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

第七卷（静火版）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根据中共中央出版毛选和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老朽编辑了这部《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因获知毛泽东主席生前不愿出全集，老朽也无此能力，故全集之事只能报憾了，就此封笔。

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五卷和第六卷，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七卷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原则，领导我党和我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在反对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系统的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新思想、新结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它不仅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而且具有伟大的深远的世界意义。

《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理论，关于人民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权利的理论，关于对修正主义反动派造反有理的理论，关于权力机构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理论，关于抓革命生产的理论，关于发展经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吐故纳新的理论，关于学校要半工半读的理论，关于知识青年要支援农村的理论，关于合作医疗的理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关于中国不称霸的理论，都在本卷中得到阐述。

毛泽东同志的学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但由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非毛”活动，让“毛泽东思想”这个术语由原来代表的鲜艳红旗变成了不知道什么颜色的“特色旗”，所以老朽也用“毛主义”^〔2〕来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学说。

毛主义是当今世界的马列主义，马列毛主义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学说是永存的。

收入选集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著作，有一部分发表在中央出版的文件上，有一部分没有正式发表过，包括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件、手稿和讲话的正式记录，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静 火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

注 释

^〔1〕见卷六《出版说明》注^〔1〕。

^〔2〕见卷六《出版说明》注^〔2〕。

（一）

胡锦涛^〔1〕曾代表中央表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和怀念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2〕

但实际上，三十年来，掌握了话语权的修正主义右派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肆意地猖狂地无耻地抹黑诋毁文革，而一些意图推翻共产党和公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加入了反毛的大合唱，于是各种报刊影视小说等思想领域，大量充斥着文革和毛泽东的谎言：

1、红卫兵比日本鬼子还坏的谎言

2、刘少奇有病不给治，被迫害致死的谎言

3、大批老干部被迫害致死的谎言

4、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谎言

5、文革闭关锁国的谎言

6、文革是十年动乱灾难浩劫内战闹剧的谎言

7、周恩来也反对文革，文革是毛泽东一人的文革的谎言

许多朋友已经驳斥了这七个谎言，但他们还会造出七十个、七百个谎言，比如，“毛泽东的稿费在文革中达到亿元”的谎言，比如“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谎言，甚至“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窃取胡乔木”的谎言，够了！我明白了，他们和毛泽东之间是阶级仇，他们知道毛泽东是社会主义的魂，只有彻底否定人民领袖毛泽东，让人民失去指导自己斗争的理论——毛主义，他们才好在中国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他们才好为所欲为地压迫人民。因此，只有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谎言才没有市场，才会有更多的人和他们斗争，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所以唤醒人民才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这也是老朽编写本卷的一个目的。

铺天盖地的反毛非毛宣传是无法蒙蔽广大人民的眼睛的，但确实给一些小孩洗了脑，比如袁腾飞（七二年出生，在其九岁到十八岁的年龄段被反毛宣传洗脑），而其本人又不学无术，终于变成了一个垃圾文人。

尽管如此，连最死硬的反毛狗分子茅于轼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3〕也就是说，如果全国人民投票选举领导人，拥护毛主席的政治家会当选，这难道不是民意吗？

（二）

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非毛”、“唯生产力论”加“不争论”，即是后来大肆鼓吹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唯生产力论的根本思想不是以人民的幸福为治国标准，而是以经济数字为标准，一切为了提高GDP，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为了提高GDP，可以将宝贵的有限的资源贱卖给外国资本家，可以将国企卖给个人，可以不顾环境污染，可以再现黄赌毒，可以贪污，可以受贿，可以把人民的命用二十万来标价，挖煤矿的时候人不过是二十万的设备，死一个就赔二十万，然后继续挖。

而最能体现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就是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本来生育权是基本人权，之前国际三个人权会议^〔4〕都通过宣言，确认“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任何政府和组织不能剥夺人民的生育权。

但修正主义右派为了反毛非毛，散布“中国贫穷的根源在于人口多、分母大，而毛泽东与马寅初的人口之争以及‘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激增，所以毛泽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制造者”等歪理邪说，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反动文人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意思是说，由于在五十年代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论”，致使中国人口多增了三亿，拉开了非毛的序幕，这个谎言直到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才由中央文献室曹前发写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说之历史误读》正面斥之为“谬误”，可惜已经流毒三十年矣。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标志着修正主义势力已经全面夺取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制定政策的权力，改革开放由此开始，此后强计生在“不争论”的口号下野蛮推行，致使我中华民族四亿子孙无法来到这个世界，八亿父母受到最耻辱的迫害，公职被开除，房屋被扒倒，家里值钱的东西被抄走，人被抓走强行阉割结扎，而后来的结果表明，无论男女结扎十年后必将失去性能力，多少大月份的婴儿被打上毒针然后引出体外，哇哇哭声不断，对母亲对婴儿这是多么残忍的事啊，老朽亲眼见过计生委的打手进农村抓人，把全村符合条件的男子全部抓走结扎，这是多么令人发指毛骨悚然的罪行啊，希特勒推行灭绝犹太人计划毕竟是针对外国外族，南非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毕竟不伤及人命，而强计生却是针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子孙，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天啊，我怎么生在这样一个罪恶的年代！而计生委的刽子手们，却把杀戮婴儿消灭子孙当成了自己的功绩，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计生委的副主任赵白鸽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竟然说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少出生了四亿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四点五七吨计算，中国如今每年减少十八点三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人怎能如此无耻！！！

强制计划生育在理论上是无知、愚蠢和荒谬的：一九七九年八月五日，田雪原发表长篇论文《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九八〇年，新华社公布了导弹控制论专家宋健等人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二〇五〇年中国人口将达到四十亿。这是一个草率的、机械的、愚蠢的结论，用两个月时间怎么就能论证了中国百年的人口呢？宋健和田雪原等人正是中国一九八〇年开始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总设计师”。他们所谓的“现代科学”就是设计数学模型，算中国有多少耕地资源、多少别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养活多少人，由此决定中国的“最适人口”是几个亿（七亿、五亿、三亿的说法都有），他们荒谬地认为，“公民的生育权利是政府恩赐的”，为此中国必须实行生育率管制减少多少人口以达到这个“最适人口”。他们从不去调查真实世界约束人的行为的种种局限条件，而太急于搞社会工程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但实际上这四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全部出现了，而且形成了大灾难。易富贤的研究（《大国空窠——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香港大风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充分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宋健和田雪原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是野蛮的：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198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严格控制”加上“坚决杜绝”是多么野蛮啊，由于强计生违反人性和人权，必然受到人民的抵制，计生部门主要、经常依靠暴力或其他强制措施推行，手段包括强迫体检、上环、结扎、堕胎、处死活体娩出（通常是大月份甚至是足月引产）的婴儿、巨额罚款（社会抚养费）、抢夺财产、殴打、抄家、坐黑牢（办学习班）、不给上户口、开除公职、学籍、军籍等等。超越人性底线的种种暴力计生事件层出不穷，如孕妇在街上被抓走做流产顶替他人流产名额，计生对象逃走抓捕其亲属、邻居，姐姐逃走就结扎妹妹，哥哥违规扒弟弟的房子等等，法院不愿、不能、不敢受理计生案件。王鑫海博士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十宗罪》充分揭露了他们的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计生委。

强制计划生育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私生活权是个人最根本的权利，是人格尊严的最后屏障。一个没有多少权利意识的人，可以对没有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利无动于衷。但是当政府或他人损坏他的健康、毁损他的名誉、暴露他的隐私、闯入家中拿走他的财产、抱走他的孩子、抢走他的妻子的时候，当政府或他人用绳子五花大绑把她抓去绝育或堕胎的时候；他（她）

只要不是个白痴，就无不感到铭心刻骨的痛苦。这种痛苦达到一定程度，对许多人来说可以彻底摧毁他的人格尊严和道德观念，使他（她）相信“人对人是狼”的性恶论，从而在没有现实危险的时候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益。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连生育自由的权利也被剥夺，很难想象这个国家会实现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一个民族的素质低可以慢慢的提高，但如果一个民族多数人没有了人性，没有对自由的向往才是最最可怕的。

其二，强计生导致了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据统计，二〇〇七年中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一点四三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二〇三〇年到来，届时需要抚养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同时，新生人口严重不足，农村中小学的生源严重短缺，很多学校已经被迫合并或关闭。强计生造成劳动力短缺，养老金陷入困境，整个民族面临崩溃的危险，想一想，两个独生子女夫妻怎么能扶养一个孩子和赡养各自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共九个人呢，家庭势必崩溃，家庭的崩溃势必引起社会的崩溃，因为全中国的所有老人必须靠全中国的所有年轻人来共同养老，由于独生子女比例高和适龄青年逐渐减少，同时会出现征兵难的情况，独生子从小受溺爱，娇生惯养，怎么能打仗？于是，民族也就崩溃了。

其三，强计生造成性别失调，据二〇〇七年二月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我国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五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27:100。再过十多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几千万光棍。这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四，强计生造成中国的主题民族汉族在各地人口比例下降，严重弱化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少数民族占优后的地区必然发生分裂主义运动，现在的西藏和新疆就出现了这种恶果。

其五，强计生对家庭伦理的摧残是致命的，人的社会情感，主要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而亲情又包括父母儿女之情，兄弟姐妹之情，还有与叔、伯、姑、舅、姨之间的亲情，以及由这些关系衍生出的堂兄妹、表兄妹之间的亲情乃至更大范围的亲情。而现在因独生子女家庭居多，堂亲、表亲这些层次都逐渐弱化或者断绝，这种人伦的缺陷必将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总之，强制计划生育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最无知最荒谬最残忍最野蛮最专制最卑鄙最下流最无耻最黑暗的一页。

改革开放中的许多政策都和强计生类似，像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国企改革、就业改革等等，都是决于仓促，行于专制，收于罪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强计生开始，必将以强计生被废除而结束。

（三）

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改革开放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是严重对立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文革革的是官，改革改的是民，请看：

1、文革实行大民主，七五年宪法规定“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改革搞“垂帘听政”，搞“不争论”，八二年宪法删去了“四大”权利和“罢工”自由，并且在八九年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这部只有三十六条条文的法律，竟有三分之二的条文是约束公民权利的行使，使用了十三个“不得”，根本就是反游行示威法，此后，中国再无真正的游行示威、言论自由。

2、文革中“各级干部都要参加劳动”，勤政清廉，极少贪污；改革中各级干部都是官老爷，腐败糜烂，极少清廉。

3、文革中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改革中废除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完全倒退到了封建社会，断送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4、文革中城市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当家作主，没有失业、养老、教育、医疗的忧虑；改革中进行了私有化改造，能卖的卖，能送的送，到最后九千万工人下岗，公有制奄奄一息。

5、文革中处处为工农兵着想，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公费医疗，药品大降价，福利分房；改革中搞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住房市场化，终于引来了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

6、“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中国在人权等方面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后来倒了过来，中国变成了守势，美国变成了攻势。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人权等问题上领先于美国。不仅领先于美国，甚至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忆毛泽东时代时的谈话）

对这一点，毛泽东主席在文革中就看透了，准确地把邓小平定位在“走资派”，邓小平虽然多次表示“永不翻案”，但他一直怀着报复的心态想否定文革的，等他把华国锋逼下台后，就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清理了所谓的“三种人”，所有的政策都与文革对着干，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5〕，提出：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我不想再比较文革和改革，因为红和白很好区分，我只想问，改革开放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我们先看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怎么说的：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

下面我提供一个资料，据新华社举办的国内经济权威报纸《经济参考报》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财富两极分化》，国内各大网站均予转载，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二〇〇七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按照邓小平的标准和新华社公布的事实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失败了，改革开放是一条邪路，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四）

文革十年是思想空前解放的十年，文革使社会主义观念深入人心，这就是追求公正，追求平等，追求社会正义和自由，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从此后，谁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就不得人心，谁想剥削别人压迫别人就会被打倒。

文革十年是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的十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毛主义成为人民手中的利器，反对官僚主义、官僚特权、等级差别，打击贪污腐败、腐化没落，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

文革十年是民生辉煌的十年，实现了教育革命，改革了从学制、教材到升学、考试等一系列旧的教育制度。打破了教育战线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落实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各类各级学校不收学费或只收极少的课本费、杂费，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不仅有了上学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上得起学。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学到大学，成立了以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和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教育真正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手中。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广大农村涌现出一大批“赤脚医生”，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长期以来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文革十年是社会风气高尚的十年，以八个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工农兵真正走进了艺术的殿堂，成为了舞台和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人，他们和他们的英雄业绩与劳动风采，成为了被讴歌的主题。千百年来，文学艺术领域这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世袭的领地，史无前例地为工农兵所占领。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社会风气良好，新人新事辈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沉疴痼疾，在我们的社会里基本绝迹。

文革十年是政治清明干部清廉的十年，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深入人心，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识别能力。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政权。由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众代表参加，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因而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了国家政权的坚实基础，社会秩序稳定，犯罪率极低，人民安居乐业，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文革十年是经济辉煌的十年：

1、农业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农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龙，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一九七六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六点七倍和六十六倍，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实行了机械耕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了四点九倍，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农用化肥产量增加了二点一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加了二点一倍；每亩用电量增加了四点七倍；农用载重汽车拥有量增加了三点三倍；粮食产量增加了一千八百三十六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人均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一。

2、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继大庆油田之后，又相继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一九七六年我国原油产量为一九六五年的六点七倍，我国由贫油国一跃而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石油化学工业也迅速崛起。一九七三年从国外引进十三套大型先进化肥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三百五十七万吨，尿素五百八十万吨。同时引进的大型化工、化纤生产设备，也先后在北京、上海、辽阳、长寿等地安装建设。在此期间，冶金工业方面，新建了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为了解决钢材品种问题，武汉钢铁公司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设备。机械工业方面，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大足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等一大批企业。煤炭工业方面，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方面，重点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厂。著名的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及国外引进设备的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始动工兴建。

3、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一九七〇年七月，建成了全长八百九十公里的焦枝线。一九七一年，全程一千〇八十五公里的成昆线全线通车。接着全程二百〇九公里的大焦线也全面动工。此外，还修建了襄渝线，并在该线的安康另修一条铁路与宝成上的阳平连接。华北地区继续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线，还建了通（县）坨（子头）线。全长六千七百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南京长江大桥，由一九五九年动工，一九六八年胜利建成。此外，一九七四年还先后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秦皇岛、由秦皇岛到北京、由山东临邑到南京等长距离输油管道。邮电通讯方面，一九七六年建成全长一千七百多公里的中间轴一千八百路载波通讯干线和连通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的微波通讯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了一条卫星地面站。

4、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继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国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在空间技术方面，一九六六年十月，我国第一次实验发射核导弹成功。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按预定计划回收所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我国成为美、苏之后第三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于一九七二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提高亩产百分之二十左右。

文革十年是外交辉煌的十年，一九七一年十月，在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从而宣告了美帝国主义孤立我国政策的彻底破产。到一九七六年底，和我国建交的国家由一九六五年底的四十九个增加到了一百一十一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文革十年是中共建国六十年里发展又好又快的十年，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五）

老朽采集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部分以中央名义正式发表过，如《毛泽东文集》^〔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毛泽东论教育革命》^〔8〕、《毛泽东外交文选》^〔9〕、《毛泽东传（1949—1976）》^〔10〕、《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1〕、文革中传达下发的文件、全部的《人民日报》（1966—1976）；一部分没有公开正式发表过，如《毛泽东思想万岁》^〔12〕；本卷所选文件，公开发表的都按原貌收入，没有正式发表的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最后，声明一下，由于老朽年老眼花，时间也不充分，对编辑这样一部重大题材的选集难免有所偏差，希望广大网友理解。我会根据今后获得的资料和朋友们的意见不断地来充实这部毛选。

静 火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

再版说明

根据后来的发现，对第一版进行了个别字的修订，如错字、异体字的修正，现发布第二版。同时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7周年。

静 火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注 释

^〔1〕胡锦涛，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2〕摘自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上的讲话》。

〔 〕茅于轼，极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对毛泽东和毛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一九九六年发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是什么》，公开鼓吹： 改革后的近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总人数不算少，但是在十三亿人口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五。他们生活宽裕，意识形态接近西方，比较有独立的想法，希望社会安定平稳，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们的声音还很难成为主流。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

^〔4〕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确认：“第十六条：家庭及儿童之保护仍为国际社会所关怀。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 。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联合国公布联大第2542号决议宣布：“第四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并作为全体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和少年的成长和幸福所需的固有环境，应得到帮助和保护，以便它可以充分承担其在社会中的各种责任。父母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目和生育间隔的专有权。”

一九七四年有中国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人口政策应该与以下这些普遍现实相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妇女在法律、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平等地位、对父母和儿童权利的尊重以及父母繁衍后代和自主、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间隔的权利。”

^〔5〕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全文如下：

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大舞台上，“文化大革命”这出闹剧已经落幕多年了。但是在生活的一些旮旮旯旯里，少数人有时还要掀起一点 文革 的余波微澜。

十多年前，杭州大学地理系曾搞过侮辱人格的 活人展览 。七位老教师被打扮成 地主 、 资产阶级太太 、 反动学术权威 、 牛鬼蛇神 保护人 ，受辱于大庭广众之前。这种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令人发指。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年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个别人，至今仍然认为这种摧残知识分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做耐心过细的思想工作，以政策开道，严禁逼供信，启发帮助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的。

这散发着 文革 霉味的语言，不正反映出 文革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推倒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

面。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在这次整党中，一接触到“文革”中的某些问题，有人就“剪不断，理还乱”了。他们拐弯抹角，千方百计，肯定当时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搞“活人展览”以及比这更丑的恶行辩护。尽管作这种“表演”的只是极少数人，仍然值得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

粉碎 四人帮 以后，对参与搞 活人展览 之类恶行的人，除了打砸抢分子外，一般都未予查处（有些地方打砸抢分子也未查处）。这是考虑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不过多地去追究个人责任，也是为了给这些犯错误的人一个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时间。如果他们至今仍然坚持错误，有的甚至身居要职，被当作“接班人”加以培养，人们就有理由责问，这还有什么是非呢？这样的人究竟会是谁家的“接班人”？

这次整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列为必读文件的。认真阅读这个文件，对每个党员都是必要的。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至今尚无正确认识的同志，更要认真学习，严肃地对照检查，这一课必须补，来不得半点含糊。

^〔6〕《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的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至一九九九年全部完成，历时八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三次陆续出齐。一九九三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第一、二卷，一九九六年毛泽东逝世二十周年时出版第三、四、五卷，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出版第六、七、八卷。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全部选稿八百〇三篇，其中民主革命时期五百〇四篇，社会主义时期二百九十九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是一部供研究用的多卷本文献集，编入毛泽东建国后的以下三类文稿：

（一）手稿（包括文章、指示、批示、讲话提纲、批注、书信、诗词、在文件上成段加写的文字等）；（二）经他审定过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三）经他审定用他名义发的其他文稿。这些文稿，少量曾公开发表，比较多的在党内或大或小范围印发过，还有一部分未曾印发过。其中包含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这部文献集，按时间顺序编辑，分册出版，全书共十三册。

^〔8〕《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

^〔9〕《毛泽东外交文选》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共一百六十篇。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是经中共中央批准撰写的毛泽东传的建国后部分，尽管其受翻案《决议》的约束，但披露的一些事实仍然有很高的价值。

〔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作者熊向晖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我党地下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将军的部队“服务”，曾担任任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解放后在外交战线上担任要职。

^〔12〕《毛泽东思想万岁》：是一九六八年武汉群众组织翻印的，为了区别其它的版本和说明来源，姑且定名为 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这一种版本分为五卷，十六开本，全书超过二百万字，其中前两卷专门收录解放前的文献，以《毛泽东选集》没有收录的文章为限；最重要的是建国之后的三卷，文献收录的时间跨度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八年，三卷近一千页，约一百三十万字。全书各卷于一九六八年陆续印行，主要在群众组织内部发行，封面上印有 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 或 内部学习 不得外传 字样。

文化大革命时期

关于农业机械化——备战备荒为人民^*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1〕收到。小计委^〔2〕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

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

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

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3〕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

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4〕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七十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就农业机械化问题致刘少奇的信。

^〔1〕指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文件和主席的批语，已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包括计委、经委在内的各有关部委及华北局有关同志研究。在有各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对有关各方面情况先摸一摸，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并要提交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实际。周恩来同志已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刘少奇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

^〔2〕小计委，是一九六五年初毛泽东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

^〔3〕见《论语·颜渊》。

^〔4〕余秋里（一九一四——一九九九），江西吉安人，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小计委负责人。林乎加，一九一六年生，山东长岛人，当时是小计委成员。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日）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1〕。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

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2〕，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3〕。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4〕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5〕，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6〕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尹达这篇文章^〔7〕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8〕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9〕、翦伯赞等人。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10〕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

（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11〕、戚本禹、尹达。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

（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12〕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

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

（周恩来：要搞机械化。）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

（周恩来：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

（彭真：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法。）

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13〕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办托拉斯^〔14〕，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

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15〕。

……

什么军区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16〕，这样不行。

（周恩来：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品带新产品。）

（林彪：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

这好象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

（彭真：小钢厂有四千个，给中央统光了。）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

（彭真：明年搞个办法。）

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周恩来：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那就叫八机部的陈正人^〔17〕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

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么？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

（陶铸：中央也无权呀！）

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象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俞平伯^〔18〕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

（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

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菲德尔 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他一九五〇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特罗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法庭上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九五五年，他流亡美国、墨西哥，在墨期间筹划“七·二六运动”。卡斯特罗一九五六年回到古巴，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一九五九年一月，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斯特罗一九六二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豺狼当道”典出《后汉书·张纲传》，东汉末年，外戚诸梁姻族满朝，大将军梁冀专权。朝廷派遣张纲等八人分道巡按各州郡，纠察收审贪官污吏。张纲衔命出洛阳，叹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将车轮埋于都亭，起草弹劾梁冀的奏章。意即：祸国大盗正在那儿当道呢！何必去抓小偷啊！

中苏论战时，古巴保持中立，其实，卡斯特罗在内心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路线不满，对苏联国内的经济改革看不惯，认为是革命的蜕化，在这些问题上他和毛泽东倒是完全一致。古巴的另一个领导人格瓦拉甚至公开说中国的人民公社为古巴和第三世界树立了榜样。但古巴经济严重依赖于苏联（古巴这个当时仅七百万人口的小国最多时从苏联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每年人均四百美元），不得不最终站到了苏联一边，卡斯特罗一九六五年三月发表演讲点名批评中共是 修正主义者 ，两党关系中断，两国间也恶感日盛。

毛泽东起初主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认为苏联才是危险的“豺狼”，而像古巴不过是“狐狸”，应该“分化瓦解、多多争取”，此后便认为古巴也变成了“豺狼”，后公开予以批判。

二〇〇七年，卡斯特罗在其口述新书《我的生活》中说到：“我真希望跟毛泽东结识，但因为中苏当时矛盾和分歧而变得不可能。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中，在古往今来所有的军事领袖中，你一定不能漏掉毛泽东。”

^〔2〕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学、史学界权威。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时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两人同为国学名家。

〔 〕一九五八年，史学届爆发了以 厚今薄古 为口号的 史学革命 ，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传统的旧史学被整个地翻了案，几千年来被剥削阶级颠倒了的历史终于被再颠倒过来了。劳动人民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农民起义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帝王将相统治阶级则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过去被旧史咒骂的发匪拳乱，在新史中是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旧史中被尊为 完人 的曾国藩之流，则被还了反革命刽子手的真面目。范文澜为二保论者（即保 王朝体系 ，保 帝王将相”）。范老在一篇未刊稿中指出：所谓“二保论”，一是按中国历史上朝代作为顺序编写历史；二是中国历史各朝代的统治者，政权代表的皇帝、大臣、名将等，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有人主张打破王朝体系，我不赞成，因为王朝体系打不破，也没有法子打破。”但范文澜也支持“厚今薄古”，曾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4〕吴晗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鼓吹“老百姓应指望清官”。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5〕《前线》，北京市委刊物。此处的“你”指彭真，时任北京市委书记。

^〔6〕廖沫沙，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曾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

^〔7〕尹达，原名刘火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转载《红旗》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他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作者自注文章作于一九六四年八月。文章说：

“史学长期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资料，经过剥削阶级史学家的加工、整理、选择、淘汰、删节和阐释，就必然注入其阶级偏见，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强烈的阶级性。

“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历史，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批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进行史学革命，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史学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彻底清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问题。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潜在力量，只有彻底进行史学革命，才能把它清除。

〔 〕赵毅敏，原名刘焜，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一九六二年意大利共产党召开党代会，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人煽起的反华合唱，赵毅敏孤身一人，据理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和荣誉。毛泽东写下的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诗句，其中的 独 有指他的意思。

^〔9〕罗尔纲，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曾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忠王李秀成投降实为苦肉缓兵之计》，认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假投降曾国藩。李秀成被清军俘获后，五、六天时间内写了三万多字的“自述”，后人命名《忠王李秀成自述》，其中多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屈节求生，向曾国藩表示愿意招降太平军余部，所写笔供中有“收复军部，而酬高厚”之语，被俘十七天后，曾国藩还是把他杀了。

^〔10〕戚本禹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文章说：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戚本禹在一九六三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李鸿章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道：‘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断定李秀成是真投降，“认贼作父”，《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做了摘要转载，毛泽东看了戚的文章后，专门调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写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11〕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说，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 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历史上的“退田”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保护了一些中小地主和富农，而剧中却说成是保护贫雇农，历史上退休内阁首辅徐阶的儿子徐瑛只被判处充军，也不是海瑞判的，而剧中却说海瑞“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是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向海瑞叩头高呼“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

海瑞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 忠臣 。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 单干风 、 翻案风 。他们鼓吹什么 单干 的 优越性 ，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 冤枉 的，大肆叫嚣什么 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退田 、 平冤狱 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曾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润色，使其分析更深刻，更尖锐。

^〔12〕江渭清，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 〕 虚君共和 ，毛泽东认为中央高度集权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并提出了 虚君共和 的构想这一构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彻底贯彻,建构了中国计划体制中的中央高度集权,形成地方政府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体制,从而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别于苏联模式。

〔 〕托拉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建议试办托拉斯（垄断企业），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提出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试办托拉斯，四月三十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一九六四年六月，国家经委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获得批准，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共全国试办了十六个全国性和区域性托拉斯，但试办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全国或跨地区的托拉斯与地方的矛盾，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的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托拉斯同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托拉斯是和毛泽东的 虚君共和 主张相对立的。

^〔15〕二十三条，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6〕南粮北调，北方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等省区及北京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都要调入粮食，江浙、两广、两湖一带南方自然条件好 粮食生产充足。国家长期实行南粮北调政策，进口的粮食也主要是接济这些地区。尽管如此，这里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方最严重的问题是灾害频发，其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国务院全面部署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文革中，华北大地上打了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

北煤南调：我国煤炭资源多集中在山西、陕西及内蒙古西部，而用煤“大户”则集中在华东、华南地区。从而形成了北煤南调的格局。

^〔17〕陈正人，时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原农业机械部，一九六五年一月改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18〕俞平伯，著名红学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解放前二十年代即已成名，一九二三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辩》，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毛泽东对《红楼梦》不仅喜欢，而且颇有研究，也堪称是一位红学家，对于《红楼梦》，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高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月）

（一）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的谈话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1〕。

《前线》也是吴晗、廖沬沙、邓拓^〔2〕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谈话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3〕，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4〕？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5〕要解散。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去年九月^〔6〕，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三）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7〕。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都、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名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 （四）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讲话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8〕，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

注 释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代表了西方的观点，其中也指出，“邓拓——另一个曾撰文影射毛的领导的北京市官员。”

〔 〕关于阶级斗争的决定，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4〕打招呼，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杨永直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5〕五人小组，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 五人小组 起初并没有称为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一直只称为 五人小组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6〕去年九月，中共中央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十月十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了话，提出要战备。各省要把 小三线 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又说，如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7〕三家村，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日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这里的“三家村”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集团。

^〔8〕西风落叶下长安：唐朝诗人贾岛在《忆江上吴处士》中有一名句，“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写过一首《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里指修正主义者处于萧条凄凉的境地，我们进攻的号角就要吹响了，“飞鸣镝”。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

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2〕，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3〕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1〕一文的批语。

^〔1〕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二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上。这期摘要登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抽调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试行在工厂办学、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公社试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的批语当时没有印发。

^〔2〕“四清”运动，指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这是晚唐诗人章碣写的七绝《焚书坑》。原诗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里指不读书的刘邦和项羽就能打下天下。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2〕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3〕，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4〕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一个创举，它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有的人却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5〕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地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反动的所谓“创新独白”，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反动派的棍子。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6〕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人民生活，只有人民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创作中的困难，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忽视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也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7〕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8〕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样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也可以提高群众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9〕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10〕；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人是认识问题，他们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11〕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12〕，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修改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的主要部分。

^〔1〕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由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等参加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同志多次修改。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又经毛泽东多处修改的《纪要》全文。

^〔2〕王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领导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3〕《新民主主义论》见毛选第二卷，文章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选第二卷，文章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写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作为附件随纪要一起转发，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曾刊发，内容不长：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选第五卷，文章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选第五卷，文章提出 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

〔 〕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5〕《抓壮丁》，国民党反动派打着抗日的招牌，在四川农村抓壮丁。某师管区负责抓壮了的卢队长，借机对老百姓敲诈勒索，奸污妇女，无恶不作。地头蛇王保长也贪赃在法，乘机大发横财。佃农姜国富为使独生子不被抓壮丁，用变卖家产的钱托地主李老栓向王保长求情。谁知李老栓为使自己的二娃子免抓壮丁，竞用姜国富的钱买通王保长将姜的独生子抓去当替身，无依无靠的姜国富无处伸冤，被逼自尽。贪得无厌的王保长又侵吞了李老栓大娃子寄给家里的一笔钱，还欺侮李老栓的儿媳妇三嫂子，由此引起一场狗咬狗的争斗。李老栓的大娃子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上副官后回乡拉队伍，他封官许愿，与卢队长、王保长达成默契，要他们抓更多的壮丁，然后委任卢队长为营长、王保长为连长。虽然结尾处，受尽欺压的农民终于起来造反，以武装斗争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但本剧把佃农等一些群众也进行了丑化，从剧中看不出一点光明，整个中华民族被描写成了一团漆黑。

^〔6〕“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指一九三六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

鲁迅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的提法，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进一步强调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并苦口婆心地跟徐懋庸那帮人作了解释：“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

在这里，鲁迅正确地说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而且针对左翼文学队伍中有的人忽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鲁迅同时认为，“国防文学”是“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这个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的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

国防文学明显存在着右的错误和宗派主义倾向。他们否认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不提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土，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他们以是否赞成国防文学作为加入联合战线的条件，宣称凡是反对、阻碍或曲解国防文学的，都是其敌人，并错误地把当时的文艺划分为国防文艺和汉奸文艺。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历史转折关头，“国防文学”的某些倡导者还不能充分认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暴露出若干“左”的或右的不正确观点。

三十年代中期的这场争论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但当时却形成了几乎对垒的形势。周扬等人把持的《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则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口号的作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其间双方发表的论战文章，竞有四百八十篇之多！出现了“一条战线，两个阵容”的不正常的状况。

〔 〕《南海长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和江青观看了热门话剧《南海长城》，并予以充分肯定。该剧讲述了一九六二年国庆节前夕，大陆沿海大南港民兵连长区英才，率领甜女等守岛民兵，消灭了国民党派遣特务入侵骚扰的故事。同年八月，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这台话剧搬上银幕，特选派本厂实力派导演严寄洲执导，同时，还聘请江青为艺术顾问。由于创作思想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在影片筹拍和外景摄制阶段，严寄洲常常与江青发生激烈的争论，致使影片创作进程迟缓。一九七五年十月，《南海长城》重拍摄制组成立，根据新的文艺原则 三突出 标准拍摄，由刘晓庆主演，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拍摄完成，国庆后公映了。

〔 〕《万水千山》新中国第一部长征题材的电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一九五九年摄制。由孙谦、成荫根据陈其通同名话剧改编。影片反映了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斗生活，表现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经受了严酷的战争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种种考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任务。影片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长征途中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腊子口战役等雄伟壮观的战斗场景，以高亢激越的笔调返歌了中国工农红军“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本版电影只反映了一方面军，没有反映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毛泽东曾批评： 写了分裂主义，只写了一方面军，不写二、四方面军。草地一场，凄惨低沉，一个教导员还死了。 一九七七年严寄洲担任导演重拍了此片，增加了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内容是一部完整的红军长征史。

〔 〕《兵临城下》，解放战争时期，孤守东北某城的国民党军队处于东北民主联军的包围之中。为了争取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三六九师师长赵崇武起义，民主联军释放了被俘的赵崇武的亲信团长郑汉臣夫妇，并答应代为寻找他俩失散的孩子。郑汉臣深受感动。但他回到城里后，受到国民党嫡系部队二〇三师的参谋长钱孝正的怀疑，使他十分反感。不久，郑太太被二〇三师某连长所辱。消息传来，郑汉臣怒不可遏，欲与二〇三师拼命，被赵崇武制止。民主联军姜部长以为郑汉臣送孩子为由，乔装前往三六九师驻地，力劝赵崇武认清形势，弃旧图新。赵崇武虽有起义之意，却无决心。这时，国民党军胡高参亲临孤城督战，当晚，钱孝正命令部下包围郑汉臣的家，准备逮捕姜部长和郑汉臣。但姜部长早已转移至赵崇武家，并连夜化装出城。胡高参命令三六九师担任突围主攻任务，二〇三师执行破坏工厂和水电站计划。但三六九师突围时遭到民主联军迎头痛击，赵崇武负伤。民主联军向城内步步进逼，赵崇武深知大势已去，又看到蒋介石命令突围后将他铲除的密电，决定率部起义。他们逮捕了胡高参，击毙了钱孝正，二〇三师被迫投降，孤城宣告解放。但这部电影采用的是旧的艺术形式，过分渲染惊险情节，对地下党的工作表现的也不符合实际，过分强调敌人起义是因为敌人内部派系之争，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没有突出是我强大军事威力和政策威力的结果。

^〔10〕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当时，我军在单兵战术训练上，重点放在培养战士的勇敢精神上，在二百米内掌握射击、投弹、刺杀三大基本技术。这里指具有勇敢战斗精神的文学作品。

^〔11〕丘赫拉依，苏联导演，曾导演《第四十一》，剧中描写了红军女战士爱上了白匪俘虏，当白匪军来救这个俘虏时，红军女战士还是枪杀了俘虏，用来展示人性的复杂。

^〔12〕肖洛霍夫，前苏联著名作家，作者对战争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过分地渲染了死亡和恐怖，因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曾把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描绘成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是“兄弟的自相残杀”。

（一九六六年五月五日）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2〕、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

了。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代表团时的谈话节选。

〔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一八九四 一九七一），曾任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生前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斯大林去世后发布秘密报告，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三十年，是公认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指导帮助了中国、朝鲜、越南、东欧等多个国家的革命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其实就否定了苏共自己，否定了苏联，否定了社会主义阵营，否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修正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详见由毛泽东同志主持编写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罗瑞卿，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叶剑英、聂荣臻、谢富治、箫克、杨成武、刘志坚等相继发言，批判了罗瑞卿 反对突出政治、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不尊重各元帅、个人独断”的错误，最后，毛泽东提出：“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林、向党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了批判，三月十八日，罗瑞卿从办公三楼跳下，摔断了腿，毛泽东听说后，骂了句 没出息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通报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错误时，是这样说的： 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由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转发全党，指出罗的错误有：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他对林彪同志、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妄加议论、攻击和诽谤。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 让贤 。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说： 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 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五·七指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林彪^〔1〕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2〕；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3〕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注 释

这是毛泽东通知对总后勤部 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 报告的批语。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大庆油田，大跃进时期，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发现了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当时正值国庆十周年之际，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欧阳钦提议将大同改为大庆，将大庆油田作为一份特殊的厚礼献给成立十周年的新中国。一九六〇年三月，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建设。大庆油区的发现和开发，证实了陆相地层能够生油并能形成大油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石油地质学理论，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新华社播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首次向世界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石油工业彻底甩掉了“贫油”的帽子，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革时期，大庆人发扬“铁人精神”，石油产量逐年提高，到一九七六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首次突破五千万吨大关，进入世界特大型油田的行列，此后，年产五千万万吨的纪录，大庆人奇迹般地保持了二十七年。到二〇〇九年，五十年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超过二十亿吨，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为建立我国现代石油工业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百年中国科学史上，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有两大事件，一是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一是发现了大庆油田。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1〕，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2〕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

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的目标，提出要对 坚定的左派 进行 整风 。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 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3〕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4〕，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党内通知。

^〔1〕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 五人小组 起初并没有称为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一直只称为 五人小组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3〕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曾任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生前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 生身父亲 ，斯大林去世后发布秘密报告，咒骂斯大林是 凶手 、 刑事犯 、 强盗 、 赌棍 、 伊凡雷帝式的暴君 、 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 、 混蛋 、 白痴 ，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斯大林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三十年，是公认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国内坚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他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领导的苏联党和政府，从总的方面来说，实行了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指导帮助了中国、朝鲜、越南、东欧等多个国家的革命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其实就否定了苏共自己，否定了苏联，否定了社会主义阵营，否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修正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详见由毛泽东同志主持编写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4〕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指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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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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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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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同志对康生等同志都没有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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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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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

两天后，陆定一同志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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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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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推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文汇报》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指出，《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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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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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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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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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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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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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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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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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加。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 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 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同志大声说： 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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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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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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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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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即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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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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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同志转达的彭真同志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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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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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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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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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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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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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沦”》，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同志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同志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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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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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是直接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要他坚持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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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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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 海瑞 。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且，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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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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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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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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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真同志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彭真同志造的这个谣，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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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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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真同志讲了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同志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彭真同志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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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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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 翻案风 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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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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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问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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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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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同志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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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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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同志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首先由胡绳同志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彭真同志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同志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同志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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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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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官罢〉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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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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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溱同志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同志，为彭真同志整关锋同志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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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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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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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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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同志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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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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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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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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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同志开会。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 有领导地造成 一场混战 。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同志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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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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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同志打电话问许立群同志，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同志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同志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同志审查，彭真同志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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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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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马上把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给他。许立群同志立即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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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 二月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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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开始进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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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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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同志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同志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同志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象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同志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会后，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汇报提纲”。

二月四日

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已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

二月五日

政治局常委开会。临开会前，彭真同志把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同志口头汇报情况，彭真同志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二月八日

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彭真同志采取了欺骗常委的同样手法，叫许立群同志向毛主席汇报，然后彭真同志说了一些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问了彭真同志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同志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了回去，说： 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 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主席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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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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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 汇报提纲 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 提纲 中 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 等还需要研究。十三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绳同志同张春桥同志谈话。胡绳同志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同志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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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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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传达 汇报提纲 。他们根本不传达毛主席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进了一套同手主席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难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针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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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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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同志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同志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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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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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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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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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发表尹达同志的文章，题为《必须把文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吴晗，化名为“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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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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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 学阀 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 ，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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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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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发表穆欣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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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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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

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 王法 ，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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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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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提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对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订电话的问题，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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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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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同志向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同志说，他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他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

四月一日

彭真同志在深夜向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同志打了两次电话，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编造一套谎言，抵赖和掩饰自己的错误，推卸责任。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同志向毛主席作了简单空洞的表示，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只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他强调所谓“这一方面”，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威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总政治部刘志坚同志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于三月三十一日，代中央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起草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送给彭真同志后，刘志坚同志感到太一般化，于四月三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新的批语于四月四日送给彭真同志，被他压下了，没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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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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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召开北京币委常委会，掩饰自己的错误，继续包庇邓拓，布置对抗中央。

四月五日

彭真同志召集十几个人开会，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 放 ，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同志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七日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在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前，全面地剽窃了《纪要》的内容，并且作了严重的歪曲，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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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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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彭真同志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夸耀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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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四月十日}
$$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已经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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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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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连续召集北京市委常委开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积极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错误。

彭真同志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北京市委的同志传阅，这是违背党的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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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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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四月十六日

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科，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的按语，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同志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四月十九日

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科，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四月二十四日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同志的错误问题。

五月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五月十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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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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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同志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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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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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胡志明的谈话——不搞清官贪官，搞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一）

毛泽东：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2〕，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二）

胡志明：现在中国的四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七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泽东：帮助些什么？

胡志明：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泽东：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志明：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泽东：年产钢多少？

胡志明：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泽东：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那里去的？从中国去吗？

胡志明：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泽东：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志明：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泽东：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志明：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泽东：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什么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七百多个。你看，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象癞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

（三）

毛泽东：我们最近这场斗争^〔2〕，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志明：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泽东：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志明：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泽东：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毛泽东：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五点钟起床，好，我七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胡志明：一九五七年时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报。

毛泽东：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了。

胡志明：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是一样的。

毛泽东：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志明：所以有矛盾。

毛泽东：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志明：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毛泽东：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志明：听了毛主席、刘主席^〔4〕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泽东：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人情。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会见胡志明^〔1〕的谈话节选。

^〔1〕胡志明，越南共产主义革命家，时任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本人的汉语说得极为流利，仅略带广东口音。

^〔3〕指文化大革命。

^〔4〕刘主席，指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江青^〔1〕：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2〕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3〕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4〕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5〕，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6〕，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7〕。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武汉致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过。原件为毛泽东销毁。

〔 〕江青，毛泽东夫人，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魏、陈二同志，魏，魏文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陈，陈丕显，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3〕武林，杭州之旧称。

^〔4〕指韶山滴水洞。

^〔5〕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黄鹤楼唐代诗人崔颢所写的七言律诗《黄鹤楼》，其中有一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

^〔7〕“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高的东西容易折损，干净的东西容易变污浊。唱高雅古曲《阳春白雪》时，能和唱的人很少，名声常是大于实际才能的。

#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月）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1〕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大字报写得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我间人家讲，肖年是文 要孔他元刃发动起米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2〕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3〕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 三家村 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 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 ， 北大不宜贴大字报 ， 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 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 ， 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 坚持讲道理 ， 要作的细致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 。什么是 正确的道路 ？什么是 正确的方向 ？什么是 正常的发展 ？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 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 平冤狱 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 方向正确，方法对头 ，要大家学习 好经验 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 正确的道路 ， 正确的方向 ，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 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你们坚守的是什么 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北京市所有中学的 文化大革命 运动交给团中央领导，要团中央派出工作组，以便领导运动。团中央立即抽调了一千八百多名团干部，组成三百多个工作组，迅速派到了各所中学。胡耀邦兼团中央第一书记，胡克实任常务书记。胡克实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 〕 内外有别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议出八条指示： 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工作组要撤，文化革命要依靠革命师生^*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开两个会，一个是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另一个是起草文化大革命文件的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几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行，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六月一日公布大字报^〔1〕，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2〕写了那么多书，你们谁看过，小平看过吗？

（邓小平：没有）

哦，没有，知道你也没有。那么你能斗得了他吗？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

（陈伯达：当前抓运动的人有这么几个理论和方针，他们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乱弹琴！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乱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闹事就是革命。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

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二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3〕有多大斗头？李达^〔4〕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哪个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所以工作组非撤不可。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

（康生：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作组，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大搞排除干扰，实际上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据说南京《新华日报》被学生包围了，就不得了了，好像闯了多大的祸，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革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你们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和吴德^〔5〕来了吧？

（李雪峰站起来：我在。）

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大字报，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运动？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讲话有什么了不起？学生们围上来，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刘少奇：主席，没有工作组了，学校出现乱打人乱斗人怎么办？）

你叫革命的师生一点毛病没有？你搞了一二个月了，却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嘛，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怕什么，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但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教科书你工作组能弄出来吗？不行，还得靠本单位的人才能改。这一点大多数人都通了，你还不通？

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年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可能来不及了，要加就加中央社论和通知。

（周恩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听毛主席的，工作组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动。另外，我提议教科书加上毛主席的著作。）

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象中华书局^〔6〕那样可搞个训练班，当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李雪峰：我们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数还不少。）

除你外，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少奇同志，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没有用。

（邓小平：没有了工作组，黑帮复辟怎么办？右派闹事怎么办？）

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些部长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究竟是谁掌握呀？我看还不如有些学校呢！你们没想想，学校的学生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就要闹事嘛，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使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清华、北大的工作组就是这样。我们不是正在制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吗？我看文件上要写明只有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就斗他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总之，工作组要撤，出乱子不可怕。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联席会议上的谈话。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2〕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著述颇多，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著作：《中国历史哲学教程》《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中国史论集》《中国史纲》《历史问题论丛》《先秦史》《秦汉史》等，合著：《中国历史概要》。

^〔3〕陆平，原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4〕李达，原任武汉大学校长。曾出席中共一大代表大会，后因故脱党，但仍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四八年底，李达接毛泽东信函，“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一九四九年，又重新入党，毛泽东是他的历史证明人。

^〔5〕李雪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书记，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6〕中华书局是我国整理、编校、出版古籍读物的权威出版机构，在国内外知名度颇高，影响深远。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1〕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2〕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准备答复红卫兵的信没有发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

〔 〕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写的六月二十四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七月四日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举行海淀区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把他们写的 论革命造反精神 的大字报和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出席大会的江青，请她转交，并请毛泽东对他们的观点及与工作组的争论作指示。

^〔2〕彭小蒙，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她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发表了批判工作组的演讲。

（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1〕。这与陆平、蒋南翔^〔2〕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许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对“六·一八”的批语^〔3〕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4〕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3〕“六·一八”，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经被坏人利用。”并规定今后“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见《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加批语后转发各地： 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4〕雪峰，指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贴出来后，李雪峰当晚赶到北大，随后召开会议指出：“北大出现了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我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不是你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而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贴大字报也要经过批准才行，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们搞文化革命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北大要组织好，炮火要猛，要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的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并把讲话稿上报中央。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1〕，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2〕，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3〕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4〕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一张大字报并作为全会文件印发。

进行战斗。

一时还看不清楚的人们，一定会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觉悟，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北京大学广大师生的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革命斗争，一定能够胜利。一个欣欣向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北大，一定会很快地出现在人民的首都。

〔 〕五十多天，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〇事件、北师大六·二〇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一九六二年的右倾，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如主张放弃人民公社的集体农业，而实行分田单干的个体经济。

^〔4〕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指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作法是正确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搞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的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

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1〕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2〕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3〕，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注 释

^〔1〕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

^〔2〕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3〕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和批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中央领导机构。

# 对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的批语

#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1〕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2〕，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注 释

^〔1〕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总理，指周恩来。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陶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伯达，即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2〕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

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

一、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

二、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三、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

四、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我们决心要成为真正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

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我们要求：

一、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

二、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

三、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

四、允许并鼓励我们密切地结合工农群众。

五、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六、我们的孩子和中国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

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工作人员一样。

八、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 驻外机关也要革命化^*

# （一九六六年九月九日）

退陈毅^〔1〕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2〕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的批语。

^〔1〕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

^〔2〕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登载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九月八日印发的《——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第九号简报上。奥地利来信全文：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导等，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有些更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白绸衬衫和高价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具有必要吗？由于这一明显对比而引起了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不仅损害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到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致以同志的敬礼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维也纳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一）十月二十四日的讲话

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看了李雪峰^〔1〕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搞串连，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

伍修权^〔2〕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思想搞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3〕，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

（刘澜涛〔4）：红卫兵到处抢档案，查我们的历史问题，搞得大过火了。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去看看再说。）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问李井泉^〔5〕）：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6〕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开始不大通，全会后一段时间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但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7〕。

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8〕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9〕，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问李先念^〔10〕）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明天我要出国。）

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11〕。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12〕不成熟，在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只是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13〕。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可是他（刘少奇）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14〕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15〕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16〕，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17〕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皖南事变、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后，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8〕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

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独秀、王明、李立三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

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19〕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20〕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如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21〕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

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二）十月二十五日的插话

邓小平（虽然）耳朵聋，（但）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占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真正四类干部^〔22〕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23〕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三）十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线。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

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24〕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几件事，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决定^〔25〕通过了不一定能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现在经过两个月了，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大家发言都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经中央同志讲话，交流经验，就比较顺了，思想就通了一些。运动只搞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开始搞民主革命，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斗争怎么斗争法，以后才摸出一些经验。路也是一步一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嘛。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嘛，所以就不能要求同志们都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五·一六）“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以后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

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召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作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还以为几十分钟讲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护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拉另一派红卫兵保驾，就搞不好。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过多地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上面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讲历史，讲十七年历史，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

这次会议发的简报不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们，因为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一些。

注 释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送审的这个讲话记录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并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就照这样吧，我改了几个字。暂不发出。”

^〔1〕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伍修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3〕江渭清，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视察江苏，问江渭清对王光美向参加省委四届扩大会议的同志所作的关于 桃园经验 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 从江苏的实际出发符合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 刘少奇说： 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 江渭清说： 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两人就这个问题再次发生 顶撞 ，刘少奇发了脾气。

江渭清于九月八日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封信 报告了江苏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承担了自己的领导责任。九月三十日刘少奇给江渭清去信批评江渭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指出：“你们必须重新了解本省情况,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才能进行当前的革命斗争。 十月二十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

^〔4〕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 〕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6〕廖志高，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7〕《阿Q正传》，鲁迅的代表作，其中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8〕上次会，指八届十一中全会。

^〔9〕一张大字报，指的是聂元梓等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一个红卫兵，指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一个大串连，指毛泽东主席曾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千三百多万。

^〔10〕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11〕一二线，一九五三年底，中央常委分一线二线，毛泽东为二线，其余常委为一线，刘少奇主持常委会，八大时，中央设立书记处，邓小平任总书记，一九五九年，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分一线二线后，中央日常事务由一线领导处理，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12〕马林科夫，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斯大林死后，一度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篡了权。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五五年二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一九五七年六月被撤职。

^〔13〕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夏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错误地实行所谓‘搬石头’的极左做法，提出一套排斥一切干部的做法。

天津讲话，一九四九年春天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有些口号比如提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大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等等，这些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制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山西合作社，指刘少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一九五一年二月,山西省委决定试办初级合作社，但华北局认为山西在合作社问题上“冒”了，“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不宜推广”，刘少奇在听了华北局报告后,原则意见与华北局一致，山西省委不同意这种看法,决定进行申述，“认为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明确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我们试办这种初级社不存在违背《共同纲领》精神的问题。 五月七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公开批评了山西省委的做法。他说：“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要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这种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在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七月三日,刘少奇批转山西省委报告,批语比较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没有办法了,长治地委第一书记王谦王谦等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全面介绍了长治地区试办农业初级社的情况，毛主席详细了解了各方面意见后，表示,他不能支持华北局,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十个试办初级社当年的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的发展都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丰收。四十多年后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也详细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少奇同志关于山西省委报告的处理是有缺点的。我的处理也是有缺点的。 针对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具体分析了当时处理不当和一些提法不妥的问题同时做了深刻的反思。

否定调查研究，一九六四年六月，刘少奇提出： 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

大捧王光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刘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 四清 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所谓的 桃园经验 。然后，王光美又在刘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的报告。接着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树立的 桃园经验 ，以此作为全国 四清 运动的样板。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九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九月一日， 桃园经验 便作为一个 有普遍意义 的样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绍到全国各级党政机关。

^〔14〕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当时都任国务院副总理。

^〔15〕武昌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一线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批评了高指标、浮夸风、穷过渡、做假等现象，要求将指标调下来，但阻力很大。

^〔16〕北京开会，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二六日至二月二日，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刘少奇主持出议，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制定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中心内容是 钢产量达到二千万吨，是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17〕项英与皖南事变，项英同志是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实质是最高领导人。项英对于党中央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便已决定的新四军在执行中央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时，始终抱着将信将疑、既执行又打折扣的错误态度，而是总想实施他自己的向南发展的想法。

皖南事变前，毛泽东电令新四军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前完成北移，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还是有困难不能北渡，请求指示，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项英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在战场上竟然开了七个小时的紧急会议，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最后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到达茂林后，又擅自行动，一度脱离军部，军长叶挺和副书记饶漱石联名发报给中央，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事变后，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凌晨，项英等十余人躲藏在蜜峰洞的山洞，由于携带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在夜里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一九五二年八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项英在皖南事变前后，对中央指示消极应对，犯了独立王国错误，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重要责任。

彭德怀与百团大战，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彭德怀的准备发动百团大战的《战役预备命令》上报中央军委，出于全面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一直没有批准，彭德怀这样说：“……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作战二千一百余次，歼日伪军五万余人。不过，八路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仅在前三个半月中即伤亡指战员一点七万余人，有二万余人中毒。更重要的是，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中共的军事力量，使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共产党的围剿，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解放区人口由一亿下降到五千万，干部损失很多，使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局面。

^〔18〕陆定一，原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错误如下：

“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之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

“陆定一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骂成‘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

“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陆定一的立场和观点，是同彭真完全一致的，陆定一垄断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打击左派，包庇右派”。

匿名信是赤裸裸的谩骂，其中有“搂了一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孔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罗把魂招。”

逼得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散发证明：

我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郭希佑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一切全是造谣。

林 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日

二〇〇六年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对严案也有提及：“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 。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

杨尚昆，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定性为：“（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他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严重错误。

一九六一年四月，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南下调查研究。毛泽东专列停在长沙车站，一名通信兵在站台上见到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口音开玩笑，而其所说正是毛泽东在车厢和张玉凤说的话。毛泽东立即盘问该通信兵，得知是罗瑞卿布置。而罗瑞卿则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求他在车厢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以便贯彻执行，罗瑞卿并出示了政治局的决议文件。

这样录音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允许，连生活隐私录音都录下来，就是窃听。

^〔19〕陈奇涵（一八九七——一九八一），号圣涯，江西省兴国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七大 正式代表。

^〔20〕洛甫，指张闻天。

^〔21〕李宗仁，（一八九一年八月十三日——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字德邻，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回国定居。

^〔22〕四类干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干部分成四类，（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类干部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22〕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郑州大学造反学生堂言川等“少数派”并号召“恂打司今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文系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贴出了《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的大字报，批评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 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

子”。当天夜里，郑州大学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在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中，王相海等少数学生被戴上“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等帽子被围攻、批斗，六月六日凌晨，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八月六日，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人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刘建勋在北京接见党言川等三位同学，明确地讲： 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在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纪登奎宣读了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 校文革 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言川等少数派，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

^〔24〕二十三条，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5〕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 斗争要文明些，坚持文斗，不用武斗^*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

恩来^〔1〕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二）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的指示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

八月初，也没这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2〕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

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

主要是政治上斗臭。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给周恩来同志的一封信和指示。

〔 〕恩来，周恩来，时任国务院总理。

^〔2〕他们，指有可能翻案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 对刘少奇到学校做公开检查的批示^*

#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2〕。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刘少奇信^〔1〕上的批语

^〔1〕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阅信后，写了这个批语。

^〔2〕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凌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求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号造了反，《解放日报》六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2〕，《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封了好，但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搞一场革命，定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种》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3〕，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4〕，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住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5〕我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白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与各种人，左、中、右都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样干净，我向来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他们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青年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

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是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注 释

^〔2〕指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全文如下：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几个月来所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我们在胜利的战歌声中，跨进了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也就是说，一九六七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线崩溃彻底瓦解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我们上海市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一切阻力，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千方百计地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的阴谋手段大致表现如下：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是真的要“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阴谋策划停水、停电、停交通。对这样一些反动的家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加惩办，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 抓革命，促生产 的方针！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我们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于，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于、我们上海是一个全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城市，它在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者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顶着这股逆流，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负责精神，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这样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有志气，有决心，有力量，一定能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实现毛主席提出的 抓革命，促生产 的伟大号召。

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 抓革命，促生产 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方针，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方针。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这个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生产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要再受骗了，赶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更坚决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新反扑，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光芒照耀下，展望未来，革命前程灿烂辉煌。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并肩战斗，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3〕吴冷西，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被夺权后，由唐平铸接任。

^〔4〕《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浮夸和错误的文章，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到了（一九五八）五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六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5〕指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

（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

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

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

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二）谢富治〔1〕对公安干部传达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接管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谢富治：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

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

（三）对张春桥〔2〕上海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上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人，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的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立新劳。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之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前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五）为《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所加的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就夺权问题的一系列指示。

^〔1〕谢富治，时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张春桥，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

#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林彪^〔2〕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3〕。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4〕，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1〕上的批语。

〔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说， 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十五万到二十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2〕林彪，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

^〔3〕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全文如下：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4〕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并转各级党委、人委、军区、军分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我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国务院

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中共中央

这一指示要原原本本地传达到每个解放军战士。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毛泽东：什么时候谢胡^〔1〕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泽东：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2〕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3〕这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4〕，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泽东：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5〕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6〕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泽东：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泽东：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7〕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泽东：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泽东：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8〕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泽东：“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9〕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10〕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泽东：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11〕。

注 释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时的谈话。

^〔1〕谢胡，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什图拉时任阿尔巴尼亚中央委员。

^〔2〕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和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相互勾结，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五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

^〔3〕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他们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企图向党要权。

^〔4〕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了吴晗的《海瑞罢官》。

^〔5〕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内容如下：

新华社三日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6〕聂元梓，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7〕指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文革前主持一线工作。

^〔8〕曹荻秋文革前原任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一月风暴”中被夺权打倒。一九三二年曹荻秋在上海被捕，五年后履行一定手续后被释放，在文革中被定为叛徒。一九三〇年陈丕显被敌人俘虏，与他同时被俘的涂应达审讯后被敌人杀害，而匪军营长却收陈丕显当了义子，在文革中被隔离审查。

^〔9〕蒯大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的领袖。

^〔10〕杨勇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1〕陈胜、吴广，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战争。

#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

（一）

二月至四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很好的。

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1〕的时候，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啦！说明上海的工人发动得比较成功。

（二）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都不是到了码头吗？现在那些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啊？

（张、姚答：“还在”。）

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三）

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2〕

（四）

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古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3〕胜利了，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4〕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5〕

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以至于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只要我们善于领导，他们也是会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

一个大学生，领导一个市，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还没有毕业的人，学校情况很复杂。照我看，当一个系主任也不行。系主任总要有一点学问吧！你这个学问还没有学完，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系主任，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助教，讲师，原来的领导干部，总要选些人出来。这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恐怕周谷城^〔6〕不行了吧！周谷城再教书不行了吧！

（五）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子，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酉，诏书里就写上“祁酉即咸阳”，把老名称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7〕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8〕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时的谈话纪要。

沪。

十三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 三不 决定。下午张春桥即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十六日毛泽东说 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可以先斩后奏。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2〕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许多复杂的事物，最后归结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一切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了主席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口号）这是关于夺权里边，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3〕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造反派夺取当地党政机关权力的浪潮席卷中国各地。一月四日，上海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五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在一月六日又联合召开了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八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 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 造反派 的经验。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 造反派 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十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省级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 第一号通告 ，宣布已于十二日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该通告于同月二十五日在《人民日报》刊出，该报并发表社论 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月十六日，哈尔滨军工学院等二十三个单位的 红色造反者 在哈军工集会，宣布成立 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一月十七日，湖南长沙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一月十八日，全国财贸系统造反派举行 反对经济主义 誓师大会；新华社于二十一日以 把财贸系统的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为题加以报道。同日，聂元梓部署北京大学 新北大公社 连夜派出大批人员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夺权。一月十九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同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向全国出版系统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 立即夺取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 ；新华社二十一日全文播发此呼吁书，《人民日报》二十二日转载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 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大权我们掌 。一月二十一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及广州市委、市人委的权，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同日，徐州市两大红卫兵组织“手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总部”和“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宣布接管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一切权力。一月三十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这篇社论说： 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

〔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 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 打倒一切 和 怀疑一切 这个问题。 打倒一切 、 怀疑一切 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派内部有了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在这个，这个我们理解呢，说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种顽固劲哪，就使人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到处都是坏人，所以因此呢，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其实啊，同志们，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呀，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5〕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就是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啊，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哪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问，你们那个造反派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那个造反派很好，一个科长都没有，（笑声）就表示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啦，我们一说这些话主席就说啦，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单位呀连付科长也不要”。那个单位三十多个付科长，也不是个很大的单位，一个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呀，而是根据职务，从担任的职务，那一级职务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

^〔6〕周谷城：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原任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历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本段时解释到：

