劳动者就不会有提高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作用。

毛主席批注：这个原则对。

毛主席评论说，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主动；另外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些，可是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觉悟低些，后一部分人觉悟高些。

（七）“彻底实行按劳分配”，带来个人主义危险；我们的工资制度，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1、“彻底实行按劳分配”，带来个人主义危险。第 183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经济核算的论述时，针对教科书“彻底采用经济核算，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的论断，毛主席说，“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

2、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第 198—19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这些刺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毛主席评论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八）教育人民，要把个人的、局部的、眼前的利益，服从集体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而努力奋斗。

1、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第 576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从 1953 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结果，是党和政府为加强集体农庄和庄员对发展集体农庄生产的物质刺激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

毛主席评论说，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2、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第 43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付给职工劳动报酬、分配集体农庄收入、组织经济核算、规定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等等的时候，物质利益的原则得到极广泛的应用。

毛主席评论说，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3、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第 807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4、缩短工作日和免费分配。第 52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苏联工人的实际收入比革命以前增加这么多，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因此工人得到的每一工时的工资就较高。

毛主席评论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

教科书最近的增订本，加了免费分配的意思，并且说这部分会愈来愈扩大。这个意思好。这种免费分配，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

5、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第 180，181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联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重工业，就要求苏联人民在初期忍受一定的牺牲。苏维埃国家把大量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因而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内以高速度发展人民消费品的生产，从而在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需要上造成了困难。

毛主席评论说，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6、学文化，学技术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第 50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这是劳动者的熟练技能所应得的。这就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促使非熟练工作者不断上进，以便进入熟练工人的行列。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了多挣钱，就来学文化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应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得高工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十一、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以后，社会主义可能分两个阶段，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在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完全铲除了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和把社会分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根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联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毛主席评论说，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第 259，260 页

（二）批判“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

1、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巩固，但不能强调过分。第 736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的特征是对生产资料的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过渡，就要求大力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国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说：要“大力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国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既然要进一步发展，怎么能“大力巩固”呢？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要巩固，但是不能强调过分。我们的公社化运动使他们有点不好办事，使得他们农村相当动乱。所以他们那里有人说：西风吹来好应付，东风吹去不好受。这本书的新增订本讲到了一些模糊的前途，例如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结合、接近、融合之类，但是对于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他们仍然表示恐慌。他们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曾经造成很大损失，多少年还没恢复过来，因此，现在一提起就害怕。

有的同志说有三类社会主义国家：一类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一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有一类是达到一定阶段就停顿下来。就目前已知的情况来说，苏联的工业和农业，还是在发展，是不停顿的；但是在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这些方面，多年来基本上是停顿的，而且这几年来还出现了值得引人严重注意的倒退现象。所以，对他们的情况和问题应当进行分析。

2、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第 32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国营企业和合作(集体)经济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两种经济的差别。两种形式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富强的根源，是全体劳动者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的源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毛主席评论说，同资本主义比较起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就社会主义经济内部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是根本性的差别。教科书把这两种公有制的形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对敌对势力来讲，可以说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就它们本身的发展过程来讲，那就错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

（三）全民所有制的不断调整和完善

1、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第 805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2、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积极性。第 187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政策上依据了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根据建成社会主义和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的任务，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毛主席在评论中谈到我国沿海地区工业建设方针的演变，然后谈到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体制问题。毛主席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那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3、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第 45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必须在经济上把专业化、生产协作化和生产配置最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社会劳动的最大节约。苏联过去按照部门原则组织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结果使各部门所属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妨碍了生产的正确配置和经济地区内部各企业建立必要的经济联系。按照地区原则改组了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以后，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社会分工以节约劳动和加速生产发展。

毛主席评论说，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现在中央直属的企业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他的都归各级地方管，就避免了这种片面性。我们的教育也由中央和地方分管，现在的问题是，地方管的高等学校太少，科系不完全。以后要举办一些完全由地方自行分配学生的高等学校，开始可以成立这样的班或系。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统一的程度，还不如达赖时的西藏，因为西藏的武装还是统一的。

（四）从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

1、首先社有化，然后国有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第 456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企业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企业领导人员和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改变时说，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的第五段，现在证明是正确的。首先社有化，然后国有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当然公社里各个生产队向社有过渡，不是一个早晨全部过渡，而是一个队、一个队有先有后的过渡。全部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只要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只要还不向共产主义过渡，一般说来，还不会发生同苏联“对表”的问题。

2、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第 276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基础的观点时说，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不能像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这种转变会不会抵触呢？

3、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第 77，78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毛主席评论说，华东协作区最近一次会上，提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他们提出了实现这个转变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使社有制经济的收入占到全社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因为生产队的公共财产不多，每年的收入大部分是分给社员消费掉了。一般说来，按每年的总收入计算，分给社员的约占百分之五六十，用于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缴纳给国家的占百分之七八，能够积累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人民公社实现了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实现这个转变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的意见分歧，或者说意见冲突，还不会很大；将来人民公社从公社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意见分歧可能就会大起来，就会发生所谓“对表”问题。

我们有极少数公社，在一九五九年春夏整社以后，还坚持了基本社有制，这些社可能在若干年内就要遇到如何处理从社有制转变到国有制的问题。

4、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第 215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多成分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另一方面存在着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社会主义大工业消灭着资本主义因素，而小农经济却经常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归根到底是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这个提法当然是正确的。从此逻辑地推论下去，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长期不克服，也有问题。最近辽宁省委的调查，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意见，都提出了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队所有过渡到

国有的问题。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盾。苏联两种所有制长期同时并存，但是他们一直不承认这个矛盾。德国有个老共产党员，看了我们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以后，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很高兴，认为我们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远景规划。

5、教科书不承认先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第 800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苏联现在还有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当然和集体化以前的个人所有制不同。在所有制的变革上，教科书不承认先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使整个社会实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他们用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接近”、“融合”的模糊观点，来代替一种所有制过渡到另一种所有制、一种生产关系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

6、两种所有制的长期并存也会有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第 340，32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在不断增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某些方面，以及有计划领导经济的形式，就会过时，就会落后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不再适合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需要。这就必须改变生产关系和经济领导形式，使其适应已达到的生产力水平。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还讲得好。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只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和领导经济的形式方面，存在着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且所有制方面，例如两种所有制的长期并存，也会有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见，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它反映出工人阶级和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继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特点。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只讲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没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的必然性。我们讲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现在我国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材料，说有些经济作物区的公社现在很富，积累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不使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工业和农业就会发生新的矛盾。

7、生产合作社还有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第 21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小农经济逐步联合成以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客观必然性。

毛主席评论说，下一步还有一个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

8、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第 215、216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长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的观点时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

9、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第 737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乡村的住宅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乡村里，对集体农庄住区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筑设备完善的、样式美观的庄员房屋，逐渐实现所有集体农庄的无线电化和电话化。集体农庄建设优良的学校、俱乐部、电影院和图书馆，这对于庄员们特别是青年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只讲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不讲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经过什么步骤、什么过程变成为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他们不同意我们提出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前一种过渡，就是要把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国家的农业工人，由国家发工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工作要有步骤。没有适当的步骤，又可能刮起“共产风”来。主要的步骤，将是在社有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社有经济占到了全社经济的一半以上，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转变。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

10、将来我们的农村是一切国有化。第 241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观点时说，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农民把公社化错看为国有化，不少地方发生农民把土地推给人家，自己情愿少种的现象。经过整顿，经过三级所有制的确定，农民已经看清楚人民公社还不是国有，而是队基本所有，现在农民转过来多要土地，多种土地了。估计展开机械化以后，到处更会感到土地不足，会普遍进行改良坏土地。

11、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第 329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的观点时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再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进而转变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所以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

说两种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现在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到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实现以后，那就更加强大得多了。教科书就是看不到事情的发展。

（五）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总有一天要完结自己的命运

1、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第 216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在过渡时期的多成分经济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他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2、社会主义经济有它发生发展的过程。第 258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说，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组成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难道就没有它进一步变化的过程吗？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它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难道不是像其他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六）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

1、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第 197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发展大工业，首先是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重工业，是消灭这些国家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的必要前提，以前这些国家年年有大批人找不到工作，流亡国外。工业化促使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巩固并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了必要的基础。

毛主席评论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斯大林对农民总是不放心，把农民卡得死死的，用拖拉机站来控制农民，结果吃了亏。

2、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第 739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城市和乡村间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决不是意味着降低大城市的作用。伴随着工业在全国有计划的分布而来的是新城市的建设。城市是物质和精神文化最发达的中心，是大工业的中心，它将促使乡村获得现代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用绿化城市和利用现代市政建设的一切成就的办法，来消灭人口密集现象和改善城市生活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申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3、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的消失根本上靠生产的发展。第 501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毛主席批注：根本上靠生产的发展

4、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第 704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随着从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向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过渡，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城乡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间的界限也将最终消灭。共产主义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界限也是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不同的根本特点之一，因为那时候生产资料和全部国民财富的所有者是没有阶级差别的人民。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界限也是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不同的根本特点之一。”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消灭了，那时，工人不叫工人，农民不叫农民，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

（七）每一个时期总有人反对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建立共产主义

1、每一个时期总有一部分人安于已有的制度而不愿改变。第 276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基础论述时说，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2、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却不愿意建立共产主义。第 711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所有劳动者都愿意建成共产主义，所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所有劳动者都愿意建成共产主义”。但是，过去的剥削者、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却不愿意建立共产主义。

教科书说，“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只能说，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还要有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

（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经过革命

1、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要有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能说不是社会革命。第 28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完成，同时就是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我国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再从集体经济变为全民经济，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

2、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第 341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观点时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九）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

1、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第 36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使居民日益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合理地协调起来，不会有生产过剩危机，因而有可能不断地扩大生产。

毛主席评论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说法值得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有一种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怎么办？

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2、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第 663 页

毛主席在读完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后评论说，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

3、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第 283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对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观点时说，当然，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

（十）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但在没有创造出这些条件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仍然是迫切需要的，国家的一切职能要保存，而组织经济的职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家和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削弱，会给共产主义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

毛主席评论说，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第 706 页

（十一）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限是反动的。但是，将来民族界限总有一天要消灭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由于对社会关系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被改造成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族。资本主义把民族分成利益对立的阶级和集团，而社会主义则在公有制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把民族团结起来。

毛主席评论说，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

现在，区别民族界限，重视民族感情，对反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限，是反动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世界主义的。但是，将来民族界限总有一天要消灭，各民族语言总有一天会融合成为统一语言。经济大发展了，文化大发展了，交通非常方便了，彼此往来非常密切了，就会感觉到各有各的语言很不便利，统一语言的需要就会愈来愈增长。第 281 页

（十二）共产主义要求更严格的劳动纪律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随着共产主义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就成多余的了。货币也就不需要了。产品将按社会成员的需要直接分配。社会将逐渐用工作时间直接计算劳动，而不再采用价值和价值的形式。广泛利用电子计算机。

毛主席评论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第 706 页

（十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尚贤”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社会主义竞赛并给予人民群众的这个进步运动以全力支持。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奖金。

毛主席评论说，到了共产主义以后，“尚贤”恐怕也还要继续下去。产品按需分配了，物质刺激也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先进和落后这两部分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分别这两部分人，就是一个“尚贤”的问题。第 461 页

（十四）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发展的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商品货币关系消亡的设想时说，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第 706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第 258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观点时说，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第 319 页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十二、国际问题

（一）国际资产阶级处于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世界非常不安宁

1、国际资产阶级现在处于危机之中。797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论说，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国际资产阶级现在处于危机之中，任何风吹草动，他们都害怕，警惕性很高，但是章法很乱。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非常不安宁。第 684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必要的后备的问题的论述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非常不安宁。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家独立，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对稳定。赫鲁晓夫说，“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这句话说得真没有意思。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会用武力去试探，而且资本主义已经不稳定，何必我们去试探呢？

3、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第 314，315 页

毛主席在读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时论述了社会发展史，并对战后的国际局势做了简要的概括。毛主席说，人类历史进到铁器时代，才有两千多年，从发明蒸汽机到现在，不过一百七十多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粗石器时代最长。从粗石器进到精石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以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相对稳定了。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体情况变了，但危机规律依然存在

1、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马克思时候的危机有所不同。第 42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战后时期，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以资本主义梦想不到的高速度有计划地不断地向前发展，可是在同一时期，美国却遭受到1948—1949年和1953—1954年两次经济危机，结果生产下降，失业增多，而从1957 年底开始，美国又发生了波及到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生产过剩危机。

毛主席评论说，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马克思时候的危机不同，有了变化。过去大体上是七八年或十年来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中美国来了三次。

具体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规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发展不平衡。

2、资本主义走向没落和完结。第 339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与愈来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高速度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余地。

毛主席评论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

3、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第 351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绝对统治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依据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自觉地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而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关于“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这几句话讲得太绝对了。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例如美国政府出来干涉钢铁工人的罢工，就是一种调节。

（三）战争与和平。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

1、资本主义危机就是酝酿着战争。第 262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生产的增长受到群众有限的购买力的限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资产阶级利用政权来维持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忽然不灵了么？难道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够彻底消灭战争么？

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

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第 797，798 页

毛主席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论说，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帮助南朝鲜打北朝鲜，帮助南越打北越，都没有引起什么连锁反应。

3、国际范围内的斗争比过去都更加尖锐了。第 709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即使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只要它们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进犯的威胁还未消除，国家还是必要的。但是，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将取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

毛主席评论说，目前的国际形势，仅仅是没有打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从来没有停过，国际范围内的斗争，各方面的斗争，比过去都更加尖锐了。

4、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第 262，263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前提是，国家政权掌握在劳动者手中，他们在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领导下，为了全民的利益，利用这一政权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前提是，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一政权来维持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毛主席评论说，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不是麦克米伦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曾经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经过极大的努力，签订打仗时不打原子弹、核武器的协定，打起仗来大家都还用常规武器，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

5、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第 265，266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的进攻引起剥削阶级的拼命反抗，他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支持下，进行怠工、破坏和恐怖活动。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同这些困难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作了必要的牺牲，终于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毛主席评论说，教科书的增订本，在此之后，加了一段，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起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了我们和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

6、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第 262 页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所需的条件地观点时说，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

7、军区可以把管民兵的这个重要任务担当起来。第 274 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和巩固，国家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对剥削阶级的镇压这个职能消失了。保卫国家不受侵略者的的职能保存下来，国家组织经济文化教育活动的职能日益加强。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现在有些军区，觉得没有事做，可是他们又不想把管民兵的这个重要任务担当起来。

（四）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生产的增长受到群众有限的购买力的限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一政权来维持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毛主席评论说，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

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第 263，264 页

教科书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中不会发生国民经济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为了防止和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后备。

毛主席评论说，现在，美国和全世界有一种趋势，即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很注意中国的问题。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月革命成功了，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半殖民地的国家，都很注意对苏联的研究。原因之一是苏联作为欧洲的一个主要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革命胜利了，又进行了多年的建设，而中国是亚洲的一个主要国家，也一定会引起人家的注意。欧洲和亚洲是世界上的两个大洲，这两大洲有两个主要国家革命成功了，这件事情引起了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第 683，684 页

（五）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1、两个经济体系之间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783，784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并不排除两个体系的国家之间发生经济联系，反而要求建立和发展这种联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根据平等、互利和严守自己承担的义务的原则，尽力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发展事务联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合作的发展，不但不妨碍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而且会为加强这种往来创造有利的前提和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论点。教科书在这里强调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强调在两个世界体系间“建立和发展”经济联系。这是把实际上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的观点的后退。

在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教科书避开了这种斗争。

2、在国与国的关系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第 755，756 页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分工以每个国家的可能性为依据，并导向共同的繁荣。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取长补短，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里面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对各省的提法一向是：凡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就自己尽可能地发展，只要不妨碍全局。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

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

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例如，庐山会议的决议，就是如此。它既合乎全国的需要，也合乎各省的需要。能说只有中央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地方就不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吗？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以前曾经担心，各省都发展了各种工业，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工业品会没有人要。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我们的各种工业品并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够。上海最近提出了向高大精尖发展的方针，他们还是大有事情可做的。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

3、小的国家和省份也很难什么都搞。第 765 页

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必须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每一个国家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

