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1904—197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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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传（1904—197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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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一章走出广安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后曾改名邓希贤。一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一个小地主家庭。广安位于四川省的东部，春秋时期属巴国，是巴文化发源地之一。宋开宝二年，在渠江县境秀屏山（亦称翠屏山、银顶山）下的浓洄镇置军，取 “广土安辑” 之意，命名为广安军，隶属夔州路。 “广安” 地名由此而来。元代设广安府，明清两代设广安州，一九一三年改设广安县。广安，西距成都二百公里，南距重庆一百余公里。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是川东北主要的粮食产地， “所产之稻米包谷香尤滋润，号称金羹玉饭” ，故有 “ 金广 ① 安” 之称。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金广安，黄白莹莹然，桑麻榆枣丰，沃野无闲田。金广安，庶民百姓，忠介质朴，不畏水旱，抗拒凶顽，名冠天府，点染好家园。” ① 清末编写的《广安县志》。

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的家在广安县城北面约七公里处。这是一座有着典型川东北民居风格的农家三合院，坐东朝西，当地人称 “邓家老院子”。房子为木穿斗结构，青瓦粉壁，共有十七间，历经邓小平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才盖成这样的规模。邓氏家族在广安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洪武年间。据《广安州新志》记载： “邓氏旧志，其先本江西庐陵人。明洪武中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入川，遂籍广安州北姚平家焉。” “其祖墓均在姚平，有宗祠。” 邓氏家族在广安世代繁衍，邓小平是第十九代。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达，勤劳、俭朴。祖母戴氏会纺纱织布。传到邓小平父亲手上时，有一百二十挑谷地。后来，他的父亲又新置了一些地，到邓小平出生时，已是一个拥有二三百挑谷地的小地主了。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一八八六年，出生时父母都已年过四十。邓绍昌十二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独自挑起持家的担子。她虽然是一位农村妇女，但颇有见识，省吃俭用，想方设法让儿子念书，甚至不怕花钱把儿子送到成都就读，期望儿子日后能获得功名光耀门庭。但是，由于时局动荡不安，邓绍昌在成都法政学校只念了一年多时间，便回到老家务农。邓绍昌先后娶过四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张氏，婚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第二个妻子淡氏，生三子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十岁时病死）。淡氏于一九二六年病故。第三个妻子萧氏，生子邓先清。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上船工的女儿。前夫病死后，她带着一个女儿（即邓先芙）改嫁邓绍昌，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邓先蓉（十多岁时病死），

第一章走出广安３小女儿邓先群。一九四九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军解放重庆后，邓小平把夏伯根从广安老家接到重庆同住。她从此和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直到二○○一年去世。邓绍昌有一些文化，特别是在成都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见过世面，加之为人豁达、讲义气，经常参与一些 “场面上的事”，在当地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和影响的人。早年，他曾参加当地民间帮会组织——— “ 哥老会” （在四川又叫 “ 袍哥会”），在协兴场的 “袍哥会” 中先后当过 “三爷”、 “掌旗大爷” （即头领）。辛亥革命时期，他率众参加过广安的武装起义。一九一四年，他当上广安县团练局长、八县联防副指挥。他当官的时候，家境是殷实的，除了他挣来的钱 “可以补助家庭的需用” 外， “还有每年几十石租及几万株桑的收入” 。军 ① 阀混战时期，政局多变，当官就像走马灯似的，邓绍昌任职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他得罪过的一些人在广安当政后他就被撤换了。他在家乡呆不住了， “逃难在外约七八年之久”，很少回家， “家庭的经济亦随之而逐渐破产” 。一九三六年，邓绍昌 ② 客死他乡，不满五十岁。家里人为他在离邓家老院子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块墓地安葬。邓绍昌对孩子们很严厉，甚至有点苛刻，动辄打骂，孩子们都很怕他。但他有胆有识，有维新思想。他对孩子们寄予很大的希望，为了能供儿子读书，不惜卖掉田地。他力主把邓小平送到国外留学，希望儿子能有大的出息。邓小平在法国参加革命活动后生活窘迫，他卖谷子、卖地寄钱接济。邓小平寄回来的一些宣传革命的书刊，他也帮着收藏。 ①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②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多少年后，邓小平在谈到父亲时说了四个字 “ 进步党人”。他的弟弟邓垦是这样评价父亲的： “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 ① 邓小平的母亲淡氏，是广安望溪乡淡家坝人。淡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个富裕人家。一九○一年，邓绍昌和淡氏结婚时，淡家的陪嫁不薄。今天在邓小平故居陈放的一张雕龙刻凤的大木床，就是当年淡氏的陪嫁之一。淡氏在家中居长，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淡以兴与邓小平同岁，儿时和邓小平一起念过书。解放后，邓小平的家人对他常有接济。一九八六年一月邓小平在成都还和他见过面。淡氏虽然没有念过书，但贤惠通达，勤劳能干。嫁到邓家后，她照顾年迈的婆婆，哺育幼小的子女，把家中的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成为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邓绍昌和淡氏结婚后，经常在外，对家里的事不太关心，里里外外、大事小事主要靠淡氏。淡氏操持着将一些田地佃给缺地的农民耕种，还承担了织布、养蚕、喂猪等家庭生产劳动和洗衣做饭等家务。她同邻里和佃户都处得非常好。乡亲们碰到什么难处向她求助时，她都是尽力相帮，在协兴场一带有很好的口碑。淡氏特别爱孩子。每当邓绍昌打骂孩子时，她总是出来为孩子说情，或请婆婆出来劝止。遇到兵荒马乱的日子，她带着孩子们东躲西避。她口才很好，能言善辩，喜欢摆 “ 龙门阵”，总能把一件事说得有声有色，把一些道理说得有根有据。邓小平和姐姐弟妹们从小就爱听母亲讲故事，从母亲讲的故事 ① 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５月。

第一章走出广安５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淡氏对邓小平寄予很大的希望。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 ① 邓垦后来也回忆说： “我母亲也非常爱小平，他是长子。当时因为我们家里困难很多，父亲长期不在家，当时维持这个家庭是困难的。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 ② 一九二四年，淡氏接到邓小平从法国写来的信，知道儿子不能回家也不能照顾家了。她很失望，两年后病逝。家人们在她的墓前立了一块碑，碑上刻写的子嗣的名字，领头的就是她生前梦魂牵挂的大儿子邓小平。邓小平敬重、感激、怀念母亲。晚年，他回忆说，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邓小平一岁的时候，父亲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和一个姓唐的地主人家的女孩定下了一门娃娃亲。父母企盼着他能够早些长大成家，早些为邓家传续香火。就是这门亲事，后来曾引起他与父亲之间的激烈冲突。一九○九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不久，五岁的邓小平被送到设在本村的私塾发蒙念书。私塾离邓小平家不远，当地人称为 “翰林院子”。这个院子是邓小平同族先辈邓时敏修建的。邓时敏雍正十年中举，乾隆元年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以编修，后升为侍讲，乾隆十年升大理寺正卿。清嘉庆年间朝廷为褒奖他和另一位广安籍 ①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② 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５月。

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家老院子。邓小平出生在这里，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在这里度过。

第一章走出广安７高官郑人庆的功绩，在村中敕建了两块神道碑和一座牌坊， “牌坊村” 的名字由此而来。 “翰林院子” 是一个有三十六间房的大四合院。院子中有一个小天井，还有一个戏台。邓时敏曾把这个院子的一部分辟为学馆。他去世后，由于家道败落，院子卖给了外姓人家，但学馆还是保留下来了，后人办学不辍。私塾先生与邓小平的父亲同辈，叫邓绍明，是一个守旧的人。邓小平入塾的当天，他就对邓绍昌说，孩子名叫 “ 先圣”，对孔老夫子有些不恭。他自作主张将 “先圣” 改为 “希贤”，邓绍昌也认可了。 “邓希贤” 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一九二七年。私塾教学生就是读课文和写字。读课文，主要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初级启蒙课文。邓小平理解能力强，记忆力好，一篇课文很快就能背诵和解答，常常受到先生的夸奖。练写毛笔字是每天的必修课。开始时是塾师把写好的样字发给学生，学生用纸蒙着描。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学生就可临着写。邓小平学写字很认真，回家后也反复练习。他的毛笔字作业常常被先生画上大红圈圈，也常常因此得到母亲奖励的煮鸡蛋。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很好的功底。邓小平在私塾里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他不仅自己学习刻苦认真，还乐于帮助同学。同学胡德银毛笔字总是写得不好，老挨先生批评。邓小平常常在放学后留下来，和胡德银一起练字，帮助胡德银纠正笔画，掌握要领。胡德银因此和邓小平成了好伙伴。几十年后，他还念念不忘儿时邓小平对他的帮助。邓小平在私塾念了一年多后，父亲决定把他送到在协兴场

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开办的初等小学读书。协兴场离邓小平家大约有近两公里。这是一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圩场，有一条直街，街面用青石板铺成，街两旁是一些小店铺。农历每月逢二、五、八赶场日，四周各村的老百姓来这里赶圩，很是热闹。协兴场的初等小学，是由当地曾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胡光白和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等创办起来的，属于新式学堂。邓绍昌和胡光白把学堂办起来之后，四处动员孩子入学。后来和邓小平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的胡伦就是邓绍昌动员上学的。学堂位于圩场的中心，是由一座旧祠堂改建而成的，有四大间校舍，可容纳百十个学生。邓小平入学时学堂有三个班，他被分在二班。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体操（即体育）、图画等。学堂刚办起来，教学还不正规，教师也多是临时找来的。邓绍昌也在这里教过课。从私塾转到新式学堂读书，邓小平很有兴趣。学堂的教学内容比私塾确实丰富多了。老师大多是当时协兴场一带公认的新文化人，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从他们那里不仅能学到新知识，还能经常了解到一些新鲜事情。体操、图画课特别有趣。国文课也不再是从早到晚枯燥乏味的诵读。老师从四书、五经中选择一些课文给学生们讲授，有时还撇开书本，给学生们讲一些来自野史和小说里的故事。国文教师邓俊德，是邓小平的远房堂叔，排行第三，当地人称邓三先生。他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明白人，对于清廷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愤愤不平。他在讲国文课时，常常给学生们讲起历史上的一些民族英雄，讲一些反清的道理，还讲到西方列强是如何侵略中国的。这些都给童年的邓小平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第一章走出广安９邓小平每天走着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小路去上学。一遇雨天，泥泞不堪，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开始的时候，祖母和母亲心疼他，怕他摔坏身体，遇到雨天就劝他不要去学堂，但雨再大他都坚持要去上学。家里只好给他在圩场上找了一户人家让他去搭午饭，以免来回跑。邓小平为了节省，不肯去搭伙，下午总是饿着肚子上课，家里只好让他中午还是回家吃饭。这样，几里的路程，每天两个来回，寒来暑往，风雨无阻，磨练了童年邓小平的意志。邓小平懂得孝敬大人，对姐姐弟妹们也非常关心爱护。放学后回到家里，他经常帮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和照看弟妹。母亲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好帮手。他时常把祖母和母亲给他吃的或玩的一些东西，拿出来与姐姐弟妹们一同分享。在家里他经常背诵课堂上学到的诗文给姐姐弟妹们听。后来他在县城上高小时，常常省出一点零花钱，放假回家时给祖母、母亲和姐姐弟妹们买点乡下见不到的小礼物。他一生都保持着对家人的这种感情。一九五○年，他不仅把继母夏伯根接到重庆同住，还把同父异母的妹妹邓先群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邓先芙也接到家里一起生活。后来，还常常把妹妹们的孩子接到家中住上一段时间。关于少年邓小平，他的弟弟邓垦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那个家乡，有一个姓刘的地主，和我们家有些来往。那个时候我父亲不在家，家里很困难。到了过年时要写春联，那个地主有文化，字写得不错。有一年春节，我们家买了张红纸，请他写个春联。那个家伙很坏，他就写了几句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姐姐她们都不识字，不知道啊。小平看到了之后很生气，把它撕掉，自己又买了张红纸。他那时候还

１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很小啊，自己来写，写个门对子贴上去。” ① 邓小平的母亲后来经常用这件事教育他的弟弟妹妹，鼓励他们向大哥学习，做人要有骨气和志气。邓小平少年时期，正值辛亥革命前后。那个时代曾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四川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一九○五年孙中山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之后，四川便成为同盟会活动比较活跃的省份，广安也成立了同盟会组织。一九一一年，在邓小平刚进入协兴场初级小学读书的时候，四川爆发了后来成为武昌起义导火线的 “保路运动”。四川民众愤怒抗议清政府企图将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西方国家。六月十七日，在成都成立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各州县相继成立保路同志分会。广安各界各阶层的进步民众也加入了保路运动的行列。在协兴场，邓小平和同学们一起唱《来日大难歌》，鼓动民众参加保路运动。同盟会领导的武昌起义成功后，四川各地不断爆发武装起义。十月二十七日，川东北的革命党人在曾省斋的率领下举行起义，在连克垫江、大竹、邻水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占广安县城，宣布成立 “大汉蜀北军政府”。协兴小学的教师胡光白和一位姓马的教师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他们都还当上了大队长。此前他们由于是革命党人， “剪了辫子，不敢进城。现在他们背起从敌人手里得来的来福枪，各自率领几千农民，拿着红缨枪，背着大刀，抬着土炮，要去进攻渠县、营山”。途经协兴场时，队伍就驻扎在协兴场初等小学。 “革命队伍威风凛凛”， “豪绅地主害怕造反逃跑光了”， “赶场的农民听说 ① 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５月。

第一章走出广安１１打倒贪官，免除苛捐杂税，欢喜极了。沿途有些穷人随带武器，自愿参军，队伍越来越多”。 ① 邓小平亲眼见到了这一幕。邓绍昌等协兴场的一些 “袍哥会” 成员，也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动，邓绍昌还当上了相当于排长的小指挥官。邓小平曾到父亲所在的起义军军营里住了两天。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体验 “军旅” 生活，他好奇、兴奋，甚至有点喜欢这种生活。这两天竟使他终生难忘，到了晚年他还几次提到这件事。一九一五年下半年，邓小平考入县立高等小学。他走出协兴场，来到了县城。广安县城是一座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城，发源于大巴山深处的渠江穿城而过。十八条纵横交错的街道大都沿渠江而建。渠江在流经城边时形成一个马蹄形回水沱，建有一个水码头。沿江上可通巴中、达县，下可达合川、重庆。这是当时广安与外部世界来往的主要交通要道。城中心就在码头背后的坡岸上。县立高等小学位于县城西北考棚巷，两层楼房，灰砖青瓦。它是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一年，由四川保路运动的领袖之一广安人蒲殿俊创办的。这是广安县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每年只招两个班，每班二十名左右。能够考进这所学校的，大多是初等小学的好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从十多岁到二十多岁的都有。当时邓小平在这所学校里是年龄比较小的。邓小平入学时校长是朱纪常，学监为周克生。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理科（理化知识）、史地等。各科没有教科书，教学内容大多是由教师自定。比起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的纪律要求更严一些，学生一律寄宿，邓小平每周 ① 胡伦自传，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１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只能回家一次。邓小平喜欢而且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在这里，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是更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据他的同学回忆，那时邓小平喜欢理化课和史地课。他经常运用学到的理化知识，思考一些自然现象和简单的工业生产问题。历史和地理课，给他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从这时开始，他酷爱读历史书籍，《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史籍直到晚年还在读。也是从这时开始，他养成了看地图的习惯。后来，不论走到哪里，他经常要看看地图，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邓小平眼界开阔了，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这时的中国社会仍处在多事、多变之中。就在邓小平来到广安县城读书的半年后，袁世凯宣布称帝，随之而来的是反袁护国战争。许多省份宣布独立，四川省也在其中。大小军阀纷纷趁机自扯旗号，抢占地盘，自封官位。广安的小军阀整天也是打来打去，你进我出，连年不息。邓小平耳闻和目睹了这些，尽管还不能作深入的思考，但对军阀混战、兵匪横行混乱局面的感受是深切的。他后来回忆 ① 说，他此时逐渐萌发出了一种 “简单的爱国思想” 。一九一八年夏，邓小平考入位于县城西秀屏山下的广安县立中学读书。这是当时广安的最高学府，创立于一九一二年，原名 “广安州立中学”。学费问题曾一度让家里犯了难。这时邓小平的家境已经大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第一章走出广安１３不如前了。父亲因一桩官司长期躲难在外，花销还靠家里提供，家里为此还卖掉了一些地。不过，家里最后还是想方设法，为他凑足了学费。县立中学开设的课程比高等小学又多了不少，主要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化学、物理、体操等。学校教师中还有在广安的法国传教士。邓小平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 “洋人”， “洋人” 在课堂上讲的一些东西是他过去从没有听说过的。这期间，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渐渐涌进了广安。《新青年》等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的书刊传入了广安。《新青年》杂志，是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于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创办的（创刊第一卷名为《青年》）。创刊后，四川相继在成都、重庆、泸州、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县）等地设立代售处，广为介绍和发行。广安虽然是一个小县城，但由于它离成都、重庆都不太远，交通比较便利，信息也比较灵通。《新青年》等书刊较快出现在广安，并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从《新青年》等书刊中，不仅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新的情况，而且后来还从这些书刊中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信息。当时，陈独秀对法国文明推崇备至，认为法国是欧洲近代文明的发源地，中国青年学生有条件的，应该到法国去留学。他曾在《青年》第一卷一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说： “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 “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今之巴黎，尤为科学文艺之渊薮。吾国人而欲探讨欧西真正之文

１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 ① 明，理应游学彼中，以求真谛” 。邓小平当时是不是直接阅读了《新青年》，已难以考证。但是，《新青年》等书刊传播的一些新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文化主张，无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对邓小平思想触动最大的，当然还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四川各地积极响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月十二日，四川《国民公报》在 “要电汇志” 专栏里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成都、重庆等地的学生及各界群众纷纷组织游行、集会、演讲，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就连军政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也明确表示反对北京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成都、重庆各界的爱国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川各地。五月下旬，广安县立中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行动起来了。月底，县立中学和县立高等小学学生联合成立当地最早的学生爱国分会，召开会议通过广安学生爱国简章十九条，同时向广安社会各界发出救亡公告。公告中说：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近来吾国外交失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苟不急图挽救，将步印度朝鲜之后尘。吾侪既占国民一分子，应当尽国民之责。” 学生爱国分会组织学生们游行、集会和街头宣传，接着又举行了罢课，还派学生组成宣传组，到集镇进行宣传。邓小平参加了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投身群众斗争和政治斗争，开始比较深入地思索一些社会问题，萌发出改造社会的意识，具有了初步的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 ① 《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版，第４７页。

第一章走出广安１５一九一九年六月以后，由于学校已罢课，加之暑假即将到来，邓小平决定离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课。他没有想到，这次离去，竟是他在广安县立中学学习生活的结束。邓小平回到家里不久，父亲邓绍昌从重庆捎回口信，让他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改变了他的人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于辛亥革命后不久，是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倡导和发起的。他们希望动员有志青年到法国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输入西方文明，实行 “科学救国”、 “实业救国” 和 “教育救国”。一九一二年，李石曾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和第一所留法预备学校，并制订《留法俭学会简章》。其中说： “惟西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 。一九一六年六月，蔡元培等 ① 在法国巴黎成立华法教育会。该会的宗旨是： “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 ② 主要任务是在法国创设中文学校，出版中法文书籍、报刊，介绍学生留法，组织华工教育，联络中法学者诸团体，帮助法人游学中国等。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吴玉章成立北京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关。到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直隶（河北）、山东、福建等省市相继成立华法教育分会，并陆续开办留法预备学校二十多所。从一九一九年初到一九二○年底，已有一千六百多名学生 ①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１），北京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２月版，第１６８页。 ②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４月版，第１６页。

１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远涉重洋，到达法国勤工俭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形成热潮。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四川和湖南的青年表现得最积极。尤其是四川，赴法人数之多，居全国各省首位。四川的勤工俭学运动是由吴玉章倡导、发动和组织的。吴玉章，一八七八年生，四川荣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参加四川保路运动，领导荣县起义。一九一二年发起组织四川俭学会，动员几十名川籍青年到法国留学。一九一三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 “二次革命” 失败后流亡法国。在法期间，参与组织华法教育会。一九一六年回国后在成都组织成立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并担任名誉赞助员。一九一八年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成立。三月开始招生，经过严格的考试，录取了二百多人。到了开学时，有部分学生转到其他学校，仍有一百五十多人留下学习。当时不满十七岁的陈毅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一九年春，这一届学生毕业，陈毅等六十名学生获准赴法，由四川省公署派员护送他们去法国。六月十一日，他们会集重庆候船。当时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教育局长温少鹤等各界人士目睹盛况，深受鼓舞，即开始与法国驻重庆领事磋商在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商会、教育会和劝学所的支持下，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汪云松任会长，温少鹤、童宪章任副会长。接着，在工商界人士及社会名流杨希仲、曾吉芝、朱芾煌、黄复生等资助下，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也于九月中旬正式开学，由汪云松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童宪章任校长。在重庆的邓绍昌得知，重庆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并

第一章走出广安１７将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多方了解学校的有关情况后，他打定主意将邓小平送进这个学校，让儿子出洋闯荡。邓绍昌认为，儿子在落后闭塞的乡间不会有什么出息。凭着他的见识，他判断法国比中国要先进得多，特别是在工业方面、科学技术方面，儿子到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本领，将来能有一技之长。他还想，自己虽然有点田地和家业，但算不上富裕。让儿子留法勤工俭学，既能实现送儿子出洋的愿望，自己又能少花钱，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对于父亲拿的这个主意，邓小平很高兴。一是，这时的邓小平眼界逐步打开，求知欲望日益强烈，已不满足在县立中学读书，急切地希望走出广安这个很狭小的地方，去了解中国和世界。二是，这时的邓小平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在于自然科学发达、工业先进。他已经具有了当时不少青年学生都有的 “工业救国”、 “实业救国” 的思想。他希望能出去学点本领，将来为国家富强做点事，尽些力。邓小平后来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 “工业救国” 的思想。当时我才十六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① 晚年，他回忆留法勤工俭学生活时还说：我们看到中国当时是个弱国，我们要使它强大。我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使它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所以我们去西方学习。 ② 三是，他多少受到了当时青年学生中 “工读主义” 思潮 ① 邓小平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的谈话记录，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６、１７日。 ② 转引自龚育之《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由来和特色》，《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１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的影响。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表了著名的 “劳工神圣” 的演说。 “劳工神圣” 的口号很快就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流传开来。随后，社会上即出现了 “工学会” 和 “工读互助团” 等团体。他们主张通过亦工亦学、亦工亦读，工读结合、学问和生计结合的方法，消灭劳心与劳力之间的差别，进而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这种带有空想和改良主义因素的 “工读主义” 思潮，也推动了不少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青年周恩来就曾说过： “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 ‘工读’ 之名词，从动于 ‘劳工神圣’ 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① 另外，到法国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自己能够谋生，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也是邓小平愿意去法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他认为，只要 “到了法国什么都解决了，一则 ② 可以求学，再则可以找钱” 。邓小平的母亲极力反对邓小平去法国勤工俭学。邓小平是长子，眼看就要长成大人成为家中的顶梁柱，支撑这个家。母亲把这个家庭的希望都寄托在邓小平的身上。现在邓小平要到外国去，多少年不能回来，无论如何她是不能同意的。再者，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子毕竟才十五岁，年纪这么小，从没出过广安。她听说去法国要漂洋过海、远行万里，既舍不得，又不放心。邓垦回忆说： “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大哥已在念中学了，由于 ① 《周恩来旅欧通信》，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月版，第６页。 ②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第一章走出广安１９欠了很多债，我父亲长期不在家，上学交学费很困难。当时汪云松几个人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我的父亲在重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捎信回家，要他去读留法预备班，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我父亲呢，极力主张，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大哥愿意去，加上家境困难，听说能出去留洋，也都做母亲的工作，家里面还有一场争论，他就跟母亲讲道理。讲不通后，他跑到我家老房子正面靠右边的一个房间，这是一个过间，是很矮的，有一个门，他进去后把门一关，不吃饭。大概有一两天吧，我母亲心里慌了。儿子不吃饭，那怎么办呢，这样就让步了，痛哭流涕，就这样很勉强同意他去了”。 ① 母亲最终没有拗得过儿子，只好张罗着为儿子送行。九月的一天，邓小平的家里热热闹闹，亲戚朋友都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送行的饭。母亲给儿子准备好了一些衣服、鞋袜之类的生活用品。一家人把他送得老远。和邓小平同行的还有他的一位远房叔叔邓绍圣及同学胡明德（又名胡伦），他们比邓小平大一些，后来都参加了革命。六十多年后，邓小平曾口述了关于邓绍圣早年活动的证明材料，转给广安县人民政府。他证明：邓绍圣是和他一起去法国的，一九二五年在法国入党。同年底一起去莫斯科，就读于中山大学，后来听说回国。 “回国后的情形不详，多半是病死或牺牲了。应按烈士处理。” ② 一九八五年，广安县人民政府追认邓绍圣为革命烈士。 ① 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５月。 ② 邓小平同志办公室转给广安县人民政府的材料，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８日。

邓小平和邓绍圣 1921 年 3 月在法国的合影。邓小平口述的关于邓绍圣早年活动的证明材料。

第一章走出广安２１邓小平告别家人，告别亲朋，告别乡邻，来到广安县城东门外渠江码头，登上了一艘开往重庆的货船。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设在市中心的一座孔庙里，俗称夫子祠。教室非常简陋，只有几间平房，没有活动的场所。所有学生全部走读，食宿自理。学校的组织比较松懈，学生们上课就来，下课就走。学校共招收学生一百一十人，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学制均为一年。凡中学已毕业的学生分到高级班，其他的分到初级班。课程有法文、中文、代数、几何、物理、工业常识，以法文为主。为了教好法文，学校还聘请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翻译王梅柏作为高级班的教师，初级班的法文教师也曾在法国留过学。学校要求学生毕业时要粗通法语，并熟悉一些有关的技术知识，打好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基础。高级班和初级班所学课程都一样，只是教学进度不同。学校招生分为公费生（或称贷费生）和自费生两种，入学时均要经过考试。邓小平后来说过，这个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的学校，考进去是不容易的。邓小平是在开学后稍晚才入校的，被分到初级班。对只上了一年中学的邓小平来说，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比较深，好些都是过去没有学过的。特别是法文，要在一年内做到 “ 粗通”，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他学习抓得很紧，曾给同学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年的同学江泽民（克明）回忆说： “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总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总是非常刻苦认真。” ① 邓小平还参加了学校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工作。 ① 江泽民《留法、比勤工俭学的回忆》，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五四运动在重庆》（内部发行），第３２４页。