我在主席那里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还刚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他就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这个学校很复杂呀！你是作为学校里一个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学校里全面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主席甚至于讲，他说，我看呀，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那么，你这学生，专业还没有学完，或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他说要搞个系主任那恐怕也是不行的，我们也已经培养了一些助教、讲师及一些原来的领导的干部，所以都要这些人出来。针对大家刚才讲的，主席说：“有一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啦，他也说了，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说“周谷城啊，如果再教书不行了吧，看那一些人还行哪”，主席很关心这事。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啊！你们不要泄气呀！怎么主席又怎么说了这些话啊！主席又说：“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些班子，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还有些困难，这有个过程，还得学习。“三结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不是老是考虑怎么样培养接班人吗？这个班怎么样接呢？看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工作，学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廿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作省委书记，那还是很年青嘛！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就是很热爱的，对青年人评价很高。但现在呢？不能够单单强调这一方面，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三结合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到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说到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在现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事我刚才已经传达了。主席做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第三个人民公社已经在那里筹备了嘛。他不要砸掉这块牌子？在外滩的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的那个地方啊，警卫连的同志他们都向警备区的首长请示，说这个牌子有人来砸，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当然是反革命，抓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那末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过高地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我们参加了工作，这么一点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的权就夺不过来，为什么我们只要三结合这个权就过来了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权也是夺不过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它今后也是这样，也是三结合的。我下面还讲这个三结合，它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反正基本力量是三方为代表，这种基本形式已经形成。那我们再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它，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这样子，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有威信的、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会更加有权威，会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是想来试一试，想来反对，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来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来试一试吧！我们也准备好啦！谁愿意要来碰一碰，我们就会等着他们，对付他们！（掌声、口号）以上这一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要实行三结合，三结合是主席跟我们反复讲的一个问题，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要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在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

^〔7〕一贯道，在中国现代史上，一贯道是组织最严密、流传最广、信徒最多、活动最猖獗、危害最严重的一个反动会道门组织，一九五〇年被取缔。

^〔8〕十六条，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2〕、薄一波^〔3〕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从这些自白里可以看出，陶铸的保皇立场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里揭露批判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陶铸确实是刘邓的“贞洁之妇”，在刘邓垮台之后，他仍然“从一而终”，作为刘邓的代言人，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兴风作浪。但是，他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铸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江青、陈伯达，却采取了不讲策略的方式，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俩专门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社会。二月六日的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的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二月十日，毛主席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决定：立即举行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这次也不例外。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帅们和老领导，就利用这次批评左派，向着毛主席，向着文革大闹起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对未经政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单位没有党的领导表示出极大的愤懑。并说什么“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叫嚷：“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说： 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在二月十六日碰头会议上，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 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专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 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 林彪同志国庆讲话（指一九六六年经过毛主席亲自批阅的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李先念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 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 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指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达到了。

这就形成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

^〔2〕余秋里是二月逆流中的两帮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静火注：刘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狱，文革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良云（静火注：张良云后来出狱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反共启事》内容是：

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事实真相： 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 。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曾在白区工作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访时曾表示： 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和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带领敌人去抓我们的同志这样的叛徒还是有区别的吧。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静火有言：通过这样一种特殊手续把大批干部尽快救出去似乎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多少同志宁肯死在监狱也绝不背叛自己的信仰发表什么《反共启事》，如江姐等，即使是在同一个监狱，刘格平张良云等同志也拒绝发表《反共启事》，又坐了八年牢，从这点上说，指示一部分同志发表《反共启事》对不起牺牲的同志，也对不起自己的信仰。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月、十月）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论革命的“三结合”^〔1〕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2〕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

一、依靠群众。这一条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一九六七年五一前后——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3〕

一、我们这些干部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些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4〕式的人物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好。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

二、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是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让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有个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全国应该有更多的第一把手站出来。

$$
(\text {四}) (\text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 {(5)}
$$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
(\text {五}) (\text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 {(6)}
$$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干”，用群众性方法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起年三月七日《论革命的“三结合”》一文中所写的两段话（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红旗》杂志社论）。

〔6〕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会见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谈话节录。
（一九六七年三月）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 是义和团侵略了帝国主义了吗？^*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1〕一文所加的一段话。

^〔1〕戚本禹，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第五次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 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这篇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全文一万五千字，要点如下：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 爱国主义 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 进步 和 光荣 ，鼓吹 剥削无罪 ， 造反无理 的谬论。马克思说： 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他却胡说什么 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 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 长期保护富农经济 ，提倡 四大自由 （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 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 ，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 老革命 ？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1〕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

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注 释

^〔1〕赵永夫，制造了一九六七年“二·二三”惨案。当时，赵永夫作为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将青海省革命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于二月二十三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的严重事件。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中央军委命令。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1〕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2〕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3〕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讯号。这个信号一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的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4〕就不通，刘澜涛^〔5〕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自己。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十一、十二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

“一月风暴”^〔6〕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后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7〕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揑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的改造世界现，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现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现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

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 〕七千人大会，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七千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一月三十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

^〔2〕江青，文革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一九五〇年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并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六三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其成果被称作“八个样板戏 ，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一九六四年）。文革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3〕红色城市，指北京。

^〔4〕李井泉，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5〕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6〕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以上海为开端，全国爆发了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7〕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五月十一日的通知中说： 希望各单位 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

#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月）

（一）^〔1〕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

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二）^〔2〕

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是：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论述。

^〔1〕本段是毛泽东同志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修改的文字。《伟大的历史文件》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而写的编辑部文章。

^〔2〕本段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的文字。《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发表的文章。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月）

（一）（一九六七午六月十八日）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就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1〕，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二）（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两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听取氢弹工作汇报后的两次谈话。

力，坚持斗争，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奋斗。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

（一）关于形势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大，都参加了辩论。

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二）关于大联合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三）关于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

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1〕，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四）关于向坏人专政的问题

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五）关于干部问题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六）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

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七）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

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斑，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八）关于红卫兵和造反派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功勋。

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纪要。

# 接见刚果（布）^{^〔1〕}总理

# 努马扎莱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

努马：我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

毛泽东：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

努马：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

毛泽东：有那么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教育。

努马：你们的干部很谦虚。

毛泽东：非谦虚不可，否则群众斗他们。

努马：你们的干部与我们的干部有很大的区别。

毛泽东：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官大了，薪水多了，坐小汽车了。大官还得有人做，大官没人做还得了！薪水多一点，房子好一点，坐汽车也可以，但不要摆架子，和工农群众平等相待。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有的大队书记，薪水不多，房子不好，没坐小汽车，官也不大，就是官架子不小。运动一开始，结果把他们吓了一跳。

努马：外国讲中国很乱，我们怎么没看到？

毛泽东：乱一点，你们可以到处走走，乱了以后就不乱了。不闹够就不行。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再乱一年。

努马：什么叫越乱越好呢？

毛泽东：不乱胜负不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除安徽省外都好。到中国得一条经验。湖南煤矿动刀动枪了。生产几万吨下降到几吨，现在已产二万吨。

努马：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得这么好呢？

毛泽东：后台揪出来了，群众打够了，这时中央讲几句话就行了。有人吹中国怎么好，不要听那一套，非洲人架子小，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来。欧洲、亚洲就不行。我只要求你（指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

努马：我们也开始反官架子。

毛泽东：我不建议你们也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建军四十周年，建国十八年，打了二十二年，拥有打了几十年仗的解放军，所以搞文化大革命。

努马：我们不搞文化大革命，但我们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世界意义。

毛泽东：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改变国家部分机构，包括军队。恩克鲁玛^〔2〕那次来，没有料到推翻他政权的就是他的军队。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

努马：我们家里还有人，但我尽量早点回去。

注 释

^〔1〕一八八四年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将刚果河以东地区划为比属殖民地，即今扎伊尔，以西地区划为法属殖民地，即现在的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刚果获得完全独立，定国名为刚果共和国。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刚两国建交。

^〔2〕恩克鲁玛，加纳独立运动领袖，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黄金海岸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加纳，他被选为总理。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宣布成立加纳共和国，他当选总统。一九六六年二月恩克鲁玛访问中国时，恰逢国内政变，他领导的政府被推翻，后来流亡并定居几内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1〕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2〕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剌、哇刺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个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3〕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观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6〕，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

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

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象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4〕，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5〕，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注 释

#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阮友寿^〔1〕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战斗中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你们打得好！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2〕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而革命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革命人民的前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深信，越南人民坚持持久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注 释

大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电文。〔 〕阮友寿，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2〕胡志明，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

（一九六八年二月、三月、八月）

（一）（一九六八年二月）^〔1〕

大办学习斑。用学习班的方法斗私批修，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狠抓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应该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应该总结经验，应该解放大批革命干部，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特务分子，而是在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认真检查，认识错误就可以三结合。在三结和中应该注意成份，但不能唯成份论，不要把坏人也结合进来。三结合要体现老、中、少，光小娃娃不行。

一般大学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不结合进去，特殊情况下要结合，须经过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警惕坏人，防止破坏。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应该爱护她，尊重她，帮助她，保卫她，维护她的无产阶级权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三支两军”^〔2〕工作的完成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权威。

（二）（一九六八年二月）〔3〕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三）（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4〕

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对党内的指示。

^〔2〕“三支两军”，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 文化大革命 ，进行 支左 。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即 三支两军 。首次将 三支两军 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 三支两军 是指：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此后，以一月二十三日发布 支左 决议为起点，解放军 三支两军 便逐步在

全国各地展开。

^〔3〕《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两段话。

^〔4〕这是毛泽东对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送审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修改。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1〕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注 释

^〔1〕美国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Jr.），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生于美国亚特兰大，一九五四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他在蒙哥马利城任牧师，并开始参加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活动。一九五六，马丁·路德·金领导蒙哥马利城黑人成功抵制了当地公共汽车歧视黑人的行为。当时全城五万名黑人都拒绝乘坐公共汽车，斗争坚持了三百八十五天，最终使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在交通工具上实施种族隔离为非法。一九五七年，他参与建立了黑人牧师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并担任首任主席。

一九六三年八月，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自由进军”运动，率领二十多万名黑人向首都华盛顿进军，为全美国的黑人争取人权。八月二十八日，他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发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的正义呼声。迫于巨大的压力，美国总统约翰逊于一九六四年签署了民权法案。同年，马丁·路德·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马丁·路德·金在支持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清洁工人罢工斗争中被种族主义分子暗杀，年仅三十九岁。他的遇害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黑人抗暴斗争浪潮，席卷全美一百二十五个城市。

（一九六八年七、八、九月）

（一）（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1〕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二）（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2〕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三）（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3〕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四）（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4〕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五）（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5〕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的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注 释

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 权威 曾提出所谓 一对一 （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二、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明，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象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 权威 ，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 权威 以各种借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慧。据统计：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〇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〇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他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六四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一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三、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后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后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后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头，吃尽了苦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 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 数据 ，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 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 带着问题读书 ，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本无法装配。后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 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四、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同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问题。

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这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

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镜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 专家治厂 、 技术第一 等谬论和 爬行哲学 、 洋奴哲学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2〕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两段是毛泽东在审阅时修改的文字。

^〔3〕这是毛泽东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语。

^〔4〕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的《红旗》杂志上一份调研报告上的按语，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继八月二十九日上送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之后，又上送一个调查报告，说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创办时，第一届招收的二千余名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有实践经验的学生，学习目的性明确，阶级觉悟高，学以致用，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和广大师生总结建校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一、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

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两至三年为宜。

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

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

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5〕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1〕}时的谈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

毛泽东：（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主席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都是一些年轻人！

江青：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泽东：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泽东：蒯大富要抓黑手^〔2〕，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冈山”？^〔3〕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

毛泽东：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互相打了。

毛泽东：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不到三万人。

毛泽东：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新北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公社”，老佛爷（聂元梓的外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富治：他的二把手聂树人^〔4〕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泽东：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泽东：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来嘛！

谢富治：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泽东：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公社”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彪：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泽东：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泽东：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反对派“井冈山”）、“四·一四”（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反对派“四·一四”组织）、“兵团”（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井冈山公社”的反对派“造反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5〕，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会说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北大）“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没有。

毛泽东：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青：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有可能。

毛泽东：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韩爱晶：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康生：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泽东：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韩爱晶：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泽东：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北师大“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6〕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7〕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韩爱晶：我也参加了。

江青：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败家子。

毛泽东：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北大）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泽东：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人都是聂的反对派北大“井冈山”负责人）。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指《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七二一指示”）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毛泽东：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8〕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9〕，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泽东：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泽东：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泽东：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泽东：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二）

毛泽东：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泽东：群众就是不要打内战。

林彪：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布告^〔10〕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11〕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泽东：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三）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大富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

蒯大富（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12〕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韩爱晶（流泪）：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泽东（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嗯嗯地哭。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毛泽东（对黄作珍）：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黄作珍：江西宁都人。

毛泽东：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文元：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泽东：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文元：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泽东：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恩来：去年开始。

毛泽东：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青：败家子。

毛泽东：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青：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泽东：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泽东：不要分派了。

江青：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13〕，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泽东：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泽东：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文元：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泽东：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泽东：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大学不要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现在是搞武斗。

毛泽东：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泽东：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泽东：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北大）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青：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泽东：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14〕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厚兰）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泽东：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泽东：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青：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泽东：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伯达：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泽东：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泽东：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泽东：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泽东：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失了街亭，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邰只剩了个马。

林彪：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泽东：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泽东：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

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富治：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伯达：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爱晶：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泽东：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泽东：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泽东：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青：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蒯报告，“（清华）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大富：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泽东：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清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北大）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元梓：王、关、戚^〔15〕插了一手。

毛泽东：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

为“（清华）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北大）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泽东：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恩来：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有。

毛泽东：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泽东：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泽东：“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清华）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青：“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泽东：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负责人）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泽东：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清华）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泽东：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清华）井冈山”两个。“四·一四”是右倾的。

江青：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泽东：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爱晶：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泽东：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青：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泽东：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泽东：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学生）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清华）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清华）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韩爱晶：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泽东：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16〕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17〕，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的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恩来：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泽东：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泽东：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文元：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恩来：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泽东：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江青：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18〕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韩爱晶：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泽东：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韩爱晶（握着主席手）：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毛泽东（走了又返回来对中央领导）：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时谈话节选。

（1〕接见红代会五大领袖，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在人大会堂湖南厅，毛泽东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的 五大领袖 ，指清华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历时五个多小时。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

（2〕一九六八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余面夺权的任务基本完成，北京几所大学的两派武斗却战火不断。为了解决这个 老大难 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北京数万名工人组成了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开始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然而进驻遇到阻力。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当数千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北清大学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时，在北清大学遭到了顽强的武装抵抗。特别是在北清东校，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用长矛枪支和手榴弹袭击了工宣队，死五人，伤数百人，他们在高音喇叭里呼喊的口号是： 打倒镇压学生运动的黑后台！”“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

^〔3〕北大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指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另一个是“井冈山兵团”，负责人是牛辉林、侯汉清、杨克明。

^〔4〕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是王大宾、聂树人等。

^〔5〕周泉缨，清华大学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蒯大富、鲍长康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简称 团派 ，另一个就是沈如槐等领导的 四 一四 组织，简称 四派 ，周泉缨是 四派 的理论家，曾写出《 四 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井岗山兵团的天安门纵队在清华《井岗山》报上发表《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评〈四一四思潮必胜〉》。

^〔6〕“省无联”正确全称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是其简称，只是个省会组织，不是全省组织，它只是部分群众造反组织的一个派系联席会议式的松散集合，而其对参入者并无任何约束力。

^〔7〕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九·七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

^〔8〕胡万春，一九二九年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工人家庭。从小失学，十三岁当童工，十七岁进上海钢铁厂当工人。建国后，曾先后担任过工厂工会委员、副主席，党宣传部长，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和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等。一九五二年开始创作，一九五五年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描述青年男女的新型恋爱关系。一九五六年写了自传体小说《骨肉》，描述旧社会一个工人家庭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的悲惨遭遇，受到好评，并在一九五七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文艺竞赛中获荣誉奖状。在当时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 〕高玉宝，一九二七年生于辽宁瓦房店。八岁上小学一个月，九岁当童工，十五岁当劳工，十七岁学木匠，一九四七年参加解放军，一九五四年他才上学读书，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文艺干事，师职创作员，辽宁省民间文学协会理事，深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短篇小说《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著有长篇小说《高玉宝》，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长篇小说《高玉宝》在国内用七种民族文字出版，并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外文翻译出版，仅汉文出版的就达四百五十多万册，并被改编为二十四种连环画，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战士作家”。

^〔10〕广西布告，即“七·三”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11〕陕西布告，即“七·二四”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布告。主要是严厉制止日益蔓延的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大规模武斗。

布告说，最近以来，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 〕杨余傅，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及中央 文革小组 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北京军区等单位团以上干部一万多人。林彪代表中央宣布重要决定，“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 〕 天派 地派 ，文革时有名的红卫兵的组织是北京 天派 和 地派 。与其他一些有两大派对立组织的地区的情况不同，它的所谓 派 ，并不存在一个实在的、具体的常设组织，严格说来，它只是一个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组织不很紧密的联合体。 天派 和 地派 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所完成的，它是在一系列派性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北京高校 天派 和 地派 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 天派 ，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 红旗 ，主要领导人为韩爱晶。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 天派 ；所谓 地派 ，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天地相对，用“天派”、“地派”来称呼北京对立的两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于是很快就流行开了。

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是“天派”的，对立派“北大井冈山”是“地派”的；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是“天派”的，对立派沈如槐“四·一四兵团”是“地派”的；北师大谭厚兰（女）的“井冈山公社”是“地派”的，对立派王颂平（女）的“造反兵团”是“天派”的。

“五大领袖中”聂元梓（女）、蒯大富、韩爱晶是“天派”的，谭厚兰（女）、王大宾是“地派”的。

^〔14〕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5〕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一九六六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 中央文革小组 的成员，曾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 军委文革小组 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系统造反派发表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一些极左分子受到王力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八月二十二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策划组织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导致了文革期间最严重的外交事件。另外，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十二日，毛泽东看后写了“大毒草”三个字！批示：“还我长城！”，二十四日，毛泽东在王力“八七”讲话稿上写上了：“大大大毒草”，二十六日，毛泽东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对戚本禹也做了同样处理。

〔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 东方红公社 的早期负责人，其女朋友是叶剑英之女叶向真，曾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组织人将彭真从家中抓走批斗，把彭德怀从成都抓到北京，六七年初，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思想开始保皇，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二月四日，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由王大宾接任 东方红公社 的一把手。一九六七年七月，朱成昭和叶向真准备偷渡香港，被周总理派人抓回，八月二十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

^〔17〕“保爹保妈”，文革中的红卫兵分为“老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老红卫兵”活跃在文革初期，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七年初，不到半年时间，以 红五类 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如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原北京东城、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简称“联动”），宣扬“血统论”，公开声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他们的目标就是保住自己父母的权力，保省委保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一九六七年 一月风暴”中，“造反派红卫兵”登上历史舞台，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开始“造”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击败并瓦解了“老红卫兵”，并讥讽“老红卫兵”是“保爹保妈”。

^〔18〕抢救刘少奇，指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刘少奇病危，经过十多天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四名医生是指陶桓乐、黄宛、董长城、顾英奇，两名护士指李留壮和马小先。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重庆晚报》刊登了《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讲述者是亲历者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该文全文如下：

从一九六八年二月到一九六九年十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一、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少奇同志于一九六三年九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一九六七年一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一九六八年二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一九六八年四月，少奇同志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六月十八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六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二、抢救刘少奇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一九六八年六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七月六日起病情又渐重，七月九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我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只是要尽力救治。

三、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七月十二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七月二十二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七次（一九六八年五次，一九六九年二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四、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一九六八年十月九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十月十一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一千五百千卡千七百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一九六九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六九年八月六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四十次，仅一九六八年七月会诊即达二十三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〇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六九年十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五、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少奇同志在我们的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后，一九六九年十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 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赤脚医生就是好^*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

（一）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二）

赤脚医生就是好。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一份调查报告^〔1〕的修改和批示。

^〔1〕一九六八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九月十四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

“赤脚医生”这个名字，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只能赤脚下水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这篇调查报告最后指出：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到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必须搞好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认为：

“（一）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谈起公社里两个同时担任“赤脚医生”的青年：一个后来被保送到嘉定半农半医医专学习（高中毕业才能入学）。这所学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抓的重点，向学生灌输了大量修正主义毒素。三年下来，这位“赤脚医生”成了白面书生，平时回家跟贫下中农都不大说话了。她不愿回本公社工作，更不愿回本大队当 赤脚医生 了。另一个只念过两年半书，经过三年的斗争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她更加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农村医务工作，说：“我药箱里药用少了，比家里米缺了还着急。”在医疗技术上，后者也超过了前者。贫下中农感慨地说： 教育不革命，就算是我伲送去的囡，也要出修正主义！ 他们认为，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作为必修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学生应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学习。

（二）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毛主席最近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贫下中农认为， 赤脚医生 在农村里滚上二、三年，再进医学院校学习，这个办法好。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以后医学院校招生，我伲要把‘赤脚医生’送去，学几年后再回来为我伲服务。 江镇公社在各生产队选拔了一百四十四名不脱产的卫生员，主要由 赤脚医生 带训。带出来以后， 赤脚医生 多了，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医学院校学习一、二年或二、三年。

（三）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贫下由农认为当前、医学最主要的是普及，也要提高， 但必须沿差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贫下中农还认为：“赤脚医生”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这样做，既有利于原来的医疗卫生队伍的改造，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 赤脚医生 。

赤脚医生的兴起是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密不可分的，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新中国合作医疗的曲型是一个叫票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十家山赛创造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 挂牌了。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 铁饭碗 ，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 赤脚医生 。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五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由于毛泽东亲笔批示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该制度在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改善中国人民健康水平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准比中国高的国家，人民平均寿命的增长幅度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其他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有感于这样伟大的成就，在一九七八年召开的阿马阿塔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模范。此外，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制度。

二〇〇七年三月十一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来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有钟南山、巴德年、李连达、高润霖、程书钧、王红阳、刘志红，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有杨雄里和强伯勤，他们由巴德年代表做了《加快覆盖城乡居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建设及早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联合发言：

“我代表长期工作在医药卫生战线上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九位院士委员作联合发言。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卫生事业得到空前发展，许多传染病得到控制，性病被杜绝，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指标都有了明显改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卫生保健问题。而到了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国家进行评价时，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第188位，列倒数第4位。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淡忘了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忽略了“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90年代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没有兑现。

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卫生投入列入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科目，姑且不说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连巴西也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中国只为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逐年减少。

多年来，我国某些部门以“中国国情”为由，宣称中国不会走国外全民医疗的老路，要走一条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结果是走到了第188位，走到了老百姓极不满意、无法承受的地步。”

#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

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1〕一文的批语。

^〔1〕《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这个材料最初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文革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上发表。“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机构精简产生出许多精简出来的干部，加上原来一些“牛棚”里的干部也回来了，这些干部的安置便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时，黑龙江省出了一个新事物。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并且经过考察，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于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于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 五七 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 五七 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一百四十一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三千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九月三十日写了本则批语。

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引用了毛泽东批语，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

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

柳河 五七 干校成了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后，各地纷纷仿效，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 五七 干校。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 五七 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干部。因为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明确指出， 除老弱病残者外 ，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 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而且，他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 五七 干校去锻炼。《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说得更明确： 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所以实际上，“五七”干校实际上成了一种新型的“党校”。

后来有人疯狂地谩骂“五七”干校，他们认为自己做了官就只能上不能下，再也不可以与劳动人民一样参加劳动。这才是他们极力扭曲“五七”干校的真正原因。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三十一日）

（一）（一九六八年十月一十三日开幕式上的讲话）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1〕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2〕你是很熟悉的。（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副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山东谭启龙^〔3〕，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4〕，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王任重^〔5〕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6〕，这个人不行了。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崇义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

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7〕，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

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8〕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二十二年，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9〕，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肖克^〔10〕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成立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哪个是李德生^〔11〕？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哪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幺幺幺”。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二）（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式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12〕，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人，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13〕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14〕。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一九二七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15〕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

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16〕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二十四元，最多的给四十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17〕，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18〕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

（三）（引自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注 释

^〔2〕邓老，邓子恢，与张鼎丞曾长期在华中、华野共事，相互熟悉。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

^〔3〕谭启龙，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4〕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

^〔5〕王任重，原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6〕王延春，曾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及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7〕邓小平的自传检讨，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写了一封检讨书《我的自述》，转给中央及毛主席，全文分为“红七军工作时期”、“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在太行工作时期”、“在北京工作时期”，“在北京工作时期”内容如下：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 八大 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 对于叛徒， 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 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 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 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8〕韩先楚，时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9〕辽宁三大派，当时辽宁分为三派，“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三一”，后经过联合，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辽宁成功成立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陈锡联。

^〔10〕肖克，即萧克，上将，长征中萧克支持张国焘的分裂主张，萧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支持创办了反毛非毛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杂志《炎黄春秋》。

^〔11〕李德生，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安徽成立革命委员会。

〔 〕谭启龙，一九七〇年复出后历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一九七二年四月起历任浙江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江渭清，一九七四年底复出，中央派江渭清到江西工作，历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13〕邓华，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上，邓华因彭德怀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六零年转业到地方，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业机械工作。

^〔14〕黄克诚，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与彭德怀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被解除军委总参谋长职务，一九六五年，黄克诚任山西省任副省长，分管农业。

谭政，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六〇年九、十月间召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定性为“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一九六一年一月后，被撤销了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任福建省副省长，一九七五年八月复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15〕杜聿明，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九四九年一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一九五九年被特赦，其女婿为美籍华裔诺贝尔得主杨振宁博士。王耀武，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才能突出，在济南战役中被俘，一九五九年被特赦。两人都被粟裕将军所俘。

^〔16〕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一九一二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一九一五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一九一九年赴美留学，一九二四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赴美任客座教授。一九四八年末至一九四九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一九五二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七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

^〔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17〕范老指范文澜。

^〔18〕郭老指郭沫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仗打，所以你们想同美国谈判。可以谈，要把它谈走也困难。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因为它的处境相当困难。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但是它把重兵放在亚洲搞这么几年，已经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同时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它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它叫什么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全力以赴的。现在它对别国顾不上，例如它在欧洲的军队就哇哇叫，说人少了，有经验的战士和指挥员给抽走了，好的装备也抽走了。不论是它在日本、朝鲜还是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军队，还不是照样抽吗？它自己国家不是说有两亿人口吗？但是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

你们打了十几年之后，就不要单看自己的困难了，要看到敌人的困难。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有二十三年了，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曾经有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你们：日本、法国、美国。但是，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而且还得到了发展。

帝国主义当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制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美国每年在你们那里要消耗三百亿美元以上。

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你们那里，火灭不下去，反而烧得更大了。他们资本家分成派别，这个集团得利多，那个集团得利少，分赃不匀，内部就要闹乱子。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赚钱较少的垄断资本家不愿意坚持打下去。从两派的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特别是，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1〕，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如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到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一九六六年，我在杭州同胡志明主席谈话，那时美国对北越已经又打起来了，但还没有恢复轰炸。我说美国大概打到今年就差不多了，因为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不管哪个总统上台都有这个问题：它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现在退出？我看继续打下去它的困难会增多。整个欧洲的国家都没有参加打，这同朝鲜战争时的情况不同。日本大概不会参加打，它经济上帮一点儿忙是可能的，制造军火它是赚钱的。我看美国人过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现在美国又是过去的做法，把兵力过于分散了。这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就是尼克松也这样说。它不但在美洲、欧洲把兵力分得这么散，就是在亚洲也是把兵力分散的。我原来不相信它会打北越，后来它轰炸北越，这话不灵了。现在它不轰炸了，这话又灵了。也许我的话就又不灵了。但总有一天要灵的，它又要停止轰炸。所以你们做几种打算我看是好的。

总而言之，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是没有进攻北越的，它也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它是留了一手的。它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它也不“穷追”。所以它那是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它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它是知道的，但它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至于我们在你们那里的现在没有用的那部分人，可以撤回来，你们讨论过没有？如果它再来，我们再出去嘛！你们考虑一下，哪些可以留，哪些不要留，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又有用了再去。这和你们的飞机利用中国的飞机场一样，需要利用时就利用，现在不需要了就不利用。大体就是这样。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约翰逊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是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一百年吗？我们的总理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

还有一点，是南越傀儡政府非常害怕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有人说，真正有效的，在南越人中有影响的，不是西贡政府，而是解放阵线。这话不是在美国的国会里讲的，而是记者报道的，但谁说的又不讲名字，只说是所谓美国官方人士。这话就提出这么个问题,在南越谁是真正有威信的政府？是阮文绍^〔2〕还是阮友寿^〔3〕？所以，名义上美国吹阮文绍怎么了不起，并说他不去巴黎参加谈判，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美国知道没有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就不能解决问题。

注 释

这是这是毛泽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谈话的主要部分。

^〔2〕阮文绍，时任南越西贡傀儡政府“越南共和国”总统。

^〔3〕阮友寿，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上山下乡运动^〔1〕的指示。

^〔1〕“上山下乡”一词，源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到，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五年。当年，河南省郏县有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为此写道：

“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九六四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一九六五年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出现。至一九七八年，共有14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变了城市和农村的面貌。

知识青年在农村办学讲课，担任低薪金的教员，使得农村的中小学入学率及识字率大大提高。上山下乡运动对我国的教育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均教育水平获得极大幅度的提高，识字率和入学率大规模暴增，小学入学率即由一九六三年的 ，大幅提升至一九七六年的 （同期印度小学入学率为一九六一年40%，至一九七八年上升仅为58%）。在增加基础教育的同时，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一九六三年263.5万大升至一九七六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一九六三年43.3万大升至一九七六年861.1万。

同样由于知青下乡运动，合作医疗制度得以建立，大批知青从事赤脚医生的职业，建立了覆盖全国范围的提供保障的医疗保健制度。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药品全面大幅度降价 ，文章指出：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的光辉指示，这次降价幅度最大的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村广大劳动人民常用的普通药品。如一支二十万单位青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46%，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90%；一支一百万单位的双氢链霉素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63%，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94%；消炎片的价格，比降价前降低了13.3%，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67%；磺胺嘧啶片的价格比降价前下降了50%，比一九五二年下降了16.5%。最常用的、原来价格就很低的解热止痛药去痛片的价格，这一次又下降了20%。

在药品全面降价的同时，还实行了全国统一药价的革命措施，取消了地区差价，改变了过去由于实行地区差价造成的越是边远地区药价越高的现象，减轻了山区、农村和边疆各族广大劳动人民的药费负担。药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和地区差价的取消，对发展和巩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知青下乡运动为缩小 三大差别 （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乡镇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了农民面貌。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了解了生活，也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十一日、二十八日）

（一）（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1〕，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2〕，湖北的代表陈潭秋^〔3〕，湖南的代表何叔衡^〔4〕，上海的代表李汉俊^〔5〕，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6〕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7〕，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8〕、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9〕。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10〕，恩来同志、伯承同志^〔11〕参加了。

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12〕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13〕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14〕呀，什么彭真、薄一波^〔15〕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

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就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对民

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

在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所以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去做。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主要是针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三）（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闭幕式上的讲话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16〕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

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17〕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18〕跟王效禹^〔19〕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20〕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21〕，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22〕。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23〕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

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是起来。自从王、关、戚^〔24〕，杨、余、傅^〔25〕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主要讲话。

^〔1〕董老，指董必武，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2〕王尽美、邓恩铭，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山东的中共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一九二五年八日因病逝世。邓恩铭一九二八年底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4〕何叔衡，一九二一年七月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赴上海途中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

^〔5〕李汉俊，一九二一年七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自动脱党。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愤怒声讨。七月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十二月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汉口。

^〔6〕陈公博，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主席等职。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一九四六年四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六月被处决。

周佛海，一九二一年七月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九月被国民党军统局软禁，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一九四八年二月病死狱中。

张国焘，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危害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建国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八月因车祸去世。

^〔7〕李达，一九二一年七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随后脱离党组织。此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治协委员。同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六年八月逝世。

^〔8〕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三十多人。

^〔9〕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八十多人。

^〔10〕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共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八十四人。

^〔11〕恩来，即周恩来。伯承，即刘伯承，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 〕瞿秋白，一九二七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 左 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宗派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一九三四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六七年六月逝世。

王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以他为代表的 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中共七大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工作，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一月去苏联后，长期进行反对中共中央的活动。一九七四年病死在莫斯科。

^〔13〕张闻天，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十月参加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参加遵义会议，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一九七六年七月逝世。

王稼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后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一九七四年一月逝世。

^〔14〕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 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15〕彭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顺直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二九年被捕。一九三五年刑满出狱。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建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等职。曾拒绝刊登《评〈海瑞罢官〉》一文，在 五 一六通知 中被点名批判。

薄一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后在顺直省委指导兵运工作。后被捕入狱，在狱中任中共支部书记。一九三六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履行监狱方手续后集体出狱，后到山西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一九四五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建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履行登报《反共启事》手续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薄一波曾追随刘邓路线，但其晚年深刻反思，发出了“我总算看明白了，他（邓小平）所做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专门和毛主席对着干。凡是毛主席生前所肯定的，他统统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否定的，他统统都要肯定”的感叹。二〇〇七年，薄一波去世后，右派文人曾托其名以《十九次谈话》为名散布反毛言论，其子女薄熙来等公开郑重辟谣：“他从一九二五年入党，已有八十多年党龄，始终热爱党，崇敬毛主席。”“此文无中生有，刻意编造，显然别有用心，扰乱试听。本着对大众和传媒负责的态度，我们特此澄清。”其子薄熙成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毛主席在我父亲心中是最伟大的领袖和他的导师 。

^〔16〕恩来，即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7〕指林彪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

^〔18〕杨得志，时任山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19〕王效禹，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20〕许世友，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21〕“八·二七”、“红总”，是当时南京的两个群众造反组织。

^〔22〕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23〕皮定钧，时任福建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24〕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一九六六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 中央文革小组 的成员，曾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 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决定对戚本禹隔离审查。

^〔25〕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撤销了他们三人的职务，隔离审查。

# 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

#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针对苏联对我核战争威胁^〔1〕下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

^〔1〕“文革”初期，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加剧，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凌晨，苏军边防军六十余人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击毙了苏军边防部队总指挥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胜利地保卫了珍宝岛。苏联方面亡五十八人，伤九十四人。中国边防部队亡二十九人，伤六十二人，失踪一人。八月十三日，苏联军方经密谋在新疆铁克列提袭击我军三十余人的巡逻队，三十八名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一人生还。大规模流血冲突使中苏双方走到了战争边缘。

八月二十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试探美国：如果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如何反应？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此准备把此消息透露出去，八月二十八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 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同时，苏联秘密通知东欧各国：苏将先发制人打击中国核设施。下旬，东欧国家泄露了苏联的意图。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在 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口号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全国很快进入 要准备打仗 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 山、散、洞 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 八 二八命令 ），指出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在我边境进行武装挑衅 ，要求全国人民防止苏联的 突然袭击 。

八月下旬，美国还侦察到苏联空军在远东的一次停飞待命（在整个九月份都继续保持着），这意味着所有飞机同时进入高度准备状态，往往是一次进攻的信号，至少也是对敌人的严酷警告。

九月十日，苏联塔斯社指责中国从一九六九年六月到八月中旬，蓄意侵犯苏联边境四百八十八次并且挑起武装冲突。

九月十六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 ，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文章还声称 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并提到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维克托·路易斯的真实身份令人怀疑。据熊向晖回忆，中方注意到此人经常向外界透露苏联重大决策。基辛格则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政府的一个代言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称他是间谍。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受毛泽东委托研究国际形势的陈毅等四位老帅经过紧急讨论，次日即向中央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苏联方面蠢蠢欲动，而打击手段和打击对象都与核武器有关，核战争的阴影顿时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美国尼克松总统决定，故意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苏联本土一百三十四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以牵制苏联。

为了展示抵抗决心，九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九日，在毛泽东指示下，我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两万多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三百多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苏联会议部长主席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双方会谈似乎异常顺利，但柯西金并没有否认“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传闻，九月二十六日，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称，他建议自十月十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建议将边界谈判改到十月二十日开始，十月十四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十月二十日前抵京，针对苏联突然的这种缓和姿态，中央认为，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是，柯西金来华会谈，与日本特使来栖“珍珠港事变”前赴美一样，只是战争爆发前放的烟雾。且柯并未承诺不对中国发动核打击，苏联战略火箭部队也已做好随时打击中国的部署。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领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为保证中国领导人不被一次消灭掉，毛泽东主席做了这段指示。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十月二十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

其他人员疏散为：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何长工去江西峡江，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六人去湖南汉寿。

#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站在抗美斗争最前线的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九年来，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光荣的旗帜下，团结一心，不畏强暴，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它陷入了孤立和困难的境地。越南南方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完成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人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虽然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它还没有最后失败。尼克松^〔1〕政府上台后，更加露骨地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它口头上侈谈“和平”，宣传要从越南南方逐步撤出美军，借以欺骗美国人民，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即加强伪军和傀儡政权的办法，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事实证明，尼克松政府的侵越政策，和他的前任约翰逊^〔2〕政府并无区别，而是一脉相承的。不论他们玩弄什么样的花招，他们是决不会放弃妄图永远霸占南越、分割越南的狂妄野心的。

我们相信，久经锻炼的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下，遵循胡志明^〔3〕主席的遗训，发扬“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坚持持久战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持久制胜，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阴谋诡计，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越两国人民是亲密的兄弟和战友。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北京

注 释

^〔1〕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2〕约翰逊，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任美国总统。

^〔3〕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逝世。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一日）

（一）

毛泽东：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的？

黎笋：一九六四年。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高兴。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毛泽东：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笋：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毛泽东：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是越做越好。

黎笋：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工作。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毛泽东：对，是持久战。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

究竟谁怕谁呢？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还是大国怕小国，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一九六四年北部湾事件^〔2〕你们是整了他一下，但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实际上，你们并不是真的打他，但他们自己紧张起来了，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是场虚惊。既然打起来了，那就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利的。（从那时起）美国的总统每天晚上睡觉很少。尼克松^〔3〕自己讲，他的主要的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西哈努克^〔4〕亲王，他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

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中国）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朱其文。

毛泽东：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事实上朱其文是个国民党，他要跑到外国去。我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他发回的）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笋：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九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么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不一定。

黎笋：当然，这是事实。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毛泽东：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创造。怎么能说你们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十六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不准确，但我知道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笋：是的，十六万人被杀害了，而且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毛泽东：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笋：正是这样。单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六十一万人，其中二十三万是美国人。

毛泽东：美国人的人力分配不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铺的太广了。所以，当他们的人被杀死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死个几万人，对他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不论北越、南越，我看死人是要死的。

黎笋：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毛泽东：是啊。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啊？

周恩来：有一些。

毛泽东：他们住在哪儿？

周恩来：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毛泽东：在西双版纳吗？

黄永胜：西双版纳也有一些。

周恩来：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像。

毛泽东：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壮族人很能打。过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就是靠壮族人。壮族人现在有多少？八百万？

周恩来：现在多了，有一千多万人了。

毛泽东：这是韦国清^〔5〕那一族，他自己不承认。我曾问过他，他是哪一族的？是少数民族吧？他说他是汉族。后来他才承认他是壮族人。

周恩来：太平天国的战士都很善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是壮族人。

毛泽东：太平天国也有一部分军队是广西的。

黎笋：越南的侬族也很能打仗，他们和广西的壮族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毛泽东：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的人民一天天在觉醒。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笋：不斗就没有出路。

毛泽东：是啊，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

嘛！

黎笋：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都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他们也好斗起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也不要说信佛教的人就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十七年，后来是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四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他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总理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就不用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九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二）

黎笋：最近，尼克松宣称说，在过去一百九十年里美国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意思是他这次也不愿意被越南打败。

毛泽东：没有被打败过？

黎笋：实际上他被打败好几次了。在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抗法战争中，他给法国人开支百分之八十的军费，结果他仍然被打败了。

毛泽东：就是呀！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真怕谁？小国，部分小民族存在这个问题。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

（三）

毛泽东：……那时我还告诉你，如果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来，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笋：我们也这样想。当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后方”更稳固一些。在我们越南人民打美国人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的“大后方”。因此，我们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即使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毛泽东：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空军要来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就让他来嘛。

黎笋：虽然我们下了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你们的支持。那时，你们派来的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毛泽东：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协

议），但是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

因此，甚至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他发表公开讲话时，也不得不说只要召开国际会议，就必须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商量。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我认识，并且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说他们的领导层怎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笋：我们也听说了。

毛泽东：你们也听说了？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因此他们怕中国。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四）

黎笋：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因为毛主席讲了，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害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侵略人家，我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笋：美国人说他可以动员一千二百万军队，可是他只能派五十万军队到越南，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害怕了。

周恩来：中国人多他也怕。

毛泽东：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6〕。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1〕时的主要谈话。

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了以朗诺为首的政权。政变后，他长期寓居北京，一直受到元首待遇，并于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任主席，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五月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阵线主席和国家元首。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边解放后回国，担任民柬国家元首。

^〔5〕韦国清,壮族，开国上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6〕长岛（LongIsland）是一位于北美洲大西洋岸的岛屿，行政上属于美国纽约州的一部份。长岛长一百九十公里，宽约二十到三十公里，它从纽约港伸入北大西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1〕，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2〕，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3〕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注 释

^〔1〕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原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立郑兴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从而使柬埔寨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

^〔2〕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3〕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 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马哈古卜说，在英国还没有完全从苏丹撤走前，美国又进来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

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苏丹人民了不起啊！

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者是要分开来看待的。我对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以及其他穷苦的人。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在你们和我们这个战线的。

美国独立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那时英国有近两千万人口，是全盛时代，可是打了败仗。打了八年啊。还不就是一些比你们现在还要差的武器。你们苏丹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

（马哈古卜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

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要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譬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

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马哈古卜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

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那末，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它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的，它赖着不肯走，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

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大闹起来了！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又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

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这个美帝国主义专门团结那些各国人民认为是不好的人。它喜欢那类人作朋友，我们就喜欢我们这类人。

帝国主义是要对非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和著名政治家进行暗害阴谋活动的，要提高警惕。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1〕的谈话纪要。〔1〕曼苏尔·马哈古卜，时任苏丹财政部长。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一日）

英联邦像是个俱乐部，中国过去也是这个俱乐部的。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顾不了了，把中国让给了美国。所以，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而我们这些人就被叫做共产党“匪徒”，跟普通的土匪不同，是共产党“匪徒”。这样，我们就没有资格进那个联合国。哪有“匪徒”能够进联合国的？我们也想了一想，我们这个国家也算个联合国嘛！我不到你那个联合国去也可以嘛！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它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到北京来也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既怕你们这些人，也怕我们这些人。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迷信不容易，它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你看，帝国主义多了不起，它们有那么多原子弹、氢弹，飞机到处飞，海军到处跑，到处占领别人的国家，比如美国出兵柬埔寨^〔1〕。但它们那个办法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做法。英国不是到处占领吗？现在它比较乖乖的了。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1〕一九七〇年三月，美国在柬埔寨策动军事政变，颠覆西哈努克政府，扶植以朗诺为首的右翼政府，四月三十日，美国政府以柬埔寨有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的“庇护所”为借口，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雇佣军入侵柬埔寨。

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

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大安宁。你热爱独立是一件事，别人总要干扰你又是一件事。上回我就跟你们讲过，世界上就有那么少数几个国家,喜欢干涉别国的独立。你们说希特勒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法国独立了，中国也解放了。但现在世界还是不安宁啊！当然，现在没有人侵犯你们法国；除了台湾以外，也还没有人侵犯中国。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现在已不是几十年前那样，谁人都可以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

我劝你们除了搞“马其诺防线”之类以外，搞原子弹以外，还要准备搞什么民防那一套。你晓得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又不是那几个大国的参谋长。你们也是受别国的气的。

欧洲现在的形势，不仅你们，就是英国，要想打一场战争看来是困难的。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它们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我们之间谈就比较容易，跟美、苏它们谈就比较困难。你们法国没有占领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也没有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岛。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法国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 （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月、七月）

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1〕。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2〕。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3〕。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改变国家体制的重要批示。

^〔1〕这是一九七〇年的三月七日，毛泽东为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提出的建议。

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考虑极富远见的：

党、政、军的权力主要来自宪法和党章。

建国后，毛泽东就开始构思国家的领导体制，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这被看作是新中国的临时宪法。这部临时宪法主要规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公民的权利义务等，也规定了组织国家政权的基本原则，但并没有规定国家机关的设置与职权（ 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 〔第十三条第二款）而对国家机构具体职权的规定是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可以说，《共同纲领》和这部组织法共同构成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组织法明确规定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 （第四条）这个委员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名、副主席六名、委员会五十六名组成。而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并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 这意味着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虽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居于领导地位。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第二十条），同时，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党、政、军权集中于毛泽东一身，形成了“三位一体 的主席制的雏形。

一九五四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毛泽东对这部宪法的起草倾注了很大心血，完全可以称之为“毛泽东宪法”。在国家领导体制上，毛泽东对当时的苏联宪法和一九四九年临时宪法所确立的领导体制作了根本性改革，即创设了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和建国初期临时宪法中不存在的一个全新领导职位：“国家主席”。

一九五四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下列职权：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由此来看，五四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不是一个虚权元首，而是实权元首，在法律上不仅是最高军事统帅，国家元首，而且是政府首脑，人大委员长和总理都直接受其领导。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以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无人可比的崇高威望当选国家主席。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决议指出： 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来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根据七大党章第三十四条，“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设组织、宣传等部与军事、党报等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关，分别办理中央各项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 ，政治局主席毛泽东自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位集于一身，使党政军“三位一体”体制正式建立。从此，毛泽东大量重要的政治活动就通过国家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进行的，在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召开过大约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相反，中共中央的会议远远少于国务会议。

八大党章也确保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政治局主席，自然也是政治局下设的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三十七条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然而，这个“三位一体”的体制由于一九五九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而选举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第一次发生了分裂，即按照八大党章，毛泽东是党主席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拥有最高的政治主权，而按照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拥有最高的法律主权。如果二者在党内合作顺利，那么，两个主权合一就能维持三位一体体制，否则，中国的宪政体制就面临着分裂。不幸的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导致中国宪法体制的危机。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名不正则言不顺，毛泽东在退居二线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不在一线，对大量事情很难直接插手，出现了大量违背毛泽东意愿的做法，如大跃进期间的浮夸等 五风 错误，毛泽东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烈批评一线领导，甚至以党内通信的方式要求“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但是效果甚微；一线领导在庐山会议上想彻底打倒彭德怀；三年困难时期，一线领导又想下马原子弹这样的战略项目；六二年刘邓等一线领导又想搞包产到户，走小农经济道路；教育、文艺、医疗等长期不为人民服务而为官老爷服务；在“四清”运动中不是针对干部（见《前十条》）而是把整肃的矛头指向群众（见《后十条》）；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等等。一线二线不统一，毛泽东深受其苦，文革开始后就果断结束了一线二线。

文革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必须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实权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当属天经地义。

九大后，毛泽东考虑改变国家宪政体制，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二元化，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理的二元化。存在带来国家不稳定的内在隐患。虽然党主席可以兼任国家主席，但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二元化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党主席不是最高国家元首，就会面临宪政分裂，如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后，刘少奇任国家主席，但毛泽东仍然是党的军委主席，由于没有修改宪法，这样就在理论上产生了二元化的问题，与“党指挥枪”的原则产生矛盾，尽管实际上这段时间还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仍然是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但终究是一个宪政弊端。如果党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那么，任何人担任国家主席都有可能让宪法体制陷入分裂，因此毛泽东经过长期思考后，提出在“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个思想最后体现到一九七五年的宪法了，七五年宪法规定：

“第十五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第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条国务院的职权是：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统一领导各部、各委员会和全国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依据七五宪法，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彻底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彻底解决了宪政分裂的隐患。

应当指出，文革结束后，翻案后的走资派在否定了文革以后，邓小平为了非毛和垂帘听政的需要，废除了党章中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制”，实行“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制（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分离），恢复了宪法中的 国家主席 职位，同时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职位，终于造出了和原来同名但不同权的 国家主席”和“总书记”。

根据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十二大通过的党章：

第二十一条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这样，就废除了党主席制，恢复了党总书记（邓小平在五六十年代曾担任过十年书记处总书记，但当时的总书记只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制，同时实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与党的总书记分离制。由此形成党权与军权的分离。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另外，邓小平又搞了一部一九八二年宪法，又重新设立了国家主席，但此“国家主席”已非彼“国家主席”，由一九五四年的实权元首，变成了虚权元首，宪法中又设立了独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宪法规定：

“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这样，此时的国家主席毫无实权，既无军权又无行政权，完全是一个虚位元首。国家军委则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完全使国家元首与行政权、军权分离。

更令人气愤地是，邓小平为了继续掌控军权，在十三大时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规定：

第二十一条第五段“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就是说，普通党员也可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经过党章和宪法的修正后，党权、行政权、军权全面分离，新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严重冲突，不得不采用 两个牌子，一套人马 的办法，但即使这样，因为两个委员会的任期不一样，也会出现两套人马的情况。这一阶段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独立于国家主席，直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每届五年，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都有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则没有限定。就宪法文本来看，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而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没有连任的限制，就产生了国家主席与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非一元化的可能。由于军事领导机关强调权力和责任的高度集中，同时又实行首长负责制，当出现非一元化的情形时，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看，可能会出现危及国家安定的风险。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到南北朝时期的诸国林立，再到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华民族承受了太多战乱，所以军权的统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实上在当代，各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权大多由国家元首享有，比如，在法国，总统是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在美国，总统除享有国家武装力量的统率外作为三军总司令，还享有较大的战争权。

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邓小平采用的这种分权模式，属于典型的因人设事，除了加强了他个人的权力外，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两届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被逼下台，且酿成了“六四”镇压学生事件。

“六四”后，迫于党内外强大的压力，一九九〇年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九九三年，江泽民又顺利地出任国家主席，实现了党权、军权和国家元首的统一。二〇〇二年，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二〇〇三年胡锦涛又担任国家主席，二〇〇四年，胡锦涛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日，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出席军委扩大会议时，江泽东同志指出“锦涛同志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接任军委主席的职务顺理成章。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至此“三位一体”的体制又建立起来了。

但这却依靠领导人的自觉，没有制度的保证。像这种多个职务集于一身 多位一体 才能保证实权元首的体制，尤其是两个军委主席（国家军委和中共军委）的职位还是有些问题，如二〇〇四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授予张定发及靖志远上将军衔。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江泽民，胡锦涛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授衔是违宪的，直到二〇〇五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上，胡锦涛才接替江泽民担任国家军委主席。

所以，总体来看，既然宪法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这个问题，七五年宪法是解决得最彻底的。

^〔2〕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林彪的建议上写的批示，林彪建议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3〕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八日，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针对有人提出“如果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批示。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2〕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

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3〕，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4〕。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5〕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6〕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7〕，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8〕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9〕，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10〕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注 释

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对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的评价）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4、“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预言》中对恩格斯谈未来世界大战一段话的评价）。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怎么办？》）

^〔5〕三次庐山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在庐山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6〕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

^〔7〕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简称工业七十条。

^〔8〕指唐代诗人李白。

^〔9〕指陈伯达摘录的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10〕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与斯诺的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斯诺：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泽东：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l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1〕的时候？

毛泽东：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2〕。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泽东：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3〕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泽东：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诺：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泽东：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4〕，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5〕，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6〕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7〕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8〕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泽东：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泽东：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泽东：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泽东：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诺：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泽东：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诺：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泽东：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9〕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10〕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泽东：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泽东：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美国大选）是哪一年？

斯诺：一九七二年。

毛泽东：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11〕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12〕，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13〕。尼克松当过副总统^〔14〕，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

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诺：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泽东：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15〕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16〕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17〕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诺：你想到了。

毛泽东：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诺：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泽东：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诺：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18〕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泽东：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泽东：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泽东：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19〕不好，勃兰特^〔20〕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泽东：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诺：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21〕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泽东：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22〕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23〕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诺：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泽东：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泽东：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Belden（贝尔登）^〔24〕。

斯诺：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泽东：那个拉提摩尔^〔25〕怎么样了？

斯诺：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26〕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诺：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27〕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泽东：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28〕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29〕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30〕。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Islang长岛。

斯诺：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31〕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32〕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诺：是新版吗？

毛泽东：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党内的反动分子。

斯诺：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泽东：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33〕搞出来了。

斯诺：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泽东：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诺：就是《炮打司令部》^〔34〕那张大字报吗？

毛泽东：就是那张。

斯诺：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泽东：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

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泽东：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35〕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and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诺：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泽东：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诺：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泽东：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36〕，不行；树立瞿秋白^〔37〕，不行；树立李立三^〔38〕，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不怎么样。

斯诺：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红军、人民解收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泽东：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泽东：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泽东：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诺：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泽东：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诺：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泽东：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诺：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泽东：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诺：那是。

毛泽东：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诺：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泽东：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诺：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泽东：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泽东：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39〕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40〕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诺：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41〕

毛泽东：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诺：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诺：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诺：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诺：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泽东：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注 释

国政府的要求，即：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几天以后，香港发生了左派行动，导致九龙暴乱。十九日，北京举行十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五月二十二日，香港再次发生暴乱，街头贴满了醒目的反英标语。在五月二十三日的群众游行示威中，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五月二十六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以参加军事演习为名开往香港。香港政府随即发布措辞强硬的紧急法令。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进行严厉谴责之后，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在这一天，香港有五百人被捕。

八月七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发表了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八月十九日，由进驻外交部的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小分队封了外交部党委，宣布“一切党政大权归联络站”。

八月二十日，因港英政府封闭了香港三家报馆（《夜报》、《田丰报》、《新午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十九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三十四名工作人员。”

八月二十二日晚，最后通牒的时限已到，北京十几个单位的造反派跑到英国驻代办处门前，召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了代办处的办公楼和汽车，直闹得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

在火烧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清华的“四一四”。

八月底，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部分英国人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表示道歉。

^〔2〕“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

^〔3〕指斯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同周恩来的谈话》（国际部分）。

^〔4〕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 〕摩根，今译摩尔根，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他在《古代社会》中第一次论述了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婚姻、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代。马克思对该书作过详细摘录和批语。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其大量资料，阐述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赞誉他“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6〕尼克松，美国共和党人。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就中美关系问题同中方举行谈判，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7〕麦克阿瑟，一九五〇年六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并极力主张进攻中国。一九五一年四月被解除一切军职，仅保留五星上将军衔。

^〔8〕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于八月一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迄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10〕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11〕艾奇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国务卿，和杜鲁门一起制订了不承认中国和援助台湾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

^〔12〕指艾森豪威尔，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任美国总统。

^〔13〕肯尼迪，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选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遇刺身亡。

^〔14〕尼克松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连任两届美国副总统。

〔 〕华盛顿，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被推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一七八三年迫使英国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一七八九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

^〔16〕这里毛泽东记忆有误。一七七五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同年五月，北美十三个州参加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对英国进行武装革命的 宣言 ，把北美民兵整编为大陆军，六月即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17〕马歇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18〕西哈努克，一九六〇年当选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一九七〇年朗诺发动政变后，西哈努克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19〕勃列日涅夫，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20〕勃兰特，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联邦德国政府总理。

^〔21〕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22〕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员只有五十多人。

^〔23〕董必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4〕贝尔登，美国进步记者。一九三三年以海员的身分来到中国，九年后回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华北解放区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革命。

^〔25〕拉提摩尔，又译拉铁摩尔，美国东方学家。一九四一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被派驻中国。一九四二年被召回国，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后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遭参议员麦卡锡弹劾。一九六三年赴英国，任利兹大学汉文教授。

^〔26〕麦卡锡，一九四六年起任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名。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并利用其他机构，对许多人和组织机构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采取非法审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

^〔27〕《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一九六〇年底完成，一九六一年初开始上演。

^〔28〕指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后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北京各大报纸开始都没有转载。这场政治批判成为 文化大革命 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

^〔29〕刘少奇，文革前原时任国家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0〕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两国决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两国将在三月一日互派大使。

^〔31〕指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印发了这个文件。

^〔32〕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九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

^〔33〕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

^〔34〕指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走资派。

^〔35〕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 不断革命 ，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 左 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38〕李立三，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 〕柯西金，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0〕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41〕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三月）

（一）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二）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三）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x修建xxxx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四）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七）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八）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九）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十）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一）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二）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的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

（十三）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送审稿的第11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四）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来访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十五）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十六）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指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十七）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的“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十八）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十九）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二十一）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二）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三）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四）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二十五）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

服，就可知道了。”

（二十六）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

（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1〕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2〕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3〕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4〕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5〕。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6〕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7〕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8〕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9〕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

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10〕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11〕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12〕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13〕。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4〕。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15〕，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16〕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17〕，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18〕。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

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19〕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20〕，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21〕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22〕，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23〕，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24〕，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25〕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26〕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27〕，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28〕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29〕，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

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30〕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31〕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32〕，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

〔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2〕“八七”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3〕刘仁静，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建国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一九八七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八月因车祸去世。

彭述之，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兼《向导》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九二七年五月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因与陈独秀等人结成“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

^〔4〕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毛泽东就曾在瞿秋白等主持的八七会议上讲过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从而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十四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6〕李立三，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7〕罗章龙（一八九六年——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又名文虎，中国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另组 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 ，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将其定为 右派小组织 ，开除出党。一九三三年四月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在各地任教。自一九三四年起，罗章龙先后出任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等的经济学系教授，在一九四九年后、又先后任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教书、并且，罗章龙先后选为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九五年二月三日逝世于北京。

〔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 左 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9〕张国焘，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危害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10〕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他们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

^〔11〕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揭发和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错误，他们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企图向党要权。

^〔12〕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13〕黄永胜，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吴法宪，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

李作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会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李雪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委。

郑维山，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

^〔14〕三项议程，周恩来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1．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战备问题。

^〔15〕几个副词，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九大党章中没有采用。

^〔16〕《我的一点意见》写在陈伯达一九七〇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上，批评了陈伯达鼓吹天才的论调。

^〔17〕林彪，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继续鼓吹“天才论”，极力主张设“国家主席”。

^〔18〕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发言的记录。

^〔19〕陈伯达，时任政治局常委。

^〔20〕指陈伯达等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予以批驳。

^〔21〕指中共第三十八军委员会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

这次会议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四百四十九人。从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也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华北会议前期由他们共同主持。但李雪峰、郑维山主持华北会议，被毛泽东批评为“批陈不痛不痒”。会议的最后一天，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们被宣布 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 。

^〔22〕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部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给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报告说，我们在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

一是破 一贯正确论 ，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使一些自以为 一贯正确 的同志认识到， 一贯正确 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 既当 官 ，又当老百姓 、 决不许可摆架子 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老于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 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放下 战功 与 新功 两个包袱。 许多同志批判了 船到码头车到站 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加倍为人民立新功。”

^〔23〕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情况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内容是：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24〕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期简报登载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讨论林彪讲话的情况。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宣讲了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简报称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大家衷心赞成 在宪法上，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 和 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

^〔25〕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也出席了会议。

^〔26〕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

^〔27〕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28〕欧仁·鲍狄埃，法国无产阶级诗人，巴黎公社活动家，《国际歌》歌词作者。一八八七年十一月逝世。列宁一九一三年一月写了《欧仁·鲍狄埃》一文。

^〔29〕即《我的一点意见》。

^〔30〕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

^〔31〕彭罗陆杨，彭，指彭真，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罗，指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指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杨，指杨尚昆，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2〕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一九四五年出生。一九六六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一九六七年三月，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一九六九年十月，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按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后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林立果。林立果自小被娇生惯养，其人狂妄自大，充满幻想，野心勃勃，却被空军系统内部吹成是 超天才 。一九七〇年十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组成“联合舰队”。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私自秘密主持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 是 武起义 的谐音，即武装起义。 五七一工程 的名称为林立果所确定）。《纪要》宣称：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国内“政局不稳”，“军队受压”，“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为此，《纪要》规定了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或 利用特种手段 如 轰炸、 （一种导弹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等，实现 夺取全国政权 或形成 割据局面 ，并提出 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纪要》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毛泽东进行种种诋毁和攻击。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谋杀阴谋失败后，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也随之败露，九月十三日凌晨，林立果同林彪、叶群在山海关机场强行驾机外逃，飞机坠毁，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