毛主席评论说，就某些产品来说，有些国家有这里所说的“力不胜任”的问题。蒙古人口不到一百万，各种东西都搞也有困难。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例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4、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第 757 页

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说，资本主义阵营各国弱肉强食，发达国家以保持不发达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落后状态为目的；

而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国际分工，各人民民主国家便易于消灭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经济落后状态和经济发展的片面性，为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更迅速地发展经济和增进人民的福利。

毛主席评论说，在这行后面，新的增订本加了三段话，其中有句话说：“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据说，目的是想使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大体上相同的时间之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这个理论、这种提法，都不对。各国人口不等，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一样，革命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怎样拉得平呢？一对夫妻生了十个儿子，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聪明些，有的愚蠢些，怎么能够拉平？“拉平”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均衡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省，一省之内的各县，都不平衡。拿广东的卫生工作来说，佛山市和岐乐社搞得好，因此佛山和广州不平衡，岐乐社和韶关不平衡。他们反对不平衡，幻想平衡，是错误的。

5、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完全平等没有做到。第 753 页

教科书（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毛主席评论说，事实上有。教科书又说：“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

毛主席评论说，事实上也是没有做到。

6、事实上有政治性的贸易。第 769 页

教科书（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的歧视和不等价交换”。

毛主席评论说，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

7、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第 775 页

教科书（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说，贷款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信贷关系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垄断组织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在社会主义阵营，债权国不因给予贷款而有任何特权。贷款的条件十分优惠。

毛主席评论说，贷款这件事，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刚上台时，他们做的和这里写的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8、印度的革命总是要成功的。第 785 页

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说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给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性或经济性的条件。根据1955年 2 月 2 日苏印协定，苏联帮助印度建设年产 100 多万吨钢的比莱冶金工厂，便是与不发达国家建立的这种新型经济关系的明显例子。

毛主席评论说，在相当长期内，印度大资产阶级可以剥削工人，但是这个工厂建成以后可以增加好几万工人，这样一个几万人的重工业企业，可以成为印度无产阶级积累力量的一个重要基地。从长远看，印度的革命总是要成功的，这个钢厂、这类企业，将来总是人民的财产。

现在尼赫鲁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资本主义的实际，这对印度工人有欺骗作用。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对印度工人有麻痹作用。印度还没有像蒋介石那样的屠杀人民的反面教员。这些都是印度无产阶级的不利条件。

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

（1958 年 11 月 10 日、12 日）

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此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后，发至各级党委党组织认真实行。在实行前，要加以充分讨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

会议讨论了：（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二）公社问题；（三）城市公社问题；（四）要抓农业；（五）工作方法；（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一）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

经过讨论，归纳为下列五点：

1、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有了一个不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就是国营工业，大森林地，河道，领海，国营水库、水湖、水塘，国营农场、林场、牧场以及其他各项国营事业。这还只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而非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2、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这一部分包括几亿人口，主要是农民，还有手工业工人。他是〈们〉原先是个体的中小生产者，经过几个步骤，在1953年到1956〈1958〉年的六年时间，发展到了现在人民公社阶段。集体性逐步提高了。有可能开始向全民性发展，例如现在出现的县办工业，就带有向全民所有制发展的因素。但尚非全民所有制，可以称为县民所有制，即所谓小全民所有制。在全县范围内能够由县调配的劳动和产品，都属于这种制度。

3、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是（一）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因此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而且是生活资料的产品）也为全民所有。在过渡时期的目前阶段，除国营企业和其他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已成为全民所有以外，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池、种子、肥料、牲畜、农具、农业机器、工业厂矿）和产品，应当逐步地增加全民所有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和逐步增加产品能由国家调拨的部分，根据国家计划生产，根据国家计划调拨。

4、要能实现调拨和逐步增加调拨的比例，就必须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根据国家计划和公社需要，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因此，必须不断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不断提高这两个部类的生产水平。

5、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

（二）

公社问题，其中有公社的性质问题，体制问题，分配问题，全民、集体、个人的关系问题，作息时间问题，食品问题，取暖问题。

1、关于公社的性质问题：

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

公社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

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这两个过渡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到完成阶段的过渡 即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另一个，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公社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2、关于公社的体制问题：

现在有三种形式：一是一县一社，二是一县数社县有联社，三是一县数社县无联社。大家认为，县有联社的组织形式较好，一县一个社可以继续试行，一县数社无联社形式是不好的。

公社内部各级都应当有一定的权力和机动，以便发挥各级的积极性。

各地公社要一律冠以地名。

在劳动调配中，第一、必须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第二、必须使生产各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运输部门）的劳动分配要合理，劳动组织要适当。

县级工会组织取消。县妇联的组织目前暂不改变。

3、关于分配问题：

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九六零年，或者略长一点的时间内，农村人民公社实现每年每人能够分配到150到200元。并且逐步提高国家对产品的调拨比例。争取在十年内（一九六七年以内）达到公社的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归个人，三分之一左右归公社积累，三分之一左右归国家调拨。

4、关于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

应当实行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

5、关于作息时间问题：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实现六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八小时睡觉，六小时吃饭和娱乐。

在苦战三年期间，在农村中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和学习（一般的时候十小时工作，两小时学习。农忙的时候，十二小时工作），四小时吃饭和休息，八小时睡觉。

在城市中，一般地应当根据实际条件，尽可能维持八小时工作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加班加点。

6、一定要注意食品中含热量和营养分两个部分对于每一个人的起码必需数量。为此，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作出适当规定，不可疏忽大意。

7、立即作好过冬的准备。凡冬季在野外工作的必须有相当的宿舍。北方必须迅速解决冬季取暖问题。

（三）城市公社问题

1、采取积极态度，在城市中试行人民公社。

2、要分步骤地搞，各地进度可以有快有慢。大城市应当放慢。

3、城市公社必须要有生产基础。没有生产基础，是困难搞好的，即使组织起来，也办不了大事。

4、城市中在一个时期内，应实行工资为主供给为辅的制度，个人机动多一些。目前不宜过多地牵动城市人民现有的生活习惯和方法。

5、国营企业和大学校的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所有制，人员的调配）和管理权限不能改变，人员可以加入当地的公社，可以从厂长基金、超额提成、工会费用中拨出一定数目的经费，交纳公社。

6、地方国营的中小企业，可以下放一些给公社经营，保证上缴利润，原来这些企业的上缴利润由公社包缴。城市公社问题比较复杂，委托柯庆施^[2]同志写一文件，提交武汉会议讨论。

（四）

在注意抓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抓农业。一九五九年农业的关键是夏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九五九年一、二、三月四个月内，必须负起责任，用一个必要的时间抓农业，保证一九五九年夏季和全年的农业继续获得伟大的胜利。争取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山西省同志的这个口号很好，应当在全国推广。

（五）工作方法

1、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高了，干部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的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去处理有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严格禁止和纠正假借组织军事化的口号而打骂捆绑群众和任意处罚群众的现象，严格禁止和纠正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用所谓“大辩论”、“辩你一下”，即整你一下的方法来压服群众的现象。

2、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一定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谎报成绩，隐瞒缺点。无论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等哪一方面的数字，也无论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应该是多少就说多少。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现在有一种在成绩方面以少报多，怕说缺点的倾向，这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彻底克服这种不良风气。

（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1、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生活水平，不宜改动。定息不宣布取消，要不要听其自便。愿意参加劳动的欢迎，不愿意劳动的不要

勉强。

2、干部待遇问题，涉及面很大，要慎重处理。在改为供给制时，原则是上面高薪的要降低些，其余的基本维持，有升有降。

在农村工作的干部的薪给，既要照顾到农民的生活水平而略有减少，又不宜减得过多。必要时他们的薪给可由国家发给，不由公社开支。

3、工人的工资总额不能降低。由于取消计件工资等措施而减少了的部分，应当予以补足，并且略有提高。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二

小平^[3]同志：

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4]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

毛 泽 东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和各协作区负责同志：

到郑州开会的同志们从郑州走后，我又想了一下。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宜于在武昌会议上征求更多同志的意见，然后发表，较为适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可能未到郑州的同志有些好的意见，也说不定。为此改变原定计划，中央政治局暂不批准，交给武昌会议再议一次。对这件事你们怎么处理呢？你们可以在这几天内，征求省地两级及个别县级负责同志们的意见，由你们将这些意见带到武昌，加以研究。这样做，时间耽搁也不甚多，不过十几天，并不妨碍大事。决议中有些要立即施行的，你们可以立即施行，仍如郑州会议时所约，并不变更。以上如以为可，即请照办。已另报告中央。

毛泽东

1958年11月12日于郑州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笔录件刊印。

注释

^〔1〕 这个文件原来的标题是《郑州会议纪要》，毛泽东把它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重新起草的。参见本册第568---577页。

^〔2〕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指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举行。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1958 年 12 月 1 日）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2]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昌

根据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已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一篇文章。

^〔2〕 在这句之后，原文还有“观潮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编辑的干部学习材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中收录的这段话时，删掉了这十一个字。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1959 年 2 月 14 日)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

毛: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2]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马:中国解放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放以后的事，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早已知道了。

毛:我们先动买办资本，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百分之八十，民族资本只占百分之二十。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

马:很同意中国的做法。

毛: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

毛: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

马:同意。中国是把人们从经济上解放出来。

毛: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台呢?

毛:因为资本家不允许。

马:在智利，共产党上台是有可能的。

毛:今天还是投资产阶级的票的人多。

马:为什么呢?

毛:中国过去也是如此，赞成我们的人开始也很少。经过二十八年，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我们逐渐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马: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了，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是那样。

毛:但是今后的情况是会改变的。

马:当然会这样，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方案。

毛: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马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解决将要受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你们说这将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而不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

如果你们对马列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怀疑马列主义。

毛: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马:世界观不变，是不是革命理论部分是可以改变的?

毛:要看是什么理论。比如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

马: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的节录。

^[2]见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九一五年八月）：“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又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九一六年九月）：“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4、722 页）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1959 年 2 月 27 日）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化教育卫生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的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帐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的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一九五八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在整社工作中，按照六中全会^[2]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3]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帐。相反，我们认为旧帐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级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地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以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帐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作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3〕 北戴河决议，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六中全会决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

（1959 年 3 月 3 日）

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三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固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当然，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现在还在统治这些地方，好像过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中国一样。为什么说它的空气比较稀薄呢?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过去俄国就是这样，它的空气也比较稀薄。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1]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地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

帝国主义已经为这三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

你们知道去年的金门事件^[2]吗?那个岛只有八万人口，现在已是世界有名。美国的方针是把金门、马祖两个岛交给我们，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让它继续占领台湾。这生意不好做。我们要留蒋介石在这两个岛上，要不我们就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全部拿回来。

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我们面前有台湾、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南越、泰国，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钉住了它自己的腿。这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在美国看来，好像西太平洋不是我们这些居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人的，而是美国人的，你们讲讲这公道吗?这是你们的邻居干的事。我们西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帮了你们一些忙。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牵住了美国不少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美国的主要力量还在西欧，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牵住了它的力量，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牵住了它的力量。中东、北非地区也牵住了美国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在地中海有一个舰队，就是第六舰队，比它在西太平洋的舰队更强大。

此外，它又不能不顾到拉丁美洲这个后方。这是你们对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帮的忙。古巴革命^[3]就发生在美国的旁边，那里有六百多万人口，美国投资有十亿美元。美国眼看着古巴革命，望洋兴叹，一个手指也不敢动它。有些人说，美国厉害得很，有原子弹呀、氢弹呀，但是去年五月尼克松去看你们，你们却对他不客气，赶走他，他也没有办法^[4]。人家一个副总统来看你们，你们不好好招待他，还用石头、烂鸡蛋、唾沫招待客人，使他那样难堪，对客人那样不讲礼貌啊!

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它承认我们，我们也不那么高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好不好，我们也考虑过，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我们同美国现在这样的状态，对于我们和你们国家的人民都有利。

我们国家没有美国的外交代表，我们很舒服。大概是因为我们破破烂烂，客人不想来。他们要等我们建设好了才来。比如说，美国现在年产一亿多吨钢，大概要等到我们年产两亿吨钢的时候才来。那时，我就要跟各位商量商量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更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也可以建造大房子，因为有了更多的钢铁。这个方针，也许你们不赞成。

现在美国不怕中国，它主要怕苏联。它知道中国只有几块破铜烂铁，而苏联是强大的国家。西方国家不承认我们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因此，我们也就可以“无法无天”，不受约束。

去年，我们学了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5]，杜勒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国民党同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我们还在继续打国民党。国民党没有饭吃，美国给他们吃。美国的军舰距离在我们炮弹射程之内的海岛只有三海里。他们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也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以“战争的边缘”来对付“战争的边缘”，结果他们不敢前进，只到战争的边缘为止。我们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敢动，他们看我们，我们看他们，看了两个多月。我们帮了美国民主党的忙，十一月，民主党在选举中胜利了。我们的帮忙是无代价的，是义务劳动。帮了民主党，整了杜勒斯。

我算了一笔账，从去年五月起有六件事情整了美国，使杜勒斯处于被动地位。把委内瑞拉推翻希门尼斯^[6]算在内，就有七件。加上非洲一件事，就有八件。如把伊拉克革命^[7]和黎巴嫩事件^[8]分开算进去，就有十件。我说的是最显著的大事。十件事中有三件发生在拉丁美洲。一月份委内瑞拉人民赶走了美国的走狗希门尼斯。五月你们用烂鸡蛋欢迎尼克松，这件事有世界意义。七月发生了伊拉克的革命，使美国大吃一惊，这件事也有世界意义。几天以后发生了黎巴嫩事件，美军登陆，闹得全世界都反对美国。这是第四件。接着就是金门事件。我们不想叫美国休息，在联合国通过美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决议的第二天，我们就向金门岛开炮，闹得全世界摸不到我们的底。杜勒斯也忙得很，从东太平洋调动兵力，兵力不够，又从地中海调。杜勒斯自己讲，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海、空军的集中，美国把它仅有的十二艘航空母舰中的六艘开来了。这是第五件。第六件是十一月美国举行了选举，民主党胜利，共和党失败。第七件是北大西洋集团的四分五裂^[9]。形式上他们有所谓的团结，实际上他们保持不了团结，你要吃我，我要吃你。第八件是赫鲁晓夫丢出了一颗柏林事件^[10]的炸弹。他也不想让美国休息。美国现在忙得很，柏林事件不好解决。第九件就是你们搞的一件好事，搞古巴革命。古巴革命是在美国身边放炸弹。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古巴的事件或只是拉丁美洲的事件，这也是世界性的事件。第十件是今年二月间以刚果为代表的非洲人民爆发了反帝斗争^[11]。也不能把它只看作是反对比利时殖民主义的斗争，反对的主要锋芒是针对美国的。刚果的外国资本中美国占很大数字。苏伊士运河事件^[12]不算，这是前年的事了。我只从去年一月算起。

现在美国的调子一天比一天低了，大规模的报复不太讲了。

制造国际紧张是美国的一个手段，国际紧张到底对谁利益大，对美、英利益大或者对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大，这还是一个问题。美国逐步看到国际紧张对它不利了。因为紧张的局势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动员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多增加几个共产党人。

由于历史和社会习惯的影响，人民中间迷信的人还很多，要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来破除迷信。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

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

在你们那里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是北美的月亮好呢，还是中南美的月亮好?有人迷信美国的月亮，说美国人文明，说我们比他们野蛮。文明国家把军舰开到西太平洋来，这能算文明吗?美国还把军舰开到中南美去，你们国家派了军队到美国去吗?这样看来，谁文明一些呢?我们要文明一些，因为我们没有派军队到美国去。

要翻过来，也许他们野蛮一些，我们文明一些。西方世界是野蛮人统治。当然西方国家的人民不野蛮，他们只是受了欺骗和蒙蔽，不觉悟，共产党和有觉悟的人不算在内。西方世界的统治者是野蛮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要文明一些，这也要除掉帝国主义的走狗，例如中国的蒋介石，美洲的希门尼斯和巴蒂斯塔，他们是美国的走狗，野蛮人的代理人。