２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这时的重庆，学生爱国运动不断高涨，特别是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在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组织下，邓小平和同学们一道，多次走向街头，举行集会、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发动各界抵制日货。他们还同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与贩卖日货的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进行了一场坚决的斗争。这年的十一月，郑贤书挪用公款四千多元，廉价购进信孚洋行的日货八十多箱，并以警察厅的名义公开进行拍卖。他的这一举动，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慨。十一月十七日，川东师范、重庆联中、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等校学生一千多人到警察厅示威，强烈要求郑贤书将日货交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同情和声援。郑贤书被迫答应将所购日货交商会处理。学生们将其中部分日货运到朝天门当场焚毁。在学生们的进一步要求下，四川当局被迫撤销了郑贤书警察厅长的职务。回到学校后，学生们又自动焚毁带有日本厂家商标的牙粉等日用品，有的甚至把日本生产的洋布衣服也撕毁，以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这场斗争不仅进一步激发了邓小平的爱国热情，而且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工业救国的思想。他自己后来说，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 “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这时所谓救国思想，无非是当时在同学中流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在那时我的幼稚的脑筋中，只是满怀希望地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已。” ① 一九二○年七月十九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总商会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法国驻重庆领事、法国一些侨商、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第一章走出广安２３１９２０年９月，四川部分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名单和印章。

２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传教士和重庆一些学校校长应邀出席。经过书面考试和身体检查，八十三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四十六名学生取得贷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提供三百元路费及其他费用，其余三十七人为自费生。另外，还有一名未进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江津学生熊云章也一同获准赴法，他属于自费生。这样，一共八十四人。邓小平属于自费生。这时，他家境已 “日渐困难”， “到 ① 法国的路费百多元的筹集，都不容易” 。八月初，赴法学生由重庆海关将姓名、照片一一函送重庆法领事馆签批，并转上海法领事馆查照转法政府有关部门。八月七日，一切手续办妥，只有一名同学因无照片未能办好。八月九日，法国驻中国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提交了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八十三名学生的一份名单，名单一一注明了各人抵法后希望从事的专业。邓小平等六人注明的是 “铸铁”。在这八十三名学生中，邓小平的年龄是最小的。这期间，邓小平回了一趟家，向家人辞行。临走时，母亲担心儿子在外受苦，又东挪西借了一笔钱给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家竟是邓小平与母亲的生离死别，也是他与 “邓家老院子” 的永别，与广安的永别。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过广安。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学生们列队离开学校，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和总商会、教育会、劝学所负责人及各界人士的欢送下，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 “吉庆” 号客轮。二十八日早晨， “吉庆” 号客轮启航，顺着滚滚长江东下。 ① 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５月。

第一章走出广安２５这批勤工俭学生赴法，政府未派人护送，只能由同学们自己采取 “组织起来，互相照顾” 的办法。八十多名学生共分为四个小组，每组推一组长。第一组组长为袁文庆，第二组组长为王兴智，第三组组长为吴宥三，第四组组长为周玉书。客轮破浪前进。船过万县，驶入著名的长江三峡， “夔门天下雄”、巫山神女峰……三峡美景缓缓地展现在眼前。初出夔门的川东弟子兴奋不已，踌躇满志。经过几天的航行，九月六日轮船到达上海，学生们被安排暂住在 “名利” 大旅社。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商贸中心，也是中国与外国通商通航最重要的口岸。上海在一九一八年春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二百四十七号。上海华法教育会与上海留法勤工俭学会，负责接待各地来沪的赴法勤工俭学生。从上海到法国的邮船，每月通航一次，每次只能搭乘学生百余人。大批勤工俭学生来沪后需要等候，上海华法教育会设立了留法勤工俭学招待所和俱乐部，负责安排学生们的吃住，并帮助订购船票和协助办理出国手续。本来，上海华法教育会已登报声明，七、八、九三个月停止接待赴法学生。但邓小平等八十多人，因重庆方面托人向上海方面打了招呼，所以还是受到了接待。他们到达上海后，袁文庆等学生代表随即和上海华法教育会取得联系。在上海法领事馆办理手续时碰到了一点麻烦。法方询问他们除了衣履和旅费外，每人还携带了多少现款，说至少得有三千法郎才能走。这大大出乎学生们的意料。本来，学生们以为只要筹够几百元盘缠就够了，到了法国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工厂而拿到工资，没想到还要自带这么多钱。袁文庆等人考虑，如以实情相告，可能法方会不让成行，而滞留在上海就会陷入困

２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境。于是，他们急中生智回复说：款子已交重庆勤工俭学会代汇，因为是分期汇法，所以没有汇据。这件事，总算搪塞过去了。一切手续办妥后，上海华法教育会会长高博爱与法商轮船公司联系，代购了全部船票，并办理好赴法护照。邓小平和同学们在上海游玩了两天。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黄浦江上，停靠着许多外国的商船、兵舰，五花八门的外国国旗在海风中飘动。租界里，外国人一个个趾高气扬。上海果然给他的是 “西方冒险家的乐园” 的印象。九月十日上午十一时，邓小平等八十多名重庆学生和湖南学生曾镇岳、江苏女生张近瑄、吴佩如、郑璧芋等在黄浦码头登上了法国邮轮 “盎特莱蓬” 号。和他们同船去法国的还有华法教育会的两名职员，一个姓彭，还有一个名叫李汉光。李汉光是李石曾在法国办的豆腐公司的办事员，经常往来于中国与法国，对沿途的情况很熟悉。在船上他还负责给学生们讲授法文，介绍法国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和礼节等。另外还有北京政府派去的驻欧留学生监督高鲁，他准备从法国转赴英国。上海华法教育会派代表前往码头送行，还有各方面不少的 ① 人前来送行，场面 “颇为一时盛况” 。海轮西去。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邓小平和同学们踏上了留洋之路。 ① 《新闻报》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１日。

２７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一九二○年九月十一日清晨，一声汽笛长鸣， “盎特莱蓬” 号轮船起锚，驶离上海黄浦码头。这时，舱外下着大雨，雨雾蒙蒙，邓小平和同学们在秋风秋雨中与祖国惜别。 “盎特莱蓬” 号是法国往来于欧、亚、美三洲的一艘万吨级巨型邮船。赴法勤工俭学生乘坐的四等舱，实际上是半明半暗的最底层的货舱，里面还堆放着各种货物，这是专门为勤工俭学生临时设置的。邓小平等近百号人在里边拥挤不堪，而且舱内空气恶浊，闷热，臭虫、蚊子多。不少人时常租只躺椅到甲板上去睡觉，消磨时间。有时风平浪静，可以饱览海上风光；有时则狂风巨浪，使人头晕目眩，呕吐不止。邮船经过香港，于九月十八日到达越南西贡，停泊了三天。从上海到西贡，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一周多。这批赴法学生初次出国出航的兴奋劲慢慢过去。特别是当他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困难后，开始更多地为到法国后的境遇担忧了。袁文庆等四十多名贷费生在西贡给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生等登海轮后，与北京派赴法国办理俭学人员彭、高、李三君相晤。” “谈叙之余，渠问生等，

２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每名各带法郎几何？生等乃以实情相告，渠谓不谙法语，又无技艺，虽有渝法领事介绍，亦何能济，即使法政府特加青爱送入工厂，而自实无能，数日之间厂长亦将遣出矣（此已见诸事实非可诬也），出厂以后欲习法语又无钱财，困窘他邦实属可危。” 信中请求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设法按每人三千法郎之数，汇钱至法国勤工俭学会代收，以解决贷费生所需。信中也提出 “自费生” 的款项， “亦请代为设法，以救一时之急需。” ① 九月二十四日，邮船抵达新加坡港。邓小平和同学们上岸参观。五十八年后，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访问新加坡，对我来说是旧地重游。一九二 ○年我去法国留学时途经新加坡，在这里停留了两天。邮船继续航行，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再经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十月十九日早晨，到达终点站法国马赛港。历时三十九天、一万五千多公里的海上航行，沿途经过的大多是英国、法国的殖民地。邓小平和同学们从东到西，领略了世界之大、之美，也领略了浮华与困苦杂陈的世象。亚洲、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被帝国主义瓜分掳掠，人民遭受奴役剥削的惨景，给他们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在马赛码头，华法教育会代表和中国驻马赛领事前来迎接。十月二十日，《小马赛人报》报道说： “一百名中国青年人到达马赛的安德列勒蓬桥上。他们的年龄在十五至二十五之间，穿着尖皮鞋， ① 《自重庆赴法的四十一名贷费生致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的信》，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五四运动在重庆》（内部发行），第１６９页。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２９显得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从此，这些有知识的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就变得更加紧密了。在另一旁站着满脸笑容、叽叽喳喳说话的六名女学生。这六名女学生到法国来同样也是为了完成她们的学业。” 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无论如何，邓小平和同学们的心情是非常高兴的，溢于言表。简单的欢迎仪式结束后，学生们乘汽车离开马赛前往巴黎，十六个小时后到达巴黎华法教育会的所在地———巴黎西郊的哥伦布市德拉普安特街三十九号华侨协社。这是一座三层楼的普通法式建筑，里面人来人往，几乎都是亲切的黄面孔和熟悉的乡音。在这里，他们受到了许多早先来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欢迎，其中就有一年前来法的四川江津籍老乡聂荣臻。在这里，邓小平和聂荣臻相识，并开始了他们长达七十多年的友情。邓小平等游览了美丽的巴黎，也看到了一些让人震动的东西。冯学宗在给国内亲友的信中写道： “巴黎的王宫陈列所，还仍然将我们的戈矛、盔甲呀、烟枪呀、红顶花领（翎）呀、红绿绣鞋呀， ……一件一件的陈列在那里。更有一些雕刻碑文，把中国甲午之战、庚子之战……种种失败丑史，逐一记载出来。老兄！这不是一件侮辱国体的事情？是不是一件我们应当痛自警惕的事情？” ① 在巴黎短暂停留后，巴黎华法教育会将这批学生分别安排到蒙塔尔纪、枫丹白露、圣得田、佛勒尔、巴耶等地中学去学习，同时等待做工。 ① 《冯学宗君自拱比来信》，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五四运动在重庆》（内部发行），第１８４页。

３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勤工俭学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十月二十一日晚，邓小平等二十四名学生来到距巴黎二百多公里的小城巴耶，进入巴耶中学学习。他们当中有二十人来自四川省。邓小平的学号为一四二一。十月二十二日，《巴耶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学生到巴耶》的消息说： “二十多名中国学生在二名法文讲得非常流利的同乡带领下，于昨天晚上到达巴耶市。这些年轻人是由他们的政府派往法国的，并在巴耶中学学习他们感兴趣的课程，以便使他们了解法国的语言和风土人情。他们是寄宿制学生。” 法国教育部门根据中国学生法语水平普遍比较差的情况，一般都将他们安排到一些中学的 “附属高级初等学校” 就读。巴耶中学没有设立 “附属高级初等学校”，校长把这二十多名中国学生安排在学校的商务系学习，并为他们单独开班。巴耶中学的管理十分严格，对学生的饮食起居都有严格规定。每天早六时起床，六时半开始自习，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四时为上课时间，余为休息时间。晚八时就寝，九时熄灯。饮食每日三餐，早餐面包数片、咖啡或开水一杯；十二时午餐，牛肉一块或素菜一碟，面包数片，葡萄酒或开水一大杯；下午六时晚餐，与午餐略同，不过以汤代牛肉。邓小平后来回忆，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求上床睡觉。他还说，那是一家私人开的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巴耶中学的学膳费比起巴黎等地的学校相对要低一些。邓小平在学校是比较节俭的。在法国国家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巴耶中学中国学生的开支细账表。上面记载：一九二一年三月，邓小平当月应付给学校二百四十四法郎六十五生丁的食宿费。其中生活费二百法郎，洗衣费七法郎，卧具租金七法郎，校方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３１收费十二法郎，杂支费十八法郎六十五生丁。这些费用中前四项大家都一样，仅杂支费各不相同，有的同学多一些，有的同学则少一些，一般是在十五至五十法郎之间，平均二十六法郎左右。邓小平的这项费用是比较少的，在十九名同学中排在倒数第七位。邓小平尽管很节俭，但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身上的钱还是所剩无几了。他知道家里也很困难，当初离家时，是卖掉一些谷子和地给他凑的钱，现在已很难再寄钱给他了。学费成了问题，而做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时，法国的经济已是每况愈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主要国家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到一九二○年经济萧条更为严重了。在法国，首先是一批军工企业停产，接着就是由于工业原材料和煤炭、电力等资源短缺，许多民用工厂被迫全停产或部分停产，大批工人被辞退。加上很多原来为军事服务的部门大量裁减人员，特别是大量的军人退伍需要寻找工作，因此造成大面积失业。随之而来的是法郎大幅度贬值。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到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使他们陷入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之中。一九二○年底，在法国的一千多名中国勤工俭学生，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无工可做、无钱上学的勤工俭学生们只能聚居巴黎华侨协社，由华法教育会每日每人发给六法郎维持生活。但是，巴黎华法教育会此时也困难重重，不堪重负。一九二一年一月中旬，华法教育会接连发出了两次通告，表示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从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并说：华法教育会 “亏竭已极。万难为继。惟有竭诚通告。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

３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助”。通告中说： “在校同学与失工同学，自今日起，一律再维持两个月，至三月十五日截止。此后便与华法教育会断绝经济关系，教育会不再发维持费，须各自设法。住校的由其本人自与学校交涉”。华法教育会的通告，对勤工俭学生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感到走投无路了。这时只有三层小楼的华侨协社已经人满为患。数百名失学和失业的勤工俭学生拥到这里，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地增加。楼里、地窖里都住满了学生，甚至连菜园子里也搭满了学生们住的帐篷。吃的就更差了，每日两餐，一般都是面包加自来水，什么蔬菜都没有。由于营养不良，加之生病无钱医治，有的学生病死了。还有一位四川籍学生由于绝望剖腹自杀。勤工俭学生面临失学、失业、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他们意识到要组织起来为生存而进行斗争。二月二十七日，勤工俭学生在华侨协社举行大会，决定于二十八日集体向公使馆请愿，并定名为 “反饥饿运动”。会议选出蔡和森、赵世炎等十人为发言人。二十八日上午，四百多名学生在蔡和森等人的组织下，在赛夫公园集合后，步行到巴比伦路五十七号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请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注意。法国政府提出，由法国外交、教育、劳动、商业四部代表和中国驻法公使代表联合组成 “留法中国青年法中监护处”，处理中国勤工俭学生的问题，并决定暂时给无工无学的中国勤工俭学生每日发六法郎的生活维持费。三月上旬，由于学费问题没有着落，在巴耶中学学习的邓小平等二十多名中国学生也面临着失学的危机。他们多次与校方交涉，法国教育部也致信校方提出能否减免部分学生的费用，但均被校方拒绝。这样，他们只好纷纷离开学校，另找出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３３路。巴耶中学校长三月份在给法国教育部的一份报告中说：二十多名中国学生中的 “十九名于十三日晚上离开学校，他们自称去克鲁梭市工作。我怀疑他们是去做工。不管他们去做什么，我认为对他们的学习是极不利的。中国使领馆应承担他们三月份的一切费用。” ① 邓小平就是这十九名学生中的一员。到五月下旬，留下的另外几名中国学生也先后离开学校，外出做工。他们共欠下学校的费用二千二百九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后来由法中救济委员会代为偿付了。邓小平在巴耶中学学习了五个月。离开巴耶中学，竟是他在法国 “俭学” 生活的结束。现存的邓小平一生中最早的一张照片，是一九二一年三月拍摄的，正是他离开巴耶中学前后。照片中的他，头戴便帽，身着西式外套，看起来精神不错，其实这时他正陷入生活的困境。邓小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一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 “工业救国”、 “学点本事” 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② 离开巴耶中学，邓小平等没有去巴黎华侨协社，而是由华法教育会介绍到了法国南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四月初，他们幸运地在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觅得一份工作。 ① 巴耶中学校长给法国教育部的报告，１９２１年３月。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８２页。

３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施奈德钢铁厂是法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军火工厂，有三万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大批法国工人应征入伍上前线打仗，工厂曾大批招募外籍工人，有阿拉伯人、非洲人和波兰人等，中国的劳工也有上千人。这里也是中国勤工俭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工厂。在这家工厂里，中国学生的工资很低，固定工资每天十二至十四法郎。不满十八岁的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只有十法郎。与工厂签订的合同还规定：每天从中扣一法郎，待两年合同期满时再发还，并奖励二百法郎。如果无故退工，则将所扣的钱作为补偿。学徒工可在食堂就餐，伙食费每天六法郎。学徒期满后，至少要在工厂干满六个月的时间。如工作技能突出、工厂满意者，可在其工种上提升。尽管这样，工厂还是一下子拥进了一百多名中国勤工俭学生。邓小平是作为散工被招进厂的，签订了两年合同。所谓散工，也叫杂工，就是无固定的工种，视各工段的需要而流动工作。散工不仅学不到任何技术，而且劳动强度很大，工资比学徒工还要低。散工的地位低，常遭工头的责骂。散工的法文发音为 “马篓五”，学生们就戏称 “马老五”。有一位四川籍的学生写了一首《散工曲》： “做工苦，做工苦，最苦莫过 ‘马老五’。 ‘舍夫’ （法文，即 ‘工头’）光喊 ‘郎德舅’ （法文，意为 ‘非上帝的善类’）， ‘加涅’ （法文，意为 ‘赚得’）不过 ‘德桑苏’ （法文，二百个小钱，即十法郎）”。施奈德工厂的档案中，现还存有当年工厂人事部雇用登记处留下的邓小平的登记卡。上面登记：工卡号： ○七三九六。姓名：邓希贤。年龄：十六岁。出生年月：一九○四年七月十二日（农历）。婚姻状况：单身。出生地：四川省重庆市。职业：学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３５生。过去工作及其他有关情况：系邓文明及淡氏之子，受哥伦布市（巴黎西郊小城市）法中救济委员会派遣在巴耶中学求学。身体状况：一九二一年四月二日体检。服务部门：轧钢车间。工种：杂工。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日薪金：六法郎六十生丁。评语：志愿来工厂工作…… 刚进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一名散工。工作就是人工拖送热轧的钢材，即他自己后来说的 “拉红铁”，劳动强度很大，又非常危险。在四十度以上的高温车间必须身着厚厚的工作服，脚上要穿一种特制的木鞋。木鞋与地板硬碰硬，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如果摔倒在钢材上，全身就会被烫伤。有时轧钢机发生故障，被轧的钢条向外弹射，很容易造成伤亡事故。和邓小平一起到法国的胡伦也在这个厂干这项工作，他岁数和个头都比邓小平大。他后来回忆说：我 “在该厂轻轧车间拉红铁，每天随机器运转，分秒不停，又热又累，还要眼明手快，稍有疏忽，就被烙伤” 。这种超强度的劳动，对于还不 ① 满十七岁正处在身体发育阶段的邓小平来说，确实不堪重负。在施奈德钢铁厂，中国工人的吃住条件很差。宿舍离工厂有二十多里地，二十多人住一间大屋，设有食堂，提供早、晚两餐。午餐由工人自带面包及副食到车间，在二十分钟休息时间里就地吃。中国工人通常是面包就着自来水，有时加一块粗巧克力糖佐食，每天杂费开支还不小。邓小平在这家工厂做了二十多天的苦工，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一百多法郎。邓小平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四月二十三日，他辞去了在施奈德工厂的这份工作。厂方在他登记表的 “辞职原因” 一栏填 ① 胡伦自传，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３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邓希贤）在施奈德工厂做工的档案卡。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３７写的是：体力不支，自愿离开。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做工时干太累的活，吃不饱饭。在施奈德钢铁厂工作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邓小平来说，却是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第一次做苦工，在异国他乡自食其力，使他品尝到了劳动和生活的艰辛，对工人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工厂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对向往已久的西方工业文明有了实际的了解，可以说是接受了现代化的启蒙教育。特别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对他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赵世炎是四川酉阳（今属重庆）人，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结识李大钊，在其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他比邓小平早四个月到法国。一九二○年底，他和来自湖南的李立三共同发起创建劳动学会，在华工和勤工俭学生中开展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赵世炎是和邓小平同时进入这家工厂的，而且也同在轧钢车间做散工。离开克鲁梭施奈德钢铁厂，邓小平失去了工作，也只好来到巴黎华侨协社，在这里临时安了 “家”。从四月二十六日起，他开始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每天六法郎的生活维持费。法国国家档案馆现在仍存有邓小平当年领取生活维持费的若干收条。最早的一张收条上写： “收到驻法中国公使馆发给本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月三十日止维持费共合三十佛（法郎）中华民国十年四月二十六日四川省人邓希贤签字”。生活维持费实际上维持不了生活。邓小平开始打短工。他

３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后来回忆说，这期间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都是杂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勉强 “糊口”。五月二十日，王若飞、陈毅、刘伯坚、李慰农等发起二百四十三名勤工俭学生给蔡元培写信，要求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改办工学院，以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邓小平在信上签了名。到了十月，传说法国内务部要将中国勤工俭学生一概驱逐出境，还说中国驻法公使陈箓想乘此机会将勤工俭学生尽数送回国内。勤工俭学生们不愿这样回国。每天早晨，当巴黎各工厂开门时，必有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生等候在门前。邓小平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十月下旬，传来巴黎第十区运河边上一家专门制作纸扇和纸花的工厂要招收一批扎花工的消息。扎花工是将红绿两色绫绸先用机器打成荷花瓣形，再由人工折好，用浆糊粘贴，然后用铁丝扎住。绫绸花上粘一约长二寸宽三分的标识，上面写： “战后孤儿寡妇制”，是运至美洲给一些慈善家们募捐用的。本来扎花工这种工作一般是由小女孩做的，工价很低，做一百朵花才挣两个法郎，一天最多可做六七百朵，只能挣到十几个法郎。但勤工俭学生们如绝处逢生，哪管工资厚薄，哪管干什么活计，只要工厂肯接收，便觉得有了活路了。十月二十一日，法中救济委员会致信工厂老板香布朗，介绍一百名中国勤工俭学生前去做工。二十二日，又介绍了邓小平等十一人，邓小平的编号是二三八。最后，实际上共有一百零五名中国学生进了这个工厂。但是僧多粥少，大约两个星期后，因活做完，这批学生于十一月四日即被工厂解雇。邓小平再一次陷入困境。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３９一九二一年底，经旅法勤工俭学同乡会（后改名旅法勤工俭学同学会）数月间几十次电函求援，四川重庆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三十多万法郎汇至巴黎，救助陷入困境中的四百多名四川籍勤工俭学生。邓小平和其他四川籍同学一起每人领到了四百法郎。区区四百法郎，却是雪中送炭。有了这笔钱，邓小平能勉强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了。进入一九二二年，法国的经济开始好转，一些工厂逐渐恢复开工。机会终于来了。二月十三日，邓小平从巴黎乘火车到达位于巴黎以南一百二十公里处的蒙塔尔纪，随后又步行数公里，来到一个叫夏莱特的小城。他在市政大厅外国人登记簿上登记了父母姓名和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还登记了来这里以前的住址拉加雷纳哥伦布市德拉普安特街三十九号，身份卡编号一二五○三九四。他找到了一份稍微稳定的工作，到哈金森橡胶厂做工。蒙塔尔纪是巴黎南部卢瓦雷省的一个小城。这里是中国勤工俭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自一九二○年以来，差不多有近百名勤工俭学生先后在这里工作和学习。他们中有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等。勤工俭学生之所以愿意到这里来，主要是因为这里靠近农村，学费和生活费用都比较低，每月有二百法郎就基本上能过得去。哈金森橡胶厂是一个老字号，据说当时是欧洲唯一的橡胶厂，以生产胶鞋和自行车内外胎而著名。它的厂房是一座两层楼房，有近百米长，厂房跨度比较宽，钢铁结构，由几十根铁柱支撑。这是由埃菲尔铁塔设计者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的。这个厂此时共有一千多名工人，大部分是女工和童工。其中有不少是外籍工人，主要有智利人、印度人、越南人和白俄罗斯人、波兰人等。二月十四日，邓小平进

４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厂，工号为五三七○。这时，和邓小平一起在这里做工的中国勤工俭学生有三十多人。他们有的做车胎，有的做雨衣，有的做防雨用的套鞋。邓小平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每日工作十小时，开始实行计时工资，熟练后实行计件工资。劳动强度虽不大，但节奏很快。据当时和邓小平一起做工的郑超麟回忆说，邓小平心灵手巧，一般人每天只能做十双鞋，而他可以做二十多双，可以挣十五六个法郎。这样，一个月除去开支，还可以结余二百多个法郎。邓小平等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状况有了改善。他们住在离工厂不远一个小树林中的木棚里，走五分钟可到工厂，住房不要钱。三十多个人住在一起，合伙吃饭，推举两个人做饭，照工厂计时制支付工钱，伙食账目月底公开。每人每天伙食费三个法郎，早晨是咖啡、面包，午、晚两餐也有点肉吃，饭也能吃饱。和邓小平同住一个木棚的有郑超麟、汪泽楷、李慰农、尹宽等人。郑超麟后来回忆说： “在三十几个学生当中，邓小平的年龄最小，除了他以外，恐怕都是二十岁以上的人了。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就是把他当作小孩子，喜欢同他讲话，同他开玩笑，同他玩。” ① 从同学的记忆，可以看到邓小平年轻时的性格是非常活泼开朗的。还是在巴黎的时候，邓小平不得已曾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寄点钱来。父母收到信后又卖掉了一些谷子，凑了一些钱寄给他。邓小平收到这笔钱时已是一九二二年的秋冬了。有了这笔钱，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的一点积蓄，邓小平又萌生了求学的念头。 ① 访问郑超麟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４１十月十七日，邓小平辞去了在哈金森橡胶厂的工作。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去塞纳，想进入夏狄戎中学上学。最终还是因为钱不够，没能入学。邓小平的求学之梦彻底破灭了。辗转两个多月，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邓小平又回到夏莱特，再次进了哈金森橡胶厂，继续在制鞋车间做工。一个多月后，他于三月七日离开工厂。这次工卡上注明他离开的原因是： “拒绝工作。” 也许是厂方对他这次突然离厂表示不满，在他的工卡上还写道： “永不录用。” 这时，邓小平之所以自动放弃很难找到的一份对他还算不错的工作，不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追求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就在勤工俭学生在国外苦斗的时候，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新的可以信赖的政治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的前途有了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建党活动也在旅欧进步学生中开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广为传播，一些进步中国学生先后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他们中不少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国内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有赵世炎、周恩来等，他们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周恩来比邓小平大六岁，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是天津学生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比邓小平晚两个月到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春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４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萧朴生、刘伯坚、袁庆云、任卓宣、陈延年、尹宽、李慰农、佘立亚、郑超麟等十八名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巴黎郊区的布罗尼森林举行会议，成立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简称 “少共”）。会议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的一座小旅馆内。邓小平就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逐渐接受革命思想的。这里聚集了一些进步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经常到工厂来进行革命活动，王若飞也来到工厂做工。王若飞是贵州安顺人，一九一九年十月，和舅父黄齐生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他为人谦和，思想进步，在法国参加组织了赴法勤工俭学生的几次斗争。在哈金森橡胶厂，邓小平和他接触较多。他经常和邓小平一起散步、交谈，向邓小平介绍革命思想。在赵世炎、王若飞等的影响下，邓小平开始阅读一些 “ 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如《新青年》《向导》等。邓小平后来说： “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① “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② 《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到第九卷六号，内容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杂志译载了当时 ①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②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履历表。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４３英、美、日、法、俄等国书报有关评介俄国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文章，译载了列宁的一些著作，如《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无产阶级政治》等。杂志还刊载了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和现在》，陈独秀的《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阅读这些文章后，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 “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智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 ①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的一个小镇上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四十二名代表。会议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将旅欧 “中国少年共产党” 改名为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三月，根据国内党组织的指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派遣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等十二人赴莫斯科 ①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履历表。