静火有言：以林彪之军事上的杰出才能和政治上的成熟老辣，尽管在政治上失利，但也断不会制定如此幼稚可笑的《 五七一 工程纪要》，可惜其教子无方，受其拖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八日）

（一）（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小唐^〔1〕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周恩来：主席本来指示……^〔2〕

毛泽东：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周恩来：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3〕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泽东：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4〕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5〕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就让黄华^〔6〕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泽东：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恩来：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泽东：好，那就这么办。

毛泽东：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7〕，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8〕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9〕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十九个，非洲国家二十六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七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七十六，十七票弃权，反对票只有三十五。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在会场拍桌

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0〕

一九五〇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11〕跟伍修权^〔12〕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

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13〕谈公报^〔14〕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一九四五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

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

（叶剑英：“困于南阳，险于乌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分兵一半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15〕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9

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二十三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五十四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三十五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二）（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16〕

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有的人打过仗，有点功劳，或者自以为有点功劳，吃饭、拉屎、睡觉、做梦，都念念不忘他那点功劳。说他没有什么功劳，他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是低级趣味。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济南军区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在座的同志知道吗？

周恩来：还没有告诉他们，主席谈完后，我们就到大会堂把文件^〔17〕读给他们听，并介绍有关情况。“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毛泽东：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

周恩来：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

毛泽东：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

毛泽东：安全问题很重要，去了上上下下要住在一起。

毛泽东（对周恩来）：马上打电报给黄镇^〔18〕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对有关同志的谈话。

^〔2〕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诉周恩来：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

〔 〕熊向晖，时任周恩来总理的助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王牌间谍，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九三七年，奉周恩来指示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九三九年三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

^〔5〕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

^〔6〕黄华，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 〕林彪（一九〇七 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 五七一 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静火有言：林彪教子无方，最后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说冤也不冤。

^〔8〕指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一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日夜坚守在护理毛泽东的第一线，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

^〔9〕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四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大元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佛朗哥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对西班牙进行了长达三十六年的独裁统治。

^〔10〕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十一月十五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11〕指乔冠华。

^〔12〕伍修权，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

〔 〕基辛格，时任美国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访华，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公布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密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公告发表后，在世界上引起了震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公开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与中方共同草拟联合公报草案。

〔 〕公报，指后来尼克松访华时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

^〔15〕谭鑫培、谭富英，谭家是著名京剧世家，谭鑫培是谭富英的祖父，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创始人。谭富英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大须生之一。

^〔16〕这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晚八时，毛泽东主席约见周恩来总理、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时的谈话。

〔 〕这个文件指《 五七一工程 纪要》，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之子林立果连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 文人力量 （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 接班 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 和平接班 ，二是林彪 被人抢班 ，三是林彪 提前抢班 。他们提出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干掉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五七一工程”计划。（“五七一”为“武装起义”的谐音。）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原稿后来被缴获。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林立果等人共策划了八种手法杀死毛泽东，“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静火注：国防科委统一规定的地空导弹兵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该纪要还恶毒地辱骂毛泽东是 暴君 独裁者 ，并提出 打着 旗号打击 力量 （静火注：越战中臭名昭著的B-52轰炸机，借此暗示毛泽东亲美，并借指毛泽东），并规定“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 江田岛 （静火注：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日本死士）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该纪要后来被原原本本地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手中。

^〔18〕黄镇，历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首任大使。自一九七一年起，黄镇奉命秘密同美国展开外交沟通，负责与美国代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络工作。

# 对反革命不要杀，保留活证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你^〔1〕就是王佐^〔2〕部队的一个兵。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哪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季振同^〔3〕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

你把解方^〔4〕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

（周恩来：那个王实味^〔5〕也可以不杀。）

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6〕、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

^〔1〕指张国华，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3〕季振同，原任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十四师师长、七十四旅旅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五军团，任总指挥。一九三四年八月，由于党内 左 倾错误的影响，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入狱监禁。十月，长征前夕，被杀于江西省瑞金县叶坪镇。

^〔5〕王实味，作家，在延安写了杂文《野百合花》，恶毒攻击边区生活，后被国民党利用宣传我党的黑暗，被定为托派分子，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机关撤出延安，行军途中，因国民党飞机炸毁了关押王实味的看守所，战争状态下被晋绥公安总局秘密处死。

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尼克松：你读过很多书。总理说你读的书比他多。

毛泽东：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1〕方面。（众笑）

尼克松：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泽东：（手指基辛格博士^〔2〕）他是个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泽东：（手指基辛格博士）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毛泽东：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望着摄影师们）现在他们想干扰我们的会谈，我们这儿的秩序。

尼克松：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泽东：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3〕。你见到啦？

周恩来：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克松：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恩来：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不管如何，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泽东：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恩来：从一九二四年开始。

尼克松：是的，我知道。

毛泽东：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你（指基辛格）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4〕，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

基辛格：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克松：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毛和周笑）

毛泽东：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尼克松：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却没人知道的人，可能有两三

个漂亮姑娘除外。（周恩来大笑）

基辛格：她们可不知道。我是用来做掩护的。

尼克松：利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泽东：你们的姑娘常被人利用啊？

尼克松：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我可就有大麻烦啦。

周恩来：（大笑）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基辛格大笑）基辛格博士不竞选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

基辛格：唐小姐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尼克松：那她将是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有了候选人了。

毛泽东：如果有这样的候选人，可就很危险了。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

尼克松：我们理解。我们希望我们不使你们面对那样的问题。

毛泽东：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里有个美国人叫弗兰柯，在贵国尚处混战，就是你上次竞选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反对你的访问。

尼克松：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毛泽东：我喜欢右派^〔5〕。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

尼克松：是的。

毛泽东：那位首相希思^〔6〕也是右派。

尼克松：戴高乐将军^〔7〕也是。

毛泽东：戴高乐是另一回事。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尼克松：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像我这样的右派可以做那些左派只能口头上说说的事情。（毛泽东点头）

基辛格：总统先生，我觉得那些左派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靠拢，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泽东：就是嘛。有些人在反对你。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8〕

周恩来：也许你们知道这件事。

毛泽东：全世界的侦察就只有美国的比较准确，其次就是日本。至于苏联，他们就在那里挖尸，但什么都不说。

周恩来：在外蒙古。

尼克松：最近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机中，我们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美国的左派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不站在印度一边。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亲印度，另一个他们亲苏联。我认为，着眼于更大情势是重要的。不能让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去吞并邻国。这让我付出了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做得对——历史会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

毛泽东：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总统指着基辛格博士和周大笑）如果你把我们谈的这些，我们讨论的哲学，向其他人通报，你认为好吗？

尼克松：主席可以放心，我们所讨论的一切，或者我与总理所讨论的一切，统统不会泄露。这是进行最高层会谈的唯一办法。

毛泽东：那就好。

尼克松：如果可能，我希望跟总理，以及以后跟主席除了讨论眼前的问题：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而外，……

毛泽东：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总理）跟你谈的事。我看你的题目更好——哲学问题。

尼克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赞成我这次访问的，苏联不赞成；日本是怀疑的，它已经表示了这种怀疑；印度不赞成。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并决定我们的政策，看就全世界来说，我们应如何发展，而不是看眼前的问题。当然，朝鲜、越南、台湾这些问题也要讨论。

毛泽东：对，赞成。

尼克松：比如说，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贵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那么，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个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一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的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个大问题。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因此，我们两国间的状态很奇怪，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我们开始打乒乓球^〔9〕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也不到两年。我们这边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想搞人员往来、贸易。我们就是死不肯，坚持解决不了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我看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总理说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的事。

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交往。他说要比较一下约翰逊总统^〔10〕或尼克松总统哪个更好。但是叶海亚^〔11〕说这两个人没法比。他说一个像土匪——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他从哪儿得到那么个印象。我们也不太喜欢他。从杜鲁门^〔12〕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

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13〕，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周恩来：主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4〕的政策。

毛泽东：之前他（周恩来）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事。

尼克松：但是他们（朝着周总理和基辛格博士）握了手。（周恩来笑）

毛泽东：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辛格：主席先生，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我们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

尼克松：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实话实说）我们存在分歧的原因。总理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些分歧。

毛泽东：就是嘛。

尼克松：我还想说的是，审视两个大国，美国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泽东：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15〕。

周恩来：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尼克松：我们也不威胁别人，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于中国也没有领土要求。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认为你们也懂得美国不想统治中国。同时，我相信，当然你们可能不会相信，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它们都不想统治世界。正因为我们这两个国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态度相同，所以我们相互并不构成威胁。因此，我们虽然有分歧，但是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

毛泽东：你们下午还有事情？现在几点了？

周恩来：四点半开全体会，现在是三点三刻。

毛泽东：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博士）“只争朝夕”的是他。

尼克松：从个人的意义上说，你和总理对我都是不了解的，因此你们不应该信任我。但是你们会发现，我不能做的就决不说，但我做的比说的要多。我就是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主席和总理坦率地交换意见。

毛泽东：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克松：（微笑）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泽东：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笑）就没有靶子了。

尼克松：主席的一生我们都是熟悉的。你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现在到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不那么被人所知，我也是出身于贫穷家庭，现在达到了一个大国的顶峰。我感到，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哲学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于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毛泽东：你的《六次危机》^〔16〕写得不错。

尼克松：（对着基辛格）他（指毛泽东）读的书太多。

毛泽东：太少。我对美国了解不多。我要请你派一些老师来，主要是历史和地理老师。

尼克松：好哇，太好了。

毛泽东：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17〕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

尼克松：他的死很令人悲伤。

毛泽东：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双方站起来）

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我就不送你了。

注 释

^〔2〕基辛格，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出生在德国，后移民美国。

^〔3〕指蒋介石二月二十日“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其中讲了“我们和共匪”之间的“区别 ，诬蔑 大陆的精神文化 被 摧残 ， 大陆七亿人民的生活 已是 血干泪尽 。接着说： 试问这是一个什么 政权’？这如何能说它对大陆有了‘有效的控制’？……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在这一“致词”中，蒋介石未提美国，未提尼克松。他在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前一天讲了这番话，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4〕“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七月十五日同时发表。

^〔5〕“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即“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

^〔6〕指爱德华·希思，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四年担任英国保守党政府首相。

^〔7〕戴高乐将军，曾任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与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九日去世。

^〔8〕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夜，林彪一家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

^〔9〕打乒乓球，指一九七一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件。

事件起于同年三、四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赛前夕，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士开会时要求这次参赛“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我们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同时他要在座的人“动动脑筋”。比赛开始第一天，中国队乘巴士从住地去体育馆时，美国运动员科恩上来搭车，于是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和他握手、寒喧，并送他一块中国杭州织锦留作纪念。这个细节被在场记者抓住，成为爆炸性新闻。四月三日中国外交部以及国家体委就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向中央请示。经过三天的反复考虑，毛泽东在比赛闭幕前夕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次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日本大使馆《关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立即向白宫报告。尼克松在深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电报给美国驻日大使，同意中方的邀请。事后尼克松说： 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形式得到实现。”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早晨，美国乒乓球队到达深圳。在十三日下午北京西郊举行了一场中美乒乓球友谊赛。十四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与美代表团团长谈话时说：“你们作国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后美方领队说，也希望中国乒乓球在最近的将来访问美国。在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的同时，美国白宫也在密切注视着这一重要活动。

周恩来讲话后不到几小时，白宫就宣布了旨在缩小两国间鸿沟的一系列开禁措施：放松美国对中国实行了二十一年的梦运，对原意访问美国的中国人可以加快发给签证，放宽货物管制等等，尼克松还高兴地宣布：“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打开了坚冰，现在就要测水有多深了！我希望，其实我是期待着，有一天我将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

小球推动大球获得成功。

三个月后的七月九日清晨，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抵达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高级会谈。

通过乒乓球来实现中美的外交谈判，可以说是小球转变大球的成功之处，是全世界为之叹服的创举。这就是乒乓外交。

^〔10〕约翰逊，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时任副总统的约翰逊就任总统，并在一九六五年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任期到一九六九年。

^〔11〕叶海亚，叶海亚·汗，原任巴基斯坦总统，他曾利用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的良好关系，为中美秘密传话，建立了著名的“叶海亚汗通道”，并成功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

〔 〕杜鲁门，一九四五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任期内逝世，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就任总统，并在一九四八年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任期到一九五三年。杜鲁们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六月二十七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13〕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一年，美国由共和党执政，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尼克松任副总统。

〔 〕杜勒斯，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 战争边缘 大规模核报复 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 和平演变 等战略。一九五零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承认中国、非法排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明目张胆地进行制造 两个中国 的阴谋活动。

^〔15〕南朝鲜，今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16〕尼克松一九六二年写了《六次危机》一书，记叙他自己的生活经历，自道短长，自言甘苦。

^〔17〕斯诺，（一九〇五——一九七二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到中国。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后写了《西行漫记》等书。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一九七〇年访问中国。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毛泽东高度评价斯诺先生，“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

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在斯诺骨灰的安葬仪式上，斯诺夫人洛伊斯牵着女儿茜安的手说：“我的丈夫在遗言中表达了对中国的热爱，并表示他生前一部分身心常系中国，希望死后也将自己一部分遗体安放在新中国的古老土地下，安放在中国的新人中间。在这里，对人类的尊重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里，世界的希望发射着新的光芒。”

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 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国方面的声明^*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

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1〕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2〕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3〕；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4〕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系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定的中美上海公报的中国立场部分。

二、成立三方民族团结政府。

三、由越南人自己解决南方的越南武装力量问题。

四、北越和南越逐步统一。

七、在就上述各问题缔结协议后，所有各方将实行停火。

八、将实行国际监督。

九、为了确保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以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受到尊重，为了在这个地区确立持久和平，国际保证是必要的。

^〔3〕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4〕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提出了《关于统一祖国的八项救国方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美军撤出南朝鲜；

二、南北方军队均裁减至十万人以下；

三、废除韩美、韩日条约，确立民族自主权；

四、举行南北大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五、保障政治活动自由；

六、作为过渡性措施，实施南北联邦制；

七、广泛进行南北经济、文化、人员交流；

八、召开南北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与田中握手）

毛泽东：（用日语）晚上好！

田中：晚上好，毛泽东主席。

（就坐后）

毛泽东：你们吵完了吗？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田中：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不，不，我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是，是。

毛泽东：（对着大平外相）你把他（指姬鹏飞）^〔1〕打败了吧？大平正芳（日本外相）：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田中：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毛泽东：那就好了，你们那个“麻烦/迷惑”^〔2〕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田中：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修改。

毛泽东：一些女同志不满意啊，特别是这个“美国人”^〔3〕，她是代表尼克松说话的。年轻人坚持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因为在中国，只有像出现不留意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表示道歉时才用这个词。

田中：“迷惑”这个词汇虽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可是日语“迷惑”是在百感交集地道歉时，也可以使用的。

毛泽东：明白了。“迷惑/麻烦”这个词你们用得好。中日有二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田中：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二千年。

毛泽东：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

毛泽东：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

田中：是的，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

毛泽东：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4〕，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田中：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5〕

田中：谢谢。

……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廖承志〔6）〕：他是在日本出生的，田中先生，这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中：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他要是参加日本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的。

毛泽东：你在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田中：二十五年内搞了十一次选举，每次选举都要搞街头演说。不和选民握手，是很难取胜的。

毛泽东：到街头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啊！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我半个世纪前也曾在长沙经常这样做，可要当心啊！你们的议会制度怎么样？

田中：很费劲，一出差错，就得解散，进行重新大选。

毛泽东：日本不容易呀。

田中：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泽东：（指着自己的雪茄）你抽不抽我的烟？

田中：这个就行了，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恩来总理谈判的时间长了，又抽上了。（用火柴给毛主席点烟）

毛泽东：Thankyou（谢谢）。声明^〔7〕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恩来：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泽东：你们速度很快啊。

田中：是的，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泽东：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8〕

田中：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三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毛泽东：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

田中：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荣幸。

毛泽东：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周恩来：（指靠墙的书架）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

毛泽东：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你看（指周围书架及桌上的书）这是《稼轩》，那是《楚辞集注》，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

（田中首相、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方长官二阶堂进都站起来，看毛主席的各种书）

田中：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祝你健康长寿。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谈话的一部分。

^〔1〕姬鹏飞，时任外交部部长。

〔 〕 迷惑 麻烦 的风波，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田中角荣首相访问北京当天晚上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欢迎宴会上,田中发表祝酒词,有这样一句：“わが国が中国国民に多大な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ことについて，私は改めて深い反省の念を表明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日方提供的中文稿稿将 迷惑 直译为 麻烦 ，田中的这句话翻成如下的中文：“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他表示，这个表述如果从汉语看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

最后《中日共同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3〕唐闻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出生，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翻译。

^〔4〕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了他。他同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会谈。二十七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但双方并未建交，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才正式建交。

〔 〕毛泽东所说的 感谢 日本侵略或者日本侵略 有功 的表述，是有特定含义的。虽然他每次的谈话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客观上起了促使中国人民觉醒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实际上，关于反面教员和反面教员作用的话，毛泽东在当时说得很多。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泽东与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代表谈话中，在阐述日本侵略在客观上产生了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时，说 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 。并接着说： 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 关于蒋介石的反面教员作用，他也说得很多。一九五六年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中说： 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指出：“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育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 所谓杜勒斯 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 ，也是同样的含义。在这里，毛泽东之所以称他们是“教员”，指的是日本侵略中国，美国政府扶蒋反共和仇视、阴谋扼杀新中国，蒋介石反共独裁和屠杀人民、打内战等行径，对中国人民的 教育 作用，使中国人民认识清楚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起来与之进行斗争，是在强调他们的反面教员的作用。

通读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他的话意所指是十分明确的，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促使了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和反抗的这个特殊意义上，毛泽东说了“感谢”日本侵略等话。

员会主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亦曾两度出访日本，以其与日本的独特关系，建立民间中日交流渠道。文革中曾被审查其海外关系和被捕经历，一九七二年复出后，任外交顾问协助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

〔7〕指后来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8〕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田中角荣刚组阁完政府，便在东京永田町总理官邸二层办公室声称：“我要坚决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对手必须是可以依赖的人。毛泽东、周恩来是几十次死里逃生的创业者，从这一点看，他们是信得过的，也可以商谈的。因此，非在毛泽东、周恩来健在的时候一鼓作气实现不可。”田中角荣这次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于九月二十九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我国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当有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而在国内建设中则要切实做好战备工作，要进一步挖深挖好防空掩体，加强粮食储蓄。

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党内的指示。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越南南方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值此《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正式签订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向越南南北方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2〕主席“决战决胜”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十余年浴血战斗，终于促使美国政府签订越南停战和平协定，同意限期撤出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并且确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和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从而为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武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实现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开辟了前景。

巴黎协定的签订，是越南人民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战线上长期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越南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印度支那^〔3〕三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共同胜利。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胜利就像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们在长期抗战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钦佩和赞扬。你们的光辉榜样，证明了小国能够战胜大国，弱国能够战胜强国，有力地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你们的英勇斗争和伟大胜利，将作为当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典范而载入史册。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一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中国人民一向把你们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斗争，把支援你们的正义事业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过去的抗美救国战争中，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仍将同兄弟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同兄弟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站在一起，给予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以坚决

的支援。

我们衷心祝愿越南北方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北方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衷心祝愿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旗帜下，同其他两种政治力量，迅速成立各级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通过协商进行普选，决定南方的政治前途，在独立、民主和民族团结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深信，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一定胜利。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祝贺越南问题巴黎协定^〔1〕正式签订的电报。

^〔1〕指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伪政权四方代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

主要内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所承认的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承担义务，在协定签字后六十天内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美国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不继续其对越南南方的军事卷入，不干涉越南南方内政，保证尊重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越南南方人民将通过普选决定越南南方的政治前途；越南的统一将通过和平方法逐步实现。

^〔2〕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一九六九年逝世。

^〔3〕印度支那，英语Indochina，是指中南半岛，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国家。越南战争，亦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指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五年，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的解放战争。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一月）

（一）（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

基辛格：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

毛泽东：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转头朝洛德〔2）说话〕你真年轻。

洛德：我渐渐老了。

毛泽东：在坐的要属我最老了。

周恩来：我是第二老的。

毛泽东：当年英军有人反对你们国家独立。蒙哥马利^〔3〕元帅则是反对你们政策的人士之一。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他也反对杜勒斯^〔4〕的政策。不过，他大概不会再反对你们了。当时，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大笑）。

基辛格：以前的敌人。

毛泽东：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感想。

毛泽东：也正是我说的。

基辛格：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的坦白和开放。

毛泽东：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snow（埃德迦·斯诺）^〔5〕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辛格：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信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6〕（周继续笑着）。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毛泽东：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7〕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泽东：对的。

基辛格：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毛泽东：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辛格：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辛格：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泽东：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辛格：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毛泽东：他们不团结。

基辛格：不团结，而且不象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恩来（对毛）：帮助蓬皮杜^〔8〕，他（指基辛格）同意。

基辛格：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毛泽东：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辛格：两家联合。

毛泽东：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象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基笑）

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辛格：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泽东：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9〕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泽东：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辛格：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毛泽东：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沈若云：Modeofacton（行动方式）。

基辛格：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末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泽东：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立场。

（〔毛泽东开始抽雪茄，并试着递雪茄给基辛格和洛德，洛德表示他不抽烟）

基辛格：我们并未计划在未来四年大量裁减驻扎在欧洲的美军。

（毛泽东望向周恩来）

周恩来：说到裁军，你的意思是最多裁百分之十到十五。

基辛格：完全正确。

毛泽东：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多少？他们大都是导弹部队吧。

周恩来：大概在三十至三十五万间，包括地中海的驻军。

毛泽东：这大概不包括海军在内。

基辛格：不包括海军。在欧洲中部约有二十七万五千人，但这不含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毛泽东：你们部署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队散布很广。你们在南朝鲜^〔10〕有军队，我听说大约有三十万人。

基辛格：大约四万。

毛泽东：蒋介石那儿大约有八到九千人。

周恩来：在台湾吧。

毛泽东：听说日本还有两地驻军，四万人在琉球、二至三万人在日本本土。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多少美军，但现在越南的美军只有一万多人。

基辛格：但他们很快都会撤回。

毛泽东：对，我听说你们在泰国有四万人。

基辛格：对的。但主席你刚才说的大都是空军部队，所以恐怕不能光以人数衡量。

毛泽东：你们也有地面部队，例如在南朝鲜。

基辛格：我们在南朝鲜确有地面部队。

毛泽东：你经过日本时，最好多花点时间和他们会谈。你只和他们谈一天，他们的面子很挂不住。

基辛格：主席，我们希望此行的重点是北京的会谈。稍后我会单独再去一趟东京。

毛泽东：很好。对他们说清楚些。你知道日本对苏联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基辛格：他们有点爱恨交加。

毛泽东：（比手势）一句话，这是日本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的，苏联做的事就像看到有人要上吊，就立刻把人家脚下的椅子抽走。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周恩来轻轻的笑了）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11〕

基辛格：他们还夺走当地所有的工业。

毛泽东：对呀。他们还抢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12〕。

基辛格：日本被苏联的经济发展性所迷惑。

毛泽东：（点头）他们希望从苏联那儿拿回些什么。

基辛格：但我们将加强日本和美国关系，同时也希望和中国加强关系。

毛泽东：我们认为，要是日本和苏联加强关系，不如和美国加强关系，这样会比较好些。

基辛格：日本和苏联如果形成紧密政治关系是很危险的事。

毛泽东：这在现实上，似乎不可能成真。

周恩来：（对毛泽东）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13〕和白宫的联系。

毛泽东：（对周恩来）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大使的管道处理。

毛泽东：黄华命苦（周大笑），他在你们那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还扭伤。

基辛格：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医生。

毛泽东：好啊。（周大笑）黄华好像在你们那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笑声），对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笑声，尤其是女士们），有人说，如果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

毛泽东：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

毛泽东：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六十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六十个美国人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

没有。

周恩来：非常少。

基辛格：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泽东：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十三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辛格：是的，还有治外法权。

毛泽东：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赔不起。

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毛泽东：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比化解你我之间的敌意困难。

基辛格：是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敌意，相反的，我们之间现在只有一个判断性问题。

毛泽东：对。

基辛格：未来几年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很快就会开始运作。

毛泽东：是吗？

基辛格：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毛泽东：你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是什么？是指台湾？

基辛格：是指其他有这种意向的国家。

周恩来：你是指苏联？

基辛格：我是指苏联。

周恩来：沈小姐了解你说的意思。

毛泽东：（看着翻译沈若云）这个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对周恩来说）她是谁？

周恩来：她是沈若云。

毛泽东：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

基辛格：不过，我们遇到的翻译，他们都做得很称职。

毛泽东：你遇到的翻译和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像现在这么好了。

周恩来：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

毛泽东：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年龄不要太大。

基辛格：我们准备设立一些人员交换计划，让你们送学生到美国。

毛泽东：一百个学生当中如果有十个人学好外语，那就非常成功，即使有十多个学生不想回国，例如一些女孩想留在美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排外。过去，中国到外国却不肯学当地语言，（看着翻译唐闻生）她的祖父母就拒绝学英语。他们就是这么顽固。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顽固和保守。许多老一代华侨不肯说当地语言，但年轻一代好多了。

毛泽东：（比个手势并指着他的书）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辛格：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纸老虎。

基辛格：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笑）

毛泽东：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周恩来笑了）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笑）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笑）

毛泽东：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他们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苏联进攻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者。

基辛格：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毛泽东：（笑）那会怎样？因为自从深陷越南后，你们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你想如果苏联深陷在中国，他们会感到舒服吗？

基辛格：苏联？

唐闻生：苏联。

毛泽东：那时候你们可以让苏联深陷在中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戳苏联的背后，那时候你们的口号将是寻求和平，你们将以和平之名瓦解社会主义帝国，也许你们将以作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一切协助反对中国。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彼此的意图实在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联手攻击中国。

毛泽东：（打断基的谈话）不，不是这样，你正在进行的目标是瓦解苏联。

基辛格：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笑）

毛泽东：（用两手作势）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

基辛格：我们希望吓阻苏联的攻击，而不是击败他，我们希望阻止他。

（周恩来看表）

毛泽东：世事难料，我们宁愿事情如此发展，这样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比较好。

基辛格：哪种方式？

毛泽东：那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

基辛格：那是你的必然性推论。

毛泽东：无论如何，老天已经送给我一封邀请函。

基辛格：我真的发现主席今年气色比去年好。

毛泽东：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请代我向尼克松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松夫人致意，很抱歉无法与她及罗杰国务卿见面。

基辛格：我一定会转达。

（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分开来处理。

基辛格：原则上……

毛泽东：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就相当的复杂。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

他们^〔14〕都是一伙儿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过一百年再去管他。对世事不要太急。有什么好急的呢？那只不过是个千把万人口的小岛罢了。

周恩来：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人。

毛泽东：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处理。

基辛格：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泽东：不过这是你们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催你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辛格：在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马上就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都跟我们的国内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或者在一九七六年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我们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建立外交关系，也可以当作贵我加强关系的象征，因为就技术层面来说，联络处^〔15〕用处非常大。

毛泽东：这是可以的。

基辛格：什么可以？

毛泽东：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可不可行的问题。

毛泽东：都一样（大笑）。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大笑）。我们甚至不会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碰澳门，顶多也只碰一点点。因为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地掌控着澳门（大笑）。赫鲁晓夫也骂过我，说为什么我们连香港和澳门都不要^〔16〕。而且我也跟日本说过，我们不只赞同他们（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而且还包括历史上，苏联自中国割去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基辛格：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而且联络处也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中美关系在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常的。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想个办法来做，不过这不是非做不可。

毛泽东：我们也有和苏联与印度建交啊，不过关系也不怎么样。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真的重要。

基辛格：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说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泽东：我们联络处主任已经跟你们说过大原则，也提过当年乔治·华盛顿反抗英国的故事。

基辛格：对，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对我作过精彩的演说，我以前也从总理那里听过。

毛泽东：那套说法可以不用再提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带。我们黄镇大使提过我们支持阿拉伯世界，不过他不了解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重要性。

基辛格：嗯，我那时的说法让他很惊讶，而他也重述了联合国的官式立场（大笑）。而我了解你们必须公开地采取某些立场。这些并不违反我们的共同立场。不过，事实上，我们会进一步解决中东问题，但我们也想显示这不是因为苏联施压才使然。

所以，每当苏俄施压，我们必须抗拒，除了争执本身有其优点之外，我们可说是为了抗拒而抗拒。然后当我们击败他们时，我们甚至有可能朝同样的方向前进，我们不是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想法，我们只是反对借着苏联施压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毛泽东：没错。

基辛格：而且我们现在的策略正是如此。

毛泽东：下次你再到中国来，除了政治，还可以同我谈一点哲学。

基李格：我很乐意，主席先生。哲学研究是我的初恋。

毛泽东：或许当了国务卿后就比较难研究哲学了。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辛格：他一九五九年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泽东：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决裂。他们一九五八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军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他们的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在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就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那就是他说的。那时候，他口气还很大，因为他见过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沾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他在北京同我夸口，说他认识美国总统，讲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friend）。（问布鲁斯大使；你知道这回事吗？）

布鲁斯：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毛泽东：还有一些消息。从此以后，赫鲁晓夫没有再来过。但他曾到过海参崴，他是从中国到海参巍的。

周恩来：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反中国的演讲。

毛泽东：现在的苏联领导人没有一个到过像海参崴那么远的东边。柯西金自己说过，他对西伯利亚的事情不太清楚。

（中方查看时间）

周恩来：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毛泽东：我本来还想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用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我想讨论的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会采用孤立主义。

基辛格：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目前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可能会走向孤立主义。不过，现实状况会让他们了解，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唯一的选择。目前我还不知道，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还有，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战术。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偏离现在的轨道。

毛泽东：那你和我似乎是同一类的。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神疑鬼的。

基辛格：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是我想形势所需，使我们只有回到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政策。

不过，主席先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趁着大家都还在位，而且都了解这情势的时候，尽量加强关系，不要让其他政策有机可趁。

毛泽东：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主张从欧洲撤军。

基辛格：是的。

毛泽东：这是帮苏联的大忙了。

基辛格：我们将不会在我们尼克松总统任内执行。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形：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粗暴、极为迅速的解决。

毛泽东：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辛格：如果有必要，但……

毛泽东：我不喜欢你同我耍外交辞令。

基辛格：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就会松手。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毛泽东：因为我也认为最好不要开战。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说我是个好战分子。（笑）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觉得不要。如果你们真的打，最好只用传统武器，核武器只是备用，尽量不要碰。

基辛格：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泽东：那就好。我听说你们以前这个方法是为了争取时间。

毛泽东：我们是想争取时间，可是，我们还有另一个立场，如果苏联攻击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我们要能反击。我们必须防患未然。

毛泽东：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接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的谈话节选。

^〔1〕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晚间十一点半至隔天凌晨一点二十分。毛泽东接见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座的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翻译唐闻生、翻译沈若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洛德。

^〔2〕洛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时年三十六岁。

^〔3〕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军指挥官之一。后曾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副总司令。

^〔4〕杜勒斯，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零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承认中国、非法排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明目张胆地进行制造 两个中国 的阴谋活动。

^〔5〕斯诺，（一九〇五——一九七二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一九二八年第一次到中国。一九三六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后写了《西行漫记》等书。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四年、一九七〇年访问中国。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 〕林彪（一九〇七 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金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手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 九一三 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 五七一 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7〕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伪政权四方代表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根据规定，美国政府必须在六十天内撤走全部军队，从而为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基辛格对这份协定的贡献，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挪威议会选出的诺贝尔和平奖五人委员会宣布基辛格与黎德寿（越方领导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8〕蓬皮杜，时任法国总统。

^〔9〕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或联邦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德统一，称德国。

〔10〕南朝鲜，今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11〕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二十年间，苏联趁中国内乱无力北顾，逐渐蚕食中国领土，利用二战日本入侵中国、国共相争的时机，逼迫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并取得了在新疆和东北的一系列特权。外蒙古独立是指外蒙古于二十世纪前期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一直影响到现在中国的巨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12〕一九四五年二月，苏美英关于战后日本问题的《雅尔塔协定》规定，整个千岛群岛，包括日本方面所说的“北方四岛”，择捉、国后、色丹和齿舞群岛，都划归苏联。

^〔13〕黄华，时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

〔14〕指台湾的蒋介石集团。

^〔15〕一九七三年五月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黄镇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美国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16〕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收回由于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落入葡萄牙和英国帝国主义监督之下的澳门和香港不感兴趣，而却对与印度的边界怀有敌意呢？

启用邓小平^*

#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一、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对邓小平来信^〔1〕的批示

请总理^〔2〕阅后，交汪主任^〔3〕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4〕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5〕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6〕。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7〕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日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部分谈话

我和剑英^〔8〕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

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的相关谈话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四、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

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的相关谈话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对邓小平）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注 释

工作。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江西。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保证永不翻案”，同时揭发批判林彪，提出想做一点工作。全文如下：

主席：

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静火注，应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〇、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2〕总理，指周恩来。

^〔3〕指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团长。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

〔 〕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 肺炎杆菌性肺炎 ，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 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 〕邓，指邓小平，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帅师长。古，指古柏，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 围剿 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 左 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法。一九三三年三月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受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

^〔6〕张闻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随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开始阶段，他直接参予了领导。

〔 〕刘伯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委邓小平等一起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冀南、太岳、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邓小平一起率领所属部队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

〔 〕剑英，指叶剑英， 九 一三 事件后，军委撤销军委办事组，重组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一）（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对叶剑英^〔2〕）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3〕、王洪文^〔4〕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带领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二）（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

慢慢来，就会顺手。

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我向基辛格^〔5〕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6〕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注 释

^〔1〕八大军区对调，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签发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当时全国共有十一个大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都任职时间不长，最长的也才四个月，他们都原封不动。其它八个军区司令员对调：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2〕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3〕总理，指周恩来。

^〔4〕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5〕基辛格，一九七三年二月和十一月两次访华，毛泽东都接见了他。就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威胁交换了意见。

^〔6〕北极熊，指苏联。

#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2〕，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2〕去。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的谈话节选。

^〔1〕青藏铁路，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指示下，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格尔木段）动工修建。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开始，因连续三年困难时期，青藏铁路全线停建。一九七四年，为落实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的谈话精神，一九七四年三月和一九七五年三月，铁道兵第十师和第七师共六点二万人，奉中央军委命令先后开进青海，开始了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建设。一九七九年铺轨到格尔木，一期工程完成，一九八四年通车。由于当时没有攻克高原冻土和高寒缺氧两大难题的把握，青藏铁路格尔木——拉萨段在一九七八年七月被叫停。直到一九九八年，高原冻土地区修筑铁路的技术问题获得了重大进展，青藏铁路再次提到日程上来，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江泽民批示修建青藏铁路十分必要，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青藏铁路二期格拉段开工，二〇〇六年七月一日全线通车。目前青藏铁路三期工程拉萨 加德满都段还没有立项，与毛主席的战略设想还有距离。

^〔2〕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

（一九七四年二月、三月）

（一）（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

（当卡翁达谈到赞比亚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时）,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当卡翁达赞扬我援赞工程人员时）,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作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并且说，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二）（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

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后来又把蒋介石赶走了。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

（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

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

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

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地中海是密切关系欧洲的。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

（三）（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

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

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他们（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

（尼雷尔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也怕呢。

（尼雷尔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整个非洲的事情怎么样了？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

（当尼雷尔谈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并说，（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帮助很小。

（当尼雷尔称赞中国医疗队时），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

（尼雷尔称赞中国人员在坦桑人对他们不好时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从不发牢骚），不能怪你们。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

（尼雷尔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注 释

^〔1〕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二月二十五日，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等外宾。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爱德华·希思：早上好！

毛泽东：好！

希思：见到你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毛泽东：谢谢你，欢迎。

希思：机场的欢迎十分动人，色彩鲜艳，情绪活跃。

毛泽东：嗯。（面向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仪仗队？

周恩来：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任首相不高兴。

毛泽东：我看还是要有。

周恩来：走的时候加。

王海容^〔2〕：不怕得罪威尔逊^〔3〕啊？

毛泽东：不怕！（面向希思）我是投你的票的！

希思：我想苏联有很多困难，有经济困难、农业困难，领导内部也有分歧。但是他们领导内部的分歧是在策略和时机问题上，而不是在长期战略的问题上。

毛泽东：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希思：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却在不断增长。虽然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遇到了问题，但它的实力正在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主要威胁。主席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

毛泽东：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4〕，包括法国的达拉第^〔5〕，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思：我当时是反对张伯伦先生的。

毛泽东：我讲的主要是美国的舆论。你们英国舆论讲到苏联怎么样要进攻中国，我看到的不多，很少。

希思：如果欧洲是软弱的，苏联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苏联发愁。

毛泽东：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希思：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

毛泽东：中苏的分歧要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一九五五年阿登纳^〔6〕到莫斯科，赫鲁晓夫^〔7〕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的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你见过阿登纳吗？

希思：见过，我见过他很多次。有一次他去意大利休假时，我和

他谈了一整天。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

毛泽东：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

希思：它在非洲很不成功。

毛泽东：丢了埃及。

希思：在阿拉伯世界中，它的影响很小。

毛泽东：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

希思：我想在你们这里，毫无影响。

毛泽东：有些影响，林彪^〔8〕就是它的人呢。

希思：我能否再问主席一个问题？中美关系今年将如何发展？自从尼克松^〔9〕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

毛泽东：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10〕难关？

希思：如果他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在十八个月以前就会劝他把这件事彻底压下去，但是他那时没有问我。

毛泽东：他也有缺点呢！

希思：我们都有缺点。

毛泽东：我的缺点更大呢！八亿人口要吃饭，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我希望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要接受这个邀请。

毛泽东：还没答复呢！

希思：我对刚才主席所讲的很感兴趣。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你们的粮食几乎自给自足，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可能我们英国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向你们提供你们所需的帮助，但主席是如何鼓舞了七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

毛泽东：说来话长。但是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

希思：好。我们始终乐于帮助你们。

毛泽东：好，很好。你们的艾登^〔11〕现在还在吗？

希思：在，他很好，现在七十六、七岁了。他至今仍对外交事务、国际问题极有兴趣。

毛泽东：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12〕上吃了亏。

希思：是的，吃了大亏。

毛泽东：美国人拆台。美国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它伸到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

希思：是的，这是美国当时遏制世界其他地区的意图的一部分。现在它已经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那么怕共产主义干什么呢？我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

希思：我完全同意。

毛泽东：美国人骂了我们二十多年。

希思：美国人和你们的关系是又爱又恨。现在他们害怕你们的心理减少了，也就更爱你们了。

毛泽东：怕得要死！基辛格^〔13〕第一次到北京，好像中国人要吃他。他自己说，第一次很紧张，第二次也还有点紧张，第三次不紧张了。但是我们对美国人比较放心。

希思：我们欧洲对此很高兴。主席对日本比较放心吗？

毛泽东：对。

希思：你们是否相信日本人所说的和平意图？

毛泽东：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希思：没有理由要怕欧洲。

毛泽东：过去怕呢！

希思：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毛泽东：没有冤仇。过去不仅英国，还有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八国联军。

周恩来：还有俄国、日本、美国，八个国家代表十二国，那是一九〇〇年。

毛泽东：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14〕。现在我想谈谈香港及其前途。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

希思：希望香港平稳交接。

毛泽东：这也是我想要的，而且一定要办到！我们现在也不谈（交接细节）。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转向总理）九七年时你我都不在了,那是他们^〔15〕的事了。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英国前首相希思^〔1〕的谈话。

^〔1〕爱德华·希思（一九一六年一一二〇〇五年），曾于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九日至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任英国首相。在任期间，中英两国于一九七二年建交。

^〔2〕王海容，一九四二年生，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3〕威尔逊指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一九一六年生，工党领袖，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任英国首相。

^〔4〕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一九四〇），指亚瑟·涅维尔·张伯伦，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任英国首相。一九三八年九月，代表英国政府同法国、德国、意大利政府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采取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张伯伦下台。

^〔5〕指爱德华·达拉第，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任法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在此期间，执行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 绥靖 政策。一九三八年九月，代表法国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一九四〇年德国侵占法国后被监禁，一九四五年获释。

^〔6〕阿登纳，一九五五年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7〕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 〕林彪（一九〇七 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 五七一 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9〕尼克松，时任美国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0〕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美国共和党内为尼克松筹划竞选连任总统的一些成员，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不久此事被揭发。一九七四年七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根据收集到的证据通过弹劾尼克松的条款。一九七四年八月尼克松被迫辞职。

^〔11〕罗伯特·安东尼·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政治家、外交家，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等职。但他在一九五六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企图再次强硬的对待埃及纳赛尔的时候，却招致世界一片反对，最终辞职下台。

^〔12〕苏伊士运河问题，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全部财产移交埃及政府。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勾结，于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对埃及发动了突然袭击，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西奈战役或卡代什行动。英法和以色列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苏联宣市：如英法不停火，苏将对英实施核攻击。美国为把英法势力挤出运河区，命令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威胁英法。最终，苏伊士战争以英法侵略军的失败告终，其在中东地区数百年殖民统治的传统势力丧失殆尽。苏伊士运河危机不但导致了艾登政府的垮台，英法两国在全球的庞大帝国加速瓦解。此外，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成为真正主宰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力量。

^〔13〕基辛格，一九二三年生。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任美国国务卿。一九七一年七月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第一次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举行会谈，后曾多次来中国访问。

^〔14〕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〇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15〕指在座的年青同志，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七十六岁）、王洪文（三十八岁）、邓小平（七十岁）、乔冠华（六十一岁）、唐闻生（三十一岁）、王海容（三十六岁）。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关于理论问题，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2〕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3〕。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4〕。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5〕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1〕后的谈话要点。

〔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与周恩来单独长谈，其中讲到理论问题。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周恩来将这次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整理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一月八日，周恩来将这个谈话要点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要点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要求 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

^〔2〕春桥，即张春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元，即姚文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3〕《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文如下：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早在一九二〇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士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备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 基本解决 ，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堂的九届一中余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 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 。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中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

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 左 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遥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 共产 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 资产 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 共产 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 共 这些 产 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4〕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5〕《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全文如下：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指出： 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

林彪反党售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 ，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 吃掉 ，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 列宁说，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 舰队 ，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 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 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 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 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 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工程 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得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 等于变相劳改 。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支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 物质刺激 ，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 变相受剥削 。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 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 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 特别 注意用 工资 来引诱 青年工人 ，所谓 诱：以官，禄，德 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的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 缺吃少穿 ，诬蔑部队干部 生活水平下降 ，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 缺吃少穿 ，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 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 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林彪反党集团，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 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 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 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而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 舰队 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 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 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 ，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腐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 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意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 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地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中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1〕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2〕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3〕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二）（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4〕

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定。

注 释

对待在押犯的原则一样。

（五）对因历史罪判刑在押的三千三百多名和已刑满就业的一万名相当于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清理，将经过调查研究，参照上述精神予以考虑。

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邓小平的送审报告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十五日至十八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宽大释放大会。

要安定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

多久不见了^〔1〕，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2〕，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3〕。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4〕，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5〕。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王海容、唐闻生）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6〕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7〕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8〕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9〕，称赞华夫^〔10〕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邓小平），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既要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面向王海容、唐闻生）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11〕。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纪要。

^〔1〕毛泽东自一九七四年七月去南方休养了十个月，刚刚回到北京。

^〔2〕春桥，即张春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曾责成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署名在《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第三期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反经验主义问题。张春桥署名在《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第四期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两篇文章实为两人合作写成送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说的这篇文章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3〕文元，即姚文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提出 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关于反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姚文元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此后，江青也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三四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姚文元曾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送审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文件，这个报告中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毛泽东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篇文章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定，所以毛泽东现在批评张春桥又说对不起张春桥。

^〔4〕指江青等呈送的上海机床厂搞的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

^〔5〕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和发起的，是周总理、叶剑英分别组织、动员地方和军队开展的一次运动。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正式下达关于印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通知说：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叶剑英亲自召集并主持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北京召集并主持召开党中央和国务院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群等人发言称： 批林批孔 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揭批 走后门 问题； 走后门 实际上 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二月十五日，毛泽东针对大批“走后门”一事指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二月二十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通知：对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的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6〕小谢，谢静宜，时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 〕小平，指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在一月八日至十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时周总理病重。会后，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工作。

^〔8〕你们，指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9〕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 五七一 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林彪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文章最后说：最后让我引用华夫同志的话来结束我这篇文字吧！“我们要特别指出最危险的简单化及机械化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的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因此我们必须估计每次战斗的经验，来补足及变更我们的战术。在这创造的工作中我们应造成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

^〔10〕即李德，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他在担任军事顾问期间，推行军事教条主义，他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在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在苏区进行指挥。当时任临时中央书记的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由他一人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极不准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都是按李德“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建立正规军打阵地战这一套错误路线进行的。他曾以华夫为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评论，他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军事上的推行者。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在受到会议批判后，被取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撤销了军事顾问的职务。

^〔11〕王明，实际主持当时临时中央工作，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五日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照搬苏联经验，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指出当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2〕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3〕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4〕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5〕。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6〕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学习《水浒》^〔1〕的谈话。

这三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都出过重排本。

^〔2〕晁盖，《水浒传》中梁山早期领袖。

^〔3〕宋江，《水浒传》中为第一号人物，为梁山起义军领袖，力主接受招安，并最终导致了起义军和他自己的悲剧命运。

^〔4〕高俅，《水浒传》中朝廷方代表，反面角色，贪官污吏。

^〔5〕方腊，《水浒传》中另一支农民起义军。

^〔6〕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反对招安。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今天早上有一次很不错的讨论。

毛泽东：你们讨论什么？

福特：我们讨论了我们同苏联之间的问题，还有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对策，以及我的国家和你的国家有必要合作，去实现那些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目标。

毛泽东：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我们只能放放空炮。

福特：我不相信，主席先生。

毛泽东：如果说到骂人，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一点。

福特：我们也能。

毛泽东：你们也能？那么我们应该达成一项协议。

福特：我们还可以使用武力，对付那些制造麻烦的国家。

毛泽东：这个不坏。那么我们可以达成另外一项协议。

福特：今天早上，我们讨论的时候，有很明确的讨论目标。

毛泽东：除了苏联帝国主义者，不可能是别人了。

福特：主席先生，今天早上，我们使用了一些很强硬的语言。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1）〕：你们批评他了？

福特：我们强烈批评的是另外一个国家。

毛泽东：那个在北面的国家。

福特：对。

毛泽东（对驻美大使黄镇）：黄镇^〔2〕同志，事情怎么样了？你还回美国吗？

黄镇：我听从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总统先生，你们要他吗？

福特：我们当然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好极了。大使先生回美国是很重要的，就像（驻华大使）布什^〔3〕先生要是留在北京一样。

毛泽东（对布什）：你留在北京吗？

布什：只有几天了。

毛泽东：你升职了。

福特：对，他升职了。我们将在一个月里，提名继任者。

毛泽东：我们不想让他走。

福特：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所以我要他回美国。但我们会找一个同样好的人来接替他。

毛泽东：那样挺好。我觉得，黄镇同志返回美国更有利。

黄镇：我将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我确实想回国，因为我驻外太久了。但是我将按照主席说的做。

毛泽东：你应该再在那里待一到二年。

黄镇：好的，我肯定会回去，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有一些年轻人批评他（指黄镇）。这两个年轻人（指在场的两个翻译唐闻生、王海容）对乔老爷^〔4〕也有一些批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现在外面有很多大字报出来。你不妨去清华和北大看看。

福特：我不太明白这些东西。主席先生，我希望，你让大使回美国再待两年，意味着我们还能继续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毛泽东：对，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还要继续发展。我觉得，现在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今年、明年、后年，可能都不会有大问题发生在我们两国之间。以后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好一点吧。

福特：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应对来自诸如苏联那样国家的挑战。

毛泽东：对，我们对苏联一点信心也没有。邓小平同志也不喜欢苏联。

福特：我们也是这样。他们在全世界扩张，掠夺领土和经济资源。我们必须面对他们的挑战。

毛泽东：好。我们也要面对挑战。

福特：我们希望从明年开始，我们的双边关系可以得到改善。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我们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

毛泽东：你是说我们两国之间？

福特：对。

毛泽东：那样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如果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一起合作，应对来自苏联的挑战，那么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就会在我的国家得到支持。

毛泽东：很好。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说说而已，苏联到底怎么行动，还需要观察。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必须让苏联对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留下深刻印象，言辞是不起作用的，必须有实际行动。我们将不断对他们施加压力。我希望，来自您的压力，和我们的压力一样强大。

毛泽东：我们就是放放空炮，骂骂人而已。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将要做的就不止与此了，过去也是如此。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总统坚强有力。我们将来就会这样行动。而不是只说不做、放空炮。

毛泽东：你们有实心炮？

福特：对，我们将一直准备火药，如果他们来挑战我们，那么我们的火药就不会闲着。

毛泽东：很好，那样也不坏。不过，现在你们是和平共处。

福特：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会对任何扩张主义行为坐视不管。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应对这些挑战了，并将继续如此。

毛泽东：那样很好。我们需要签署协议吗？

福特：对，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达到同样的效果。你从东边施加压力，我从西边施加压力。

毛泽东：可以。这是君子协定。

福特：这是最好的取得成功的方法，对付那些不是君子的小人。

毛泽东：他们是小人。

福特：我们今天早上用的词，比这个还要强烈。

毛泽东：我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来看我。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国能够更加友好。

福特：主席先生，这正是美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愿望。我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过去三年来，我们两国之间历史性的行动是得到美国人民全力支持的。美国人民像我们一样，认识到必须采取强力行动，阻止苏联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我们将维持我们的军事力量，并且准备使用它。在我们看来，这是让世界稳定和发展的最好方法。

毛泽东：好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福特：很正确。如果我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就会坐下来谈判，试图互相理解和消除矛盾。

毛泽东：很好。我们两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总是存在的。

福特：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紧密合作，这对我们两国和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举例来说，我们和苏联之间就没有我们和你们之间这样的谈话。我去过苏联两次，赫鲁晓夫^〔5〕到过北京三次。没有一次谈话是真的令人满意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与勃列日涅夫^〔6〕先生见过两次。有时谈得很顺利，有时谈得不好。我想这正是我们坚定态度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没法同意他们的有些提议，将来也不会同意。我们将保持坚定，维持军事力量。他们理解这一点，我想对我们两国最有利的方法就是，我们一起采取坚定立场。这正是我们打算要做的事。

毛泽东：好的。

毛泽东：你们现在同日本的关系怎么样？比以前好吗？

福特：对，比以前好。主席先生，正如你所知，我大约一年前访问了日本。这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访问日本。大约一个月，日本天皇和皇后访问了美国，这也是他们的元首第一次来我们的国家。我们感到，美日关系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好时期。

毛泽东：日本也受到苏联的威胁。

福特：我同意这一点，因此，主席先生，我认为中日关系的不断改善很重要，就像美日关系在不断改善一样。事实上，美日关系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

毛泽东：对日本来说，同你们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同我们的关系是第二位的。

福特：你们同日本的关系好吗？

毛泽东：不算很糟，但也不是很好。

福特：你们希望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对吗？

毛泽东：对。他们国内有亲苏派，反对谈论霸权。

基辛格^〔6〕：也可能是害怕谈论。

毛泽东：正是这样。

福特：你们同西欧国家的关系怎么样，主席先生？

毛泽东：比起我们同日本的关系，好太多、太多了。

福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同西欧、以及你们同西欧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才能应对任何苏联在西欧的扩张。

毛泽东：对，对，这是我们同你们的一个共同点。我们同欧洲国家没有利益冲突。

福特：主席先生，事实上，我们中有些人相信，中国比有些欧洲国家更能使得欧洲保持团结，使得北约加强力量。

毛泽东：他们心不齐。

福特：有些欧洲国家不像表面上那样强大和坦率。

毛泽东：我觉得瑞典不坏，西德也不坏。南斯拉夫也很好。荷兰和比利时就稍微差一点。

福特：很正确。苏联正在设法利用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弱点。我们必须阻止它，我们打算这样做。

毛泽东：对，现在葡萄牙看上去更稳定一些了。形势好像在朝好的方面发展。^〔8〕

福特：过去四十八小时里，形势发展很令人鼓舞。我们支持的一方正在得势，采取行动稳定局势。我们同意你的看法，南斯拉夫是重要的，在抵抗苏联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很关注，铁托^〔9〕逝世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对。也许铁托之后会是卡德尔^〔10〕。

基辛格：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反应。我们正在着手做这件事。不同的因素都会对外部集团产生影响。

毛泽东：对，南斯拉夫有许多省，它是由很多以前的小国家组成的。

福特：主席先生，今年夏天，我到罗马尼亚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旅行。我对齐奥赛斯库^〔11〕总统的力量和独立性，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对西班牙的局势也很关注。我们支持西班牙国王。我们希望，他能够处理好那些破坏西班牙王国的因素。我们将和他一起工作，在这个转变时期，争取对局势最基本的控制。

毛泽东：如果欧洲共同体^〔12〕吸纳西班牙，我们觉得，不管怎么

样，这是一件好事。欧洲共同体想要西班牙和葡萄牙吗？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正在敦促北约对西班牙更友好一些，哪怕法国反对这样。我们希望，在新国王的领导下，西班牙能够更容易被北约接受。此外，我们感到欧洲共同市场应该对西班牙政府有更多的回应，朝着西欧一体的目标努力。我们将在这两个方向上，尽我们所能。

基辛格：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不够激进。

毛泽东：是这样吗？对了，以前他们总是打来打去的。还有，以前你们不骂法国。

福特：对，我们支持西班牙新国王。因为西欧的南部必须保持强大，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如果我们要抵御苏联的扩张主义，这些国家都必须得到增强。

毛泽东：好的。我们认为希腊应该变得比现在好。

福特：对，他们经过了一段困难的日子，我们感到新政府正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我们会帮助他们的。我们希望最终他们会回到北约，成为一个成员国。

毛泽东：那样不错。

福特：当然，希腊有一些激进的想法，从我们的观点看，不是很好，会削弱北约，给苏联以可乘之机。

毛泽东：是吗？！

福特：让我们看看中东地区，主席先生。我们认为西奈协议^〔13〕有助于减少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必须尽快实现该地区的广泛和平。等到下一次美国大选一结束，我们就将努力争取实现该地区广泛的和持久的和平。

毛泽东：持久和平很难做到。

福特：对，几百年来他们都无法实现和平。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实现它，一旦成功，就将消除苏联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影响。如果局势保持停滞，那么苏联就有机会制造麻烦。因此，我们相信必须不断前进。西奈协议有助于我们同埃及实现良好关系。在下一次大选后，如果我们继续前进，争取更大范围的和平，这对将苏联的影响赶出该地区就会有重大影响。

毛泽东：我不反对那样做。

福特：关于南亚次大陆，我们希望通过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基地保持我们的影响。当然，我们将不断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已经取消了对他们的武器禁运，所以他们自己可以想办法发展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印度相信，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值得尝试。

毛泽东：那样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你对孟加拉国的局势有何看法？

毛泽东：那里的情况正在变好，但还不稳定。我们准备派个大使过去。也许他需要不少时间才能到那里。

福特：你是否感到担忧，印度可能会插手，对孟加拉国采取军事行动，取得主导权？

毛泽东：有这种危险。我们必须警惕。

福特：主席先生，印度总是会做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反对其他国家。我希望他们不会在孟加拉国上面犯错误。

毛泽东：确实如此。如果他们在那里采取行动，我们将会反对他们。

福特：我们正在同巴基斯坦和伊朗合作，阻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谴责任何印度的此类行动。

毛泽东：好，我们又达成了另一项协议。

福特：我肯定你同我们一样，很关心苏联在印度洋的存在，以及他们在东非的活动。这一类举动，我们都强烈反对。我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安哥拉^〔14〕，我们正在那里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防止苏联在那里得到一个在非洲大陆上的据点。

毛泽东：你们看上去没什么办法，我们也没有。

福特：主席先生，我想我们双方都可以做得更好。

毛泽东：我赞同把苏联赶出去。

福特：如果我们一起好好努力，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可以通过刚果和扎伊尔的金沙萨。

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南非，它会卷进来。这会触怒整个黑非洲。这使得整个事情都变复杂了。

毛泽东：南非名声^〔15〕不好。

福特：但是他们正在阻止苏联扩张。我们觉得这是令人钦佩的。我们给了赞比亚和扎伊尔许多钱。我们想象，如果我们自己采取行动，并且中国和其他国家也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防止苏联获得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防止他们控制安哥拉的主要资源。我们强烈反对古巴的介入。现在，他们在安哥拉有五六千人。我们觉得这不是好事。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苏联。

邓小平：你的意思是，你们钦佩南非？

福特：不。他们强烈反对苏联。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件事美国没有插手。

邓小平：在安哥拉。

福特：南非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福特：刻不容缓。

毛泽东：我觉得安哥拉人民解放军不会成功。

福特：我们也希望他们不会成功。

基辛格：如果其他两个派别足够训练有素，我们就可以提供他们武器。这样我们就能防止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获胜。那两个派别需要得到训练，需要理解游击战。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武器，但是需要其他人

训练他们。

毛泽东：过去，我们通过坦桑尼亚支持他们。但是坦桑尼亚会扣留某些东西。也许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扎伊尔。

邓小平：可能还是通过扎伊尔比较好。

基辛格：那就通过扎伊尔。中国方面也许可以使用它和莫桑比克的影响。对于非洲来说，如果莫桑比克反对苏联集团和安哥拉人民解放军，那么就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福特：但是，你知道，莫桑比克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这可能很难吧。

邓小平：不可能的事。

基辛格：我知道。不过他们可能不理解他们正在干什么，因为他们非常尊敬中国。

毛泽东：我们可以试一下。

基辛格：我不觉得莫桑比克理解安哥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提建议，他们更愿意听中国的话，而不是我们的话。

毛泽东：我们可以试一下。

邓小平：我们可以试，但是不太可能成功。

基辛格：确实如此。

毛泽东：扎伊尔可能更可靠一些。

基辛格：扎伊尔应该成为一个提供支援的基地。我们从莫桑比克得不到帮助，但是也许他们会置身事外。我们不指望从莫桑比克得到帮助，但是可能他们至少会保持中立。

毛泽东：我们试一下。

福特：我要再说一次，刻不容缓。因为其他两个派别需要得到支援。直到不久前，他们都做得很好。目前，局势陷入僵局。如果在我们、你们和其他国家做出努力之后，安哥拉人民解放军依然占据优势，那将是一场悲剧。

毛泽东：这很难说。你觉得事情就是这样了？

福特：我可能会说，对于安哥拉就是这样。在动身离开华盛顿前，我刚刚批准对那两个派别提供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将面对苏联的挑战，击败安哥拉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好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讨论世界局势，表达了我们发展双边关系、在许多问题上一起合作、解决许许多多世界冲突的愿望。

毛泽东：对，现在有一些记者说，我们两方的关系非常坏。也许你应该向他们透露一些消息，给他们一些内幕。

基辛格：这需要双方努力。他们在北京也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毛泽东：但是这与我们无关，是一些外国人透露出去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不相信报纸上的话。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国家要一起给全世界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关系很好。当我返回美国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我希望你的人也这样做。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两方关系好，而是还要让世界相信我们的关系好。

毛泽东：我们会一点点来的。

福特：我们也会努力的。

毛泽东：那就这样吧。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总统福特时的谈话。

^〔1〕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黄镇，一九七三年五月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黄镇任驻美联络处主任。

^〔3〕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又称老布什，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后在一九八九年一月至一九九三年一月期间，担任美国第四十一届总统。

^〔4〕乔老爷，指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长。

^〔5〕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下台。

^〔6〕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7〕基辛格，时任美国国务卿。

^〔8〕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左派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持续四十二年的萨拉查法西斯专制统治，开始民主化进程。在政变期间，军人用康乃馨花来代替枪中子弹，又称“康乃馨革命”。一九七五年政府宣布放弃非洲殖民地的管辖权，一九七六年举行第一次选举，选出了首相，实现了葡萄牙的自由民主化。

〔 〕铁托（一八九二 一九八〇），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他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为南斯拉夫赢得了国际尊重。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和马其顿四个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布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联合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式解体。