他们说我们野蛮、不文明，这要翻过来。我的证据是我们没有侵略美国，是美国人侵略我们；非洲没有侵略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西班牙，而是这些国家侵略非洲。到底谁文明，谁野蛮?谁有礼貌，谁没有礼貌?在文明与野蛮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迷信。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了同志们很高兴，很亲近。我们这些国家所处的地位相同，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经济发展水平也差不多，同是所谓不发达的国家。我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就高兴。你们接触过非洲人没有?我最近会见了非洲一些国家的青年代表，有肯尼亚、喀麦隆、几内亚、马达加斯加的代表。马达加斯加人的肤色和我们比较接近，介于黑种人和黄种人之间。我从前一个也不认识，但是见了面觉得很亲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国家在世界上处在同样的地位。

你们不要以为中国解放了，和你们不同。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除了解放一事外，我们大体和你们相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等方面，都差不多。

我同你们相处感到一种平等的气氛，我相信你们也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西方国家就不同了，除了一部分进步人士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那边的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身体脏，月亮没有他们的好。没有办法，谈不来。他们不以平等的态度待我们，轻视我们。拉丁美洲的人，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外，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

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要和两个阶级结成同盟。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农民不剥削别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也不剥削别人，他们是手工业者或小市民，或者只有轻微的剥削。另一个是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又剥削人，还恐惧共产党。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可以建立统一战线。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是我们的基础。工人受人剥削。农民不剥削别人，其中贫雇农受人剥削，中农基本上不剥削别人。第二个联盟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有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剥削阶级，但有反帝要求。共产党如果搞得好，可以而且应当与他们结成同盟。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社会民主党，也称“社会民主工党”或“社会党”、“工党”等。大多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一八八九年各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早期曾对工人运动起过积极的作用，以后由于内部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以外，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被机会主义者掌握了领导权，它们公开维护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2]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党军七千余人。

^[3]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任总统的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

^[4]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先后对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八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反对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激烈的抗议行动。尼克松到委内瑞拉时被迫提前结束访问回国。

^[5]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国国务卿。一九五六年一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6]希门尼斯，一九一四年生，一九四八年任委内瑞拉总统。执政期间，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采取亲美政策。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其政权被人民起义推翻。

^[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费萨尔王朝一直执行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以卡塞姆将军为首的爱国军人，在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下发动武装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8]一九五八年五月，黎巴嫩各地发生了反对政府执行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的起义。七月十五日，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在“保护美国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武装干涉黎巴嫩内政。在黎巴嫩人民、中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侵略军于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被迫撤出黎巴嫩。

^[9]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一九五二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一九五五年正式加入该组织。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该组织在巴黎召开理事会会议，在军事集团的领导权、美国要求在各盟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以及贸易等一系列问题上，成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和纠纷。

^[10]指苏联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在处理柏林问题上发生的纠纷，又称“第二次柏林危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赫鲁晓夫在欢迎波兰政府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提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共同占领柏林的现状。十一月二十七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英、法及其他有关国家政府，要求在六个月内各国撤走驻军，把西柏林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并提出如果六个月内不能达成协议，苏联将单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三十日，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拒绝苏联的要求，表示要不惜用武力保卫西柏林。一九五九年一月，苏联作出让步，向美国表示六个月期限并不构成最后通牒。九月，赫鲁晓夫访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会谈联合公报宣布苏联撤销限定六个月达成柏林问题协议的声明，美国同意就柏林问题和德国统一问题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六月，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赫鲁晓夫再次要求西方有关国家在六个月内缔结对德和约，纠纷又起。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宣布取消缔结对德和约的期限，美苏紧张对峙的局面才得以缓和，第二次柏林危机结束。

^[11]一九○八年刚果正式沦为比利时的殖民地。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召开以后，刚果民族运动党领导人卢蒙巴明确提出实现独立是刚果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口号。一九五九年一月四日，卢蒙巴在利奥波德维尔人民集会上又提出刚果独立的口号，比利时军警对集会进行镇压，造成多人死伤。此后形成全国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局面。一九六○年六月，刚果获得独立。非洲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也兴起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12]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党内通信

(1959 年 4 月 29 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注释

^[1]八字宪法，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

（1959 年 6 月 11 日）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十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二十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来往，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

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2]。我就是一个。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

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中国有希望就是了。这还要靠你们帮助，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秘鲁议员团谈话的节录。

^[2]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1959 年 8 月 15 日）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2]。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湾〈弯〉”，“一转湾〈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3]，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 1907的俄国革命^[4]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 1959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5]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6]，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 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 这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他身边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第一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刘澜涛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写信说：“为了学习和研究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我同我周围工作的两位同志选择节录了毛主席和列宁有关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论述。”“这本小册子，是由我编好后，经团中央同意后印的，现送上一份，请有暇时看看。”《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节录了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列宁一九一七年八至九月《国家与革命》、一九○七年二月《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一九一九年六月《伟大的创举》、一九○七年七月《反对抵制》等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七期上。

^〔3〕 巴黎公社是法国巴黎工人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举行武装起义成立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组织。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用无产阶级政权代替被摧毁了的资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创举。由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没有注意团结广大的农民同盟军，对反革命又过于宽大，使得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对起义的群众进行大屠杀。五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失败。

^〔4〕 指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但它成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预演。

^〔5〕 指列宁一九一九年六月《伟大的创举》和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两篇文章。这两章文章均被节选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毛泽东下文引用的几句话，均出自这两篇文章中被节选的部分。

^〔6〕 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一八八三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

（1959 年 10 月 26 日）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像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1]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2]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和英共波立特^[3]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讲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4]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宣言^[5]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也努力争取过国内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一九四六年夏打起来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和平。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来打我们。

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代表团派来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一百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九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

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6]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像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将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

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7]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2]孟什维克，是一九○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的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机会主义派别。

^[3]波立特（一八九○——一九六○），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

^[5]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6]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国国务卿。一九五六年一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7]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就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核试验、双边关系等举行了会谈。

关于干部中存在的三个大问题

（1960 年 3 月 6 日）

华东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江苏省委写的关于整风中三个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应当提起你们大家一齐注意，并采取具体措施，逐步地解决这三个大问题。

中央

1960年3月6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六○年三月一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三号上，题目是毛泽东拟的。这期简报以《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为题，摘发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其中谈到，这次整风运动，使我们深刻地感到，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够，主要是缺乏不断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的革命方面，对小生产者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比较普遍地认识不足。往往只看到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团结富裕中农的政策，而看不到要彻底改造小生产者的根本方向。因此，解决这一认识问题，是党的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第二，在高速度建设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对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够，有一部分同志不了解整个六十年代都要连续跃进，都要高速度，积极创造条件，坚决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农业的经营管理上，没有完全摆脱小农经济的影响，远远不能适应大跃进形势的要求。因此，在党内进行高速度建设的思想教育，克服小农经济的思想影响，也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在政治思想革命方面，对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确立与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波浪起伏的发展，认识不足；对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思想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估计不足，重视不够。有的还对经济战线上的不断跃进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的关系认识不清，因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因此，在党员干部中很好地确立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加速建设，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1960 年 3 月 16 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各党组：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于今年二月二日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县现场会议的报告》^[2]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3]，早已发给你们。据我们调查，未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其办法：在省、市、地、县、社的有卫生部门及民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党委会议及党组会议上，在本年三月内，至迟四月上旬，认真讨论一次；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4]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查。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在三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为此，各级党委，卫生部门党组，工会党组，青年团党组，妇联党组，今年一年，要为卫生工作开会四次，每季一次，每次三四小时即够，不要太长。以后年年如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上述会议开过后，立即召开，也是一年四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请同志们一体遵行，切勿贻误。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十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一九六○年三月十六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三月十八日下发。

^〔2〕 卫生部党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并转中央的报告说，卫生部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主要目的是推广稷山县农村卫生工作的经验，广泛交流全国各地的经验，组织农村卫生工作大跃进。稷山县是山西省的卫生工作模范县，其卫生工作的基本特点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配合生产，大搞群众运动。他们的工作全面、普遍、深入、细致、经常。由于与生产相结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做到了移风易俗，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出现了生产、卫生、思想全面跃进。他们工作的基本经验是：加强党的领导，书记挂帅，层层抓紧；大搞群众运动，不断提出新要求、新内容；卫生与生产紧密结合；培养典型，以点带面，全面开花。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农村形势很好，卫生工作必须跟上。会议检查批判了某些右倾思想和情绪，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进一步明确卫生工作必须从生产出发，配合生产，为生产服务的思想。这是卫生工作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卫生工作继续跃进的指导思想。（二）大力做好人民公社的卫生工作，继续开展广泛深入的除害灭病运动。（三）积极发展与提高农村卫生组织和卫生队伍。从县到生产队要有一个健全的卫生医疗保健网，要有一支中西医结合、高中初级卫生人员结合、脱产与不脱产人员结合的强大的卫生队伍。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人民公社的医疗制度，以实行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卫生部党组将这个报告和《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一起报中央审批。

^〔3〕 卫生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促进了卫生工作的发展。从县到生产队的卫生医疗保健网已初步形成，农村卫生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二、关于做好人民公社卫生工作的几个问题：（一）建立和健全公社各级医疗卫生组织，一般采取公社设卫生院，生产大队设卫生所，生产队设有不脱产卫生人员的卫生室，联系群众卫生骨干和积极分子。（二）明确公社卫生院、卫生所的性质和任务。（三）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合作。（四）人民公社社员的医疗制度和卫生机构的经营管理，目前以实行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每年由社员交纳一定的保健费，看病只交药费或少量挂号费。卫生人员的工资待遇，一般以不低于公社化前的工资待遇为宜。（五）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力培养农村卫生人员。三、加强县医院（卫生院）的工作，认真贯彻“勤俭办医院，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疗态度”和“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的方针，使县医院真正成为全县医疗技术的中心和培养干部的基地。

^〔4〕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二十七条说：“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

（1960 年 3 月 18 日、25 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2]一件，《经济消息》第十期《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件，共两件，现在发给你们，并请你们发给一切城市党委、工矿党委和农村公社党委，一律予以研究和参考。这是两个重要的总结性文件，请你们予以重视。全总总结的是上海、天津、沈阳、旅大^[3]、哈尔滨、太原、重庆等七个大城市的经验。这还很不够。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各省省城，各省中等城市，例如唐山、石家庄、青岛、洛阳、黄石、株洲、无锡、湛江、萍乡等成百个重要城市，都应当迅速作出总结，并且迅速予以推广。县办工业和公社工业也要择要作出总结，推广出去。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今年一月间，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的现场会议，大多数城市未被邀请参加，连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邀请，致失普遍而迅速推广出去的效果，甚为可惜。今后应请有关部门予以注意，是为至要。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毛泽东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和《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一文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转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一九六○年三月十六日关于广州、重庆两市工厂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情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写的批语。

^[2]《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指出，一个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成为全民性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在生产上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大批人力以扩大生产，职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为保证这一运动获得更好的效果，还需要解决材料、企业管理、工人教

育等问题。

^[3]旅大，今大连市。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1960 年 3 月 30 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1960年3月下旬根据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1]，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2]。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184次，电话会议56次，印发文件1074件，表报599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3]。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4]，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中央

1960年3月30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 指毛泽东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二期的批语，见本册第98 99页《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之二。

^〔2〕 指中共历城县委一九六○年三月十四日为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师到田的指示给济南市委并报山东省委的报告。其中讲到克服“五多五少”的具体措施是：（一）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和大队、小队干部一起在田间会师，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以指导和推动全面。（二）实行“三同”、“五包”，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全面包干做好。（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做法，分管各个部门的干部，既要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四）立即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去就地商量解决，而不要把人召集到机关里开会。

^〔3〕 中共山东省委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将历城县委的报告转发全省各地市县委，人民公社党委及省委各部委、厅局各党组，指出历城县委提出的四条措施，都是可行的，各地应一律仿照执行。省级各部门，要认真检查一下自己工作中的“五多”、“五少”情况，一定要精简会议、文件、表报，必须坚持领导同志“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做调查研究”，应当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现场”，同地、县以及基层干部一起，会师到田。

^〔4〕 指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内容如下：

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地委和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

中央作报告。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西北局检查组报告中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各项办法方面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可以试行。

（六）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份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份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

（1960 年 5 月 3 日）

欢迎各位朋友,你们好。我们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斗争就是对我们的帮助，谢谢你们!

帝国主义还在压迫我们中国，占领我们的台湾。美帝国主义不承认我们，它说看不见人民中国。它差不多每天都说我们很坏，可见它还是看见我们的，否则它怎么能说我们坏?它说我们犯的第一条错误是不该和蒋介石打仗，说蒋介石是好人，我们是坏人。正如同说你们古巴的巴蒂斯塔^[1]是好人、卡斯特罗^[2]是坏人一样。各国都有被美国认为是好人的人，但是人民看他们并不那么好，甚至很坏，这是因为美国同我们的观点不对头。

美国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子弹，所以它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民兵，你们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当然你们古巴有正规军，中国也有正规军，苏联的红军更强大，苏联还有原子弹。苏联不愿打仗，我们也不愿打仗，要争取和平。但是帝国主义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它们不请我们当参谋长，所以它们的事情究竟怎么办，我们很难讲。

我们有一条，有人民的拥护。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也站在你们一边，这要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最多有十分之一的人拥护帝国主义，我不相信有更多的人拥护它们。拥护帝国主义的人都是它们的走狗，如蒋介石、巴蒂斯塔等。各国都有它们的走狗，有的狗已不走了，如蒋介石就蹲在台湾不走了。蒋介石是从大陆走到台湾去的，巴蒂斯塔却从古巴走到美国去了。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三个大洲上，美国的走狗不多，最多一百个人中有几个人，和帝国主义合在一起最多一百人中不过十人。

美帝国主义希望我们怕它，我们也有点怕它，因为它通过它的走狗要杀人。它杀人多了，人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抵抗。斗争的办法是它杀我，我也杀它。有了经验之后，我们不怕了，胆子也大了。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可怕，它在十个指头中最多只有一个指头。历史上从来就是没有枪的人战胜有枪的人。如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就是没有枪的人打倒了有枪的敌人，在我们中国也是一样。我们原先都不是拿枪的，都是爱和平的人，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当教员的、有做生意的。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后来蒋介石不许我活了，不许人民活了，我们就拿起枪来了。听说你们古巴“七二六运动”^[3]开头参加的人也是很少的，从墨西哥坐船回国只有八十二个人。所以还是没有武器的人强些，有武器的人如巴蒂斯塔还是弱的。

究竟谁怕谁?究竟是美国怕你们古巴，还是你们怕美国?我看还是美国怕你们。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过去是我们怕帝国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它们的人很少，做的事很坏，它们保护那些反动分子、走狗。

你们到中国来，我们很欢迎。你们别以为我们想和美国开战，我们不想向美国开战，我相信你们古巴也不想向美国开战。如果美国要向你们古巴开战，这是帮助你们，锻炼你们。它怕你们古巴人民还不够坚强，所以要加紧锻炼你们。美国占领我们的台湾，这也是它要锻炼我们，使我们更加坚强起来。帝国主义在非洲的镇压也是锻炼你们，使你们更坚强。

美国现在在拉丁美洲采取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各种手法来镇压、欺骗。但我看人民是不怕的。人民的觉悟在提高。非洲是这样，拉丁美洲是这样，亚洲也是这样。中国过去有些人，特别是有钱的人，很相信美国，现在他们也慢慢地不相信了，觉悟提高了。

我们要区别美国人民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人民是好的，坏人就是帝国主义分子。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都是这样，人民是好的，帝国主义分子是坏的。现在西德、日本的人民也都是好的，只有帝国主义分子是坏的。我们现在学会区别这两种人。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我们也不是准备一万年不和他们来往。我们和美国在华沙谈判^[4]，已谈判几年了，还要谈下去。谈上十年、二十年，总会谈好的。