４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学习。临走前的三月十七日晚，郑超麟原来在哈金森橡胶厂木棚里同住的几个 “政治上的朋友” 为他饯行，没想到邓小平也在其中。据郑超麟回忆： “这天夜里，我如约到工厂附近一个酒店去，那四五个朋友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那个四川小青年，平时不同我接近的。我们喝着白葡萄酒，谈着不相干的话，尽欢而散。我回到木棚睡觉时，告诉李慰农那个四川小青年也参加饯行的事情，要他注意。” ① 这时的邓小平已经在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靠拢，开始参加一些活动，受到团组织的关注和重视。六月十一日，邓小平离开夏莱特来到巴黎，不久正式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关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过程，邓小平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写的一份自传中说： “那时共产主义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及到一九二三年五月我将离开哈金森时”， “舒辉暲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和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和穆清同志接洽，结果六月便加入了。” “我加入团体是汪泽楷、穆 ② 清、舒辉暲三同志介绍的” 。随后，邓小平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到巴黎后，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支部）担任宣传干事。一九二三年底 ③ 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要人手，他离开工厂到书记部工作。 ① 《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月版，第３３９页。 ②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③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４５邓小平到书记部后的主要工作是参加编辑《少年》刊物。《少年》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每月一期，到一九二三年七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了十三期，主要任务是 “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当时正处在建党建团的初期，因此《少年》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译载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曾在上面发表文章。据蔡畅回忆： “ 《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 邓小平到编辑部不久，《少年》改名《赤光》出版。《赤光》多数是半月刊，十六开本，每期十多页，但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或者月刊，并不定期。到一九二五年止，一共出版了三十三期，在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中影响很大。与《少年》比较，《赤光》更具有战斗性。《赤光》发刊词说，要 “改理论的 ‘少年’ 为实际的 ‘赤光’”。它的内容更着重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压迫，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以配合国内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赤光》发刊词说： “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赤光》杂志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邓小平在《赤光》编辑部负责刻蜡版和油印。他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工作。他把周恩来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油印机印好，再装订起来。邓小平和周恩来经常工作到深夜，常常在编辑部的小房间里一起打地铺。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耳濡目染，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从此开始了他们长

４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４７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多少年后，邓小平告诉外国记者：我和周恩来 “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 “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① 邓小平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留法勤工俭学生施益生回忆： “邓小平同志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我每次到书记局去，都亲眼看见他正在搞刻蜡版、油印、装订工作，他的字既工整又美观，印刷清晰。” ② 邓小平还因此得到 “油印博士” 的美誉。邓小平自己也经常在《赤光》上发表文章。晚年，他自己曾这样说过：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③ 在旅欧留学生中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法国巴黎成立的。他们对外用 “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 的名义，标榜国家主义，人们习惯称他们为 “国家主义派”。 “国家主义派” 以在巴黎办的《先声》周报为阵地，宣传 “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同 “国家主义派” 在理论上、政治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曾在《赤光》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４８页。 ②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１５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５月版，第１１７页。 ③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１１８— １１９页。

４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上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批驳他们的观点。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说： “大哥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办一份杂志《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七八期。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在念小学，只看到封面上有光身子的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到我念中学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政府、翻身解放、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人谋利益等等。我后来去上海找他，参加革命，最早受的影响就是他寄来的《赤光》。” ① 这期间，邓小平给家里写过几封信，主要讲退婚的事。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到了法国，我的环境使我发生了退婚的念头，尤其是我加入了共产主义的团体后，此念愈决。” “我到法国后， ‘自由恋爱’ 的呼声，充满了我的耳鼓，触发了我的心事，于是我决定写信回家退婚了。不久我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更觉得一个不识字不相识而毫无关系的女子，于我将来的革命工作实无补益且有障碍，于是又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我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 ‘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 的忿话来。我怎么办呢？当然，只有两条路：一是受家庭的软化；一是与家庭脱离关系。于是又写了一封信回去，坚持退婚的主张。 ① 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２００２年１月。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４９结果，他们以后的来信，也不说脱离关系的话了。” ① 父亲和母亲见儿子的态度如此坚决，也没有办法。从内心来说，他们也舍不得与儿子断绝关系，只好做唐家的工作，说通唐家的女儿，由邓家置办嫁妆，把她作为邓家的女儿嫁出去了。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按照党的决定，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周恩来还担任过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部长。这年四月，邓小平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由于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七月，国内党组织召周恩来回国工作。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屏五人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支部）委员，聂荣臻、李林、王锡三三人为候补委员。七月十六日，在执委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和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及财务管理。另外，还设立宣传部、训练部，宣传部由徐树屏任主任，李富春等人为副主任。训练部由李俊杰任主任，任卓宣等任副主任。会后不久，周恩来即启程回国。根据党的规定，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支部）负责人均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这时，邓小平还不满二十岁。作为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支部）负责人之一，邓小平开始 ①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５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１９２４年７月，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巴黎合影。后排右三为邓小平。前排右六为周恩来。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５１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团工作中去。他积极地在勤工俭学生中开展工作，迅速发展了一批勤工俭学生加入旅欧共青团组织。陈家齐就是其中的一位。陈家齐也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他和邓小平、邓绍圣一起赴法后，又一起先后在巴耶中学学习和在施奈德钢铁厂、哈金森橡胶厂做工。一九二三年离开哈金森橡胶厂后，他们又一同在巴黎做工，并住在一个宿舍，关系很密切。邓绍圣和陈家齐参加革命都受到了邓小平的影响。陈家齐一九二六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写的一份《自传》中说：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期间，工作之余，则看国内的出版物，如《新青年》《向导》等。当时已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该地做工，暇时则谈谈主义和改造中国的方法。那个时候，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色彩是很浓厚的。所以，他们虽言之不懈，而我则不甚理之。到一九二三年，又到巴黎作工。那时希贤已经加入了我们现在的团体。他时常向我们解释一切。一九二四年七月，希贤就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那时我比较从前是稍有认识，也知道共产党才是一个革命的团体，要想改革家庭，非先要把社会改革了不可。因此，我就毅 ① 然决然加入本党来共同作争斗。九十月间，邓小平染上伤寒，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出院后又在疗养院疗养了一个月。住院期间，邓小平也没有停止工作。十月十日前夕， “国家主义派” 先在《先声》周报上刊出启事，自称代表旅法华人组成 “ 国庆筹备处”。十月十日当天，又以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的名义散发 “国庆节” 开会程序传单。当晚，他们召开了一个所谓的 “ 国庆节纪念晚 ① 陈家齐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５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会”。之后，大肆宣扬说，在他们领导下举行的旅法华人国庆纪念会，不仅有 “侨法各界人士广泛参加，而且有二百多名法国人到会，此举大大有利于联络法国人民之感情，便于他们了解我国之真相” 等等。为了揭露 “ 国家主义派” 的卑劣行径，邓小平撰写了《请看反革命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一文，发表在《赤光》第十八期上。文中说：利用《先声》周报散布捏造 “新闻”，是 “国家主义派” 的一种重要手法，因为在他们看来 “新闻我能时常更改或假造，以能使人愤激为目标”。文中质问道： “当国内直皖战于南，奉直战于北的时候，而他们反歌舞于花都”，这明明是 “贻笑外人”，哪里谈得上什么革命活动？邓小平还撰写了《请看帝国主义之阴谋》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两篇文章，发表在《赤光》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上。《请看帝国主义之阴谋》一文抨击了国际帝国主义企图以统治德国的道威斯计划侵略和统治中国的阴谋。文中指出： “这是最近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阴谋！其实中国自四国银行团到新银行团之包办借债，关税盐税之外人管理，铁路航路之利权丧失， ……早已在比统治德国的道威斯计划还十分厉害的道威斯中了。现在它还要用新的道威斯计划来统治中国，这简直是要把穷乡僻壤都殖民地化！简直是要想吸尽全中国人民最后的那一点血！” “全中国人民反抗起来啊！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邓小平这时写的文章短小精悍，思想犀利，言辞泼辣，已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十二月，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５３大会。大会决定执委会（支部）下设监察处，由李俊杰、邓希贤（邓小平）、蔡畅、蔡疾呼、何嗣昌、资道琨等七人组成，以李俊杰为主任。决定由邓小平和余增生、李富春、郭隆真、周唯真、萧朴生、任卓宣、宗锡钧、林蔚等被认为 “熟悉工会运动” 的十七人组成工会运动委员会，以余增生为主任。会后，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支部）又决定下属宣传部设副主任六人，由邓小平、任卓宣、余增生、费子衡、熊季光、萧朴生任副主任，邓小平和费子衡、熊季光司理工人运动事宜。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不久，邓小平作为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共青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四月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成为里昂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同时在里昂做工。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领导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开展了声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时，几百名旅欧华人到巴黎社会厅集合，分乘二十多辆汽车浩浩荡荡到达位于巴比伦街五十七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旗帜、标语悬挂在大门和围墙上，并向行人和围观者散发法文传单。标语写的是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 “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等等。这场斗争引起了法国当局的不安。他们派出大批警察，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勤工俭学生。几天之内，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李大章等二十多人相继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又将四十七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驱逐出境。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回到巴黎，接替党团组织的领导工

５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作。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 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 ① 六月三十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为委员，和傅钟、毛遇顺三人组成书记局。面对法国当局的迫害，新组建的共青团旅欧区临时执委会书记局没有退缩，积极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七月二日上午，在共青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 “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 成立。下午， “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 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二十三号召开有七十多人参加的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邓小平在发言中提出，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这时，随着法国警方对旅欧党团组织成员的迫害加剧，党团组织内部有的人思想上产生了动摇。而邓小平立场更加坚定，活动更加积极。赴法勤工俭学生杨堃后来回忆道： “邓小平那时年轻、活跃，才华横溢，是职业革命家，而我是官费生，立场不坚定。参加革命后，我 ①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５５改名叫杨赤民，但心里还是想读书，拿学位，靠科学、教育救国。我记得一九二五年时我退出旅欧支部，一心去做学问。邓希贤一次见到我，拍着我的肩膀大声说，杨赤民，你那条科学救国的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当时我没有听他的忠告，这是我一生的惭愧和内疚。” ① 八月十六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会在巴黎开会，邓小平被推选为监察委员。这一时期，邓小平还和傅钟、邓绍圣等成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在巴黎主办的报纸《国民》的撰稿人。《国民》主要刊登法国和中国的新闻以及反映国民党左派观点的文章。八月十七日，邓小平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傅钟、施去病三人组成书记局，傅钟任书记。邓小平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法国巴黎警察局开始秘密跟踪监视邓小平的活动。八月二十日，他们查明邓小平住在比昂古尔市卡斯特亚街三号，还侦查到旅欧共青团执委会的一系列活动是邓小平组织领导的，有些活动是邓小平直接主持的，邓小平在不少会议上讲了话。邓小平后来回忆说：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为了更广泛地动员旅法华人开展反帝斗争，九月十二日，中共旅欧支部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再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旅法华人反帝大会。九月十五日，邓小平参加组织召开旅法华人反帝大会，有一千多旅法华人参加，声势浩大。会上还有法国共产党代表、法国国会议员、越 ① 访问杨堃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

５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南共产党代表等发言。会议提出，五卅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团结一致，同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掩护身份，十一月六日，邓小平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分配在钳工车间。雷诺汽车厂保存的邓小平当年的工卡上记载，他住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二十七号，系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七十六号车间。工卡的左下角，有一张邓小平的一寸小照，上面印着 “８２４０９Ａ” 的编号。邓小平在雷诺汽车厂做工的时间不长，但学到了一些钳工技术。 “文化大革命” 中，他被送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时，做的就是钳工活。邓小平后来还曾多次在一些场合提起在雷诺汽车厂的这段经历。十一月十五日下午，邓小平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二十三号主持召开会议，纪念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岐。王京岐，一九二○年六月赴法勤工俭学，后因参加进占中法里昂大学活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和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同被遣送回国。一九二二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不久再到法国学习。临行前他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指示他到法国后联络同志，组建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到法国后，他在周恩来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积极推动国共两党旅欧支部的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旅欧国民党党员中坚定的左派人士。一九二五年他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国途中病逝于海轮上。会上，发言者高度评价王京岐走出富裕家庭献身革命事业，愤怒抗议法国警察搜捕、驱逐中国进步人士的行径，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邓小平在会上作总结说，我们希望所有与会者永远牢记王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５７京岐，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次会议也遭到了法国当局的监视。十一月二十日，法国内政部长在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称： “十一月十五日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二十三号召开一次会议。会议期间，许多华人讲话、发言，该会为了悼念被法国驱逐出境在回国途中死于船上的王京岐。” ① 这时，国内大革命迅速发展，北洋军阀政治上出现分化。原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迫于奉、直军联合进攻的压力通电下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下，倾向革命并积极同苏联接触。一九二六年一月三日下午，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指出，冯玉祥 “应和苏俄政府亲如兄弟，团结起来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讲话进行了讨论，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号召支持行动委员会将旅法中国人全部组织起来，和国内的同胞团结起来，站在拥护苏联的冯玉祥将军一边，共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法帝国主义。会议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所有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都应该联合苏联，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法国警方掌握了这次会议和邓小平等人活动的详细情况。其情报称： “在一月三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 ……他作为共产 ① 藏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复制件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５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此外，邓希贤还拥有很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 ① 一月八日，法国巴黎警察局长发出搜查邓小平等人住所的命令，并决定驱逐邓小平等三人出境。这天早晨五时四十五分至七时，巴黎警方执行警察局长的命令，对布罗尼·比扬古尔的朱勒费里街八号、特拉维西尔街十四号、卡斯德亚街三号三家旅馆进行搜查。随即报告称： “搜查这三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中的中国人。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 “在卡斯德亚街三号旅馆的五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ＡＢＣ》等以及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还有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 “名叫邓希贤、傅钟和ＰｉｎｇＳｕｅｎＹａｎｇ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七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 “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 “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② 法国警方扑空了。此时，他们所要搜捕的邓小平等已于七 ① 藏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复制件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② 藏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复制件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５９日晚上离开法国前往苏联莫斯科。邓小平离开法国去苏联莫斯科，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的。鉴于当时国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急需大批干部，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选送一批干部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国工作。中共旅欧支部在给中共旅莫支部的信中，提出了一份拟派赴莫斯科学习的人员名单，邓小平就在其中。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发出的通告说： “赴俄同志二十人，已决定今晚（一月七日）由巴黎起程，名单列下：傅钟、邓希贤、李俊哲、萧鸣、傅继英、欧阳泰、孙发力、岳注文、汪泽巍、邓绍圣、傅纶、季苏、滕功成、宋法明、傅霖、陈家齐、何嗣昌、戴坤忠、覃仲霖、周介琏。他们大约不久即可回到中国。同志们！当我们底战士一队队赶赴前敌时，我们更当紧记着那 ‘从早归国’ 的口号。” ① 一月七日，邓小平等人乘着夜色掩护坐上火车，离开巴黎。邓小平结束了五年零三个月的旅法生活。这五年，在他的人生和事业中是至为重要的。在对 “机器吃人” 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切身体验之后，他原有的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破灭，认识到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救国救民。在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深入的考察、比较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在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引导和帮助下，投身实际革命斗争，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者。邓小平一行在途经德国柏林时下了火车，在柏林停留了一 ①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执行委员会通告第２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７日。

６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个星期，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国共产党组织的热情接待。他们还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组织召开的一些群众会议。邓小平后来曾多次对来访的德国客人说起当年在柏林时的情景： “受到德国党非常热情的照顾。二十几个同志分住在德国同志家里。当时德国工人生活很困难，德国同志夫妇只有一个房间，让我们睡床上，他们睡地板，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真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除了参观，还专门请我们看了红色赤卫队的训练。所以，我对德国共产党不生疏。那个时候我们从接触中了解到，德国党对中国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 ① 一月十七日，邓小平等人到达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 “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又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 “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创办于一九二一年，任务是为苏联东部地区民族训练革命干部，也为东方国家培训干部。一九二三年，中共旅欧支部就曾派赵世炎、王若飞等十二人进入这个学校学习。国共合作后，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双方都迫切需要干部，单靠东方大学培训已经不够了。于是，中国国民党促成苏联政府于一九二五年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有一幢四层的楼房，一百多个房间。校园里有一片树林，还有排球场、篮球场，冬天泼上水就变成了溜冰场。楼的一层是餐厅，二、四层 ① 邓小平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６１是教室、办公室、学习室、图书馆。图书馆有几千册书。学生宿舍在三楼。邓小平等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资本主义的法国，他们求学四处碰壁，还为生存四处奔波，充当苦力，没有人真正重视他们。在社会主义苏联，他们处处感到温暖， “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二十五卢布” 。苏联当时尽管面临 ① 经济困难，但却给他们生活上提供较好的保障。在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故乡，他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学习，自由地讨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自由地开展党团活动。他们急不可待地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之中。当时邓小平填写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员《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记录了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最初四天的活动情况：十九日，上课八小时；阅报或参考书半小时；阅党团出版物半小时；与三人谈话一小时；填写党团调查表二小时，共十二小时。二十日，上课六个半小时；有组织的谈话一个半小时；校长找去谈话四小时；散步四十五分钟，共十二个小时零四十五分钟。二十一日，阅党团出版物半小时；谈话一个半小时；团体会议八个半小时；洗澡一小时；搬家二小时，共十三个半小时。二十二日，阅党团出版物四十五分钟；谈话一小时；团体会议六个半小时；晚会四个半小时；洗被四 ①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７月版，第２３页。

６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十五分钟，共十三小时。表中 “读书的情况” 栏填写的是：按照团体规定，读了《前进报》第四期、第五期，《列宁论党》，《向导》第一三九期。在 “了解程度有无疑难处” 一栏中，填写的是： “无疑难处，不过不一定记得。” 在 “对团体的批评与建议” 一栏中，邓小平写了两条： “一、武装训练的规定，很合乎中国革命情形及党的需要。二、有方法实行武装训练，特别是同志间互相督促，互相训练的工作能切实做到。” 在 “对同志和自己的批评与观察” 一栏中写道： “因与同志个人接触不深，故此刻没有批评。” “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使自己得到进步。” 对下周的活动安排，邓小平在 “谈话” 一栏安排了四项：与陈家齐、覃仲霖共同讨论读《列宁论党》一书后的心得与怀疑；与王子祥结束 “对批评会意见” 的谈话；与季苏、汪泽巍、覃仲霖三同志谈 “对大会的批评之意见”；尽力与不认识的同志接触。在 “研究” 一栏安排了二项：重读《列宁论党》，读《党的组织问题》。 ① 同学们又是怎样记载邓小平的呢？有一个同学填写的一份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中写了观察邓小平的印象： “希贤之对仲 ② 霖、家齐之批评中，深感自信”； “很有自信的表现” 。对到苏联学习，邓小平是非常珍视的，也是盼望已久的。 ① 藏俄罗斯政治历史档案馆，复制件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② 藏俄罗斯政治历史档案馆，复制件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６３他在到莫斯科不久撰写的一份《自传》中，谈到 “来俄的志愿” 时写道：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 由此可知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是必须。所以，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为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难系统化，这实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的俄文名字叫多佐罗夫，学员证号码为二三三。学校学制为两年（后改为三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革 ① 邓小平１９２６年１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６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６５命运动部分），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主要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学校考虑到学员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还开设了一门重要课程———军事课，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还组织学生到莫斯科附近的军事学院参观和到兵营打靶。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些领导干部、负责人，都经常到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使学员们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对中国学员来说，学习上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因此，学校在第一学期开设的俄语课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六天，每天四小时。学习时，最初是读《真理报》，重点学习发音，然后是阅读其他文章，掌握语法。学校的教学注重对学员的启发式教育，注重学员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在教学中，由老师先用俄语讲课，然后学员提问，老师解答，都由一名中文翻译口译，再由学生开会自由讨论，最后由老师作总结发言。教学基本单位是班（亦有称为小组）。一九二六年初约有学员三百多人，设十一个班，每个班三十人到四十人不等。到一九二七年初，学员已超过五百人。学员中，有已知名的革命者和学者，有已在国内上过高中、大学的知识青年，还有从基层推荐来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学校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分班，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邓小平开始被分在第九班，后来又先后编入第一班、二班、十一班和第七班。

６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的组织为支部局，相当于校党委。第一期学员入学后，曾成立 “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 “旅莫支部”。旅莫支部是中山大学内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不归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领导。一九二六年夏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后，全体中共党员都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归联共（布）支部局领导。支部局书记由苏联人担任，委员大多数由中国人担任。党、团员，每周有一次党小组会。通常每个小组二十人至二十五人，由一名指导员主持。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后，一直由苏联人担任指导员。小组会上要求每个人都对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如果有人不发言，指导员就会点名让他发言。邓小平曾担任中山大学第九班中共党小组组长，他对党小组的工作非常热心。这个党小组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组成的，共有党员十四人，其中正式党员四人，其余十人候补期已满，尚未转正。青年团员六人。据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三日邓小平填写的党小组工作调查表记载，这个党小组从成立到六月上旬，一共开过九次会议。其中三次是讨论 “工作大纲”；两次讨论 “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支部的决议”；一次讨论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次报告 “处罚三同志的理由”；两次是关于批评的会。这份调查表还记载：本组讨论的问题百分之九十都解决了，仅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即 “马克思主义与孙文主义”。每次会议，除党员参加外，青年团员也都全体参加， “缺席者少极”， “到会者约有百分之九十八”。本组同志能够遵守纪律。每次讨论都很热烈，特别是对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以及 “中国时事” 等问题的讨论很感兴趣。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６７这份调查表还反映出，党小组内的党员与青年团员关系很密切，并注意积极发展他们入党。作为党小组组长的邓小平工作如何呢？调查表中记载： “对于党组的工作都还热心，很少迟到。” 在党小组活动中，邓小平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态度鲜明，坚持原则。有一次，在党小组会议上，班指导员苏联人瓦克思说 “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必有秘密”。邓小平和一些同学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观点，同他争论，一直闹到了校方。六月十六日，邓小平填写过下面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这是学校中共党组织为调查了解党员个人各方面情况，而要求填写的：一、党员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否：守纪律。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动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及训练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二、对于党的工作是怎样的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未缺席。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三、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四、对功课的关系如何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６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五、党的进步方面非党的倾向已否消灭，若是青年团团员，在青年团怎样树植党的影响：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是团员，能在团员中树植党的影响。六、对国民党的关系如何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是否不以同志的态度对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七、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邓小平填写的这份《党员批评计划案》的内容，虽然很简洁，但基本勾勒出了他这一时期的政治表现，反映出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他是非常清醒、毫不含糊的。中山大学中共组织和党员的表现，曾吸引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一大批来自国内其他方面的学员。蒋经国在一九三七年写的回忆录《我在苏联的日子》中说：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有个支部，它的组织与训练方法均安排的极为妥善。它的党员组织严密，并受到严格监督，永远按照中央集权领导的指示行动。他们生活简朴，纪律严明。因此，有一阵子，我觉得他们的活动比较有兴趣。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就是我到俄国几个星期之后，我加入了 ‘共青团’”。邓小平曾和蒋经国分在一个团小组，也有过一段交往。他们的同学徐君虎后来回忆说： “我去了以后，不仅和蒋经国分在同一个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里。我们的团小组长就是邓希贤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６９１９２６年６月１６日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

７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即邓小平）。” “邓小平比我们都大，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 “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 “我与左权初到莫斯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尽管天寒地冻，饭后总爱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领略异国风光。” “当我与左权、蒋经国、邓小平一起去散步的时候，除了聊天，还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有一次，蒋经国和我问邓小平：你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脖？邓小平告诉我们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就数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挣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那么一条。原来，他们是以曾当过清洁工人而自豪。” 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中，邓小平的文化水平属于中上，而且有从事革命实际斗争的经历，也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因此，他后来被编到人称 “理论家班” 的第七班。 “这是政治上最强，斗争最剧烈，人才最集中的一个班” 。班里聚集了 ② 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党员中有影响的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左权、朱瑞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康泽、邓文仪、陈春圃、屈武等。按邓小平的说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因此，这个班很有名，经常组织讨论有关中国的一些重要问题。 ① 徐君虎《我与蒋经国在苏联的一段往事》，《钟山风雨》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② 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中共党史资料》第９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４月版，第２３１页。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７１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情况比较复杂。联共党内路线斗争十分激烈，各方面都有人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中山大学学员的支持。在学员中，原来有一批是国民党派来的，公开成立了 “中国国民党中央直辖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支部”。随着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派来的学员也产生了分化，有的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有的站在国民党右派一边。共产党员学员和国民党右派学员之间，更是经常发生激烈的辩论。在第七班，国共双方学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作用等等。邓小平是经常同国民党右派学生激烈辩论者之一。他犀利的词锋、雄辩的口才是出了名的，有 “小钢炮” 之称。第七班吸引了许多学员，不少人纷纷要求转入第七班，朱瑞就是其中的一个。朱瑞是江苏宿迁人。一九二四年夏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考入广东中山大学法学院预科。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原先在第十一班，后强烈要求转入第七班。他后来说： “这一转移对我学习的进步，斗争之行动，与革命意志之坚定，尤其清楚的区别国共两党，明确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方面有着重大作用。” ①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近一年。近一年中，他认真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历史，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的认识，都大大提高了，奠定 ① 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中共党史资料》第９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４月版，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７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理论功底。一年中，他积极参加和组织党的活动，经受了党内生活和党内思想斗争的锻炼，思想修养和从事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有一件事促成了他提前回国。这就是冯玉祥访问苏联。一九二六年三月，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访问苏联，五月抵达莫斯科，受到了苏联政府和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员的热烈欢迎。冯玉祥访问苏联，对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表示要向苏联共产党学习，向苏联红军学习，改组其国民军（曾改称西北边防军）。他对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很感兴趣，表示要仿效在国民军中设立政治部。他很赏识这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刘伯坚，要求共产国际派刘伯坚随他回国主持国民军政治部的工作。同时他还希望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他选拔四五十名优秀学员到国民军中去开展政治工作。共产国际同意了冯玉祥的要求，于八月间派刘伯坚随冯玉祥一起回国。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非常重视冯玉祥提出的派一批学员到其国民军中去开展政治工作的愿望，但又认为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真正有能力、有水平能够胜任的政治干部太少。九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在致李大钊的信中说： “此间要人及弟意见，认为此间同志皆甚幼稚，不宜多去，待冯再来电请求时，只选派最少最好者去。” 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指出： “现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仅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

第二章从勤工俭学生到职业革命者７３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 ① 最后，在冯玉祥的坚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商量选出了邓小平等二十多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在邓小平的鉴定中写道： “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 “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 “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 ② 在派到冯玉祥部工作的人员名册上，莫斯科中山大学给邓小平的鉴定是： “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 ③ 这年年底，邓小平等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从一九二○年出国求学，辗转法国、苏联，六年零三个月了。当年负笈西渡的少年学子，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者。他热切地希望投身到国内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８月版，第４５５页。 ② 藏俄罗斯政治历史档案馆，复制件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③ 藏俄罗斯政治历史档案馆，复制件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处。