〔 〕爱德华 卡德尔，南斯拉夫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时任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一九七九年去世。

^〔11〕齐奥赛斯库，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12〕欧洲共同体，西欧国家推行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并具有一定超国家机制和职能的国际组织。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称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欧共体向欧洲联盟的前身。

^〔13〕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此后，美国为了排除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致力于撮合埃及和以色列进行关于西奈半岛问题的和平谈判。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埃及和以色列关于西奈的协议签字。这是继一九七四年一月埃以达成两国军队脱离接触协议之后，关于西奈问题的第二项协议。在协议中，双方都作出了让步。以色列将从西奈部分领土上撤走并放弃了结束战争状态的要求。埃及则同意对以色列的非军事物资开放苏伊士运河。

〔 〕安哥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安哥拉人民为反抗葡殖民统治，先后成立了三个民族解放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并于六十年代相继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爆发了 康乃馨革命 ，推翻了萨拉查法西斯专制统治，新政府宣布放弃殖民主义政策。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五日，上述三个组织同葡政府达成关于安哥拉独立的《阿沃尔协议》，并于一月三十一日同葡当局共同组成过渡政府。不久，安人运、安盟和安解阵之间发生武装冲突，过渡政府解体。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安人运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安解阵和安盟则成立了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日，安两派三方武装冲突扩大为全面内战。安人运受苏联支持，另外两个派别受美国与南非支持，国内仍持续呈现战争状态，直到二〇〇二年四月四日签订停战协定，才结束了长达二十七年的内战。

^〔15〕南非共和国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九〇年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这个制度对白人与非白人（包括黑人、印度人、马来人、及其他混血门族）进行分隔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予歧别待遇。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但引发国内的反弹与抗争，更引发国际社会的攻击与经济制裁；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宣布：种族隔离违反国际法原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凡是有种族隔离行为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即为犯罪。缔约国承担义务，禁止、预防并惩治犯有这种罪行的人。

# 祝贺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二月）

（一）毛泽东等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的电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

柬埔寨国家元首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

宾努亲王，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

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

乔拉潘先生阁下：

在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攻势下，金边已经完全解放。捷报传来，人心振奋。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英雄的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和全体柬埔寨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五年前，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了朗诺叛国集团的反动政变，甚至悍然出兵柬埔寨，妄图把一个独立、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变为它的殖民地。富有光荣反帝革命传统的柬埔寨人民不畏强暴，揭竿而起，团结在以诺罗敦 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周围，进行了整整五年英勇顽强的战斗，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柬埔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弱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强国，小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大国。

柬埔寨人民在长期武装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赢得了各国人民的钦佩和赞扬。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不仅为印度支那人民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和推动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柬两国人民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胜利就像对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可以相信，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前进。

金边的解放，标志着柬埔寨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深信，柬埔寨人民在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旗帜下，加强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大团结，继续英勇奋斗，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柬埔寨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于北京

（二）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军民彻底摧毁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的电报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

西贡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越南南方军民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了南越傀儡政权，终于解放了西贡。这是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坚持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喜讯传来，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越南南、北方全体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光辉旗帜，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越南化”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巴黎协定签订之后，越南人民在新的形势下，对于西贡傀儡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破坏巴黎协定、拒绝实现民族和睦、疯狂屠杀人民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战，终于以革命战争打败了反革命战争，取得了完全解放越南南方的辉煌胜利。你们的胜利，开创了越南解放新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你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一切斗争中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越南人民的胜利，再次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哪怕是一个小国的人民，在维护祖国独立、自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中，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挫折，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是患难过去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人民仍将坚定不移地同越南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衷心祝愿越南南方人民在继续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繁荣的新越南一定实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于北京

（三）毛泽东等祝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电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

万象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

老挝最高人民议会主席

苏发努冯阁下，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凯山·丰威汉阁下：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及你们荣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老挝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是老挝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光辉成果。几十年来，英雄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坚持武装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极右反动势力，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老挝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你们的胜利，不仅对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中老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革命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对老挝人民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看作是自己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相信，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必将把老挝建设成独立、民主和繁荣的国家。我们祝愿，中老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 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于北京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祝贺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1〕取得胜利的电报。

^〔1〕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法斗争胜利不久，美国破坏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协议》，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在越南南方策动亲美势力废黜亲法的保大皇帝，建立吴庭艳傀儡政权，制造了正式分裂越南的局面。一九五九年起南越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南越西南部游击区已连成一片，农村建立起基层革命政权。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美国为长期霸占南越，从一九六一年起发动由美国出钱、出枪，越南出人的 特种战争 。南越人民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粉碎美伪军的 全面进攻 、 重点扫荡”。到一九六四年底，歼灭和击溃包括三千多名美军在内的几十万敌军，摧毁敌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战略村 ，解放三分之二以上的南方地区。

美国发动的“特种战争”彻底失败后，于一九六四年八月初制造“北部湾事件”，以北越鱼雷艇袭击美舰为借口，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翌年起大批美军直接参加侵越战争，将 特种战争 升级为 南打北炸 为特点的 局部战争”。越南北方军民边生产边战斗，全力支援南方同胞抗战。南方军民英勇战斗，连续粉碎敌人的旱季攻势。虽然美国派遣部队陆续增加到五十多万，仍无法取胜。一九六八年三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五月，越美在巴黎举行会谈。十一月，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北越轰炸， 局部战争 失败。

一九六九年起，尼克松政府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为在欧洲和中东集中对付苏联，决定收缩力量，从南越逐步撤退，采取 以越南人打越南人 的 越南化 策略。美国侵略越南的同时，在老挝扶植亲美势力，把老挝划入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的“保护”范围。老挝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在爱国战线党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屡次打败敌人武装进攻。一九六四年四月，美国策动右派政变。五月美国飞机轰炸解放区，直接进行武装干涉。一九六五年三月，爱国战线党和爱国中立力量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至六十年代末，老挝人民解放军英勇抗战，解放区迅速扩大。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柬埔寨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坚持推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开始轰炸柬埔寨，柬美断绝外交关系。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美国策动朗诺

施里玛达集团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发动军事政变，颠覆王国政府。四月，派遣近十万名美军和西贡伪军入侵柬埔寨。柬埔寨人民立即拿起武器，奋勇抵抗。至此美国把侵略战火扩大到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整个印支三国。为了联合抗美，印度支那三国四方领导人于一九七〇年四月举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会议号召印支人民加强团结，英勇战斗，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同年五月，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成立。经过五年艰苦战斗，柬埔寨爱国军民消灭大量美国侵略军和伪军。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爱国武装力量解放金边，四月十九日宣告全国解放。柬埔寨抗美救国战争首先取得胜利。

在越南战场上遭到惨败的美国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签订《巴黎协定》，同意结束战争，撤出在越南的美军及其盟国全部军队。但美仍在南方支持阮文绍集团。一九七五年四月，南方军民发起总进攻，四月三十日解放西贡。五月一日，十七度线以南的国土全部解放。抗美战争胜利结束，越南举行全国普选，产生了统一的国会。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越南正式宣布南北两方实现统一，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老挝爱国军民在坚持进行武装斗争同时，为寻求和平解决问题进行不懈努力。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老挝爱国力量代表和万象政府代表签订《万象协定》，老挝人民一面巩固发展解放区，一面打击右派势力军事冒险行动。一九七五年五月以后，老挝人民在越、柬人民胜利的鼓舞下，展开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八月底斗争胜利完成。十二月一日，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万象举行，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至此，印支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七六年一月）

清华大学刘冰^〔1〕等人来信告迟群^〔2〕和小谢^〔3〕。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4〕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5〕，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6〕，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7〕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8〕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

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9〕。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10〕、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11〕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12〕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13〕、聂元梓^〔14〕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15〕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16〕的《论孔丘》，冯天瑜^〔17〕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18〕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涛，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注 释

* 这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多次重要谈话纪要。

^〔4〕小平，指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 〕 三项指示为纲 是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整顿中使用的一个提法。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针对某些问题，先后作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三条指示，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不抓思想头争，只抓生产，并积极打击左派。

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7〕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解放后，曾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 肺炎杆菌性肺炎 ，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8〕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9〕“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句话出自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大意是说我们住在这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不知道有汉朝，也就更不知道魏晋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 文化大革命 的决议，总的评价是 三分缺点，七分成绩 。邓小平却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暴露了他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

^〔10〕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部长。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收到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的信，告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 〕英国工党，英国两大执政党之一，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但从五十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工党内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右派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了，社会主义应是 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 ，而不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为目的；反对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在现存制度基础上追求更高程度的完善。这些思想在工党内占了上风。

^〔12〕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美国劳联和产联合并。劳联，全称“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 年。产联，全称 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 ，是美国按产业原则建立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它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左右一次总统选举。在劳联 产联的历史上，其大部分时间是在执行一条反动的劳工外交路线。它策划并参与推翻一些国家民主选出的政府、伙同一些独裁者反对进步的劳工运动并支持反动的劳工运动去反对进步的政府。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抹煞不掉的事实。

^〔13〕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宁夏三〇四厂工作。一九七〇年蒯大富被以清查 五 一六 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作。

〔 〕聂元梓，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曾贴出由她领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后不久，与北大教师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一九七五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工作。

^〔15〕杨荣国，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6〕冯友兰，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7〕冯天瑜，当时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18〕郭老，指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19〕一九七六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深刻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全文如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 一切为了现代化 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 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 ，还说什么 这是最可靠的 ，而且是 一个大政策 。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

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 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 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 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 。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 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〇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堂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夫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 白猫、黑猫 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我们是社合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 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 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 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 学我者病，来者方多 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毛远新^〔1〕：（我汇报了四月五日、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

毛泽东：谁人建议的？陈锡联^〔2〕？

毛远新：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3〕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毛泽东：好。

毛远新：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毛泽东：（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4〕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5〕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毛泽东：公开发表。

毛远新：登报？

毛泽东：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6〕等。

毛远新：市委报告不发了？

毛泽东：不发。并据此开除邓^〔7〕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毛远新：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泽东：（点头）嗯！

毛远新：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好。上次会议，春桥^〔8〕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9〕。

毛泽东：（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11〕

毛远新：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毛泽东：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10〕。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毛泽东：叶^〔12〕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好。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毛泽东：对。

毛远新：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毛泽东：（挥手）快，谈完就来。

（下午）

毛泽东：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13〕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指示。

^〔1〕毛远新，一九七五年九月后，毛泽东病重，他到中央担任“联络员”，负责与政治局的沟通。

^〔2〕陈锡联，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3〕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

^〔4〕华国锋，时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5〕北京发生的事，指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四月六日凌晨，毛远新给毛泽东写了如下的报告：主席：

五日夜到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首先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五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二百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就来了，提出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

伤：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战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员五十五人。

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查出一个地下"新造反委员会"。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的战士及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三十八个人，前天捉了三十九个，大部分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事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小平）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够立案侦察的有三百多起，反动的东西共三百四十多件。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的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在已准备了三万多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集结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历史博物馆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公园一个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营，

市委机关一个营，

人大会堂一个营，

西单拘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另外，还有三、四个师驻扎近郊待命。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他们从后门跳窗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的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胜利。

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却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毛远新

四月六日三时

^〔6〕吴德讲演，指一九七六年五日下午六时广播的《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如下：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予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请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晚十一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吴德自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真相》

^〔7〕邓，即邓小平。

^〔8〕春桥，张春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 〕纳吉，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数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匈牙利进行全面改革、纳吉重新出任政府总理和苏联驻军撤离匈牙利等要求。当晚，这场示威游行演变成群众武装暴动。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组，由纳吉出任总理。纳吉政府坚决要求苏联立即撤军和恢复多党制。苏军出兵镇压。匈牙利十月事件很快被全面镇压下去。纳吉被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被绞死。

^〔10〕苏振华，时任海军第一政委、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上将，在解放战争中参与了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一九七五年积极配合邓小平的“整顿”。

^〔11〕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通过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12〕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的倡议者，一九七五年积极配合邓小平的“整顿”。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份指出“剑英七五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

^〔13〕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通过决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后事交代^*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

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2〕！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3〕。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注 释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部分政治局委员^〔1〕的谈话。

^〔1〕当时在场的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

^〔2〕静火以当年美国人的一个角度来为毛泽东时代做个注释，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旅行团成员、美国天主教《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访华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出版，摘要如下：

我作为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发起的由十二人组成的旅行团成员之一，在中国的广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区，进行了为时三个星期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虽不能使我取得象一个中国通或关于中国问题职业观察家的那种资格，但这次经历，可以帮助我更正确地观察和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对新中国人民可贵的道德风尚感触最深。中国人热诚友好、勤劳、聪明和勇敢、有献身精神、有良好的纪律，他们可以信赖和靠得住。

在我的访问旅程中，我特别作过一番努力，想了解中国的宗教现状。我得以会见一些当地中国的宗教各教派的领导人：在杭州的一位伊斯兰教的阿訇，在上海的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南京的一位圣公会退休主教以及在北京的天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从我能够搜集到的每一项意见中，按我看，显而易见，全部宗教，特别是带有组织形式的宗教，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已经几乎完全地从中国生活和思想中消失了。找不到地下宗教活动的任何证据，所以谁也不能讲那里是否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个人宗教信仰或活动。

过去二十五年来，由于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美国院外活动集团无休止的宣传机器所助长的普遍看法，美国人曾经把中国宗教的衰亡归因于一个无神论者政府的无情的镇压。这种看法毫无事实根据。无人否认共产党领导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把宗教置于重要地位，而且尽最大努力不让它扩大影响，特别在青年中间。但是他们的总的政策与其说是迫害宗教，毋宁说是忽视宗教。对他们来说，宗教不是那么重要。显然，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既然宗教今天在中国是无足轻重的，十分明显，它跟新中国人民发展固有道德风尚是毫无关系的。这一事实给神学家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怎样能够说明如此人数众多的一个国家会那样普遍地表现出这种道德风尚，而在西方，这种表现则总是被认为是同宗教信仰和宗教动机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其创始与发展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并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国人能够知道，他们无疑将会大吃一惊。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但是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

当我在新中国各地旅行时，一个根本问题始终萦绕脑际：他是怎么完成这项工作的呢？毛主席怎样去说服那么多的人对他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如此热情地给予合作呢？

也许美国对华院外活动集团最恶毒的谣传就是说，毛和共产党人，在他们内战获得胜利后，在一场残忍的血洗中巩固了他们的政权。我们从一些包括总统和国务卿们的歇斯底里的声音中听到过同样的而现在已证明为荒谬的预言，说什么随着共产党在南越的胜利而来的将是这种血洗。这种断言没有得到客观的证据。毛不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蒋在上海背信弃义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而这一事实有文件可以证明。

毛所以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改造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取得他的令人震惊的成就，是因为他很了解他的人民。他了解他们的潜力和他们的固有财富，并动员他们为争取他认为能使他的人民确信是为了他们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奋斗的目标。他的“为人民服务”的著作是基本的和革命的。他了解他们的道德品质，向他们呼吁，并把他们加以发展而赢得了他们的合作。

一九四九年当毛接管那个国家时，它是一片混乱。二十五年之后，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一个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风尚的八亿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个最不分阶级，正义的和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够吃够用而没有那一个人享受过多。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它本来很容易会给世界其它部分带来无法忍受的担子，而它现在却是一个保证人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都照顾得象个样子的自给自足国家的典范。过去被称为一个不象样的国家，而今天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了。

如果说毛的中国现在是一个奇迹的话，它还没有变成一个人间天堂。他们强调一致、公民、小组和“我们”。而我们则强调能提出异议的权利、强调个人、人和“我”。毛认为个人存在于集体之中，并为集体而存在，而且个人是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幸福和才华的发挥。而我们则认为集体是为个人而存在的，而且集体的福利和力量的发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的。

对中国问题的任何探讨中，必须记住毛的中国今天仍处于它的初建时期，我们当然不能对他们的缺点和他们为了取得二十五年的光辉灿烂的成就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去吹毛求疵。

有一样东西是毛的中国如此生气勃勃地向世界各国，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提供的，那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希望。中国一度是大国中间最病态的一个国家，而今天它是最健康的。我们环视全世界，到处看到象是走向死亡的重病，我们能从毛的中国的榜样提取希望。在那里，我们曾经学习到，有一个明智的和无私的领导，任何病态的国家也能够自行走上恢复健康之路。毛主席由于他为他的国家所作的一切将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杰出的、创造性的领袖而载入史册。

^〔3〕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拥护文革的左派力量发生分裂，华国锋和叶剑英发动“十月政变”，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和《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复出后三年中，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影响，走资派势力逐渐控制中央，并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发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点名批评华国锋，“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华国锋下台，至此，走资派势力全面复辟。

版本信息

V1.10 (2016.06.26)，对照卷六4.0和卷七2.0进行修订，并对个别注释进行修补。

V1.00 (2016.05.31)，初版完成。

目录

第一卷 2
第二版出版说明 17
本书出版的说明 18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20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5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43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44
井冈山的斗争 49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6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2
反对本本主义 79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85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90
我们的经济政策 92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95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99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14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155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158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68
实践论 174
矛盾论 183
第二卷 206
抗日战争时期（上） 207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 208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13
反对自由主义 217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219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225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233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 241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243
论持久战 262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307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317
战争和战略问题 320
五四运动 329
青年运动的方向 331
反对投降活动 337
必须制裁反动派 340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343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347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351
《共产党人》发刊词 356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364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366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368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388
纪念白求恩 389
新民主主义论 391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 419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421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425
《中国工人》发刊词 428
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429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430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436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438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443
团结到底 447
论政策 449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454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458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460

第三卷 463
抗日战争时期（下） 464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465
改造我们的学习 468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473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474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475
整顿党的作风 477
反对党八股 488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498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516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518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 521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522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525
质问国民党 529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533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536
组织起来 544
学习和时局 549
为人民服务 583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 584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587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589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593
两个中国之命运 595
论联合政府 597
愚公移山 637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639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642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644
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 646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647
第四卷 648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649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650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658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660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664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667
关于重庆谈判 669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 675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678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 680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683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86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687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690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693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 696
三个月总结 698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702
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 707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 709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710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713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716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720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721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732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734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 739
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740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 742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744
关于工商业政策 745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 747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750
关于情况的通报 753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757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765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768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 770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 771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775
关于健全党委制 778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 779
关于淮海战役的的作战方针 784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786
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789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791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794
将革命进行到底 796
评战犯求和 801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804
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807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809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813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816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818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 821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823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828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837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840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842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846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 848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850
论人民民主专政 853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862
别了，司徒雷登 867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872
“友谊”，还是侵略？ 876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878
第五卷 883
出版说明 885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 887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888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891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893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894
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 895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896
不要四面出击 900
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902
你们是全民族的模范人物 905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906
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907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 908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911
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913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915
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916
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 919
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923
元旦祝词 924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925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927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 928
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 930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931
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多作生意好，还是少作生意好？现在生意是作，是少作。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5]。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等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我们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千亿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十五年就差不多。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是讲总数，不是按人口，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就钢铁来说，要三亿吨。英国五千万人口，有两千二百万吨钢，我们有七亿人口，得要三亿吨钢。刚才讲七亿吨钢，要三亿吨钢翻一番还要多一点，那可能要十五年，也许还要多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搞了八年，七搞八搞还只有那么一点。一九四九年粮食是二千一百亿斤，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在我们手里搞了八年，只增加一千六百亿斤，而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三千几百亿斤，可能到四千亿斤。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个体经济，初级合作化，没有整风反右。钢铁也是一样，几十年只有那么一点。蒋介石只有四万吨钢，这还是张之洞^[6]遗留下来的。两个东西最要紧：一个粮，一个钢。有了钢，就能作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作：挖煤炭的机器，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机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起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扯远了，还是回到不承认的问题上来。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他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弹。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7]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他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他也打，不怕，他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有这么八个观点，当作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二 九月八日的讲话

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们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8]，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刑。对他们使用绞刑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是一条绞索绞住了。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古老的绞索，他已经占领几年了。他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人的脖子套住了。中东是最近套住的。谁人让他套住的呢？是他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也是他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绞索的一端就丢到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他，不同情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他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所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湾，他是订了条约的，比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较活，没有什么条约，说是一个请，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舰队是杜鲁门^[9]。杜鲁门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没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也是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人一愿意，就套上了。

金门、马祖套上了没有？金门、马祖据我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不是讲现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看情形，那个时候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约旦的侯赛因^[10]和黎巴嫩的夏蒙^[11]那样好？他不能见死不救。昨天第七舰队的总司令比克利亲自指挥，还有那个斯摩特^[12]，不是放大炮吗？引得国务院也不高兴国防部也不高兴的那位先生，他也在那里跟比克利一道指挥。

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不是有脱身政策吗？在朝鲜有脱身政策，现在我看形成了金马的脱身政策。他们那一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脱身者，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它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是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他是不敢来的。除了我们这个阵营以外，它都想霸占。一个拉丁美洲，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还有个澳洲，澳洲也在军事条约上跟它连起来了，听它的命令。它用“反共”的旗帜取得这些地方好些，还是真正反共好些？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他们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

今年要争取产钢一千一百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两千万，争取三千万吨。后年再搞两千万，不是五千万吗？苦战三年，五千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苏联去年就五千万，加三年，他可以搞六千万。我们苦战三年，有可能超过五千万，接近苏联，再加两年，到六二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接近美国（美国因为它经济恐慌，那个时候也许只有一亿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经过酒精搞橡胶，搞纤维，搞塑料，等等。

至于紧张局势，也许还可以讲几句，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又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美国人骂我们，蒋介石骂我们，李承晚骂我们，也许还有一点人骂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英国是动摇派，军事不参加，政治上听说他相当同情。因为他有个约旦问题，你不同情一下，美国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国在约旦怎么办呀？尼赫鲁发表了声明，基本上跟我们一致的，赞成台湾这些东西归我们，不过希望和平解决。这回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一搞，美国人对他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

我想可以公开告诉世界人民，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利在什么地方呢？中东紧张局势对于美国有什么利？对于英国有什么利？还是对于阿拉伯国家有利些，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有利些。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各党派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慢慢这样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个航空舰就来了六个，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个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你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有用的，统统集中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三 九月八日的结束语

教育这个东西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是一个革命。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大家懂得，没有问题了，党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题也不多了，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现在苏联对这个问题也想改革，他们正在搞一个文件在那里酝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们在那里作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13]

在财政方面，我找了一个材料：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全部财政收入是一千七百亿，今年起，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大概可以收四千亿。你看，八年一千七百亿，五年可以搞四千亿。这个事情很可以注意。那八年的头一年，一九五○年，只有六十五亿，可怜得很。第二年，一九五一年，一百三十三亿，增加了。第三年，一九五二年，一百四十八亿。这两年都是一百亿以上。到五三年，就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跃到二百二十二亿，五四年二百六十五亿，五五年二百七十二亿，五六年二百八十七亿。总而言之，这四年相当停滞，有所发展，都没有突破二百以上到三百。到三百是去年，去年是三百一十亿。你看，以前搞了四年，都是二百几，去年一年就是三百一。今年，可以搞到四百三十亿。你看，由三百一，一跃进就到了四百。明年应该是五百几或者六百几十亿吧？也不要五百几，也不要六百几，一下就搞到七百几十亿。我这说的是第三本账，七百二十三亿有可能。去年三百一只有一年，今年四百三也只有一年，五百没有，六百没有，明年一跳可以跳到七百二十三亿。是不是能够搞到，还要看，这是一种预计，或者还会更多一点。后年就会更多。五年四千亿，平均每年八百亿。这个数目值得注意。还有一个数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建设投资，五○年可怜得很，只有十一亿，五一年二十三亿，五二年四十四亿，五三年八十亿，五四年九十一亿，五五年九十三亿，可怜。五六年不是搞“冒进”吗？由九十三亿一跃跃到一百四十八亿。说是搞“冒进”了，不是犯了错误吗？五七年就减少了一点，由五六年的一百四十八亿减少到一百三十八亿，减少了十亿，所以成为“马鞍形”。今年是二百六十八亿。明年总应该搞三百多亿或者四百多亿吧？都不是，一下就可以搞五百多亿。前面这八年，五○，五一，五二那三年合起来是八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到五百亿，只有四百九十二亿，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只有二百多亿，明年就可以搞到五百五十六亿，就是一年等于那五年，而那五年的五百亿办的那么多工厂就浪费差不多一半，本来可以办两个，只办一个，时间本来只要一年的，要两年，那么，明年这五百亿就可以当作一千亿来用。因为现在有了经验了，双反，破除迷信，打破了一些规章制度。这是两笔大帐。

此外，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这几个月出来的新事件。

还有一点是抓工业。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去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但是地方他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抓了农业。认真抓农业，搞试验田，是从去年冬季起。这一抓，就抓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讲了个抓紧。什么叫抓，什么叫紧？抓而不紧，没有抓起来，等于不抓，你拿烟也拿不到，拿饼干也拿不到，拿洋火也拿不到。抓工业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个钢铁同一个机械。有了这两门，万事大。钢铁是原材料，机械就是各种设备，包括挖煤炭和挖铁矿的矿山机械，开油矿的钻探机械，电力机械，建筑机械，化工机械，交通运输机械（无非是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我们坐飞机就是坐机器），还有农业机械，如拖拉机，耕种机械，收割机械，加工机械，农村用的运输机械，农村电气化用的电力机械。苦战三年，农村机械还不会那么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可能基本上用机械武装起来。所以，一是抓钢铁，二是抓机械。没有钢铁，机械就没有材料，就不能造机械。机械里头有个工作机，什么矿山，什么炼油，什么电力，什么化学，什么建筑，什么农业，什么交通运输，这些机器都要有个工作机，无非是车、铣、磨、刨、钻之类，这些东西是根本的。今年不是二万多台，一发展就是五万多台，现在又搞到八万多台。这就是指工作机。明年不是搞二十几万台吗？实际上明年争取三十万台，如果明年能搞三十万台，后年再搞五十万台，我们这个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搞一百多万台机器。我们解放的时候，四九年只有八万台工作机，还是破破烂烂都在内。今年年底有二十六万台。从张之洞起，到今年搞二十六万台工作机。而这个二十六万台里蒋介石交给我们的遗产是八万台。二十六万减八万台，我们这九年搞了十八万台。但是同志们，明年这一年就不是八万台了，也不是二十六万台了，而是三十万台，一年三十万台！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不搞就不搞，要搞就多搞一点。明年就可以搞三十万台，后年搞五十万台。苦战三年，明年三十万，后年五十万，八十八万台，连前头的二十六万台，是一百多万台。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人谈判就神气一点了。

注释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 李承晚，当时是南朝鲜政府总统。吴庭艳，当时是南越政府总统。

^[3] 纳赛尔，当时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

^[4]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当选法国总统。

^[5] 何应钦，一九三七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八年一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一九五○年后担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6] 张之洞，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以主张办工厂、修铁路著名。曾任清政府湖广总督、军机大臣。

^[7]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8]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9] 杜鲁门，美国前总统。

^[10] 侯赛因，当时任约旦国王。

^[11] 夏蒙，黎巴嫩前总统。

^[12] 斯摩特，当时任驻台湾美军司令。

^[13] 据新华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报道，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视察天津大学时，谈了他对教育工作的意见。报道说，毛泽东对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毛泽东又说：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

# 外交斗争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就对美斗争问题给周恩来同志的复信。

恩来同志：

十八日夜来信^[1]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2]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毛 泽 东

九月十九日上午四时于合肥

注释

^[1] 指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夜周恩来同志就中美会谈和沿海军事斗争的策略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请示信。

^[2] 王炳南(一九○八——一九八八)，陕西奉天(今乾县)人。一九五八年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叶飞，一九一四年生，福建南安人。一九五八年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福州军区政治委员。

巡视长江流域数省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新华社30日讯 毛泽东主席最近巡视了长江河域的几个省。毛主席9月10日至15 日在武汉，看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一炉出铁；会见了工人群众；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1]看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师生们办的许多小型化学工厂，同武汉大学师生见了面；^[2]看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同工人见了面。在武汉同各方面的干部见了面。^[3]15日，毛主席由武昌经鄂城、大冶到了黄石港，沿途看了丰盛的农业、大冶铁山、黄石港特殊钢厂，同工人群众见了面。16 日上午，毛主席到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会见了安庆人民群众。当天毛主席到了安徽省会合肥城，沿途经过桐城、舒城、肥西三县，看了丰盛的农业，看了一个人民公社^[4]。在汽车道上，毛主席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广大的人流。毛主席第一次访问了合肥城。在这里，毛主席看了两个中型钢铁厂；看了农具展览场；又看了工业农业产品和发明的展览馆。毛主席在合肥会见了干部^[5]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芜湖，看了工厂，会见了干部。20日毛主席到了马鞍山钢铁厂^[6]，会见了工人和市民群众。毛主席 20日到南京，跟干部们见了面，然后到上海，会见了干部，看了一个钢铁厂。毛主席已经在9月29日回到北京。

毛主席对本社记者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毛主席对记者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毛主席说：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 90％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毛主席说：这种局面必需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此次同毛主席一起旅行的，有张治中将军。他是人民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安徽人。他对工业、农业大跃进感到兴趣。他很关心在台湾的那些过去和他有联系的人们，希望他们认识美帝国主义的凶恶，走到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来。

注释

^[1] 据新华社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报道，毛泽东视察了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矿区、大冶钢厂和武昌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在视察中毛泽东指示说，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他还指示说，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在大冶铁矿区视察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那里在进行基本建设过程中所实行的大包干的办法。他在听取了矿区负责人的汇报后指出，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载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2] 新华社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还报道了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的情况。报道说，毛泽东视察时指出，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他还指示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的集中群众的智慧。

^[3] 毛泽东这次在武汉会见各方面干部的情况，报道不多，只有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七一》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五期发表的《札记二则》，其中说：有一天下午和毛主席同车到第一纺织厂参观小高炉出铁，谈起了今年农业的大丰收和农民的苦干精神。毛主席问我：“你看要不要农业合作社开个庆丰收的大会，让人们吃点肉，喝点酒……”。我说：“好，就在国庆节那一天，庆祝国庆，庆祝丰收。”主席说：“那么要发个指示，不然会有人说是铺张浪费。”此外毛主席还告诉我：“在苦战三年当中，积累不可过多，必须使农民越干越有味道，越干越有劲。”另外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主席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指毛泽东参观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据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安徽日报》报道，当毛泽东了解到这个公社办了公共食堂，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后，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说，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4] 《安徽日报》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报道中，还谈到毛泽东在合肥期间和妇女干部谈话的情况。毛泽东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斤、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毛泽东指出，只有办好人民公社，才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5]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安徽日报》还报道了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厂视察的情况。报道说，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厂冒雨看了这个厂的五号高炉，炼钢车间，七号、八号高炉，详细询问了各种情况，毛泽东说，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报道说，毛泽东视察了安徽省几个钢铁厂以后，着重谈了发展钢铁工业的问题。他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 在接见社会主义六国代表团时的谈话纪要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

一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

祝同志们健康，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的更大发展，为最后战胜帝国主义而奋斗。要不要战胜帝国主义呀? 总有一天要战胜它吧！当然不一定是明天早上，明天晚上也可以，后天早上也可以，总要战胜它吧？帝国主义总是要战胜的。打么，有两种打法：文打和武打。基本上是文打，用和平的方法打它，但是我们也准备武打。这次有好几个军事代表团来，你们是准备文打还是武打的？我们有这么些军队，难道有军队我们不准备开枪的吗？当然是准备开枪的喽！这是我代表你们回答的。但这是我们最后的手段，如果敌人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拿出这个手段来。

你们会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自相矛盾，既然这是最后才拿出来的手段，为什么还在金门打炮？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抛入一个窘境，很难回答。

金门打炮^[1]，这是真打，但是基本上还是文打。我们没有跟任何外国人开战。美国人要我们停火，每天都要我们停火。我们没有跟你打仗嘛！为什么停火？我们中国就没有跟你美国人开过战，就没有打枪，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蒋总统打。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总统”叫蒋介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跟他这个仗可打得久了，打了三十一年，一九二七年打起，还要打多少年，我也不知道，可能还要打七十年吧，合起来就是百年战争。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希特勒^[2]曾经尽过这样的历史责任，还有墨索里尼^[3]，在东方还有日本帝国主义，把广大的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教育过来了。可惜现在没有希特勒了，墨索里尼也不见了，日本有些军国主义者也不存在了。但是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4]，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最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我这里没有讲他毫不妥协，因为他还有缺点。他相当坚决，只是坚决得还不够就是了。虽然有缺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只是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外。当然第一个教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个教员才是杜勒斯，还要加上蒋介石，他还活着。

看来世界人民在金门问题上真正受到了教育。情况还将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现在也有利于我们，将来会更加有利于我们。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他总是拿朝鲜相比，说共产党又在搞朝鲜战争啦！人们说不像嘛，朝鲜是朝鲜，金门是金门嘛！金门只有那么大，只有一个酒杯那么大。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在黎巴嫩，我也是不愿美国走得太快。美国走了，好!它又是爱好和平啦!这次在黎巴嫩逮住了美国^[5]，这个偷东西的贼从来没有被人逮住过。一九五六年在苏伊士运河，我们逮住了英国、法国^[6]。那时美国装好人,它装成爱好和平的。这次在黎巴嫩，美国可被我们逮住了。我说它最好多呆一点时间啊!我跟赫鲁晓夫同志商量过，他也赞成我这个意见。至于美国呆多少时间，三年好不好？恐怕阿拉伯世界的朋友们不同意，要它走得快一点。美国也可能不要好久就开走了，因为它混不下去了。唉呀! 我这个目的就达不到哇！想留它多住呀，它就要走了。

不知道你们的观察如何。也许在几个月内它在黎巴嫩就可能开跑，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台湾海峡，我们可以使它多留。台湾海峡这件事，是一个对全世界的教育工具，特别是对中国人民有相当大的教育啊！你们不相信哪? 好!那末打起仗来怎么办哪？谁要打仗啊？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呀。这个叫打文仗，不叫打武仗。我们是要惩罚蒋介石。这个教员哪，我们又要感谢他又要惩罚他，也给他以批评嘛。学生也可以给先生以批评，就是用大炮批评他。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谈谈我们之间的关系吧。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们制定了一个统一的纲领。在该统一纲领的基础上我们工作得比较轻松。以此为前提和在苏联的领导下我们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必须对你们说的是，近年来我们又有了一个老师，那就是铁托。同样道理，如果没有铁托这个人，那么我们和你们可能会更困难些。

铁托不愿意成为我们的家庭成员，不想在我们的共同宣言上签字，南斯拉夫人还公布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纲领，并反对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都承认马列主义和接受苏联的领导。很显然，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同志，另外可能也包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同志在内，已经对这位“老师”的做法很不耐烦了。

对于中国而言，在教育我们党和人民方面铁托可谓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为此，我们同样是不用花钱的，学费都是美国人来交，而且价格不菲。

严肃地说来，当世界上出现了像铁托这样的典型的修正主义者之时，我们在教育人民方面就轻松多了。过去，我们对铁托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如今我们应当重新给予他应有的评价，并让他来做我们的主要教员。如果论资排辈的话，那么杜勒斯当仁不让地应属第一，其次便是铁托。没办法，我们的中国教员——蒋介石只好退居第三了。

二 国内大跃进形势

苏联同志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另外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向我们提供了重大的帮助。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可谓相当巨大，对此，当你们在中国各地参观时，便会亲眼看到。

我们再说几句关于“大跃进”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大跃进”是否真的存在？我承认，最初我也是不相信的。今年4月份我们举行了一个关于收割的会议。各省党委书记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当时在会上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真的我们有可能实现大跃进？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他们答道：是的，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了才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国家正在开展关于“苦干三年以改变生活面貌”的口号的辩论。我对此有些怀疑，于是便建议加上这样一个词：“初步”改变生活面貌。但他们都不支持我的观点。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他们列举了一系列具体材料和各种统计数据等。他们——中央委员和各省党委书记均认为应当这样写：“基本改变农村面貌”。只是在此次会议之后，我对是否真正存在大跃进的疑虑有所减少了，但不是全部。你们可以因此而称我为机会主义者，或右倾分子，因为即使在这次会议后我还是有一些疑虑的。

8月份，我们在北戴河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党委书记也都参加了。由于在8月份我们已收获了主要的收成，我的疑虑也随之减少了99%。为何这样说，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秋季作物。因此，直到收获秋季作物之前我这 1%的疑虑就会一直存在。万一老天忽然不再帮我们怎么办？不过，即使现在我们的粮食产量已达到了 3.55 亿吨，即比去年粮食产量(1.86 亿吨）超过 1 倍。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是可以断定的，但我们的报纸上还没有公布。在报纸上我们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今年的粮食产量超过去年的 60%—70%。我们暂时将不公布这些情况，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全部粮食。因此，我请你们也不要对外公开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数据，对外只能说的是：今年粮食产量比去年多出 60%—90%，但并没有超过 100%。因为我还有的疑虑没有消除，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粮食都收到手。

长期以来，我们对钢的生产的意义估计不足。但现在我们都明白一点，即只有提高钢的产量，其他所有生产也才可能提高。让我们以机器制造为例。如果没有钢，机器制造业就无法发展，甚至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与此类似。为了生产钢，我们就必须有煤和电，可是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还必须发展交通和船舶制造业。否则，我们国家就会天下大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到时候所有人都会喊起来：这个没有，那个不足，机械业落后，交通运力紧张，等等。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样的“混乱”，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才会极力去生产我们还欠缺的所有东西。没有电力——就需要我们去生产电！出现了矛盾 这是件好事。难道我们会害怕矛盾吗？有了矛盾，我们才会去解决，并一定要解决好。

我们以钢的生产为例。去年，我们钢的产量为 535万吨。那么，今年呢？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曾打算今年生产 620万吨，然后再增加到750 万吨，接着再提高到900万吨。

各冶金厂经理都参加了 7 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有人问：为什么要拖延呢，既然我们可能立刻将钢的产量增加 2倍。于是，我们决定在今年便将钢的产量提高到 1070 万吨。但在 8 月份的检査中我们发现，这个计划面临着风险。因此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便讨论了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落后的。可能，你们会想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切都好，就不存在问题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如今，我们已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搞工业。虽然不能说，我们以前没有抓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我们的确是没有如此高度地重视它。只是从 8月份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地抓工业。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否能把钢的产量提高2倍？我个人对此仍有疑虑。要知道，离年底总共只剩下3个月，甚至还要再减去2天。情况很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失败。现在我们仍在认真对待此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些钢。我的疑虑也依然存在。我们，中国人，对这件事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是在实践中逐步进行的。

总之一句话，今年我们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这一时刻，我仍想对自己的观点作一个小的保留，我不想把关于农业方面的话说得太死。因为这样的话，得等到秋收之后才能说，而关于今年钢的产量，得到年底再看。我相信，如果今年我们能生产出1000万吨钢，那么明年钢产量达到2000万吨，那无疑就变得容易多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原有的建设计划是按12年制定的，但很多按 12 年制定的指标我们只用了3年便完成了。

至于明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我们得重新编制。以前我们曾说过，要用 12-15年时间来超过英国。但现在，我们已准确地知道，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些部门只需要 2-3 年，还有一些部门只需 5 年、7 年或 10 年时间。我认为，在船舶制造方面我们在这一期间内（12-15 年)是无法赶上英国的，但周恩来和邓小平断定我们在 12-15 年之内能够在船舶制造方面赶上英国。要知道，英国船舶制造业方面是相当发达的。

我认为，中国在工、农业方面的振兴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对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们，对所有维护世界和平的人们，都是有利的。

人民公社仍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其中各行业、集团之间仍存在着各种差别，保障水平也不均衡。事实上，今年我们的粮食是能够满足供给需要的，明年如果还是一个丰年的活，粮食供应情况仍将跟今年一样好。只是在穿衣方面我们还比较困难。正是列宁曾经说过的，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些领域我们将仍保留“资产阶级的权利”^[7]，如工资体系中的 7-8 级差别。但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我们将逐渐地消除这些差别。

注释

^[1] 一九五八年七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九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我前线部队又于九月八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共进行七次大规模炮击，十三次空战，三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三十六架，击沉击伤军舰十七艘，毙伤国民党军七千余人。金门炮战一直延续至一九七九年元旦中美建交时停止。

^[2] 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国工人党(次年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3] 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意大利法西斯首领。早年曾参加意大利社会党，后被开除。一九二一年组织法西斯党，一九二二年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一九三九年同德国缔结政治、军事同盟，次年追随德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三年七月，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他的独裁政权垮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意大利游击队处死。

^[4] 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一九五○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威胁要实行“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5] 指一九五八年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事件。一九五八年五月，黎巴嫩各地发生了反对政府执行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的起义。七月十五日，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在“保护美国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武装干涉黎巴嫩内政。在黎巴嫩人民、中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侵略军于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被迫撤出黎巴嫩。

^[6] 指苏伊士运河事件。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八六九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十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7] 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00 页，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1]，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2]，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3]。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上午一时

注释

^[1] 指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2] 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对记者发表的谈话。杜勒斯在谈话中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批评蒋介石政府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并承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认为“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当有记者问到如果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某些让步，那么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时，杜勒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灵活的，是适应于我们必须应付的局面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3]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见本卷第 46 页注释^[21]。

#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语。

尚昆^[1]同志：

此件^[2]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 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 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 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 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3]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4]；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 泽 东

十月十一日

注释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卫生部党组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们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开始组织西医学中医，除一般在职学习外，还重点组织了六个离职学习班（二百零三人），以便进一步广泛推行西医学中医，并培植出一批在医疗、教学和整理研究中医学方面的骨干。他们已经不同于一般的西医和中医，基本上能运用中、西医两套技术进行临症、教学和研究工作。

^[3] 徐运北，当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

^[4] 指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为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经验很好，现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这个指示连同卫生部党组的报告发表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1]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彭德怀

注释

1958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1 时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再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1]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张作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六年自任安国军总司令，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入据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同蒋介石作战失败后退回东北，因与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

给周世钊的信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惇元^[1]兄：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2]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3]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 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а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六日、七日、九日、十日）

一 十一月二日的讲话

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管理区是专员公署性质的，徐水县都是叫公社，上有管理区，再上是县公社。搞分级管理，级太多不好。有个体制问题，作风问题（两类矛盾）、生产问题（不可单调，要尽量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一穷二白，愈穷愈赞成，现在不是夸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党是集中了这个意志，军队里头有饭吃，从古以来军队就吃大锅饭，就是集体化、战斗化、军事化。武王伐纣，也是如此。

[陈伯达插话：一个县一个公社优越性比较大：（1）统一调配劳动力；（2）统一财政收入；（3）统一产品分配；（4）统一发工资（不同的管理区），在二三年内，工资水平不一定要强求拉平。生产发展可拉平，现在保持一定差别有好处；（5）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各级的积极性。管理还可以分四级；（6）服从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和上缴利润的计划。一县一社和一县数社相比较：①统一调配劳动力，联社也可以，但是联社不易统一供给……。]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不要立条件论。

[陈接着说：②联社各分社自负盈亏，但联社也可抽一部分公社积累；③统一调拨商品，一县一社好办，一县数社就难办；④统一财政收支，一县一社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可说是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但在一个省的范围内还不能那样说。]

鞍钢一个工人拿八百元，一个工人劳动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了七千二百元原料，生产成本，还有一万零八百元，这就是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叫消费，即八百元工资；另一部分为国家作公共积累。以县为范围的公社可说是小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

农业是两条：（1）深耕。可以少种，可以除虫，可以蓄水。深耕细作，少种多收；浅种粗作，多种少收。只要种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即可。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可以减少。现在亩产二百斤，将来亩产万斤，种那么多干什么。（2）机械化，但不都是拖拉机。要创造新机器，解放人力出来搞工业，主要是工农学兵。

保证劳动者忙时睡六小时，闲时睡八小时，要强迫命令，要保证吃好、睡好。睡觉六小时，吃饭一小时半，工作和休息还有十四个半小时。这一点要下命令，否则就没有完成任务，吃好睡足，效果更好。八小时工作制在英国国会内争论过，有个资本家说。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因为工作效率高，然后才通过。要睡好觉，要实行午休制。

饭要吃饱，要吃好，花样要多些，要吃热饭。一个月打一次牙祭。早饭是上午的劳动力，中饭是下午的劳动力，要把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像现在这样苦战，不良后果可能在几年后才能看出来。

还有一个，带好小孩子。小孩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什么人也不愿去托儿所，食堂也不派有能力的人去办，这叫见物不见人（见钢不见娃娃）。把小孩子带好，要比家庭管的还好。吃饭、睡觉也是人的问题，搞不好就要垮台。要派有能力的人去干。

北戴河会议以来，两个月，人海战术，大搞钢铁，组织了队伍，初步学会了技术，从农业中化出几千万工人是一件大事，是新社会分工（不完全合理）。明年要定点，搞综合企业（煤钢联营），提高技术，“小土洋”、“中土洋”，结合“群”。挖矿，挖煤，冶炼，运输，要组织的比较合理。还有许多人要转到其他“小土群”方面，要以“小土群”来搞铝、煤、石油、机械。用机器再把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农业将来以妇女、小孩负担为主，男子为辅。钢铁以男子为主，妇女为辅。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肥料，应该主要用人粪尿、塘堤、沟泥、墙土，炕土、厩肥、绿肥、有机肥料。少搞洋化肥，多搞土化肥。根本不依靠硫酸铵。要搞一点，但不作为主要的。拖拉机要搞一点，但也不是主要的。

以公社，联社为单位，搞工农业同时并举，搞使用价值与交换价随同时发展，因此要大修交通。

按人口计算，英国五千万人，二千五百万吨钢。我国七亿人口，要三亿吨钢，要那么多钢铁干什么？修桥补路是一个出路。

二 十一月六日的讲话

只搞两个月，就搞出了一个名堂，明年再搞一年就有办法了。明年一年。极其重要，以钢为纲，三大元帅，两个先行。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

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我耽心短的时间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的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河南说是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范县说苦战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斯大林写的东西必须看。好处是只有他讲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说集体农庄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意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俄国农民不会那么自私，不会不要不断革命，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但这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则相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一部分，供给制部分就是破坏这种秩序的。

公粮、积累、劳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现在只能部分的调，全省、全国的调不行。如安国准备明年给阜平每人五百斤麦子，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调拨须有可能与必要，不能乱调。秦始皇调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炀帝也因乱调劳力而垮台了。

武王伐纣是否三化？自古以来就是三化，先从军事上开始的。

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说四年，范县说两年。标准是鞍钢。鞍钢除七千二百元成本折旧，下余一万零八百元，工人所得八百元，为国家积累一万元，要这样的调拨。这种过渡，对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要多少年来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我们现在油太少，一般不到四两，有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一般是三、五两，营养取自粮食，故吃饭多，可以转化，不要冒险，凡是可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自给、供给制，公社内部调拨与商品交换，要向两方面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不了工资。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河北有三个县要救济；十几个县只能吃饭，第三种发工资，从两毛起到几块。北京、上海钱多。农村水、火不算钱，要议一个标准。

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

不能两三年内搞农业，现在就要搞工业，继续发展农业，我们也怕搞掉农业。要提倡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二字。

中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生产方法，五亿人口只搞饭吃，搞那么一点一一三千七百亿粮食。得出两条经验：提倡机械化和少种多收，节省出劳力，大办工业。明年、后年两年能达到就行了。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用机械电气之力，种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粮食。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像黄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顿，不过一两五钱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低标准又有几等，照范县标准，可以叫共产主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

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得难，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因素根本不提倡，割裂重轻工业，公开提倡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扩大了。

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集》要看一下。

人民公社性质，如何过渡，多少时间，四十条^[1]宪法，要议一下。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不同的人，是否原则上不降低标准？干部党内略微调整，不宣传，教授降薪，前门牌少抽，标准还降低，有什么优越性？是否搞点步骤，提高才算优越性。工人恐怕要增加点工资，农民已经起来了，城市供给制也是要搞的。

明年一月一日开始变化，睡足八小时。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农民，八一四一二一十制，工人最好是八一四一二。搞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星期天休息。

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劳动不是为人民币，已经不只是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的必需。我这个人不是为五百三十九元，而是为了必需。要搞个调查。操儿女之心，个人之心，变为操社会事业之心。

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因此，才敢设想人休息，三分之一地休息。

林业，可了不起，不要看不起。威廉士说：“农林牧要结合，不要以为种树只是绿化而已。”南方要十五一一二十五年，北方要四十一一五十年，种树也必须密植，有伴容易长，大家长就舒服，孤木不长。种树也要有一套，养鱼如养猪，种树如种粮，挖一丈深，分层施肥。

今年大搞小土群，有人说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费，也大为节省，几千万人上山，又查出资源，又得了经验，这是收入。

不能完全以生活水平来讲，否则那些腐败的皇帝和贵族早已是共产主义了。要讲需要，要说热量等于五百卡路里就够了。做皇帝、诸侯，超过了就受不了。少了也不行。食物含有氮、氢、碳、氧、镁、钾、钠、锗、磷、氯，共产主义也只是以一定量的元素作营养。不能太多。

四十条连今年十五年。十年完成。

三 十一月七日的讲话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差别），还要加上一个熟练与非熟练。

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这还不如鞍钢，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比鞍钢进步了。现在有些地方，废除了定额，按劳动强度、技术高低、态度好坏三者来作定额了，定额和计酬都有变化。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它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与生活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保留的部分作用，现在有人不懂得政权的作用是对付地、富、反、坏的监督改造与对外保护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用来对付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现在有人误用政权对待人民内部，如营长打连长，这是强迫命令。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著作有许多好的东西。

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

回去开会，征求意见，不要说郑州开了会。是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算不算？不要把决议一下子推广出去。家庭要废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斩头去尾，父离子散。

县联社与一县一社，各县有差别，一县一社容易出秦始皇，联社不容易出秦始皇，秦始皇不好当，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办法。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

关要清醒。

田间管理，无人负责不好，搞责任制，不要混乱，统筹安排，将来产品分配，采取“三三”制。

城市公社，要搞，有先有后，搞的好的，北京、上海搞慢一点，搞快了，黄炎培怎么办？一个城市，一个公社恐怕也是联社性质，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罗果夫赞成我们的公社，说苏联过去公社只是搞消费，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城市分两种，一个大工厂的城市，市民想打主意，福利方面要开门。大工厂、大学属于国家，成员加入公社，但干部、产品不能调动，可以拨一点福利，帮助建立卫星厂，享受公社的权利，也尽义务，这是国营工厂与公社的关系，军队也是如此。

斯大林最后一封信，几乎全部错误，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

公社不能派工厂各种任务，为全国、全省服务的企业、学校一般放不下为公社所有。不这样，可能发生毛病，如石家庄的制药厂几乎停产，把人员拉去搞深翻地、炼钢。

工人制造价值大，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做到略略有所增加。

大集体、小自由。每家搞点锅灶．家庭作为历史作用的家庭是破坏了，消费还有部分存在，抚养还有一大部分，生育还存在，家长制和金钱系关破坏了，普遍的社会保险。中国的旧家庭是家庭的共产主义，每个家庭都是吃饭不要钱，但是不平等。

休息时间，公社社员一个月至少两天（女子要五天，月经期间要强调休息）。将来要做到六小时工作制、四小时学习，资本家、教授、民主人士、演员、运动员，要有所不同。

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也不必宣布。）。

四 十一月九日的讲话

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使住宅的建设便于男女老少的团聚，紧张的时候可以分开。建筑住宅斩头去尾，是强制办法，只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现在的家仍需要一个长，是能者，不一定是长者。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一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资产阶级可让他当社员，但还戴资产阶级帽子（帽子不摘）。社员分两类，一是工农社员，一是资本家社员。

为了团结，中央、省、地三级，要有一个纲领。省委以上不把目标与相互关系搞清楚，如何行？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一传就传出去了。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粮食，人家不怕，主要是钢、机、煤、电四项吓人。时间可提“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只口讲。林业将变成根本的问题之一，林业以后提牧业、渔业、蚕桑、大豆要加上．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消灭水旱灾害，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大部归人管，一部归天管，一万年也如此。肥，有机肥为主。除四害与其他主要害物，也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劳动，每天睡眠休息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二小时，最大限度的劳动时间，不得多于十小时。这是全国的大问题，要把公共食堂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要把为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每个劳动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三十六条，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铜、铝过去未指挥到，今后要转移力量去搞。

过去讲一为国，二为社，三为己，但生产者倒过来，一为己，二为社，三为国，尽管我们如此说：“保家卫国”，“要发家种棉花”，“爱国保家，多种棉花”。

三十八条，要加“为了准备在侵略者如果发动侵略时彻底打败侵略者，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三十九条，一则以喜（作社员），一则以惧（保，高薪）。要对工人讲清楚：优待资本家是为了孤立他们，让他们特殊，个人突出。小的早入，中的不一定。

四十条，一堆观点，不满意。七个观点谁也不看。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徐水不止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两种性质的矛盾，两种不同的辩论。一种是对右派，一种是人民之间的，是说服。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只能骗人民，不能骗敌人，敌人看了好笑。福建前线，飞机损失对比为我六比敌十四，即一比二点三三。但同民党自吹自擂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地委的常委以上的干部要进行研究．过去大家看了，不感兴趣，印象不深，现在不同了，应当结合实际进行研究。

这本书的一、二、三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妥的地方，有些可能斯大林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主观计划力求适合客观法则，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在他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但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人民不能从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产品比我们少，这是铁拐李走路，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同我们的计划比较，究竟哪个更适合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法则？还有一点，斯大林强调技术，强调干部，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只要干部，不要群众，这也是二条腿。在工业上注意了重工业，也是一条腿，没有注意轻工业。在重工业内部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讲钢是基础，机械是心脏，我们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方面以钢为纲。这个辩证法，我们也是最近摸到的。我们提出以钢为纲，就有了原料、机械、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都上来了。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客观规律，但是怎样掌握规律，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讲 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也有些问题，如把商品限制在生活资料方面，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就值得研究。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我看斯大林的最后附的一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错误的，把国家与群众对立起来、基本观点是不相信农民，不放心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一面说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不卖给农民；一方面又谈农民买不起，买了会损失不起，国家就损失得起。这理由是说不通的。实际是自己骗自己。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控制你。主要是没有找出两个过渡的方法来，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说也说得好，工农、城乡对立消灭了，本质差别也消灭了，但积三十年的经验，也没找到出路，从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一点很苦恼。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商品，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而是新式的商品，价值规律在我们生产中不起调解作用，起调解作用的是计划，这很对。几年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大跃进是计划的大跃进。是政治挂帅。

斯大林只谈生产之事，不谈上层建筑。（有人插话：他只看到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他批评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到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整风，下放下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属于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虽然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实际多作一小时也不行，每小时都没有忘我。斯大林见物不见人，见人也是见于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谈。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少数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提倡资本主义，绝大多数人是想进到共产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如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斯大林说了许多理由，消极方面有没有？我们国家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问题。去年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即不到三分之一的商品粮。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不发达，如茶、蚕、丝、棉、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现在还有很多县，搞了吃饭不要钱，就发不了工资。

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可发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一种只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粮食以外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钢铁赔钱。一是学费，一是支援国家工业化。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还是慢些好。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辫子。企图蒙混过关，以《四十条》草案为据。

五 十一月十日上午的讲话

题目应叫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纪要。搞个文件很有必要。

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一）完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

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Ҽ才都不赞成，是不是Ҽ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

（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3）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这三个条件是好的，主要是第一条，但缺少一个政治条件。这几条的基本点是增加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是没有一套办法。问题是怎么办。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农、文，没有儿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我们有人民公社，从一县多社到一县一社，加上人民公社就更容易办了。

文件第一条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在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大集体，小全民”，“变为全民社会主义”。

大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的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文件第三条，生产的对象不明确。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为；

（1）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

（2）社会产品也为全民所有（所谓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资料）。在过渡阶段，国营工业已是全民的，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农具、牲畜、机械、工业、厂矿）和产品也应该逐渐增加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部分和产品的调拨部分。不能只讲后一部分，首先应是前一部分。

要能实现调拨“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指什么“物质基础”不清楚，应该改为生产资料。不断发展生产——两个部类的生产。

人民公社的性质。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在“现阶段”，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民兵不一定是专政，主要是对外的，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力量。公社是一九五八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

在劳动调配中，要注意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劳动力的调配，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运输）的比例，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劳动分配要合理，组织要适宜。不是价值法则，而是计划的要求。现在这种分配比例不合理，要注意不要突出这里，丢掉那里。

关于分配；要使农村人民公社每人每年平均有 150－－200元的消费水平，并且增加调拨的比例。个人、公社、国家“三三制”的规定是好的，能得人心。要生产者吃饱、穿好一点。

吃饭问题，一定要注意食品中的合热量和养分，足够起码的条件，要同营养学家商量，定出适当比例。第一，小米、小麦，粳米。吃小米可以什么也不加，缺点是不太好吃。粮食是热量，没有起码的必要数量不行．不可疏忽大意。……

过冬问题，要加上“三北公矿”要立即布置烧炕。没有煤炭不能过冬，必须解决。

城市人民公社，八大城市应当放慢，这种社会主义，不怕，一要搞，二要慢一点。

所谓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含义如何？两条：（一）社会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社会的产品为全民所有。

六 十一月十日下午的讲话

记录改为政治局决议。下面回去就实行。政治局补行法律手续。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昏昏沉沉。“诗无达诂”，是不对的。诗有达诂，字句确凿。睡不着，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

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第四页第二段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客观法则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法则和人们的主观认识是相对立的，认识客观法则才能去驾驭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要研究它的必然性。成都会议提出的意见，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作了报告，看来还灵，是不是合乎法则？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还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考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几年，我曾对人说过，你还要看十年，我们过去，革命是被人怀疑的，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应不应夺取政权，国际上某些人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这些年证明了路线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是对的，但还只是一个阶段的证明。合作社、公私合营，增产都是证明。增是增了，但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搞多一点，晓得明年如何，有同志建议，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这四个月，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这关系到夏收，请大家考虑。抓钢铁同时抓农业。第一书记召集一个会，把劳动力分一分，宣布一下，强迫命令一下，交给农业书记负责。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不然无人负责。各说各有理，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了。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了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的搞农业。决议上再写一下，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一个月搞一天，四个月搞四天，太少了，工业、农业、思想是成都会议提的，这是山西人的创造。如同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现在变成全国的口号，搞试验田是湖北的口号，我们这些人头脑是不出任何东西的，无非是把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推广，作成如成都会议、北戴河会议那样一些产品。这次出了两个产品，一个立即实行，一个是初稿。

我们的措施是否完全符合于客观规律呢？大体符合就可以了。斯大林说：

“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胎里只有思想，经济形式是后创的。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斯大林这本书极为有用，编了教科书，我未好好看，现在逼着我看，越看越有兴趣了。富春^[2]等同志知道的多，去取过经。有了先例，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就证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处就不多。

该书第六页第二段，第七页第二段，说消灭创造法则是不对的，客观法则和政策法令不能混为一谈。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那里无政府，这里有政府。我们也搞过计划，也有经验，一个风潮煤太多了，又一个风潮，糖多了，一个风潮，钢铁多了，强迫卖给苏联，第二天又毁约，因为又不够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如像苍蝇在玻璃房里盲目地向玻璃乱碰。经过这些曲折，马鞍形的教训五六年小跃进，五七年跃退，经过比较，想出了一条路，叫作总路线。农业四十条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说不灵，归根结底还是灵。已经基本完成了，总不能说它是错误的，新四十条是不是也灵？我也有怀疑，准备再谈一下。十五年按人口赶上英国是不是可以？苦战三年不发表，以免吓死人。那时吓帝国主义一下，也吓朋友。一千万，三千万，过几年吓惯了就不怕了。

客观法则，是不是总路线的一套，是反应得比较完全，还是没有搞好呢？搞钢就无煤。上海、武汉没有饭吃。对客观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没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不能认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侧面。一元论不是多元论，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不是煤、铁、机平列，大中小以大为纲，中央、地方以中央为纲。和跳舞一样．男女跳舞女的闹独立性如何行？应该在服从中取得独立性，不服从男的就没有独立性．你不跳舞，文化贫弱，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斯大林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学习熟练地应用这个经济法则，不能说过去八年，我们是完全正确地进行计划生产的，是完全反映经济法则的要求的，当然成绩还是有的，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大区、各省、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光是计委。有可能计划好，但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要变成现实，就必须研究，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制定出完全反映法则的计划。你（富春）要注意哟！小土群一吨铁十吨煤，是不是一个法则呢？洋的只要 1:1.7，1:2。这就有法则问题。一吨钢要百分之二的铜铝。不能说八年计划完全反映法则，不能说今年一年都完全反映这个经济的法则要求。