谢谢朋友们谈了这么多情况，使我懂得了很多知识。十年前，中国和大多数在座朋友的国家情况一样，也和去年一月一日以前的古巴一样。我们国家解放还只有十年，人民正在组织起来进行建设，有一些成就，但还不算大。我们仍是很穷的国家，至少还要奋斗十年、二十年才能好一些。我们需要你们的援助和支持，同时我们也支持你们的斗争，要相互团结、相互支持。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斗争也是你们的斗争，我们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我们和你们没有利害冲突，只有团结友好。东方人民正在起来，如南朝鲜人民半个月来正在进行很大的斗争，最近一周来土耳其有很多人起来，现在日本也有很大的斗争，那些地方都有美国基地。所以，美国这些基地都不稳固，人民团结起来就会战胜它的。

感谢各位朋友，并庆祝我们的团结和胜利，以及由现在的斗争到将来的胜利。大家来喝一杯酒，为全世界一切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人民的胜利干杯!同时我们支持大国会议^[5]，反对世界大战。我们一面反对世界大战，一面支持各国国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用两只手，因为敌人也用两个办法和我们斗争。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及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的谈话。

注释：

^[1]巴蒂斯塔(一九○一——一九七三)，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引起国内人民的反抗和武装起义。一九五九年他的独裁统治被推翻。

^[2]卡斯特罗指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二六年生。一九五三年起组织领导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起义。一九五九年一月推翻独裁政府，建立革命政府。后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3]“七·二六运动”是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的革命组织。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率领一百多名爱国青年在圣地亚哥袭击蒙卡达兵营，发动第一次反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成立名为“七·二六运动”的革命组织，赴墨西哥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卡斯特罗率“七·二六运动”革命者八十二人从墨西哥重返古巴，转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取得古巴革命的胜利。一九六一年该组织并入古巴统一革命组织。一九六五年改名为古巴共产党。

^[4]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迄至一九七○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5]大国会议指一九六○年五月十六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独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一九六○年五月一日美国U—2 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

（1960 年 5 月 7 日）

欢迎朋友们。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不承认我国。它们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我们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了改变。中国过去名义上是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得到解放，光武装斗争就进行了二十二年。整个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解放了，只剩下台湾还被帝国主义霸占着。现在，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比如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不行，是有色人种。他们说有色人种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讲卫生和不高尚的。我们这个人种似乎和你们非洲人也差不多。西方人也说你们不行，但又不帮助你们发展工业，你们就是发展一点工业，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所有的。所以我们和你们的地位相同。

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了。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帝国主义散布恐怖情绪，它们杀人，或者经过它们的走狗杀人。在中国是经过蒋介石杀我们。你们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人，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办事。这样的人很少，顶多十个人中有一个，或者不到一个。

所以，你们可能团结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或者更多。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它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

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有一个时期怕美帝国主义，怕它的走狗蒋介石。因为他们杀人，或者用各种别的方法，比如把人抓起来，关在班房里头。总而言之，要使我们怕他们，消灭我们的斗志。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步一步地觉悟起来的，后来就慢慢地不怕了，跟帝国主义的走狗对打了。我们开始是手无寸铁的，又不会打仗，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个办法。你可以压迫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压迫你呢?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可不可以团结起来把那一个人赶走呢?我们得出结论说，可以。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不团结起来把他赶走，这是没有道理的。结果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还不是得胜了?

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有巨大的外国援助，是美帝国主义援助的。他的武装很强大，有兵工厂，有外国人送的武器，如有军舰，有重炮，有坦克，有飞机。这些我们都没有，也没有重炮，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们只有步枪和轻炮。我们那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不是兵工厂造的，而是抢来的，是战争中得来的。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把枪炮送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有了枪炮。后来我们又有了坦克、重炮，我们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那时他们的空军在我们头上轰炸，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后来变成他们怕我们，不是我们怕他们，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

你们在座朋友的国家有些不是用打仗夺取政权的，像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现在还在打仗，这个战争帮助了几内亚，几内亚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看的，因为法国有五十万军队被阿尔及利亚人吸引在他们的国家中，法国就没有好多兵了。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多，管得太宽了。中国俗话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都捉不到。因为帝国主义管得太宽，它们也就控制不住。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你看，在亚洲，还有拉丁美洲、非洲，有好多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它还要控制欧洲。这几天国际形势有一些变化。南朝鲜人民没有出路了，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李承晚^[2]。南朝鲜人民一起来，一骂一轰，几十万人一示威，李承晚就垮台了。李承晚有七十五个师，而南朝鲜人民群众一枝枪也没有，可是他们一起来，李承晚就倒了。当然，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美国人还在南朝鲜，又选择了新的走狗，南朝鲜人民的斗争还会发展下去。还有土耳其，人民群众也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所以我们这几天接连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南朝鲜人民，支援土耳其人民。还有日本人民也正在起来。再过两天，日本将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听说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起来反对岸信介^[3]政府同美国订立的军事同盟条约^[4]。我们也要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日本人民群众。

你们可能有人会说，南朝鲜、日本、土耳其离美国很远，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怕美国，敢于起来反对它的走狗。但是，请你们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么地方?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距离只要半小时。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的，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5]在几年中杀死古巴人两万之多。你们也可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古巴可不是大国，只有六百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6]率领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八十二人只剩下十二个人，其中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抢了许多枪炮，还抢了坦克，巴蒂斯塔只好跑了。你们看，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政权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它，又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你们有没有人到古巴去过?如果没有人去过，我建议你们到古巴走一趟。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欢迎古巴的人民政权。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完全支持你们。同时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我们还认为，古巴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帮助了我们，南朝鲜、土耳其、南越、日本这些国家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整个亚洲人民都帮助了我们。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帮助我们的，苏联是帮助我们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同时，我们也支持大国会议^[7]。四国首脑会议将在法国召开，这也是一种办法。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这就叫两条腿走路。大国会议是跟它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又是一条腿。两条腿可以站起来，走路就好走。少了一条腿就不好，就不能走路了。我们相信你们也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赞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压迫者。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我可以举一些具体例子:阿尔及利亚牵制了法国五十万军队，假如打世界大战，法国参加的力量就很少了，因为它只有这么多军队。南朝鲜人民起来，就牵制着美国驻南朝鲜的军队。土耳其人民起来，将牵制着美国驻土耳其的军队。日本人民如果也起来，又可以牵制美国一部分军队。有些人说，要世界和平，就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免得帝国主义不高兴，因此各国都不要搞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看还是两条腿走路。各国人民起来对压迫者进行反抗，这是一条腿，而且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跟它们一起在桌面上开大国会议，讲什么裁军，解决德国问题等，这也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于打了。如果只有一条腿，要帝国主义不打世界大战，就没有保证。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又有压迫的一条腿。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有怀疑的。但为什么我们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

我赞成阿尔及利亚这位朋友刚才所讲的这种思想，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以及大体上和它相同的国家，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比较有利。困难是有的，有时是很大的。我说过，中国的斗争光是武装斗争就有二十二年，你们的斗争才进行了六年。我们在革命斗争中，还犯过几次错误，比如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两次^[8]，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三次^[9]，使我们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后来我们的军队得到机会，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已发展到一百万人。一九四六年，美国和蒋介石向我们进攻，美国不是亲自出马，而是用帮助蒋介石的办法，支援蒋介石打我们，曾经使我们丧失很多地方，丧失许多城市。蒋介石全面向我们进攻，我们采取后退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年打十个战役，虽然我们的地方丧失很多，但是敌人的军力被我们消灭了一百多个师，这时我们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队变为优势，蒋介石的军队变成劣势，其中大部分被我们消灭，我们解放了沈阳、北平、天津、济南、郑州等许多大城市。他们的地方被我们控制，军队主力被我们消灭。这时他们要求讲和，派代表到北平。我们就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我们知道他们讲和是骗人的，但是我们如果不讲和，老百姓不相信，似乎是蒋介石爱好和平，而我们爱好战争了。好吧，就讲和吧，派代表来吧!这时他们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同我们谈了三个星期，我们说，你们要缴枪，把政权交给我们。他们的代表签了字，派人回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去，请求批准。他们说不行，不能缴枪，不能移交政权，这就撕破了他们的“和平”面目。他们今天拒绝签字，明天我们就渡过了长江，这一条腿就伸出去了。敌人经常欺骗我们，我们要看得清楚。有时需要接受谈判，在谈判中揭露他们。两条腿就是这么走的。不是投降敌人，而是要敌人投降。比如现在世界人民要裁军，我们赞成，看你美国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证明你是欺骗。要揭露敌人，用各种方法揭露敌人。和平谈判实际上也是一种揭露敌人的方法，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10]很爱和平，帝国主义者哪里会爱和平?他们爱的是殖民主义。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因此你们还要向他们做工作，经过十年八年，慢慢地人就多了，两亿人口中可以有一亿人或者一亿多的人站起来，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并且对白种人要加以区分，他们并不都是坏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他们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的。这主要是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同情无产阶级的人，比如劳动者包括农民。真正怕核战争的，白种人也有，有些资本家就怕。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闹矛盾，所以我们有机可乘。它们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英国人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么团结的，阿登纳^[11]同英国人也不对头。所以全世界劳动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

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十个指头已经砍掉一个、两个、三个了。在苏联，沙皇没有了，变成列宁主义的苏联了。中国也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这两国以外，还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原来的帝国主义的指头，也都砍掉了。剩下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已经独立，有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可以说帝国主义剩下的这几个指头也受了伤了。比如，古巴就在美国旁边，把美国的走狗打跑了；阿尔及利亚有很大一块解放区；几内亚也独立了；非洲还有其他几个独立的国家。看来，很大的风暴正在非洲掀起来，同样的风暴也正在拉丁美洲酝酿。有人说，亚洲最近几年民族独立运动比较低落，可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发生了革命^[12]；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3]，帝国主义没有胜利，埃及得到了胜利；最近几个星期又有南朝鲜、土耳其人民起来，看来日本人民也很有希望。所以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我们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认为我们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看不见高兴的一面。你说美国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帝国主义正像中国一句俗话所说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

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祝贺我们的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

^[2]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一九六 0 年四月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3]岸信介，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4]指《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见本卷第93 页注^[3]。

^[5]巴蒂斯塔（一九○一——一九七三），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使古巴完全从属于美国。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其政权被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

^[6]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二六年生，一九五九年起任古巴总理。

^[7]大国会议，指稍后于一九六○年五月十六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一九六○年五月一日美国 U－2 型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会议宣告流产。

^[8]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日战争初

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9]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0]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11]阿登纳（一八七六——一九六七），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1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费萨尔王朝一直执行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以卡塞姆将军为首的爱国军人，在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下发动武装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13]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

（1960 年 5 月 14 日）

新的日美“安全条约”^[2]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3]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有识爱国之士，也对岸信介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中，觉悟一天天提高，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日本人民也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最近美国派 U-2 型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4]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5]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工会总评议会等访华代表团以及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要点。

^[2]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一九六○年一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

^[3]岸信介，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4]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5]指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稍后于一九六○年五月十六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一九六○年五月一日美国U－2 型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会议宣告流产。

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

（1960 年 5 月 17 日）

前几天，我看到古巴朋友，他们胜利较快，两年多就胜利了。开始时只有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一条船到古巴，不会打仗，打冒险的仗，结果八十二人就给搞掉七十人，剩下十二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就是其中之一。十二个人怎么办呢?他们就转入山区，改变了策略，这样就发展起来了。后来也还有些挫折，挫折教育了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古巴人口比阿尔及利亚少，只有六百万人。美帝国主义离他们也很近，飞机去只要半小时。他们打了两年多，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取得了独立，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比我们强，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你们只打了二年多。他们是在一个孤岛上，要在各国找援助，拉丁美洲广大人民都在帮助他们，现在我们对他们也有帮助。他们那里美国干涉不干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两种可能：美国武装干涉或者不干涉。他们正在分配土地，三分之二已分配，再过些时就能分完。

你们要能保持力量，依靠群众，坚持下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保存住主力，并每天消耗敌人一点力量。你们的十万兵力能保持并发展，胜利就是你们的。法国人怕熬时间，你们不怕，已经熬了六年，要熬下去，再熬六年，不就胜利了吗?

你们自己讲，战争是长期的，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人民。持久作战也是我们讲的，我们很赞成。以你们自己为主，这也是你们的方针，但别国有责任帮助你们。你们组织了各阶层的广泛统一战线，只要反对法国殖民者的都组织在统一战线内，你们叫民族解放阵线，这个名字就很好，可以团结许多党派。战争持久下去，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发生，能保持团结就好，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使法国孤立，不使自己孤立。

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人数很少，他们最多只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法国有四千五百万人，但不是统一的，大部分是劳动人民，是被压迫的，你们要在法国人中做工作。你们在法国有四十万阿尔及利亚人，利用他们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工作，来帮助你们。

美帝表面上强大，但有弱点，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南朝鲜的人民就起来反对美帝及其走狗，土耳其、日本的人民也广泛地起来了。谁也没有料到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的革命^[2]，伊拉克的形势对你们有帮助。谁也没有料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的革命取得胜利。许多事情料不到，我们未料到，帝国主义也未料到，但是它就要发生，你有什么办法?古巴革命对你们也有利。非洲，两年前和两年后有很大不同。我们见过许多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他们情绪都很高，在拉丁美洲是反对美国，在非洲是反对法国、英国、比利时。

我们对所有反帝力量都支持，同时他们也支持了我们，这是世界反帝力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总是光明的。作为你们的朋友，提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相信你们不会说我干涉你们内政。我们是共产党，帝国主义说革命都是共产党搞的，这是造谣。你们要搞革命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已经搞起来，我们才知道。你们要成立临时政府，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成立起来了，我们就承认你们。你们来过几个代表团，我们热烈欢迎。

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是站在戴高乐^[3]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法国不承认中国，还有蒋介石代表在巴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支持你们,为什么不能同你们往来?美国占领我们的台湾，承认蒋介石，不承认我们，说蒋介石是“好人”，我们是“坏人”。戴高乐也说我们是“坏人”，并说你们是“坏人”，好吧,那我们就是“坏人”同“坏人”来往。

帝国主义不喜欢我们，说我们“侵略”，先是“侵略”了蒋介石，又在朝鲜和美国打仗，“侵略者”这个诨号就出来了。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它们说蒋介石、李承晚^[4]很好。帝国主义愈说我们坏，我们愈高兴，我们愿一辈子挨骂，如果它们讲我们很好，那岂不是同蒋介石、李承晚一样了吗?帝国主义骂我们，也骂你们。你们挨骂已五年半了，要准备挨帝国主义的骂，准备人民欢迎。帝国主义骂你们，但世界人民都欢迎你们。我们都是一党，革命人民都是一党和一条阵线。这里面还有各种不同，有的信仰共产主义，有的信仰宗教，有的不信这些，有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有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大家团结共同反帝。你们知道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现在同我们一道工作，有选举权，并参加政府，只是不要蒋介石那一派买办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地主。是不是将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封建地主都杀掉?不是，而是给他们出路，比如分给地主一块土地，让他们自食其力。

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反而说我们侵略，它不侵略。美国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爱好和平”，它欺负社会主义国家，派飞机到苏联领空，被打下来了。美国“爱好和平”，它给戴高乐提供军火和飞机侵略阿尔及利亚，它爱的是另外一种东西，爱的是要把你们灭掉，把我们灭掉，甚至把戴高乐也灭掉，只剩下它，是不是?戴高乐同美国合作，但又有矛盾，我们在斗争中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我们承认你们，苏联没有承认你们，是有原因的。苏联不愿同法国闹翻，闹翻了，美、法更会一起对付你们。所以，苏联是考虑到美、英、法的矛盾，为了争取英、法，才没有承认你们。我们就不能起这样的作用，我们不能拉戴高乐一把，因为我们同法国没有外交关系，戴高乐又瞧不起我们。我们那么多人只有那么点钢，法国又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戴高乐看不起我们也有理由。那些人只看得见钱、钢和原子弹。我们很感谢你们看得起我们。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几枝破枪给你们。再过十年，我们钢多了，也有原子弹时，你们的情况也就变了。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就是要有志气。现在不是戴高乐万岁，麦克米伦^[5]、艾森豪威尔^[6]万岁，而是各国人民万岁。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卡斯特罗指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二六年生。一九五三年起组织领导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起义。一九五九年一月推翻独裁政府，建立革命政府。后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费萨尔王朝一直执行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以卡塞姆将军为首的爱国军人，在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下发动武装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3]戴高乐(一八九○——一九七○)，法国军人、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曾任法国临时政府主席。一九五八年六月出任法国总理，十二月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选法国总统。