７４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一天，莫斯科冰天雪地。邓小平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同前来送行的同学们一一拥抱、握手告别后，登上火车，开始了回国的旅途。火车抵达苏联南部的一个边陲小城乌金斯克就是终点站了。邓小平等人下车，改乘汽车继续前行，到达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后，他们又继续登程，目的地是西安，当时冯玉祥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就在西安。这时已经是一九二七年的二月。邓小平和共青团员王涤亚、朱逸尘（朱世衡）三人作为先遣队，乘坐由苏联人驾驶的为冯玉祥部队运送子弹的汽车先行。没想到回国的路太难走了。从库伦到宁夏城（今银川），中间有几百里的荒原，人烟稀少，没有公路，汽车只能沿着羊肠小道颠簸前进，碰到沟沟坎坎，他们还要下来帮助推车，有时一天也走不了几里路。饿了，就啃点干粮；困了，就在车上打个盹。就这样日夜兼程，好不容易走出荒原，又进入沙漠。他们只好改乘骆驼，在大漠中艰难跋涉了八天八夜，才到达宁夏城。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７５当时，国民军联军在宁夏城设有后方留守处，专门接待从苏联回国的军政人员。在莫斯科临回国时，邓小平等人曾让在莫斯科的冯玉祥传令员陈天秩为他们给冯玉祥写了一封介绍信，这封信沿途还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方便。留守处处长王一飞是中共党员，邓小平等三人在这里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休息了几天，有一种回到 “家” 的感觉。邓小平还同王一飞多次长谈，一起分析国内形势，讨论革命如何发展的问题。后经王一飞联系，邓小平等三人同在《中山日报》工作的刘贯一和因病在宁夏城的西北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的彭桂林、孔广耀一道去西安。二月底，邓小平一行六人离开宁夏城，骑马途经吴忠、灵武、同心、固原，甘肃的平凉、泾川，陕西的彬县、礼泉、咸阳，于三月底到达西安，行程一千多公里，历时一个多月。途中，他们在平凉休息了三天。在彬县，参观了传说的《西游记》中的 “水帘洞”。沿途每隔二三十公里就有国民军联军的一个兵站。邓小平等凭介绍信在兵站领粮，行李也由兵站派挑夫帮助挑运。据刘贯一后来回忆，他们离开宁夏城时还穿着大衣或皮袄，到达西安时已改穿单衣了。一路上，邓小平谈笑风生。他像兄长一样关心照顾同行的刘贯一等人，向他们详尽地介绍苏联的风土人情和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自己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和感受。他还谈到了他所知道的当时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拉狄克等人的一些事情。在谈到托洛茨基时，他既肯定了托洛茨基的一些革命经历和对革命的贡献，也列举 “好多例子和事实”，指出了托洛茨基所犯的严重错误。沿途，邓小平还调查了各地地理风俗和民情，并向群众宣传革命。他同老乡

７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谈话说，农民只有觉悟起来，组织起来，跟着革命的洪流走，最后才能过上好日子。 ① 对于这次艰难的旅程，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焕章（冯玉祥）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多人。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结果交通不通，只有我们三个人随运子弹的车到宁夏。一路走沙漠，骑骆驼，一个月老晒太阳，很热。” ② 邓小平到达西安前后，正是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大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也是政治风云开始突变的前夜。年初，北伐军分三路向长江中下游的浙江、安徽、江苏挺进，自二月下旬到三月下旬，先后控制浙江全省，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并进驻上海。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经过秘密策划，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已由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随即举行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反蒋大会。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冯玉祥是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同苏联顾问团以及中共党员刘伯坚等人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在他回国之前，所部已被直奉联军打败，形势十分危急。九月，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刘伯坚等的全力帮助下，率部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系统，在五原组建国民军联军并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他表示今后将国民 ① 访问孔广耀的谈话记录，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３日。 ② 邓小平会见高理文、罗亚南夫妇时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７７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结合。他任命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并聘请苏联顾问团成员乌斯曼诺夫为国民军联军政治军事顾问。他公开宣布国民军联军集体加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纲领，接受孙中山实行的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举起打倒北洋军阀政府的旗帜。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参加国民革命，直接牵制了北洋军阀的力量，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民军联军进入陕西，标志着西北地区的大革命运动开始出现新的高涨。西安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并且形成了国民军联军（联军总司令部和驻陕总司令部）、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和陕西省党部）、共产党（中共陕甘区委）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新格局。为了帮助冯玉祥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新军队，早在一九二五年，李大钊就曾亲自与冯玉祥商量，拟定了国民军的政治工作计划。后来又安排著名的共产党人宣侠父等到国民军联军中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国民军联军各部队普遍建立了政治机关和比较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对邓小平等的到来，冯玉祥很重视，专门接待了他们。邓小平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兼任该校共产党组织的书记。中山军事学校是国民党左派当时担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创办的，实际上是由刘伯坚等几位共产党人帮助筹建起来的。办学形式仿效当时的黄埔军校，主要培训国民军联军营、连、排初级军官，以及中共选送的革命青年。学校的主要领导职务都由共产党人担任。校长史可轩是共产党员，还担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政治保卫师师长。副校长李林也是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员。组织科长高克

７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林、负责学员日常操练的总队长许权中都是共产党员。学员分为三个大队，大队长也分别由共产党员高致凯、张汉俊、杨浪波担任。分队的主要军事、政治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全校五百多名学员中有一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这所学校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所 “红色的学校”。学校的教学主要是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政治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列宁主义概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军队的政治工作，等等。对共产党员和积极争取入党的学员，还要加授《什么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ΑΒС》等党课。邓小平后来回忆这个学校的政治教育时说，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学校的管理十分严格，对学员的军容风纪、作息制度、课目训练等各个方面，都抓得很紧。全校教官、学员一律穿灰色列宁式军服，扎腰带和绑腿。平时，教唱《国际歌》《行军歌》《演习歌》等歌曲。学员精神面貌很好，校园革命气氛很浓。邓小平除负责做政治工作外，还兼讲政治课。他有在法国的阅历，又经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系统培训和学习，讲起课来驾轻就熟。据当年一些学员回忆，邓小平知识丰富，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幽默，不停地打着手势，并且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深奥的道理经他用历史典故和浅显的比喻讲出，学员一听就懂。学员雷展如后来回忆说： “他经常给学员讲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法国大革命和苏联革命的经验，要求每个革命军人应遵守纪律，养成吃大苦、耐大劳、英勇善战的作风，使学员在谈笑中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 ① 学员胡 ① 访问雷展如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３年６月。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７９震后来回忆说： “在我当分队长前，有一次，他讲政治课时，提出节制资本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点名要我回答。我以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初步理解，并举出两个例子作了回答。他听了还满意，一边点头，一边让我坐下。” ① 邓小平经常在各种场合作政治报告，宣讲和分析大革命发展的形势，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持大革命。学员郑殿华后来回忆说：邓小平 “给全校作过几次政治报告，中心意思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封建军阀，铲除土豪劣绅，动员群众进行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等革命道理。讲得生动精辟，通俗易懂，对我们的鼓舞教育很大。” ② 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中山军事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追悼大会。邓小平和史可轩、李林、许权中等学校领导人一起站在主席台上，带领大家致哀。追悼会上，学员们还演了一出赶排的悼念李大钊的 “文明戏”。邓小平也参加了演出。高克林后来 ③ 回忆说：我记得邓小平 “扮演于右任” 。在史可轩、李林、邓小平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朝气蓬勃，被人们誉为 “西北黄埔” 或 “第二黄埔”。学校培养了一批有革命觉悟的初级军官和党政工作干部。其中，向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输送了一批学员，逐步形成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渭华暴动的骨干力量。陕北红军的一些著名将领，如刘志丹、高岗等都曾在这所学校 ① 访问胡震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４年３月。 ② 访问郑殿华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３年３月。 ③ 访问高克林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８年７月７日。

８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学习过。当时在西安还有同中山军事学校性质相近的两所学校，即西安中山学院和西北军官学校。邓小平在这两所学校都作过报告或教过课。中山学院隶属于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是由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筹备创办起来的。学院设有军事政治班、农民运动班、组党班和妇女班。院长刘含初是中共党员，副院长兼总务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总队长任敬斋、总务科长呼震东都是共产党员。这所学校当时也被誉为 “西北革命学府”，培养出了许多党政工作和工农运动的重要骨干。邓小平一般在星期六到中山学院作专题报告。学员张觉后来回忆： “ 邓小平作报告时用手卡着腰，讲得很生动” 。西北军官学校后改名 “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 ① 长由续范亭担任。中共党员贾大容、汪泽阶等在学校中担任重要工作。学员大多数是陕甘两省的进步知识青年，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邓小平和刘伯坚等在该校兼任过教官。邓小平经常参加校内外一些进步社会团体、国民党左派组织等举行的集会和各种活动。五月二十一日，陕西青年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邓小平应邀出席，并在会上作《苏俄之近况》的报告。据《陕西国民日报》报道，他的报告极富鼓动性，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号召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使与会青年深受鼓舞。五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出席中山军事学校国民党特别支部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六名正式执行委员之一。第二天，在第一次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上，又被推定为三名常务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 ① 访问张觉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０日。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８１六月十二日，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在学校大礼堂召开 “非基督教同盟” 成立大会，邓小平也应邀到会讲演，宣传革命与科学。 ① 正当一大批共产党员在国民军联军中积极工作的时候，冯玉祥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五月，国民军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就任总司令，随后率部东出潼关，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这支军队经过刘伯坚、邓小平等大批共产党员艰苦细致的工作，已经由一支濒于瓦解的旧军阀部队，变成为一支军威大振、受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在东征作战中，全军上下士气旺盛，一路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拉拢冯玉祥，分别同他进行幕后交易。随后，在 “分共” 问题上，冯玉祥同汪精卫有了一致的看法。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联合 “清党” 和继续北伐的协议。冯玉祥虽倾向革命，但却没有明确的革命主张。他反对帝国主义和旧军阀，但对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等认识不清。至此，他开始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徐州会谈后，冯玉祥在部队和所辖地区开始 “清党” 反共，但在程度上、方式上同蒋介石有所区别。他下令将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训练，名曰训练，实际上是 ② “调离军队，搞集中营，洗脑筋” 。得知这个消息后，邓小平与刘伯坚、史可轩、李林等商量，大家一致认为邓小平应去武汉找党中央，而不要到开封去 ① 《陕西国民日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４日。 ②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８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 “受训”。六月底，邓小平离开西安，经郑州去了武汉。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出于个人对共产党的好感，冯玉祥改变了处置在其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办法。七月，他派人将刘伯坚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送到武胜关，发给路费， “礼送出境”。后来，冯玉祥几经曲折，终于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半个多世纪后，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冯玉祥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邓小平亲切地会见他的家属，在谈话中充分肯定了冯玉祥。他说： “冯玉祥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 ① 邓小平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了三个月左右时间，这是他投身国内革命斗争的第一站。在国民党右派背叛大革命前后的复杂背景下，他同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员，坚持同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合作，团结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军联军中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部队政治工作，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他自身积累了统一战线工作和部队政治工作的初步经验，在各方面也受到了实际锻炼。七月初，邓小平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随即到中央军委报到。在这里，他见到了在法国分别的周恩来和聂荣臻。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聂荣臻在中央军委工作。经中央军委介绍，邓小平被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秘书。 ① 邓小平同冯玉祥的子女冯弗伐等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４日。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８３两个多月前，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党只注意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叛变的教训。但是，会议没有能够在当时十分危急的状况下提出如何挽救革命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陈独秀在会上仍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五大以后，陈独秀准备在中央秘书长之下设八大秘书，先任命了刘伯坚、邓小平等，后八大秘书并未任命满，已任命的其他几个人都未到任。这时的中央秘书长是邓中夏。作为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工作任务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在中央的重要会议上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的文件。邓小平对陈独秀并不感到陌生。十多岁在老家广安上中学时，他就知道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在法国，他读了不少陈独秀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说，陈独秀也是邓小平思想上的领路人之一。邓小平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后，经常参加中央的各种会议，而同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后来他在谈到对陈独秀印象时说，陈独秀搞 “一言堂”，主持开会相当简单，有时显得相当武断。他还说到：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 “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 陈独秀 “ 是搞家长制的。” ① “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 ② 这些，应该说是邓小平的亲身感受。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８７页。

８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由于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同时，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后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领导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刚到武汉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便面对一场严峻的考验。他随党中央机关一会儿从汉口搬到武昌，一会儿又从武昌搬回汉口，顽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由 “希贤” 改为 “小平”。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邓中夏随周恩来等人去了南昌，中央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兼任。李维汉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邓小平在法国时就知道他的名字，但未见过面。这时的党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都失去了联系，因此中央机关的工作并不很多。八月一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几天之后，八月七日，为了检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两省党组织的代表和负责人，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８５这次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筹备和召开的。作为党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和李维汉一起住在瞿秋白夫妇的住处德林公寓内。这里离开会地点很近，来往方便。八月三日夜，邓小平被交通员悄悄地带到会场———汉口俄租界三教街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这里原是苏联援华农民问题顾问洛卓莫夫的家。二十多天前，洛卓莫夫被汪精卫驱逐回国。这栋公寓楼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处，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会场为相连的两个房间，还有一间侧房作厨房用。邓小平是最早来到这里的，又是最晚走的，负责有关的会务工作。八月的武汉，酷热异常。为了保密，房子的门窗整天关着，不透一点风，室内闷得像蒸笼。邓小平和陆续到达的与会者都挤在里面，焦灼地等待着会议的召开。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便倒杯开水吃点干粮。五十多年后，一九八○年七月，邓小平到武汉视察工作，特地参观了八七会议会址。故地重游，记忆闸门一下子打开了。他说： “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最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 “李维汉是秘书长。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的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

８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５日，邓小平参观八七会议会址。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８７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一个晚上带着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三十四岁，瞿秋白二十九岁，李维汉三十一岁，任弼时二十三岁，我二十三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 邓小平还特别说道： “首先要讲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 ① 此时，邓小平已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中寥寥健在者之一。他对五十多年前召开的那次会议的回忆，连细节都如此真切，可见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八七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在会上作《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上的发言都是集中批评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右倾错误。有的发言也批评了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党中央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及组织问题上犯有错误。军事问题上，毛泽东批评了 “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的错误，强调全党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 ② 的一席话，后来被概括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著名论断。邓小平担任会议记录工作。现在得以保存下来的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记录，都出自他之手。 ① 邓小平参观八七会议会址时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５日。 ② 八七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

８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所做的八七会议记录手稿。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８９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同与会的很多人一样，从心底里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后来，他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多次强调： “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 ，只有 “武装斗争能 ① ② 够打开局面”，只有 “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八七会议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性转变。八月九日，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八七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勇敢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农村，致力于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使革命开始出现新的转机。九月上中旬，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即率领起义部队于十月到达井冈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一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十月，中共中央秘密从武汉迁往上海。邓小平随党中央机关一同到达上海。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和怕重犯右倾错误的情绪。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 “左” 倾错误的影响下，没有意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而是错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第１版，第２２１页。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第１版，第２２３页。

９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误地认为当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涨的， “客观上有一触即发，起来推翻一切豪绅军阀政权的趋势”，党应当会合各种暴动发展成为总暴动。十一月九日至十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临 ① 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提出， “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 “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会议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 “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局面。 ② 之后，这次会议的精神迅速在各地贯彻执行。但是，各地农村暴动、城市暴动和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有的则是仓促举行而迅速失败。这期间，邓小平列席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几次重要会议。见证了上述有关错误决策的形成，这使他后来对土地革命时期 “左” 倾错误的认识特别深刻。这时的上海，已成了各种反革命力量麕集的地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中共中央以极其秘密的方式活动着。十一月十四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撤销原有的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农委，在中央常委下分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党报委员会、秘书处和组织局，组织局下设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出版、会计等科以及妇女运动委员会。 ①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２月版，第４３５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１卷（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２５０页。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９１这次会议后不久，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二十三岁。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虽然只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技术性质的多，也为中央起草一些次要性质的文件（如对次要省区的指示）” ，但是这一岗位却很重要，工 ① 作也很繁忙。当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黄玠然，后来回忆邓小平工作情况说： “邓小平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但他也发言，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到中央的安危。邓小平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中央机关秘书处的工作。可以说，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② 中央组织机构重新调整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干部。十一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列席第三次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补充干部的问题。会后，邓小平根据会议决定，拟定了一份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学习的人员中抽调回国工作的人员名单。这样，一批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等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② 访问黄玠然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

９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学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在一九二八年先后回到国内，充实到中央各组织机构或各地党的组织机构中。从十二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鉴于各地武装暴动和起义相继失败的情况，连续发出通知，指示一些地区如果条件不具备不要立刻组织暴动，并决定停止原计划的湖南、湖北年关暴动，从而避免了一些损失，对纠正 “左” 倾盲动错误起了一定的作用。邓小平亲身经历了 “左” 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党内推行和纠正的过程，耳闻目睹了 “左” 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特别是他直接参与了中共中央纠正湖北、浙江两省 “左” 倾盲动主义错误问题的工作，对他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历练。其中，湖北问题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和唐生智之间爆发宁汉战争。当唐生智军队败退时，中共湖北省委一些人就主张武汉三镇马上暴动。十月二十八日，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罗亦农来到武汉后，召集长江局会议指出 “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 ，决定立即取消暴动计划。但是，十一月临 ① 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在给两湖省委的信中则认为： “在极短的时期内有造成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之可能”，并命令两湖省委 “更积极的发动两湖的革命，创造部分的暴动，会合而成为总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的暴动” 。十二月中旬，共青团湖北省委的一部分人向中 ② 央控告罗亦农和中共湖北省委在唐生智败退时 “ 畏缩不前， ① 《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月版，第５２５页。 ② 《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月版，第５２１页。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９３临阵退缩”， “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之错误”，要求中央 “彻底查究”。据此，中共中央派出苏兆征、贺昌、郭亮组成的三人特委前往湖北查处。特委赴湖北后，采取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并对武汉暴动问题作出错误的结论，引起湖北党内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这时全省总暴动的方针在实践中也遭到严重的挫折。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告湖北同志书》，指出：当时 “主张在武汉三镇马上暴动，这不仅是一个错误，且系玩暴动”。但是，一月五日，中共湖北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仍坚持说，自一月一日起开始赤色革命宣传周，将领导江岸铁路工人进行罢工和暴动。一月十一日，共青团湖北省委也写信给中央说： “湖北已经到了工农兵暴动夺取政权时候”。 ① 中共中央决定郑重致信湖北省委，解决湖北问题。邓小平参与了信的起草。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致湖北省委的信》发出。信中批评湖北省委 “有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倾向”，指示他们 “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领导他们从日常的争斗中团结与扩大他们的阶级组织，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培养他们总暴动夺取政权坚决的与明白的意识”。 ② 邓小平在参与起草中央《致湖北省委的信》的过程中，对湖北问题的情况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一月十八日，在第十四次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他不仅详细报告了湖北问题的情况，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取消湖北总暴动的建议。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二十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和二十二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又专门讨论湖北问题，重申反对湖北 “即刻举行 ① 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月版，第１６３页。 ② 中共中央《致湖北省委的信》，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４日。

９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总暴动”，最终纠正了湖北省委的盲动错误。一九二八年一月，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邓小平除了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列席中央各种会议并做记录外，还负责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和各种会议安排等。当时，中央机关办公和活动的地点大都在比较隐蔽的租界区内。中共中央经常开会的地点是四马路（福州路）天蟾舞台后面四四七号的楼上，外面挂着 “福兴字庄” 招牌作掩护。这幢房子的楼下是 “生黎医院”。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大都是在这里召开的。为了安全和保密，中央机关还分散在其他几个地方办公和活动，如同孚路柏德里七百号、永安里一百三十五号、五马路的清河坊等。邓小平和周恩来有一段时间是在同孚路柏德里七百号办公和活动。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下是客堂，楼上是办公室，客 ② ① 堂后面的楼梯可通楼上。彭述之夫妇、陈赓的夫人王根英、黄玠然的夫人杨庆兰（后曾化名金莲）等以房客和房东的名义住在里面作掩护。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这里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的人经常来此请示汇报工作，各种问题主要由周恩来处理，邓小平协助。据黄玠然回忆： “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们两人是不可分的，处理工作是互相配合。我感觉邓小平说话不多，处理问题很果断，对同志的态度很诚恳。” ③ ① 彭述之，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不久被解除职务回到上海。 ② 陈赓，当时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 ③ 访问黄玠然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９５上海原同孚路柏德里７００号（今石门一路３３６弄９号），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

９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由于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活动猖獗，中共中央非常强调秘密工作制度和纪律，对中央机关办公活动地址和党中央负责人的住址等都有严格的保密规定。作为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这方面担负非常重要的责任。他掌握中央活动的地点和各部门的办公地址。为保证安全，中央的负责人要不断变换住址，并且彼此都不知道，由邓小平单线联系。在白色恐怖下，党内经不住考验而变节投敌、出卖组织和同志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更给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人的安全保卫和保密工作带来了困难。邓小平胆大心细，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总是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损失，消除后患。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他花了很多功夫去了解上海的环境。可以说，他当时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上海通”。晚年，他到上海时经常冷不丁地说出连陪同的当地负责人都不知道的一些上海老地名。郑超麟曾和邓小平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回国。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后，他也在中央机关工作。他后来回忆说： “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中央各部门就不来往了，我参加中央的几次会议，都是有人带我去的。邓小平和中央秘书处住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并且也不许去。平常来往都是交通送信，我和邓小平平常来往，主要是开会。” ① 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并有效地开展工作，中共中央还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即 “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秘密机关群众化、党的 “负责干部职业化”。 “职业化”，就是以某种职业为掩护。 ① 访问郑超麟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９７邓小平在浙江路清河坊开了一家二层楼的杂货铺。楼上是他住的地方，楼下是铺面，卖些香烟、肥皂之类的东西。邓小平经常头戴礼帽，身穿长袍，俨然一个阔老板。这家杂货铺也是党中央开会的一个地方。后来他把这家杂货铺交给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纪恩经营，自己又另外租房，开了一家古董店。这家古董店是党中央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络点。在一般人看来，外国人喜欢逛中国的古董店。共产国际代表都是外国人，出入古董店，不会引起怀疑。在这里传递消息、情报和文件，是比较适宜的。邓小平还经常化装参加各种活动。当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刘英后来回忆说： “第一次认识小平同志是他同周恩来同志到李维汉同志那里谈工作，他那个时候大概是中央秘书长。他们来经常化装，到什么地方就穿什么。到租界穿得讲究，到平民地方穿工人衣服，所以就不容易被坏人发现，不注意，跟群众一样” 。 ①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有了他的第一次婚姻。同志们为他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据郑超麟回忆： “我记得他们结婚时还在广西中路聚丰园的四川馆子摆了三桌酒席，周恩来、李维汉等人，还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些普通工作人员都来了，一共三十多人。” ② 新娘子名叫张锡瑗。张锡瑗又名西远、希园，河北良乡 ① 访问刘英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 ② 访问郑超麟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

９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今属北京房山区）人，比邓小平小四岁，父亲是良乡铁路站站长。一九二二年入保定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学校团组织的负责人，参与发动并组织学生驱赶反动校长的斗争，作为学生代表之一赴北京、天津宣传学生运动。同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保定市监察委员。一九二五年随父亲到北京，入清明中学读书，同时还担任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妇女部秘书，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十一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俄文名字叫多加多娃。她是一九二六年底回国的，一九二七年在保定参与领导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后调到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处工作。邓小平和张锡瑗在莫斯科时就相识，没想到回国后又在一起工作。在工作中，他们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共同的理想和事业，让他们从相知到相爱并成为伴侣。对于邓小平和张锡瑗的结合，郑超麟回忆说： “张锡瑗个子不高，人长得很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看上了邓小平。” ① 婚后有大半年的时间，邓小平、张锡瑗夫妇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小沙渡路遵义里的一幢房子里。邓颖超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常常听到楼下那小两口又说又笑。晚年，调皮的女儿问起父亲这事，邓小平说，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有说有笑。在险恶的环境和紧张的工作中，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① 访问郑超麟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９９这期间，邓小平也经历了一次危险。有一次，中央特科得到情报，巡捕发现了周恩来的住处，即通知周恩来搬了家。邓小平当时不在家，没有接到通知。当他回来敲门时，里面巡捕正在搜查。幸好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来开门。邓小平一听声音不对，赶快走了，脱离了危险。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那个时候很危险呀！我们在上海作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半分钟都差不得！ ① 到此时，大革命失败已有八九个月时间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能够认真地全面系统地总结一个时期以来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筹备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党的工作，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工作路线、方针和政策。会议还决定，在筹备和召开六大期间，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指导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和白区的秘密工作，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工作。在邓小平等的具体安排下，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党中央的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等和一百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关于邓小平在留守期间的工作，李维汉后来回忆说： “六大开会期间，我和弼时受命负责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到同年九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１９３— １９４页。

１０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 “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 “当时，每天上午九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 ① 李维汉回忆中说的那个商店，就是邓小平开的那家杂货铺。一九九○年，当年在中央机关做交通工作的朱端绶曾对邓小平女儿邓榕说： “我是在一九二八年夏天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就认识你父亲了。那时他才二十四岁。” “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在两间屋子一起开。” “我是专门在中央机关当交通，直接在你爸爸的领导下工作。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由我用明矾水洗出来，然后誊抄好。我抄的文件都是最绝密的，不出政治局的门。” ② 留守中央人手少，工作繁忙，而且刚开展工作就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袭和破坏。四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巡视两湖工作后回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月版，第１８６页。 ② 访问朱端绶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０年２月。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１０１到上海。十五日，他来到地处公共租界戈登路望志里的办公地点，准备与山东来的同志接谈工作。由于叛徒何家兴夫妇向英巡捕房告密，他不幸被捕。邓小平幸免于难。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同志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① 这一事件的发生，更加引起了留守中央对整顿党组织、加强秘密工作的重视。五月十八日，留守中央发出由邓小平等组织起草的第四十七号通告，对党组织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作出规定，并提出若干具体办法。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又印发《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秘密工作守则。在六大召开前后的约四个月的时间里，留守中央认真履行职责，对国内党的一些重要工作作了正确的决议与指导。邓小平不仅承担了留守中央机关大量事无巨细的工作，还在留守中央作出的决策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五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向济南大举进攻，几天之内屠杀中国军民三千余人，制造了 “济南惨案”。五月九日，留守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 “五三” 惨案后反帝斗争工作》，要求各地秘密党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反帝斗争。五月十八日，邓小平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留守）会议，参加讨论 “济南惨案” 以来的政治形势与深入进行反帝斗争等问题。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留守中央就组织工农开展反帝斗争问题又先后发出四次通告。有的地方还派人下去指导，有些地方则给予具体的书面指示，在全国掀起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１９３页。