斯大林谈到这里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展开，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是怀疑的，为什么不两条腿走路呢？为什么重工业要那么多规章制度呢？问题是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应用了？至少是不充分。我们的计划如同他们一样，也是没有完全反映法则，因此要研究。

第二章，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香肠、果木、毛皮，现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张德生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你是否干？不认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不行？要马上打破脑袋。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商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是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废除商品仍有保留，我看英国与加拿大合成一个同家才好办。（十页第二段）恐怕至少有一部分能废除，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他没有作结论。

第十一页三段中说：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剂），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中国工人穷惯了，工作起来很努力，又有干部下放，打成一片，干十二小时，叫他们回去都不走。农民炼铁炼钢以后说，工人老大哥可不简单。农民太穷，工资太少，现在拿的多了不好。每人（按全部人

口）平均五元是少数。

第九页关于商品生产命运问题。列宁的回答：“夺取政权”，没收工业我们办到了。公社比苏联进了一步。发展工业，加强农庄，我们也在作。不要剥夺农庄。公社办工业比斯大林胆大。会不会搞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有政权，依靠贫农、下中农，有党，有县委，有成千成万的党员，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政社合一，放在区委管理之下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不是钱少了，而是多了，李先念也想通了。现在公社太穷。管饭之外，发工资很少。有的只发几角钱，吃也是很穷，在水平以下，还是一穷二白。我说这是好事。老根据地就不起劲，

“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那时是黄金时代。“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的头”，这是山西的话。不断革命没搞，停顿了。我说要动中农，“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列宁说：在一定时期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交换）。这是唯一可接受的。要全力展开贸易。这段话，我们曾大吹大擂，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贸易。斯大林说是唯一适当的道路。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不是调拨搞多了，农民还反对。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作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第十页第十段“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就是作生意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捉了干部，俘虏太多，“血流漂杵（旗杆）”。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说不相信有血流漂杵之事。奴隶时代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封建时期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这一点斯大林说得不正确，资本主义胎中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

一九四九年二中全会就说限制资本主义，不是漫天限制。五○年开始让他们扩展六年之久，但又加工订货，到五六年公私合营，实际上空手过来了。“决定性的经济条件”。我们完全有了。试问为什么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所有制的工具？为了五亿农民，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应当肯定。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讨论。

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商品也是公社所有的。只顾商品换商品，此外的联系，农庄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芝圃^[3]同志也不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蒋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对美国老是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不了解，我看警告三千六百次。现在美国不搞了，可见很灵。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你们来驳斯大林？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的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需要很多篇幅。

只要把“我国”改成“中国”，就有兴趣了。“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赫鲁晓夫不是把机器卖给农庄了吗？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注释

^[1] 四十条，即《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或《1956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 1956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提纲挈领的要点。

^[2] 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3] 吴芝圃，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9]。

关于读书的建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 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什么？如何过渡？结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习，好好议一议这些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斯大林说，一种是科学法则，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制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制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这种说法，有两个缺点：第一，对党和群众在认识规律上的主观能动作用阐明得不够；第二，没有说出依据工人阶级的意志创造出来的、由政府颁布的法律，要能够正确，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

斯大林说，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这里说：“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去影响它们。”这个论点不对。他没有从发展看问题。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是无限的。现在认识不到的，将来可以认识；现在改造不了的，将来能够改造。

斯大林说，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人们将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法则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

毛主席评论说，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说的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成都会议提出：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凡是主观、客观条件许可能够办到的事，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办；主观、客观条件不许可的事，就不要勉强去办。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出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这些，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看来还灵。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年，甚至更长。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是被人怀疑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在全国取得了胜利，三大敌人被打倒了，证明我们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胜利后搞合作化、公私合营，工农业都增了产，又证明我们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多搞了一点，晓得明年如何？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这四个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抓钢铁的同时要抓农业，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如果农业无人负责，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这不好。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为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搞农业，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思想动态就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该首先抓。这些也是成都会议提的。这一回山西人提出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是他们的一个创造。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搞试验田是湖北人提的，现在变成了全国的口号。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作成如成都会议决议、北戴河会议决议那样一些产品，在全国加以推广。

我们这一套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规律呢？还要检验，还要研究，能够大体符合就可以了。

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消灭了任何剥削；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产生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在创造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方面，任务困难和复杂，我们与苏联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用处就不多了。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提出计划经济是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他又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是有区别的，这很好。

斯大林说，有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是第一章的中心。斯大林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又说：“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斯大林在这里说“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就是说主观计划要力求适合客观原则，但他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斯大林指出：“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法则的要求。”说没有“完全反映”，在他的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是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的要求的。他们的计划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为什么他们不两条腿走路？为什么他们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使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这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手扶拐杖，比较偏颇。重工业内部的关系，他们说钢是基础，机器是心脏，煤是粮食，把这些平列起来，没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群众，没有政治，只讲技术，只要专，又是一条腿。

我们的计划工作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运用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呢？我们搞过计划，也有经验教训。当然，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是第二位的。但是缺点也确实不少。大家还记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内，曾经是一个风潮煤多了，一个风潮糖多了，又一个风潮钢铁多了，过不了多久又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的，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

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是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只计委、经委是计划机关。计划要靠全党来搞，靠大家来搞。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

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又提出，工业内部，以钢为纲；农业内部，以粮为纲；其他按比例发展。这个辩证法，我们也只是最近摸到的。没有钢，就没有机器。有了钢，就能够有机器；有了钢，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就都好办了。钢铁赔钱，一是学费，一是支援国家建设。斯大林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回答问题。他也没有提出主要矛盾和抓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东西，是有一个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的。

有成绩和缺点的比较，有正确和错误的比较，有中国和苏联的比较，促使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了十大关系、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建设社会主义两种方法的问题，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接着出现了一个跃进。不久发生了反“冒进”。经过整风反右，一九五七年底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大跃进。经过曲折，得到了“马鞍形”的教训，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大家动脑筋，想办法，找到了一条路，叫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是大家动脑筋想出来的。实行过程中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说不灵，归根到底还是灵，正在逐步实现。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不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反映得比较完全，还是反映得不够好呢？看来，我们现在的这一套是比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不断前进的，人们对客观过程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提高的。客观过程中的矛盾，不发展到一定时候，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还不能完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因此人们也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它，理解它。例如，我们工业搞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辩证法也是最近才摸到的，过去是不认识、不理解的。大中小并举以大为纲，中央和地方并举以中央为纲，大和中央，是这两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一元论，不是多元论，多种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中又抓住了主要方面，或者说抓住了主导方面，就能够把一切带动起来。

斯大林指出，有人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法则，连价值法则也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法则。这也是不对的。法则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改造”法则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法则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发生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法则。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消灭、创造规律的提法是不对的。之所以不对，是把客观规律和法律混为一谈，把客观规律和计划混为一谈。他们不懂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资本主义那里无政府，在社会主义这里有政府。

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毛主席说，第二、三章讲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

斯大林说，苏联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应当消除商品生产。他们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话来作证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这些同志大错特错。恩格斯的这段话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一切还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生产资料的全部总和”。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一段分析的对。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确的。

斯大林说，在恩格斯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我们的人民公社，现在是集体所有制，究竟是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或是两者都要扩大？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有条件实行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同时并举。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当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商品交换才能过渡到产品交换。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提倡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想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

斯大林说，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这里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问题。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所说的“命运”问题，就是废除不废除商品生产问题。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是否废除商品生产问题，仍有保留，他对这个问题并不

武断，没有作出结论。

斯大林说，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这是一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这样做将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从而摧毁社会主义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在这里说，在苏联有“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我国现在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有的人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将近九百亿斤粮食，过头了一点，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结果闹得很厉害。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个经验，改正了这个错误，一九五五年征购数字定为八百三十亿斤粮食，比上一年减少近七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我们减少购粮数目的是×××。怪得很，资本家这样“革命”，原来是阴谋，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

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他们在看书本时是马克思主义，碰到经济实践，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就要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里去。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斯大林说，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合作运动计划”等文章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甲）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已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政权。

（乙）将工业中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

毛主席评论说，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对前者采取没收政策，对后者采取赎买政策。

（丙）逐渐将中小个体生产者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毛主席评论说，我们的集体化，经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了人民公社。同他们的集体农庄相比，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

（丁）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不要剥夺集体农庄。

毛主席评论说，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做。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

（戊）为实现城乡、工农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经济联系形式，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把所有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毛主席评论说，列宁的五条都是正确的，我们都作了，而且有所发展。

毛主席说，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

斯大林概括列宁的回答的第五条说：“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这个意见，我们过去曾经大吹大擂地宣传过。斯大林说，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一九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只是购得过头了一点，农民也反对。

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错误，根源就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发生的问题，还是在相当多数的干部中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我们建立了人民公社，要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我们现在的公社太穷，除了吃饭以外，货币收入很少，吃的水平还是很低，还是一穷二白。我认为这是好事。穷，就要干，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有些老根据地，由于过去没有搞不断革命，在一部分农民中产生了停顿不前的情绪。他们对高级合作化有抵触，对人民公社更有抵触，说什么：“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认为那是黄金时代；又说什么：“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头”。这些话出自山西老根据地，那里自完成土改，到一九五六年建立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前后共有十年左右。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任务完成以后，要接着提出新的任务，引导农民进行不断革命。现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区委管理下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因地制宜大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

斯大林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策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这里说的发展道路是对全世界讲的，是正确的。

斯大林说，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成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一九五七年生产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三十亿斤卖给国家，商品粮还不到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茶、丝、麻、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货币收入很少，很难有钱分给社员。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除吃饭外还能分点钱。能够给社员分钱的又有几种，有的分得很少。因此，每个公社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发展其他能卖钱的东西，要发展商品生产。

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是买卖。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左”，蒙混过关，教抓到了小辫子，四十条草案为证。

斯大林这句话说得正确：“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有些勉强。奴隶时代商品生产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确实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情况不同了，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封建社会这个胎中产生出来，虽然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胎中，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作为这个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了。

斯大林说：“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这个话说得对。我们早在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我们又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时间达六年之久，经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这样三个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决定性的经济条件”，在我国也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好好讨论。

斯大林说，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也是不对的。

毛主席评论说，把书中的“我国”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

斯大林说，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体农庄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毛主席评论说，书里面的“现今”，指的是一九五二年，就是十月革命后的三十五年。我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才有九年。

书里面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苏联宣布了土地国有，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在我们这里，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我们国家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痛心得很。现在有人说，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快上天了，农民比工人强了。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修武县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是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北戴河会议的决议中，曾经设想用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实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是按劳分配，还是社会主义性质。设想的时间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了的时候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够像鞍钢一样？什么时候能够把农业劳动变成工厂化劳动？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要调拨的东西，必须无条件的调拨，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就不能丰富，就不可能直接调拨，也就不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拿鞍钢的生产水平来说，平均一个工人一年的劳动产值是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的原材料、折旧外，还有一万零八百元是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工资八百元，其他的都是国家的收入。很显然，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达到这种程度，需要经过很大努力。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像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尽管他们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如果混同起来，就没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务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现在有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楚，认识模糊。如果有人说徐水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评是“右倾”。

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相反，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在两种所有制存在的时间内，必须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去引导农民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是第一个过渡。还有第二个过渡，就是从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们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才取得全国的胜利，我们曾经耐心地等待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勒斯、蒋介石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对美国佬就是要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的做法不了解，我看要警告三千六百次，现在只警告了三十多次，美国人不搞了，事实上承认了我们规定的十二海里国界线，可见得还是灵。

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如果你们不同意，你们就来驳斯大林吧!

斯大林说，在出现了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生产部门，来代替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之后，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部门呢？是让国营部门干脆吞没集体农庄部门，——而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统计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特别的、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

毛主席在评论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时，特别指出，商品生产消亡的条件，除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外，还有有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这一条。毛主席说，这段里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斯大林自己也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回避了这个问题。

斯大林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

斯大林说，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好像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一样。

毛主席评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已经改变了。经过整风反右后，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大为改变，他们中间很多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

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毛主席说，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一些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照斯大林的说法，是没有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斯大林在给雅罗申柯的信中说，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要问题”。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认为苏联的当时已经是共产主义，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还只搞了九年，则差得更远。

斯大林说，是不是说价值法则在我国也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广阔的发生作用的场所，价值法则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法则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一般的整个的经济政策，这一切就使得价值法则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这里说价值规律在苏联“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这说得很对。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1]但是，这种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规律所调节、所指挥。例如，粮、棉、油、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难道能说不是由计划来调节而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吗？至于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则是完全由国家计划来进行安排的，即使一个时候赔钱，也要进行建设。这种赔钱，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经验，要花学费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从长远利益看，一个时候赔钱也是值得的。

答А·И·诺特京同志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成为商品的只能是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斯大林说，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在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业时，丝毫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之后，不但不变成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托，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由此可见，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范畴中。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人民公社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

斯大林说，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第一，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第二，必须用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

第三，必须使社会达到高度的文化水平，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毛主席评论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他们说，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条线很难划。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Ҽ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Ҽ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三个先决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

1、必须确实保证“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这是基本的。我们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社会产品。

2、“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不愿意划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我们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3、“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为此，需要减少劳动时间，实行综合技术教育，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说“自由地选择职业”，我不太懂，搞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挖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学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搞得没有饭吃。

斯大林提的三个决定条件是对的，主要是第一条。这几条的基本点，就是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发展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提倡共产主义的因素，割裂重工业和轻工业，不重视农业，片面地、过分地强调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不足够重视消费资料的增长，没有按照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政策来缩小三大差别，反而是扩大了三大差别。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关于Л·Д·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说雅罗申柯的经济学，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批评是对的。但他自己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则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

毛主席评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经过去年和今年的整风，我们已经给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去年以来，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群众的积极性那么高？干劲那么大？就是因为群众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在一起的。湖北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经常挨群众骂，一九五六年这些干部改变了作风，以平等态度待人，同农民一起劳动，深受群众欢迎。

解放后，不说供给制的长处，只说工资制的长处，这个风气很不好。当然，一九五三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因为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制改为供给制，也不那么容易。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供给制改工资制以后，一些人闹级别、闹待遇。

现在一些人民公社正在试行供给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恢复供给制，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看来，工资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保留的工资制中，有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答А·В·萨宁那和В··温什尔两同志

斯大林说，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

毛主席评论说，斯大林最后这封信中关于不把拖拉机卖给农庄的意见，彻底错误。他把国家和集体农民对立起来，不信任农民群众，死死抓住拖拉机不放，理由是说不通的，自己骗了自己。你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把你控制得要死。斯大林在书里，反复说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可怕；而这里又强调为了不使商品流通扩大，不能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又说，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他们负担不了，只有国家才负担得了，这个理由也很难站得住。国家就损失得起？

两个过渡，他都没有找到方法，找到出路。他没有找到一条道路，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书里说，要创造条件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消失。说也说得好，但积三十年的经验，没有找到出路，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很苦闷。但是他说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主要调节是计划而不是价值法则，这很对。

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愈读愈有兴趣。但是，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其实每小时都没有忘我。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富反坏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想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多数人想干共产主义。因此，必不可免地要有斗争，要有长期的斗争。

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有步骤，向两方面扩大。一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做为有用的工具。

注释

^[1] 参阅本卷《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一 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讲话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想一想对不对？因为革命，马克思那时没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吨铜，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人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何长工没有来，他的腿就是没有按比例，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苏、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但到南北朝又不太灵了，到唐朝韩愈这些人，又写了他，特别是宋朝的朱熹，朱夫子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们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不过是贤人。就是说，我们过渡到共产主义，不封为圣人，搞个贤人和普通人，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封个贤人这不妨碍本质，人有三种，普通人、贤人和圣人，就搞个圣人好了。我们共产主义者本质是圣人，不封。搞个贤人，并不妨碍本质，是否好一些。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到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有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目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今年一千一百万吨，是搞迟了。明年是十二个月。（有人插话，三千万吨是元帅，其它怎么安排？）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得也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馆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没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叫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已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插话。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会传出去。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刘少奇^[1]插话：达到 150元到 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彭真^[2]：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消灭阶级问题。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后来冒出来一个章罗联盟^[3]，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剥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章伯钧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作了一场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一场，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不简单。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一九三七年还杀了那么多人，特务如麻。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如宣布消灭了，地主都是农民，资本家都是工人，有利无利？资产阶级允许入人民公社，但资产阶级帽子还要戴，不取消定息。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的那样干净？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造成世界小反苏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人信宗教，当牧师。（插话：爱仑堡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右派。）恐怕他们以前没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慎一些。

（六）经济理论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了在郑州只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公社的生产资料，这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主张不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我国还宣布土地国有。机械化的机器自己搞。农民作不了的，我们供应。现在有个消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有一点讲的不通，农产品是商品。工业品是非商品，一个商品，一个非商品（国营工业的产品），两者交换（布匹与农庄粮食交换）这怎么能讲的通呢？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王鹤寿^[4]的钢吃不得，穿不得。赵尔陆^[5]的机器也是这样，化工穿用得多，张霖之^[6]，你的东西也不能吃，李葆华^[7]的水可以吃，电也不能吃。归根结底，生产资料为了制造生活资料（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唱戏的二胡、笛子、文房四宝等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的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弄清楚，请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没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掉。因为他是科学，全部推倒不好。谁人第一个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斯大林。当然那一本书其中有部分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三封信，为抓农民辫子起见，机器不卖给农庄，规定有使用权，无所有权，这就是不信任农民。我们是给合作社。我问过尤金同志，农庄有卡车，有小工厂，有工作机具，为什么不给拖拉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过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看书。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人议论纷纷，十人十说，百人百说，还要看书，没有看过的要看，看过的再看一遍，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看了没有？教科书每人发一套。先看社会主义部分。不是要务虚吗？

（七）会不会泼冷水？要让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是人家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8]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有人插话：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明年不是不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要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刘少奇插话：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吆！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台，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要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中央的陈独Ҽ、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垮台了，王明还没有垮台，现在他的态度好转，我们这条路线硬是好像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那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那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三千万吨还是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好？

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十二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二 十一月二十三日的讲话

（一）从写文章讲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请所有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看一看，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但是指标的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讲四亿吨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指标要切实研究一下。搞得要扎实些。电力的报告写得很好。是谁写的，李葆华，刘澜涛^[9]？刘澜涛不在。在座的没有电力一切事情搞不成。中委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和固体状态。没有过关的问题，再搞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明年三月四月五月，说出个理由和根据（比如，冶金设备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设备还没有过关）。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齐？有什么根据？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又如洋炉子土铁的技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又如电力不足怎么办？现在找到一条出路，就是自造、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搞电力，水、火、风、气（沼气）都利用起来，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多少？

是不是对十二个报告再议论两三天，然后再动手修改。补充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一下。

现在我们兴了个规矩，一年抓四次，中央和地方在一起检查，共同商量。明年的事今年安排，一年的架子先搭起来。明年到了春夏秋冬各抓一次。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各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一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宇，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送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场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要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人有各个系统，（吸收系统、生殖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的要带几笔。有的要突出起来讲。

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三）谈一谈昨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釆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做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

第一本账，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两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吕正操^[10]，没有钢怎么办，（吕：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二万公里，刘少奇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

你真是思想解放了。对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插话：任务是第三本账，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共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有人插话：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了？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有人插话：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插话：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间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绩，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11]：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奸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王任重^[12]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重点，列个表，那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六一至六二年达到一亿吨。现在回来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六一年六二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马克思还要骂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到三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好了。……整个说来，技术关、什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台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就是由二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千万吨，不要一百五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工作机第一位，机器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

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的。两个五年加三年达五千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他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元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一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一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有人插话：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以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曾希圣^[13]：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插话：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两千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作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问题的。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大概是报多了。搞七、八千亿人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内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一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内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那徐水、寿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彭真：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内讲清楚。

注释

^[1] 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

^[3] “章罗同盟”即“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

^[4] 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5] 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6]。

^[6] 张霖之（1908—1967），原名张朝明，河北南ᩎ人。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7] 李葆华（1909—2005），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8] 陈漫远（1911-1986），又名陈万源，广西蒙山人。1956.06～1957.06 任广西省委书记，时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9] 刘澜涛（1910年 11月—1997年 12月 31日），陕西米脂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10] 吕正操（1904年 1 月 4日 — 2009年 10月 13 日），原名吕正超，字必之。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县（今海城市）人。时任铁道部代部长。

^[11] 江渭清（1910—2000），湖南省平江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1956年起，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苏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9年任江苏省政协主席。1961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2] 王任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3] 曾希圣，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记者头脑要冷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同志谈话的要点。

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一个教训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1]，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一四五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2]。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指云南省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

^[2] 见《老子·五十八章》。原文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2]。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3]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昌

注释

^[1]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2] 指《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的指示精神，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开始，组织六百多名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并邀请二十多位苏联专家，经过半年的研究和讨论制订的。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急需的五十七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六百一十六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门类科学的发展方向。这个规划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发展。

^[3] 在这句之后，原文还有“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审阅一本干部学习材料中收录的这段话时，删掉了这十一个字。

#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釆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干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1]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尝。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海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夫事件^[2]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

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注释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黄炎培，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委员。荣毅仁，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

^[2] 高饶事件，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6]。莫洛托夫，即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年 3 月 9日－1986年 11月 8日）。在斯大林时期，他是斯大林的亲信，成为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支持斯大林的

农业集体化政策并参与指挥了大清洗。莫洛托夫事件指：1957 年，在赫鲁晓夫缺席的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以 8：4 票的表决结果，将赫鲁晓夫罢免。赫鲁晓夫得到消息时抗议说，只有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决将他罢免，才算合法。在朱可夫元帅的帮助下，赫鲁晓夫将中央委员会集合了起来，决定解除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在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职务。1957 年 6 月莫洛托夫被降为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

对《张鲁传》的批注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毛 泽 东

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1]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2]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3]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4]

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5]，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6]

四

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7]

五

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8]

六

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9]

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10]八

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11]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12]

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旧国之国:都城。不是 StDte，也不是 CRunt。^[13]

$$
\mathrm{十一}
$$

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武昌鱼: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作口号云:宁饭扬州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州人心情如此。现在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14]

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15]

注释

^[1] 这是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写的批注。

^[2] 引用的鲁迅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凭记忆写的。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作《序例》，文末题记说：“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唐宋传奇集》上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次年二月续出下册。

^[3] 陆放翁，即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一○），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七绝《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4] 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击水”的批注。

^[5] 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此次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

^[6] 这是毛泽东对《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中“心潮”的批注。

^[7] 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会昌》一词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的批注。《菩萨蛮》，指《菩萨蛮·黄鹤楼》。

^[8] 这个批注写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那一页的天头上。以下诸篇，指《十六字令三首》（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忆秦娥·娄山关》排在《十六字令三首》之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9] 这是毛泽东对《七律·长征》一诗中“水拍”、“三军”的批注。

^[10] 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苍龙”的批注。

^[11] 这是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一词的批注。一九五七年《诗刊》一月号首次发表的这首词和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本词下阕的第八句作“一截留中国”，一九六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一句改为“一截还东国”。

^[12] 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雪》一词的批注。末三句，指这首词的最后三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3] 这是毛泽东对《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三十一年还旧国”一句的批注。

^[14] 这是毛泽东对《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批注。其中所说“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一典有误。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一九九六年九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对“武昌鱼”的注释是：“据《三

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里化用。武昌鱼，指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鲍鱼，称团头鳊或团头鲂。

^[15] 这是毛泽东对《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的批注，指“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不同韵。

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要培养新生力量，没有年轻的哪能写好文件？

过去不是有人说干军队没有奔头吗？军队还是有奔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战时有奔头。就是平时也有奔头，可以成为多面手，一专多能，学会很多有用的技术。

金门打炮对部队士气有没有影响？还是不要打？（答：部队情绪高）闹个人主义的时候再打他一下。我们对台湾海峡地区的这个政策，大家赞成不赞成？是不是很得人心？要就拿过来，要不一个也不要。单是金门我们就不拿。杜勒斯说，中国人不好谈，对金马无兴趣。假如杜勒斯丢下金马走了。我们怎么办？请你们想一想，你们都是政治家，一个办法是去占，我们可以控制台湾海峡一半。便于南北的海运，一个是不去，搞个无人地带，以表示我们兴趣不在这里，而在台湾。这时一定会有很多舆论，舍不得。我们不去，很可能蒋介石又来占领，这更好。我们不要他走。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有理由不走。他会说，你看，共产党还打着炮，我们在炮火下撤退。你美国人多没面子啊!

现在有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为什么称贵我双方？为什么不打敌人司令部，为什么还答应在对方请求的时候供给他们“以固守”？同志们可以议一议。如果金门的敌人真叫我们供给，那倒是好事，那一点兵我们养得起。

在此次军工会上，可拿一天时间谈谈形势问题。过去，《人民日报》的同志对我们对台澎金马的政策问题想不通，新华社的同志也讲不通，周总理报告了，分头研究，才搞通了。在此次政工会议上可以大鸣大放一天。这是政治问题，国际形势，离开形势，政治工作不好做。过去的规矩，第一是讲国际形势，第二是讲国内形势。第三是本部队。过去那些有点形式主义，如一点不搞就不好了。形势问题至少讨论一天。

四国共管柏林，是德苏战争结束，苏联打得精疲力竭时，斯大林同意了的。尤金大使曾告诉我。苏德战争中苏联死了两千万人，可能包括战区的男女老幼。苏联近两亿人口，就算他有五千万壮丁。作战死去一千万壮丁。问题不算小。苏联同志们，斯大林在那几年中能取得那样的胜利，已经了不起。斯大林为什么不要我们和国民党打仗呢？因为国民党就是美国人。一方面他把美国夸大了。另一方面把我们看小了。后来斯大林承认他错了（一九四九年夏）。他曾问过别的同志，他说的话在中国有无影响？回答说，没有影响，因为你们提出的，我们没有执行，也不能执行。一个共产党指挥一个共产党，奇事。因为当时没有第三国际了。其实蒋介石硬要打你，你不打怎么办？……美国也怕我们——怕我们蛮干，不怕死。别的他也知道，无非是手榴弹那一套。还怕我们的将来，今年是钢翻一番，粮食那么多。真让我们搞七、八年，可了不起。

杜勒斯怕人民公社，而且怕得很。他总研究人民公社，骂我们两条。一叫拆散家庭，二叫强迫劳动。这也是战士关心的问题。家庭要不要拆散？有没有这个问题？劳动是不是强迫？如蒋介石强迫老百姓那样，还是自愿？我看基本上还是自愿的劳动，老百姓看到了这样的劳动结果能迅速增产。只要我们让他们睡足觉，每天睡八小时。一定要强迫，你不睡不行。

过去出工，自由主义，阴一个，阳一个，我们学军队的办法，准备出发，十分钟可以完吗？出发很快，整整齐齐。还是整整齐齐好，还是阴一个阳一个好？过去各家吃饭．这家煮得早，那家煮得晚，上工稀稀拉拉要三小时。现在一个食堂吃饭，议事。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方便。上工整整齐齐，只要一小时。

政工会上要谈谈人民公社问题，看看有些什么问题。（众答：房子问题，男女分居问题……）分居有几个星期，扎野营你不分居怎么办？这次人民公社运动比合作化要顺利些。由个体到集体比较难。合作化和现在的变化哪个大？

（谈到部队内民主作风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这样整整齐齐的军队还这样，公社刚办起来，有点缺点就议论纷纷。公道不公道？过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三个月不搞就忘得干干净净，天下大乱。还不是每天搞，每个礼拜搞？

小锅子还是要恢复。可以炒菜，做饭，大集体，小自由嘛！自由主义搞光了不行。

对领导方法简单的农村工作干部要说服教育。过去，军队里的官长只要兵不听话就打，把打人当作最后的手段。后来我们实行官长不打士兵。许多班长就没办法了。经过说服教育慢慢地就改过来了。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兵还是可以带走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不是写一个文件吗？现在看那样的文件，哪有现在这样进步？问题那么多．没有发挥。

公社一个连长要领五百人。实际上是一个营。有男女老幼。不如军队好带。

去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巩固合作社。现在五六～五八年、加上明年，四年之内使人民公社上轨道。使干部学会带兵——男女老幼，又管生产，又管生活，又管思想，又管精神，又管物质。

把过去的区乡干部转为公社干部。政社合一，县政府就不要了，县级干部转为县联社的干部。县委全就是县联社党委，加上下放干部。

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打仗从陕西到豫北，能各人自己起伙吗？得有三化。姜太公当政委，武王是司令员。那时恐怕还是奴隶时代。三化是军队发明的。组织不军事化怎么打仗？从来军队都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能搞得好，乡村搞不得？广州市有没有公共食堂？死了人没有？（朱光答：有食堂，死的都是该死的。）公共食堂一不死人，二不瘦人，甚至还胖一点，这点不会犯原则错误吧。

我没有想到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到过农村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那边造谣，说这都是我出的主意。

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可以预料的，但有些也很难预料到。一九五五年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候，谁料到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一九五六年斯大林一整、波匈事件，一两周之内，天下大乱。这是坏事，没有料到。有好些事也没有料到，如今年的大跃进。去年九月中央全会恢复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去冬今春大搞积肥和兴修水利运动，这一搞，粮食增产。这件事我就没料到，人民公社也是没有料到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时都没有想起人民公社。七月份还是没有想过。

钢铁翻一番的问题。是在游泳池里和王鹤寿同志吹的。我说试试看，他就发命令了。没有料到真正翻了一番。

还有军队起变化。今年一月份我找几位部队同志谈话时，罗荣桓同志讲有落后之感。地方向前走了，军队存在一些问题。多年来我也没有管军队，其实解决问题也很容易，军委开了五十五天会，以后军区开，军、师开，一下子问题解决了。现在空气不是改变了吗？还不是有希望吗？你们这次政工会议搞八个文件，是去年就计划好了吗？我不相信。还不是在今年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才搞出来的。大跃进，干部当兵，民兵大发展是从北戴河会议之后搞起来的，一个多月，北京搞了几十个民兵师。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许多好事，坏事，事先不可能完全料到。只能大体上料到。

（谈到看问题要看到两种可能性时）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委分成两个是可能的，你们广东就有省委书记想搞分裂嘛？我们的国家还有灭亡的危险没有，不准备就被动。列宁总是不避讳。他常常说：要么胜利，要么灭亡。现在还有这么大的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解决。还是帝国主义灭亡，还是我们灭亡，中苏社会主义十二个国家是共同命运，无论如何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胜利，一个是暂时灭亡，部分灭亡。敬老院、公共食堂，也会崩溃一部分。没有坏处，这部分的失败有好处，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你们准备垮台就不会垮台，至少是垮得少。你们可以进行整顿教育。你如果没有垮台的准备那就危险。

社员有退社的自由。我们这次决议上没有写。工厂的工人可以跳厂。鞍钢那么大，工人自己一个人要成立一个鞍钢是困难的。

上面讲的这些情况。似乎与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等论点不符合了。这还是符合的。

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者崩溃，托儿所如此，敬老院如此，公社如此，甚至省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如此。彻底崩溃是不会的，我们总还可以打游击，还有民兵在手里。回到延安，到四川去，到云南去。我与民主人士讲过，他们都笑笑而已。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准备，还是留在北京搞维持会呢，还是和我们一起去打游击呢？这样好像与美帝是纸老虎不符合了。所谓纸老虎，并不是他现在已经死了，不打是不会死的。武王不伐纣，纣不不会倒。帝国主义还活着。经过斗争。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经过斗争．中间有曲折，不会没风浪。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不让敌人登陆。登陆了，可以打败它。或者就是登了陆也只占领少部分地方，这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苏德战争，德军打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不是苏联崩溃。但是那是危险的。第二个可能也要估计到，要受损失，部分的，暂时的。

美、英、法、西德统治阶级闹别扭，对我们有利。资产阶级分两部分，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有矛盾。西方世界闹别扭，不带革命性；纳赛尔反帝是有革命性的，但是他们一面反帝，一面本国又有反动的部分，如印尼右派。

把各国因素合起来看，巩固因素第一。七年、十年。十五年不打仗有可能，但是也不能写保票，总还有百分之一的危险性，所以莫斯科宣言就把这种危险性写上了。

活老虎能转化为死老虎．铁老虎能转化为豆腐老虎。估计两种可能性，说东风压倒西风，说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就说通了，在座诸位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不是说你一年也不害一次感冒。害病和健康两方面都要估计到。

你们对我所讲的这些可能性有没有准备？河南有一个地委书记，听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崩溃的危险，他的面色发白。如果大家都不警惕都不好．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在座的哪位去当美国的国务秘书，就好办了。我们把杜勒斯的职务翻译成“国务卿”不对，实际上是国务秘书。不在乎名称如何，实际上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政委，是艾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很有益。他不从黎巴嫩登陆哪有活材料教育世界人民？我们一打炮，他从各处把海军舰队调来了，“在一个地方集中了很多的舰队”，这是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说的。我们也没有料到，金门一打炮，全世界这么动。

我的讲话也有两种可能性，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可以议一议。一个人也有两种可能性，活下去，或者死了。广州军区一千台汽车三个月之内运输了许多物质是好事，但是有些人伤亡了，你事先想到了没有？有个县委书记被碰伤了，他事先也没有想到呢？部分的，暂时的损失随时都要准备。三个月之后总要进步一点，老是这样搞还行哪？

朝鲜打仗，研究时有时觉得主意也不多。在三八线有一个师不是被吃掉了一些？那不是活老虎？会吃人的。战术上，具体工作上绝对不要轻视敌人，一点也不能放松。

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事情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在中国人民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事情。这些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用他们，没有他们，我们不能进行工作，没有他们就没有工程师，教授、教员、记者，医生，文学家，艺术家。又用他们，又同他们作斗争。所以是很复杂的工作。不能只用他们而忽视斗争性的一面，不然过了一个时期。他们又会出来反对党。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中国搞了几千个小匈牙利。北京有三十四个高等学校，我们让他们造反。有一个时期他们占上风。闹得天昏地暗，好像共产党就要灭亡了。这时候。我们准备反攻。经过几个月的辩论，驳倒了他们的谬论，多数人争取了过来，站在我们这一边。当然你们那边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们离敌人太近了。在我们这里。在每一个大学、中学、工厂、政府机关，右派想怎么做就让他怎么做，让他们尽量讲，我们一个月没有说话。并且给他们登报。这就给他们照了像，再也收不同去了。然后，我们就组织队伍，进行反攻，抓住了他们的尾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搞这一手，对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右派的政治资本没有了，可是中间派当中还可能有人反对我们，世界上有混乱的时候，他们又会再来。我们要有准备。

#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

对事情，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像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讲坏话，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

压缩空气已有两个月，现在二月一日，还要鼓足干劲。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干劲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应该鼓足。……干劲还要鼓足，上游还要争，不要中游，不要下游。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

现在搞了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暂时现象？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进了。不论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像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第三，静止地看问题。不从发展看问题，不是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报导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闹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又如林希翎^[1]的讲演头一天很神气，第二天驳的人多起来了，第三天驳倒了。“内部参考”就说不得了。“内部参考”写的是历史。不可不看，不可多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武主伐纣，血流漂杵，孟夫子就不相信。现在我们讲的书就是报纸和刊物，其中有个“内部参考”。不可尽信。听话要兼听。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的量，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几亿劳动人民，几百万，几千万的干部不会尽做坏事，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领导干部每天吃了饭尽做坏事，不可想象。在武昌讲过，县、公社，队做坏事的，顶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想做坏事的总不会多。至于想做好事而做坏事的，要加以区别。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我们要称赞这个计划。大进一步。宣传这个方法：有重点，又是两条腿走路。比如原材料工业，目前是重点。

要宣传、讨沦、发展这个办法，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不钻下去，只能打皮下，不能打血管。索性不怕它，钻进去，揭露它。不充分揭露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问题就是矛盾。许多所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水浒传》“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Ҽ探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问题。打了败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第三个问题是祝家庄内部情况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内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是抓农业，没有抓工业。农业究竟落实不落实？粮食，棉花，麻、油料、大牲口、小家禽，这几个指标是否落实？是不是夸大？能不能完成？不要采取假报过关，其办法是超额。前年搞得早，去年刚好，今年动手晚一些，深耕没有？搞肥料，看报上还不错。河南肥料怎么样？水、肥、土搞得怎么样？水利争三百亿土方。今年我担心肥料这一关。人患浮肿病，就是没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是患浮肿病。所以要大搞土化肥、菌肥、沤肥、绿肥、熏肥、人粪尿、牲口粪尿，以这些为主，切实搞一下。麦子要追肥，追水、多锄。多锄就是暂时割断毛细管，减少水分的蒸发，今年搞 7500亿斤粮食。应该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粮。水有了，应该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其次是肥。第三是水，但现在暂时不修改。听说搞肥料所需的人工要占一半。工具改革很重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搞一个农具工厂。因地制宜，不要三天风一过，就不行了。要单独搞一个农具研究所（浙江有研究气象、土壤的，就是没有研究农具的）。收集、研究、设计，试制农具的学校。要挖这么多土方。运这么多肥料，都用人挑．没有机械是不行的。“收割”应为“割收”。割、运、打、收，没有机械．要人去割，那怎么得了!

还有两个问题谈一下。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大跃进。富裕中农当中有百分之三十，论调与地、富、反、坏、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见，口上不讲就是了。对这个问题．武昌会议我也讲过，我们有百分之五的入违法乱纪。至于有些人，衷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不能算进这百分之一、二、三、四、五之内。对于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百分之五之内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分别情节，进行教育，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化了是不好的。这个经验年年念一下。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人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黑暗一片。列宁说，这种话本来说得对，只要略为说过了。就变了质。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必须警惕。在整社过程中，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首先要自我批评，一定要改正，然后讲清楚缺点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但大多数一定要改正缺点。要保护积极性，否则就有“曹营之事不好办”之咸。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对民愤很大的要处罚，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枪毙。农村中有些人打人成百，不给以处罚是不好的，会影响群众。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要坚决保护过关。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如罗章龙，此人现在在武汉当教授，我很熟。罗当时反对中央很厉害，否定中央，一无是处，就是他正确，自立中央。结果搬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还有立三路线，也讲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也是否定一切。王明路线也是一样，都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别人说成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还有张国焘路线，也是自立中央，编了剧本歌谣，打倒毛、周、张、博，自称是列宁主义，国际路线，结果毁坏了自己，跑到香港，把儿子放在中山大学读书，证明不是列宁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提出六大纲领，声势浩大，根本否定中央的一切，迷惑了许多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他代表好多小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王明告洋状，说毛有三大罪状：反国际路线；整风中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检讨；搞宗派。武昌会议时，王明写来一封信，比过去好些，讲辞职了。高饶反党集团，他们做绝了，太过分了，反对刘、周，重点在刘，说有两个中心，两个摊摊，有他们的纲领，迷惑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点夸大成全部，结果毁灭了自己。没有提过的次要事情是很多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在内。历史上有陈独Ҽ路线、罗章龙路线、两次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高饶反党集团，……这些大事件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程度不同，性质不同。……不论中国外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毁灭了自己。对蒋介石可以否定一切，但是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最后，美国也可能不要台湾，把它当个毒瘤沾在他们身上，我们将计就计，只要他这个葫芦挂在我们腰上，总是有办法的，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做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在目前批评缺点的时候，讲到这段历史，就是拿历史教育我们的同志。

在南宁会议，提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就是教育干部顾大局与不顾大局的问题，就是大局与小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精神反映了物质，是接近实际的东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照比例，工大农小，重大轻小，大大中小小。我们现在作翻案文章，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创造工业（包括交通运输）、农业两方面的高涨、跃进，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门路。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以后，人民的热情起来了，开始看到经济发展有希望，反保守，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比如，副食品、日用百货脱节了一部分，如不抓，很危险。……

日本人说我们不是人口论，是人手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做事情。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至于具体数字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证明是可以大跃进的，每年都可以大跃进，无非是多于一千万吨钢或少于一千万吨钢。苏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百万吨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前年只增产了三百万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年二十年中只增产一千四百万吨。战后十三年增产了三千七百万吨，以后每年增加五百万吨。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搞大中小，几个并举，有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同时地理气候条件好，人口六亿八千万，所以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开展了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否能这样说，像养猪一样，前四个月是搭架子，一九五八年是克朗猪。有了架子。没有多少肉，还不肥，以后养猪。现在我们大跃进就是搭架子。

从一九五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一九五八年元旦社论搞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成都会议发展成为总路线。现在看这是对的。要不要干劲？要不要鼓足？要不要争上游？还是中游下游？要不要多快？要不要好省（质量），前两句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主观能动性。后一句是物质。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500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实践中间、斗争中间才认识了客观实际、计划、比例。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条克朗猪，但无一条肥猪。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门路（大跃进）。可能武昌会议的四大指示是接近实际的，但只是写在纸上。不是现实的，粮食还没有拿到手。钢铁、煤只拿到一月份（生产不大好）。要经过努力，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经过这次会议，经过努力，可能各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好。有了经验，比一九五八年要好一些，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会好一些，事后诸葛亮变成了事前诸葛亮。劳动力有浪费，大城市副食品不足，没有注意，一部分轻工业注意不足，还有多种经营、运输问题注意不够。一种是没注意，一种是注意不足，以至引起供应不足和部分失调。这几个问题不作结论，当作一个问题，请省委常委研究一下。……

从总的看，我们的计划、指标、社论适合与否，总是从实践中找经验。即使还没有完成，只是经验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从完不成中得到教训。……无经验，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不适合，我们就改，让全世界骂一顿。我们总路线也不能改，“降低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行。永远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现在我们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请同志们研究。

注释

^[1] 林希翎（1935年-2009年），原名程海果，浙江温岭人。1957年开始“大鸣大放”时，林希翎从 5月 23日至 6 月 13 日在北大、人大演讲 6 次，发表许多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思想和领导的错误言论。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1979 年 7 月，人民大学党委对林希翎右派案作出复查结论：“不予改正”；北京市人民法院同样驳回林希翎上诉，维持原判。她至死仍是不予改正的“六大右派”之一。

#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的节录。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

毛: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1]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马:中国解放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放以后的事，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早已知道了。

毛:我们先动买办资本，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百分之八十，民族资本只占百分之二十。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

马:很同意中国的做法。

毛: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

毛: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

马:同意。中国是把人们从经济上解放出来。

毛: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台呢?

毛:因为资本家不允许。

马:在智利，共产党上台是有可能的。

毛:今天还是投资产阶级的票的人多。

马:为什么呢?

毛:中国过去也是如此，赞成我们的人开始也很少。经过二十八年，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我们逐渐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马: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了，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是那样。

毛:但是今后的情况是会改变的。

马:当然会这样，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方案。

毛: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马：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解决将要受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你们说这将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而不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如果你们对马列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怀疑马列主义。

毛：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马:世界观不变，是不是革命理论部分是可以改变的?

毛:要看是什么理论。比如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

马: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对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你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采取的什么分配办法？那时候是不是有差别，那时候上交是否相等？穷队富队、穷村富村。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生产多者奖励，就是农业社是不是拉平的。苏联 5500 万吨钢不能和我们 l000 多万吨钢拉平，那是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的，那是人民的，是农民的。所以那时候提出土地回老家，鞍钢回老家，那不是剥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了。因为他是朋友，我们对他们是采取赎买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明明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不是资本家的，因为他是朋友，所以尚采取赎买政策，利用他作工作，团结知识分子，有偿收买剥夺工人的财产。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包括桌椅板凳在内都要打条子、打借据，十年偿还。

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1956 年高级化第一年调粮的经验没有记取就发生此问题，老太婆挡住不叫拉粮食，现在公社第一年又是发生此问题。现在看今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好，值得研究。今年要宣布几条政策，穷的富的都要干，想办法帮助穷的。把中国提高到苏联水平。西方国家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不能把西方国家的砍下来补亚非国家，还是亚非国家自己提高。当然在亚非国家的投资应该没收，但是不能去欧洲设机器。也就是说，苏联现在发展的水平，不能白白的送给我们．因为苏联有工人，有工人要开工资。机器要搞折旧费，你苏联的砍了给我，你怎么办？还是要搞等价交换（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门收购猪，把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藏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很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没有收净，采取分成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净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的吃掉、跑掉，这样的作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你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字安的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河北省一月八号开党代会，想思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但是，到了一月下旬感到不对头。省委赶紧传，下旬开了电话会议，转变了以后，有些地委不通，县委不通，有些公社不通，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积累不超过 25％，这就占四分之一，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下边隐瞒，实际不至，只分配30％。大家都想多积累一点办工业，这也是好心。斯大林就是这样的政策。斯大林从建国到1953 年为止的三十年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搞了一个集体化，一个机械化。沙皇时代没有集体化，集体化了，没有机械化，机械化了。但是他死那一年的产量和沙皇时代一样，如果不是赫鲁晓夫改变政策，将来越发展越严重。我们现在不改变，就要犯斯大林的错误。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汇报时反映社办的事情太多。一方面投资太多，再一方面劳动力调的太多）。要政变这种政策，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社里积累不行，过去讲“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现在的百姓就是社，君就是国家．斯大林搞了三十年，是一条腿走路。如果我们 70％归国家，和地主一样，群众只得三成，当然我们和地主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多积累一点是搞建设，建设反回来还是为人民嘛。这一点也要分析，要讲清楚他是想迅速工业化，是好心，但是，我们这是好心，不是好主意。我们和地主不一样。不是为了发财。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没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没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无非就是这样几条，土地农民不怕，省委、地委、中央你都搬不走，他现在争的是产品和劳动力。我们说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制，内部搞一个文件说一下，实际是队所有。土地，工具、生产资料加人力和公社只搞 25％，你们考虑是不是太少了？现在反对本位主义，造成紧张局势，越造成紧张局势越紧张，实际瞒的 15％叫它合法。我们国家和社积累 25％，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把白菜、把猪都拉走，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一定要改变。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都收回了，他发工资就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一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平，按劳取酬”。

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谈话节录。

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事实是帝国主义依靠它的走狗，联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压迫非洲。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我有这两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又不是非洲人。我讲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这点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另外两点:一是胜利的快、慢问题。可能胜利快，也可能胜利慢，无非这两种。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二是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是依靠外国来解放非洲，还是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这两点是否对，请你们考虑。

看来，现在的非洲与过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五八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运动会比过去发展得更快。至于各国要帮助你们，那毫无问题。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独立了的国家，一定要帮助、支持你们。你们需要支持，我们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支持。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还有西欧的工人阶级。所以是相互的支持。你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苏联、中国把工作做好一点，也就是支持你们。你们可以考虑，中国可以当作你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能牵制帝国主义，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压迫非洲。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月一日、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多篇重要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这部重要著作中总结了我们党从 1958 年开展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对“五风”应当坚决批判，并规划了 1959年及之后大跃进的主要任务。

一 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1958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教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着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1958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行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1958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正在整社工作中，按着六中全会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能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作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作，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90％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的解决，才有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法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娱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

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制。从 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认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产生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的行政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作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1959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的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认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的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是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去年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 1959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二 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人民公社决议只提一句“按劳分配”。究竟如何按劳分配，没有完全解决。什么是生产责任制？马克思讲过“生产责任制”，怎样的责任制也未讲。现在要谈的问题是公社所有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个过渡来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时候就是集体所有制。我在山东看了一个公社——济南东郊人民公社，二万一千户，十二万人，一个生产队，距公社所有制很远，实际上是公社党委所有，这还得了！问题就在这里。现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统多统死，就是过去地方讲我们的，现在不是下放了吗？公社有三级，生产队一级有七、八百户，有一千多户的。所谓统多，就是多搞积累。所谓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产资料，二曰劳动力，三曰劳动产品。这些究竟归谁所有。现在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因此要统多统死。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不同，以鞍钢为例，一个工人的总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剩一万○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个人消费占他的产值不是十二分之一，为国家积累很少，我们想积累，河南公社积累、国家税收、管理费用，公益金共占50％，生产费用占20％，农民实际所得30％，但农民要活，因此要瞒产15％，方法几十种，这是合法权力，而我们批评他们为本位主义其实是违犯按劳付酬的原则。现在所有制实际是队所有制，生产资料，生产者归队所有，产品所有制也归队，农民现在站岗放哨，保卫产品所有制。为他的劳动成果而斗争，你分给他30％，他就加15％，实际上是45％。现在公社与生产队激烈斗争是两个问题，一是人力，二是产品，农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产品运走，农民往城里跑。现在财政部门把全部贷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无法维持，这是一种破坏生产、反人民公社的倾向，贷款全部收回的还要退还。卖猪卖白菜的钱不给公社，白菜大批烂；拚命的吃，城里吃不到菜，原因就在这里，不完全是运输问题。现在顶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要反左。生产费与积累占 70％，消费只占30％。积累太多，猪卖了，各种物资卖了，都是归社，这种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不应该批评他瞒产是本位主义，东西本来是他的，你不给他分，他只好瞒产私分。所有制的改变，少者四年，多者五、六、七年。富队帮穷队提高，穷队逐步向富队看齐。不要把富队的头砍下来补给穷队，这种性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用赎买的办法。苏联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一千一百万吨钢，砍苏联二千万吨钢补我们不合理。一部分农民无偿的占另一部分农民的产品，不叫抢劫，而叫共产主义风格。这与救济穷的不同。工业办多了，为什么积累这么多，财贸部门为什么把一切贷款都收回，就是办多了工业。中央、省、地、县、公社都想大办工业，看来各级的积极性过多了些。这点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实际，因为土地、劳力、产品均属他的，中央、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六级对付生产队和队，六级有权，但是农民人多。什么是一盘棋。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只分给人家30％，要拉平分配，这叫作半盘棋，大批人马调动，大批积累，这种权利是冒险主义的权利，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要正当的提积累，要正当的办工业，而不是为疯狂的提积累办工业，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本位主义，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的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们不相干的水库，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贷款，购买东西不给钱，组织运输力也不给钱，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能决此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区实际是联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不出告示危险，今年库存减少，没有增产。反本位主义越反越收购不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为什么去年秋收那样粗糙，东西收不到，就是没有解决分配制度问题。河南新乡地委说，收柿子宣布谁收谁得，一夜完。要承认农民瞒产合法，中央与省应说服地、县、社三级党委，社说服管理区总支，我们站在一边首先支持农民的合法权利，也说明我们无非是想搞工业化，工资级别死级活评，一个月评一次，多劳多得，一月变一次，工资总额不变，又叫上死下活。究竟公社要统多少？统三大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还有统购、计划、物价、教育，教育办的过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业办多了。社办、县办、地办，省未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也多了，要规定。不可不办，不可过多，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工业都要有所调整，五级工业都不可太多。现在要继续把冷水泼下去。要把所有制问题讲清楚，要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我们的政策加以比较，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不是反本位主义情有可原，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分配中的消费部分要增加，要发展生产，把穷队逐步提高到富队水平，不要拉平，工业不要办得太多了，釆取这种办法积累。搞大型工业、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给个人的要增加，超额分成。十条猪完成十一条任务那一个分成。田家英的警卫员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杀一条猪 60斤，为什么要杀？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写个决议案。以所有制为中心，积累问题，分配问题。每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多寡不一，每个生产队的吃粮标准也应该有差别，有的可能少于380斤只得如此。粮食多产多吃，工资也是多产多分，死级活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消费。积累是建设费用。公社不能办脱离生产的文工团，各级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简，节约办社要在决议里写一条，办工业的积极性，第一要称赞，第二要约束。中央、省、地、县都要约束。要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那些工业归县归社要有所调整。

我写了几句话：一、所有制的问题：几年内，譬如说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说来，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积累公益金等，产品所有也是这样。即“承认生产队的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这样我们的六级干部就可以和六亿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一方面批评他们的本位主义。去年秋前好像农民跑向工人之前，但秋后即瞒产私分，这就是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是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等于按劳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样。在某一点上说，即对于过于积极办工业是一个让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当成一个过程去看待。由互助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从1953年到1956年）经过了几个步骤才完成，由高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过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譬如五年、六年、七年时间，要整过急的思想。问题是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社大队多所以要有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与道德品质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我们计算四年钢可到五千万吨，明年拨一百万吨，后年拨二百万吨，大后年拨三百万吨。即六百万吨钢材装备农业机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业化有四、五、六、七年就差不多了）当然，这还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其性质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说，从1958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

1958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内（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你说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测风云。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翻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点，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他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嘛，他懂得点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穷富队拉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无偿的占用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犯按劳分配的原则。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村总产值的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26％连同税收7％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费共计占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个人所有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则，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脱产文工团 180人之多，晋南的例子。此外还有扎牌楼、导具等浪费。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以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此外，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劳动成果，而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过去是同盟者，又拥护改造，还要利用他们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当然，共同积累不是当作消费资料，也不是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建设资金，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不从所有制问题讲道理讲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把公社当作全民所有制，只设想大集体所有制，不没想生产队所有制。

二、劳动分配问题。现在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一个是抢产品，一个是抡劳动力。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是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的东西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点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希望也就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三、五、七年就可以把现在的这种所有制状况翻过来，即由基本队有，部分社有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的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一部分个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农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规模建筑公共住宅以前，因为是消费性的，当然是私人的。现在农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产品。要人要钱的积极性大，一压下去五亿农民没有出路，设所抵抗。去年农民拚命抵抗，把产品让它烂掉，甚至破坏，这抵抗的好，使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 30％到40％），必须坚决的减下来。过去八年只增八百万工人，去年全国所增的工人一千万未算在内，（实际上是二千六百万人）中国从张之洞办工业以来产业工人只有四百万，解放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即八百万，共一千二百万，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一则一喜，一则一忧。上面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费，必须坚决减下来，从事农林牧副渔，否则有危险。据说工业浪费20％，要回农村，服务行业要大减，行政人员只许有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家争人力是项严重的问题。

分配问题：分配是讲消费部分本身的分配，生产队人体上有穷、中、富三等，吃粮、工资标准都应有差别，吃粮也要有差别，和工资一样，队队不同，除征购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资实行死级活评，上死下活制度，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有国家、社、队的仓库），用粮（要有定量）制度，用粮要精打细算。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旧的需要解决了，新的需要又发生了。1958年积累多了一点，也是好心肠，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公开宣布。1959年公社积累不超18％，连同国税7％，总共不超过25％，以安定人心，提高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春耕。

最后讲讲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各级干部分级分批下放当社员，每年至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厂、下矿当工人，这样我们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紧张局势了。过去历来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个人，现在我们倒过来，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积累，第三是国家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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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rm{三} \mathrm{二月二十八日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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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在天津、郑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谈，各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错，不给处分。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间派，动摇于两者之间。就是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调粮食，不给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权。从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我们的决议提了按劳分配，至于如何实行，没有讲，生产责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没有讲。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生产队养的猪归谁？卖东西的钱归谁？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现在统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统。一统税收，二统购，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工资……。我说，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顶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顶帽子。能完成征购任务而不完成，可以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权利，不是本位主义。

讲四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劳动问题，三是分配问题，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员。

一、所有制问题。公社集体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产队（即过去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要承认它合法，现在基本上是他们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们就瞒产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队有，部分社有，过去没有搞清楚。农民有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上次郑州会议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以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那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应该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有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是我们要得太多。把卖猪卖大白菜的钱交给公社去了，不给生产队。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鸡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鸡杀掉，鸡藏了。

现在的公社是联邦政府。要由联邦政府逐步过渡到统一政府。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统一拉平分配，二积累、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个过渡。现在社办工业太多。社揽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农民和生产队，要在农民和生产队上刮羊毛，所以产生对抗，站岗放哨。不要砍富队补穷队。而是要帮助穷队向富队看齐，这就需要时间。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部分社有，逐步转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没有过渡不行。这样作，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办就违背客观规律，请你自己缩手。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1953年到1956年），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也要经过三、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要有较多时间。

再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过程。当然，这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几个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作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内，从1958年算起，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现在是基本上队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如现在什么都归县，什么都由公社统，就要统翻几亿农民。在三四年，五六年内，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到全民所有制。1958年，粮、棉、油、麻大丰收，但是，却在最近四个月大闹粮食、油料不足的风潮，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反本位主义，我走了三个省，觉得是保护正当权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传工作没有赶上），即所谓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则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进行反抗，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和群众的作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合理的。他们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合法的正当权利．因为土地劳力是他们的，劳动结果——产品，应当是他们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由穷队无偿占有别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是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值7％左右。不算太多。农民是赞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县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积累占26％，如税收7％，共33％，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农民对国家的投资。这还不算修铁路、水库等义务劳动，以及很低的工资（如修三门峡）。再扣除1959年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费，就达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少了。

公社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锅、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能算废铁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公”，应当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鸡、鸭。有一部分猪作价归社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共产之风就刮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我们曾经无偿剥夺过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去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讲讲党的历史。我们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委员会，山头很多，一军团三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其他各根据地、白区又各有小山头。在延安曾说，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山头，不要骂人家是保守派主义。现在的山头是生产队（过去是穷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机械化，二、搞公社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全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三、四、五、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山东吕鸿宾社先以条子、秤、“帽”子去对付，后以一把钥匙（思想），讲明政策，一个楼梯、双方下楼，用这三个办法去对付。

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排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我们党中央逐步建立权利，从前教条主义，强制执行，实际脱离群众，并没有实权，想多统。统不了，把革命统垮。中央有权是一个过程。工业过去统得太死太多，十大关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调整。适当的集中，适当的统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来。半路中间，怎么来个这样的干老子——公社。工业也要分级管理，才有地方的积极性．反对绝对集中统一。不要乱戴本位主义的帽子。

富队、穷队还有中间的队。吃饭标准、工资标准应该不同。吃粮食四、五、六、百斤，工资按劳分配。也允许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队，按劳能分 220元，结果只分给130元，砍了90元。这就是无偿占有了人的劳动成果。

二、劳动问题。土地、人力、产品，三种东西，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而实际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年以及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就是说，社的积累，社办工矿场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费如此而已，还有一批生产费，不过是过过手而已。这里讲的是人、物。没有讲计划。社的权利还包括统一计划等。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揽权太多，他们的权力只有这样多。我主张权力只搞这样多，要教会公社书记这样作。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公社有大、中型的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将现在实际所有状况反转过来，由基本上队有，部分的社有。变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队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那时当然还会拖一个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树、小农具、家畜家禽等，还为个人所有。公社范围有个人所有，有小集体、大集体，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前，当然是私有的。现在农民一样不怕二样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人拿走——共产，农民就叫“共产”，虽然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人要财，这是争执的问题。

现在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得太少，工业、服务业、文工团、学校、行政人员分配得太多。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方面多了20—30％，山西有一个公社立即减少了30％。服务业人员要大减，一百个人中十个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个伙夫烧十个人的饭。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几。山东历城十二万人的东郊人民公社，只有十三人脱产，十五个管理区每区五人，154个生产队每队三人不脱产（不包括财贸人员）。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业余的还是可以。生产队与社办工业、与县、与国家争人力，石家庄一个公社跑出去一万一千人。争人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心是把向城里、工业、服务业跑的人赶回来，加强农业战线。

三、分配问题——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三等——穷、中、富。粮食、工资的分配应该有差别。社办专业队的工资应该统一。工资可以“死级活评”一月评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要严格的杜绝浪费，大反浪费。新乡收棉籽号召谁收谁有，结果一天收光。滦县收花生放假三天，谁收谁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解决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去年丰收，反而用粮不足，去年粮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不动，制度一万年，还是需要的。要分出国库、社库、队库、堂（公共食堂）库，都必须有制度。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积累搞多了一点，有鉴于此1959年应向群众宣布：公社积累不超过18％，加国家税收7％左右总共不超过25％左右（占工农业总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四、干部下放当社员、工人的问题。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产队当社员，舒同当了九天。每年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也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中央、省、地、县、社、区六级，要讲清楚六级只有几百万人，另一级是几亿农民及其领袖小队长和生产队长，是大多数，这两方面要打成一片。在若干年内基本实行队所有，分期分批作到公社所有。这样一来，就一定可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关系的两大目的。目前的紧张关系是队和社，有点“国际紧张形势”，主要怕共产。一经济，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产，两方面下楼梯，区以上干部左了一点，生产队小队长一般无罪，我们要向公社党委和小队长讲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该卖给国家的不卖，是本位主义，这样就可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剩下来的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孤立起来。