^[4]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年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5]麦克米伦(一八九四——一九八六)，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任英国首相。

^[6]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

同蒙哥马利元帅谈国际局势

（1960 年 5 月 27 日）

蒙哥马利元帅(以下简称蒙)：请你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的世界局势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

蒙：这是很坏的。

毛：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

蒙：但这是很坏的。

毛：不坏，是好的。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1]、杜勒斯^[2]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蒙：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

蒙：因此我认为局势是坏的。

毛：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

蒙：困难就在这里。在冷战中相处是困难的。

毛：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毛：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是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着紧张。

毛：这要有分析。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

蒙：有可能。

毛：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

蒙：这不能够称为是冷战的好处。

毛：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蒙：我不能肯定美国在西方国家集团中制造了它的反对者，在西方集团中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虽然我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毛：我不是指欧洲，欧洲是比较平静的。我是指南朝鲜、南越、日本、土耳其、古巴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非洲不能光责备美国，首先是要责备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但是，美国要在那里取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因此，我说好的一面就在于使这些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正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

蒙：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上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等到战争打到一半才参加进来。可是现在西方国家却怕美国把它们带入战争。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现在的情况是，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

毛：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由英国、法国来加强，就不可能改变局势。

蒙：我相信必然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

毛：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蒙：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

毛：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

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中，我们应首先采取哪一个步骤?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别国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这是需要时间的。

毛：主要是美国的势力，一部分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英国在德国只有四个师。

蒙：只有三个。

毛：而美国在国外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包括在西德、英国、土耳其，还有在摩洛哥。在东方，美国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有军事基地；美国还在南越有军事人员，在泰国和巴基斯坦有空军基地。

蒙：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应该回到本国去。如果我们能做两件事，我们就有可能和缓紧张局势：第一，停止对欧洲的军事占领；第二，解决台湾问题。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来。

毛：但是人民在做。南朝鲜人民、日本人民，还有土耳其人民，都在进行示威游行。土耳其刚刚发生了政变，这总不能说是共产党搞的吧。

蒙：要同时做一切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我是个军人，我了解这一点。你也是个军人，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毛：你有三十五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二十五年^[3]。

蒙：我有五十二年了。

毛：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蒙：那很好。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4]，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我也学过成吉思汗^[5]，他强调机动性。

毛：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蒙：我们应当从两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

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大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毛：好，我赞成。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这里也有两条：一条就是你这样做；另一条就是美国人非常自高自大，他们是寸土不让的。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有可能。

蒙：我跟美国人很熟，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看法跟我一样。

毛：我们的政策也是使美国为难。

蒙：在美国，我有很多朋友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很多强大的报界人士也会同意我的。我过去从来也没有设法使美国为难，我想现在就要使它为难了。

毛：美国现在很被动。有几百条绞索把美国捆起来，它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

蒙：我想应该对美国人讲一些不客气的老实话。

毛：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它有三百万军队，其中一百五十万在海外，包括在你们的英国和中国的台湾。我们在国外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没有一个兵。

蒙：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几条原则?那就是：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

毛：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蒙：这点我是同意的。

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我们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

判解决问题。

蒙：你认不认识蒋介石?

毛：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怎能不认识?蒋介石就是经过我们的帮助才掌权的。在他没有掌权以前，我们同孙中山打交道。

蒙：毛主席同蒋介石是否在抗日的时候合作过?

毛：抗日合作了八年。后来他又同美国合作来打我们。

过去你们英国同日本有一个同盟，对付沙皇俄国。那时候，远东是你们的天下，中国主要是你们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你们就管不了啦，由美国管了。英国还同美国订了一项君子协定，把中国让给美国。这是克里浦斯夫人到延安时告诉我的。她说，在中国问题上，英国没有发言权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对英国的仇恨就消除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转向美国。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的美国军队有九万人。

蒙：可是过去的仇恨是针对英国的。

毛：过去是对着英国，同时也是对着日本。

蒙：我们曾经是最坏的洋鬼子。

毛：过去也有日本，后来就成为日本和美国。

蒙：你们反对美国，是不是因为美国派了马歇尔^[6]将军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毛：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国扶植了一个力量，却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7]。

蒙：你们今天不怕日本了吧?

毛：还有点怕，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

蒙：日本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

毛：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本月十九日，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8]。

蒙：日本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坏的意图?

毛：我看是有。

蒙：什么样的意图?

毛：当然主要是美国。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

我读过艾登^[9]的回忆录。他讲到苏伊士问题、埃及问题和伊朗问题，也谈到东南亚条约组织^[10]问题。他说，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时候，英国希望印度参加，美国坚决反对。美国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介石和日本参加。

蒙：印度是不会参加的。

毛：那个时候，艾登想让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11]相提并论。

蒙：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五十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房屋问题、教育问题和建设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

毛：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

蒙：不，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

毛：你怕我们会侵略。

蒙：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看美国就知道了。

毛：对，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

的国家就是英帝国。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蒙：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

毛：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到底是华盛顿^[12]的北美强大，还是英帝国强大?但是，华盛顿用几枝烂枪，打了八年，把英帝国赶回去了。

蒙：美国革命是件好事。革命往往是件好事。如果不是美国革命，加拿大就不是今天的加拿大。中国的革命也是好的。所以革命可以是好的。

毛：你很开明!

蒙：我是个军人。

毛：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

蒙：我同意。

毛：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

蒙：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那不一定。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蒙：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

毛：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了。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蒙：我希望如此。

毛：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

蒙：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毛：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问题，这就是：

一、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代表权问题的时候，同美国站在一起；

二、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

三、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

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负责人接见。

蒙：这我不知道。西藏是在中国之内的。

毛：你们外交部做的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不能轻易地把正式代表权给英国，不能同英国正式互换大使。

蒙：这是需要时间和等待的。

毛：你们只要少许改善一下态度，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蒙：我觉得你提到的关于英、法、俄、中这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同麦克米伦^[13]和戴高乐^[14]是很熟的。戴高乐曾要我下个月到巴黎去同他会见，我将把这一点告诉他。戴高乐是一个很好的人。

毛：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蒙：人人都有缺点。

毛：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蒙：海军也是这样。

毛：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

几点我们都很欣赏。

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蒙：戴高乐会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而在法律上戴高乐这样说是对的。

毛：阿尔及利亚人可不同意，他们要求独立。

蒙：麻烦就在这里，所以必须解决。但是法律上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阿尔及利亚问题应该解决。阿尔及利亚人告诉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九十万军队，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大概有五六十万。每天、每月、每年，法国都在阿尔及利亚消耗大量军费，这对法国很不利。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是必须解决。法国军队不能打仗，在越南他们也打不过胡志明^[15]部队。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打了六年。开头阿尔及利亚只有三千名游击队，现在已经发展到十万人的军队了。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戴高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解决不了，他可能被迫下台。

毛：也会决定他是否能够同英国和美国一道在欧洲有平等的权利。

蒙：他已经得到了。他曾经坚持这一点。

毛：不完全如此，美国人不干。我们看到麦克米伦到法国访问，戴高乐到伦敦访问时受到隆重接待，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蒙：麦克米伦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政治领袖。

毛：可能。至少他比艾森豪威尔好。

蒙：谁会比他更好呢?我是指在西方世界里。

毛：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更加强大。

蒙：他在西方集团是最聪明、最老实的人了。

毛：人们可以看出，他比较有章法。

蒙：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毛：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16]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可是他被暗杀^[17]了。

毛：印度的甘地^[18]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

^[2]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一九五○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威胁要实行“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3]这里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和三年抗美援朝战争。

^[4]克劳塞维茨(一七八○——一八三一)，普鲁士将军，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家。著有《战争论》等。他否认战争本身是目的，主张“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5]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元太祖，名铁木真。一二○六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号成吉思汗。他曾多次统率远征军侵略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6]马歇尔(一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前国务卿、国防部长，民主党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7]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未经宣战，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大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国军舰十九艘，飞机二百余架。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当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8]日美“安全条约”是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日本和美国在旧金山缔结和约的同时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一九六○年一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新条约于五月十九日在国会众议院强行通过，六月二十三日开始生效。新旧日美安全条约遭到日本人民的坚决反对。

^[9]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前首相、外交家。著有《艾登回忆录》。

^[10]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它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11]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四年任印度总理。

^[12]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第一任总统。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装备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一七八九年当选为总统。

^[13]麦克米伦(一八九四——一九八六)，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任英国首相。

^[14]戴高乐(一八九○——一九七○)，法国军人、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曾任法国临时政府主席。一九五八年六月出任法国总理，十二月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选法国总统。

^[15]胡志明(一八九○——一九六九)，越南共产党的缔造者。一九四六年当选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一九五一年后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曾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和抗美救国战争。

^[16]克伦威尔(一五九九——一六五八)，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军事、政治领导人，独立派领袖，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一六四九年战胜国王军队，宣布成立共和国。一六五三年自任“护国主”，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17]这里蒙哥马利的记忆有误，华盛顿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家乡病逝。

^[18]甘地(一八六九——一九四八)，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曾当选为印度国大党主席，长期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遇刺身亡。

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两点建议给苏共中央的信

（1960 年 6 月 10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收到了你们六月二日和六月七日两次来信，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在六月七日来信上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1]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2]。

我们认为：在六月二十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这样的安排是适当的。

鉴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不但同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3]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实践密切相关，而且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实践密切相关，并为他们所十分关切。因此，我们建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的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4]；至少应当包括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一些重要国家共产党的代表，例如包括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古巴、印尼、印度、日本、伊拉克、叙利亚、澳大利亚等十四个国家的党的代表。我们认为，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由社会主义各国的党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党共同讨论，取得共同的意见，是更为适当和更为有益一些。当然，可以考虑，这次会议的共同宣言^[5]，仍然像上次莫斯科会议^[6]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发表。至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对这个宣言采取什么态度，可由他们自己决定。

为了很好地准备各兄弟党的代表会议，我们建议，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经过各兄弟党中央的同意，产生一个起草委员会，为会议准备宣言草案，以便各兄弟党能够事先讨论和交换意见。

对于以上两点建议，请你们加以考虑，并且希望将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致共产主义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60年6月10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有修改件）

注 释

^〔1〕 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八个国家。他们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在华沙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指出，缔约国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规定设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等组织。

^〔2〕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来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召开。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后来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在莫斯科召开。

^〔3〕 指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

^〔4〕 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后来，有八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5〕 这次代表会议的共同宣言，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由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一致通过，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五日正式发表。

^〔6〕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十年总结

（1960 年 6 月 18 日）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2]，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

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3]。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

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4]，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5]，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

十二月武昌会议^[6]，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

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7]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8]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9]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

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10]规定指标为一三○○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丁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

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11],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找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12]规定后三年^[13]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人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4]，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15]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

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16]，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17]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如列宁所说，不犯错候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

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毛泽东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于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稿，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3]指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46 页注^[1]。

^[4]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5]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郑州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又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6]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7]指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8]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9]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10]指一九五九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1]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2]指当时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3]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

^[14]指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5]指原准备一九六O年七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三次会议，后因故未召开。

^[16]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7]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介绍麻城的经验》之二。

^[18]为了清晰之见，主人公版做了段落划分的编辑。---鸿雁

(原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 年，第 213-218 页)

同斯诺的谈话

（1960 年 10 月 22 日）

毛泽东: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

斯诺:一九三九年。一般说来，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国住了十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又是驻苏联和欧洲的战地记者，只在一九五○年我才真正住在美国。在这个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方面，这种变化尤其巨大。

毛: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斯: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2]和尼克松^[3]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毛:看了一些。

斯:他们争论得那么激烈，报上经常出现马祖和金门的名字，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个笑话，说人们已经忘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忘记了他们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为他们叫马祖和金门。

毛: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这两个岛靠大陆太近，肯尼迪就用这点想争取选票。

斯: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人们对这次竞选反应冷淡，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毛: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说非保护这两个岛不可。他也是为了争选票。这个问题使美国竞选有了生色。尼克松讲过了头，他说得好像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究竟保护不保护，要看时局，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由总统作决定。这是艾森豪威尔^[4]两年前的声明。

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美国的宪法，新总统在十一月初选出后，还不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一月。他们说，如果肯尼迪当选，而中国却在十一月六日去占领金门和马祖，那时怎么办?

毛:他们是这样提问题的?

斯:直到明年一月，艾森豪威尔还是总统。

毛: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看来，美国竞选的人还没有查清这个材料。

斯:很可能。

毛: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5]，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斯: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介石的士兵都成了三条腿的人的时候。

毛: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人的问题。蒋介石的人如果成了三条腿，台湾还是有人的，还是有两条腿的人。人是能够随便找到的。

斯:主席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立场还要十一年，甚或二十二年才会有改变?美国的局势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要变起来也会是很快的。这种变化当然同外来因素有关。总之，局势会起变化的。

毛:也许。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条，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好像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斯:我也经常这样说。

毛: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斯:我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八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毛:就是这个道理。

斯:你在你的一篇文章^[6]里说:帝国主义的规律是，反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他们对中国的封锁肯定是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现在他们又在酝酿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我认为，这也是要失败的。很难理解他们想从此得到什么结果，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要对古巴实行禁运的。

毛: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

斯: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7]，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贺龙率领的部队^[8]，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

斯:主席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北京，外地去过哪些地方?

毛:我在北京一年顶多四个月。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去过西安，我就没有去过。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我都没有去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农民、干部谈一谈。

斯: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毛:(对马海德^[9])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六十七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九十七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九十七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五年就可以了，那是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结果三年就胜利了。

斯:我记得在保安^[10]的时候，曾经问过主席革命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胜利。

毛:那时还没有抗日的事情。

斯:我提出，两年吗?当时主席笑了一笑。后来我又问，五年?十年?当时主席说至少十年。我当时觉得那等于永久也胜利不了。

毛:你太性急了。结果我们用了十二年多。

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百分之十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有些人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

斯:对，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十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毛: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斯:主席刚才讲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十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要不了那么长时间。也许我在时间计算方面又过分乐观了。所以我想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两千美元，也就是说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毛: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一百八十五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11]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12]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十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四十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在写报道时，除非我加上许多背景材料，否则很难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

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十年才是开始。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斯: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再过十年到二十年，你们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到那个时候，由于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经济基础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到那个时候，或者比那个时候要早得多，中国也会有原子能。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斯: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毛: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斯:我的确能够说，我的印象是中国现在同过去大为不同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斯诺，即埃德加·斯诺（一九○五——一九七二），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毛泽东会见了他。一九三七年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一九三八年复社出版中译本时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新中国成立后，于一九六○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七○年三次到中国访问。

^[2]肯尼迪（一九一七——一九六三），美国民主党人，当时是美国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3]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4]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5]指中美大使级会谈，见本卷第64 页注^[8]。

^[6]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83－1489 页）。

^[7]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长征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8]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一九三六年七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9]马海德（一九○一——一九八八），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一九三三年来中国从事医疗工作。一九三六年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顾问。

^[10]保安，今志丹县。

^[11]独立战争，指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一七七五年五月殖民地代表召开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殖民地反英军队总司令，并于一七七六年发表《独立宣言》。一七八三年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

^[12]指南北战争，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1960 年 11 月 15 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1]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2]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3]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4]，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1960年11月15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纠正“五风”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并毛泽东的报告。其内容如下：（一）送上《沔阳县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和《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变化》两个材料。看看这两个材料，可以使人早下决心，更坚定地去纠正“共产风”。（二）省委宣传通海口公社的经验后，全省大部分县都已先后进行了试点，少数县已向面上铺开。（三）为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指示”，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已于十一日开始。会议围绕“苦战三年，总结经验”这一主题，采取群众路线、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先集中揭发错误，然后再作全面评价，目的是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接受三年来的教训，使全党思想一致，团结一致，去战胜当前的困难，夺取农业丰收。这次会议中，讲对讲错，一律不记帐，不戴帽子；要求地、县委首先批评省委，然后县委批评地委，最后是省、地、县三级作自我批评。总之，要建立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会议打算开十天左右，开长开短，以解决问题为原则。