１０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了一场反对日本侵略山东，反对英美对中国的渗透、控制和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群众运动高潮。邓小平参与中央一系列通告及给一些地方的书面指示等的起草、讨论工作。五月二日，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红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向江西省委和留守中央报告，汇报朱、毛会师后部队的组织状况和打退赣军第二次 “进剿” 的战绩。报告中还提出红四军 “不直下吉安”，而实行对内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对外帮助地方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的方针。 ① 六月四日，邓小平列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留守）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转红四军前委诸同志的回信。信中表示赞同红四军的方针，并指出： “在各地的运用和工作布置上不能机械的一致，不能采取同样的方式，应随各地工农斗争的情形，党的力量、统治阶级的强弱，士兵工作的好坏等等主客观条件来决定布置不同的工作方式”。信中还确定，在红四军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前委之下，组织以朱德为书记的军事委员会。 ② 由于交通不便，这封信到十一月才送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红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央的信 “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 ③ 五月二十二日，留守中央收到中共湘西特委的信，信中要求给予工作指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湘西特委成立后，积极恢复党的组 ①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的报告，１９２８年５月２日。 ② 《中共中央给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的信》（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５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６月版，第２３７页。 ③ 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３月版，第１９２页。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１０３织，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发动农民武装斗争。一九二八年一月，周逸群、贺龙等根据中央的指示，组成湘西北特委，到湘西北组织开展游击战争。他们经过洪湖地区时，将该地区由农民起义军组成的三支游击队共五百多人集中起来，组成工农革命军，于三月在湖南桑植发动武装起义，攻占桑植县城，成立中共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四月，起义军被国民党军打散。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贺龙仍留在桑植、鹤峰等地，领导湘鄂边的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党在湘西地区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开展，湘西特委难以决定。五月三十日，留守中央召集有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和李震瀛、邓小平参加的特别谈话会，讨论湘西问题，决定由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致湘西特委的指示信。六月一日，第三十九次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留守）会议讨论、修改并通过邓小平起草的中央指示信。邓小平起草的中央指示信，从群众工作、游击战争、城市工人运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党组织的整顿与发展以及党的组织机构的调整等方面，对湘西的工作提出了全面而明确的指示，其中突出地提出了注意群众工作而防止单纯军事行动的意见。信中说： “目前湘西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和发动群众组织的工作，特别是在有党的组织及群众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要注意这一工作。过去各地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注意到群众工作的结果，不但军事上得不到胜利，即政治上也得不到胜利。湘西目前我们有不少的武装，这些武装应为发动群众之副力，不可再蹈过去的覆辙，陷于单纯的军事行动，以致结果始终得不到群众的拥护而遭失败。因此，现在你们所有的枪支

１０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仍须分散组织游击队来发动群众。贺龙部队亦要以之发动群众，不应是单独的军事行动。” ① 信中还指出：群众工作的发展不要偏重于乡村的农民斗争，要特别注意城市的工人运动及军事运动。这些工作要能互相配合的发动，尤应了解城市领导之重要。关于党的组织机构的调整，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将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并于七月组成以贺龙为书记的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随后，将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湘西前委也改成湘鄂西前委。之后，湘西特委领导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迅速打开局面，逐步形成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周恩来分别在会上作主要报告。会议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 “左” 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盲动主义错误。指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史失败而过去，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会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李立三等，八月间先后回到国内。八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列席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听取李立三代表新的中央政治局报告六大情况、新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立和政治局常委的分工等。九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新的中央开始工作。 ① 中共中央给湘西特委的信，１９２８年６月１日。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１０５九月六日，邓小平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维汉作关于留守中央工作情况的报告。在三天后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李立三代表中央在讲话中肯定留守中央的工作路线是正确的，策略上一面反帝一面发动群众是对的。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回到上海后，负责起草了中央的工作计划。十一月十三日，向忠发主持召开六大后的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各部工作的分配及中央工作计划。在讨论分工时，特别讨论了中央秘书长问题。周恩来提出，中央秘书长主要是一个技术的秘书长，是事务性的，不一定要中央委员来做。会议决定，中央秘书长改称中央事务秘书长。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会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事务秘书长工作。中央事务秘书长只是名称不同了，工作任务没有什么变化。邓小平领导中央秘书处的工作。秘书处下设文书、内政、外交、会计和翻译五个科，工作范围包括：中央文件的刻印、密写、收发和分送；中央与顺直、满洲、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党组织的联系；管理以上海为中心的联系各地的有关文件、钱钞、干部和来往人员的全国秘密交通网；党的经费的收集、汇兑和管理；提出审查各省预算、决算的意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等等。这些工作头绪纷繁，但邓小平组织大家做得有条不紊，有力地保证了中央机关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正常运转和中央对各地工作指示的及时贯彻落实。当时，每隔几天就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负责安排会议议程以及时间、地点、出席人员等，列出每次会议讨论的议题，重要会议他还要兼作记录。每次会议结束后，邓小平还要对会议决定的事项逐一检查落实。

１０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一九二九年六月召开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时，对六大后的党中央机关一年的工作有一个统计：一九二八年十月到一九二九年六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共开三十九次，讨论的议题有二百零二项（不包括提交到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的各省及中央各部的许多议题）。一九二八年九月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央对各省的通告决议案共六十件，对各省政治党务指导的信件一百四十八件，对各省政治党务通告等七百八十一件，对各省政治通讯五十件，对各省政治宣传大纲八十七件，对各省通知及其他信件一千六百七十五件，对各省非政治党务的通告等一百九十四件，送往共产国际的文件六百四十二件，各省给中央的来件一千七百七十九件。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中央机关的工作量之大。那时机关工作的人员少，这其中不少工作都是邓小平亲自参与做的。除了这些工作外，邓小平作为党中央机关的 “管家”，还管着中央领导人生老病死一类的事情。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从莫斯科回国后病重，邓小平负责安排苏兆征住院治疗，还陪同向忠发、邓颖超等去医院探望。苏兆征逝世后，邓小平迅即通知李立三起草悼念通告，后又负责安排悼念苏兆征的活动等事宜。到一九二九年，中国共产党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斗，逐渐从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摆脱出来，革命在曲折发展中走向复兴。六月下旬至七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检查总结六大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而在这时，共产国际多次向中共中央发来 “左” 倾错误主张的指示信和决议案。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１０７合法主义和消极、妥协、动摇的倾向，如果中国共产党 “不用警觉的激烈的自我批评态度来批评这一切右倾的错误和动摇，来加以预防，则右倾是会变成可怕的危险的”。 ① 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中共中央提出了准备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总暴动方针。这一错误方针在形成和推行过程中，曾受到党和红军内一些领导人程度不同的怀疑或抵制。邓小平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多数时候不发言，但有时也发言，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一次讨论李立三提出的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时，邓小平发言说：国民党有两百万军队，现在革命正处在低潮，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足够的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当时，会上持这种意见的人 ② 不多，他的发言属于非常难得的不同声音。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邓小平去四川巡视一次，为期三个月。四川是地方反动军阀比较集中的省份之一，反革命力量比较强大。受盲动主义的影响，一九二八年初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错误地认为，在四川组织暴动，客观条件 “早已超过”，继而发动春荒暴动，使革命力量遭受相当大的损失。接着党内又产生报复主义的倾向，先后组织了南溪、叙府、涪陵、绵竹等暴动，结果因缺乏群众基础和城市的配合而完全失败。十月省委再次遭到破坏，全省党的工作陷于混乱状态。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的工作是不满意的。一九二九年二月 ①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形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１９２９年２月８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５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版，第４８页。 ② 访问黄玠然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

１０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二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四川问题。会前，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代中央起草致四川省委的指示信。邓小平认真研究四川省委近年来的工作情况后，根据党的六大的精神，起草了指示信稿。指示信稿分析四川目前的形势还没有革命高潮，同时指出四川党组织发展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讨论中，对如何看待四川目前的形势和四川党的组织发展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周恩来同意邓小平在指示信稿中的分析，认为四川目前还没有革命高潮。李立三则认为四川的形势更易造成革命的高潮。周恩来认为，说四川革命高潮更易造成的说法还是不大妥当，但可指明统治阶级更易崩溃。最后，会议决定由邓小平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对指示信稿进行修改。二月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邓小平修改后的指示信稿，经周恩来审定后发出。三月二十六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第七号通告，仍然提出：四川 “现在整个的局面实在快要到了革命火山在我们面前大爆发的时期”， “客观条件的确完备成熟了。” “军队中的党组织，必须有条件的领导所影响的兵士群众一致暴动起来，投到农工方面，与工农会合。” ① 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又发出指示信，批评四川省委： “对四川政治形势仍有过分估量的倾向”， “四川党内存在很厉害的右倾和 ‘左’ 倾的危险。一方面趋避斗争、和平发展，以军事力量来领导工农，降低党的口号来迁就敌人的现象普遍存在着，另一方面盲动主义残余（如不少同志为川战问题向省委的责备）仍然存在。” 信中还批评四川省委对于中央指示信中关于党的组织发展 ① 《中共四川省委通告第７号》，１９２９年３月２６日。

第三章在党中央机关工作１０９要建立中心区域的意见 “仅是口头上的注意，仍然是一般的忽略”。这期间，四川还发生了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兵变事件。七 ① 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致信四川省委提出批评。信中说： “兵变问题，我们固然不是绝对的不可举行，但是我们在原则上在工农群众斗争消沉的地方，应避免故意地去制造兵变”，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想在兵变后，借军事势力作中心势力来发展群众，这是在原则上有颠倒因果的错误。” ②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对四川党的工作的指导，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四川巡视。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赵容接替邓小平的工作。赵容，即康生，此时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赵容随即来中央，邓小平向他交代了一些工作，并领着他到一些地方转了转。但后来，赵容因故并没有接替邓小平的工作。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四川问题委员会，由杨殷、邓小平等五人组成，杨殷担任召集人。不幸的是，四天以后，八月二十四日，杨殷和彭湃等人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这一事件发生后，党中央临时改变了原定的一些工作安排。邓小平的工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八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晓野接替邓小平任中央事务秘书长。从一九二七年七月任中共中央秘书开始，邓小平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了整整两年。这两年是由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向中国共 ① 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９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国民党四川江防军第七混成旅代理旅长旷继勋（又名邝继勋）率全旅四千官兵在四川蓬溪牛角沟宣布起义，成立 “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旷继勋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 ② 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的指示信，１９２９年７月３０日。

１１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转变的时期。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秘书和秘书长这一特殊的工作岗位上，亲历了党的许多重大事件，参加了这一时期党的实际斗争，经受了各种历练和考验。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他出色地完成了所承担的重要工作任务，积累了多方面的工作经验，培养了果断干练又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这些都为他今后担负更重要的工作创造了条件。八月底，邓小平匆匆离开上海，他并不是去四川巡视工作，而是受命前往广西。

１１１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一九二九年八月底，邓小平化装成商人，秘密从上海黄浦码头登上了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前往广西。临行前，有孕在身的妻子张锡瑗为他准备了简单的行装。他此行的任务主要是在俞作柏、李明瑞等广西上层人士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全面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工作。和邓小平同行的有龚饮冰。龚饮冰这时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他此行是负责党中央与广西党组织的联络。广西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一九二五年后，广西一直由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集团掌控着。一九二八年六月，当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动 “二次北伐” 占领北京、天津后，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为建立个人独裁，就开始排除异己，准备各个击破地解决其他新军阀了。蒋介石的第一个目标，首先瞄向控制广西、武汉和冀东的以李宗仁为首的广西新桂系集团。一九二九年一月，蒋介石利用全国军队编遣会议，削减包括新桂系在内的各军阀派系的实力。二月，由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指责桂系集团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决定开除李宗

１１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仁、白崇禧党籍，并决定派兵讨伐。三月底，蒋桂战争终于在长江中游地区爆发。蒋介石对新桂系军阀一方面兵戎相见，另一方面又对新桂系集团内的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进行拉拢、引诱和收买，并策动李明瑞在前线倒戈，致使桂军全线崩溃。六月，李宗仁、白崇禧逃亡海外。俞作柏、李明瑞率部占领梧州，七月三日进兵南宁，并且迫使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黄绍竑也离桂逃港，第一次蒋桂战争宣告结束。随后，蒋介石委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国民党军编遣委员会广西分区特派员（后称第四编遣分区主任），统领全省政治和军事。俞作柏、李明瑞掌握广西的军政大权后，企图建立一个独立于蒋介石南京政府和李宗仁新桂系之外的政权。但是，他们在广西的根基比较薄弱，新桂系军阀其他旧部也不甘心失败，伺机从内部破坏和发难。在外部，蒋介石对他们并不放心，派出郑介民、卢奕农等一批亲信到他们的军政部门中担任要职，暗中监视。另外，国民党改组派头子汪精卫也派人插手广西。在这种情况下，俞作柏、李明瑞认为共产党是一支可以借助而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危害的政治力量。于是，他们听取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的建议，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协助他们工作，以巩固其地位。俞作豫是中共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对俞作柏有一定的影响力。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分析情况后认为，俞作柏、李明瑞是广西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蒋桂战争中虽然倒向蒋介石，但与蒋介石始终貌合神离。俞作柏在大革命时期，积极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与广西的中共组织早有联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俞作柏因捐枪资助农民自卫军而遭到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通缉，被迫寄居香港。在港期间，他与中共广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１３东省委负责人李立三、恽代英、杨殷等常有联系。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爆发前夕，他在征得中共广东省委同意后，接受蒋介石委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总参议头衔，与俞作豫一起赴武汉联系李明瑞开展倒桂活动，并酝酿和制定先倒桂后反蒋的军事计划。六月，俞作柏在由武汉赴广西就职途中，特意取道广州、香港，与中共组织负责人洽谈，要求中共选派得力的干部赴桂工作。李明瑞是俞作柏、俞作豫的姑表弟，在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副军长等职，参加过汀泗桥、贺胜桥战役，是北伐军中的一员骁将。他对共产党有好感，同情革命。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主动提出与中共合作，是中共在广西立足、发展十分难得的时机。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活动始于一九二五年。这年的十月，在广西梧州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派廖梦樵、邓拔奇等到广西，组建中共广西地委。一九二八年初，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广西地委改组为特委，并派干部到广西恢复党的工作。十一月，由于叛徒出卖，特委机关遭到破坏，广西党组织的工作遭受严重的损失。一九二九年一月成立中共广西省委。但这时中共在广西的 “全部工作已经停顿”， “各地党部多数失了联络。” ① 随后中共广西省委改为特委，隶属于广东省委领导。中共六大之后，党中央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秋收起义的成功经验，认识到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不是自然而然地、自动地，必须依据历史形势的分析和估量，作出准确的判断，制定相应的策略。中共中央曾两次发出通告指出，要在将来的蒋桂战争中，利用蒋桂矛 ① 中共广西省委给中央巡视员和广东省委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４日。

１１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盾，选择其薄弱的一环作为工农武装暴动的出发点。而此时，新桂系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力量逐步瓦解，成为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同意俞作柏、李明瑞的要求，派一批干部去广西到俞作柏、李明瑞的政府和部队中工作，为建立、发展广西的党组织和掌握武装力量做准备。在邓小平去广西前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还先后派出贺昌、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即龚楚）、叶季壮、徐冠英、史书元、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许进、许卓、李谦、胡斌、冯达飞、李朴、袁振武（袁也烈）、佘惠、沈静斋、李干辉、王逸、林礼等四十多名干部进入广西。邓小平去广西工作的担子是非常重的。这时，他才二十五岁。选派他去广西，体现了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两年前邓小平从莫斯科回国后在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的中山军事学校工作，积累了做统战工作和武装工作的经验。到党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秘书和中央秘书长后，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机警、果断、干练的作风，党中央负责人都看在眼里，特别是分管中央军事部工作的周恩来对他有了新的了解。由于广西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派遣一大批干部去广西工作的同时，还必须选派一名干部去全面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工作。党中央认为邓小平是合适的人选。九月初，轮船抵达香港，邓小平作了短暂停留。他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关于广西情况的介绍，对广西地区党组织的情况和广西的政治局势，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随后，他和龚饮冰取道越南抵达南宁。在南宁，邓小平被安排住在南宁市公安局的楼上。早邓小平一个多月从香港被派到广西工作的中共党员龚楚，此时担任南宁市公安局长。龚楚与李明瑞曾是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的同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１５窗好友，深得李明瑞和俞作柏的信任。邓小平和龚楚住在一栋楼里，化名邓斌，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南宁市的南门大街东侧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民房，门前挂着 “光昌汽灯店” 的招牌，一楼的铺面里挂着各式汽灯，经营出租和修理汽灯业务。楼上用木板隔成三个小房间，这是中共广西特委机关所在地。在这里，邓小平同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接上头。他听取雷经天和比他早一点来到广西的陈豪人以及早已在广西的俞作豫等人介绍情况，向他们传达党的六大的决议和中央有关指示，并同他们一起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研究了今后广西的工作。邓小平正确地分析俞作柏、李明瑞主桂前后的政治态度和广西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变化情况，确定对俞作柏、李明瑞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计；同时确定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力量。鉴于当时中共派往广西的干部多拥有不同的内部关系，邓小平决定党内仍然采取单线联络、秘密接触的方式。他的身份只有少数干部知道，他对工作的指示，一般是通过担任省政府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陈豪人去传达，其他中共党员干部也接受陈豪人单线领导。九月十日至十四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今后工作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总路线，即：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加紧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斗争；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区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为最重要的工作中心区域；成立赤色工会组织，扩大赤色农会组织，加强农村中无

１１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产阶级领导的作用；创造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宣传鼓动与训练工作；建立职工运动；领导农民做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转变到深入土地的斗争，尤其是扩大农民的武装组织，推进游击战争；加紧士兵运动，等等。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新 ① 的中共广西特委。邓小平等中共一批干部先后来到广西，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在大革命失败两年多后广西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的局面。首先，俞作柏同意解散广西国民党原各级党部，并逮捕一批国民党的 “清党委员”，使蒋介石和新桂系在广西的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其次，通过俞作豫的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派来广西工作的干部被安排到俞作柏、李明瑞的军政部门担任要职。俞作柏下令释放全部在押的 “政治犯”。四一二政变时被新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群众被释放。其中有中共原南宁区委负责人罗少彦、广西工人运动负责人何健南、共产党员谢鹤筹和吴西等。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建立广西红军的骨干。第三，加强俞作柏、李明瑞创办的国共合作的广西教导总队建设。教导总队办起来后，共产党员徐开先（后脱党）、张云逸分别担任正、副总队长。教导总队共有三个营九个连，一千多名学员。中共广东省委派来的一百多名工人、学生党员安插到教导总队的各个连队当干部或学员，有些党员则安插到总队担任政治教官等。各连队还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经常向 ① 《广西党政治任务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３日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５９—６２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１７学员进行政治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使连队的政治气氛极为浓厚。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则采取 “ 调虎离山” 或 “明升暗降” 的办法，剥夺其指挥实权。教导总队名义上是训练军官，为广西的部队服务，实际上成为中共广西党组织改造旧军队、培养革命骨干，为建立革命武装作准备的一个基地。第四，帮助李明瑞改造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警备第四、五大队是李明瑞到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张云逸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担任过师参谋长，第四军之所以战斗力强，是由于有共产党员进行政治工作。他同意由张云逸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帮助改造第四大队。张云逸随即向李明瑞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由他自己选配一名得力的副大队长当助手；二是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李明瑞表示同意。这样，党组织决定派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的共产党员李谦担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还推荐中共党员佘惠担任大队政治部主任。张云逸等到任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以合法身份进行部队的改造工作，在提高士兵觉悟的基础上，发动士兵揭露反动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恶行，并撤换一批反动军官，从教导队调来一百多名中共党员学员担任连排干部，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只一个多月时间，部队就从原来的一千多人扩大到两千多人。俞作豫担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对第五大队也进行有效的改造。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右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并对一些地方政权进行改造。他们授以共产党员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革命武装 “右江护商大队” 的名义，拨发三百多支枪

１１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以示支持。俞作柏还任命若干农民运动领袖担任了右江地区一些县的县长，使中共对这些地方的影响和控制力大大加强，促进了整个右江地区工农运动的发展。上述这些工作，有的是邓小平亲自领导做的；许多则是他在背后指导或推动的，因为当时在广西党内一直采取单线联络、秘密接触的方式，他不可能更多地走到前台活动。后来邓小平回忆说： “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 ①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中共广西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即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到十月，广西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特别支部有九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五个。在南宁市已建立轮船、汽车、机关等行业的十个支部。全省已有共产党员四百二十人，团员一百三十人。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和凤山县农民自卫军已发展到二千多人。向都县成立了农军总指挥部，有一千多人枪。那马、龙茗、思林等县农军先后举行了起义。广西局势的变化，引起了反革命势力的恐慌，他们高喊： “左右两江赤焰滔天”，原东兰之共匪 “死灰复燃”。失去广西地盘的新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说：俞作柏、李明瑞 “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然而，此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由于对广西的情况缺乏实际了解和 “左” 倾思想的影响，对广西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对俞作柏、李明瑞的进步倾向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邓小平领导下的广西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错误的批评。十月八日，中共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１９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说： “目前两广尤其在广西的工作形势中，一方党的群众基础还不宽广，另一方广西党部却多多少少对于广西军阀政府的设施已存有幻想”， “不管现时广西军阀口头说得如何漂亮，对群众表示得如何好，只要群众的革命斗争一起，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一起，凶恶的军阀原形将必要暴露。” 信中还提出广西党组织目前工作中存在着种种危险， “党的指导机关中已伏下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极值得予以 “最严重之注意”。强调：反改良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两广局势中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要严防党内右倾的发展与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的发生。 ① 十月三十日，中共广东省委在给广西特委的信中，再次对广西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面对党中央的批评，邓小平等坚持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始终认为：俞作柏、李明瑞虽是国民党军人，但与蒋介石和新桂系不同，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对他们一切进步的行动应该给予支持；党与他们之间对革命有利的关系应当坚持和发展。正因为邓小平等没有盲从党中央的错误批评，使得广西的工作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是继续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这时广西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早在八月间，国民党改组派头子汪精卫，策动时任蒋介石讨逆军第一路追击队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的张发奎反蒋，由湖北南下攻占广东以之作为反蒋的基地，并派薛岳到南宁游说俞作柏、李明瑞共同反蒋。薛岳抵达南宁后，给俞作柏、李明瑞颁发国民革命军第 ①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８日。

１２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四集团军南路讨蒋军正、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又调拨八十万元巨款，并再进一步以打败广东陈济棠部占据广东部分富庶地区相利诱。俞作柏、李明瑞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只要与张发奎联合在南方举兵，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也必会响应，造成对蒋介石的南北夹击，反蒋必胜。再者，俞作柏、李明瑞已看到，蒋介石容不得他们与中共合作，一直伺机解决他们。此前，蒋介石曾电召俞作柏赴南京述职以图构害，并给李明瑞发电离间他与俞作柏的关系，进行威逼恐吓。俞作柏、李明瑞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遂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反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当时广西党组织内意见不一。有的人认为，现在党在南宁已掌握了有几千人的武装，可以趁机在南宁举事；也有人主张把这些部队拉到靠近广东交通比较方便的梧州、桂平一带，另图发展；还有的人甚至认为可以跟随俞、李去参加倒蒋战争，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当大家议论纷纷、委决不下时，一直负责传达邓小平指示的陈豪人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俞作柏、李明瑞主桂不久，立足未稳，其军队多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旧部，成分复杂，仓促反蒋，必将失败。目前一方面应当向俞作柏、李明瑞陈述利害，劝说他们不要轻率出兵，以免上国民党改组派的当。另一方面，要作出应变决策。如俞作柏、李明瑞不听，我们应当把部队拉出去，但不能到敌人驻有重兵的梧州、桂平一带，而是到群众基础较好而蒋、桂力量难以控制的左右江地区，同农军结合起来，做好暴动的准备，建立革命根据地。 ①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广西特委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左 ① 《邓小平在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１０３６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２１右江地区的工作，决定派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建立广西农协右江办事处和筹建中共右江特委；派严敏、陈洪涛、张震球等分别到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等县建立中共县委机构；派何健南、麦锦汉、吴西、甘湛泽、苏松甲等去龙州地区发动工农运动。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和工农运动得到迅速发展。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方面的劝告，决意出兵。邓小平等一再建议他们不要把教导总队、警备四大队和五大队带去作战，以便留在南宁维护后方并作应变。经一再说明和坚持，俞作柏、李明瑞表示同意，并委任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九月二十七日，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宣布成立南路讨蒋军，俞作柏任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兼第一路指挥。十月一日，命所部进攻广东的陈济棠部队。俞作柏、李明瑞率部离开南宁后，邓小平迅即作出应变部署：通知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指示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的名义接管省军械库，并征集船舶，以备一旦有变，立即把军械库中的几千支枪和大量弹药、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等装船外运；命令在南宁受训的韦拔群领导的农军营赶回东兰，准备起义。俞作柏、李明瑞出师刚三天，所部新编第十六师吕焕炎在梧州通电拥蒋。第四天，李明瑞的亲信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在桂北通电倒戈。随后，李明瑞嫡系第十五师主力四十四旅旅长黄权也宣布拥蒋。这些人都是被蒋介石收买了的。这样，前后不到十天，俞作柏、李明瑞便败退南宁，身边仅剩几个亲信马弁。接着，陈济棠派三个师进入广西，逼近南宁。俞作柏、李明瑞兵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城内一片骚动，反革命势力骤然嚣张起来。十月六日，一些反动分子捣毁了省农

１２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协机关。留守南宁的广西教导总队总队长许廷杰煽动学员投蒋。紧急关头，张云逸等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了破坏和叛乱，稳定了南宁的局势。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所控制的部队拉出南宁。十月十三日晚，南宁市区内枪声大作。兵变部队打开军械库，搬走所有的枪炮和弹药。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宣布行动后迅速撤离南宁。俞作豫率领第五大队撤往左江，俞作柏、李明瑞带特务营同时前往。张云逸则率教导总队一部分和第四大队由陆路向右江地区开进。邓小平决定在南宁起事，然后把部队拉到左右江地区，同农军结合起来，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党的兵运工作策略在广西的一次成功实践。早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邓小平在参加留守中央工作时，中共中央就曾发出过一系列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中指出：在士兵运动过程中，一定要使士兵斗争 “有意识的走到与工农会合的总暴动路上”，尤其是有夺取政权意义的兵士暴动， “必须与工农联合起来，最好是工农兵的总暴动”。 ① 七月十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中也强调： “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不仅须注意城市工作与乡村斗争的配合适应，同时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 ② ① 《中央通告第５１号———军事工作大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８月版，第２２４、２２９页。 ② 《中央通告第５８号———兵运策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８月版，第４９５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２３邓小平到广西后，从广西实际出发，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兵运工作策略。当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劝告反蒋失败后，他又汲取过去党领导的一些起义没有把 “兵变” 与工农斗争结合起来而导致失败的教训，作出 “兵变” 后部队开往农村，同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决策。这与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是相通的。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毛泽东先后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集中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还经常登载有关朱毛红军和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文章。邓小平当时任党中央秘书长，对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和朱毛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是非常了解的。十月十四日早晨，晨雾迷茫。在南宁海关码头，邓小平指挥部队将枪械弹药等军用物资搬上大小船只。他最后一个登上一艘汽船，指挥船队溯右江驶往百色。当时在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的袁任远后来回忆说： “我和佘惠是和小平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小平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未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他当时化名叫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 ① 在恩隆县（今田东县）的平马镇，邓小平和张云逸会合了。这是邓小平来广西后与张云逸的第一次见面。张云逸，早 ① 袁任远《从百色到湘赣》，《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６２１页。