三月十五日开会不变。同志们和地委同志和县委同志研究讨论，提出意见。我的意见是松一下，让农民多生产，也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些。

四 三月一日的讲话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赵尔陆和王鹤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换关系。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换，大体上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十年搞一百亿无利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

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

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来源，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在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门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目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猎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

积累18％不低，应该有个幅度。

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那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釆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不成功不登报。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观、实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出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提款。

发工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鸣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二、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后分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的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在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与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外部温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程，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一百万吨钢，后年两百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业搞机械化。

钱的补贴确定十亿，作为农业投资。

工资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公社的权力究竟统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账。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各个公社也要搞一个章程，各省要选择最好的二、三分给我。每一个县着重搞一个，每一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则是，非则非，是本位主义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订条约，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贫、中、富队各定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顾。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评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评，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评，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评的人和贪污的人，贪污结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五 三月五日的讲话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洪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雕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麿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渚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炭、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有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卅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卅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作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 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麿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 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付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廿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釆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试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支钢笔，将来不至三支，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六 讲话

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集中表现。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要不要一条线？还是要一条线的。斯大林同志划了一条线，指出三个条件，先决条件，这是对的，缺点讲的不太具体，四十条中提的就比较具体了。许多问题斯大林没提到：并举、全党全民办工业、群众运动、政治挂帅、整风。

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很复杂，不要怕慢，但要采取积极态度。

对农民问题：大跃进时对农民积极性估计不足，大跃进以来仍是农民问题，过高的估计了农民，究竟是鞍钢是老大哥呢？还是徐水是老大哥呢？还是工人阶级，鞍钢是老大哥。有些“理论家”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打折扣，他们就回避资本主义留下来的东西：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在于怎么认识，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就利用，为我们服务。要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

过早宣传全民所有，国家就要调拨，是实质上剥夺了农民，农民会不高兴的，谁高兴这样作呢？台湾，唯恐天下不乱。

公社也可以办赢利较多的工业。（斯大林不敢把拖拉机交给农社）。

有人把农民当成工人，这不对。

不要怕商品生产，问题要看同什么样的经济相联系；

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破除不平等，但仍然要有差别。

钢铁、炼、机械、电很重要，林业很重要，也要成为根本问题之一。

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只是计算工具。

人民公社实行了全民所有制不算共产主义。

苦战三年，再过十二年就可过渡到共产主义。

郑州会议纪要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郑州会议纪要》，《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这部著作中提到的“十二句话”，即指本文第(二)部分，最终定稿为十四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结束。到会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一)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三)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1]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2]，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3]同志来此，和王任重^[4]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5]。“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二万三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6]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注释

^[1] 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稿）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草稿）。

^[2] 指中共湖北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3] 周小舟（一九一二——一九六六），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4] 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5] “三定五放”，是中共广东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的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三定”是：（一）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二）定领导人员，迅速搭起组织与管理生产机构的架子，加强领导，组织生产。（三）定一九五九年生产计划和粮、油、猪等商品包干任务，任务不要定得太高，防止层层加码，生产队（或大队）完成任务后的其余部分即归队自行支配。“五放”是：（一）下放劳动力，使生产队（或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将原来从生产队抽调出去的劳动力迅即进行清理，抽回一部分给原生产队，投入农业生产。（二）下放生产资料，土地、耕牛、农具等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并管理使用。（三）下放畜牧业，一律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和经营管理。果树及鱼塘等亦可同样下放给生产队经营管理。（四）下放原有的肥料厂。（五）下放粮食食堂粮食消费由各队自行安排。

^[6] 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2]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注释

^[1] 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2]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一九一八年生，江苏溧阳人，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1]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 泽 东

注释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1] 指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两个报告。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三月二十六日关于南汇、川沙两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说，南汇、川沙两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大体分三阶段进行：第一段大鸣大放，揭露问题，分析原因，提高认识；第二段讨论管理体制、政策和具体贯彻执行问题；第三段组织一次生产大高潮。目前两县会议都在讨论管理体制和政策问题，同时又向会外群众作了广播。事实证明，召开一竿子到底的会议，把政策交给群众，是最容易见效的。另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万杰关于上海县和七一公社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说，这里的会议，在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讲话以后，来势很猛，时间只有一天半到两天半，放的东西直接、具体，放过以后，心平气和。群众的动态一是担心再变，二是顾虑下面的干部能不能贯彻主席和市委的指示，普遍关心工资问题。目前出勤的多了，干群关系也有变化，群众把干部当知心人了。

关于西藏平叛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西藏问题的部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蓄意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十七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十九日，叛乱分子发动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二十日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并相继平息了其他地区的武装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1]和阿沛^[2]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3]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4]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5]。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6]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7]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8]。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9]，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0]。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1]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2]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注释

^[1]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坚赞（一九三八——一九八九），青海循化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2]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一九一一年生，西藏拉萨人。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3]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

^[4] 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从一九五六年起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

^[5]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在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说，毛泽东主席让我告诉你，

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西藏地方政府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6] 西康，即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7] 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8]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一九一九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一九四八年去美国，后到台湾。

^[9]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明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以此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往来的各项具体办法。协定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生效，有效期八年，一九六二年六月期满失效。

^[10] 指《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发表的达赖喇嘛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先后写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三封信。三月十一日的信中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三月十二日的信中说：“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三月十六日的信中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11] 指周恩来总理即将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2] 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当时任印度总理。

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篇党内通信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数篇党内通信中最重要的一篇，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力反五风的思想观点和具体措施，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诵，无不引以动容。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释

^[1] 八字宪法，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工作方法十六条

（一九五九年四月）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过工作方法九条，此后在另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增为十六条。本篇是根据“九条”的传印稿和“十六条”的两种传抄稿整理的。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一、多谋善断。这句话的重点在谋字上。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他批评袁绍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就打了败仗。所以有谋还要善断。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多方面商量。我们了解情况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各种材料，各种方案，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现在我们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这是武断。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不是听听别人不同的意见，看看别人不同意见的材料。来做出判断，听听不同的意见才有好处。不一定相同的意见才正确，不同的意见就不正确。不同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有些同志在订经济计划时不同别人交谈，不去多谋。为什么不跟秘书谋一下，不跟工厂的厂长谋一下？可以谋你左右的干部，也可以谋工人、农民，可以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既然提过不同的意见，你就谋谋他，看看他的意见怎样。有些同志很主观武断，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不行，还可能造成虚假现象。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才能正确。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

二、留有余地。俗话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二千斤，就是没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有余地。过去我们打仗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计划工作要留有余地。长短期计划都应如此。要让实际工作去超过，要给群众超过计划的余地。生产队长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过去工作中间起码是个泄劲的办法。让群众超过反而会鼓舞群众的干劲。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我怀疑搞工业的同志是否懂得工业。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话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二条经验。第一是留有余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他公布的数目就少百分之二十。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公布七年计划，钢的生产指标九千多万吨，它实际生产不止这个数。农业生产也好，其他也好，都是留有余地，实际超过了，人民群众心情更加舒畅；一点余地不留，将来完不成计划，就造成悲观失望。苏联经济建设的第二条经验是抓住重点。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打仗也是一样，要有重点，有个主攻方向，有个箝制方向，这样才能打歼灭战。不仅建设工作要有重点，打仗要有重点，就是舞台艺术、写文章、做诗也要有重点，留有余地。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演完戏群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争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场了。没有给群众留有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做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完，要让群众去想想。

三、波浪式前进。过去讲马鞍形，其实不是批评马鞍形，主要是反对冒进。那时有人公开在群众中反冒进，反多快好省路线。一九五七年把基本建设压缩了一下是对的，因为当时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今年计划也稍微降低了些。明年数字稍微再低一些。六一年再来个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反对冒进。但是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主要是不要反冒进。美国从一八六○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十九年中间，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逐年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并不是每年都是高潮。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比如钢的生产到一亿六千万吨，你还要翻一番就不容易了。少的时候翻一番可以，多了翻一番就困难，也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波浪式前进。波浪式前进也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客观规律，不能老是翻一番。

四、实事求是。不同意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但是要落实计划，要按照形势改变计划。形势变了，情况变了，人的思想也要跟着变，我们就要改变计划，计划不是不能改变的，武昌会议到现在就改变了。不根据情况改变计划，工作就被动。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认为非改变不可，不改变就会造成困难，造成混乱，任务不可能完成。要根据情况变化，适应情况变化，按情况办事。脑子不要硬化，订计划要有多少材料，多少人，订多大的计划，不要主观地订计划。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脑子不要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所谓政治形势，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场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工作。北戴河会议时，指标订得高，后来我走了河北、山东，感到不行。

六、要当机立断。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社这个问题很明显，究竟几级管理，去年没有清楚，（再）经过一个过程，一月二十七日，就提出这个问题。要感谢内部参考。内部参考给我很大帮助，登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材料。发现了以下问题：一条杆子，一杆秤，不同意的一顶帽子。一把钥匙，一张布告，一个楼梯。从这时才发觉队的所有制。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三分怕上级，七分怕下级，因为他摸到了上面的底，有什么错误缺点，上级总是要掌握团结——批评——团结、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

他怕的是群众，你要他开五、六级干部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他就怕了，他就经不起检查。以后要来一个上级、下级夹攻中层。很多县委、地委的话不可听，尽是好话，不把事实情况让你知道。在工业方面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中级干部的话往往不能听，要听也得上下结合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召开五、六级干部会，基层干部占多数，这样的会才开得好。要善于分析情况，抓紧时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七、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合，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互相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釆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就是通气的办法。通气有好处，不通怎么了解情况？怎么指导工作？做工作，会议，不要一点空气没有，讨论之前，应该事先有个酝酿。有些会连题也没有。我讲这个问题讲了一百次，不通气不好，不要把问题独立起来，不要使人不摸底。决定问题要有个充分酝酿。

八、解除封锁。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给你知道，平时纸片只字不给你，开会就给你一大堆材料，要你做决定，下决心。要解除封锁，不要封锁中央，要把封锁消息的同志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几夜睡不好觉，以后就会好了。杜勒斯封锁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封锁情况的，不要封锁政治局，不要把中央委员和主席当做跑龙套的。对省委书记也不要封锁情况，报告中要有观点，一个事情要提出几种方案，要说明你那里的基本情况、不同意见、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把工作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不要封锁。

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多数的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有时候又是少数人胜过多数人。就是说，有时候真理不在多数人这边，而在少数人或个别人这边。你们不要看开大会，大多数人赞成就是正确，就是真理。那不见得。往往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马克思）一个人手里。你们看过联共党史，有一次会议大家都举手了，就是列宁一个人不举手。列宁未举手是真理，其他人都不对。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有些同志不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中庸之道太多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有杖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很多人死在朝。有些同志深怕对自己不利，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这是痛苦的。但错误的意见提出来，还可以受教育。领导干部对极少数人的意见，应该很好地考虑，注意分析这些意见，不要马上顶回去，看看里边有没有真理。

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计划变动，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北戴河、第一次郑州、武昌、上海几次会议，原订的计划不是有了改变了吗？上海会议比较稳当，切合实际，可能会超额完成。粮食、棉花能不能超过，要做很大的努力。粮食把杂粮、地瓜加上去也可能完成。现在公布的四大指标不改变。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但去年大跃进是确实的。每年增产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事物是从发展中逐步认识的，不到今年一月下旬，也不认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武昌会议还没有提出所有制问题。也是（第二

次）郑州会议才提出来的。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有些工业部门拿出来的文件，别人看不懂，问他，他自己也不懂。写文章、写报告，不能用加减乘的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有情况、有分析，切合实际。我怀疑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不是懂得经济，有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真懂得经济，如果真懂得了，一定会从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自己还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为什么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就是没有钻进去，没有掌握材料，没有把每个问题都交待清楚。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公报，就有个来龙去脉。写文章是给人看的，一切问题都要有个交待，交代不出不要勉强，勉强写出来就不能说服人家。为什么会勉强呢？就是对事物没有真正的了解。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说明你对业务本身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群众心理。唐朝名作家韩愈，以散文者称于世。他是河南修武人。他主张用师之意，不用师之辞。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要有独特风格。不要怕毁誉，潘宗词写骈体文，不好读，专叫人看不懂。美国的新闻报导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新闻通讯社的新闻报导，凡是提到某一个议员的名字，必注解他是美国某州的议员。每次都这样注解，多少年也是如此，重复了多少次也是如此，就是怕其他国家的人看不懂。我们的新闻报导却不管人家懂不懂，自己知道，人家不知，又不注解，又不注释。有的人写文章不用口语。鲁迅写文章就口语化，《阿 Q正传》里的阿Q说：儿子打老子，这就是口语，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我不止讲过一万次了，从今天起要改过来。我们写文章是要给全国人民看的，要给一千三百万党员看的，要一看就懂，看不懂就退回去。这次工业部门有几份材料都退回去了。

十二、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以后凡是小问题，政治局、常委会签字是可以的，凡是国家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各经济部门的各种计划，先要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方针，然后才订计划。不能先动手，后做计划。造成既成事实，才送上来签字。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在手，就可以把令下。要勇于负责。要服从领导。

十三、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有些同志中间空气不健全，前怕狼，后怕虎，思想没解放，怕挨整。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不要怕穿小鞋，怕失掉选票。就是杀了头也好么，你是为了国家，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十四、关于批评。我们都是好同志，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找到好的工作方法，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要是你有缺点，我不批评，我有缺点，你不批评，造成这种自由主义的空气，不好。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来。人家本来有困难，你反映上来说人家没有困难，人家有不同的意见，你说没有，不好。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作风。我们前代无冤，后代无仇，不打不相识么。

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恨，就是不可设想的。

批评、自我批评是党教育人民的武器。

十五、集体领导。中央开会有了核心，各地都应办到。

十六、和各部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门的联系要加强。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两部（冶金、一机）的联系要密切。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在船上同协作区主任委员的谈话和七月二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的。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1]。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2]，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3]，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4]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5]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6]。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7]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8]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注释

^[1] 指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

^[2]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3] 王国藩，一九一九年生，河北遵化人。当时是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

^[4] 八大二次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

^[5] 陈云（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6] 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 293页注^[1]。

^[7]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8] 四权，指人权、财权、商权、工权。

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1959年 7月 2日到 8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同志这篇著作是又一篇纠正错误倾向的重要文献。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1]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要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

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楚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2]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说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Ҽ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可以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去，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ᩎ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陈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我讲食堂，走了题了。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去，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科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载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

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载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3]），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直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来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话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4]、责任在王鹤寿^[5]，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6]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7]，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载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注释

^[1] 龙云（1884.11.19-1962.6.27），彝名纳岬岬，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炎山乡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1949年 8月 13日，龙云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陈铭枢，见本卷《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2]。 罗隆基，见本卷《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章伯钧，见本卷《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注释^[1]。

^[2] 毛泽东同志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

^[3] 谭震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4] 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5] 王鹤寿，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6] 柯庆施同志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极为毛泽东同志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

^[7] 一九五八年六月的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

#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的批语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同志等人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一个批语。本篇与《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两篇著作，都是毛泽东同志批评彭德怀等同志的文章。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为了防止党的分裂，保证党继续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折衷地作出了批判彭德怀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不知是哪一位Ҽ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2]，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的俄国革命^[3]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 1919 年、1921 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4]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5]，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 泽 东

八月十五日

注释

^[1]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节录了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列宁一九一七年八至九月《国家与革命》、一九○七年二月《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一九一九年六月《伟大的创举》、一九○七年七月《反对抵制》等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七期上。

^[2] 巴黎公社是法国巴黎工人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举行武装起义成立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组织。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用无产阶级政权代替被摧毁了的资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创举。由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没有注意团结广大的农民同盟军，对反革命又过于宽大，使得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对起义的群众进行大屠杀。五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失败。

^[3] 指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但它成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预演。

^[4] 指列宁一九一九年六月《伟大的创举》和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两篇文章。这两章文章均被节选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毛泽东下文引用的几句话，均出自这两篇文章中被节选的部分。

^[5] 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一八八三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同志等人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第二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同志拟的。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哪一位Ҽ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Ҽ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刘澜涛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1]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2]，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3]，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Ҽ、罗章龙、张国焘^[4]、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适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Ҽ、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 泽 东

八月十六日

注释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在一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铅印件上给毛泽东等写了一封短信说：“那个文件系刘澜涛同志和其他两个同志选集的，印时把北京来信漏掉了，没有把刘澜涛同志的信一道印上去。现送上给你看。”刘澜涛来信，指刘澜涛八月二日为送审《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小册子给彭真的信。后来印发《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语时，毛泽东批示将彭真和刘澜涛的信都附印在后面，并将彭真的信抄改了一遍。

^[2] 高饶问题，见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注释^[6]。^[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被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4] 陈独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罗章龙，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张国焘，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

臧克家徐迟^[1]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 泽 东

九月一日

附录

《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越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注释

^[1] 臧克家，当时任《诗刊》主编。徐迟，当时任《诗刊》副主编。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同志们：

这个会开得很好。我说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就是他的目的达不到。比如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结果那个目的达不到，自己输了理，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比如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很充分的，比如现在印发的很多材料、抗日时期的材料、长征末期的材料，比如挑拨离间、

抗日时期的材料，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阵线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错误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则出来，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我看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后来高饶彭黄反党联盟那些观点，比如“军党论”之类，挑拨党内的不正常关系，认为这也有个摊摊那也有个摊摊。这样一些观点和行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这一次大量揭发的在庐山会议多少年前的分裂活动，庐山的纲领，此外还有立三路线时期，都有许多材料的。主要是见诸文字的，大家揭发出来，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庐山会议和这次会议，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在那里讨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借这个事情来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得到提高，更加觉悟起来。完全证明大多数人，全党干部绝大多数，比如95％是不赞成他们的，证明我们党是成熟的，表现出这些同志对于他们这个态度的对待。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最近几个星期，省一级的会议暴露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捣乱，惟恐天下不乱。凡是出了乱子，他们就高兴，他们的原则是这样：“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工作顺利，他们就不舒服。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高兴。”比如讲，猪肉不够，蔬菜不够，肥皂不够，女人头发卡子不够，乘机就来了。“你们的事情办得不好呀！”叫做“你们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说组织开会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比如北戴河会议不吭声，郑州会议也不吭声，武昌会议也不吭声，上海会议吭了几句，我们听不到。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他们认为事情发生了）你看又是蔬菜吧！又是猪肉吧！又是部分地区的粮食吧，又是肥皂吧，还有雨伞吧，比如浙江雨伞不够，叫做“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等。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当军阀的人他是当军阀了，还有不当军阀的人，比如，某同志算个什么军阀呀，是个文阀嘛，学阀哟！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共产主义这个门。五次路线错误，立三路线错误，第一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这一次彭、黄、张、周路线，有些人是五次，有些人不是五次，比如，某同志立三路线时候还没有来，就是彭、黄在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是受打击的。这不是偶然的，五次路线的严重性。最后两次就是高、饶、彭、黄这两次，用阴谋的方法来分裂党，这是违反党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有纪律，他们不知道，列宁论无产阶级的党必须要有纪律，要有铁的纪律。对于这些同志是什么纪律呢？还是铁的纪律，还是钢的纪律，还是金、木、水、火、土，木头的纪律，还是豆腐的纪律？水的纪律就是没有纪律，还有什么铁的纪律呢？进行分裂活动，违反纪律，其目的、其结果，一定会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另外个专政。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团结起来，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不，他们的人似乎越少越好，他们要搞一个他们的集团，要办他们的事，违犯广大群众的意志。我在庐山会议讲了他们不讲团结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他们就不能进行活动了。这个口号对于他们不利，所以他们不敢提，所谓团结者，就包括了犯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何况没有犯错误的人？他们要去毁坏他们，他们是毁坏政策，不是团结政策，他们的旗帜是毁灭。毁灭跟他们的意见不对的，他们认为是坏人，而这个所谓坏人，实际上绝大多数，95％还要多。

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为了全民族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这一个目的。现在的任务是全国人民、全党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请问，不然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可能不可能？在过去要革命，在现在要建设，可不可能呢？没有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能的。团结就要有纪律。彭德怀在太行山的许多文件，请同志们拿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和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时期发表的那些观点比较一下，一个是国民党人，一个是共产党人，时间一个是 1924年，一个是 1938年，1939年，1940 年，共产党员比一个国民党员要退步，这个国民党人的名字叫孙中山，要进步。孙中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什么发表那一篇呢？我最近找着看了一下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那里面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怎么会赞成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呢？怎么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呢？没有共产党的语言，没有共同的立场观点，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张闻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结成了团体破坏，提出的口号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阶级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比如……。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许可的，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现在劝一劝犯错误的几位同志，你们要准备听闲话，我曾经劝过别人，比如罗炳辉同志，他那个时候犯过错误，他发非常大的脾气，我们后来劝他，你不要发脾气，你是犯了错误，你让人家讲，让人家讲到不想讲的时候。他不想讲的原因就是你改正了。你对人好，对自己的错误有自我批评精神，人家为什么要讲呢？他就不讲了。现在犯错误的同志，我劝你们要准备听闲话。一提起你们犯错误，不要触目惊心，准备人家讲你几年。我说长也不会，看你们改的情况，如果改得快，几个月就不讲了，改的慢，几年人家就不讲了，只要改，快慢都可以。要诚恳对人，不要讲假话，要老老实实，讲老实话。我劝犯错误的同志，你们要靠拢大多数，要跟大多数合作，不要只跟你们气味相投的少数合作。如果你们能实行这几条，第一你们能够听闲话，准备听，硬着头皮，你讲我就听，说你讲的对呀，我就是犯了那个错误呀！阿Q这个人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癞痢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比如“那个癞痢头就放光”也讲不得，说“光了”，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作者描写一个不觉悟的纯朴的农民，阿Q是个好人，他并不组织宗派，但是那个人不觉悟，他是讲不得缺点，他没有主动。

你没有主动，大家就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人家说：“阿Q，你要我不打你，你就讲‘老子打儿子’，我就不打你了。”“好，老子打儿子。”等到打他的人走了，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他又神气起来了。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要对人老实诚恳，诚诚恳恳，对人不讲假话。再一个要靠拢大多数。只要有了这几条，我看是一定会改过来的。否则就改不过来。如果是闲话也听不得，对人也不诚恳，讲假话，又不靠拢大多数，那就难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我们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就是凡人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是犯一点错误的！犯错误不要紧的，不要把犯错误当成一个大包袱，了不起。只要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也”，好像天狗吃掉太阳月亮一样。犯错误人家都看见，如果改了，“人皆仰之”。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同志提出学习任务我非常赞成，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学。时间不够怎么办？时间不够可以挤时间。问题是要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我这个话首先是对犯错误的同志说的。第二是对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在内）。许多东西我没有学，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分的学问我没学好。比如说外国文，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同志们，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死了拉倒。总而言之，活一天就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环境，我想我也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很难受，他出一些问题一问，我答不出来怎么办？他对中国革命各种事情一定感兴趣。还有自然科学也很不行的，技术科学也不行。现在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呢？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我说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不管年纪大小。我举个例子。游泳我是一九五四年才学好的，以前就没有学好。一九五四年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每天晚上去，带个口罩化装，三个月不间断，我就把水的脾气研究了：水它是不会淹死人的呀！水怕人，不是人怕水。当然有些例外也存在，但是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有水，因此武汉长江是可以游泳的，我就驳了那些同志，反对我游长江的。我说你们形式逻辑都没有学，凡水都是可游的，除若干情况之外，比如说一寸之水就不能游，结了冰就不能游，有沙鱼的地方就不能游，有漩涡的地方（如四川、湖北的长江三峡）也不能游，除若干情况之外，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由实践得来的这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是水，结论是武汉长江是可游的。比如汨罗江，珠江有水，是可游的，北戴河是可游的，它不是水吗？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除了一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温度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鲨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都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这是个真理，你不信吗？下了决心，只要你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的。我劝同志们学习。最近我们看天安门大礼堂，咦！那可有点文章咧！你们去看一回好不好（会场高声答应：好！）叫万里^[1]同志讲一讲，他这个人姓万，他一天跑一万里。只有十个月，许多人说不信，请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为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做礼拜天的，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工作八小时，结果他做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需不需要钱呢？他不要。还有一些人，工程没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晚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要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块钱嘛，一小时一块钱嘛，他不要，这些人不要。物质刺激还是物质刺激，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块，就是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功这么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是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谓“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礼拜六”，有不计报酬的在内，同志们，你们都看一下，并且请万里同志给你们讲一下，不要多了，有半个小时就行，还有密云水库，我昨天到密云水库游了一回水，十九个县的人在那里搞的，十一个月完成全部工程百分之七十，二千五百万土方，二十万人，那也了不起呀，什么情况都要算钱呀！你们在那里开会每天算钱嘛，你们写了很多东西，讲话稿子，恐怕每篇都要三块大洋嘛，我现在并不否认，而且肯定按劳取酬，必要的按劳取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可以完全禁止，稍超过一点就不行，如果超过一点就给钱，人民他不要，你算钱他不要，如果要算钱，我今天大概讲一个钟头吧！你们给钱咧！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两个东西，政治的作用必需与按劳取酬结合，我看这是个好东西。我们凡是下了决心，有坚决的意志，人们认为不能成功的，结果他成功了，就是我们这个大礼堂，很多人认为不能成功嘛，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多人都写，它要成功的，并且已经成功，或者在继续取得成绩。比如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学习也是这样，只要我们下决心，我看可以学好，不怕事务太多，时间不多可以挤，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要战胜这个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至于太阳上怎么作工作，我们暂时不论，月亮、水星、金星，除了地球之外的八大行星，将来探一探可以，拜访拜访可以，假如能上去。至于工作，我们打仗，我看还是地球。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求我们建立大礼堂，很多水坝，很多工厂，我看一定要是这样。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注释

^[1] 万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

同赫鲁晓夫的谈话纪要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日）

H.C.赫鲁晓夫：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1]信件中表达的一个意思，即不能总是急于寻求解决台湾问题，而要使其退居次要位置。艾森豪威尔信件的主要意思是：不要战争。我们希望，不要因台湾而爆发战争。

毛泽东：台湾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2]时就声明过，中国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实际上，后来中美之间就开始谈判了。先在日内瓦，后来到华沙。先是代表们—个星期谈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现在是一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有一个时期，美国人试图中断会谈。我们宣布，不谈不好，并提出了恢复谈判的期限。美国人宣布，他们也赞同继续谈判，但不能接受“最后通牒”式的期限。我们同意了这一点。然后，在炮击中国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之后，谈判就恢复了。我们中国人在谈判中历来提出的主张是，请美国人撤离台湾，那么，我们之间就没事了。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蒋介石不想让美国人撤走。美国人反过来害怕蒋介石同大陆建立联系。在这一地区有军事行动，但并不是战争。在我们看来，就让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的手里，10年，20年，甚至30年我们都能容忍。

H.C.赫鲁晓夫：我要说的是，在第一次会谈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在苏联驻美大使馆的宴会上说，他们美国人已经同中国进行了好多年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甚至被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他们中国人也不同意释放。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而且，艾森豪威尔告诉我，可以让所有愿意离开美国的中国人离开美国，他们不会阻拦。艾森豪威尔还告诉我，我到中国来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中国同德国不同，不仅是因为台湾的人口比中国大陆的人口要少得多，而且因为中国战后不是一个战败国，是战胜国之一。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是波茨坦协定的结果。朝鲜三八线也是根据以金日成、我们为一方，以美国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协议而确定的。越南是按照日内瓦协定^[3]被划分为北方和南方的。就台湾问题而言，没有任何国际会议对它做出决定。美国占领台湾，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不满，而且连英国、美国本身和其他国家都不满。

H.C.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明白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他首先应当承认中国革命，然后才能承认中国政府。承认革命是他不愿意做的事。

毛泽东：是的，是这样的。美国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进行谈判。美国政府暗示，中国应当声明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美国人想得到不使用武力的保证，而他们自己则是想怎么干，就怎样干。

H.C.赫鲁晓夫：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只是想让人民了解，我们赞成和平。为了逗弄猫儿而向沿海岛屿打炮，那是不值得的。

毛泽东：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和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对美国，我们试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走，我们就同他谈判，一直谈到他撤走为止。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可以用和平的手段，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至于建立远东共和国的问题，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曾经从苏联被分离出去的事实，则应该注意到，在这些地方没有出现过外国干涉。

毛泽东：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

H.C.赫鲁晓夫：不应这样提出问题。谁都知道您和我都不想打仗。问题是，不仅全世界的與论不知道你们明天要干什么，就连我们，你们的盟友，也都不知道。

毛泽东：这里有两个方法。第一，照美国人的要求做，也就是保证不对台湾动武。美国人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早在1955年3月就通过艾登提出过。第二，把同美国的关系与同蒋介石的关系明确区分开来。至于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因为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

（根据苏联方面的谈话记录稿摘录刊印）

注释

^[1] 艾森豪威尔，见本卷第 46页注释^[29]。

^[2] 万隆会议，见本卷《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注释^[1]。

^[3] 1954年 4 月 26日，为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和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等 23 个国家。7 月 21 日，与会国达成协议，签署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会议最后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同安东诺夫的谈话纪要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

按照指示，我^[1]拜访了毛泽东，并且带给他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秘密情报。在交给毛泽东这份情报文本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根据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中国同志的解释，大使已经深信我们的中国朋友赞成 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他们完全赞成苏共的这一外交做法，而且他们在看待这一访问的意义上没有分歧。我半开玩笑地问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中苏是否联合得像十个手指一样？毛泽东说，是的，并且补充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些分歧就像十个手指之外的一个一样，或者确切地说，就像是半个手指一样。就这一点，他继续说道，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联合得就像是十个手指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分歧像是出现在许多个手指上，而不是在一个上，但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

为了回应毛泽东所表现出來的兴趣，我简单地向他透露了有关我所告诉他的情报的要点。毛泽东非常感兴趣地听着，并且在许多地方加进了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评论。他同意在这份情报中包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结论，即 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将真正缓和国际形势的紧张局面。毛泽东表示非常赞同H.C.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访问时提出的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并提交联合国检查的提议。毛泽东说，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的提议是解决整个裁军问题真正的最好的方法。他强调说，全面的和完全的裁军是必要的。他接着又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中一共有将近 200万人。中国国内并不需要一支这样规模的军队。控制中国国内局势完全可以由民兵完成，而这些民兵并不是军人，而是在工厂做工。全面裁军的真正效果就是军队的规模会明显地缩小。毛继续说，如果美国缩小他们的军队规模，中国一定会相应地缩减陆海空三军。毛泽东继续说，在10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将要通过一项承认和支持苏联全面裁军提议的决议。通过这样的方法，苏联的裁军提议将得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我告诉毛泽东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批准关于苏联裁军决议的做法，是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用的措施。此外，我向毛泽东简要地指出了在 H.C.赫鲁晓夫访美的报告中所讨论的中美关系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H.C.赫鲁晓夫同志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中，已经坚定地和正确地阐述了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二战后根据国际协定造成的许多分裂的国家不同（如德国、朝鲜、越南），在台湾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国际条文曾经提到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相反，甚至在战争期间，开罗宣言已经提出，在军事行动完成之后，台湾将摆脱日本占领者的统治而回归中国。

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打算向美国发起战争。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可以等上10-20年，甚至30-40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了苏联的经历：22年（1918-1940年）来，苏联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使波罗的海国家回到苏联的版图。然而，虽然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不发动战争，但我们会经常谈起并声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毛泽东继续说，众所周知，在 1958年，中国炮击了台湾海峡的沿海岛屿。这是在美国于中东处于困境之后。毛泽东补充说，从去年的形势来看，这一举动确实是加剧美国困境的有效方法。毛泽东进而又说，是蒋介石他们自己希望而且要求这样一种炮击的。在炮击开始后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确实怀疑过作为炮击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占领金门和马祖，这是真实的。但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蒋介石很快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没有这个意图。

毛泽东继续说，美国也和蒋介石一样，在两周的时间里，他们曾经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占领这些岛屿。后來他们明白了，这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次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中国朋友的出发点在于这一事实，即美国不会为了几个沿海岛屿发动战争。此外，他又说，去年炮轰这些岛屿是在某些具体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毛泽东提到，情况已经不同了。

接下来，毛泽东主动提到了有关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冲突问题。毛泽东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这是明确规定了的。这是对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的争议。 9

毛泽东进而又说，尼赫鲁现在一直想在边境地区采取武装行动。他有三个目标：第一，他想给印度共产党一个突然的打击；第二，想要改善印度接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援助的条件；第三，想要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度人民的影响。

接着，毛泽东提到了西藏的情况，并指出，西藏目前正在进行民主改革，这正是尼赫鲁感到最可怕的事情。毛泽东继续说，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广大群众对这次改革具有极大的热情。在西藏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大约有12000人离开西藏去了印度。其中反动分子、大地主、反动喇嘛、拥有地产的管家和一些其他的人，大约有600-7000人。大约有5000人是因为受到胁迫、欺骗或者是恐吓而逃到了印度。这些难民目前表示愿意回到中国。西藏的所有大地主，有80%参与了叛乱，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逃到了印度。但是，仍然有一些大地主留在西藏。

毛泽东说，对于那些留在西藏的大地主，已经对他们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之后能够长期留在中国。

毛泽东强调，从总体上讲，国际形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采取了很好的措施。”毛泽东补充说，帝国主义者有许多弱点。他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帝解放运动正在迅速壮大。毛泽东继续说，至于亚洲，表面上看（这一运动）有所减弱，这是因为在许多亚洲国家，国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两个大陆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和任务。同时，毛泽东又说，在与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会谈期间，他已经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从机场到住处的路上），即目前西德和日本对于我们，对于和平事业，是主要的危险。可以说，美国、英国和法国是愿意维持现状的。所以，与美国、英国和法国保持缓和的关系是有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排除联合这些资本主义力量反对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毛泽东说，西德不仅对我们是一个危险，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危险。日前，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因此，它愿意在一定范围维持现状。但是同时，美国人在他们占有有利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的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比如，他们有计划地危害柬埔寨，并且煽动周边国家反对它。美国人甚至想打倒蒋介石，用更加顺从的人替换他。

美国这个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对苏加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卡塞（伊拉克首相）或者对纳赛尔（埃及总统），实际上没有一点同情心。毛泽东说，所以，资本主义内部有着尖锐的冲突。

（根据安东诺夫的记录稿摘录刊印）

注释

^[1] 即安东诺夫，时任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像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1]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2]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和英共波立特^[3]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讲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4]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宣言^[5]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

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也努力争取过国内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一九四六年夏打起来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和平。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来打我们。

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代表团派来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一百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九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6]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像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将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

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7]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注释

^[1] 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2] 孟什维克，是一九○三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的机会主义派别。

^[3] 波立特（一八九○——一九六○），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泽东指

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

^[5]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6] 杜勒斯，时任美国国务卿。

^[7]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就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核试验、双边关系等举行了会谈。

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吴冷西^[1]同志：

此件^[2]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踏踏，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注释

^[1] 吴冷西，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2] 天津市畜牧局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整理的这篇文章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一九五八年以来，他们不甘贫困，分析了粪少、地坏、打不出粮食的原因，下定决心多养猪。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干部带头，集资买猪，盖简易圈棚，并统一领导，全面安排，采取“男女老少，人人动手，谁打归谁，多余出售，队里不足，现款收购”等办法解决饲料问题，大干一年翻了身。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这篇文章和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后来载于新华通讯社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九期上。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与谈话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毛泽东同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系列批注与谈话，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本论》”。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同志以教科书原文为根据，通过一系列谈话和评论，真正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指导意义相当巨大。

读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时，毛泽东说：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在这些方面来说，印度也是相同的。那么，印度为什么不能像列宁、斯大林说的那样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呢？因为印度是属于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一点和中国不同。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印度共产党没有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到了印度独立后，又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加民主革命，在 1905 年提出了与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无产阶级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同立宪民主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在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时还没有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是在 1905—1917年，那时他们的革命活动很有生气。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已经堕落，到了 1924年没有办法只好找共产党，才看到前途。无产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了资产阶级政党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书说：“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一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

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毛主席评论说，华东协作区最近一次会上，提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他们提出了实现这个转变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使社有制经济的收入占到全社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因为生产队的公共财产不多，每年的收入大部分是分给社员消费掉了。一般说来，按每年的总收入计算，分给社员的约占百分之五六十，用于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缴纳给国家的占百分之七八，能够积累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人民公社实现了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实现这个转变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的意见分歧，或者说意见冲突，还不会很大；将来人民公社从公社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意见分歧可能就会大起来，就会发生所谓“对表”问题。

我们有极少数公社，在一九五九年春夏整社以后，还坚持了基本社有制，这些社可能在若干年内就要遇到如何处理从社有制转变到国有制的问题。

教科书说：“过渡时期包括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要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墓碑，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就“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我们的钢最少需要一二亿吨。今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开始，经过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以后，六○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在读到教科书说“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时，毛泽东说：“这个提法好。 ”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就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和我国革命都曾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 1917年 7月以前，列宁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表明了把政权和平地转入无产阶级手里已不可能，就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裴准备，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经过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勾结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冋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乂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教科书说：“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革命。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时，毛泽东说：教科书的这个提法不妥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些，没有帮助会慢一些。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对经济发展起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批注：“讲得好，使人高兴。

在读到教科书引述列宁的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2]时，毛泽东说：列宁这句话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读到教科书讲暴力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333 页上对暴力这个概念使用得不够确切。马克思、恩格斯总是讲“国家就是用来镇压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关”，那么，怎么能够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

剥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们看到革命一起来，他们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书说：“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武力反对人民政权”（333页），这个说法不完全。不仅在人民已经组织了革命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当人民起来向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就用暴力来镇压革命的人民。

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

书中这里还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也说的不完全。没有说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的改造，地主、官僚、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农民也要改造。我们的经验证明，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经过反复的多次的斗争，都是不能改造好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和他们的影响，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甚至要半个世纪。在农村来说，基本的社有制实行了，社有变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大工业，全国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逐步的以至完全的改变过来。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教科书说：“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统购包销、加工定货、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她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在读到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把收归公有的土地“一小部分则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时，毛泽东说：在我们的国家里，这部分土地不能很多，只能很少。中国的土地私有，深人人心，农民一寸土地也是得来不易。我国很早以来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认为侵犯别人的私有土地，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有一些农民说拿人家的祖业是没有良心。因此，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

教科书引述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党的极重要的决定着整个革命进程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极注意地和最细心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毛泽东批注：“这句话，特别是后半句，讲得很好。

在读到教科书讲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人阶级在尽量扩大工人和农民的新知识分子的队伍时，也要努力吸收旧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专家在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教科书说，无产阶级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在一切经济部门中采用先进技术，并力求有步骤地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毛泽东批注：“好。 ”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政令能充分实行，在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上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能认为是有了保证”^[3]。毛泽东批注：“列宁这段话很对。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时，毛泽东说：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在读到教科书说十月革命后，由于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曾经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到一九二一年才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利用工人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时，毛泽东说：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过去是十年一次，经过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土地改革中，要按人口分配土地，而不能按劳力分，这也是经过反复后才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同志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并认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他们的口号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其它人按劳力分”。这种方法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土地应该怎样分法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弄清楚的。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

在读书中，毛泽东还说：近几年来，我国的家长制度已经进一步地瓦解了。事实上，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读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工业化》

教科书说：“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都没有充分发达的、大工业。农业的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在读到教科书说“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时，毛泽东说:这段话说得对。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

教科书说“列宁就强调过，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引述列宁所说的“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4]。毛泽东批注:“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政权初期，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权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落后的技术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时，毛泽东说：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重工业，就要求苏联人民在初期忍受一定的牺牲”时，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彻底采用经济核算，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时，毛泽东说：“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中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国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是应该用集体的社会力量来搞。不应该靠个人力量。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搞社会集体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有人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注意物质刺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像样子！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依据了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时，毛泽东说：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他还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加相对地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原有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加得很快。上海解放十年一共投资22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2亿多元。它原有工人50多万人，除了调出几十万工人外，现在全市有工人一百多万人，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方速度问题更加尖锐。书上这段话只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

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高速度的需要而没有可能，那怎么能做到高速度呢？

在读到教科书说发展重工业“是消灭这些国家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的必要前提”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斯大林对农民总是不放心，把农民卡得死死的，用拖拉机站来控制农民，结果吃了亏。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在读到教科书说“过去中欧和东南欧落后的农业国，现在已成为拥有以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工业的工农业国”时，毛泽东说：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末我们的钢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以上。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工业化的政策的一些段落时，毛泽东说：这里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因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工业为农业创造了各种生产工具，而小农经济却没有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来销售各种现代化的复杂农业机械时，毛泽东说：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在读到教科书说“列宁指出，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不同，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因为简单商品经济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时，毛泽东说：“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不能说是所有的农民，而应该说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

在读第二十一章时，毛泽东还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主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还有先进的人和落后的人。有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蓬勃的人，有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的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乐于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进行抵抗。广东在农村中同富裕中农展开“八字宪法”的辩论就是证明。

读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国家里，主要的特点在于苏联实行了全部土地国有化，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还保存着农民土地私有制时，毛泽东说：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前，像新乡、洛阳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时，毛泽东说：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写得瞥脚一点，列宁把这个问题写明确了，斯大林更具体化了。一般地说来，教科书是把这种对农民的具体分析坚持下来的，当然也还有很不够的地方。

教科书说：苏联全盘集体化，在国内消灭了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也得到了解决，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对最后一句话，毛泽东批注：“完全不对。

读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时，毛泽东说：“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就蚕的一生来说，不但它最后一定要死亡，而且在它的一生发展过程中要经过蚕子、蚕、蛹、飞娥这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要进行到后一阶段，每一阶段都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新的质，新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是部分质变。

人从出生到死之前，也是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是量变的过程，也有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人的机体里，细胞不断地分裂，不断有旧的细胞死亡，新的细胞的生长，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量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如果没有部分质变，没有大量的量变，最后的质变也不能到来。例如，一个工厂，厂房有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这就是部分的质变。工厂的规模和外形都没有变，但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一样，一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个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补充，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地部分的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地发展坚强起来。

打垮蒋介石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间同样有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教科书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谁战胜谁’的问题，无论在城市或农村中都‘完全地、永远地’、有利于社会主义地解决了”。毛泽东批注：“说得太死，不合乎实际。”

在读到教科书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时，毛泽东说：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忽然不灵了吗？难道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够彻底消灭战争吗？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不是麦克米伦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仗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还是用常规武器的。即使在两个阵营之间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可能打，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

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工人阶级同农民联合在一起…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教科书的增订本，在这之后，加了一段，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起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了我们和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全国九岁和九岁以上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时，毛泽东说：我国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两个国家都搞成了革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盲很少，甚至没有文盲，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搞不起来。这个事实的对比，证明了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苏联的妇女在一切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毛泽东批注：“医生、教师，服务行业和邮政这类工作，尽可能都让妇女去做。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教科书说，一九三六年通过的新的“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毛泽东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

在读完整个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针对这一段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就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表现在这里”，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少数人手里，那么全国绝大多数迫切需要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钟惦棐这些人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泽东又说：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人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不能像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这种转变会不会抵触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在读教科书这一章的“各民族经济不平等的消灭”这一节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

现在，区别民族界限，重视民族感情，对反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限，是反动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世界主义”的。但是，将来民族界限总有一天要消灭，各民族语言总有一天会融合成为统一语言。经济大发展了，文化大发展了，交通非常方便了，彼此往来非常密切了，就会感觉到各有各的语言很不便利，统一语言的需要就会愈来愈增长。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时，毛泽东说：这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

在读到教科书讲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段落时，毛泽东说：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追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

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5]，以及“付给国家资本主义大宗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6]。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列宁的这几句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同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拒绝同无产阶级妥协，逼着俄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当时的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被破坏了，商业联系打断了，交通运输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一条是有苏联的存在和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国内的因素。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备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在读到教科书说只有在技术改造方面解决了过渡时期的发展生产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时，毛泽东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教科书说：“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话讲得不对。对于东欧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其实，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取得胜利，并不是什么“特殊条件下”才有的事情。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读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那几个自然段时，毛泽东说：这一大段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在读到教科书讲机械化的最高阶段是生产的自动化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

在读到教科书说“化学化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消费品要求国民经济广泛实行化学化”时，毛泽东说：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若干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和充分利用农家肥料了。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

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原子能是现阶段技术发展的顶峰。苏联是第一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以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相对稳定了。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沿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向前发展着”时，毛泽东说：这里只是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没有讲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在读到教科书说“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它反映出工人阶级和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继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特点”时，毛泽东说：这里只讲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没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的必然性。我们讲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现在我国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材料，说有些经济作物区的公社现在很富，积累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不使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工业和农业就会发生新的矛盾。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的观点时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再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进而转变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所以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

说两种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现在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到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实现以后，那就更加强大得多了。教科书就是看不到事情的发展。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所有权普及于他们的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时，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

440页上把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等平列起来，不好。因为储蓄、住宅等，都是劳动人民收入转化而来的。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是为社会的劳动，它创造剩余产品，即为社会的产品，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扩大生产，建立后备，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赡养老人和丧失劳动力的人，组织国防，等等。”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作这样的分析。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很有问题，不如斯大林讲得好。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时，毛泽东说：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绝对统治，苏维埃国家有可能“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执行经济组织的职能。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几句话讲得太绝对了。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例如美国政府出来干涉钢铁工人的罢工，就是一种调节。

教科书说列宁的经济管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国家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集中领导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结合”。毛泽东批注：“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工会的使命是要促使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与文化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时，毛泽东说：教科书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讲福利。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国家要同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者，妨碍迅速发展生产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惰力、各种落后和守旧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时，毛泽东说：这一段讲得有点神气。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读到教科书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里大动力”时，毛泽东说：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读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使居民日益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合理地协调起来”时，毛泽东说：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在读到教科书说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比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部门优先发展的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有特别的意义时，毛泽东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们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时，毛泽东说：这里说“毫无阻碍地推广”先进经验，可不一定。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者，在苏联不给他任何实验的机会，到了中国，我们把长江给他实验，成功了，才引起他们部长的注意，到中国来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先进经验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书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不习惯，或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碍。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东西的这种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劳动者“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时，毛泽东说：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观点。工人比起奴隶和农民来，他们的才能总要发挥得好些。资产阶级普及了教育，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学校，这对于劳动者的智慧的增长和才能的发挥是有帮助的。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训练一批文明的奴隶，来为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和智慧的发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读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教科书第二十六章中说：“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读到这里，毛泽东说：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经过经济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

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人的计划都是合乎规律的，一定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是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就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

教科书说，“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这里的“经常”、“自觉”，如果当做任务来提，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

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教科书说，苏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九十三倍以上，而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十七点五倍，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还不能适应居民对这些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教科书说：“全国通盘有计划地配置工业，保证在以往落后的农业地区建立新城市和工业中心，使农业接近于工业，从而消灭城乡间的本质差别。”毛泽东批注：“好，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到处动手办工业。

在教科书讲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经济合作问题，以及还必须估计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处，毛泽东批注：“不搞关门主义，是对的。”

在读到教科书说“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时，毛泽东说：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教科书说：“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杠杆运用得越多，特别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组织、掌握现有技术和采用新技术的物质鼓励因素运用得愈多，这种斗争所收的效果就愈大。”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人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幵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

对教科书说“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官僚主义集中制毫无共同之处。计划领导的过分集中，不充分了解和考虑地方条件和可能性而企图由中央编制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以及对待计划工作的狭隘本位主义，都会造成各种错误，束缚地方的主动性”这一段，毛泽东批注：“批评得好。

教科书说，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改组，“进一步扩大了加盟共和国在有计划领导国民经济方面的权力”。毛泽东批注：“这本书有个好处，把地方分权写进去了。”

教科书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常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技术发展的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多人，地质勘探的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上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目前我国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

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的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教科书没有充分运用辩证法，对各个问题没有用辩证法来研究。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是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在读到教科书将战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地高速度发展同美国经济的发展遭受到经济危机进行对比这一段时，毛泽东说：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现在具体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规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读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

在读完前六段后，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说，就是要“尚贤”，但“尚”得过头了，也像“物质鼓励”过头了一样，会变成个人主义。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提法不妥。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低薪阶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就不如非干部子弟。

有很多创造发明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往往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有一个纺织厂创造了一个提高织布机效力的技术装置，有助于使纺纱、织布、印染得到能力平衡，这个新技术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的小地方创造出来。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看不起俄国。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教科书上说，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增加。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质刺激，人们一样要干，而且还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说，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个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术或更为勤勉和积极主动，他就能在单位时间内在同样的条件下创造出较多的产品”时，毛泽东说：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主动；另外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些，可是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觉悟低些，后一部分人觉悟高些。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做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在教科书引述列宁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7]处，毛泽东批注：“对。”

在读完教科书这一段后，毛泽东说：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发展最快，有六千多万人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读到教科书说“机器和生产过程的经常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时，毛泽东说：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我国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像上海、辽宁、天津、重庆这样的工业基地。这些地方在出技术、出工人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在读到教科书说“合理的分配和使用社会劳动资源，经常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可以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时，毛泽东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教科书说：“苏联过去按照部门原则组织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结果使各部门所属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受到限制……按照地区原则改组了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以后，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社会分工以节约劳动和加速生产发展。”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现在中央直属的企业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他的都归各级地方管，就避免了这种片面性。我们的教育也由中央和地方分管，现在的问题是，地方管的高等学校太少，科系不完全。以后要举办一些完全由地行分配学生的高等学校，开始可以成立这样的班或系。

毛泽东还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统一的程度，还不如达赖时的西藏，因为西藏的武装还是统一的。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在读到教科书说“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段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福利的目的，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取之不尽的泉源。”毛泽东批注：“好，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在读到教科书说“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列宁奖金”时，毛泽东说：这里说的“得到勋章和奖章”、“劳动英雄的称号”等等，也就是“尚贤”。到了共产主义以后，“尚贤”恐怕也还要继续下去。产品按需分配了，物质刺激也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先进和落后这两部分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分别这两部分人，就是一个“尚贤”的问题。“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这一节的缺点是没有讲政治。他们还有这样的意思，竞赛所以能成为最大的动力，还靠物质刺激这一条。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读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维埃国家的一切主要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都是同价格问题交错在一起的”时，毛泽东说：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过去我们提高生猪、油料、蚕丝的收购价格，最近又准备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都是属于调整这些关系的范围。

在读到教科书说“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问题不在于使价值规律具有广阔的活动场所，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而在于把这个规律用作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杠杆”这一段时，毛泽东说：这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屆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教科书说：“马铃薯、蔬菜、奶类、肉类和谷物的过低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在某一时期曾经阻碍了这些产品的生产。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大大提高了这些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采购价格，这对于增加这些产品的生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毛泽东批注：“这个‘物质刺激’不反对。”

教科书说：“由于有了经济核算，就能够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采用新技术、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毛泽东批注：“这样就有奔头了，好。”

在读到教科书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会带来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时，毛泽东说：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教科书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毛泽东批注：“根本上靠生产的发展。”

读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教科书说：“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愈高，工资的水平也愈高。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当超过工资的增长。”毛泽东批注：“好。

在读到教科书讲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实行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和苏联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将日用品零售价格的总水平差不多降低了百分之五十六点五的这两段时，毛泽东说:这两小段中，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个是消费品价格的问题。教科书说他们的办法是降低物价，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的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税；前几年发了公债，现在停发了，职工的生活并不坏。究竟是不断地普遍地降低物价好，还是一般的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个是轻重工业品的比价问题。他们是重工业品价格低，轻工业品价格高。相对说来，我们是轻工业品价格低，重工业品价格高。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时，毛泽东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教科书最近的增订本，加了免费分配的意思，并且说这部分会愈来愈扩大。^[8]这个意思好。这种免费分配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

教科书说“经济核算是进行有计划的经营的形式”。毛泽东批注：“两种制度的经营方法虽然不同，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基本建设中，巩固经济核算制，缩短建设期限，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具有巨大的意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要求在最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的企业”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釆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

读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盈利。成本和价格》

教科书说，苏联重工业品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低于价值，重工业所创造的一部分纯收人就转人按这种比较低的价格买得生产资料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而在消费品的价格中得到实现。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苏联重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定得低，可能有它的经济原因，这就是他们的重工业机械化水平高，工人用得少，产品成本低。也可能是重工业是在命令主义的方法下建设起来的，大家不那么关心，不那么积极，又不提高觉悟，结果使搞重工业的人感到横竖是国家的事情，谁也不愿意、不用心去搞经济核算，结果使重工业不能赢利，需要国家补贴。他们的轻工业品的价格高，会不会使这种产品的市场不能迅速扩大？如果不能迅速扩大，那末这样总的算起来，积累的资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反过来，妨碍重工业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要做调查，找些人谈谈，也可以考虑派个代表团去苏联研究研究。

读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

教科书说：“一九五六年，国营谷物农场的谷物商品率平均为百分之七十以上。国营农场供应国家大量农产品。一九五七年，国营农场在国家收购量中所占的比重如下：肉类约百分之二十一，奶类约百分之二十一，羊毛约百分之二十七。”读到这里，毛泽东说：国营农场这件事很好，它可以有很高的商品率。可惜这里没有写上苏联从国营农场中得到的谷物，占全部收购谷物的比重是多少。

在读到教科书说“在一九二八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耕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九还是使用木犁和马拉犁”时，毛泽东说：这个事实推翻了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肯定了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场所”的说法。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

在读到教科书说苏联从一九五三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和为加强物质刺激而采取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时，毛泽东说：他们在集体农庄这一章里，特别强调物质刺激，可能是有原因的：过去国家从农民那里拿得太多了。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

教科书说：“为了集体农庄和庄员更加从物质上关心生产成果，各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和采购价格都大大提高了，农业税率降低了。”毛泽东批注：“有此必要。”

在读到教科书讲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包括哪些部分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在读到教科书说“小型集体农庄不可能有效地利用复杂的现代农业技术，而且它们不能全面地发展公共经济”时，毛泽东说：“这一段关于合并集体农庄的道理，讲得好。”

在读到教科书讲集体农庄的级差地租时，毛泽东说：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寒际上，精耕细作、机械化、集约化，都是“事在人为”。

读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

教科书说，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物质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里的继续，所以就创造了价值”。毛泽东批注：“他们的劳动，是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和生活的消费。”

在读完第三十二章后，毛泽东说：这次读书是跟着书走，可以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问题和论点作中心，研究讨论一下，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看书的时候，大胆怀疑是好的，要有追求了解的意志和愿望，但是最后不要把好的东西否定，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要勇敢，也要谨慎。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读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

教科书说：“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

在读完第三十三章后，毛泽东说：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读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

教科书说：“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卞，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教科书说：“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不论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毛泽东批注：“这里只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没有讲工业和农业也要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充分就业和人民福利的不断增长，使患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使人口总数迅速增加。”毛泽东批注：“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 ”

读完第三十四章后，毛泽东说：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说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说了高速度，说了不少令人高兴的东西，这些总是好的吧。看来，这本书是想总结他们本国的经验，因此不能不受本国一些经验的限制。

读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教科书讲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将逐渐消亡处，毛泽东批注：“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9

在读到教科书说“这并不是说，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时，毛泽东说：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技本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看来，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一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毛泽东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9]，《红旗》转载了，批评那种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文章写得还好，用了力气，是认真的。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有位同志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照这种看法，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10]那里去。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

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各国家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一一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他还说：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教科书说：“在乡村里，对集体农庄住区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筑设备完善的、样式美观的庄员房屋，逐渐实现所有集体农庄的无线电化和电话化。集体农庄建设优良的学校、俱乐部、电影院和图书馆，这对于庄员们特别是青年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的设想，很好。苏联有一篇文章，介绍红十月集体农庄的变化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未合并前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成一个大农庄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现在这个大集体农庄，共有一万人，计划把分散的居民点集中起来，在中心建设一个住三千人的居民点，在此周围建设各住一千人的七个居民点。这个材料很好。斯大林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个材料证明，没有合并以前的小集体农庄，那样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毛主席评论说，他们只讲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不讲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经过什么步骤、什么过程变成为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

他们不同意我们提出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前一种过渡，就是要把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国家的农业工人，由国家发工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工作要有步骤。没有适当的步骤，又可能刮起“共产风”来。主要的步骤，将是在社有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社有经济占到了全社经济的一半以上，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转变。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

读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一段里面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对各省的提法一向是：凡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就自己尽可能地发展，只要不妨碍全局。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

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毛泽东批注：“赞成。

在读到教科书说“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对其中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时，毛泽东说：就某些产品来说，有些国家有这里所说的“力不胜任”的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口不到一百万，各种东西都搞也有困难。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例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教科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来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读到教科书说一九五〇年苏联按优惠条件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亿美元的长期贷款时，毛泽东说：贷款这件事，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刚上台时，他们做的和这里写的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读《结束语》

教科书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有一些错误的原理，“例如，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读到这里，毛泽东说：这里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斯大林在他的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教科书写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又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买卖”的生产资料是不转变所有权的特殊商品，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差不多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

在读《结束语》时，毛泽东还说：最近，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书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总的评价

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它已经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目前还不好做这样的结论。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文章写得很乱，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是从“人都要死”这个大前提出发得出的结论，这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应当是研究问题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才能够发现和证明原理、原则。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完备？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先写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巳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补充

一、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215页），过渡时期的多成分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另一方面存在着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社会主义大工业消灭着资本主义因素，而小农经济却经常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归根到底是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的。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这个提法当然是正确的。从此逻辑地推论下去，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长期不克服，也有问题。最近辽宁省委的调查，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意见，都提出了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队所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盾。苏联两种所有制长期同时并存，但是他们一直不承认这个矛盾。德国有个老共产党员，看了我们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以后，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很高兴，认为我们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远景规划。

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15、216 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长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的观点时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 216页）关于在过渡时期的多成分经济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他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四、将来我们的农村是一切国有化

毛主席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第 241页）关于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观点时说，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农民把公社化错看为国有化，不少地方发生农民把土地推给人家，自己情愿少种的现象。经过整顿，经过三级所有制的确定，农民已经看清楚人民公社还不是国有，而是队基本所有，现在农民转过来多要土地，多种土地了。估计展开机械化以后，到处更会感到土地不足，会普遍进行改良坏土地。

五、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教科书 327—328页上说：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要用“革命手段”。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些说法都很好，是应该这样说的。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说是客观必然性，就是说它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它总是要来的。

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327页）。这个说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该说到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328页）。其实不只是“不能成长起来”，而且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主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像城市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六、关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书中说：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又说：“每一个国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329 页）这个提法好。在 1848 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110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承认十月革命的榜样，承认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对立起来了。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很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为什么无产阶级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教科书上说：“是由于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329页）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革命的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转移。18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当时法国成了世界政治生活的中心。19 世纪中叶革命中心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列宁主义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二十世纪中叶，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中国，当然以后革命的中心还会转移。俄国革命的胜利，还因为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教科书说：“俄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结成联盟”（329页）。

农民中有几个阶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贫农阶层。在革命开始时，中农总是动摇的，他要看一看。革命有没有力量，能不能站住，革命对他有没有好处，看得比较清楚了，他才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十月革命是这样，我国的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也都是这样。

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七、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问题

334页上说，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这是对的。但是人民民主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其实质并没有多大区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代表，有其他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部分人想闹事，但闹不起来。这种形式好像与苏维埃不同，但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等。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代表。那时（指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的国家机关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部门的成员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

八、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

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有些人把知识看成自己的财产，待价而沽，没有高价钱就不出卖。他们只专不红，说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搞电影的说党不能领导电影，搞歌舞的说党不能领导歌舞，搞原子能科学的说党不能领导原子能科学事业，总之说党不能领导一切。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不重视这个问题，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将就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

九、中国农民问题

我国土地改革后，土地不值钱，农民不敢“冒尖”。有的同志曾经认为这种情况不好，其实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耻，这是一种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在政治上已经压倒了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中的优势。

教科书中说“中农成了农业中的中心人物”（339页），这个说法不好。把中农吹成中心人物，捧到天上去，不敢得罪他们，会使过去的贫农脸上无光，其结果必然导致富裕中农掌握农村的领导权。