^〔2〕 指中共沔阳县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关于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一）我们以贯彻省委“十项政策”为中心，开展了群众性整风整社运动。到目前为止，第一阶段已基本结束。这个阶段，主要地解决“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的问题。从揭发情况看，全县所有公社，问题都极为严重，在经济、政治上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二）对过去所犯的政策错误和作风问题进行了纠正，有的还在继续纠正。对“共产风”中的损失，坚决兑现，物在还物，物不在赔钱。其他政策问题，根据省委“十项政策”一一作了检查处理。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都向群众作了深刻检讨。（三）经过整风整社，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干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密切起来了。生产形势变了，群众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四）这次整风整社的经验，就是通海口公社总结的五条：领导下决心，干部、群众“两头挤”，把兑现抓到底，明确地划界线，与生产扭在一起。此外，我们也有些新的体会：运动必须坚持分批展开，要不断壮大干部队伍；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反对政策兑现中的“恩赐观点”和少数干部包办代替的做法；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正确掌握政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群众；必须把政策、作风、生产、生活紧紧地扭在一起，以处理“共产风”为重点全面贯彻“十项政策”。经验证明，纠正“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哪里搞得彻底，哪里工作就能前进。

^〔3〕 指中共沔阳县委第一书记马杰一九六○年十一月九日关于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变化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通海口公社经过这次贯彻省委“十项政策”、坚决纠正“五风”之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群众心情舒畅，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消除了，对党的政策信任了，普遍树立了兴家立业、当家作主的思想，人人关心生产，爱护公物，生产队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经营条件。干部作风有了显著改变，参加劳动已开始形成制度，通过生产了解了实际情况，克服了工作上的主观主义；通过处理“共产风”，干部的政策水平有了提高，纠正了强迫命令、瞎指挥，使党群关系密切起来，干部工作也好做了。这些变化，大大推动了生产和生活，使得生产出现高潮，生活面貌发生了改观，鼓舞了社员群众夺取明年大跃进的信心。今年冬季，将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继续开展整风整社。

^〔4〕 周恩来一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送毛泽东审阅的这个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稿指出，“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有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1960 年 12 月 24 日）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 年 1 月 13 日）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坻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2]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3]，有麻城的经验^[4]，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5]，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6]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2]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其中第十项中关于“账目问题”规定：“在处理公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旧账，都应该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结算清楚。”

^[4]指王延春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采取开动员会、小组会、个别谈话、搞试点和开广播大会等方式，交代政策，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在会上交代，承认错误。回去以后，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另注：王任重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报送毛泽东四份材料：王延春等三月二十七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5]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6]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在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的批注。批注内容：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2]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关于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给邓小平的信

（1961 年 4 月 25 日）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3]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4]和继续整“五风”^[5]，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6]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7]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

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已编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

注 释

^〔1〕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2〕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4〕 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5〕 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6〕 指原计划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在庐山举行。

^〔7〕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1961 年 6 月 12 日）

两次郑州会议^[2]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3]，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4]、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5]。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6]。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7]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9]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11]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12]、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13]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14]，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15]，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16]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17]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18]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9]、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

^[2]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3]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4]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5]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仍肯定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实行供给

制的做法。

^[6]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见本集《党内通信》。

^[7]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8]指一九六○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9]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

^[10]指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11]韩文公，即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12]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3]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14]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

主义错误。

^[15]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16]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7]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

^[18]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

（1961 年 6 月 13 日）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1]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阿哈默德·苏加诺总统(以下简称苏)：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2]元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观点。不过陈毅元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只能一步走。

苏：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一样呢?

毛：不一样。

苏：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三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谈话的一部分。

注释：

^[1]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今伊里安查亚省。一九四九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印尼政府曾多次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却屡遭阻挠和破坏。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印尼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迫使荷兰政府同意谈判。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荷兰政府将西伊里安主权交还印度尼西亚。

^[2]陈毅(一九○六——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1961 年 7 月 30 日）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

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 年 1 月 30 日）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1〕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2〕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3〕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4〕。党内党外部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

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5〕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6〕。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7〕。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8〕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9〕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10〕，工业企业七十条^〔11〕，高等教育六十条^〔12〕，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13〕，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14〕。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5〕。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16〕。

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17〕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18〕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

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9〕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20〕，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21〕，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22〕，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根据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印。已节编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注 释

^〔1〕 这个讲话原有五处提到刘少奇的名字，一九七八年七月公开发表时均删去，现在按原样恢复。

^〔2〕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进去的。

^〔3〕 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4〕 这段话引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原文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

险。”

^〔5〕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四句话，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提法，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他本人审阅同意，加进了讲话中。

^〔6〕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句话是：“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反动阶级的残余，坏分子，不可能被改造，而且他们还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7〕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另外还有几处“百分之九十几”，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的讲话稿中均改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8〕 蒙哥马利，曾任英国陆军元帅。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9〕 威廉斯，苏联土壤学家和农学家。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农、林、牧相结合，提倡草田轮作制。

^〔10〕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三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11〕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

^〔12〕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13〕 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一九六一年六月提出、中共中央七月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14〕 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下达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共四十条。随后，中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准备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一九六二年曾起草，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5〕 指教育部拟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和试行。

^〔16〕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围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

^〔17〕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一句，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修改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是“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

^〔18〕 这一段中，“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几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写和改写的。

^〔19〕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20〕 哥白尼，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支持者和论证者。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

^〔21〕 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22〕 王实味，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祝贺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的电报

（1962 年 3 月 28 日）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野坂参三同志：

您是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坚强不屈的战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我以个人的名义，为您的光荣的七十寿辰，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在这个时候，您从远道来到了延安，同我们一起。您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利益，代表了日本共产党人的意志，认为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日本人民自己的敌人，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您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黑暗统治的真象，指出了日本人民应该走的道路。您当时所写的政论，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帮助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您回到自己的祖国，同日本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为团结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占领者，摆脱美帝国主义者加给日本民族的枷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和持久的斗争。

美帝国主义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反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中日两国人民的团结发展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加深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相信，坚决以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终归是要失败的。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不论还要经过多少曲折和困难，日本人民终归要赢得胜利，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爱国者坚持的正义事业终归要赢得胜利。

当您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为您祝福，同时也为日本人民祝福。

致以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1962年3月28日

根据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 野坂参三，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

（1962 年 8 月 12 日）

此件^[1]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文件之一，现在重印发给各同志^[2]。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3]，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4]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有十个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主要内容如下：一、基本情况。自农业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二、存在的问题。（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不变。（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做法。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结果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虽然对农业六十条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还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三、各地的部署。（一）普遍对贯彻实行农业六十条的方法、步骤、退赔、甄别、粮食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并发了指示。有些地方对于社办工业、自留地、养猪等具体问题，根据中央的政策原则，作了具体的规定。（二）各地县的三级干部会，一般可在八月中旬开完。同时普遍作出了分期分批轮训干部的规划。（三）普遍要求在八、九两月内，以退赔、在夏收中坚决实现各项分配政策、大力加强经营管理工作等，作为贯彻农业六十条的主要内容。（四）进行秋后系统地整风整社的准备。

^[2]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3]指《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第二部分列举的十条：（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不变。（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做法。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结果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

群众虽然对农业六十条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还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4]指《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第一部分基本情况中分析形势所列举的十项表现：（一）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二）退赔已经部分兑现。（三）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四）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五）普遍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六）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真正出于群众自愿的食堂巩固下来了。（七）普遍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的办法。（八）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分配比较重视。（九）各地普遍重视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十）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1962 年 9 月）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节录。

为学习雷锋题词

（1963 年 3 月 5 日）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

根据手稿刊印。已编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

注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二月应《中国青年》杂志要求为学习雷锋专辑写的题词，最初刊载于同年三月二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三月五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第十团运输连班长，一九六二年八月不幸因公牺牲。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

（1963 年 8 月 9 日）

毛泽东:见到你们很高兴。昨天我见了一批非洲朋友。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

舍马克:几天来，我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富有内容的会谈，我对会谈的结果感到很满意。我确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

毛:谈政治、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舍:我们谈了一般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两国关系。双方就联合公报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达成了协议。

毛:我们的经济搞得还不行，现在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正在努力，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总会有所进步，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满足外国朋友的需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你们知道，我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国家好像不存在一样，但又好像存在。杜勒斯^[2]说过，中国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为什么中国存在呢?在朝鲜战争中，有中国人同美国人打仗，所以西方国家感到中国的存在。为什么中国又不存在呢?它们认为，中国是个情况不好的国家，不需要几天就要垮下去，就会崩溃、垮台，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好像存在等于不存在。西方对非洲也是这样的看法。它们认为，非洲是非非洲人的地方。如果非洲是西方人的，那末非洲不就是不存在了?现在它们好像开始看见有一个非洲存在着。非洲几十个国家已经独立，没有独立的国家的人民也在斗争。西方对亚非国家是很头痛的，对拉丁美洲也很头痛。这三大洲过去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备，现在它们感到这三大洲有些起哄，在闹地震。

舍:这是真的，它们觉得这些地方出了岔子，违反它们的意志。

毛:你们就是不服从意、英、法的意志。

舍:我们独立不久，非常珍视我们的独立，我们自己要负起责任，确立我们自己的人格。过去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被支配者，现在我们要做历史的主宰。过去西方殖民者不把我们当做人，只把我们当做东西。

毛:他们只看到东西，因为东西有用。人能够为他们生产财富，所以才有用，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用了。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同日本有外交关系吗?

舍:有外交关系，但日本在索马里没有使馆。

毛:我们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因为日本不承认我国，它跟着美国走。

舍:是日本政府，不是日本人民。

毛:日本人民很好，我们同日本人民关系很亲密。美国反对中国的也不是美国人民，我们和许多美国人有来往。我们同英、法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也

是如此。

舍:对我们说来，斗争对象主要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然后才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这些国家把非洲看做是它们的势力范围，美国要过问非洲就等于过问它们的内政，未经它们的同意，美国很难做什么事情。它们认为非洲既然过去是它们的殖民地，它们就有权保持势力范围。现在非洲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独立了，非洲人是非常珍惜自己的人格的，决不让非洲成为人家的势力范围。

毛:把非洲国家当做势力范围，这种过去的老规矩不行了。现在非洲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些国家通过战争取得独立，如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它的几万军队与法国的几十万军队打仗，几十万军队失败了，几万军队胜利了。为什么几万军队能战胜几十万军队呢?在几万军队后面有几百万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法国的几十万军队得不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阿尔及利亚一千万人口，其中有一百万法国人，现在他们大部分都跑了。还有阿联^[3]为维护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曾同英、法打过仗^[4]，结果英、法被打跑了，现在苏伊士运河控制在阿联手里。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阵地在缩小，大大缩小。如它们在非洲的阵地大大缩小了，在中国大陆它们也管不着了。听说你们不喜欢驻北京的英国代办。

舍:对个人我们没有怨气，我们反对的是英国政府的政策。英国有七次拿我国的领土做交易。以前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可是，在我们独立后，英国再把我们的领土给别人时，我们就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现在英国在索马里就无法保持它的影响。

毛:这样很好。当英国和法国用战争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也和英、法断了交，最近才恢复。几内亚独立后，也同法国断过交，去年才恢复。

舍:是。这些都是同过去统治者搞关系的经验教训。

毛:美国不承认我们，日本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英国、荷兰同我们只是半建交关系，法、意、西德迄今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还有跟它们走的土耳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也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舍:我们相信。人民会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如果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不是自己起来，而靠外国参加的话，那就等于内政遭到干涉。

毛: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

舍:自由主要靠当地人民自己去争取。

毛:完全赞成。我们认为，支持就是声援，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必要时并给予武器援助。如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就给了武器援助。

舍: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表明他们要独立，呼吁帮助。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表明要独立，那怎么办呢?

毛: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舍: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

毛: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

^[2]杜勒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

^[3]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九月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4]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1963 年 9 月 3 日）

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一千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2]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3]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4]，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由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的一部分。

^[2]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3]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4]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1963 年 11 月）

退周扬同志：

讲得好，完全同意。

毛泽东

十一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和对工人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总结，通过同敌对思想的论战，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四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想要篡改和抛弃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企图，就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了。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五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

六

你们看，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了。

七

有什么奇怪呢？庞大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因为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因为它反革命、反科学、反共产主义、反人民，势必从它的宝座上跌下来。列宁领导的“无名小卒”们要起来代替他们了。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八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不顾曾经强加于他的“狭隘经验论”的嘲笑，政治上的打击和孤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新条件下的革命新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九

在中国，大家都亲眼看见了，因为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革命家手里，广大群众拥护这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庞然大物被打倒了，被人看不起的人们（他们领导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最广大的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事物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化。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十

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派别、小组和个人，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十一

苏共领导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正确原则，首先把内部争论公开在敌人面前，在自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擅自宣布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所谓“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后又用种种恶劣行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他们自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曾经猖狂了好几年。其实这是一个很不聪明的，适足以败坏他们自己的声誉，使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的办法。如果他们再不回头，改正错误，他们的日子是肯定会更加不好过的。谓予不信，拭目俟之。

十二

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的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就像封锁“瘟疫”一样。即此一端，就可以断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未来日子，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了。

十三

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4〕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十四

在欧洲、北美和澳洲，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为着维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日益同社会民主党人唱一个调子，使他们自己从形式到本质都变成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并且用开除党籍等等制造分裂的方法对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时候，那里也势必产生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这种过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共产党人中，也在发生。有些一时认识不清，被修正主义蒙蔽，跟着修正主义跑的人，终有一天要被事实教训过来而同修正主义分手，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

总之，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十五

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领导着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将战胜革命道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着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十六

老修正主义者曾经热衷于“回到康德^〔5〕去”的时髦口号，伯恩施坦公然说辩证法是妨碍正确认识的“陷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6〕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之后，产生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认为只有求助于主观唯心主义和神学才是一条好出路，曾经公开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使革命家变成“造神派”。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这种反动倾向，受到了列宁彻底的批判。他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大著作，就是为了批判造神派的。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十七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十八

敢不敢正视和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

十九

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一国内部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应当而且可以调和、融合起来。

二十

我们对欧洲十四——十六世纪从意大利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积极的启蒙的作用，给以充分的估价。在当代也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愿意同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联合的关系。

二十一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释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是周扬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后来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

^〔3〕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扬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为送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报告说，这次会议有党内外社会科学工作者、党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约五百人参加。会上印发了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少奇同志在越南党校的讲话，作为会议的主要学习文件，另外还发了一些其他文件和正反面材料，并拟请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话。这是学术界一次反对修正主义的学习和动员大会，大家情绪甚高。本篇（二）至（二十一）是毛泽东对这篇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外，他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4〕 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

^〔5〕 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6〕 波格丹诺夫，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政治家、文艺批评家、哲学家。

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1963 年 12 月）

▲ 凡是马列主义政党都不会接受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但是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我们党的第一任书记陈独秀就是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成了托派，大概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病死的。今天，我们有少数党员和干部还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制度里还有资产阶级残余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存在。旧的官僚资本被我们没收了，民族资本被我们赎买了，但资产阶级的人还存在。十三年来，资产阶级中间的很多人接受了改造，愿意跟我们走，但另一部分人就不接受改造，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右派，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此外，我们社会里还有一个比较活跃的阶层，就是农村的富裕中农。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不过不占优势，是少数，要改造他们也很困难。美国人说我们好洗脑筋，但这些人的脑筋是洗不清的。你们（对卡瓦略夫妇）在中国住了三年，正是我们困难的几年，你们是知道一些中国的情况的。[外宾插话略]

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会更好一些。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又不会作教育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十三年的经验中，和过去革命时期一样，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

▲ 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要和平道路，不要革命。老的修正主义者说，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冒险分子”。

▲ 在十九世纪时，还没有无线电，打电报也要通过海底的电线。资产阶级学得会的东西，我不相信无产阶级就学不会。

▲ [外宾：我们还不清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工人贵族，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到哪里去找？]

我已经说过，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农村中的富裕中农，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现代修正主义是战后和平环境滋长起来的思潮。

（1963 年 1 月 12 日接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巴西专家卡瓦略夫妇的谈话摘要）