１２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年投身辛亥革命，后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广东军阀张发奎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九年夏被党中央派来广西从事兵运工作。邓小平来到广西后，张云逸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但从未见过面。几十年后，张云逸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他同邓小平这次会面的情况： “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儿，忽然看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二十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 ‘ 这位就是邓小平！’ ——— ‘ 哦！你就是邓小平！’”， “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却一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相互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① 十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进驻右江地区的百色县城。 ① 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５９１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２５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的交界，山高林密，回旋进退大有余地，是打游击的好地方。百色是右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连接三省交通的要冲。兵变部队进驻后，这里成为广西革命活动的中心。邓小平选择落脚右江地区，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这里是广西土地革命和革命武装斗争开展得比较早的地方。特别是，农民领袖韦拔群率领的由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群众组成的一支农民游击队，长期活跃在这里。韦拔群出生于广西东兰县壮族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曾参加护国讨袁运动。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曾听过毛泽东讲课，结业后回广西从事农民运动。他在右江地区领导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反贪官、抗捐税，搞得热火朝天。一九二六年春，新桂系军阀派兵镇压，他率农民自卫军坚决抗击，占领东兰县城，迫使反动政府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的这支东兰农民武装，始终坚持着公开的武装斗争。就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进入百色前后，韦拔群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率领东兰、凤山农军一千多人，首先攻占太平区和武篆区，随后又兵分三路攻下东兰县城，赶跑反动县长，推翻国民党县政府，并将中共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迁入县城办公。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 ①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１２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和张云逸等住在百色城内的粤东会馆。会馆是一七二八年由广东商人集资修建的，是一个大四合院，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粤东会馆主持召开党的会议，着手筹划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作出四项决定：第一，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中共六大精神和苏维埃的性质、任务。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与工农武装组织。宣布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工农群众负担。第二，继续整顿和改造部队。在官兵中着重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士兵觉悟，发动士兵揭发旧军官的罪恶行为，实行官兵平等，反对军阀作风。对少数反动的旧军官，采取撤换、 “调训” 或 “礼送出境” 等办法加以处理。同时吸收大量工农青年和进步学生入伍，增加部队工农成分的比重。第三，武装工农，大力支持工农运动。通过地方党组织，把枪支发给基本群众，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① 会后，以俞作柏的名义，宣布张云逸为右江清乡督办公署督办，利用原有的旧督办机构系统，通令各县上缴款项，为起义筹措经费。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的领导下，起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最要紧的是立即武装群众。以百色为中心的右江一带，一方面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一方面又红白对立，革命武装和反革命武装犬牙交错，土匪多如牛毛，地主豪绅武装已编成队 ① 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１９６０年３月），《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版，第１８２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２７伍，有枪二千多支，主要集中在东兰、凤山一带及平马的乡村中。在到达百色的第一天，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就通过右江地区各县党组织，将从南宁运来的五千支步枪，分给东兰、凤山、奉议、平马、果德、向都等六县农会，武装群众，组织农军。邓小平还让从韦拔群处来的中共凤山县委书记兼农会主席黄松坚转告韦拔群，让他带领农军继续清除南丹、凌云、乐业一带的地主豪绅武装，武装工农，扩大部队。右江地区农民武装迅速扩大，斗争情绪空前高涨。警备第四大队分兵帮助各县农军打击地主豪绅武装，占领东兰、凤山、凌云县城。很快，奉议、平马、思林、果德、东兰、凤山各县的农会建立起来。百色、向都、凌云等县虽未建立县农会，但一部分乡的农会建立起来了。在平马还成立了广西省农协右江办事处，以指导右江地区各县的农民运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也较快地发展起来。百色、奉议、平马、思林、东兰、凤山等县均已建立了县委，果德、向都县也建立了特别支部，右江地区党员总数达到五六百人。在百色，邓小平亲自做工会组织的发展工作，发动工人群众先后建立各行业工会十九个，在十二月初还建立了百色总工会，并组建起百色工人赤卫营。邓小平深知政治教育对于改造一支旧军队的重要性。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警备第四大队队部设立了政治委员会，作为政治工作的最高机关，各营、连设立了政治委员即指导员。几级政工干部注意运用各种形式启发士兵的阶级意识，每周上政治课一至二小时，经常召开士兵会，组织唱革命歌曲等。还组织士兵到工厂和乡村中去，向工人农民做宣传，并接受工农的教育。在加强政治教育的同时，加紧军事训练，并注意在与地主豪绅武装的作战中锻炼新兵。

１２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为了加强宣传鼓动工作，邓小平指导创办了《右江日报》和《士兵之友》等报刊，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多次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和士兵大会，并在会上演讲、作报告，还亲自给干部、士兵和群众讲课，讲党的六大决议、苏维埃政权建设等。当时和邓小平一起在广西工作过的袁任远，后来回忆邓小平在广西省立第五中学即百色中学给学生们讲课情形说： “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 第五中学的学生听了邓小平的课后很受鼓舞，主动组织宣传队到城郊乡村进行宣传，帮助组织农会。后来，有不少学生参军、参加革命，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 ① 百色红了，右江红了，地主豪绅惊恐不安。他们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据要点，负隅顽抗；一面同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等反动武装相勾结，企图消灭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领的警备第四大队。广西警备第三大队，表面上和警备第四大队是 “ 兄弟” 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反动的队伍，主要由流氓、散匪组成。大队长熊镐，原来就是一个土匪头目。在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他就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警备第四大队挺进右江后，他奉命率部尾追第四大队进驻平马、那坡（田阳县）一带。邓小平和张云逸早就看穿了熊镐的图谋。在群众发动起来并给地主豪绅武装以相当打击之后，解决警备第三大队就成为当务之急。他们决心歼灭这支为虎作伥的反动武装。恰在这时，奉议县农民截获一份黄绍竑给熊镐的密令，命令熊镐 “先发制人”，消灭警备第四大队。邓小平立即召开紧 ① 访问袁任远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２９急会议，研究制定歼灭警备第三大队的作战计划。会上，大家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要保存警备第四大队这支初建的革命队伍的实力，不能采取与敌人硬拼的办法。刚好在这个时候，又收到熊镐给张云逸的一封信。熊在信中提出要来百色 “商谈防务”。原来，熊镐有着他的如意算盘。他想借机到百色窥测动向，以便制造攻击第四大队的事端。邓小平和张云逸经过缜密的思考，决定将计就计， “智取熊镐”。邓小平和张云逸商量后，由张云逸出面在百色宴请熊镐。熊镐接到张云逸 “宴请” 的复信后，自以为得计，于十月二十八日换上便衣，带着几个随从来到百色。在酒席宴上，熊镐束手就擒。与此同时，驻防平马的警备第四大队一部在农民军配合下，于二十八日下午围歼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歼其一千多人，缴枪七百多支，为起义扫清了障碍。十月三十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左右江地区的党和军事的指挥，前委直属于省委领导。特委应与前委建立经常的交通关系，供给他们以广西政治军事及群众斗争的材料。 ① 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 ② 十一月五日，在俞作柏、李明瑞举兵反蒋前夕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传达中央对广西工作的指示。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同意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党和军队的指挥，由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还颁发了红七军的番号，并要求在龚饮冰回到广西后的十天之内举行武装起义。 ① 中共广东省委给广西特委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３０日。 ② 中共广东省委通知，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３０日。

１３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立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部署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会上，邓小平提出：从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央要求在十天内起义，比较仓促。应该首先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改造好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摧毁旧的政权。中共中央原要求广西前委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举行起义，鉴于准备工作尚不充分，邓小平和前委研究决定推迟到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举行。邓小平后来这样说： “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但是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使我们更坚决，不过必要有准备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的确定，直到以后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暴纪念日期，但这次发动并不是上级的命令，还是经过士兵们及大会来决定的。” ① 起义的日期定下来以后，在邓小平和前委的领导下，起义的准备工作更加具体、紧张地进行。一是广泛开展起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动员工作，特别是对部队进行起义的教育。在报纸上公开提出 “拥护苏联”、 “反对军阀混战”、 “拥护红军”、 “反对国民党” 等口号，并印发《目前政治形势与共产党的任务》《苏联》《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打红军》《红军》等小册子。同时，在党内开办训练部，统一党员的思想，坚定起义的决心。为了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还宣布取消二三十种捐税。二是加紧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为了保证起义后部队的干部补充，招募了一大批革命青年成立新教导队，进行军事、政 ① 《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１９３０年１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１７９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３１治训练。军事训练方面，主要是由军事教官讲授战略战术、游击战，讲授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 “十六字诀” 等军事基础知识，讲授射击要领并进行实弹射击。为了防止部队分散而发生变故，邓小平和前委研究决定，将部队主要集中于百色、平马一带。百色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谋划之中。而这时，中共中央来电要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他在百色匆匆布置工作后，带领佘惠、袁任远等一批党员干部前往龙州，部署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他打算随后由龙州绕道越南、香港去上海。第一天，他们到达平马，在那里住了一晚。当晚，在平马经正书院，邓小平听取了中共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关于百色起义地方各项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邓小平指示要尽快肃清白色据点，加紧群众工作。第二天一早，他们往龙州方向出发。走到恩隆和向都交界的榕树坳（今属田东）时，与从龙州来百色的李明瑞等人不期而遇。原来，南宁兵变后，在邓小平、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开往右江地区的时候，邓小平指示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利用护送俞作柏、李明瑞之机进驻左江地区的龙州。龙州，位于左江上游，是一个边陲重镇。南面与越南接壤，东北通南宁，水陆交通便利，是左江上游各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俞作豫十月二十日率部和俞作柏、李明瑞到达龙州后，以俞作柏的名义宣布他就任广西龙州全边对汛督办。他用这一合法身份，收编督办公署直辖的十三个武装巡缉队三百多人和原留守龙州的桂军十五军吕焕炎师教导队四百人，并招募一批新

１３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兵，新组建了四、五、六三个营，使第五大队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他委派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分别担任养利、龙茗、宁明、万承等县县长。同时，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各县，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工会，组建农民赤卫军和工人赤卫军。他派人打开桂系军队设在龙州的后方军械库，把一千多支步枪、数万发子弹分发给龙州工人赤卫队和下冻农民赤卫队。为了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俞作豫还先后收编了龙州、养利以及左县、宁明、思乐、明江等县的土匪武装两千多人，分别编成第一、二、三、四路游击大队。俞作柏到龙州后仅停留一周即取道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则滞留龙州一带。这期间，蒋介石曾多次派人带着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巨款到龙州等地，对李明瑞及其亲属进行拉拢、引诱，均遭拒绝。此时，李明瑞仍抱有东山再起的幻想，积极筹集军饷，整理部队。十一月下旬，新桂系军阀与广东军阀爆发战争，在桂平、贵县地区混战。李明瑞想乘广西政局混乱、南宁空虚之机，联合右江地区的部队反攻南宁。他命令警备第五大队开到崇善（今崇左）待命，自己则亲往右江策动警备第四大队联合行动。为了进一步团结、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邓小平带着李明瑞返回百色，同他彻夜长谈，向他宣传革命思想，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说服他打消参加军阀混战的念头。邓小平还介绍李明瑞阅读《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在邓小平的开导下，李明瑞表示愿与旧营垒决裂参加革命，并立即返回龙州布置起义的准备工作。随后，邓小平率何世昌、严敏、袁也烈等到达龙州，主持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建立红军的指示和在百色召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３３开的前委会议精神，并与李明瑞、俞作豫等一同研究龙州起义的具体计划，对龙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本来，前委要求龙州于十二月十一日与百色一起举行武装起义，但因十二月初龙州发生警备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率部叛乱事件，邓小平决定推迟起义日期，等条件成熟再宣布起义。邓小平还决定由何世昌担任中共左江军委书记。在龙州，邓小平又多次同李明瑞长谈，进一步做李明瑞的工作。他给李明瑞介绍全国的革命形势，介绍发动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的全盘计划，并请李明瑞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这更加坚定了李明瑞参加革命的决心，从而保证了龙州起义的顺利进行。按照邓小平的意见，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在起义前抓紧进行改造旧部队和筹建地方政权的工作。李明瑞表现得十分积极。他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穿粗布便衣，亲自给官兵讲课，做起义的思想发动工作。他说：革命，这是我唯一能走的路，我们要准备起义，跟共产党走。在龙州布置完工作后，邓小平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十二月十日，在中共广西前委的组织领导下，百色城里分别召开三个代表大会，即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和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在士兵代表大会上，通过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举行起义转变为红军第七军和建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官兵平等待遇、肃清反动军官等决议案。当晚，起义部队将百色县的县长、禁烟局长等拘禁起来，并收缴了县公署、禁烟局、公安局、商会的存枪以及与百色相邻的那坡、平马、果化、田州等镇商会商团的武装。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山城百色，欢声

１３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雷动，鞭炮齐鸣。工人、农民、职员和青年学生等三千多人，从四面八方赶到百色镇东门广场，参加中共广西前委在这里召开的群众大会。衣领上系着红带子的千余名官兵在红七军的军旗下面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中国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军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全军辖三个纵队，共四千多人。在群众大会上，颁布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其中提出：扩大反帝运动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推翻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乡村政权交乡村苏维埃！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苏维埃，分给农民，凡没收之土地不准买卖，等等。同一天，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举行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有百色、恩阳、奉议、思林、果德、那马、隆安、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十一个县和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五个镇的农会代表、工会代表和红七军士兵代表共八十多人参加。会上选举产生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雷经天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李南山、滕暄甫、黄大权、罗文佳、刘伟谋、蒋再兴、韦玉梅任委员。十二日，在平马举行有三四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庆祝右江革命政权和红七军诞生，并宣布红七军军长、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就职。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晚上还举行了各种文艺活动。为了加强对红七军的领导，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广东省委在给红七军前委的指导信中批准成立红七军前委，提出： “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由昭礼（即陈豪人———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３５编者注）担任，如尚未离开，应仍由小平负责。” ① 由于此时邓小平已去上海，这期间红七军前委书记一职由陈豪人担任，前委委员有张云逸、何世昌、李谦、韦拔群。两个多月后，一九三○年二月，邓小平从上海返回广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 年三月二日在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 “红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指定小平、昭礼、云逸、龙光、伯群、云甫、世昌七人组织之，小平为书记，昭礼为政治部主任，云逸为第七军军长，小平、昭礼、云逸三人为常委”。中央还决定 ② 红七军应设军部政治委员， “指定小平为军部政治委员” 。百色起义后，在红七军前委的领导下，红七军在右江地区各县实行分兵游击，并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右江地区很快有十五个县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一九三○年二月一日，在左江龙州县城的新填地广场上，中共左江军委主持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工农兵群众大会，举行龙州起义。大会主席何世昌宣布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何世昌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红八军参谋长，王逸任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八军的部队以改造后的警备第五大队第一营和督办公署警卫营为骨干，加上整编后的县区武装等，组成两个纵队，共约二千多人，由何家荣、宛旦平分别担任纵队长。红八军成立后，李明瑞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 ① 粤省对七军前委的指导信，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５日。 ②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昭礼即陈豪人；龙光，即李谦；伯群即韦拔群；云甫即雷经天；世昌即何世昌。

１３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由邓斌（邓小平）和张云逸署名发布的红七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布告。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３７一九三○年一月，邓小平在回上海的途中到达香港。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这时，龙州起义尚未举行。这次会议就广西红军的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作出结论。三月十五日，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通讯》刊载了这次讨论会的内容。其编者按中说： “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记录的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必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 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对广西百色起义的评价是很高的，被认为是 “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对于 “扩大全国兵变” 具有重要意义。《军事通讯》刊载这次讨论会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报告和补充报告；二是讨论；三是结论。报告详细谈到了广西前一阶段军事工作的情况，谈到了红七军前委今后的工作，还谈到了红七军目前的现状。这个报告人是谁，原记录就没有留下姓名，已无从考证了，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报告人肯定是一个对广西党的工作和广西红军情况非常熟悉的人。而补充报告，从内容和口气分析，应该是邓小平所作的。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曾就此事写信询问邓小平。邓小平书面答复说： “一九二九年底中央电令我回上海报告工作，途经香港住了两三天，那个报告，谈了左江的发动，从内容看，可以确定是我作的。” ② ① 《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１９３０年１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１７４页。 ② 邓小平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来信上的批语，１９８４年８月２９日。

１３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在补充报告中讲到了为什么不在南宁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这应该是针对会议讨论中有人对不在南宁发动武装起义的批评讲的。他说： “到南宁以后，我们就决定在短期间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到百色后，我们即公开坚决反对国民党，号召工农兵组织政府。”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南宁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且群众也没有起来，但是当然这样我们却没有一时忘（妄———编者注）动，在短期间发动。对于发动群众的路线我们曾注意到，但不充分是确实的。解决豪绅的武装在最初的时候是要用特别的方法，及到军事上已较有根基即公开进行了。” 就大家所关心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说： “这次我来经过龙州，驻了两天，会着 × × × 等二十余同志，经我告诉他们发动的策略以后，他们都表示接受，已准备发动，并已共同议定发动前的准备以及发动后的工作计划大纲。内容大致与右江相同，主要是发动群众斗争与解决动摇不坚决的旧军官。此地农民要求组织农会之心甚切，工人也有二千，群众斗争，一定有可能发展”。 “总之左江的发动是刻不容缓，如左江能发动，这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大。这种斗争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 ① 在讨论中，还有人发言，对广西发动群众工作、士兵工 ① 《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１９３０年１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３９作、地方党组织工作和对李明瑞的态度以及广西工作的发展方向等，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报告人对其中一些批评意见和误解作了解释和说明。其中谈道： “发动群众的路线，在这次转变中是注意到的，不过还不充分，因此影响我们的基础不很坚固，这是事实。不过我们这次也并不是完全是自上而下的用命令主义专靠军事力量来转变，而好些工作还是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干”。 “目前红军前委决未包办党，前委不过加重其政治上的指示”，等等。针对有人在发言中提出的 “对李明瑞决不要存丝毫的幻想” 的看法，报告人说明： “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有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 ① 这一时期，对李明瑞怎么看，一直是广西工作的争论点。可以看出，报告人的看法是折中的，这也是当时广西党组织内和广东省委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邓小平的看法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对广西政治力量演变情况和李明瑞的处境及政治态度非常了解，不仅认为李明瑞是可靠的合作对象，而且还认为他是可以争取加入到党的队伍里来的对象。就在这次会议后，他向中央正式建议批准吸收李明瑞为中共党员。这次会议最后从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地方党组织方面对广西今后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布置。关于广西红军发展的方向，会议提出： “目前应把军队集中在平马、百色一带。将来在龙 ① 《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１９３０年１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１８７—１８８页。

１４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州方面的军队能够转变，也应把队伍拖到靖西，以与百色兵力 ① 会合” 。邓小平回到上海时，妻子张锡瑗临产住进了宝隆医院。他到医院照看妻子。不幸的是，生下孩子没过几天张锡瑗患产褥热去世，孩子随后也夭折了。广西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做！邓小平来不及料理妻子的后事，便匆匆赶回广西。途经香港时，邓小平找到党组织安排在香港筹建秘密电台的李强，委托他到上海帮助料理张锡瑗的后事。邓小平取道越南回到广西龙州时，龙州起义已经举行。他后来回忆说： “从越南地界就远远看到镇南关（即友谊关——— 编者注）上飘扬的红旗，红八军成立了”。 ② 这时，刚成立的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工作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红八军的基础还控制在旧军官手中，刚刚建立的左江革命委员会未能有效地开展实际工作。年初以来，粤桂军阀混战，红七军前委认为桂系军队主力被粤军牵制在柳州、桂林一带，无暇顾及南宁，决定抓住这一时机进攻南宁。红八军成立后，红七军前委约定红七、八军主力于二月八日开赴南宁附近会合，然后夺取南宁。俞作豫即率红八军全部向南宁方向进军，准备配合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去攻打南宁。留守龙州的是极靠不住的刚收编的武装。邓小平一到龙州，就听取留守龙州的红八军参谋长宛旦平汇报工作。在对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情况作了认真分析后，他 ① 《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１９３０年１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１９８页。 ②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４１首先主持召开中共左江特委和红八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他报告了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会议形成的关于广西左右江地区工作的部署，就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工作提出了意见。他指出：左江各方面的工作，如党、革委会、红军、工会、农会等，要确定斗争的路线，要抓住中心工作，特别是革委会要做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 ① 他明确指出：进攻南宁是错误的。从主客观的条件来估计，进攻南宁必遭失败。特别是红八军本身更危险，如去进攻南宁打了败仗，就有全军覆灭的可能。 ② 会后，他即命令已到驮芦的俞作豫立即停止向南宁进军，红八军撤回龙州；同时命令在右江的红七军也停止攻打南宁。他提出，左右江应该很快地会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边境发展，以期与红四军会合而扩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③ 随后，他又几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反帝斗争、肃反斗争、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等各方面的工作任务。这时，红七军的一部分正在隆安遭遇三千多桂军的围攻。原来，由于红七军过早公开了进攻南宁的口号，新桂系军阀则马上改变部署，决定先守住南宁并占据左右江地区作为后方，再攻打钦州、廉州的粤军。于是，他们命令熟悉右江地形的李画新为总指挥，率四个团的兵力，先向驻隆安县城的红七军大举进攻。 ① 涂振农《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１９３０年５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２９６页。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页。 ③ 涂振农《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１９３０年５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２９６页。

１４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红七军与敌激战后失利，经平马、百色退往东兰一线。红八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撤回龙州后，二月九日，邓小平在龙州召集了一个包括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内的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改组中共红八军军委为红八军临时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委员有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涂镜吾（即涂振农）。同时改组中共左江特委，涂镜吾任特委书记。邓小平还考虑红八军在与红七军会合后即取消建制，将部队整编到红七军中去。会上，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红八军和左江特委的工作方针是： “一、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一方面分配所有的同志到下层群众中去做实际的工作，反对机关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分发队伍到龙州附近几县游击，发动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农会等政权及群众组织；二、八军的总方向是与七军会合向外发展，应多方设法与七军联络，八军的发展方向应向右江推进；三、加紧八军本身的改造，肃清旧的军官，分配同志以主要的工作；四、迅速解决地方有反动可能的武装，武装农民，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以扩大红军的基础。” ① 会后，邓小平派第一纵队开到左江北岸的崇善、雷平、靖西一带活动，保持与右江红七军的联系；派第二纵队到左江南岸的凭祥、宁明等地围剿土匪，平息叛乱，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农会，筹集粮款。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２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４３这期间，邓小平宣布，前委决定接受李明瑞的请求，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决定是邓小平在多次向中央建议未果的情况下，顶着各方面的压力作出的，后来受到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多次批评。三月二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中说： “绝不要对旧军官存有丝毫幻想，即旧军官甚至其军事领袖，因一时没有出路，外面上对我们表示很好，也不可信任，给以任何名义，仍保留在旧部队。” ① 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说： “李明瑞现仍留在第七军，并且与以总指挥的名义，而前委又已通过他入党。如果如此，以群众工作基础不雄厚而旧军官基础没有完全破坏的第七军，则难免不发生问题。我们现在丝毫不让李个人在军队中占据领导。对李个人，我们坚决反对他入党，你们必须在整个路线转变中，驱逐他离开该地。” ② 邓小平在对待李明瑞的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李明瑞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小平在龙州还指导召开有来自十三个工会的一百五十多名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龙州总工会。总工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建立和发展工人赤卫武装，后来在退出龙州时工人赤卫武装被编入红八军。随后，龙州、上金、凭祥、龙茗、养利等县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有的县虽未建立革命政权，但也成为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在龙州，邓小平领导开展了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 ①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 ② 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指示信，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６日。

１４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左江地区与越南接壤，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早在一八八五年，龙州就被辟为通商口岸。一八八九年，法国在龙州设立领事馆。清政府同时设立龙州海关，但海关税务司一职却由法国人担任。西方一些国家还在龙州、崇善等地建起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他们的一些传教士纷纷来到这里活动。法国在龙州开办的所谓慈善机构 “育婴堂”，实际上是残害中国儿童的场所。龙州起义的爆发，引起了盘踞在龙州的法帝国主义势力的极大恐慌。《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的第一条即是： “扩大反帝运动，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资本企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不准基督教在华活动。” ① 红八军将反帝与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宣传。法帝国主义势力迫不及待地对新生的红色政权进行干涉。他们封锁镇南关，并由法国驻龙州领事照会广西省政府，提出： “立请越南政府派遣指定之武装卫队来署卫护”。针对这一无理照会，二月十二日，龙州《工农兵》报发表《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提出： “我们中国革命的民众有如下声明：１、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２、中国广西左江民众为彻底解除痛苦和无压迫，必要实行自卫！并且要坚决的执行革命的外交。（１）收回海关；（２）没收法人基督教堂；（３）取消赴越护照费；（４）收回领馆，驱逐领事出境；（５）没收法在 ① 《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２０３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４５龙（州）资本企业。 ……” ① 二月十九日，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大会。左江革命委员会秘书长林礼以及工农兵各界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控诉帝国主义特别是法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罪行。大会还以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用英、法文发出反帝通电。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数千群众冲击法国领事馆，包围教堂，烧毁海关楼，群情激愤。红八军派一连士兵将法国驻龙州领事馆领事夫妇、武官以及一些法国神父押至镇南关，驱逐出境。海关税务司法国人额格里慌忙逃离出境。当天，还逮捕了一批躲藏在法国领事馆、海关楼的罪大恶极的官僚、豪绅，枪决了民愤极大的龙州商会会长谢秋、龙州 “清党” 委员会头目区文俊等。与此同时，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崇善等地也协同县革命委员会带领群众搜查法国教堂，驱逐传教士出境，并没收地主豪绅藏在教堂的财物分给劳苦群众。龙州的反帝运动，震惊了世界。法国扬言派五架战斗机，携带四百磅毒气弹，联合桂系军阀，向龙州苏维埃进攻。不久，法国果真派飞机来龙州侦察示威，恰逢红八军部队在宁明县明江镇开群众大会。法国飞机掠过上空时，红八军战士开枪射击，群众示威高呼口号。法机在慌乱中坠落，机上三名法国人一死二伤。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载文《广西红军占领龙州之意义》，高度赞扬红八军在龙州的反帝爱国 ① 《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１９３０年２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１４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运动。文中说： “广西龙州乃西南重镇，且是陆路商埠，为通安南的要道。这次红军占领了这极重要的城市，其影响无疑的是非常之大的。且龙州为法帝国主义侵略广西的根据地。这次为红军占领，必然可以掀起广大群众反法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反帝运动上，更有重大的意义”。 ① 三月二十二日，《红旗》发表了一篇题为《赤色的龙州》的社论，指出： “在数天内的政权，他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② ③ 二月下旬，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这时，邓小平得知红七军已经退出右江，但不知其到了哪里，同时也得到新桂系军阀将以重兵进犯龙州的情报。他认为，龙州是很难守住的，如不与红七军联络，红八军将会有极大的困难。他打算亲自去右江与红七军联系，同时着手改造驻扎在雷平县的红八军第一纵队，并考虑率第一纵队打下靖西后，在靖西指挥龙州的工作。因此，他与临时前委研究决定，立即由他亲率第一纵队攻打靖西，以打通左右江通道，同时加紧龙州附近一带的群众工作，待地方政权有相当基础时红八军即全部向右江推进。临走时，邓小平对留在龙州的红八军军部的工作作了布置： ① 《广西红军占领龙州之意义》（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６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２１６页。 ② 立三《赤色的龙州》（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０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２５１页。 ③ 涂振农《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１９３０年５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２９６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４７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０日邓小平撰写的关于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０年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材料。