书中对于中农没有分析，我们把中农分成上中农、下中农，其中还有新、老之别，新的又比老的好些。历次运动经验证明：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三部分人政治态度较好，拥护人民公社的是他们，在上中农、富裕中农中，一部份人拥护人民公社，一部分人反对人民公社。河北省的材料，全省共有四万多个生产队，其中 50％完全拥护公社，没有动摇；35％的队基本拥护，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或者动摇；有 15％的队或者反对，或者发生严重动摇。这些队所以发生严重动摇和反对，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队的领导权被掌握在富裕中农手里，甚至掌握在坏分子手里。在这次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中，这些队要展开辩论，首先要改变领导，可见对中农要进行分析。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对农村发展的方向关系极大。

339页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政府没收，然后政府把土地交给农民来分，这是一种恩赐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是依靠贫农，联合大多数中农（下中农）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党起引导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并且有一套具体的作法，那就是访贫问苦，物色积极分子，扎根串联，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展开阶级斗争。

书上说（340页）：“中农按其本性说来是两重性的。”对这问题也要作具体分析。贫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作为私有者来说，他们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贫农、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点比较容易改变，上中农和富裕中衣的私有观念就此较浓厚，历来他们对于合作化有抵触。

十、关于战争与革命

教科书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352——354 页），又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没有经过国内战争”。应当说，这些国家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的，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合而为一的进行的，这些国家的反动派是苏联红军的铁犁犁掉的。说这些国家没有国内战争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没有看到实质的说法。

教科书说东欧各国在革命后“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其实这种议会同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完全不同。只是形式上的相同。我们解放初期的政治协商会议，名义上同国民党时期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一样的，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我们对政治协商会议不感兴趣，蒋介石却很有兴趣。解放以后，我们把这个招牌接过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了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教科书上说中国“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357页）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从 1927年起直到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22年延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在这以前，从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还有15 年的战争，这里面有革命战争，也有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军阀混战。如果从1911年算起，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可以说连续进行了40年的战争，其中包括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我们党成立之后参加和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有30 年。

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只看到战争的坏处，不看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问题上的片面性，片面讲战争的毁灭性对于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十一、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法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工党走。

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353页）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程度很高，革命成功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就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二十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

十二、大工业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吗？

教科书说：“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364页）这里把发展大工业说成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列主义，这是要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推行革命，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以后方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思想改造。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很清楚。

十三、列宁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

教科书（375页）引用列宁的一段话，讲得很好，可以用来辩护我们的作法。他讲到：“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行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十四、教科书不讲内部矛盾

397 页上说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初期的任务、提到和敌对富农分子的斗争等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教科书对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情况的叙述，都不讲富裕阶层的问题，也不讲内部矛盾。例如国家和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等等。

402页上说：“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不能笼统地这样说。一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

十五、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440页上说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的问题：“这种结合是用按照社会成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来实现的。”这里没有讲必要的扣留，而且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就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片面化了。

接着441页上承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有矛盾，很好。但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得到逐步的解决，说得很空，不能解决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是一二年整一次风，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

十六、关于所谓“物质刺激”

486页上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尚未成为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段的“一切成员”讲得太笼统了。列宁也是社会成员之一，能够说他的劳动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吗？

486页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部分人，绝大多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些工作者却不老实对待自己的义务。这个分析得很对。但是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书中这段说到较为勤勉积极的工作者，在同样的条件下能创造出更多的产品。是否勤勉积极，显然是决定于政治觉悟，而不决定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些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另外有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些。可是很勤勉。很积极，原因是前一种人觉悟低些。后一种人觉悟高些。

即使承认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要有另一个原则：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革命精神鼓励的原则。同时，物质刺激不能单讲个人利益，还应该讲集体利益。应该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我们要使人民有此觉悟。教科书上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们还健康些，并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了。评了级。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而吵架，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

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但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内战时期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励。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了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了胜仗，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或者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很大意义。

十七、社会主义各国发展能够“拉平”吗？

教科书660页第三段：“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毛主席说：各国人口不同，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同，革命有先进的和后进的区别，怎样拉得平呢？一个父亲生十个儿子，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聪明些，有的愚蠢些，怎么能拉平呢？“拉平”是布哈林的均衡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省、一省之内的各县都不平衡，拿广东省的卫生来说，佛山市和岐乐社搞得好，因此佛山市和广州不平衡。岐乐社和韶关不平衡，反对不平衡是错误的。

十八、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第704页），随着从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向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过渡，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城乡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间的界限也将最终消灭。共产主义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界限也是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不同的根本特点之一，因为那时候生产资料和全部国民财富的所有者是没有阶级差别的人民。

毛主席评论说，这里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界限也是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不同的根本特点之一。”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消灭了，那时，工人不叫工人，农民不叫农民，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

十九、共产主义要求更严格的劳动纪律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第706页）随着共产主义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就成多余的了。货币也就不需要了。产品将按社会成员的需要直接分配。社会将逐渐用工作时间直接计算劳动，而不再采用价值和价值的形式。广泛利用电子计算机。

毛主席评论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

二十、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第739页），城市和乡村间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决不是意味着降低大城市的作用。伴随着工业在全国有计划的分布而来的是新城市的建设。城市是物质和精神文化最发达的中心，是大工业的中心，它将促使乡村获得现代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用绿化城市和利用现代市政建设的一切成就的办法，来消灭人口密集现象和改善城市生活条件。

毛主席评论说，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申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二十一、关于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方法

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的问题也是从现象出发的。敌人大、我们小，敌强我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来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大而强，但有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们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几路，各路人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一个梯队进到一个据点。而其它梯队还在运动当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吃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还在运动中的敌人。这样，我们在这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敌小我大，敌弱我强，敌守我攻，加上他到一个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完全可以消灭这部分敌人。

马克思主义要求逻辑和历史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逻辑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书中堆满材料，不分析，没有逻辑，看不出规律，不好。但是，没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见逻辑，看不见历史，而且这种逻辑只是主观主义的逻辑。这本教科书的缺点正在这里。

注释

^[1] 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2] 见列宁 1917 年 11 月 4 日〔17 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对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的答复》。

^[3] 见列宁《土地问题提纲初稿》。

^[4] 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5] 见列宁《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索提出的问题》。

^[6] 见列宁《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7] 见列宁《伟大的创举》。

^[8]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 3 版增订本中说: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很大的、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并不取决于他们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包括在工资以内，也就是说，是免费分配。”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免费分配形式的意义和作用在社会成员福利的增长中将逐渐提高。”

^[9] 指王若水的《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吗？》一文。

^[10] 康德，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代表。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讨论的范围，以本人口气出之。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

1945年，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

1949～1951 年，怀疑是否真革命，开始不愿订互助同盟条约，后来也改变了。十年来帮助我们建设了许多工厂。

1953年，高饶彭黄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一次颠覆活动。^[1]

1954年，取消了旅大军事基地和四个合营公司。

1956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出现，我们有两篇文章^[2]。

1957 年，中国整风反右，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秋季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批判了朋友。

1958年，中国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1959 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

同年，高饶余孽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1]

同年，1959，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3]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注释

^[1] 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认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加到彭德怀同志头上的“里通外国”等罪名。一九八○年六月十九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指出：“根本不存在黄克诚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指《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编辑部文章。

^[3]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合合乎敌人的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社合主义国家本身，领导本身就会帮助敌人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

# 中央关于加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领导的批语

（一九六○年三月十六日）

一 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和《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一文写的批语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1]一件，《经济消息》第十期《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2]一件，共两件，现在发给你们，并请你们发给一切城市党委、工矿党委和农村公社党委，一律予以研究和参考。这是两个重要的总结性文件，请你们予以重视。全总总结的是上海、天津、沈阳、旅大、哈尔滨、太原、重庆等七个大城市的经验。这还很不够。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各省省城，各省中等城市，例如唐山、石家庄、青岛、洛阳、黄石港、株洲、无锡、湛江、萍乡等成百个重要城市，都应当迅速作出总结，并且迅速予以推广。县办工业和公社工业也要择要作出总结，推广出去。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今年一月间，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的现场会议，大多数城市未被邀请参加，连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邀请，致失普遍而迅速推广出去的效果，甚为可惜。今后应请有关部门予以注意，是为至要。

中 央

一九六○年三月十六日

二 为转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同志一九六○年三月十六日关于广州、重庆两市工厂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若干情况的报告写的批语

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毛 泽 东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全国总工会党组一九六○年三月五日给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说，最近全总召集上海、天津、沈阳、旅大、哈尔滨、太原、重庆七个城市和辽宁省总工会管生产的同志，座谈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感到一个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发展异常迅猛，预示着我国有可能以极快的速度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在生产上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大批人力以扩大生产，保证了今年一月份的开门红，为实现全年的跃进计划奠定了基础。目前，各市党委根据已有经验订出了今年的初步计划，工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均有大幅度提高，看来今年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奇迹的一年。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效果，不仅表现在生产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职工群众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将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更加拥护和贯彻总路线。把这一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即向自动化半自动化方向迈进，将迅速改变我国技术落后的面貌。为保证这一运动获得更好的效果，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材料问题。所需材料主要靠自力更生，节约代用，不能占用生产材料。（二）企业管理问题。在劳动组织、技术供应和设计、机械维修、规章制度等方面需要作相应改革，以适应运动发展的需要。（三）工人教育问题。生产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后，要求工人有更高的文化技术水平，需要进行教育，以适应新技术的需要。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2] 这篇原题为《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的材料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已初步获得大面积丰收。具体表现在：1．运动大大推动了当前生产。二月份全国主要工业产品绝大部分超额完成计划，很多企业提前完成一季度计划。新产品和尖端产品成批地涌现出来。2．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劳动力大量节省。工人的劳动强度减轻了，劳动条件改善了，因此，他们把技术革命称为“第二次解放”。3．为原料、材料大量节约开辟了途径。4．职工精神面貌也在起变化。许多工人日夜奋战，不计报酬，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和共产主义风格。目前，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全民性的群众运动，预计今年上半年大中城市的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部门基本上可以摆脱笨重的体力劳动，到年底基本上可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材料。

对《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1]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2]，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3]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4]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5]，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中 央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注释

^[1] 指中共鞍山市委一九六○年三月十一日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给辽宁省委转报中央的报告。其内容如下：（一）鞍山地区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参加的人很广泛，进展很快；二是职工的首创精神大大发扬，短时期内就出现了重大的新技术和尖端技术；三是促进了生产继续跃进。（二）两个多月来所取得的初步经验。第一，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第三，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第五，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三）鞍山地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向高、大、精、尖、新和世界先进水平进军，各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要力争赶上和超过国内外先进水平，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目前，鞍山地区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第一，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第二，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水平。第三，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第四，大搞资源综合利用。第五，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实现增产减人。（四）加强党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要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总结工作，继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批判教条主义和贾桂思想，进一步树立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其次，各级领导要改进工作方法，应抽出时间来学习和务虚，以虚带实。要切实精简会议，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亲临生产第一线。要抓两头带中间，除注意抓薄弱环节外，要特别注意插红旗、立标兵，不断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造成“学、比、赶、帮、超”的热潮。再次，要大抓技术表演竞赛，同时还要不断搞文化革命，举办业余文化学校、技术训练班等，迅速培养和壮大科学技术队伍。在运动中，要关心职工生活，使他们有充沛的精力从事革新创造。

^[2] 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

^[3] 指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

^[4] 这里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 指中共鞍山市委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于鞍钢当前生产、群众运动情况和八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毛泽东于当年七月三十一日将这一报告批发给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

关于反华问题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关于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情况给外交部、外贸部并贸促会的报告和记者屠培林写的通讯的批语。

附件^[1]请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假定说，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

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说，不过六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则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三百五十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的。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请同志们想一想，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讲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就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恨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我们有苏联的先例可资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没有好结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装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败也最惨。因此，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

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整个二十世纪的后四十年。如果给我们四十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那百分之十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钢，平均每人有二千斤至三千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将提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毛 泽 东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注释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三月十四日的报告说，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自二月九日开幕，到今天观众已达五十万人，不仅轰动了整个达卡城，连东巴其他城市及达卡周围的农村都卷入了参观中国馆的热潮。从留言簿和同观众交谈的情况来看，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有百分之一多一点的人，在称颂之余抱有若干怀疑，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我国这次参加展出，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的造谣污蔑，促进了中巴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屠培林写的通讯说，二月二十九日，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中国馆胜利闭幕。八十一天来，这里经常是人似潮涌。尽管印度某些反动分子在中国馆开幕前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抵制和破坏活动，可是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印友谊，决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加以破坏的。八十一天里有三百多万印度各阶层人民到中国馆参观这一铁的事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何等深厚！
##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1]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2]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3]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4]。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 央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注释

^[1] 指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这期简报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关于过渡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有的公社干部存在急于过渡的苗头，有的打算明年“走到社有制”，有的打算“秋后搞过渡”；2．穷队盼过渡，富队怕过渡，生产不积极；3．对过渡的根据和一些问题的政策界限认识不清。二、关于发展社有经济问题。

对于一平二调，社干部与队干部有不同看法。例如队干部批评公社无偿上调物资，公社干部却有抵触情绪顾虑算账问题。三、干部作风问题。有些县存在虚报浮夸现象；有的地方用大量生产资金和物料搞盖大礼堂、办公大楼和宾馆等非生产性建设；干部中存在吃喝浪费和贪污行为。

^[2]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

^[3]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4] 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使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

（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 1960年 3月下旬根据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1]，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2]。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 184 次，电话会议 56次，印发文件 1074件，表报 599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3]。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4]，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中 央

1960 年 3 月 30 日

注释

^[1] 指毛泽东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二期的批语。

^[2] 指中共历城县委一九六○年三月十四日为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师到田的指示给济南市委并报山东省委的报告。其中讲到的具体措施是：（一）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以指导和推动全面。（二）实行“三同”、“五包”，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全面包干做好。（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做法，分管各个部门的干部，既要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四）立即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去就地商量解决，而不要把人召集到机关里开会。

^[3] 山东省委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将历城县委的报告转发全省各地市县委，人民公社党委及省委各部委、厅局各党组，指出历城县委的四条措施都是可行的，各地应一律仿照执行。^[4] 指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接见非洲外宾时的谈话

（一九六○年五月七日）

欢迎朋友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不承认我们。他们实际上统治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成一种很贫穷的状况，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了改变。中国过去名义上是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中国有六亿多人口，可是蒋介石只有十万吨钢，比利时那么小的国家，就有三百万吨钢，所以我们很穷。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得到解放。光武装斗争我们就打了二十二年，整个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只剩下台湾，还被帝国主义霸占着。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譬如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西方人说我们不行，说我们中国人不行，说我们是有色人种，有色人种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讲卫生的，很脏的，不高尚的。我们这个人种似乎和你们非洲人差不多，似乎西方人也说你们不行，又不帮助你们发展工业，就是发展一点工业，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所有的。所以我们的地位相同。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了。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帝国主义散布恐怖情绪，他们杀人，或者经过他们的走狗杀人。在中国是经过蒋介石杀我们。你们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人，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办事。这样的人很少，顶多十个人中有一个，或者不到一个。所以你们可能团结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或者更多。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他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有一个时期怕美国人，怕帝国主义，怕他们的走狗蒋介石。因为他们杀人，或者用各种别的方法，譬如，把人抓起来，关在班房里头，总而言之，要使我们怕美国人，消灭我们的斗志。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步一步觉悟起来的。后来就慢慢不怕了，跟他们的走狗打了。我们开始是手无寸铁的，又不会打仗。我们从他们手里学了这个办法。你可以压迫我们，我可不可以压迫你呢？十个人中间有一个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可不可以团结起来把那一个人赶走呢？得出结论，我们说，可以。一个人压迫九个人，我们九个人不团结起来，把他赶走，这是没有道理的。结果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还不是胜利？！我们的敌人有强大的外国援助，是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他们的武器很强大，他们有兵工厂，有外国人送他的武器，有军舰，有重炮，有坦克，有空军。我们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炮，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们有的是步枪、轻炮。这些东西是那里来的？不是兵工厂造的，而是抢的，是战争中得来的。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把枪送给我们，我们就有了枪炮了。后来我们又有了坦克、重炮了，我们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占领了大陆。他们的空军每天在我们头上轰炸，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后来变成他们害怕我们了，不是我们怕他们，而是他们怕我们了。后来蒋介石也怕我们，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办法，还有别的办法。你们在座的有些国家不是用打仗夺取政权的，像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现在还在打仗，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帮助了几内亚，几内亚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看，是不是真的？（几内亚的外宾说：是的。）因为法国有五十万军队被阿尔及利亚人吸引在他们的国家中，它就没有好多兵了。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宽了，中国俗话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也捉不到。（全场活跃）因为它管的太宽了。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太多了。你看，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还有拉丁美洲、非洲，有好多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它要控制欧洲，还要控制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这几天情形有一些变化。南朝鲜人民没有出路了，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李承晚^[1]。李承晚是美国的走狗，是一个老走狗。（笑声）南朝鲜人一起来，一骂一轰，几十万群众一示威，李承晚就垮台了。李承晚有七十五个师，而南朝鲜人民群众一支枪也没有，可是他们一起来，李承晚就倒了。当然，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美国人还在南朝鲜，选择了新的走狗许政。他们的斗争还会发展下去。还有土耳其的群众也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所以我们这几天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南朝鲜人民，又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土耳其人民。还有日本人民正在起来。今天是七号，后天日本将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听说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起来反对岸信介^[2]政府和美国订立的军事同盟条约。我们也要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日本人民群众。你们可能有人说，南朝鲜、日本、土耳其离美国很远，因此他们不怕美国，敢于起来反对他的走狗。但是请你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么地方？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距离只要半小时。古巴人民也是手无寸铁的，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3]在几年中杀死古巴人两万人之多。你们也可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古巴可不是个大国，只有六百万人。离美国那么近，人口只有六百万人，巴蒂斯塔在六百万中间杀死过两万人。但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4]率领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小船，到古巴登陆。开头第一仗打了败仗，八十二人只剩下十二个人，其中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只好隐藏起来。然后又进来，一下子打了两年半，抢了许多枪炮，还抢了坦克，巴蒂斯塔只好跑了。你看，古巴人民也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是武装到牙齿的政权，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他，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你们有没有人到古巴去过？如果没有人去过，我们建议你们到古巴走一趟。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整个拉丁美洲人民都欢迎古巴的政权。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完全同情你们，我们完全支持你们。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帮助了我们。我们认为古巴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我们认为南朝鲜、土耳其、南越、日本这些国家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亚洲人民都帮助了我们，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帮助我们的，苏联是帮助我们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此，我们有义务要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同时我们也支持大国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将在法国召开，这也是一种办法。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这也叫两条腿走路。大国会议是跟他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就好走，可以站起来，少了一条腿就不好，就不好走路了。我们相信你们也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赞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我们可以举一个具体例子。例如阿尔及利亚，牵制了法国五十万军队。假如打世界大战，法国参加的力量就很少了，它只有那么多军队。南朝鲜人民起来，就牵制着美国驻南朝鲜的军队。日本人民如果也起来，又可以牵制美国一部分军队。土耳其人民起来，又牵制着美国一部分军队。有些人说，要世界和平，就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免得帝国主义不高兴，各国都不要搞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看还是两条腿走路。各人民起来对压迫者进行反抗，这是一条腿，我们说这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跟他们在一起在桌面上开大国会议，讲什么裁军、解决德国问题这些事情，也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于打了。如果只一条腿，帝国主义不打世界大战就没有保证。

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些意见，也许你们不一定赞成。我们是交换意见的性质。请你们讲一讲好不好？你们的情形和意见我很愿意听。

（索马利兰的朋友讲到争取独立的情形时）谢谢。祝贺你们所有的爱国者，祝贺你们的胜利。你们一定会胜利的，哪有不胜利的道理？

（马达加斯加的朋友讲到争取独立的情况时）总有一天，你们会完全独立的。

（喀麦隆的青年代表：我们赞成主席所说的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但是实行起来我们有些怀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从来不实践自己的诺言，他们举行各种会议都不过是一些阴谋。我看首脑会议这一条腿，是一条有病的腿；还是另一条腿比较健全，更为重要，那就是反殖民主义那一条腿。）

讲的对，我属于你一派。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怀疑的，因为他老欺骗。但为什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暴露它哪一条腿有病。（全场活跃）

（阿尔及利亚工会代表在发言中说要和平共处必须排除殖民主义时）对，有殖民主义怎么共处啊？

（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了对法帝国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决心，并说：法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周围建立了强大的壁垒，要想窒息我们，我们只有要求朋友帮助，我们不需要人力，而是需要物资帮助，这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特征，希望毛主席对此发表一些意见。）

再讲几句。我赞成这位朋友所讲的这种思想，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以及大体上和它相同的国家，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比较有利。困难是有的，有时是很大的困难。我说过，中国的斗争光是武装斗争就是二十二年，你们的斗争才进行了六年。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还犯了几次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两次，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三次，曾经使我们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军事力量原来有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还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后来得到机会，又发展到一百万人，这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时候。一九四六年，美国和蒋介石向我们进攻，美国不是亲自出面，而是用帮助的办法支持蒋介石，曾经使我们丧失很多地方，丧失许多城市。它全面向我们进攻，我们采取后退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年十个战役，地方丧失很多，但是敌人的军力被我们消灭了一百多个师，这时我们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九年，我们变为优势，蒋介石变为劣势，大部分军队被我们消灭，我们占领了沈阳、北京、天津、济南、郑州等许多城市。他们的地方被我们占领，主力被我们消灭。这时，他们要求讲和，派代表到北京。我们就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我们知道他们讲和是骗人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讲，老百姓不相信，似乎蒋介石爱好和平，似乎我们爱好战争了。好吧！就讲和吧！派代表吧！这时他们派来了一个代表团，我们讲了三个星期，我们说，你们要缴枪，把政权交给我们。他们代表签了字，派人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去，请求批准。蒋介石说不行，不能缴枪，不能移交政权，这就撕破了他的和平面目。他们今天拒绝签字，明天我们就渡过了长江，这一条腿就伸过去了。（全场活跃）敌人经常欺骗我们，我们要看得清楚。有时需要接受谈判，在谈判中揭露它。两条腿就是这么走的。不是投降敌人，而是要敌人投降。譬如现在世界人民要裁军，我们赞成，看你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证明你是欺骗。要揭露敌人，要用各种方法揭露敌人。和平谈判实际上就是一种揭露的方法，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爱和平。帝国主义哪里爱和平？他们爱好的是殖民主义。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二亿人口中还有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因此你们还要向他们作工作。有十年、八年，慢慢地人就多了，两亿人口中可以有一亿人或者一亿多的人，完全破除迷信，站起来，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迷信的一种，再有一种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觉得我们不行，他们西方世界很行。他们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色种人都可以干，而且还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而且白种人并不是坏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他们会觉悟起来的。这就是无产阶级还有其他同情无产阶级的人——劳动者，农民。真正怕原子战争的，白种人也有，有些资本家也怕，他们几个国家相互之间闹矛盾，所以有机可乘。他们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英国人并不那么团结，并美国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么团结的，阿登纳同英国人也不对头。所以全世界劳动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

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十个指头已经砍掉了一个、二个、三个了。在苏联，沙皇没有了，变成了列宁主义的苏联了。中国也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这两国以外，还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帝国主义的指头，也都砍掉了。剩下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已经独立，有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可以说帝国主义剩下的这几个指头也受了伤了。譬如古巴就在美国旁边，把美国的走狗赶跑了，阿尔及利亚有很大一块解放区；还有几内亚也独立了，非洲还有其他几个独立的国家。看起来，很大的风暴，正在非洲掀起来，同样的风暴正在拉丁美洲酝酿。有人说，亚洲最近几年民族独立运动比较低落，可是一九五八年七年十四日伊拉克革命，一九五七年苏彝士运河战争，帝国主义没有胜利，埃及得到了胜利。最近几个星期又有南朝鲜、土耳其人民起来。看起来日本人民也有希望，所以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们认为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高兴的方面看不见，你说美国人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还有英国、法国，还有什么比利时，阿登纳，还有日本政府。中国有一句俗语：他们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他们。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这是在战略上讲。在战术上讲呢？我们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研究，要重视它，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做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仅仅只能作你们的参考。

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祝贺我们的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

注释

^[1] 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年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2] 岸信介(一八九六——一九八七)，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六○年六月任日本内阁首相。他在任期内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3] 巴蒂斯塔(一九○一——一九七三)，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引起国内人民的反抗和武装起义。一九五九年他的独裁统治被推翻。

^[4]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 8 月 13 日-2016 年 11 月 25 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九五三年起组织领导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起义。一九五九年一月推翻独裁政府，建立革命政府。后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十年总结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1]，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2]。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3]，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4]，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5]，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6]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7]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8]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9]规定指标为一三○○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10]，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

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11]规定后三年^[12]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3]，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14]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15]，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帐。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

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

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

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毛 泽 东

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

注释

^[1] 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2] 指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

^[3] 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4] 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郑州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又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5]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6] 指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7]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8] 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9] 指一九五九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0] 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1] 指当时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2] 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

^[13] 指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4] 指原准备在一九六○年七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三次会议，后因故未召开。

^[15] 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1]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2]，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注释

^[1]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纠正“五风”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并毛泽东的报告，以及随报告附送的沔阳县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的报告和沔阳县委第一书记马杰一九六○年十一月九日的材料。

^[2]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1]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2]，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3]。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 央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注释

^[1] 指中共甘肃省委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给中央、西北局并发各地、市、州委和各县委的第四次报告。报告说，我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执行中央政策问题，研究不够，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产生了一些偏差。例如，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对发展生产队的经济重视不够；收益分配政策定得不恰当等。第二，在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和农村工作安排方面，没有把安排工作和贯彻政策结合起来，提出的任务大、要求急，对需要考虑多，对可能考虑少等等，因而出现一些违反政策的事。第三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对农业估产偏高，要求过高过急，作了一些不恰当的宣传，助长了“五风”的出现。

^[2] 指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见本卷《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3] 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 293页注释^[1]。

#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节录。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1]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2]。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3]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4]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5]，十四句话^[6]，也搞了六条指示^[7]，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9]，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0]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注释

^[1] 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

^[2] 一平二调，参见本卷第 293页注释^[1]。

^[3] “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4] 李世民，即唐太宗（五九九——六四九），六二六年至六四九年在位。

^[5]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6] 指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通过的《郑州会议纪要》规定的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的十四句话。

^[7] 指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见本卷第299页《党内通信》。

^[8] 指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各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9] 指《郑州会议记录》。

^[10]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此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种情况，比如对一、二、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策，不刮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全国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一般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一个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但是究竟情况怎样，也不是完全清楚，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不要以为一、二类社、队都是好的，其中同样也有坏人，三类队中也有好人。有同志批了河南灵宝县的一个报告，指出了一、二类社里也有问题，群众发动以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们不太摸底。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不派大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找出贫农和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采取两头压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灵宝县一、二类社尚有许多问题，也还有坏人，何况三类社？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完全摸底，但已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今后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譬如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比较摸底了，口粮搞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过秤入库，比较摸了底。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不摸底。口粮标准有的不按省里规定吃，吃多了。至于城市工业问题，比较接近实际。煤的指标要增加，不但冬季烧煤不够，而且发电用煤也不够。今年着重在搞质量、规格、品种。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六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调查不需要很多，全国有通海口一个就行了，但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报告。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还有河北保定的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这个报告说什么时候刮共产风，如何纠正，如何整顿组织，如何改进领导，以及怎样实现大生产。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在城市也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书记只有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搞农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个助手，分头去调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没底是不能行动的。过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么？解放战争初期，中央直接指挥的经验少，但有两个办法；一靠陕北打胡宗南的经验，到四七年四、五月间，就靠各地区前方的报告，这是阳的，还靠阴的，即各方面的情报，所以情况很清楚。现在这些情报没有了，死官僚又封

锁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颜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我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来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他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保定的报告是农村工作部搞的，是个大功劳；通海口是省委抽人下去的，灵宝县的报告是纪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阳的报告是搞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调查研究这件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做，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知道，一个公社，有三十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

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

第一条是情况明。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资产阶级是讲调查研究的。美国发言人总是说胡志明的军队进入老挝，但究竟进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种，他们不说。资产阶级比我们老实，不知道就不讲。我们有时没底，哇里哇啦一套。但是资产阶级也有冒失鬼。

第二条是决心大。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明朗，决心逐步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讲：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不好听。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区、社两级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来真正的白手起家。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一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方法比我们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掉，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是不行的。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钱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购，常常压级压价，剥夺农民，交换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脱离他们的同盟者。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话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就不大，不那么容易。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的，各省也会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些省决心不大，差一些。一省之内，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百分之三十共产风刮了一下，停的早，五九年郑州会议^[1]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得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变得不彻底，再次刮“共产风”。去年春季，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没有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也不那样对头，不是像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法。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场大斗争，要在实践与斗争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农忙过后还要再搞，一、二类社、队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决心搞彻底。

第三条是方法对。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作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头，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2]，有麻城的经验^[3]，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4]，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5]还早嘛。五九年三、四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那也是了，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不够彻底。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去吧。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劳动生产率很低。一九五七年，我们职工有二千四百多万人，现在有五千多万人，还要下放。不然，五六个人围着一台机器，一个人做，几个人看，这不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

有个材料说：美国一个农民劳动力养活三十个人，英国二十六个人，苏联六个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四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

国际形势，我看也是很好的。原来我们讲，要硬着头皮顶，准备顶它十年。从前年西藏闹事到现在，不过二十多个月，现在反华的空气大为稀薄了，但空气还是有，有时还有寒流。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注释

^[1] 五九年郑州会议，指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其中第十项中关于“账目问题”规定：“在处理公社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中，所有旧账，都应该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结算清楚。

^[3] 指王延春同志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三十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同志并湖北省委的数份报告。二十七日的报告中谈到，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三十日的报告说，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采取开动员会、小组会、个别谈话、搞试点和开广播大会等方式，交代政策，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在会上交代，承认错误。回去以后，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4]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5] 即本卷中《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 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

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

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

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Ҽ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

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240亿斤粮食，硬说有450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五十五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的纠“左”步骤。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像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一本找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退赔，整顿五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二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

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己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几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像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验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了。泄了二、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算账。搞计划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他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 在广州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两次讲话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三日）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南三区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这次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内容太繁杂、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气读下去，要压缩到八千字左右。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1]，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以后，一九三○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3]他们会后还要回去。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4]，武昌会议的决议^[5]，郑州会议的记录^[6]，上海会议十八条^[7]，我写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8]。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在一类县、社、队是灵了；在二类县、社、队基本灵了，一部分不灵，没有执行；在三类县、社、队基本不灵。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二 对《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讲解

《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看就是了。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这篇文章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篇文章有些人可能会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文章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依靠些什么人，团结些什么人，打倒些什么人，这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

我在印发这篇文章的批语中说，这篇文章看来还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龙岩开的，推翻了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的路线^[9]。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杭开的，还是维持错误的路线^[10]。到第九次代表大会才恢复正确路线。

文章第二节讲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中间批评了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是讲四中全会^[11]以前的事。那一批人以刘安恭^[12]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开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三○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那个时候产生这篇文章的详细过程不必再讲了。

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说为了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不是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完成了，但尚未最后完成。

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第四节讲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最近，中央的文件提到农村要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会，需要重新夺取政权的那些地方，更要建立强有力的贫农、下中农代表会，因为现在还存在着阶级。剥削阶级，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被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不是一点也没有了?要做调查研究，可能还在有一些地方没有打倒，还在当权。大体上说，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过去的五个月，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把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恰当地解决了就好了。至于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农民自己说，人是有眼睛的，不会看着他们饿饭，不照顾他们。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

第五节讲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13]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我也不希望同志们以后写文章、讲话再用它，因为不好懂。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在文章里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你站在山顶上看城郭，只能看见很小很窄的街道，许多房屋，街道上有许多人往来。至于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分不清楚，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也分不清楚，甚至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分不清楚。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这是纵断调查法。这种调查法可以作我们的辅助手段，达到一些次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主要手段，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

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料想到后来的王明路线^[14]，当时立三路线^[15]也还没有出现，瞿秋白同志的盲动主义^[16]是有了。我们党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17]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

底下是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第一点是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要做讨论式的调查，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第二点是讲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从职业上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第三点是讲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开调查会人太多了比较困难。第四点是讲调查的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按纲目发问，这就要有一定的时间。第五点是讲要亲身出马。这里讲，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身出马。我讲得很宽，那个时候也有点无法无天了。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面报告。第六点是讲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不同，要分行业。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多了。煤矿，中央有四百多个，你去全面彻底地了解一个就好办了，别的地方也是掘煤嘛。冶金、机械行业也是这样去了解一个工厂。这是重工业，还有轻工业，工业比农业复杂一些。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第七点是讲要自己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现在我不反对派调查组结合当地同志进行调查，这回我就派了三个调查组，一个放在浙江，一个放在湖南，一个放在广东，结合当地省委的同志来搞。我是间接的，并没有直接调查。现在有这样的便利条件，过去这样的调查难于办到，那时我们全部人马只有几千人。

至于第一节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熟悉了。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这一次有两个问题，一个手工业问题，一个商业问题，因为没有调查，我就没有发言权。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8]。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上层人们，向各部部长调查。

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级对下面的情况比较摸底了，我看应该这样说。为什么又讲不甚了了呢?比较摸底，但还是不甚了了，我是讲“不甚”，不是讲你全不了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但是不要满足，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摸底、比较清楚情况，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19]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20]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21]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有些问题得当面交待一下。比如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发下去的时候要向同志们解释一下，文章主要是讲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至于调查研究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就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这一点。此外，还有什么横断法、纵断法之类的名词，可以不用。本本主义，现在叫教条主义，赫鲁晓夫^[22]他们讲我们不反对教条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是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所谓策略路线是包括很宽的，包括政治路线的。比如，依靠些什么阶级，联合些什么阶级，打倒些什么阶级，就属于策略路线的问题。文章讲到商业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对这两个阶级我们的认识始终模糊，就是写文章这个时候，还是模糊的，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23]，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列宁写这本书是为了批判当时的唯心主义造神派的“经验批判主义”。我那篇文章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失败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倒退了，蜕化了，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专从书本里讨生活，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24]上，凯丰^[25]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呢?一九三○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Ҽ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那个Ҽ才，年纪相当大了，很有味道，看我尊重他，就跟我讲了许多事情。我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还说过，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究竟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此外，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

注释

^[1] 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年五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一篇文章《调查工作》。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期间批示印发这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一九六四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同志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2] 指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同志的秘书。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当时他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率调查组分别在广东、湖南、浙江做农村调查。

^[4] 指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5] 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6] 这个记录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7] 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8] 见《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本卷第 299页）。

^[9]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在关于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会议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没有继续当选前委书记。

^[10] 一九二九年九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会议开了三天，由于认识不一致，未获结果。

^[11] 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2] 刘安恭（一八九九——一九二九），四川永川人。一九二九年被中共中央指派为中央特派员，到红四军指导工作。后担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在红四军第

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

^[13] 《关于调查工作》原文第五节中有“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断法’”一句。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经作者校订删去了。

^[14] 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5] 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又制订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6] 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十一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一九二八年四月，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7] 共产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18]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主持编辑的。这部书共收入反映各地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材料一百七十六篇，毛泽东同志为其中一百零四篇写了按语，并为全书写了序言。该书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 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和前委书记。

^[20] 指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1] 指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22] 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3] 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国出版的中译本，曾有将书名译为《帝国主义论》的。

^[24] 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

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25] 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青年团中央局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 泽 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同志在本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1]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

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2]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3]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做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

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4]。党内党外部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

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5]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6]。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7]。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8]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9]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10]，工业企业七十条^[11]，高等教育六十条^[12]，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13]，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14]。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15]。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16]。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

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17]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18]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Ҽ^[19]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20]，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21]，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22]，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

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注释

^[1] 这个讲话原有五处提到刘少奇的名字，一九七八年七月公开发表时均删去，现在按原样恢复。

^[2]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进去的。

^[3] 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4] 这段话引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5] “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四句话，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提法，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他本人审阅同意，加进了讲话中。

^[6]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句话是：“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反动阶级的残余，坏分子，不可能被改造，而且他们还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7]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这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另外还有几处“百分之九十几”，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的讲话稿中均改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8] 蒙哥马利，曾任英国陆军元帅。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9] 威廉斯，苏联土壤学家和农学家。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农、林、牧相结合，提倡草田轮作制。

^[10]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三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11]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七十条。

^[12]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13] 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一九六一年六月提出、中共中央七月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14] 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下达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共四十条。随后，中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准备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一九六二年曾起草，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5] 指教育部拟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和试行。

^[16]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围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

^[17]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一句，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修改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个讲话中是“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

^[18] 这一段中，“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几句话，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印发这个讲话稿时加写和改写的。

^[19] 陈独Ҽ，见本卷《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注释^[4]。

^[20] 哥白尼，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支持者和论证者。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者。

^[21] 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九年夏至一九五五年春，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兼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等职。一九五五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关押审查，一九六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并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

刑。“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一伙操纵下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在未发现任何新问题的情况下，于一九七○年报经当时中央批准，决定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出党，并加刑改判为无期徒刑（未办理改判手续）。一九八二年，中央决定：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22] 王实味，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从现在起要年年讲阶级斗争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1]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一波^[2]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的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后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少奇同志，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地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了，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原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维汉^[3]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维汉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的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虎^[4]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们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指对敌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潘汉年^[5]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也没有杀嘛。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未搞清楚。把问题说清楚，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6]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的好，问题就解决的好些，结合的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请邓小平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邓小平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习、张、黄、周，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

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

注释

^[1] 李先念，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薄一波（1908—2007），原名薄书存，山西定襄县蒋村人。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

^[3]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4] 王耀武（1904-1968），字佐民，汉族，山东泰安人。抗日革命家、抗日名将，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 康泽（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国民党著名特工，中华复兴社、三民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 杜聿明（1904—1981），字光亭，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 杨虎（1889—1966），字啸天，安徽省宁国县人。1949 年拒赴台湾，留居上海，后寓居北京，并在 6 月初发表声明拥护共产党，解放后任政务院顾问。1958年与台湾特务联系企图策动反共叛乱，事发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准予监外执行。

^[5] 见本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释^[21]。

^[6]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引用了这句话，在《决定》中这句话是：“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1]，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批分期，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毛 泽 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注释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的一段文字。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

（一九六三年五月）

一、形势问题

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列举农村阶级斗争情况）为什么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有三个原因，一个是阶级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认识原因。

阶级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历史原因：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而的原因。土改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都搞了一下，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又搞了二次肃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

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一清就清出好多专案来。

认识原因：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没有认识到，怎样领导阶级斗争？

二、认识问题

十中全会后，跑了十一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1]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二月会议后，情况有了变化。河南五个月没有抓阶级斗争，二月会议以后，抓得很好。有变化，但并不是都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就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

我看了湖南第二个材料，现在才懂得一点，即搞规划、生产经营中间，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问了许多人，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回答不出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识字的农民也懂得这一点。比如说，你问农民，他知道张三是地主，是压迫我们的，有了“张三”、“地主”这两个概念，就可以推理：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识字也可以懂哲学。成思汗就不识字。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讲三无世界、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的入伍生，……派出来当连长，根本不能打仗，听班长的。班长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军事是从实践中学的，所以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得那么神秘，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我看过雷锋一部分日记，此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大学生学习五年就学好哲学？我不相信。许多哲学家都不是大学学习的。中国的哲学家中，王充、范缜、付玄，柳宗元、王船山、李贽、戴东原、魏源……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黑格尔也不是专门搞哲学的，他的学问很广。康德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的天体论到现在还有价值。马、恩、列、斯也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

山沟里出哲学。醴陵那样好的报告，不出在湘潭，不出在常德，而出在醴陵。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出哲学，顺境能够出哲学吗？三国的黄盖兄，醴陵人；程颐、程灏的老师周廉溪，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和他是一个系统的，也是醴陵人，是醴陵专区的道县人。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派。唐代的大书法家怀素，也是这里的。柳宗元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整整十年都住在醴陵，当时叫做永州。他的山水文章，和韩愈辩论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

所以要破除迷信，不过要注意，不要像前几年那样，把不应该破的也破了。

事物有现象有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是看不到的，要透过现象去抓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会产生修正主义。又比如平常我们走路看不到蚂蚁，大踏步就更看不到了，要蹲下来，才能看到蚂蚁，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到，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东西也看不见。比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有些人却看不见。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有的人是主观主义地大胆地假设，主观主义地小心地求证。河北各地委下去调查研究，只有保定地委是科学的，其他都是主观主义的。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而是去搞分配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哲学，莫斯科宣言写上了，在国内反倒没有人讲。

三、要点

运动的要点是什么？是十个问题，其中一部分是认识问题，是要高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解决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普遍工作要解决的，普遍工作中的要点有以下五点：

1．阶级、阶级斗争。用什么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问题，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贾、史、王、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二人。写奴隶女，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人家族的。

2．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有两大条：

第一条是把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盖子。

第二条，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3．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富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

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衣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农、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够舒畅？

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拉后继人。

四、四清

什么叫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算贪污。

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这样做究竟退多少？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

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

今年不要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先放慢一些，现行反革命按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可以等一等嘛！

5．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昔阳干部劳动很好。昔阳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

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里。

（有人说，有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

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

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给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家当老百姓去。

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

贪污揭发得越多，我越高兴。你们抓过虱子没有？身上本来很多，抓得越多越高兴。

五、方法

要采取积极态度。

1．要注意训练和教育干部；

2．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吗？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责备他，你一围攻，他一着急，就乱来。要慢慢地说服，着什么急？我们革命胜利比苏联还不是晚三十多年？

3．要试点，要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防止敷敷衍衍地走过场，一定要搞试点。

4．要区别不同情况，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不要一起搞。（讲了西汉陈平的故事）（对李井泉）你四川那么大一个省，一下子能够搞得了哇？

5．精简。要精简一些干部下去搞劳动锻炼，搞阶级斗争锻炼。我身边原有二、三十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我对江渭清说，江苏四千多万人口，省直机关工作人员五千，可以精简一千五百人或两千人。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6．要抓住重点。“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是讲庄王的女儿（即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七个字一点，开头两句就是这个。天和地可以隔开，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抓阶级斗争。

注释

^[1] 王延春，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7]。

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比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1]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一九六○年，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一九六一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四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五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2]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

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注释

^[1] 三K党是美国历史长久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一八六六年五月由美国南部奴隶主为镇压黑人和维护奴隶制度而建立。主要活动是散布种族主义思想，经常使用私刑、绑架和集体屠杀等手段迫害黑人和进步人士。它是美国反动势力推行种族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2] 肯尼迪，当时任美国总统。

#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最近，南越吴庭艳^[1]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2]，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3]。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4]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5]，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6]，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注释

^[1]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2]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越南南方顺化市约两万名佛教徒为抗议吴庭艳集团禁止举行佛祀仪式，进行游行示威，遭到当局武装镇压，当场被打死十二人，伤十七人。六月十一日，西贡市七十多岁高僧广德法师为抗议当局对佛教徒的迫害而焚身自杀。六月十六日，西贡堤岸七十万市民不顾当局的镇压，为广德法师举行葬礼。此后，又有四名僧尼焚身自杀。这次从佛教徒开始的斗争，很快扩大为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市民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斗争。吴庭艳集团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八月二十日，南越当局宣布全国戒严，继续逮捕佛教徒和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从而激起了各阶层群众更广泛的抗议行动。

^[3]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发表关于越南形势的声明。声明指出，吴庭艳集团焚烧寺院、迫害僧尼、封闭学校、大批逮捕教员和学生的野蛮罪行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号召在南方的同胞，不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还是商人，也不分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自由和信仰自由而坚决斗争。声明要求美帝国主义者撤出越南南方，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更加有力地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

^[4] 李承晚，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年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一九六○年四月，南朝鲜爆发“四月人民起义”。他在南朝鲜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于四月二十六日被迫辞去总统职务。

^[5]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傀儡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6] 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会议，又称“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美国违反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并于一九六○年挑起老挝内战。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倡议召开了这次会议。会议最后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

谦虚——戒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自己所管的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地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的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学习，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的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或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屡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因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很多人都很少认真地运用这个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抗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使人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的话，自己不愿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处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

“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是一个真理。

（一）骄傲自满可以在各种情况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产生和滋长。但是一般说来，通常在胜利的情况下，就更容易产生和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这是因为当处在困难的时候，一般是容易看到自己的弱点，也是比较谨慎的，而且客观上的困难摆在面前，不虚心谨慎也不行。可是每当胜利的时候，由于有人感谢，有人赞扬，甚至过去的敌人也会掉过脸来奉承一番，阿谀一番，因而就容易为胜利的环境冲昏头脑，而全身轻飘飘起来，真以为“天下从此定矣。”我们党深深地懂得，越是在胜利的时候，骄傲自满的细菌就越是容易袭击党。

（二）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一类是在胜利的情况下产生的，那就是胜利冲昏头脑，自以为了不起；另一类是在无特殊胜利，亦无特殊失败的平常情况下产生的，他们经常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安慰自己，并原谅自己的不进步，他们还善于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二十年媳妇熬成婆”等等来自我陶醉；再一类是在落后的情况下产生的，即虽然已经落后了，也还是骄傲。他们认为“我们工作虽然没有做好，比过去总是好多了”，“某某同志或某某单位还不如我们呢！”他们每每炫耀自己的历史，三句话不到就是“想当年……”讲起来眉飞色舞。

（三）只要我们稍微忽视一下群众的力量，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眼界狭隘一些，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稍微把成绩估计得高了一些，把缺点估计得低一些，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的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我们就会骄傲起来。

（四）骄傲自满的情绪，从本质上说，乃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场上引伸出来的，同时它又培养和滋长了个人主义，因而骄傲自满的本质就是个人主义。

（五）就阶级根源来分析，骄傲自满基本上是剥削阶级思想，其次则是小生产者的思想。

（六）小生产者就其本身是劳动者一面而言，他们是具有很多优点的。他们勤劳朴实，刻苦谨慎和实事求是。但是就其本身是小私有者一面而言，则他们是个人主义的，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方式是落后的生产工具，分散经营，眼界不广，见闻不多。因此，他们往往看不到集体的力量，而只是看到个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容易满足，当他们取得一点微小的成绩以后，就产生“这个不错了”，“这也到顶了”，“该享享福了”以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等这一类思想。

（七）骄傲自满是在资产阶级唯心世界观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它使人在看待周围客观事物时经常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把人们引向失败的道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证明：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而是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可是骄傲自满的人，总是夸大个人的作用，居功自傲，而忽视、低估群众的力量。

（八）因此，骄傲自满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对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

（九）骄傲自满的人往往不能忘情于自己的许多优点。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许多缺点掩盖起来，而另一方面又企图把别人的许多优点抹煞掉。他们经常拿别人的缺点和自己的优点相比，从而私自窃喜，看到人的优点则又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算不上个啥”。

（十）事实上，把自己估计得越高，所得的结果就越坏。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就幽默地说过：“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估计好比分，分越大，则分数的值就越小。 9

（十一）谦虚，它是每一个革命工作者都应有的美德。因为谦虚对人民的事业有利，而骄傲自满却会把人民的事业引向失败。所以，谦虚也是对人民事业负责的一种表现。

（十二）一个人要真正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工作者，必须做到下列两点：首先，他们必须尊重群众的创造，肯听群众的意见，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一员，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毫不夸大自己的作用，实心实意地为群众工作。这种精神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也就是谦虚的美德。

（十三）其次是他必须有不屈不挠、永远向前的精神，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新鲜事物具有敏锐的感觉，缜密的思考能力。因此他们必须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胜不骄，败不馁，不贪天下之功，也不满足已有的成绩，这种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高贵的谦虚美德。

（十四）一个人如果能够认真的从工作中、生活中和其他实践斗争中去学习，经常总结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无情而坚定地和骄傲自满情绪作斗争，并且毫不保留地加以彻底的克服，那他是完全可以锻炼成为一个具有谦虚美德的人。

（十五）真正具有谦虚的高尚品德的人，他必须是满腔热情地无条件地为党、为人民、为集休的事业而忠诚不渝地积极工作的人。他之所以积极工作，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获得某种奖励和荣誉，不夹杂任何自私自利的欲望和要求在内，而是全心全意地为着给人民带来愉快与利益。因此，他总是埋头苦干地作着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有利的工作，从不抛头露面，从不计较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声望、自己的待遇，他不仅不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功勋和成就，而且在自己内心中也不让这些功勋和成就占地位，他全付精力所考虑的是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十六）真正的集体主义者，为什么必须要求自己具有谦虚的美德呢？

第一、因为他懂得，他的一切知识和成就的获得，虽然他自己也尽了一定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群众的努力，没有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他就不可能获得知识，也就不可能获得工作上的成就。作为一个集体主义者，他就认为不应该抹杀群众的功绩，不应该掠他人之美，贪别人之功。因而他觉得自高自大是可耻的。

第二、因为他懂得，他所学习到的一些知识，所作的一些工作，在整个知识宝库里和整个革命的工作当中，仅仅是“沧海中之一粟”，是非常渺小的，因为革命的知识和革命的工作，又是在不断发展的。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便要用他宝贵的生命去最大限度的获得对人民有用的知识，最大限度的对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就觉得不应该固步自封，替自己关起进步的大门。

第三、因为他懂得，整个革命事业像一架大机器，是由大小各式轮盘、螺丝、钢架和其他机件紧密结合而构成的，谁也少不了谁，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便觉得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工作，尊重每一个人的成就，就像尊重自己的工作和成就一样。为了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他就必须使自己的工作和别人的工作紧密配合，他感到他离不开集体，他热爱自己的伙伴。因此，他便必然会用谦虚的态度来待人接物，而不会对任何人狂妄自大。

第四、因为他懂得，一个人的眼界往往是窄小的，能够看到的范围总是有限的，而革命知识和革命工作的范围却是极为广阔的，并且内容又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复杂的。因此，他便进一步懂得了任何人总难免会有若干缺点，会犯若干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又常常不是自己全部及时觉察得到的。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为了要把革命工作搞好，为了对人民负责，他就得要求自己看得更深更广，要求能及时地发觉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便迅速改正。因此他便要虚心恭谨地向别人学习和请教，他便要诚恳地欢迎别人对他的批评。

由此可知，真正的从集体利益出发的人，是必须具备谦虚的精神的。而谦虚实质上就是高度的革命热情，强烈的群众观点，旺盛的进取精神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集中反映。

（十七）克服骄傲自满和培养谦虚品质的另一个根本的方法，就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这就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为什么？

（十八）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认识世界，认识个人与群众，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组织，个人与党的相互关系。正确地认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革命斗争的基本力量。我们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下的亿万劳动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至于个人，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成就都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个人是离不开集体的，个人想做一点事业，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将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如果我们真正深刻地理解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我们便会自觉地谦虚起来。

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可以提高我们对前途和方向的认识，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思想从狭隘范围里解放出来。当人们的眼界只能看到脚下，看不到高山和大洋的时候，他就会像“井底之蛙”那样自负不凡的。但当他抬起头来，看到宇宙之大，事物之变化无穷，人类事业之雄伟浩壮，人才之多和知识之无极限，他便会谦虚起来。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天翻地覆的大事业，我们不仅要看到我们自己的眼前的工作和幸福，而且要看到整个的、长远的、全面的工作和幸福。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我们朝前看，而不是朝后看；帮助我们全面地、客观地看问题，而不是片面地、主观地看问题，因而就能帮助我们克服那种因小小成就、小小胜利而自满自足的小生产者的思想，而促使我们孜孜不倦、力求进步的渴望，同时又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唯心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十九）谦虚和自卑不是同义词，谦虚并不等于小视自己。因为谦虚本身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正视客观现实的进取精神的表现。而自卑却是一种非实事求是的、缺乏自信力的、对困难采取畏缩的态度的表现。

自卑和自夸，自高自大，同样都是错误的，都是以主观主义为其思想垦础的，是对自己的两种极端的主观主义的错误的估计。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离开了客观实际，把自己估计得过高，夸大了自己的实际能力和作用，因而他总是自命不凡，自以为了不起，他就不再前进了，他也不能及时地吸收什么新鲜的事物了，他于是就不可避免的要犯错误。那些自卑的人，虽然从表面上看和自高自大的人相反，但同样也离开了客现实际，把自己估计得过低，忘记了自己还可以努力提高自己，还可以从工作中锻炼自己，过分地降低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所已经起的和可能起的作用。于是，便从而丧失了前进的勇气和自信。松懈了斗争意志。

总之，无论是自高自大或自卑，同样都是错误的估计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都是非实事求是的非科学的态度，因而都是错误的，都会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

所以，我们不仅要坚决反对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一类的习性，而且要严格地把谦虚与自卑的界限划分开来，免得由一个极端又倾向于另一个极端。

春节谈话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春节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与各同志的谈话，是毛泽东同志教育革命思想的重要著作之一。

主席：今天是春节，开个座谈会，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

你们看我们国家会不会倒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到国境了，民主人士怕不怕原子弹？原子弹一炸，无非是重新回延安，整个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延安城有三万人。人总要被骂才好公开答复，国民党倒有一个时期聪明，不公开骂，整了一个文件，限制异党办法。限制共产党，你知道吗？

章士钊：不知道。

主席：你们消息不灵。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我们牺牲了一万七千多人，以后又搞了几次反共高潮，教育了党。蒋介石不是好人，一有机会就是整我们。抗战后，蒋谈和平，叫我去重庆谈判，也是各下各的令。就在谈判期间打了一个上党战役，把阎锡山的几千人消灭了。后来又打了邯郸战役，消灭了高树勋三个师，高树勋起义了，几千人没有跑多少。

康生：高树勋还是共产党员。

主席：可见人是会变化的。

我来介绍一下章士钊的历史吧。我们相识可能是一九一八年在北大时。

章士钊：还早一点。

主席：那时我是个小职员，八块大洋一月，不管衣食住行。章士钊当过黄兴的参谋长。袁世凯想提他当北大校长，就是陆平那个角色，他知道袁要做皇帝，不干，跑到日本。在日本出了个甲寅杂志，又叫老虎杂志，因为寅属虎。在日本出的比后来在国内出的好。回国后，与戴传贤唱对台戏，出了个杂志，封面划了个狗，屁股后面划了两条杠杠，表明“狗屁不通”。后来又当了教育总长，又参加了马厂誓师。

章士钊：我没参加。

主席：黄任老，你是个立宪派的人？

黄炎培：我是革命派，不是立宪派，参加同盟会的。

主席：陈叔老你是研究系。许德珩，你这个水产部，很有前途，海岸线很长。无论是立宪派、革命派、研究系，现在你们都跟我们一起了，在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康生：溥仪皇帝来拜年了。

主席：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光绪、宣统都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章士钊：他的叔叔载涛，听说生活很困难。

主席：载涛这个人是过去的陆军总长、军机大臣，留学过德国。可由你把稿费多给他一些，使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食无鱼”。

我现在不看《古文辞类纂》了，看《昭明文选》。《海赋》写得很好，庄子《秋水篇》很可以看一看。

国际形势，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输定了。现在还有神气，还张牙舞爪，但是他们脱离群众，苏联修正主义日子不好过，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了壁。波兰不大听话。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因为古巴没有石油，不能造武器，无可奈何。美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是要反美的，不仅日本共产党反美，日本人民反美，日本大资产阶级也要反美。不久前一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中法建交是戴高乐主动的，戴高乐还不是大资产阶级吗？他也反美。

（问章：）你知道沈崇事件吗？

章士钊：是沈从文吗？

主席：不是，是北大一个女学生，被美军强奸，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美浪潮。现在美帝到处做坏事，到处遭到反对。

人是要挨骂的，他们愈是骂我们，我们愈好。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蒋介石愈是公开骂我们，我们愈好。最近蒋介石不大公开骂了。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说我们讲空话，骂我们宗派主义、假革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登我们的讲话？那就是说明我们有些东西。最近，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四点：（一）停止公开论战；（二）再派专家来；（三）边界谈判；（四）扩大贸易。来专家，你们敢不敢要呢？

大家：不敢领教，来了以后再走，反而增加困难。

主席：停止争论吗？他们骂了我们两千多篇，我们才写了七篇。边界谈判可以谈，在北京，二月二十五号就开始。生意也可以做一点，但不能太多，因为他们的机器一贵二笨。（他们一套化肥设备，一千八百吨重，要占三千多亩地，用三千多个工人。意大利的只有一百八十吨重，占三百亩地，用三百个工人就可以。）

康生：质量还差。

主席：是呀！质量差，还要留一手。一笨，二贵，三差，四留一手。我们和他们作生意吃亏，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点商业道德。

过去几年缺点主要是两条，一条瞎指挥，一条高征购。现在都改了，可是又走到反面。瞎指挥改了，成了不指挥，下面没有劲了。还是要将他们鼓动起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大庆。石油部在大庆搞了一个大油田，投资少、时间短、收效大。每一个部都应学石油部，学解放军，搞一套好经验。大家不是要学解放军吗？要派人去学。解放军对敌人是战斗队，对人民是工作队，解放军内部官兵关系好，比地方好。大庆文件要发给在座的。

（问蒋南翔：）大学是否要学解放军？

蒋南翔：要学，已派人去学。

康生：学校成立政治部，看来是肯定的。

主席：大学生也要学解放军。解放军对敌人是战斗队，对人民是工作队，积累了一套好经验，他们的工作比各地方、各部门都搞得好些，很值得学习。今年要把工作搞得比去年好些，错误要少些。在工作方法上，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要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在我们的工作中，有很多好人好事、好的典型，应当表扬。

去年河北大灾，南方干旱，本来年成好，下了暴雨损失了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总计还是增产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搞得更好。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的典型，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今天开座谈会，谈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是根本的。国内不好，国外就不好谈了。现在有几个国家要和我们建交，一个是突尼斯，一个是布拉柴维尔刚果。卢蒙巴的刚果搞起了游击战，他们无枪无炮，用的是张飞的丈八长矛，关云长的

青龙偃月刀。

邓小平：还有黄忠的箭。

主席：无非是关张赵马黄的武器，没有新式武器。我们过去也是没有的。中国一开始也没有自己的部队，只有叶挺一个团，南昌起义才搞了两个师，打到广东，搞得光光的。朱德、陈毅、林彪带残部上了井冈山。我那时教小学，教过一年级、二年级、三、四年级，怎样打仗，那时也不知道。

今年工作要比去年搞得好点，要想法把成绩搞得更好点。不但是中央的希望，也是你们的希望。今年也可能是较好的收成，如果老天爷帮忙。现在工业有了进步，教育也要改一改。

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除中央的几位同志以外，还邀请几位党外人士参加，还有科学院长、教育部长、北大、清华的同志和新华社的同志参加。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请邓小平讲一讲。

邓小平：现在教育方面的主要问题是负担太重，学制太长。现在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一般五年，好的大学六年，要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毕业。加上大学毕业后一年劳动实习，一年见习，正式走到工作岗位就已经二十六、七岁，显得年纪太大了。比苏联要迟二、三年或三、四年。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二十三、四岁进入工作岗位。年龄大了，这对文科的学生问题还不是很大，但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学生，对他们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根据国外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原子能等新兴科学方面的发展情况来看，开始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平均是二十四、五岁左右。这个年岁正好是脑子最好使的时候。而在我国的大学生，这时却没有走上工作岗位，这对他们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学制特别长，应该缩短学制。

主席：可以缩短一些。

邓小平：现在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学制问题研究小组，准备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有同志提议：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十五、六岁毕业就可以就业，也可以中学毕学后再受一、二年职业教育，十七、八岁就业，可以到农村，也可以到工厂。如果升学，可以入大学预科，预科可以文理分科，办得更有特色，便于同大学的课程衔接。大学一般搞四年，一部分的工科五年、医科六年。这样学制可以缩短，二十三、四岁就可以到工作岗位。采取这样的制度来完成国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了。不过有个问题，是当兵，中学毕业生还不到当兵年龄，但可以到军队当预备兵。

主席：这不要紧。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事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当兵，搞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十七岁（指男的）也可以当兵。

邓小平：这样文科学校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课本要搞得好。

主席：现在课程就是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不行。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了颜回、曾参、荀子、孟子四大贤人。颜回二十四岁死了。

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不能跑跑跳跳、打球、游泳、看点电影，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学生不能培养成书呆子。

邓小平：现在学生应付考试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功课得

五分也没有用。

主席：历来的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Ҽ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邓小平：现在课程繁重，考试方法有问题，学生不能独立思考。