注释：

1963 年 1 月 12 日下午，毛主席在南昌接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巴西专家卡瓦略夫妇。谈话在座的委方参加人：委共政治局委员埃·马查多和罗德里格斯，左派革命运动领导人萨埃斯，民主共和联盟代表纳胡尔；中方参加人：杨尚奎、李启新。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963 年 9 月、1964 年 12 月）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九六三年九月)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这个初稿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1963 年至 1965 年）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一九六三年五月)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三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四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五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2]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六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3]，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一九六五年)

七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一九六五年)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第十个问题中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一封信的主要部分。刘少奇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将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九月八日给他的信和他九月二十三日的复信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天给他写了这封信。本篇四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再阅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五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六是毛泽东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本篇七是毛泽东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旁写的一个批注。

^[2]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3]指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等人。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

（1964 年 1 月 17 日）

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爱德乐: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这个问题，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有利。

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美国驻东京的记者罗德里克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无论如何，苏联还是一个大工业国，是两大核强国之一。中国除了有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你们不信，自己张开十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

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第一个“第三世界”中，有一个地方叫南越，美国就是没有办法把那里的人民压下去。而且这样的事以后还会不断地出现。

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2]以来，苏共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东欧也是这样，例如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不断换领导人。有些人是在激烈反华之后下台的，而下台之后就不反华了，例如于哥夫、西罗基^[3]。为什么呢?他们反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所以被赶下台以后就不反了。这说明了两点:第一，有些人反对中国并不是真心的；第二，中国现在有了一个地位，能引起人家反对，刺激人家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来攻击。我们有了资格，有人要靠反华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实际上，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4]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

后来，在一九五八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5]。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去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的中印边界事件^[6]，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7]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他们的那些清规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

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是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三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这一段话。

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等谈话的一部分。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苏共二十大，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在完成会议的主要议程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一定作用，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冲击。

^[3]于哥夫（一九○四——一九九一），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任保加利亚总理。西罗基（一九○二——一九七一），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三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

^[4]指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

^[5]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6]一九五九年八月，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的朗久而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此后，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不断挑起边界事端，并进而在中国境内建立军事据点。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建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均遭拒绝。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实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入侵。为了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中国政府还主动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人员，交还战斗中缴获的武器。

^[7]远东共和国，又称赤塔共和国，是一九二○年苏俄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的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当时，苏俄在西伯利亚已经控制贝加尔湖以西的地区，而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则被日本干涉军占领。列宁下令成立赤塔共和国，以它作为苏俄控制区和日军占领地之间的缓冲地带。一九二二年十月，日军被迫撤出西伯利亚。同年十一月，赤塔共和国并入苏俄。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

（1964 年 1 月 30 日）

欢迎你们。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你们国家的本钱比我们的大，你们的原子弹都已经制造出来了，可能已经成批地生产了吧?我不反对你们生产原子弹。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在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

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信它们那一套，我不迷信。也许你们是有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啥也不怕。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难道一切事都要照 它们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从前我们也照办过，那是在斯大林的时候。一九五七年，我还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苏联还不是公开反对我们。现在不去了，因为它撕毁了大批合同，不讲信用，公开反对我们，同美国配合起来搞。这很好，我很赞同。美国、苏联这些大国来反对我们，总有个什么道理，我们也一定有一点东西值得它们反。现在，西哈努克^[2]不吃美国这一套了。柬埔寨这个国家只有五百多万人，但敢于跟美国斗争。

你们可以在亚洲和我们合作，同美国顶一顶。美国到处不得人心。本月二十六日，日本一百多万人示威游行反美。我曾经同你们前总理富尔先生谈过，希望你们把欧洲的工作做好，例如，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国家同美国隔开一些，同你们靠拢一些。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英国，我看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美国人对英国人也不那么客气。在东方，你们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它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第一，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台湾，这是好的；第二，英国现在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这也是好的；第三，英国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表明它是美国的代理人。我们同英国已有十来年的外交关系，它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个大使去，它派个大使来。我们说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我见富尔先生时，也同他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发表过声明，也在瑞士和你们打过招呼，取得了协议。你们同国内有什么密码通讯吗?在外国跑，没有个密码通讯可不方便。

你们要同英国区别开来，要痛痛快快地把话讲个清楚。我是个军人，打过二十二年仗，戴高乐^[3]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弯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

法国已经不是希特勒^[4]的法国，我们中国也不是日本的中国了。过去，从北京到南京，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强占。日本人被赶走后，美国人又来了，我们把美国人、蒋介石都赶走了。那时，我们啥东西也没有，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更没有原子弹。我们就是有些步枪、手榴弹、轻炮。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我们没有兵工厂，也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你们没有到我们那个小地方——延安去过吗?那里很落后，只有农业，一点点手工业。那时，我们说美国和蒋介石是纸老虎。我们也说，希特勒是纸老虎，他最后倒了嘛，死了嘛。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当年希特勒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多大的势力!这你们都经历过。

什么全面、彻底裁军，你们相信不相信?没有那回事，现在是全面彻底扩军。减少一些步兵是可能的，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制造原子弹。你们法国已经能爆炸原子弹了。我们比你们落后了一步，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

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5]，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它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有些亚洲国家的人，反对你们到亚洲来支持西哈努克；对南越，只许美国占领它，不让你们来帮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东京说，戴高乐将军想拿着橄榄枝打进亚洲，但是没有打进来。美国一手拿橄揽枝，一手拿剑，在越南南方打了几年，越打人民的斗争就越发展。它的剑在那里杀死了两个人，一个叫吴庭艳^[6]，一个叫吴庭儒，做法很恶劣。我看你们也不高兴吧?做这样的事干什么!现在扶植起来的所谓新政府照样不行，美国的政策太错了。我们中国四川省有一句俗话，叫做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

我们双方还可以对日本做工作。日本总有一天要把美国赶跑的。我说的不光是指日本共产党，还指日本的大资本家，现在日本有些大资本家对美国很不舒服。英国问题麻烦一点，哪一天它不当美国的代理人就好了。

我们不反对你们同美国好，对你们说来，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7]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8]中美国人来称霸。他反对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太密切。我那次同他说你去找戴高乐将军。那是在一九六一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大概他没有去，他是保守党。我问他，持你这种意见的只有你一个人吗?他说，不，还有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

^[2]西哈努克，即诺罗敦·西哈努克，一九二二年生，当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

^[3]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

^[4]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5]指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美、苏、英三个发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6]吴庭艳（一九○一——一九六三），原“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7]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军指挥官之一。后曾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副总司令。

^[8]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于一九九九年，正式加入该组织。

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

（1964 年 1 月）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1〕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作的这个检查总结，主要是不点名地批判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在政策理论方面提出的若干意见。总结共分七个部分：

（一）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生过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对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想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主观上想比较快、比较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客观上却起了保留它的作用，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二）关于人的改造问题。应当肯定十几年来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这种改造的长期性，即使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或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同他们在思想上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也还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另外，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长期存在，小生产者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还没有消灭，必然会恢复和再生长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打击。（三）关于资产阶级“左派”的问题。过去说资产阶级左派在政治立场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已经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这是错误的。（四）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过去我们曾提出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把民主党派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的政党，在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各级组织，基本上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各民主党派怎么也不能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政党。一九六二年全国统战会议期间提出的，对民主党派今后一般不再叫它为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模糊了民主党派的阶级性质，应当加以纠正。（五）关于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广泛的联盟。它一方面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是阶级的联盟。不能说，统一战线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了。（六）关于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问题。一九六二年七月我们提出的，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就进行甄别的意见，是错误的。

那样做客观上必然会形成对右派分子普遍甄别平反，这势必导致否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伟大成绩，后果是严重的。（七）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工作的估计。几年来，中央统战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执行了中央和主席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我们在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认识上，长期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主要是阶级观点不够明确，缺乏阶级斗争的长期观点和全局观点，把资产阶级人们和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改造看得过于容易和简单了。这个总结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以中发^〔64〕26号文件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央统战部在关于为李维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的复查报告中，建议撤销这个中央文件。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了这个建议。

^〔2〕 毛泽东这段话加写在徐冰作的检查总结中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部分以下一段话之后：“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这些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我们国内来，不只会影响原来的资产阶级人们，甚至也会使一些共产党员变质，对于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就不能完全彻底干净消灭之。阶级社会在我们国家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的存在也有百多年，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对世界也会发生伟大的影响。这并不是什么遥遥无期，还是把时间放长一点好，我们从来就有欲速则不达的谚语。”这段话中的“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是毛泽东加写的，“甚至几百年”，是毛泽东改写的，原稿为“甚至上百年”。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

（1964 年 2 月 13 日）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

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

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2〕，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3〕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出版前曾经毛泽东审定。

^〔2〕 祖冲之，南北朝时南朝的科学家。

^〔3〕 高尔基，苏联作家。

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

（1964 年 3 月 22 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各地委、县委，各大、中工厂、矿山、交通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党委、党组，各大、中学校党委，科学、文化机关党委、党组，省、专区、县三级政府党委、党组：

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

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的报告^〔2〕，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的报告^〔3〕。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中央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央以中发^〔64〕208号文件下发。（二）是他在这一指示稿上写的批语。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报告说，全军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开始宣讲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到今年二月中旬基本结束。这次教育，大体经过以下三个步骤：

（一）由高级首长和各级领导干部原原本本地向官兵进行宣讲，让党的政策不走样地同群众直接见面；（二）发动群众进行专题讨论，深入解决官兵的模糊认识和思想疙瘩；（三）总结提高，使教育落到实处。通过这次教育运动，在部队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党和毛主席在官兵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二）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三）提高了对党的政策的认识；（四）许多人主动交代了过去从来没有暴露过的问题；（五）斗志大大增强，军心更加安定。

^〔3〕 中共曲阜县委关于颜家村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说，这个大队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至今年二月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历了“四清”和干部洗手洗澡、对敌斗争、组织建设、生产建设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突出抓了三个问题：

（一）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两个十条；（二）启发干部自觉革命，满腔热情地帮助犯错误的干部解决“四不清”问题；（三）有意识地为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做准备。在对敌斗争阶段，采取“三步走”、“三结合”的办法：第一步准备和动员，第二步评审和斗争，第三步定案处理和落实监督改造；实行评审和斗争结合，战斗小组和大、小会结合，背靠背斗争和面对面斗争结合。在组织建设阶段，进行了三项工作：（一）解决第一阶段的遗留问题；（二）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组织处理，选举党支部和大、小队干部，建立健全各级组织；（三）建立阶级档案。进入生产建设阶段以后，正在为掀起一九六四年大生产运动的高潮做好准备。报告最后提出工作组一头扎在贫农家里，坚持与群众“四同”，是迅速打开局面的关键。

毛泽东等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

（1964 年 4 月 16 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和长寿。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长在列宁主义故乡的、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尊敬，对他们在十月革命以来的几十年间所获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苏两个伟大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从根本上说来，只要我们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决不会放松他们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

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的。

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

战无不胜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

根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

（1964 年 5 月 25 日）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如不建立根据地，跟群众没有密切联系，不建立正确的党，没有正确的统战工作，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事物是可以分割的，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割一个，又少一个，只剩八个了，然后有机会再割一个，总之要割掉。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之外，把官兵、枪枝、弹药都夺取过来，这就叫打得赢就打。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

重要的是政治、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军队不同，它是人民的军队。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刊印。

注释

^〔1〕 这是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谈话的节录。

反对外来干涉，实行八项原则

（1964 年 6 月 14 日）

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我们都要反对外来干涉。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来说，要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要几十年。如果我们几十年能赶上，就算很快了。西方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几百年的建设历史。它们几百年建成这个样，我们几十年赶上，时间不是并不那么长吗?我们要有信心。有人说有色人种就不如白种人。我看，他们说得不对。有色人种觉醒起来之后，可能还要做得比西方更好一些。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地方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欧洲和北美洲的人民中也有很多人是不反对我们的。在美国人民中就有很多人是赞成我们这一方的，如美国专家有一些在我们这儿当编辑、翻译，也有的在我们的外国语学校帮我们教学。我们抗日战争时，就有个加拿大的医生^[1]在我们这儿工作，后来牺牲了。要把他们的政府、垄断资本家同广大人民分开来看。

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第一条，你们有人民；第二条，你们在非洲是个大国，有很好的土地，可以搞农业和畜牧业；第三条，可能有很多地下矿藏。这几条中，首先一条是你们有人民，有很好的人民。

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起来。不要讲很久以前的历史，就讲十年前和十年后就大不相同。十年前，埃及在一九五二年推翻了法鲁克王朝，苏伊士运河还没有收回。十年前还没有开万隆会议^[2]。世界变化相当

快。

历史和未来不仅属于非洲人民和亚洲人民，而且属于所有欧洲、美洲各国人民。我讲的是人民，不是那些大资本家。

我们一定要实行八项原则^[3]。如果我们不执行其中任何一项，那就不行，对你们不利，对我们也不利。到外国去剥削人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自己还是被压迫者，这就是说台湾还没有解放。自己还是个不发达的国家，去打外国人的主意，像话吗?如果哪个中国人在你们那儿做坏事，你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把他撤回来。你们也可以把他赶回来。

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有不好的。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改，就调回来。我们也有跑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去的人，他们看不惯社会主义，想跑，跑一点也可以，我们人本来就太多了。

我们之间相互平等，讲真话，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卡瓦瓦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指诺尔曼·白求恩(一八九○——一九三九)。一九三七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2]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3]指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是：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1964 年 6 月 16 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

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2〕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3〕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 高，指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饶，指饶漱石，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他们组织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二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彭，指彭德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与张闻天、周小舟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1964 年 6 月 23 日）

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讲长远一点，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中国曾和英国进行了几次战争，如一八四○年在广东开始的鸦片战争^[2]，又如八国联军的战争^[3]，英国等八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天津，打到北京。中日甲午战争^[4]，是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在旅顺、大连等地打的。以后日本占领了我们东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国同日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过仗，那是在旅顺、辽阳、沈阳一带^[5]。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这些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去，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鲜。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法国占领了

越南。

一九一一年，我们推翻了清朝皇帝。接着就是各派军阀混战，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跑到北方来。我们的军队原有三十万人，这时只剩下两万多了。恰好是在人数少的时候，我们改正了错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我们的军队又有了发展。日本人走了之后，蒋介石再来打我们的时候，敌人就不行了，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到现在，我们搞建设只有十五年的时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工夫。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6]。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7]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8]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9]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全世界都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出世是十九世纪的事。大概我们这个“好战分子”的称号还要继续下去。

主要一条还是我们国内问题。在国内，我们把美国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我不是指美国人民，而是指美国资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

美国要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殖民地，这是指在经济上，许多时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说，巴西前总统古拉特，我见过他，他的党是工人党，不是共产党，美国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听美国话的吴庭艳^[10]，美国竟把他杀掉了。在美国国内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11]政府杀掉的，没过一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

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市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我们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们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它们现在没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就同不能从地球上把你们智利搬走一样。它们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它们要搬走也不行。

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感到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2]鸦片战争，是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八四○年，英国政府因中国反对输入鸦片，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两广总督林则徐领导下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打击英国侵略军。福建、浙江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清政府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3]指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国家联合出兵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侵略者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入侵中国东北，迫使清政府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同这些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

^[4]中日甲午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随后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5]指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本同沙俄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市）、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俄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俄的承认。

^[6]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任总统的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

^[7]本·贝拉，指艾哈迈德·本·贝拉，一九一八年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因积极参与组织发动全国反法武装起义，被法国殖民当局监禁。一九五八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时，被缺席推选为第一副总理。一九六二年获释回国，同年九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府总理。一九六三年九月当选第一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九六四年四月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

^[8]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九月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9]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第一任总统。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武装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领导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10]吴庭艳（一九○一——一九六三），原“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11]肯尼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刺身亡。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63 年 1 月 6 日）

▲ 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本来是观念论者，接受唯心论。以后接受青年黑格尔和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学说。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和恩格斯一起，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改造过来。经过了哲学的革命、经济学的革命、社会学的革命，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社会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以这样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历史唯物论。在旧社会，接受旧社会的遗产，加以改造，使唯心辩证法变成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变成辨证唯物论，唯心论的历史观变成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经济学也是如此，由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好的内容，如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改造，变成阶级斗争的学说，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政党。这是常识，全体共产党员都知道。但是现在几十个党的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的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哪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都说自己是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孙中山和蒋介石也都是这样说的。美国反动派也说自己是全民的。日本也是如此，垄断资本说他自己代表全民。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他代表无产阶级，引导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变成农民的党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党在很长期间，一直被美国资产阶级认为代表农民，托派也这样说。其实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