１４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向下冻、凭祥、上金及龙州四乡游击，收缴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农村斗争，没收土地，组织苏维埃，组织农民武装、工人武装；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加强军事上的联系；筹备经济。他 ① 还指定何世昌代理临时前委书记。二月二十八日，邓小平离开龙州，抵达红八军第一纵队的驻地雷平县宝圩镇。他了解到第一纵队没有党组织，随即召开党员会议，决定建立中共第一纵队委员会，由袁也烈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说，党的委员会是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经党的委员会讨论后才能执行。袁也烈后来回忆说： “正是因为邓小平正确地解决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第一纵队有了党委的领导，它就团结了全体党员，团结了非党干部，终于显出惊人的力量，战胜重重困难，完成了艰巨的战斗任务”。 ② 三月五日，邓小平率第一纵队一千余人向靖西进发。刚刚起义的这支部队，存在着单纯军事行动的问题，打起仗来 “硬碰硬”，不懂得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七日，部队到达湖润时，邓小平对官兵们说： “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又是一个宣传员。对敌人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喊口号，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了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把这些道理 ① 涂振农《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１９３０年５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２９６页。 ② 袁也烈《苦战七千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８６０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４９讲清楚了，敌人的军心就会动摇的，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拼命作战。” ① 围攻靖西县城的战斗并不顺利，数日未果。为了与右江的红七军尽快联系上，邓小平决定带一连人从果化过右江。行前，他指示纵队领导：一定要攻下靖西，随时注意龙州方面的情况，并向龙州发电报传达他的意见，要留在龙州的红八军军部按原决定行动。即：如敌人来犯，八军即向右江前进，即使敌人不来，待左江工作有相当基础时也须迅速向右江推进，以求得与七军整个的联络。 ② 三月十一日，邓小平离开靖西。几天后，当他到达右江岸边时，发现红七军已退入东兰一带，沿岸仅剩几个赤色乡村，其余的已为敌人占领。十四日，邓小平到达向都县北区巴麻（今属田东县印茶乡）。十六日，邓小平在巴麻召开北区赤卫军和当地苏维埃政府部分负责人会议。听取向都县赤卫军北区常备营营长黄绍谦等地方干部的工作汇报后，他指示：向都地区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群众已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下一步的工作是要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向都各区乡已建立农民赤卫军，要进一步发展工农武装，彻底消灭民团、土匪；要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还对与会的地方干部说，要注意克服单纯军事行动，将工作重心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上面。十七日晚，邓小平从坡烟渡口渡过右江，经果芬屯、桥兴屯，于二十日到达思林县的兰芳村，在那里等待东兰方面红七 ① 何家荣《回忆红八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８８１页。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页。

１５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军的消息。邓小平离开红八军第一纵队后，第一纵队久攻靖西不下。十四日，第一纵队与龙州红八军军部失去联系，不得已放弃攻打靖西的计划，回师龙州。当部队行至宝圩镇时，又得知龙州失守，军部去向不明。纵队党委决定部队去右江与七军会合。后在中越边境和滇桂、黔桂边境转战。龙州方面的情况是这样：三月二十日，桂军十五军一师师长梁朝玑率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龙州。俞作豫率部仓促应战，在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后，撤出龙州县城，转战到凭祥、宁明、钦县等地。战斗中，宛旦平等英勇牺牲。在到达钦县南间圩时，俞作豫被迫把部队交给第二纵队纵队长刘贵廷指挥，自己率三十多人离开部队。后刘贵廷叛变，接受军阀改编。俞作豫辗转赴香港寻找中共组织时在深圳被捕，后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红八军失败了。红八军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红八军领导人没有积极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向右江靠拢的战略方针，舍不得放弃龙州较多的税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部队中反动的旧军官肃清不力，致使一些收编的部队纷纷叛变。红八军虽然失败了，但它存在了四十多天，在左江的广阔地区积极武装工农，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年以后，邓小平为红八军纪念碑题词，给予高度评价： “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烈士们的鲜血凝成的。红八军和人民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邓小平是这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以革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５１命胆略和求实精神，抵制来自党内的 “左” 的思想倾向的干扰，从广西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卓有成效地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旧军队的改造工作，为起义的胜利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在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邓小平领导在左、右江根据地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充分发挥各族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调动各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积累了难得的经验。邓小平在兰芳村住了将近半个月。在这里，他多次找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军的干部谈话，研究布置工作，指示他们依靠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巩固苏维埃政权。他组织开办了为期一周的军事训练班，并亲自讲课。他率领红七军战士和思林农民赤卫军第二营在兰芳村一带打土豪，没收土豪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他深入弄邓屯、岑律屯等地区的农民群众中，访贫问苦，召开农民赤卫军和群众大会，号召和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四月五日，邓小平头戴竹笠脚穿草鞋，在一位红军战士的护送下，冒着毛毛细雨到达东兰武篆。这里是韦拔群的家乡，邓小平见到了韦拔群。当晚，他们长谈至深夜。第二天一早，他们来到魁星楼。魁星楼是当地有名的壮族风格建筑，一座四层六角形塔式楼房，约有四丈多高。楼前有一清水塘，整座楼倒映水中，非常漂亮。过去这里是壮家人祭祀文魁星的地方，这时已成为县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点，韦拔群就经常住在二楼。邓小平在魁星楼住了一晚。在得知张云逸等率领的红七军

１５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的主力已向庆远方向游击时，他决定立即赶往河池，与张云逸等会合。七日早晨吃过早饭，邓小平率十多名战士上路了。他们经过隘洞、香河，走到东兰与河池交界的侧山顶时，遭遇东兰民团的突袭。邓小平沉着镇定，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战斗中有两名战士负伤，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一个伤员骑着，自己和大家一起徒步前进。走到河池的长老村时，了解到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已远去桂黔边，即决定转回武篆。邓小平重回魁星楼住了下来。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这里同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一起，领导东兰、凤山地区军民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邓小平和韦拔群等经常在魁星楼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研究或布置工作。他还在这里向红七军第三纵队的主要党员领导干部介绍他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了解到的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三个月前，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看到了一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载陈毅的《关于红四军的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陈毅的这个报告详细地向中央汇报了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的斗争历程和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自己后来也说到，他在右江地区领导土地革命的做法，是他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作的口头报告中学得的经验。 ① 邓小平和韦拔群等经常深入到农民家中调查农村土地情况，了解广大农民对土地革命的具体要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５３基础上，他们又在韦拔群家乡东里屯试办了一个共耕社，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根据试点的经验，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于五月一日和十五日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原则，分配土地、耕牛、农具的方法，以及发展农业、商业的措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后来右江地区各县开展土地革命的依循。到五月，东兰、凤山大多数农村进行了土地革命。邓小平还从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三种办法，由各乡苏维埃大会组织群众讨论选择。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邓小平在武篆的旧州屯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有韦拔群等红七军第三纵队的领导干部、雷经天等右江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东兰和凤山县委及部分乡区的党员干部，共一百多人。每隔三天邓小平亲自给训练班讲一次课，主要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府的建设问题。他一口四川话，有时有的学员听不懂，他就请韦拔群做翻译。邓小平讲课注意联系实际，启发学员们思考。有一次，他讲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问题时，向坐在下面的女学员问道： “过去，妇女受苦受难，走路说话都抬不起头来。现在为什么能和男人一起参加学习？” 韦拔群的弟媳黄美伦鼓起勇气、大胆地站起来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小平听后点头又接着问道： “你再讲一讲，革命给妇女带来什么好处？” 黄美伦根据过去韦拔群教给她的道理，一口气说出了十条好处： “读书明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共掌政权；团结互助，铲除压迫……” 课堂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活跃，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黄美伦的发言。黄美伦后来回忆说：

１５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 “在学习期间，我们每个学员都领到了两本油印教材：一本是《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另一本是《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这是邓政委亲自在魁星楼上的桐油灯光下编写的。他写好后还叮嘱刻钢板的人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你们刻写时，字体要写得端正，笔画要写得清楚，使大家容易看懂。” ① 五月上旬，邓小平得知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回到河池后，立即赶往河池。当年护送邓小平去河池的红七军老战士牙美元回忆说： “出发的那天早晨，天气晴朗，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我和黄正文、黄明凯、牙有仕等几个战友来到邓政委的住处。邓政委和警卫班早在院子里等着我们。他见我们来了，迎面走来，亲切地向我们问长问短，并把我们上下打量一番，好像在检查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四人围拢在政委身旁，注视着政委的容颜，等候着政委的吩咐。当时年仅二十四岁（应为二十六岁———编者注）的邓政委，身着一套深灰色军装，头戴一顶红军帽，脚穿一对凉鞋……他的话虽不多，但一言一语都使我们感到十分可亲。” ② 到了河池，邓小平主持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讨论红七军今后的行动问题。两个多月前，三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广东省委转红七军 ① 黄美伦《邓政委来到武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６８４页。 ② 牙美元《护送邓政委》，《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７９６页。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５５前委的指示信说： “小平同志来，对于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 指示信接着指出： “红军第七军必定要向外发展才能实现其主要的任务，他的发展前途无疑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会合起来，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的先胜利前途。” ① 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红七军前委。信中对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说： “小平同志回去时，带着中央很详细的指示。自小平同志到达后，你们的确相当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许多的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 信中提出前委应引起注意的四个问题：一是现在应用最大的努力，在士兵群众中去工作， ……在斗争中吸收大批农民群众加入，改进军队内部的成分；二是应从速集中力量，审查广西敌人的实际状况，经过柳州取道湘粤边界向广东北江、西江发展，现在广东正在布置东江北江的地方暴动，你们应能在这一暴动中作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将来与东江、闽西红军向着广州取进攻形势，以争取广州胜利的前途；三是必须坚决的发动广大群众斗争，特别要深入土地革命，号召群众来拥护红军，自动的投到红军，猛烈的扩大你们的组织，加强你们的力量，巩固七军的内部；四是对土匪运动的策略，必须很正确的慎重的运用。 ② ① 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 ② 《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信》（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０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２５９—２６０页。

１５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张云逸在广西百色红七军军部的住室旧址。

第四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１５７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对红七军工作的指示中，关于发展地方武装斗争等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已明显地表现出要求过急和进攻大城市的思想，而且所指出的红七军的行动方向缺乏实际条件。在讨论红七军是否按中央的要求立即向湘粤边发展与朱毛红军会合时，邓小平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湖南现在驻有重兵，根本不易通过，而且右江自红七军离开后，群众有失败情绪，七军需要回去巩固一个时期。再说回到百色还可以补充兵员、解决服装、经济问题。 ① 大家一致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决定回师右江，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六月，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率红七军第一、二纵队收复百色，歼敌五六百人，缴获步枪五百支左右、迫击炮二门、机关枪一挺、子弹三四万发。随后又分兵收复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恩阳等县城，并将其与原坚守的东兰、凤山、凌云等县连成一片。七月初，滇军张冲师奉蒋介石的命令沿右江东下，准备经百色攻打南宁。邓小平等认为不能与路过的滇军正面作战，遂率红七军暂时撤离百色，退到平马。滇军占领百色后，继续向平马、南宁方向前进。其将至平马时，红七军又避敌到离平马三十里的一个村庄。如何对付滇军，红七军前委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主张在实际行动上反对军阀混战，待敌通过平马后，以一部在路上埋伏，大部跟敌后，出其不意夺取其辎重，收缴其一部分枪械，待对付滇军主力后，再回师百色；另一种是，主张只运用号召群众反对军阀混战，如召集群众大会、以小部赤卫军扰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６页。

１５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乱滇军等，而不以红军主力对付滇军。 ① 最后，前委决定采取第一种主张。红七军一部以两个连先在思林伏击滇军，缴获一些辎重，后又以大部在果化鹧鸪坳伏击，激战五天，给滇军很大杀伤。这次战斗，打出了红七军的威力，使得滇军再也不敢轻视红七军。这次战斗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五十多年后，邓小平还饶有兴致地说起过这次战斗：云南兵能打仗，那个时候他们三个师要打广西。滇军每个兵都是两杆枪，一个是步枪，一个是烟枪。抽鸦片是抽鸦片，但冲锋起来也蛮厉害。张冲带一个师往百色这个路打，我曾经与他打了一仗。 ② 鹧鸪坳战斗后，红七军准备回师百色。行至中途，第二纵队第一营一连连长策动叛变，勾结少数反动班排长及兵油子将营长、副营长杀害，率领队伍向百色逃窜。这时百色仍被滇军占领着。邓小平与前委研究决定，红七军留在恩隆、奉议、思林、果化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整训部队，扩大队伍，建立地方武装，巩固根据地。 ① 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３７２页。 ② 邓小平游览漓江途中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６年１月２７日。

１５９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一九三○年七月上旬，邓小平和红七军前委率部队到达恩隆县平马镇。这是桂西地区的一个重镇，交通方便，右江从境内穿过，坐船往东可直达南宁，上溯往西可通百色。这里是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离桂系军阀统治中心南宁较远。此时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桂系军阀参与其中的倒蒋混战，南宁兵力空虚，根本无力顾及红七军。而占领百色的滇军在与红七军过招后，不愿再与红七军交战。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研究决定，利用当前相对稳定的局面和平马的有利条件，集中部队进行整训。红七军此时的状况亟需整训。七月上旬，红七军与滇军交战未获全胜，处境已比较困难。进军百色途中又发生叛乱事件，集中暴露出一些问题：部队中肃清反动旧军官和兵油子的工作尚不彻底；党组织在连队的基础相当薄弱，政治工作跟不上，官兵的思想较乱；部队忙于流动性作战，缺乏正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差，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无法承担发展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

１６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艰巨任务。这次整训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举办军部教导队训练班。从每个纵队中选调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战士共四十人参加，组成军部教导队。教导队下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三个班，共一百多人。培训时间三个月，主要是培养部队连、排基层干部。由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等前委和军部领导人以及军部的一些干部担任教员。七月十五日，教导队训练班开学典礼在平马镇城隍庙举行。邓小平给学员们上了第一课。他从右江的革命形势，讲到举办这期教导队训练班的目的、意义和要求，鼓励学员们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教导队训练班开设的课目主要是政治、军事、文化三门。政治课主要讲授工农民主政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军队性质等问题，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邓小平多次给学员们讲课。当时在教导队训练班学习的红七军战士磨力后来回忆说： “他讲课能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浅出，讲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记得他讲到土地革命时，明确地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土地革命，按 ‘六大’ 通过的 ‘十大纲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铲除封建基础，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① ① 磨力《在红七军军部教导队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７４２页。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６１军事课主要是进行军事基础教育和训练。内容有队列训练、射击训练、战斗动作训练以及战斗勤务、侦察、警戒等等。文化课主要是读写《工农兵识字课本》，还教唱一些红军歌曲。各纵队也参照军部教导队训练班的做法先后举办训练班，对红军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思想教育包括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军队性质对比教育、军纪军风教育等。在举办训练班的同时，还在部队中开展了健全党委制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连普遍建立健全党支部，各支部经常组织活动，并注意吸收先进分子入党。第二，举办右江地区党政训练班。每期学习时间为一个星期，学员约八十人，主要是培训右江各县农运干部。一共举办了两期。邓小平在训练班上作政治形势报告，介绍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的做法以及东兰县武篆区土地革命试点的经验。训练班还组织学习邓小平主持编写的《政治常识问答（党员须知）》《革命常识问答》《经济教授提纲》和红七军政治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土地革命》小册子等等。这两期训练班，虽然时间短，但对学员们掌握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了解土地革命的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帮助很大。学员们普遍提高很快，训练结束回到县、乡后，就能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迅速组织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等各方面的工作。第三，从部队抽调一些干部、士兵参加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并做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这样既锻炼部队，又促进地方工作。从七月至九月，经过三个月的整训，红七军的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素质普遍得到较大的提高，并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党的工作也得到加强，吸收发展了一批新党

１６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员，全军党员达到五百多人。部队整训与地方土地革命运动是结合着进行的， “整训结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胜利完成。广大贫苦农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了，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翻身，因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许多翻身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赤卫队，共补充了三千多名新战士，并把右江赤卫营改编为第四纵队，全军达到七千人。 “这时红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为迎接新的战斗，开辟新的局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① ② 邓小平后来说，这个时期是红七军的 “极盛时期” 。但这时，中共党内产生了李立三的 “左” 倾冒险错误。就在红七军平马整训接近尾声的时候，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南方局代表邓岗（即邓拔奇）来到广西右江传达中央的命令。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 “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 “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在这种错误判断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口号是 “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央给红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和打到广州去，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北上增援武汉。 ① 莫文骅《百色风暴》，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版，第１５７页。 ②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６３中共中央对红七军是非常关注的。六月十六日，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发来一封指示信。信中指出： “关于七军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即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龙州部分失败情形有同志到沪报告外，关于从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踪，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报纸载说已到柳州附近，但详情亦不知道。” 信中指出： “六次大会所指出的 ‘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区之内胜利’ 这一前途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在南中国争取广东胜利的前途更加重了你们的任务”。 “你们现在毫无疑义的要利用这一时机，根据中央的政略路线，积极的用群众的路线扩大红军的组织，充实红军的内容，加强其战斗力，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 ① 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却有自己的看法。九月九日，红七军前委发出第六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指出： “中国革命高潮日益逼近”， “只要我们加紧的工作，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很远的前途”。 “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分的估量，以为已经开始了革命的高潮。这样的估量，必然要使党的策略走向 ‘左’ 倾，而忽视了基本的工作和艰苦斗争的精神，甚至在短期内革命高潮还未到来时，又会发生失败主义的观念”。现在 “决不是已经到了革命的高潮，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还嫌薄弱。目前我们正要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很艰苦的来打破这些弱点，促进革 ① 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指示信，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６日。

１６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命高潮之到来”。基于这样的认识，通告提出： “党的任务当然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紧党的政纲的宣传，加紧反帝国主义和军阀混战的工作，用发动群众组织暴动的行动来消灭军阀混战，驱逐帝国主义，加紧群众斗争和组织的力量，加紧深入土地革命与彻底肃清封建势力的斗争，扩大红军的组织和苏维埃的区域，加速地会合全国红军的力量”， “来促进革命高潮。” ① 十天后，前委又发出第七号通告《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强调：建立党在群众中的力量，巩固苏维埃，创造群众的基础，是右江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这两个通告提出的思想和主张，是符合当时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的，而同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指示信中提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中共中央对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的一些做法不满意，但又苦于联络不畅。中央这时专门派邓岗来右江，一方面是让他传达中央的精神和命令，另一方面也是让他来指导、督促红七军前委贯彻执行中央的命令和要求。邓岗到达平马时已经是九月三十日了。此前，党中央在九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李立三的 “左” 倾冒险错误，停止了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但由于交通闭塞，红七军未能得到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因而未能逃过执行 “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这一 “劫”。 ① 《前委通告（第６号） ———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３３５—３３６页。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６５本来，红七军回师右江是准备只停留一个比较短的时期，然后寻机向外发展。之所以要在右江停留一下，是因为部队在七月与滇军作战中伤了元气，需要集中整训和补充给养。又赶上秋收快到了，邓小平和前委考虑，如果此时部队马上离开，农民的秋收果实必然会遭地主豪绅掠夺，这样会引起农民对红军的不满，农民分得土地后最盼望的是秋收。所以，决定部队留下 “保护秋收”，九月底再出发。后又定在十月一日出发。由于邓岗的到来，红七军前委把部队出发的时间再推迟到十月四日。十月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邓岗出席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命令。对于如何执行中央的命令，会上的意见很不一致。邓小平在会上听到《决议》中那些 “革命高潮已经逼近” 一类词句时，虽然还 “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但向来尊重实际的他，感到中央的命令脱离红七军的实际，难以执行。因此，他指出： “从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 ‘打到’ 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红七军 “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 。李明瑞、张云逸也认为，红七军 ① 成立不久，作战能力弱，不大赞成攻打大城市，主张巩固右江根据地，改造和发展红七军，壮大力量，逐步向外发展。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等反映强烈，明确反对离开右江根据地，拒绝接受中央命令，主张固守右江。邓岗等则坚持主张按照中央的命令，攻打大城市，向中心区域发展。他们认为右江一带地瘠民贫，发展前途不大。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１６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关于这次会上的争论情况，张云逸后来回忆说： “当时，不少同志感到两广军阀很多，有一定的势力，一下消灭，是有困难的，对中央的这个指示存有怀疑。记得那时小平同志就不大赞成打大城市和北上”。 “我也认为我们的部队只有一万多人（实际是七千左右———编者注），力量还不够大，也不大同意” 。李 ① ② 明瑞 “对于攻打大城市的错误决定，他有自己的看法” 。邓岗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自居，以 “谁不执行命令，谁就是反对中央” 相要挟，会议未再经充分讨论，便否定了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人的正确意见。邓小平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对广西的情况，特别是对红七军的情况非常了解，在红七军发展方向上，他对中央的命令是不认同的。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要服从党的组织原则。再者，考虑到按中央的命令行动，也可在必要时实行红七军原定的 “如难以存在就会合朱毛” 的打算，他最后表示同意张云逸提出的 “暂时还是执行中央指示吧，待走不通时再说” 的意见。在后来的行动中，他坚持不盲从，而是从实际 ③ 出发，尽可能使部队避开强大的敌人，反对冒险攻坚，以尽量减少部队的损失。会上，邓岗还传达了中共中央对红七军前委的批评，认为邓小平等在右江的土地政策执行的是右倾的 “富农路线”。对此，邓小平也 “感到不快” 。中央批评右江革命根据地 “富 ④ ① 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１９６０年３月），《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版，第２０２页。 ② 《红军的优秀指挥员、党的忠贞战士》，《广西日报》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１日。 ③ 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１９６０年３月），《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版，第２０２页。 ④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６７农路线” 同批评毛泽东的 “富农路线” 情况差不多。当时，中央指责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土地革命实行的 “ 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 “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 “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邓小平在 ① 右江根据地领导制定的《土地法暂行条例》，与毛泽东制定的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土地革命时，一般没有没收富农的土地，有的地方只没收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分配土地的一般做法是平均分配。有的乡也是采用 “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 的办法，把抽出来的土地分给或补给贫雇农。中共右江特委九月十四日发出的通告中指出：我们 “并不是说 ‘谁是富农要被打倒’，我们是站在富农反革命上来打倒富农。假使我们不了解这一点， ‘凡是富农都杀都打倒’，结果必会引起中农（革命的巩固同盟军）的动摇。” “蛮干的打倒富农，那不但使中农发生恐怖而致离开革命，断送了大批中农群众，减弱革命之力量，甚至因中农离开而使革命遭受失败，同时并必使群众及党内同 ② 志的观念不会正确” 。会议最后决定，红七军各部队到河池集中举行阅兵，以鼓励士气，并在那里召开全军党的代表大会。离开平马之前，邓小平考虑到部队向北开进，女同志行军作战困难很多，遂指定军部经理处对部队中的女同志进行疏散。本地的由当地组织进行安置，外地的在当地安置有困难 ① 《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４４８页。 ② 《中共右江特委通告———反对富农的策略路线》（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４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３４０页。

１６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的，就介绍到香港或上海找党组织予以安置。十月四日，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分别在驻地平马镇、田州镇誓师后，由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绕道凌云向河池集中。部队行进中，获悉袁振武率领的红八军第一纵队四百多人从左江转移出来后，在滇黔边界一带行动。军部派第一纵队第一营营长何莽、政治指导员黄一平率部前往寻找。何、黄率部行至凌云县讲肥村岗里屯（今属乐业县上岗村），与袁部会合后，一同开往河池。红八军这支部队随后被编入红七军序列。十月六日，邓小平、邓岗率一个营从平马去东兰布置工作，到达燕洞村（今属巴马瑶族自治县）。随后，在那里召开有百色、奉议、恩阳、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区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参加的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布置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后的工作。会上，邓岗传达了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邓小平在会上说，红七军离开右江后，根据地的形势将会更加复杂，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他要求右江特委和各县区苏维埃政府的同志，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坚持斗争。他提出： “要立即着手整顿组织，成立县区的常备武装，加强军事训练，并要大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以及组织群众抢收即将收割的农作物，把粮食收藏好，以便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① 会后，邓小平、邓岗等取道凤山县的赐福、介莫（今属巴马瑶族自治县），经东兰的江平、那伦到达武篆区，与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会合。在那里，邓小平就右江的党、政、军、群众等各项工作，向韦拔群等都作了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布 ① 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１９６０年３月），《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版，第２０２页。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６９置。他特别强调，要加紧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十月底，邓小平和邓岗、韦拔群一起率第三纵队赶赴河池。在去河池的途中，邓小平抓紧组织进行召开红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各纵队中的各级党组织组织党员对目前政治形势、红七军过去的经验与今后行动方针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进行选举代表、选举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十一月初，红七军七千官兵先后到达河池集结。十一月七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红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河池县城的凤仪小学召开。会上，邓岗作政治报告，主要还是传达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和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邓小平代表前委作过去策略及工作的报告。会议还就目前政治形势与七军党的任务展开了讨论。最后，在邓岗的主持下，以党代会决议的形式，通过了执行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的决定：一、执行中央命令，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完成南方革命。二、红七军整编为三个师，第十九、二十师执行中央的命令，二十一师留下番号，由师长韦拔群回右江组建，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三、改选红七军前委，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卓、许进、李朝纲、黄一平九人为委员，龚鹤村、胡鹤林、杨英三人为候补委员，邓小平仍任书记。前委在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领导下工作。邓小平后来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说： “河池会议完全是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 ‘打到柳州去’、 ‘打到桂林去’、 ‘打到广州去’ 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