主席：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一些偏题、古怪题，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看这种考试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学生公布，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看书去做。譬如，对《红楼梦》的研究，出二十道题，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解答。有的学生答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见解，这样的试卷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全部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是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这样的试卷就可以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我看可以允许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自己不懂，问懂了就有收获。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它公开。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总之，考试的方法要改变，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具体如何作法，可以试点。

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邓小平：学制缩短以后，可以抽出一些时间让学生参加劳动、当兵。还有一条，应该允许优Ҽ的学生跳班，有的优Ҽ学生跳班以后还是最优Ҽ的，现在总是压在那里。

主席：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这种作法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学生，害死人，要改变。

陆定一：现在教育厅长正在开会，有两个问题要研究：第一是学生负担太重，课程多，教材内容多，作业多，门门都有课外作业。第二是现在的教育方法有三套，学了苏联凯洛夫的一套，英美杜威的一套，孔夫子的一套。

主席：孔夫子可不是这样。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书是书法，还是历史？是历史吧。如书经。

陆定一：现在中小学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毕业后不肯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要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第二是两条腿走路。河北省去年发大水，很多房屋塌了，办简易学校，结果中小学入学人数反而增加了。

主席：这是大水冲垮了教条主义。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搞掉。

陆定一：其他地方学生人数都下降很多，主要是要求正规化，取消复式教学，搞单式教学，贫下中农子女失学的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的经验。另外，广东新会县调查了十几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花一百二十元，农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一年只花六元八角。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没有问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麻烦得很。看来中小学都要两条腿走路，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这样才能普及教育。从前都只是照抄苏联的一套，五八年冲了一下，劳动多了一些，又忽视了学习，改就是了。文艺也是如此，当时大胆改革，做得比较粗糙，但现在的水平就提高了。没有五八年的革新，也就没有今天的水平。

主席：要把演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市去，统统赶下乡去。要分期分批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在机关。你不下去，就不给开饭，下去了再开饭。住在城里怎么能写得出东西来！

陆定一：还有教师队伍问题，估计中小学百分之二点七的教师是坏分子。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

主席：这不要紧，只有百分之二点七。这些人可以改造，可以转业。

陆定一：现在进师范的学生质量不高。今后可以考虑高等学校的文科、师范，不要直接招高中毕业学生，而招高中毕业后参加过劳动一、二年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到农村去也有好处。哈尔滨工大有个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二年，原来不好的，回来都不错，成了骨干。

主席：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是自修的，没有进过什么大学、中学。孔夫子又进过什么大学？他的职业是人死后去吹吹打打，当吹鼓手。这一点是章太炎指出的。他还做过会计，看过牛羊。但是，他却学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会弹琴、骑马、射箭、驾车子。“书”大概讲的是历史。后来到鲁国做官，官也不大。鲁国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县。孔夫子自己说，他小时贫穷，受鄙视，经常挨骂，自得仲由以后，才“恶声不入于耳”。大概是子路做了孔子的保镖，谁骂就要揍谁，别人不敢再随便骂他了。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

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

陆定一：小学改五年比较有把握。

主席：可以改。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传记文学家，他是卖报童出身。瓦特是一个工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发明了蒸汽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要让学生自学，学会思考，比读死书好，要多给时间。

林×：课程问题主要是不集中，还有过去研究的那个问题，好些课程是学好几遍，中学每学期八、九门课，考试多，很紧张。

主席：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不一定要考。如高中学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慢慢体会，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行了。

陆定一：现在教育思想有二派，一派主张讲深、讲透。一派主张讲总略，学懂、学会，学少一点。现在很多学校想一下子讲透。

主席：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终究是要灭亡的。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学生，不论是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苏联的也好，都要灭亡，走向自己的反面。无论土教条、洋教条一概不行，都不要。四书、五经、十三经注解那么多，现在都消化不了，还不是都灭亡了，行不通。佛经那么多，谁能读得完！

唐玄奘翻译的解释金刚经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到一千字，比较好读。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那么长，就很难读完了。十四、五世纪搞了繁琐哲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才进入启蒙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

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列主义的书要读，但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

孔夫子的教学也有问题。孔夫子的书里没有农业知识，孔子没有参加过工、农业劳动，因此他和他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

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要创自己的路。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一九六四年二月-一九六五年八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进入六十年代以来关于教育革命主要言论的汇编。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著作中，深刻地指出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学生的摧残，提出了一系列教育革命的具体构想。

同毛远新^[1]同志的谈话纪要（一九六四年二月）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回去告诉你们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每年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大有好处！

你就是不懂得辩证法，不懂一分为二，以前把自己看得了不得，现在又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都是不对的。

对犯错误的人要鼓励，当犯错误的人知道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你就要提出他的优点，事实上，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洗温水澡，热了受不了，冷了也受不了，温水最合适，对犯错误的青年，不要开除，开除是害了他，对立面也弄没有了，溥仪、康泽这样的人也改造过来了，青年人有些是党员，有些是团员，还改造不过来？开除太简单化。

你在学校里是不是左派？看到一个文件表扬了你，有人捧你并不是好事，像你那样的青年人要多挨些骂，骂少了不好，什么事都是这样逼出来的。我写《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逼出来的，如果现在让我写，我就写不出来。

什么叫先进？先进就是做落后人的工作，对周围的人要分析，我到哪里都想打听，都想交朋友，你们青年人要学辩证法，学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比如我吧，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懂得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用辩证法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用辩证法，这个作用很大。

关于学校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

刘、邓、彭^[2]阅后，请尚昆^[3]办。此件^[4]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 泽 东

1964 年 3 月 10 日

要自学，靠自己学（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要自学，靠自己学。肖楚女^[5]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就是拿这一省那一省农民运动的小册子给人家看。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

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都有用英语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主席：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这一条，蒋万岁。

主席：英语怎么讲？

王：LRng l[ve Ch[Dng（蒋）。

主席：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会娴告诉我的。

主席：好吗！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王：不知道杀人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主席：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

主席：你们三千多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有七、八个，那还了得？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啊！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主席：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70％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它就是干部子弟，烈属子弟等。

主席：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主席：他们和你的关系好不好？他们喜欢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主席：这样就好。

王：我们班有个干部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团员开会，他也不到，大家都对他有意见。

主席：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

王：不允许。

主席：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哪！

王：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主席：这个政治辅导员作得对。

王：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学习小组。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没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开会的。

主席：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主席：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王：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主席：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就是听了主席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有些形而上学。

王：现在都不准看古典作品。我们班上那个干部子弟他尽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我们同学对他看《红楼梦》都有意见。

主席：你读过《红楼梦》没有？

王：读过。

主席：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

王：谁也不喜欢。

主席：《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懂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贾家）。阿房ᩎ，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这四句是读《红楼梦》的一个提纲。杜甫有一首长诗叫《北征》，你读过没有？

王：没读过。《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

主席：在《唐诗别裁》上。（当时主席把书拿出来，把《北征》这首诗翻出来要我阅读）。

王：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主席：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预防针啰？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这首诗熟读就行了，不一定要背下来。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王：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主席：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你读过《聊斋》吗？

王：没有。

主席：《聊斋》可以读。《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知识分子”英语怎么讲？

王：不知道。

主席：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又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王：让我翻一下“汉英词典”。

主席：你翻翻看，有没有这个词。

王：糟糕，你这本“汉英字典”上没这个字，只有“知识”这个词，没有“知识分子”。

主席：等我看一看。（王把字典送给主席）只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这本“汉英字典”没有用，很多字都没有。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字的用法。

王：我们学校怎么能编字典呢？又没时间又没人，怎么编呢？

主席：你们学校那么多教员和学生，还怕编不出一本字典来？这个字典应该由你们来编。

王：好，回去后我把这个意见向学校领导反映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王：外宾跟你讲英语，你能不能听懂？

主席：我听不懂，他们讲得太快。

王：那你接见时讲不讲英语呢？

主席：我不讲。

王：你又不讲又不听，那你学英语做什么？

主席：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文和汉文做比较，如果有机会还准备学点日文。

主席：假如敌人把你活捉去了，你怎么办？

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主席：对了。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什么五分，也不要搞什么二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

王：为什么不搞五分呢？

主席：五分累死人了。不要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譬如说汉高祖的《大风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

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纪要（一九六四年八月）

主席：这半年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远新：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主席：我看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6]看了没有？

远新：看过了。（接着把“九评”上所讲的接班人五条件的主要内容讲了一下）

主席：讲是讲到了，懂不懂？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说，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远新：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主席：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远新：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主席：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远新汇报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运动情况，受到教育很大）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校揭发的几个材料厂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主席接着问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远新同志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课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

主席：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能听懂？

（主席特别提倡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让远新天天坚持去）

主席：你敢不敢到浪里去游泳？（在北戴河游泳）

远新：敢。（立即就游出去了。）

主席：（远新回来后）还敢去吗？（远新又游出去了。）

远新：（回来后）这次差点没回来。

主席：水你已经认识它，已治服它了，这很好。你会骑马吗？（远新答：不会）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主席叫远新去学骑马，主席也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工作人员也去学）。

主席：你会打枪吗？

远新：有四年没摸了。

主席：现在民兵打枪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兵不会打枪的。

有一次游泳天气较冷，水里比较暖和，毛远新上来后，觉得有点冷，就说：“还是水里舒服”，主席瞪了远新一眼：“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毛远新说：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们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四条时说：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说：你现在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行了。

以后主席又谈到学院的工作，你们学校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毛远新说：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都去。对于你不仅要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到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你才算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你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你就不知道，（毛远新说：陈东平是在家休学收听敌人广播变坏的。）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作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能看得起他（指陈东平）。什么是四个第一？（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梡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军工才办了十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二七年我们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主席又问：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怎么样？

远新：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的不主动。

主席：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止死了的。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也是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样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的去学。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课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当让教员去研究。讲稿也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限止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的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不一定就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考不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去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束。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就是不错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就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是教员。

（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主席去看科学成就展览，主席说，现在忙，不能去看，看详细了没有时间，走马观花又没意思。接着，主席说：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不然，平时怎么很少听你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来。）

主席又问毛远新：平时看什么报，主席说：要看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战士写的文章，实际活泼，又能说明问题。合二而一的讨论你看了吗？（毛远新说：很少看，看不懂）是嘛，你看看这份报纸，（主席递给一份中国青年报），你看工人是怎样分析的，团的干部是怎么分析的，他们分析的很好。主席又说：你们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你为什么对专业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研究历史不接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是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古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摘录）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我们也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某些人的不正确影响。

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试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牛、羊、鸡、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麦、黍、稷（粱就是小米，菽就是豆子，黍就是黍子）。学生要读到二十几岁才能读完大学，学年太长了，课程太多。

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袭击。（众笑）所以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以为它是好的。现在要改革还有很大的困难，有许多人就是不赞成。目前赞成新方法的少，不赞成的多。

这可能泼了你们的冷水，你们希望看好的，而我专门讲坏的。（笑声）

但是，也不是一点好的都没有，比如说，拿工业方面的地质学来讲，旧社会给我们留下来的地质方面的学者和技术工人只有二百多人，现在我们有二十多万了。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近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就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要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

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经济学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我已经说过，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们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

我们中国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开始时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知道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反法。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的情况，同你们要研究你们国家的情况一样。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全国解放，整整化了二十八年，才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政策。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大学，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设什么小说工厂。（笑声）文科要把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比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所以比较起来，我国的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实际太少。无论学生也好，教授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教室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和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中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是懂得一点概念而已。逻辑学也是如此，可以读一点课文，但是不会懂得很多，只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我读逻辑的时候就不大懂。在运用的时候才逐步懂得。这里我讲的是形式逻辑。还有，比如学文学的要学语法，读的时候也不大懂。要在写作的过程中才能理解语法的用处。人们是按照习惯写文章，习惯讲话的，不学语法也可以。我国几千年来就是没有语法这门课的，但是古人的文章有些写得相当好。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语法。

至于修辞学，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伟大的文学家并不学什么修辞的。（对克伊腊克）你是先学了修辞学再写文章的吗？（笑声）

（克伊腊克：不，思想上得到启发，或者说有了“灵感”以后，就进行写作，而不是先学修辞学。）

我就是不理修辞学的。我看过修辞学，但是不理它。照修辞学上说的办法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清规戒律太多。

对北京师范学院调查材料的批示（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陆定一^[7]同志：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摘录）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我们的法院工作、检察工作是为犯人服务的，不是要犯人为我们老爷服务的。

注释

^[1] 毛远新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毛泽东同志的侄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毕业。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 指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这一期《群众反映》摘登了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一九六四年二月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来信。

^[5] 肖楚女，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一九二六年一月曾协助毛泽东同志编辑《政治周报》，三月参加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教员，十月底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杀害。

^[6] 即本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7]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

#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再次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时的谈话。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是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ᩎ本显治^[1]，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苏共在最近的信中说，要对我们釆取“集体措施”、“坚决的打击”，我们在等着看。“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2]、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注释

^[1] ᩎ本显治，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2] “三自一包”是我国大跃进运动及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由大跃进初期的极“左”浮夸，转向极右走资的一个标志性方针。它就是：允许社员多留自留地、允许自由贸易、自负盈亏；大搞包产到户。

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部分讲话。

我们要注意越南南方的游击战争。那里只有一千几百万人口，还没有我们一个省的人口多，但是能打仗，游击战争打得非常好。难道我们就不行？假使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地方，怎么办？我们一个省能不能打游击战争？我看各省都可以打。

我们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弹厂、炸药厂、军工厂。讲了几年了，都没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你送去。每个省都有一、二、三线嘛！军工部署也要考虑一下，只搞大的不行。每个省，就是讲沿海的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还有黑龙江，那是对修正主义的，都要搞点地方的，属于地方所有的军工厂。现在地方不搞军事了，反正中央包了，打起仗来怎么办？子弹、轻武器、炸药，武装民兵都不够。打起仗来，要搞地方部队，第一、二线的省都要搞。不然，事情一来，措手不及。第二线就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林、河南、山西、宁夏。敌人可以空降，但总是孤立的，到二、三线总是困难的。一打起仗来，准备打烂，准备丢掉城市，各省都要有办法。

光有武器，没有子弹、炸药怎么办？就是这一点，请你们各大区、各省注意。现在没事，打起仗来怎么办？将来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土，我敢肯定，不如南越。现在省、地、县委都不讲武了，只讲文了。

还有个问题，要搞第三线基地。那些地方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一些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黄色炸药以大区为单位搞。

陆军不能像天安门检阅那样，靠装甲车运载，一是桥梁不行，二是公路不行。还是靠两条腿走路为主，靠马灯、手榴弹、骡马这些东西。

军事演习训练，在北京搞一次射击，请省委书记都来看一看。我也没看过，也去看一看。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部分讲话。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1]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2]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注释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组织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二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彭，指彭德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与张闻天、周小舟被错误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讲长远一点，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中国曾和英国进行了几次战争，如一八四○年在广东开始的鸦片战争^[1]，又如八国联军的战争^[2]，英国等八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天津，打到北京。中日甲午战争^[3]，是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在旅顺、大连等地打的。以后日本占领了我们东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国同日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过仗，那是在旅顺、辽阳、沈阳一带^[4]。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这些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去，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鲜。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法国占领了越南。

一九一一年，我们推翻了清朝皇帝。接着就是各派军阀混战，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跑到北方来。我们的军队原有三十万人，这时只剩下两万多了。恰好是在人数少的时候，我们改正了错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我们的军队又有了发展。日本人走了之后，蒋介石再来打我们的时候，敌人就不行了，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到现在，我们搞建设只有十五年的时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工夫。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5]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6]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7]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8]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全世界都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出世是十九世纪的事。大概我们这个“好战

分子”的称号还要继续下去。

主要一条还是我们国内问题。在国内，我们把美国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我不是指美国人民，而是指美国资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

美国要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殖民地，这是指在经济上，许多时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说，巴西前总统古拉特，我见过他，他的党是工人党，不是共产党，美国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听美国话的吴庭艳^[9]，美国竟把他杀掉了。在美国国内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10]政府杀掉的，没过一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

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市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我们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们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它们现在没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就同不能从地球上把你们智利搬走一样。它们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它们要搬走也不行。

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感到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注释

^[1] 鸦片战争，是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八四○年，英国政府因中国反对输入鸦片，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两广总督林则徐领导下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打击英国侵略军。福建、浙江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清政府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2] 指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国家联合出兵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侵略者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入侵中国东北，迫使清政府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同这些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

^[3] 中日甲午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随后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4] 指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本同沙俄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市）、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俄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俄的承认。

^[5] 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任总统的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

^[6] 本·贝拉，指艾哈迈德·本·贝拉，一九一八年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因积极参与组织发动全国反法武装起义，被法国殖民当局监禁。一九五八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时，被缺席推选为第一副总理。一九六二年获释回国，同年九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府总理。一九六三年九月当选第一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九六四年四月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

^[7] 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时指埃及。

^[8] 华盛顿，领导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出任美国第一任总统。

^[9] 吴庭艳，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任南越政权“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被击毙。

^[10] 肯尼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任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刺身亡。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主席：欢迎朋友们。对日本朋友，十分欢迎。我们两国人民应当团结，反对共同敌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文化上也要互相帮助。你们是经济、文化、技术都比较我们发展的国家，所以，恐怕谈不上我们帮助你们。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

谈到政治上，难道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互相支援吗？而是互相对立吗？像几十年前那样互相对立吗？那种对立的结果，对你们没有好处，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同时，另外讲一句相反的话：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二十年前那种对立，教育了日本人民，也教育了中国人民。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结果日本的命运那么样呢？还不是被美帝控制吗？同样的命运在我们的台、港，在南朝鲜、在菲律宾、在南越、在泰国。美国人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这个手伸得太长了。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它有十二只航空舰，第七舰队就占了一半——六只。它还有一个第六舰队在地中海。当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三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人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以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你们怕不怕美国人？

佐佐木：让我代表访问中国的五个团体简单地讲几句话。

主席：好。

佐佐木：感谢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并作了有益的谈话。我看到主席很健康，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跃进，为领导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日夜奋斗，在此向主席表示敬意。

主席：谢谢！

佐佐木：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主席：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主席：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过去那一套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你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觉醒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有一千一百多人^[1]回到日本，写来了信。除了一个人之外，都对中国友好。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怪的。这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赵安博：叫饭森，现在当法官。

主席：一千一百多人，只有一个人反对中国，同时也是反对日本人民。这件事值得深思，很可以想一想。你（指佐佐木）的话没讲完，请再讲。

佐佐木：毛主席问我们怕不怕美国人。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正在为彻底实现社会主义而工作。而日本，今后才搞革命，才搞社会主义。要使日本革命成功，就必须击败事实上控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美国。因此，我们不仅不怕美国，而且必须同它斗争。

主席：说得好！

佐佐木：这次我们来中国，同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先生^[2]、赵安博先生^[3]以及其他中国朋友一起，就日中问题，就围绕日中问题的亚非形势和世界形势，世界的帝国主义、新旧殖民主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得到了教益，并且找到了许多共同点。我们回国以后，一定要促使日本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强日中两国的合作关系。

主席：这个好！

佐佐木：日本社会党和日本的人民群众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一员，因此，它必须同关系很深的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希望中国把日本当作亚洲的一员，同我们进行合作。

主席：一定，互相合作。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掉。因为的确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敢于跟美国作战，跟英国作战，跟法国作战；曾经轰炸过珍珠港，曾经占领过菲律宾，占领过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曾经打到印度的东部，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夏天蚊子很多，台风很大，没有深入进去，打了败仗。日本军队在那里损失了二十万人。这样一个垄断资本让美帝国主义稳稳地骑往自己的头上，我就不相信。在这里，我不是赞成再轰炸珍珠港，（众笑）也不是赞成占领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当然，我也不赞成再去打朝鲜和中国了。日本完全独立起来，和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愿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人们， 建立友好关系，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互相往来，建立兄弟关系，岂不好吗？

刚才你说到你们日本要革命，将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话讲得很正确。全世界人民都要走你所讲的这条道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埋葬到坟墓中去。

还有朋友提问题吗？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商量商量，这是座谈会。你们不是有五个团体吗？

佐佐木：（对日本人说）各团出一个代表讲话吧！

黑田：我与其说是提出问题，勿宁说是谈一谈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

主席：好！

黑田：日中友好运动，开始时只有社会主义者和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参加。最近，逐渐包括了广大的各阶层人民。这是日中友好运动的变化、特征，也是一个前进，值得注意。从政党来说，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是革新政党（在日本革新政党包括社会党、共产党），现在保守党中的一部分人也下决心参加日中友好运动了。从国民的阶层来看，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中小企业者。最近，连垄断资本中的一部分人，也要日中友好，特别是下决心搞日中贸易。

主席：我也知道，是个很大的变化。单是搞中小贸易，不搞大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

黑田：保守党内和垄断资本中有一部分人也开始搞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当然也有跟美国走的，因此在保守党和垄断资本内部发生了矛盾和分裂。这是最近的突出的情况。而且，这一部分垄断资本和保守党，不能和我们完全一样，这样要求他们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里就必须有斗争，那些没有决心向前看的一部分垄断资本家和保守党的背后，有美国的力量。美国在操纵他们。因此，同这部分反动的保守党和反动的垄断资本家进行斗争，实际上也是和美国进行斗争。整个说来，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成了国民运动。日中友好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民对中国抱有亲近感，有的表现出来，有的潜在着。这样一种感情是促进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日本人对美国没有这种感情，对英国、苏联也没有这种感情，对中国却有特殊的感情。

主席：中国人民也是这样，高兴和日本人民的代表们亲近，关心我们两国的关系。你们可以看到，到中国什么地方都可遇到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他们知道时代不同了，情况变化了。中国的情况变了，日本的情况变了，世界的情况变了。昨天我接待了几十位亚洲、非洲的朋友，也在这个地方（指接见的场所）。有十五位非洲的黑人和阿拉伯人，有十五位亚洲朋友，有一位澳洲朋友。今天你们是三十位朋友，昨天是三十一位。其中有日本朋友，就是他（指西园寺公一）。有两个泰国的代表。这个国家跟我们现在是对立的。这个国家来了两位代表参加平壤的经济讨论会。但是没有印度人。（会场活跃）你们以为印度人都是反对中国人的吗？不是。印度广大的人民同中国广大的人民是互相友好的。我相信，印度的广大人民也是和日本的广大人民友好的。就是他们的政府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控制，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很大。有三个国家援助印度以武器来打我们。这就是美国、英国、苏联。你说怪不怪？苏联过去与我们是很好的。自从一九五六年二十大以后，就开始不好了。后来就越来越不好。把在中国的专家一千多人统统撤退。几百个合同统统撕毁。首先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既然你反对，我们就要辩论。他们现在又要求停止公开辩论，那怕停止三个月也好。我们说三天也不行。（众笑）我们说，我们过去打二十五年仗，这里包括国内战争、中日战争二十二年，朝鲜战争三年，一共二十五年。我说，我这个人是不会打仗的，我的职业是教小学生的小学教师。谁人教会我打仗呢？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皇军，第三个是美帝国主义。对这三个教员我们要感谢。打仗，并没有什么奥妙的，我打了二十五年仗，我也没有受过伤。从完全不懂到懂，从不会到学会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们的军队和中国人民死伤总有几百万、几千万。那么，中国人不是越打越少吗？不！你看，现在我们有六亿多人口，太多了。要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公开辩论，是不会死人的。打了几年了，一个人也没有死。我说我们也准备打二十五年。我们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转告苏联朋友。罗马尼亚代表团就是来作这工作的，要停止公开争论。听说现在罗马尼亚和苏联也打起笔墨官司来了。（笑）

问题就是一个大国要控制许多小国，一个要控制，一个就反控制，等于美国控制日本和东方各国，日本和东方各国势必就要反控制一样。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也许你们赞成，让他们控制吧？（外宾表示不赞成）

细迫：我曾经长期坐过监狱。像我这样善良的好人被关在监狱，对有病的妻子，也不能照料。对这样恶劣的政府，我没有办法像主席那样宽大。这次来中国访问是从神户坐中国的“燎原”号货轮来的。日本的友好团体租了小船，打旗、奏乐来欢送。但日本警察方面的小船也在那里转来转去，采取了另外一种行动。我们来中国后，中国的政府要人和人民一道来欢迎我们。希望日本也能早日成为一个政府和人民能一起欢迎中国朋友的国家。

主席：你们从上海登岸的？

细迫：是的。像日本政府那样的坏政府应当早日打倒，建立一个人民政府，否则就实现不了真正的友好。我不能宽恕欺负我的政府。我年纪大了，想在我的遗嘱里告诉我的孩子，要他们打倒政府。

主席：多大年纪了？

细迫：六十七岁。

主席：比我小嘛！你活到一百岁，所有帝国主义都垮台了。你们恨日本政府、日本的亲美派，跟我们过去恨国民党政府亲美派——蒋介石是一样的。蒋介石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曾经和我们合作过，举行过北伐战争，这是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事。到一九二七年他就杀共产党，把几百万人的工会、几千万人的农会，一扫而光。蒋介石是第一位教会我们打仗的人，就是指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有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们自己犯错误，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

从三十万减到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荒哲夫：我提一个问题。先生刚才说两大国要控制世界。现在，日本有一个奇妙的现象。日本的冲绳和小笠原群岛被美国占领，但在北方，在我居住的北海道的左边有个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被占领的。据说，千岛是根据我们没有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划归苏联的。我们长期同苏联交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很想听听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主席：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一九五四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二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

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曾我：在三十个人当中，我们这一批人（社会主义研究所代表团）最年青，都是在第一线活动的。我们很想了解革命政党的建党和党风。我们都是社会党的左派。我们同社会党中央的改良主义者、结构改革论^[4]者进行斗争。

主席：你们有多少人？

曾我：全团十一人。从我们年青人看来，我们觉得社会党的干部、议员行动迟钝。也许因为他们年老。（主席插话：包括我在内了。）我们很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作风和党风，请讲讲。

主席：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比较熟悉。我们这一批人参加过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当过兵。从那时和那时以后，我读过十三年书，有六年读的是孔夫子，有七年是读资本主义。干过学生运动，反对过当时的政府。干过群众运动，反对过外国侵略。就是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党。既不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列宁。因此就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共产党。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后来，形势变化了，一九二一年组织了共产党。当时全国有七十个党员，选出十二个代表，在一九二一年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代表之一。其中还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叫陈公博，后来他们都脱离了共产党，参加了汪精卫政权。另一个，后来成了托派。这个人现在住在北京，还活着。我活着，那个托派还活着，第三个活着的就是董必武副主席。其他的都牺牲了，或者是背叛了。从一九二一年组织党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只晓得要革命，但怎么革命，方法、路线、政策，啥也不懂。后来初步懂得，这是在斗争中学会的。比如土地问题吧，我是花了十年功夫研究农村阶级关系。战争嘛，也是花了十年，打了十年仗，才学会战争。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后来，又花了十年时间。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们又用整风的办法，我们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路线，说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七次党代会上，终于将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发动进攻时，用四年的工夫把他们打败。

你们的问题是党的作风吗？首先是政策问题——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组织方面的政策。单有简单的口号，没有具体、细致的政策是不行的。

我说我的历史是从不觉悟到觉悟，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是马列主义者，那是不正确约。如果说我什么都懂，也不正确。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有很多东西不懂，每天都在学习。不学习、不调查研究，就没有政策，就没有正确的政策。可见，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曾相信过唯心论，有神论，而且我打过许多败仗，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些败仗、错误教育了我，别人的错误也教育了我。就是那些整我的人，教育了我。难道要把他们都抛掉吗？不！我们统统团结了。比如陈绍禹（王明），他还是中央委员，他相信修正主义，住在莫斯科。比如李立三，你们有人会知道，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我们这个党，几朝领袖都是犯错误的。第一代，陈独Ҽ，后来叛变了变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仲发和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向仲发叛变，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陈绍禹，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四年，为什么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三十万红军变成了二万五千，就是因为他的错误路线。第四代是张闻天，现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过驻苏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后来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义。以后就是轮到我了。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么四代，那么危险的环境，我们党垮了没有呢？并没有垮。因为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有了适合情况的比较，正确的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的政策，党就可以前进，可以发展。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我看那些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还不如你们，你们反对结构改革论，他们赞成结构改革论。我们和他们讲不来，和你们讲得来。

佐佐木：毛主席在百忙之中，对我们进行了有意义的谈话，谢谢。

主席：我讲了多久啊？两个多小时啦。

细迫：谢谢毛主席进行了富于教益的谈话。上次我随铃木茂三郎来时，毛主席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日本有一句谚语：“虽读论语，却不知论语之所以然。”由于毛主席贤明，所以虽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但是也懂得兵法，我们是无法和毛主席相比的，不过，听了主席的谈话，我想，不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可以从我们周围许多教员那里学习。

主席：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的很好的教员，逼你们想问题，开动脑筋。不过马克思主义也要读几本，修正主义的书也要读，唯心论也要读，美国实用主义也要读。不然我们就无法比较。你们如果不读结构改革论的文章和书，你们就不懂结构改革论。什么叫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第一项，根本的、主要的，就是军队。你要改革它，怎么改革？意大利人发明了这个理论，说要改革结构。意大利有几十万军警，怎么改法？第二个是国会。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国会议员。国会，实际上是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代表占大多数。如果你们占了多数，他们会想办法的，什么修改选举法等等，它是有办法的。比如，发签证不发签证，还不是你们的政府管。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发，他不发。今年八月六日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大会，有个是不是发签证的问题。并不是向你们发不发的问题，你们已经来了，还不是发了。我和你们一样，不相信结构改革论，也不相信什么三国条约^[5]。全世界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的政府都签了字，只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签字。有时候多数是错误的，少数是正确的。四百年前，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说地球是转动的，当时全欧洲人没有一个人相信。意大利的伽利略相信这个天文学，他也是物理学家。结果，和你（指细迫）一样，被关在监狱里。他是怎么出来的呢？签了一个字，说地球是不转动的。他刚出了班房，就说地球还是转动的。你（指细迫）没签字，你比他好。至于你对你的妻子没能照顾，那样的事多得很。我有兄弟三个，有两个被国民党杀死了。我的老婆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我有个妹妹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侄儿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儿子被美帝国主义炸死在朝鲜。我这个家庭差不多都被消灭完了，可是我没有被消灭，剩下了我一个人。中国家庭被蒋介石消灭的不知有多少，整个家庭被消灭的也有。所以你（指细迫）不要悲伤，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大家热烈鼓掌）

注释

^[1] 根据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在 1062名日本战犯中，中国政府决定仅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分 3 批对关押的 1017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至 1964 年，所有日本战犯被刑满释放或提前释放回国。

^[2] 廖承志，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

^[3] 赵安博，时任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

^[4] 结构改革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思潮。以陶里亚蒂（前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为代表。主张在保存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民主的合法途径，“逐步改变国家内部均势和结构”，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领导阶级”；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国有化”、“规范化”、“国家干预”，逐步达到“限制”、“粉碎”垄断资本，实现国民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宣扬无产阶级不必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5]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又称三国条约。1963 年 8月 5 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此条约并未禁止地下核试验。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几个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肘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梁、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1]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一段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经》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狙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焘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秦妇吟》，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王光美^[2]作了报告，她去搞了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无非是发几天烧。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则，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

（康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统统要下去。现在快要成为古董研究所，快要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

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以后，他们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

（康生：文学研究所对周谷城^[3]问题不关心。经济所孙冶方^[4]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5]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记录者注），提纲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记录者注），其它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6]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一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康生：《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这是陈独Ҽ那一套！

（康生：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

没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话丢了，听不到。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出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陈伯达：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7]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两种原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傅鹰^[8]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谈谈。（对陆平讲）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9]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实际的分析、综合。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叫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问他爸爸，他爸爸说，你不要问，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一顿，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们的？没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他影响。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他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ᩎ，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阶级斗争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个人），其它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军长刘戡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两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只讲概念，不行。）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作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康生：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像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我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铅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引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

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写一篇报导。

注释

^[1] 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2] 王光美，刘少奇之妻，时任刘少奇秘书。

^[3] 周谷城（1898 年-1996 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60 年代初，展开了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 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

^[4]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化名宋亮、孙宝山、叶非木、勉之等，无锡玉祁镇人。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院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5] 邓子恢，见本卷《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插话》注释^[11]。

^[6] 波格丹诺夫，见本卷第 47页注释^[51]。

^[7] 章太炎，见本卷《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插话》注释^[15]。

^[8] 傅鹰（1902年 1月 19 日-1979 年 9 月 7 日），物理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

^[9] 艾思奇，见本卷第 48页注释^[61]。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的谈话。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1]。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2]，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3]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4]没有讲清楚，墨子^[5]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6]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7]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8]。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9]。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末对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对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时期问题，科学家们还在争论。

(于光远: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

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富兰克林^[10]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动物中有灵长类，猴子就是灵长类动物，但也不知道制造棍子打果子。在动物的头脑里，没有概念。

(于光远: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样的看法行不行?)

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地球上的水，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上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11]，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京大学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能生长出来。人就是从鱼进化来的，人的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像鱼。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12]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13]，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14]。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15]。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煤炭燃烧的化学运动放出来的热，转化为使水蒸气体积膨胀的运动，然后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牛顿力学也在发展变化。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16]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17]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18]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科学家要同群众密切联系，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

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胞就不是我们生下来时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换了多少次。

曹雪芹^[19]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20]手里衰落的。康熙^[21]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

“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

细胞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是有结构的。在细胞以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22]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没有结果。

注释

^[1] 指《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一九六四年第三期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

^[2] 见《庄子·天下》。

^[3] 艾思奇（一九一○——一九六六），云南腾冲人，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

^[4] 老子，相传即老聃，姓李名耳，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庄子（约前三六九——前二八六），名周，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战国时期哲学家。

^[5] 墨子（约前四六八——前三七六），名翟，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

^[6] 张载（一○二○——一○七七），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北宋哲学家。李卓吾，名贽（一五二七——一六○二），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明代思想家、文学家。王船山，即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字而农，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哲学家。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

^[7] “双十条”，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本篇中所说的那一段话，指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审阅前十条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的文字的主要部分。一九六四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见本卷第 432页。

^[8] 这句话在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时在第十个问题中加写的一段文字里。

^[9] 星云假说，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一七五五年提出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10] 富兰克林（一七○六——一七九○），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者，科学家。

^[11] 指《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发表的郁之的文章《氢和氧化合成水是“合二而一”吗？》。

^[12] 哥白尼，见本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释^[20]。

^[13] 伽利略，见本卷《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释^[20]。开普勒（一五七一——一六三○），德国天文学家。著有《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4] 见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原词为：“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

^[15] 见张华《励志诗》。

^[16]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活动家。早年曾在日本学医。

^[17] 鲁迅，原名周树人（一八八一——一九三六），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早年曾在日本学医。

^[18] “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五反”，指一九六三年三月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19] 曹雪芹（一七一五——一七六三），名霑，字梦阮，满正白旗人，清代小说家。

^[20] 雍正，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一六七八——一七三五），一七二二年至一七三五年在位，年号雍正。

^[21] 康熙，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一六五四——一七二二），一六六一年至一七二二年在位，年号康熙。

^[22] 指勒柏辛斯卡娅（一八七一——一九六三），苏联科学院院士、细胞学家。

#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农是尖锐对立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同志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1]。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毛注

二

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

——毛注^[2]

三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注^[3]

四

这些人^[4]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5]

注释

^[1] 指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信中说的以下一段话：“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很长时期的不断斗争的过程。而克服我们企业管理部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又是促进上述过程的前提条件。”

^[2] 这个批注写在陈正人信中以下一段话之后：“这一次在这里，‘三同’实行得更认真一些。同吃，在厂职工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同劳动，固定岗位在总装工部第四小组，每星期劳动两个下午，并准备拜这个组的组长为师傅，学习装配修理拖拉机。

^[3] 这个批注写在陈正人信中以下一段话之后：“目前我所注意的问题，主要放在社教运动方面。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到后一步来研究。因此，这次送上的报告，只讲到运动有关的一些情况。这封信，我也只说到到厂后若干感想。如有新情况和新问题，再给你写信报告。（只有把社教搞彻底了，才能搞好管理。这样抓是对的。——薄一波注）

^[4] 在印发这段批注的时候，薄一波在“这些人”的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5] 这个批注写在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中以下一段话之后：“从环绕底盘车间发现的上述七大严重问题看来，这个单位以至全厂有关‘五反’方面的斗争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斗争也是极为复杂的。既要解决存在于人民内部之间的严重矛盾，又要解决存在于敌我之间的严重矛盾。这两种矛盾实质上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矛盾。要彻底解决这两种矛盾，只有坚决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刘主席的指示，大胆地放手发动群众，全面地、系统地、彻底地大搞一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幻想采取改良式的或一般的改革办法，肯定地说是无济于事的，要想把我们的企业建设成为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更是办不到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有关社会主义企业建设上的根本问题认识不足，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着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等等右倾思想，在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这段话中提到的七大严重问题是：1．有一个和车间领导直接联系的贪污盗窃集团；2．浪费国家资财十分惊人；3．严重破坏工人的政治、经济民主权利；4．重用坏人，同坏人和平共处，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5．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十分严重；6．在企业管理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7．暗藏敌人长期存在，活动猖狂。

同斯诺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斯诺^[1]:我来这里见主席之前曾看了主席的军事著作，联系南越军事专家的说法，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南越战争^[2]已经进入到运动战阶段，像中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

毛泽东:我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全国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起，那时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我们的军队也有一百多万。从规模上说，现在南越战争还没有那么大。你可以劝劝美国政府，何必这么搞?它一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人就学会打仗。但是，叫它走，它又不走。就说吴庭艳^[3]吧，我和胡志明^[4]都认为他还不错，应该帮他维持几年。可是美国将军认为吴庭艳很讨厌，把他干掉，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斯:当然现在南越解放军的人力不如中国的八路军和后来的解放军，但是西贡^[5]也没有蒋介石那么多的军队。

毛:没有那么多，也不懂得打仗，比蒋介石更差。

斯:是不是可以认为，南越有足够的力量能单独克服外来的干涉和反对当地反动派?

毛:我看是可以的，至少比我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候的条件好。我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没有外国直接干涉。现在南越的好处就是有两万名美国人在那里，这就能教育大部分的人民和军队里的战士以及部分军官。现在反对美国军队的那些人，并不全是解放军，吴庭艳也不赞成美国，现政府军队中也有些人不赞成美国。

斯:很明显。

毛:他们吵得厉害。

斯:有可能使南越军队的一部分人参加越共?

毛:是的，像傅作义^[6]一样，像新疆的陶峙岳^[7]和湖南的程潜、陈明仁^[8]一样。

斯:从我前次来中国后，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非洲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的新兴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否比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

毛:你说呢?我也不大清楚，我又没有到处走。你到处走，是怎么想的?我想请你当教员，把国际情况讲一讲。

斯:我相信主席可以回答，我无法回答，或者只好等主席的下一本书了。从主席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主席特别重视的那些事件，从这里是否可以认为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的新兴力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我看美国总统也是这么说的。前任总统多次说，美国、加拿大、西欧问题比较少，问题严重的是地球的南半部。肯尼迪^[9]多次讲话都讲这个问题。他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当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得解决的时候，阿尔及利亚人问我，我的著作他们利用，法国人也利用，怎么办?说这话的是当时的总理阿巴斯，他访问过中国。我说，怎么利用?我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书，只能适用于人民的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蒋介石也研究我们的材料，我们的许多材料在战争中被蒋介石得到，但是无法挽救其失败。法国人也没有因为看我的书而挽救其失败。现在我们也研究美国的军事著作。美国驻南越大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写了一本书，叫《不定音的号角》。看他那本书的意思，他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够用这种东西制胜。他要争陆军的人数和用费，但是同时说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发展。他说陆军是需要的，要保持八十至九十万人。陆军要坚持陆军的人数，空军要多搞飞机、多搞核武器，海军有海军的主张。他代表陆军，要争取陆军的优先权。现在他又得到在南越实验的机会。他是去年六月去南越的，还不到一年，不如在朝鲜呆得久。他会取得经验的。我已经看到美国军队怎么对付南越游击战争的条例，无非是讲南越游击战争的许多长处和许多缺点，然后说消灭游击队是有希望的。

斯:美国人的弱点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毛:可能是。就是南越政府不得人心，无论吴庭艳政府也好，当今政府也好，都是脱离群众的。帮助这种不得人心的政府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仅我讲的话他们不听，你讲的话他们照样也不听。

斯:过去没有听我的话，所以我认为他们才有那么多的失败。现在可以看到亚非拉同发达国家在军事、经济方面的距离越来越大，同时，新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使距离更大了。这是不是主要矛盾?所以法国的政策有改变，是不是不仅为了抵抗美国，还为了适应这个主要矛盾?

毛:我也同法国人讲过。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我问他们第三世界究竟包不包括法国，他们说不包括。现在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所谓发达国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从来没有一致过。例如发达的英、法、德、意、日之间，就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这还不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打吗?其目的是争所谓不发达的国家。它们为什么要打，是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吗?你没有参加这个战争，你们前任总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任总统也参加了。

斯:那时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

毛:呆了多久?

斯:两年半。战争结束后，在英国、法国呆过。我从未打死过人，我倒有几次几乎被打死。

毛:那么危险!也跑到前线去?

斯:战地记者是战争的附属品。在俄国我没到过前线，在德国、法国到前线去过，打斯大林格勒时去过斯大林格勒。

毛:打前还是打后?

斯:希特勒^[10]军队投降时去的。

毛:那时希特勒可了不起，差不多占领了整个欧洲。除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一线以东之外，整个欧洲几乎都被他占领了，但是英国不包括在内。他还占领了北非洲。希特勒犯了错误，如果敦刻尔克^[11]之后他的军队跟着进去，英国也毫无办法。这是一位英国首相^[12]在日内瓦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的。那时英国根本没有兵了，到处没有设防，可是就是因为有英利海峡，德国不敢过去。

斯:希特勒急于打俄国。关于中美关系改善有没有希望?

毛: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斯:在延安时?

毛: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同你差不多，是个民主人士。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搞起共产党来了。总之，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开始还有军阀的压迫，这是事实。

斯: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

斯:美国不能说完全没有封建主义，南北战争^[13]的原因之一就是反封建。

毛:就是为了争劳动力，所谓解放黑奴就是开放劳动力市场。

斯:美国南方封建主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是很深的。

毛:现在南方还比较落后一些。

斯: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斯:主席一定会听到有人说，主席认为如果发生一场核战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全部消灭，中国还留下几亿人口。

毛:你说怎么样?

斯:实际上已由主席间接回答了，在中国同苏联的论战文章里也提到了。

毛:怎么回答的，我也忘了。

斯:我恐怕也忘了，不过我记得有一篇文章里说到，这是撒谎，是硬把这些话加到主席身上的。

毛:怎么说的?

斯:说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还会留下几亿人口。这是一位南斯拉夫人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访问中国时，主席向他说的。

毛: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我说过。我记得说的是，我们是不要打仗的，我们没有原子弹，如果别的国家要打，全世界可能遭殃。遭殃无非是要死人，死多少，谁也不知道，总要死一些。我不只是说中国。我就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全人类毁灭，什么都毁灭了，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了。这是同尼赫鲁^[14]在北京的一次谈话里谈到的。他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任，他知道原子武器的厉害。我说可能不是如他所说，核战争后会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这个政府倒下去了，那个政府又会起来，总会有人起来的。我没有说过全世界都会毁灭。听说你们有个电影叫《在海滩上》。

斯:那是假想小说，说全人类毁灭了。

毛:这怎么得了啊!赫鲁晓夫^[15]说，他手里有一种弹，一种什么死光^[16]，可把整个人类、动物、植物统统消灭光，后来又说没有讲过，几次否认。我不否认我说过的话，你不要替我否认这个所谓谣言。

斯:我的书里也说主席也可能这么说的，目的是看看对方的反映怎样。

毛:这是因为有一位大国政治家说，那时将找不到任何政府了，我反驳他的意见。

斯:就是在这样情况下第一次提的?

毛:是的。这是一九五四年十月的事。美国人说什么原子弹毁灭性严重，赫鲁晓夫也说得很神气，他们都超过我，我比他们落后了。是不是这样?相当落后。最近看见报道说许多美国专家访问比基尼岛^[17]，他们登陆后看到老鼠照样在跑来跑去，鱼照样在湖里游来游去，井水还能喝，植物茂盛，鸟类很多，专家在进岛时要开辟道路，砍掉树木。这是在这个岛经历过十二年的核武器爆炸试验，隔了六年再去的。爆炸之后大概有一两年生物是倒霉的，然后又生长起来。为什么老鼠根本不受影响，没有毁灭?因为它们钻到洞里去了。植物为什么那么多，不受影响?大概死了不少，剩下一点又生长起来，经过几年又大大发展起来。

斯:我看过一部电影，在氢弹爆炸不久，生物都死光了，海龟跑到岸上去下蛋，但是不生小海龟。

毛:过几年可能又会生的。对人类是不是也这样，就不知道了。

斯:甲虫生命力最强。

毛:总之，对那地方的鸟、树、海龟说来，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可能人类要比它们脆弱一点。

斯:人对自己制造的毒素更易受灾。蚂蚁认为自己统治世界，它是世界之主。

毛:什么人在蚂蚁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蚂蚁还是比较大的动物。细菌是在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全世界只有这么多的人，三十多亿。但是据土壤学家告诉我，每亩地里含有细菌四百公斤。没有细菌不能造成土壤，也不能生长植物。所以不要看它那么小，什么人的身体里它都能钻进去，不管你是总统也好，新闻记者也好，它可厉害了。

斯:细菌根本看不见的。

毛:人离开它是不能生活的，不知人体中有多少细菌，医学上说，有大肠杆菌，口腔里有真菌，没有它对人很不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一致的意见。美国专家在比基尼岛的调查是很好的材料，我们把这个材料印发给人大代表看了。

斯:这是公开报告?

毛:不是，是一个中国人引用美国专家材料写的一篇通讯，那篇通讯登在香港的《新闻天地》上。

斯:虽然如此，主席并不是认为核战争是件好事?

毛:对。根本不要打核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

斯:看来亚非拉地区越来越近代化，革命越来越发展。

毛:可能。

斯:亚非拉国家的革命是不是可以在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完成?

毛:完成就难说了，可能要相当长的时间。

斯:关于印尼退出联合国问题，中国表示支持。这是否会为其他国家退出联合国开创先例?

毛:开先例的是美国。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提出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进入。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不是也很好吗?印尼退出联合国，也是它觉

得参加联合国没有什么好处。

斯: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

毛:不能。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国家要我们进去，而我们不进去，不是要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了吗?但我们要联合国撤销中国是侵略者的诬蔑，同时要指出美国是侵略者，你看这个理由行吗?中国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说美国是侵略者，它不会同意的。现在我们还不想进去，美国也不愿意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了，美国会感到碍手碍脚。在这点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现在还是让蒋委员长留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吧!这些话你可不要报道，我们还没有公布过。

斯:是不是可能有一个没有美国的联合国?

毛:亚非会议^[18]就没有美国参加。

斯:还有新兴力量运动会^[19]。

毛:中国很大，自己要办的事很多，也很忙。中国也是一个“联合国”。我们这个“联合国”接待你，那个联合国还没有接待过你吧?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中国?

斯:再过几天就走。这次我回去，约翰逊^[20]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你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吗?

毛:没有。

斯:我也可以把这句话捎给他。

西方有些“毛学”专家，互相展开争辩，观点各有不同。我不久前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会，会上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是一些什么人?出版商吗?

斯:主要是大学教授，俄文、中文专家。辩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真的在一九三七年写的，是不是在《辩证唯物主义》^[21]小册子之前写的。

毛: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当时大家都去前线打日本了。

斯:当时有时间做研究工作?

毛: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

斯:《矛盾论》是讲演的一部分?

毛:就是。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

斯:是在写《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

毛:我不记得写过那样一本小册子。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

斯:这两篇文章是同时写的吧?

毛:先后不久。

斯:是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吗?

毛:不是一九三八年，三八年忙起来了，是一九三七年。

斯:现在我可以告诉那些教授们，主席自己是怎么讲的。教授们在进行学术性辩论时，可能还坚持他们的看法。主席看过黑格尔^[22]的文章吗?

毛:看过一些，还有费尔巴哈^[23]的。海克尔写的一本书^[24]里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他不承认他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

斯:什么时候读的?

毛:那很久了，是打游击战争的时候。

斯: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毛: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斯:一千年是很长的时间。

毛:今后的一千年比过去的一千年可能变化大。

斯:深刻的技术革命，征服宇宙空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你可能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毛: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斯:现在中国强调在青年中保持革命精神。重要的是否在于给类似国家树立榜样，促进其他国家革命，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最后的安全?

毛:青年们没有见过地主剥削、资本家剥削，也没有打过仗，没有看见过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当时也只有十岁左右，对旧社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由他们的父、老年人讲一讲过去，很有必要，不然不知道过去那段历史。你刚才说的最后这一点，很难讲。你讲有什么安全?现在不是在说裁军吗?究竟哪一年裁军了?不是讲普遍、彻底裁军吗?过去苏联讲，现在美国也讲，我们也赞成过普遍裁军。事实上，现在是普遍、彻底扩军。嘴里说普遍裁军，实际上普遍扩军。

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5]就是这样，现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毛: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有那么多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稍微有一点也好，做些科学实验。

斯:主席曾经说过，在江西打倒土豪劣绅时，他们说苏维埃先生是个很坏的家伙。而且在中国整个革命发展过程中，西方都在讲社会主义先生制造很多麻烦，现在又归结于中国的原子弹。

毛:这证明我的“名誉”不好，中国政府、中国党的“名誉”都不大好。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中国，搞反华高潮?我们还措手不及，突然肯尼迪不见了。越南人民还措手不及，吴庭艳不见了。再一个措手不及，赫鲁晓夫下台了，真是天晓得，而且搞得那么彻底，他的书、照片一概收起来了。

斯:好多欧洲的党批评苏联党用这种办法把赫鲁晓夫搞下台。

毛:我们这里赫鲁晓夫的照片没有多少，书店里照样有赫鲁晓夫的书。世界没有赫鲁晓夫还行!赫鲁晓夫阴魂不散，他这种人总是有的。

斯:现在的苏共新领导能不能说是三七开，七分是对的?

毛:苏共现在的领导?这很难说，我不讲这个话。外面讲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斯: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

毛:可能有点，但是不多，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斯: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斯: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曾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

毛: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是会接近起来的。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

斯:我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发生大战。

毛: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斯:美国常说，南越战争要扩大到北方。

毛:最近腊斯克^[26]纠正了他的说法，说他没有讲过这种话。

斯:当然，我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听我的话。美国有一位议员叫丘奇，他现在提出对美国干涉别国的政策要进行一次大辩论。他是约翰逊的好朋友。美国统治者不了解主席，我本人恐怕也不了解。

毛:怎么不了解?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

斯:打南越战争的美国人在说，如果美国撤出南越，中国将占领整个东南亚。

毛:怎么占领法?我们的军队去占领，还是当地人民去占领?中国人还是占领中国。

斯:中国在南越有没有军队?

毛:没有。

斯:腊斯克说，如果中国和北越放弃在东南亚的侵略政策，美国就撤出南越。

毛: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

斯:过去说中国受俄国支持，现在说南越受中国支持。

毛:中国内战取得胜利，主要是靠美国的武器，这证明没有什么外国正面的支持。实际上，南越是从美国取得武器。去年以来，他们不仅能取得武器，还补充兵力，经常俘虏南越伪军。这同过去我们兵源之一是蒋介石的军队一样，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一经俘虏就能参加我军作战。

斯:为什么?

毛:他们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当兵的，他们不喜欢国民党。

斯:还有一点，中共和全国老百姓是一致的。

毛: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是贫苦农民。我们的办法是，花几天工夫开诉苦大会、祭灵大会，谁家有人被国民党害死，就把死者的名字写在纸上祭灵。这样解决问题后，他们就参加了我们的军队，换上一顶帽子。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戴我们的帽子呢?因为他们怕打死了以后，被人错认为国民党的兵。从头上这顶帽子就可以认出来他们是我们的人了。

斯:在很大程度上，南越就是这种情况。

毛: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反对封建主义。美国没有封建制度，有殖民主义——英国，等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反对英国。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美国发生独立战争^[27]，就是因为受英国的压迫。美国独立战争差不多有二百年了吧?

斯:美国独立战争时有很多革命家，提出的口号同后来法国大革命^[28]提出的口号一样。那时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共和国。当时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同今天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一样。

毛:华盛顿^[29]的“名誉”不好，我们可以追认他为“共产党”。

斯:中共会把他看成是个反动的人，所以不会让他参加党。

毛:不能参加共产党是一件事，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华盛顿所起的革命作用，我们应当承认，他当时起了很先进的作用，是很进步的。还有林肯^[30]也一样。

斯:林肯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也是伟大的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毛: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斯: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毛: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斯:主席能否给美国总统也提些建议?

毛:这不好提。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

斯:美国军队差不多有一半在外国。看样子，好多在外国的美国军队变成了当地人民的人质。

毛: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这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要美国撤兵困难，不撤也困难。哪里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要派兵，就这么调来调去。有的时候我们故意这么一叫，例如打金门几炮，就是因为我们打那么几炮，它觉得第七舰队不够了，把第六舰队开过来一部分，把旧金山的海军也开一部分过来。我们又不打炮了，美国军队来了没事干，又要开回去。所以美国军队是可以调动的，叫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有点像蒋介石的军队，叫它怎样就怎样。

斯:美国军队总要有点事干才行。

毛:有事干的。美国垄断资本就要到有些地方去帮反动派的忙，叫它不帮不行，一定要帮，最后它一定要走，像帮助蒋介石一样。过去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京都有美军，后来都走了，而且走得很快，我们军队同它还隔好远，它就赶快走。那时英国就很蠢，派军舰到南京去接兵，被我们打着了。^[31]问题是中国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蒋介石总打败仗，又有强大的解放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美国就呆着不走。

斯:只有在同样情况下美国才会从南越撤走?

毛:美国在南越的军队现在不走，可能再打一两年，但美国感到没有味道了，

走了也难说。

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周恩来总理的话，总理同我说，美国军队撤走前，不可能通过开会解决南越问题。是这样的吗?

毛:我不晓得总理怎么讲的，恐怕两种可能性都要讲。军队撤出前可以谈，军队撤出以后也可以谈。或者根本不谈，南越把美军赶走。甚至谈了美军还不走，像它在朝鲜那样。在日内瓦也是谈过的。日内瓦会议^[32]后，美国把兵开进南越代替法国军队。老实说，美军留在南越是件好事，它锻炼了南越人民，使解放军壮大。只有一个吴庭艳是不行的，就像中国单有一个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而且占领八年之久，才能锻炼中国人民。

注释

^[1] 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

^[2] 南越战争，即越南战争。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为了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宗主国地位，破坏日内瓦协议，在越南南方扶植建立以吴庭艳为总统的亲美的“越南共和国”。一九六一年，美国对南越发动由美国出钱出枪、南越吴庭艳集团出人的“特种战争”，镇压越南南方军民的武装反抗。一九六五年初美国一面对越南北方大规模连续轰炸，一面向越南南方增派大量军队，把侵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

^[3] 吴庭艳，见本卷第 465页注释^[9]。

^[4]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5] 西贡，这里指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其统治中心在西贡。

^[6] 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荣河安昌村（今属临猗）人。曾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

^[7] 陶峙岳（一八九二——一九八八），湖南宁乡人。曾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九月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8] 程潜（一八八二一——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九年八月与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省长等职。陈明仁（一九○三——一九七四），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一九四九年八月与程潜率部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9] 肯尼迪，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任美国总统。

^[10] 希特勒，德国纳粹首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11] 敦刻尔克，是法国北部一海港城市。这里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事。一九四○年五月，德军进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侵入法国，击败英、法军队。英国远征军二十二万人、法军二十万人被迫退到比利时、法国沿海地区，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四日，英军及部分法军共三十多万人从敦刻尔克地区越过英利海峡撤往英国。虽然撤退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但保存了有生力量。

^[12] 指艾登。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时他任英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任英国首相。

^[13] 南北战争，指美国南北战争，也称美国内战，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经过这次战争，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4] 尼赫鲁，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四年任印度总理。

^[15] 赫鲁晓夫，原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16] 死光，即激光。

^[17] 比基尼岛，是马绍尔群岛中的一个珊瑚岛，一九四七年成为美国托管地，曾经是美国的核试验基地。

^[18] 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共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19] 新兴力量运动会，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二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国家及地区参加的运动会。参加运动会的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千余名运动员。

^[20] 约翰逊，当时任美国总统。

^[21] 指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而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来，毛泽东将其中的两节，整理成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

^[22] 黑格尔（一七七○——一八三一），德国古典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辩证法大师。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等。

^[23] 费尔巴哈（一八○四——一八七二），德国古典哲学家，唯物主义的代表。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等。

^[24] 指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海克尔（一八三四——一九一九），德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卓越代表之一。他在《宇宙之谜》一书中，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试图根据最新的科学成就建立严整的唯物主义体系。

^[25]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组成的军事集团。一九四九年四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同时宣布成立。希腊和土耳其于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和西班牙分别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八二年正式加入该组织。

^[26] 腊斯克，一九○九年生，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7] 美国独立战争也称北美独立战争。一七七五年起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先后进行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脱离英国。英国战败后，被迫在一七八三年签订《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

^[28] 法国大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在法国封建制度极端腐朽，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与广大的第三等级（农民、城市平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爆发的。这次革命推翻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推动了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29] 华盛顿(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美国第一任总统。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装备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

军，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一七八九年当选为总统。

^[30] 林肯（一八○九——一八六五），美国共和党人，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任美国总统。他领导了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颁布了著名的《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

^[31]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二百五十多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七月三十日夜紫石英号军舰逃出长江。

^[32] 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一九六五年五月）

*1965年 5月 21 日-29日，时隔三十八年，七十二岁的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在当年革命烈火燃起的地方，领袖心怀执政党的崇高责任和人民群众的深切重托，结合我国和世界的现实，发表了这篇令人深省的重要谈话。

一 五月二十一日的谈话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而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一九二七年快过年的时候考察农民运动，又来到醴陵，住在县农会的先农坛。农会负责人是孙筱山，罗学瓒是县委书记，他们睡在一个房里。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1]失败了，大革命也失败了。失败教训了我们。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说，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你（张平化）懂得了这些历史，就懂得了北戴河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不太清楚，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二 五月二十三日的一段谈话

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 30 多倍，美国是 20 多倍。我们比苏联、美国好一些，但比战争年代区别大多了。我们高级干部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刘俊Ҽ同志，你还能不能当农民。王卓超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当战士？

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这条路比井冈山时期还要难。搞不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苏联不就是这样吗？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

三 五月二十五日重要论断

你（张平化）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2]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 ；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注释

^[1] 萍浏醴起义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同盟会影响下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1905 年湖南发生水灾，官僚豪绅乘机哄抬米价，饥民载道。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纲领，确定了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主力。12 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推举会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以同盟会的政纲为号召。起义军声势浩大，屡败清军。清政府调集湘、鄂、赣及江宁（今南京）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失败，刘道一等死难。

^[2] 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的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同医务人员的谈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五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反对折衷主义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浙江省委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那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呢？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现在我来讲一讲折衷主义的特点。

折衷主义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二为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活的思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这就是重点论。有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又如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

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衷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

把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或者主张轮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这些人认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年突出政治，明年突出业务”，“闲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是错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折衷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的混合论、调和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是根本不相容的。折衷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对立的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折衷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

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就是斗争的调和论和混合论。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争的，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争，敌我不分。你们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子表现得很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这个地主分子，这件事经理知道了，经理就找这个党员谈话，批评这个党员说：“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你这样一斗他，他就更想国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个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别人有缺点，见到有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评，不斗争，听之任之。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则的暂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合论，就是修正主义、折衷主义。一旦臭味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折衷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混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衷主义的时候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像满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这不过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衷主义的货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其实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昤。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的话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去了，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很不舒服似的，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感到奇怪。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是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以上讲的是折衷主义的五个特点。

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与倾向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1]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2]，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ᩎ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3]，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4]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廸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拋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5]、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注释

^[1] 吴晗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鼓吹“老百姓应指望清官”。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2] 孙达人，浙江富阳人。1957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验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陕西省副省长。著有《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等。

^[3] 戚本禹，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文章指出，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

^[4] 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指出，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海瑞不过是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5] 杨献珍（1896年-1992年），湖北十堰人。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