▲ 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是共产党，不是社会党，更不是自由民主党。

（1963 年 1 月 6 日同日共中央代表团的谈话摘要）

注释：

1963 年 1 月 6 日下午五时至六时半，毛主席在杭州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裤田里见等谈话。日方参加者有：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冈正芳，中央委员、日共北海道委员会委员长西馆仁，中央委员、中央宣传教育文化部副部长冈本博之，中央委员平苇信行。中方参加者有：廖承志、伍修权、赵毅敏、江华等。

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

（1964 年 6 月 27 日）

此件^〔1〕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2〕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

毛泽东

1964年6月27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报告说，今年二月三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部分节目庸俗低级，引起了群众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学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二十多天进行了整风。这次整风，主要检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一是机关的革命化问题。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有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许多作品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有些协会的刊物编辑部，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作品。二、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三、在文艺队伍方面，对队伍的落后的一面估计不足。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忽视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长期性；没有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在机关的革命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文联和各协会的党组织不健全，思想不革命化，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机关内政治空气稀薄。二、在工作人员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相当严重。比较普遍和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思想，不少人图名求利，对工作敷衍塞责，应付了事。三、有些单位人员复杂，队伍不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经过检查和讨论，文联和各协会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进一步明确文艺方向，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目前着重抓报告文学、现代剧目、曲目和革命歌曲等创作，迅速反映当前斗争；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和帮助作家、艺术家长期深入群众生活，努力创作比较深刻地概括时代、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典型人物的作品。要整顿文艺队伍，大力培养青年作家、艺术家。二、改进文艺刊物，加强刊物的战斗性，使刊物真正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培养青年创作队伍的坚强阵地。同时加强评论队伍。三、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业务骨干和所有的干部，分期分批轮流下放，参加劳动，参加基层工作，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者参加农村文化工作队，以改造思想，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对群众的文化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四、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五、加强党组，调整党组成员，健全领导核心。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

^〔3〕 中国剧协于1964 年 2 月 3 日在政协礼堂举办了一场“迎春晚会”，北京和外地来京的戏剧工作者约2000 人参加。从晚会所安排的活动来看，晚会的组织者——剧协代理秘书长李超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晚会会场上分别设有“朝阳沟电影院”、“远方餐厅”、“祝您健康茶社”、“三人行游艺室”、“向阳诗文协”、“芦荡灯谜阁”、“巧遇照相馆”、“双双舞会”等娱乐活动场所，还安排了文艺节目演出。晚会上演出的一些文艺节目，被指责为“大部分是庸俗、恶劣、低级趣味的东西”。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怪声怪调”；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有时女的一下扑倒在男的怀中，“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的，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安了两个假乳房，“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晚会过后，当即有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写信反映晚会的情况，说晚会乌七八糟，对组织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剧协的一部分人已经腐败；所有各协会工作人员都应该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批示剧协进行调查。刘少奇专门对此事作了批示，江青也参与了对这次晚会事件所进行的调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调查之后，写了关于“迎春晚会”的检查。3 月下旬，以“迎春晚会”事件的发生为由，中宣部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50 多人，连续开了 3 次会进行讨论，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整风学习。5 月，中宣部就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整风情况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已经在中宣部的“内部情况”上了解到这次事件的详细情况，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文艺界的恶劣印象。6 月 27 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草稿上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教育制度要改革

（1964 年 7 月 5 日）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

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同他的侄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话纪要的节录。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

（1964 年 7 月 9 日）

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比如中国吧，在十九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八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2]、“满洲国”的康德皇帝^[3]、蒋介石。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4]，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四年仗，从过去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五百多万。蒋介石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军队统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百分之五不到的军队跑到台湾去了。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现在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觉悟，发动了很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本的运动。是谁使他们起来的呢?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把他们教育出来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教他们这样做的。我说，日本垄断资本也不是完全赞成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不满意这种占领，因为在美帝占领下，日本不仅丧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国控制。现在不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反对美帝国主义。

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九五八年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比如埃及，一九五六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5]，是英、法联军强大些，还是埃及军队强大些?英国、法国那样强大，为什么一打就跑了呢?现在苏伊士运河究竟在埃及人手里，还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呢?再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打了八年仗，法国在战争后期出动了八十万军队，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军队，究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强大些，还是法国帝国主义强大些?再讲讲古巴，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6]强大些，还是卡斯特罗^[7]强大些?卡斯特罗军队八十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的十二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他们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至于对越南反对法国的侵略，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胡志明^[8]胜利了，本·贝拉^[9]胜利了，法国却承认了中国。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你们看吧!三年也好，再长一些时间也好，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讲到人民，不是讲反动派，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比如你们在座的亚非各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压迫中国人民了吗?你们剥削中国人民了吗?我们没有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至于如何打败国内反动派的问题，我认为或者用文的办法，或者用武的办法。有些国家要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反对反动派，因为反动派手里有武器。这就要按照各国情况，利用适当时机，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二十五年仗，包括朝鲜战争三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二十五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10]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二十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安哥拉朋友问，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险?由于安哥拉现在还没有解放，仍要搞武装斗争，你们现在只能搞革命，经济建设只能在根据地搞一些。葡萄牙是不会帮助你们的。美国的帮助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很难说。如果要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的主要部分。

^[2]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党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康德皇帝，即爱新觉罗·溥仪（一九○六——一九六七），北京人，清朝末代皇帝。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一九三二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4]南乡三郎，一九五五年出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一九五六年曾两次访问中国。一九五八年作为日本通商使节团代表来华参加签订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

^[5]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6]巴蒂斯塔（一九○一——一九七三），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使古巴完全从属于美国。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其政权被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

^[7]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二六年生，一九五九年起任古巴总理。

^[8]胡志明（一八九○——一九六九），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9]本·贝拉，指艾哈迈德·本·贝拉，一九一八年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因积极参与组织发动全国反法武装起义，被法国殖民当局监禁。一九五八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时，被缺席推选为第一副总理。一九六二年获释回国，同年九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府总理。一九六三年九月当选第一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九六四年四月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

^[10]指麦克马洪线。它是一九一四年三月英国殖民主义者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以秘密换文方式制造的一条非法边界线。该线将位于中印边界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政府从未批准或承认这条边界线。一九五三年，印度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

（1964 年 8 月 22 日）

欢迎各位朋友。很感谢你们来到我们国家访问。这是头一次见到你们，但是我们的思想有共同点。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也可能不同，但我们根本的共同点是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我们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没有原子弹、氢弹的。法国是有原子弹的，但是在座的法国朋友是反对发动核战争的，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现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美国有这么多原子弹，也只使用过两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反对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反对在越南南方的外国军队干涉别人内政，打“特种战争”。法国政府说，法国过去在越南是打败了的，现在美国又在打，照他们看来，美国也要打败的。因此，法国反对用战争办法解决越南问题、老挝问题，主张和平谈判。法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资格来讲话。日本也取得了一定的资格来讲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核战争。在座大多数朋友的国家同我们一样，是没有原子弹的。我们跟法国有外交关系，在反对美国侵略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点，不但跟在座的法国朋友有共同点，跟戴高乐^[1]也有。这就是说，世界已经起了变化，不再允许侵略和干涉别的国家，侵略干涉别国是要失败的。在座的各位朋友代表了人类大多数人口，你们的理想是要实现的。当然我讲的还未成事实，是不是会实现，要靠斗争。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人民总是要胜利的。我就不相信人民不能胜利，我看你们也不相信你们不能胜利。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的一部分。

注释：

^[1]戴高乐(一八九○——一九七○)，法国军人、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曾任法国临时政府主席。一九五八年六月出任法国总理，十二月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选法国总统。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

（1964 年 9 月 10 日）

戴高乐总统七月二十三日批评了西德^[1]。我看这个批评相当好，也让西德考虑一下，就是听美国话太多啦。还有英国，我看也值得批评一下，它跟美国太靠拢了。

几个大国手里拿着核武器，口里也讲和平。你们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刚开始有。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把英国算在美国那边也可以，但是英国保守党里也有人不赞成英国政府的政策。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你们说我们也参加了对东南亚的干涉，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用“空话”来干涉，就是鼓励和支持那里反美的游击战争。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谈话的一部分。

注释：

^[1]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干涉印度支那事务，并批评联邦德国政府当时奉行的外交政策不是“欧洲的和独立的政策”。

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

（1965 年 3 月 23 日）

亚洲所有的革命者和政党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同帝国主义对抗，我们希望你们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

美国的手比我们长，到处侵略。一九五八年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军队在约旦登陆，造成局势紧张。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英军队才被迫撤走。后来，黎巴嫩还发生了内战。在你们地中海有美国的第六舰队，在我们周围有美国的第七舰队。美国总共有四个舰队：第七舰队最大；其次是第六舰队；第二舰队分布在美国西海岸，是第七舰队的后备；第一舰队在美国东海岸，是第六舰队的后备。另外，美国在摩洛哥和利比亚等地有军事基地，英国在亚丁和波斯湾也有军事基地。

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同美、英、法合作的。日本降后，美国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打我们，当时英、法已经没有力量来管我们的事情了。美国没有直接参战，它在中国沿海港口驻扎了一些军队，当我们消灭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快要解放那些港口时，它的军队撤走了。后来，我们在朝鲜战场上遇见了美国军队，打了三年。现在，越南人民也遇见了美国军队。看来，美国是喜欢打仗的。朝鲜和越南离美国那么远，它还要派兵来。

我们两国都受过殖民主义的压迫。你们过去是法国管的，我们过去是受好几个帝国主义管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法国一块，英国一块，日本一块，后来都被我们赶走了。日本同我们在中国东北打了十四年，在中国其他地方打了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有帮助，使中国团结起来反对它，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现在美国军队占领我们的台湾，还占领南朝鲜和日本的许多地方，并在越南打仗，美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教育我们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斗争。比如越南人民，从前不知道怎么打仗，现在学会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好处。帝国主义也会有好处，你们信不信?

帝国主义有时通过它的走狗教育人民，如中国的蒋介石。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现在，非洲正在发生战争，如刚果^[1]、安哥拉和葡属几内亚^[2]等地。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仗，才取得独立。在苏伊士运河也打过仗^[3]。你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法国人被迫退却而取得了独立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在外表上样子不同，宗教信仰也不一样。我应当说明我是不信教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合作。我小时候信过多神教，长大后就不信了。中国也有上帝，但是同你们的上帝不同，穿的是中国服装。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不损害对方。我们不颠覆你们，你们也不颠覆我们。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

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帝国主义非常恨我们，说我们好战。其实，任何国家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解决。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它只占第二位。比如南越，人口只有一千四百万，可是人民打得很好。

阿拉伯民族是有战斗性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应当说，各个民族都是有战斗性的，团结斗争，就能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国家革命胜利经历了二十二年战争，先同国内敌人作战，并进行了长征，后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最后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派作战。这期间，我们自己也犯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纠正了错误，我们就胜利。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一个政党同一个人一样，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许多例子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革命是可以胜利的。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刚果，今扎伊尔。

^[2]葡属几内亚，今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3]指苏伊士运河事件。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65 年 6 月 26 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有结束呀！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卫生部党委在 1965 年 8 月 11 日呈送给毛泽东并中央《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其中统计：1964 年，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及县以下，下同），其中县以下占 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 57%，农村占 43%，其中县以下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 9.3 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 2.8 亿元，占 30%；用于农村 2.5 亿元，占 27%，其中用于县以下占16%。也就是说830 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 亿农民的还多。《报告》说，今后要作到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作。1965 年9 月 1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论。）

关于办好学校问题的意见

（1965 年 8 月 8 日）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接见以教育部长贡特·塞拉为首的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及夫人时谈话的一部分。

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

（1965 年 10 月 20 日）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

不久前，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登载了日本记者从南越发回来的几篇报道，美国报纸说这些报道不公正，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我说的不是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这就可见舆论的方向是不利于美国的。最近，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越南政策的示威发展起来了。目前主要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在闹。

不过，这些都是外部条件。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当然也可以谈判。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我们和蒋介石、美国都谈过。腊斯克^[2]就说，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次数最多。可是，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条它不答应。中、美两国已经谈判十年了^[3]，还是重复老话。这一条，我们放松不得。美国曾想和我们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

原来你们曾按照日内瓦协议^[4]，把在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结果，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又重新搞起武装斗争来。一开始，你们是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辅，我们赞成。到了第二阶段，你们是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时进行，我们也赞成。第三阶段，你们是以武装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我们又赞成了。依我看，敌人在逐步升级，你们也逐步升级。在今后两三年内你们可能会困难一些，但也难说，也可能不是这样，可是应该把这点估计进去。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大概是当他们打到第四五个年头时，有些领导人就有点忧愁了。那时他们的总理阿巴斯来和我们谈。他们说，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很少，只有一千万，已经死了一百万；敌人的军队有八十万，而他们的正规军只有三四万，连游击队算在一起不到十万。我当时对他们说，敌人一定要垮台，坚持到胜利之后，人口会增加起来的。后来经过谈判，法国撤了军，现在已撤完，只留下一点海军基地。阿尔及利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共产党，对于发动群众和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你们和我们同阿尔及利亚有所不同。

我在文章中讲的人民战争，有些属于具体问题，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情况，你们的很多方法和我们过去的不同了，应该有所不同。我们打仗也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打了些败仗，不像你们这样顺利。

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2]腊斯克，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3]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4]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

（1965 年 11 月 25 日）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不仅是日本的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美国本身也有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政策。这个事情是从今年二月美国的空军轰炸北越开始的，搞了几个月后，最近美国进行了规模比较大的群众斗争，有十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反对侵略越南。

像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青年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一种征兆，它预示着广大阶层要起来作斗争。特别是大学生，他们家里总是不那么很穷的，甚至他们也都反对本国的反动派。他们的斗争会影响广大群众，会影响其他阶层，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中国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组织示威游行，火烧了那时的政府部长的房子。革命开始时并不要多少人。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就在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十二个代表参加。在这以前，我也不是共产党人，可能比你们现在的知识还要差。原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有列宁，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比较先进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日本就翻译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所谓“三矢计划”^[2]是日本的一些教授揭露的。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搞什么细菌武器的秘密，也是日本的教授揭露的。可能那些教授也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们是出于良心，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黑暗面。

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长期搞不清楚，是闹了几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在这以前，总认为侵略中国的国家的人都是坏的，这就产生所谓排外的政策。要讲搞清楚，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共产党成立以后，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们才闹清楚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所以，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可是美国还没有像你们一样有几百人到我们中国来看一看，你们是经过三个月的斗争的嘛，美国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青年学生要到中国来，美国政府阻止他们来，他们还没有达到经过三个月的斗争来中国看一看的程度。美国的青年学生要来中国，我们欢迎。但是，他们的新闻记者要到中国来我们就不欢迎，或者说我们对大部分的不欢迎，只对个别的欢迎。在这一点上同日本跟我们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同日本相互派了新闻记者，相互派了贸易办事处。说你们的政府那么坏，我看比美国政府稍微好一点，也比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好一点。我们跟蒋介石没有经济往来，也没有人员往来，当然他不是什么外国人。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谈话的主要部分。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大会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三矢计划”是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由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在日本众议院揭露的一项秘密军事作战计划。该计划是一九六三年日本“防卫厅”经过周密策划后秘密制定的。这个计划设想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日本和南朝鲜三方军队共同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战。同时在日本国内实行“国家总动员体制”，制定“战时立法”，以镇压爱国民主力量。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1937 年 6 月 5 日）

关于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必须承认下面的论断: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这是

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这是第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2〕，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这是第三点。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这是第四点。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这是第五点。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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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传统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乙）有，三个人^〔3〕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4〕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证据。

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四十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3〕三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何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

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

^〔5〕洛甫，即张闻天。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1941 年）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二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1〕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2〕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三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四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4〕,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5〕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6〕。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五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7〕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2〕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3〕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4〕指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

^〔5〕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一节《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7〕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