１７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 ① 邓小平本来就对执行中央的命令有保留意见，现在他认为，以红七军这点兵力先去打力量数倍于己的柳州之敌，取胜的希望是很小的。为了减少红七军的损失，他同张云逸、李明瑞等交换意见后，在红七军前委会上建议先不要打柳州。他说： “要先取得桂林，因为打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 “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② 但是这一建议遭到邓岗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表示不能改变先攻打柳州的决定。十一月八日，红七军集中在县城三里亭前（今三八坡东面的田桐）举行整编大会。邓岗和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出席。附近的数千群众参加大会。会场上 “ 打到柳州去”、 “打到桂林去”、 “打到广州去” 的口号此起彼伏。会上宣布，前委决定把一、二、三、四纵队改编为三个师：将第一、三纵队改编为五十五、五十六团，编为十九师，由龚鹤村兼任师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将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改编为五十八、五十九团，编为二十师，由李谦任师长，陈豪人兼政治委员；将第五纵队及计划中之第六、第七纵队改编为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团，编为二十一师，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治委员，留守右江。改编后，邓小平仍任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龚鹤村任参谋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８页。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８页。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７１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会上还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邓岗代表中央军委宣读各师干部委任令，授予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军旗。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都讲了话。最后，军部首长骑马检阅了部队。整编后，韦拔群为师长的二十一师实际上只是一个番号，韦拔群原率领的第三纵队编入第十九师，参加北上作战行动。前委决定韦拔群留在右江根据地重建部队，发动群众坚持革命斗争。韦拔群坚决地执行党的决定，把原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全部补入主力部队，自己带着由几十名年老体弱的战士编成的一个特务连返回东兰。张云逸军长亲自为他送行，称赞他是一个好党员，勉励他把革命进行到底。邓小平也和韦拔群依依惜别。他在东兰和韦拔群朝夕相处好多日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诀别。韦拔群返回东兰后，利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和他在当地的影响，很快把二十一师组建起来，继续在右江坚持斗争。一九三二年十月，他在反 “围剿” 斗争中不幸遭叛徒杀害，年仅三十八岁。邓小平一直深深地怀念这位壮族战友。一九六二年，韦拔群牺牲三十年之际，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为他题词：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十一月九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红七军七千人

１７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从河池出发，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始北上。十一月十一日，红七军第十九师抵达庆远县（今宜州）怀远镇。怀远镇是庆远县的第一商业大镇。红七军在这里与敌小有接触，仅一个小时，就占领了镇子。首战告捷，红七军还筹得了一些粮食和经费。驻守怀远的数百敌军随即撤退到龙江对岸与红七军隔河对峙，挡住红七军东去庆远的道路。按照原计划，红七军是要经庆远向柳州进发的。庆远县城当时驻有桂军的一个团，并且已有准备。打不打庆远？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邓岗、陈豪人等为代表，认为，执行中央的路线，就应该攻打庆远，发动群众与扩大政治影响，而且也有打下的可能。另一种意见，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为代表，认为庆远是重镇，敌军必死力固守，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果攻不下来，回撤就很困难，因此不赞成攻打庆远。邓小平等不但不赞成攻打庆远，而且也不赞成攻打位于怀远东北的融县，主张迅速渡过融江向桂林进发。最后，前委基本上接受邓小平等的意见，决定不打庆远，但打不打融县等到了天河（今罗城）看情况再定。于是，以后队第二十师为前队改道向天河前进。红七军移师天河后，再次讨论了行军路线。邓小平等主张不打融县，绕道长安，过河（指融江）后再与敌作战。邓岗等人反对这个意见。最后，前委讨论决定还是采纳邓小平等的意见，不打融县，经三防（今融水）转移敌人视线，再攻占长安（今融安）后渡河。第二天，他们得知融县有一条小河可徒涉到长安，于是临时决定到融县。刚走了四十里，即在天河县四把镇的佛子坳与前来拦截的桂军覃连芳师遭遇。战斗中桂军杨腾辉独立第三师来援。邓小平等果断地决定部队脱离敌人，向三防方向进发。桂军也未敢贸然穷追，退回长安。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７３红七军到达三防后，因天下雨，休整几天。前委在这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就要不要打长安进行讨论，争论非常激烈。邓小平主张不打长安，绕道福禄过融江。邓岗、陈豪人等人认为部队普遍有 “充分的进攻精神”， “都怪指挥官没有决心”，指责邓小平不执行红七军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躲避敌人，缺乏进攻精神，放弃以庆远、融县为中心发动群众，有轻视群众工作的倾向。他们认为红七军力量比桂军大，应进攻长安，以解决部队给养补充问题，并扩大政治影响。最 ① 后，前委否定了邓小平的意见，决定进攻长安，再过融江攻打桂林。邓小平后来说： “我在会上很孤立，此时我提出辞去前委书记，由中央代表或别的同志担任前委书记的请求，邓、龚、陈等又不同意，结果我服从了大家的决定。” ② 十二月五日，红七军进到长安镇外。长安是融江上游的一个大镇，有三四万人口，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东渡融江可进桂林，南可以下柳州，又是通往贵州、湘西的交通要道。这时的长安已有桂军韩彩凤一个师的重兵驻防。原在四把镇堵截红七军的覃连芳师也赶到这里。战斗从五日下午打响。红七军强攻五天不下，而且敌援军还在不断增加。攻城未克，渡河攻打桂林无望，粮饷、冬装也不能解决，前委只好决定部队撤退。长安一战歼敌五六百人，以至红七军撤退时，敌军也不敢追出城外一步。但是，陈豪人后来也说，红七军 “死伤干部极大，损失不少”，弹药消耗甚多， “虽未得结果，损失过大，是算我们失败。” ③ ① 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１９３１年３月９日），《左右江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３７８页。 ②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③ 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１９３１年３月９日），《左右江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版，第３７８页。

１７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红七军从长安撤退星夜向大苗山的江门转移，后经大田、大伞直插福禄镇（今三江县西），途中击退一些民团的堵截。十二月十二日，前委在福禄开会研究攻打桂林问题。邓小平根据新的情况，总结四把、长安两仗的得失，试图说服前委其他领导人放弃攻打桂林的计划，结果没有成功。但会议还是对计划作了部分调整，即决定派五十五团政委黄一平率少数骨干化装潜入桂林做内应，部队到古宜（今三江县城）后再视情况而定。在往古宜行进的途中，邓小平等得知古宜已有桂军一个教导师驻守，又听说柳州、庆远的桂军也已移师桂林布防。于是，前委决定不走古宜，改走湘桂边，经湘西绥宁、武冈向桂林前进。当部队途经三江、龙胜等侗族聚居地区时，前委指示部队认真执行群众纪律，尊重侗族的风俗习惯，宣传红军的性质和政治主张，以消除当地群众的疑虑。各部队遵照指示，上山寻找说服躲避的侗族群众回到村寨。战士们帮助群众打扫院子、挑水，有的用自己带的粮食做饭给缺粮的老乡吃。当部队离开村寨时，全寨男女老少都来送行，有的侗族青壮年还主动给红军当向导，帮助红军采购粮食等。十二月二十五日，红七军到达离武冈只有二十里的木瓜村。红七军自右江出发后一直未得到大的补充，进入湖南后已是冬季，天气越来越冷，官兵都还穿着单衣，脚上的草鞋也大都穿烂了。解决冬装等补给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原本没有准备攻打武冈，在得知武冈城内只有少数民团据守后，前委遂决定攻打武冈城。武冈曾经是清末曾国藩创办团练和训练湘军的地方，城高墙厚，工事坚固，城墙外掘有堑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７５沟，还有资水绕城而过，形成一道天然屏障，素有 “铁打的武冈” 之称。二十六日，红七军开始抢渡资水，强攻县城，攻了四天四夜，都未能攻下。湖南军阀何键急调五个团驰援，红七军仓促撤退，遭敌追击。这一仗，部队伤亡很大，英勇善战的五十五团团长何莽牺牲，士气严重受挫。武冈兵败后，攻打桂林已没有可能，部队迫切需要的是迅速找一个地方落脚休整、安置伤兵、补充兵力和给养。前委决定东去湘南找一个地方，估计湘南可能有中共党组织。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部队继续东进，顺湘桂边境复入湖南新宁，又在新宁与全州交界的界牌再度折回广西。一月二日晚，突袭全州县城并迅速占领，得到休整的机会。红七军北上的任务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打柳州、桂林和夺取广州的命令。但在桂、黔、湘边近两个月的作战中，因敌强我弱，没能攻下一座大的城池。而且，由于连续行军和频繁战斗，部队减员在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占领全州后，官兵失败情绪较严重，逃兵日益多起来，有的以前很好的干部也当了逃兵。广大指战员们对中央的命令是否行得通纷纷提出怀疑，迫切要求前委解答部队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问题。从河池红七军党代表大会开始，红七军前委实际上是在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的领导下工作，支持他的还有陈豪人、龚鹤村。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等为部队摆脱 “左” 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部队仍遭受到很大的损失。邓小平深感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前委会议讨论红七军当前面临的形势以及下一步行动方向时，他提出：一、部队在全州休整三天；二、改变硬打攻坚战略；三、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会上，虽然有人仍主张继续执行中央的命令，按河池党代会的决定攻打桂

１７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林，但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最后，前委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决定不打桂林了；同时也抛弃攻打大城市的想法”。 ① 并决定部队经湖南江华出连州、广东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朱、毛红军取得联系。一月三日，邓岗、陈豪人通过全州中共党组织，找到红七军派去桂林做秘密工作的黄一平，设法使他们通过白区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来，邓岗于一九三二年三月调到东江特委工作，十月在一次战斗中牺牲。陈豪人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被派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年八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三十三岁。邓岗的离去，是红七军在组织上结束 “左” 倾冒险错误领导的转折点。红七军前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检查部队自出发以来的工作，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红七军的损失是盲目执行中央命令的结果。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纠正了李立三的 “左” 倾冒险错误。莫文骅后来回忆说： “领导上通过前一段时间用血换来的教训，认识到 ‘立三路线’ 是断丧红军、断丧革命的错误路线。” ② 全州前委会议后，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红七军将原来的四个团缩编为三个团，把非战斗人员尽可能地安排到战斗单位变为战斗人员，对伤员也进行了安置。在全州还筹得了几万块钱。一月四日晚，探知桂军一个师从桂林向全州压来，已进至离全州约二十里的地方，前委当即决定部队于第二天拂晓撤出全州，向湖南道州进发。 ① 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１９６０年３月），《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版，第２０５—２０６页。 ② 莫文骅《回忆红七军》（１９６０年６月），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３月修订版，第６５页。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７７七日，部队拂晓进入道州城时，城里豪绅、富商大都逃跑了，豪绅武装则盘踞在离城数里之外的地方。在这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个有三四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讲话，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动员群众支援红军。时有豪绅、富商暗中派人向湖南军阀报信，请调派重兵来围堵红军。两天后，湘军从三个方向向道州扑来，邓小平感到部队此时绝不能再作战了，即决定部队提前出发，迅速脱离险境，向江华前进。道州距江华有百里路程。当时正值寒潮南侵，这一带位于萌渚岭和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是个风口。出发的那天半夜，北风呼啸，而且还下着雨，到天明时又是大雪纷飞，天气特别冷。战士们仍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短裤，还有的连草鞋都没有，冻得脸色发紫，浑身打颤。山路被大雪覆盖，看不见哪是路哪是沟，一不小心就会跌进山沟里。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想坐到路边休息一下，一坐下就被冻僵，再也站不起来了。等到达江华县城时，仅作后卫的五十八团就有七八名战士被冻死了。一月九日，部队全部到达江华县城。因为江华县城周围都是高地，无法据守，所以敌人没有设防。这时部队已经极其疲惫，前委决定休息两天。邓小平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讨论解决部队的御寒被服问题。会上，由补给问题谈到行动方向问题，大家畅所欲言，纷纷发表意见，公开表示对中央命令的不满，说离开右江以来盲目地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城市是行不通的，如果继续按照中央的命令做下去，部队会拖垮拼光。会议除提出解决部队被服问题的方案外，还决定部队下一步行动是退回广西贺县桂岭山区开展工作，再图发展。一月十一日，部队出发往广西。第二天，到达岭东，本来打算休整一段，但因这个地方反动势力强大、地形复杂、给养

１７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困难，只休息了一天。在这里，邓小平召集了一次干部会议。会上大家谈到，部队近来受到了几次较严重的打击，减员较多，情绪低落，运动十分困难，眼下需要充实力量，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会议讨论决定：将部队整缩为两个团，军主要干部兼任团长，师、团干部逐级下放，充实下级指挥系统，编余的军官一律编入军官训练所。整编方案等部队到达桂岭时实施。为了保证部队行军速度，会议还决定丢掉山炮等笨重武器。一月十四日，部队翻过湘粤桂边界的老苗山，于傍晚到达桂岭。这时全军仅剩三千五百多人。原计划部队在桂岭休整一个时期，但抵达后才发现，当地的豪绅武装力量太强， “如桂军重兵来，将大不利于我” 。邓 ① 小平召集前委会议研究后，决定在桂岭只作短暂休息，实行部队整编，然后继续向广东的连州前进再到北江。整编后的主要领导干部为：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第五十五团团长龚鹤村（兼）。第一营营长章健，政委袁任远；第二营营长张翼，政委陈漫远。第五十八团团长李明瑞（兼），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李谦，政委麦农本。第二营营长李显，政委黎心诚。部队在桂岭休整了四天。经过休息和补充，战士们的斗志好了起来。此时，冬衣也都准备好了。一月十七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部队再次离开广西境内，经湖南江华县大夕、广东连州清水镇，于十九日进至离连州六十里的东陂圩。在这里，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０页。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７９讨论要不要攻打连州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攻打连州，就一定要在连州停下来，北江即不易通过。他估计北江此时还没有重兵把守，如能迅速行军，通过北江是可能的。会议接受邓小平的意见，决定绕过连州城，迅速赶到北江和湘南宜章一带开展工作。但是，当部队行至星子圩时，得到情报说离此三十里的黄沙埠已有两个团的湘军据险扼守，已难通过。因此，又决定回师连州。二十一日，进抵连州城外。邓小平、李明瑞决定吸取打武冈的教训，放弃攻城。在城外，部队因筹款逗留了几天。期间，分别召开了一次党员大会和一次干部大会，讨论七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邓小平在干部大会上提出向广东乳源县梅花、太平、杨家一带前进的设想。他说，据了解，那里有赤卫武装，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会上，就邓小平的这个想法展开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很迅速地出梅花、太平、杨家，攻坪石。理由是：攻连州没有把握，而且即使攻下来后工作也不是容易开展起来的。部队眼下需要群众影响及补充，而梅花、太平、杨家有群众基础，可以补充兵额、安置伤兵，在梅花、太平、杨家，有群众作依靠同敌人打个硬仗。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再攻连州。理由是：部队现在应有攻坚的决心，如能将连州的工作开展起来，政治影响会比攻梅花、太平、杨家大些。攻下连州能得到长时间的休息，物质上也能得到很大的补充。会议最后决定接受第一种意见，出星子圩经黄沙埠到北江。二月一日，红七军到达广东乳源县梅花村。这是一个约一二里见方的小盆地，住着二三百户人家。周围是丘陵，长着密密的灌木林。梅花村虽然是一个小圩镇，但地理位置却很重要，处于湘南和粤北交界的地方，是乐昌、乳源、连县、宜章、临武等县的中心点。三年前，这里曾受到朱德、陈毅领导

１８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的湘南起义的波及，接收过起义军伤员养伤，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于是，前委打算在这里补充红军，安置伤员，并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邓小平在梅花村的棉花坛见到了中共乐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谷子元。从谷子元那里，邓小平才知道，一九三○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李立三 “左” 倾冒险错误。这时，根据李明瑞的表现和本人要求，邓小平代表前委批准李明瑞为中共正式党员。同时根据工作需要，补选李明瑞为前委委员。二月二日，得到情报说粤军邓辉率一个团追来。前委分析后认为：部队的情绪和作战能力比前一段有很大的变化，又占着有利地形，吃掉敌人这个团没有问题，不能错失这个大好机会。这一仗打胜了，红七军的影响扩大了，在小北江立足就不成问题。随即作出布置，开展迎战动员，构筑阵地工事。二月三日，敌先头部队向红七军阵地发起攻击。红七军和敌军交手后才知是三个团，其中有两个团的战斗力很强，敌众我寡。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都亲临前线指挥。经过五个小时激战，红七军伤亡四五百人，干部损伤过半，五十八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李谦、五十五团一营营长章健在战斗中牺牲，龚鹤村、袁振武、李显等负伤。部队作战失败后即退入山中，指战员十分疲惫，失败情绪大增。看来在梅花一带无法立足了。前委临时召开会议，决定彻底放弃建立粤北根据地的计划，改为渡过乐昌河，向江西前 ① 进， “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的休息” 。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２页。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８１二月五日，红七军到达乐昌与韶关之间的杨溪长来渡口，准备渡过乐昌河（即武水）东进。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商量决定，由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先渡河，张云逸率五十八团及军直属队作掩护。原定在拂晓渡河，后因战士疲惫未能实现，故拖至午后才开始渡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只有两只小船，一次最多只能渡过二十来人，渡河速度十分缓慢。下午三点多钟，邓小平和李明瑞率五十五团渡过河去，控制了滩头阵地。随后，五十八团的大部也渡过了河，只剩下张云逸率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两个连约六百人未能渡河。这时，乐昌和韶关的粤军同时扑来。已渡河的部队在邓小平、李明瑞的指挥下与敌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但因敌人不断增兵，已渡河的部队被迫撤退，与未渡河部队失去联系。张云逸率部撤至乳源县瑶族聚居的必背、半岗岭、埋坑山里。邓小平、李明瑞率过河的五十五团及五十八团大部以急行军摆脱敌军追击，经仁化进入江西的大庾（今大余）境内，随后又向崇义前进，寻找中央红军。二月十四日，红七军过河部队在崇义县的杰坝与当地上崇南游击大队会师，随即占领崇义县城。这时，邓小平等才知道离县城三十五里有红三十五军的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并随即派人联络。三天后，邓小平与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后改称赣南特委）的负责人见了面， “得悉他们这里同上海党中央有交通线，并且得悉党中央已经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① 在没有确立新的目标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在崇义开展工作，以崇义为中心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加紧整顿、发展部队。同时，设法与张云逸所率部队联系。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１８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从部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取消红七军前委，成立团委，并任团委书记，委员有许卓、李明瑞。在崇义开展工作困难很多。这里党组织和群众基础比较薄弱，干部十分缺乏。红七军团委和崇义县委举办了干部训练班，抽调部队和地方基层干部、党团员参加学习。邓小平和许卓等亲自为训练班讲课。经过积极工作，建立了几个区乡苏维埃政权，并开始提出分配土地问题，群众慢慢发动起来。半年以来，红七军执行中央的命令向大城市进攻，屡遭失败，一再陷入困境，部队战略发展方向应该如何，始终困扰着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在时，红七军在形式上似乎与中央还有着联系，邓岗离开后，红七军与中央形式上的联系都没有了。乐昌河一战，红七军被拆成两部分。五十五团及五十八团大部留在崇义发展，还是寻找别的地方发展？领导人心中没有底。此时，崇义的敌情并不严重，部队正在休整，而且崇义到上海有可靠的党的地下交通线。因此，邓小平打算从这里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七军的工作。三月七日，邓小平把这一想法告诉许卓、李明瑞，他们都表示同意。最后团委决定，在邓小平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团委书记。之后，邓小平便和许卓一起去离崇义三四十里的杰坝，同当地特委的同志一起讨论、布置工作。邓小平打算从杰坝再回到崇义县城给部队布置工作后即沿地下交通线去上海。三月九日傍晚，邓小平和许卓在崇义的长潭区与从信丰赶来的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致中一起研究地方工作。陈致中说，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 “围剿”，敌人可能很快要进攻崇义。邓小平认为，崇义 “群众基础薄弱，红七军力量亦不厚”，这里很难站住脚，红七军不如到信丰去，因为原来在信丰的红三十五军撤走后， “赤区逐渐失败”，如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８３红七军去，既可以巩固当地的赤色政权，又更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作用会更大。 ① 他和许卓研究后，决定红七军第二天即出发去信丰。三月十日上午，雷声隆隆，大雨滂沱。粤军两个团以及一些民团开始攻打崇义县城。因为侦察工作做得不好，以至敌人到了城边时才被发觉，仓促交战不久，李明瑞即率部队向过埠撤退。这时，邓小平和许卓在长潭红军医院慰问伤病员后正在往崇义县城方向去的路上。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得知敌军已经攻下崇义县城，部队已安全撤往过埠方向。邓小平即同许卓商定：许卓往过埠方向追赶部队，他返回杰坝，利用崇义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线动身去上海。邓小平叮嘱许卓：部队仍须设法到信丰去，即使暂时不可能，也必须经过一个时期到信丰。只有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老 “赤区” 群众会合起来，红七军才能 ② 实现其任务。邓小平回到杰坝。第二天，他化装成买山货的商人，在交通的带领下，步行几天，经大庾到达广东省的南雄。南雄城内有一个中共地下交通站，他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交通站又另派一名交通，带领他步行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在广州停了半天，当夜登上去香港的轮船，随后由香港到达上海。邓小平这次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完全是工作需要，出于他作为部队党的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感，并且是经红七军团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３页。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４页。

１８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委三人事先研究决定的。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可是，就是这件事后来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在中央苏区他遭受错误打击时曾因此受过审查。特别是在 “文化大革命” 中，被江青等人诬陷为 “逃兵”，邓小平专案组曾对此作了刨根究底的 “调查”，但没有查出有什么问题。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向来看重干部历史问题的毛泽东，在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提到邓小平时说 “邓小平是没有历史问题的材料。” ① 从而，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定论。邓小平走后，李明瑞率部于三月中旬撤至遂川的大汾，向永新前进。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一部摆脱敌人后，在坪石渡过乐昌河经汝城、桂东，三月中旬在湖南酃县的十都圩附近与王震率领的湘东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会合。两支部队一起南下到资兴、汝城寻找李明瑞所部。四月初，终于在永新与李明瑞部会合。不久，红七军与红二十军、湘东南红军独立师一起，参加中央根据地第二次反 “围剿” 斗争。七月，红七军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红七军离开右江后，转战湘、粤、赣，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难险阻。他们在 “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屡战屡挫，屡挫屡起，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垮的英雄部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式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授予红七军一面锦旗，上面书写着 ①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１日。

第五章率红七军转战１８５ “转战千里” 几个大字。红七军的历史是辉煌的，也是悲壮的。离开河池时有七千健儿，与中央红军会合时仅剩二千多人，有几千名指战员在转战中牺牲或流落。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李明瑞，他作为北伐军的著名将领，拒绝蒋介石和桂系军阀高官厚禄的拉拢，毅然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他参与领导龙州起义，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建立了功勋。但是，在他率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一九三一年十月，被执行王明 “左” 倾错误路线的人诬蔑为 “改组派首领”，惨遭枪杀，年仅三十五岁。最了解李明瑞的莫过于邓小平。对于李明瑞的死，他十分痛惜，曾几次对毛泽东说过，李明瑞是错杀的。一九八六年一月他到广西视察工作时特别讲到：李明瑞 “不仅勇敢能吃苦，又会带兵打仗。” “要多宣传李明瑞，他英勇善战。” ① 邓小平对李明瑞的深切怀念，也包含着他对这段经历的特别珍视。从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到率领红七军转战，他在广西战斗、工作了一年半时间。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地领导一个较大区域的全面工作，许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在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出现 “左” 倾错误的情况下，他坚持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领导创造了大革命失败后团结国民党左派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成功范例。他亲身进行了一次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完整实践，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方面，获得了一般人难有的深刻认识和经验。这对他后来思想和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① 邓小平游漓江时的谈话记录，１９８６年１月２７日。

１８６第六章在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邓小平到达上海。这时，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实际上操纵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以彻底揭发 “立三路线” 的错误实质、 “肃清调和主义” 为名，推行 “左” 倾教条主义。一九二六年，邓小平与王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他对王明 “向无好感”。如今王明竟成了中央的领导人，他只能是 “内心有所震动”。 ① 邓小平到上海后，先在老惠中旅馆住了下来。过了三四天，党中央的交通员才和他接上头。又过了几天，党中央的交通员找了一个亭子间，把他安顿下来。邓小平立即通过交通员请求向中央领导人报告红七军的工作，但没有下文。随后，他又几次请求，仍然没有得到答复。邓小平并不知道，在他到上海之前，执行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人已经听信原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阎衡、涂振农等人的汇报，把 ②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② 阎衡，曾任红７军２０师５８团参谋长，在上海疗伤期间于１９３１年４月４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红七军情形的报告》。１９３０年５月，涂振农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上作《红军第七军报告》。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１８７红七军、红八军遭受的重大损失归咎于前委对中央的路线、方针贯彻不力，认为前委书记邓小平要负主要责任。所以，中央负责人对邓小平要求汇报红七军的工作置之不理，既不安排听汇报，也没有见他。只有党中央的交通员按时给他送来生活费，并且隔一段时间来看他一次，有时候是来通知他从这个亭子间搬到另一个亭子间。邓小平的心情很不好，只好时常去找老朋友李维汉、贺昌、李富春、聂荣臻等人聊一聊，发泄一点心中的不满。有时候聊晚了，干脆就在李维汉或贺昌家搭个铺住下。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太难熬了，于是，通过交通员向党中央提出请求回红七军，几天后得到的答复是：中央与红七军现在没有交通联络。既然中央领导人不安排听汇报，又回不去部队，邓小平想到了用书面的形式汇报。他想把红七军、红八军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帮助中央了解情况，指导红七军的工作。到四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写出了近两万字的《七军工作报告》。这份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发展经过和战斗历程，左江、右江地区地方党组织的状况及土地革命开展的情况，总结了各方面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报告的最后部分，特别指出了这一时期红七军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报告中说，过去红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关于红七军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报告中说：应该离开右江，因为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七军到江西是对的，但应该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在北江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的苏维埃区域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在梅花村发生的那

１８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撰写的《七军工作报告》。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１８９么大损失的战斗了。邓小平还在报告中指出：立三路线的错误，七军是深刻地感觉到了，几次攻坚都是我们失败，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更成了 “左” 的空谈。 ① 这个报告，是符合红七军、红八军实际情况的，而且反映了邓小平对革命事业忠诚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然而，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并不理睬邓小平的这份报告。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给七军前委的信，以极其严厉的口吻对红七军的工作横加批评指责。信中说： “我们认为，立三主义的 ‘左’ 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 ② 五月上旬的一天，党中央的一位秘书来到邓小平的住处，说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到安徽巡视党务工作。原来，在一个月前，由于安庆共青团组织负责人高翔、安徽省委巡视员张照明、省委秘书长何冰心等先后被捕叛变，设在芜湖的安徽省委秘书处和皖南互济总会机关相继遭到破坏，省委书记王步文、省委常委兼芜湖工联会党团书记霍锟镛、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刘文等十一人被捕，安徽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随后成立的代省委也因种种原因到四月底自行结束活动，安徽党的工作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四月下旬，原安徽省委组织部秘书谢节之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要求中央派人去安徽指导工作。谢节之还向党中央提出 “派去的人要有实地工作经验及政治观念正确。” ③ ①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 ② 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的信，１９３１年５月１４日。 ③ 《安徽省委组织部秘书向中央报告》，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５日。

１９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去安徽巡视，由谢节之担任交通员。几天后，邓小平在谢节之的陪同下乘船到达芜湖。在芜湖，邓小平见到省委的负责人，在了解安徽党组织遭破坏的详细情况后，提出了处理安徽党务工作的意见，并决定成立中共安徽临时工作委员会。临时工委由武英、谢节之、刘震等人组成，武英任书记兼皖南互济总会的工作。临时工委 “在新省委来到之前，它的责任是代理省委工作并决定我们目前几点任务。” ① 在讨论武英等人提出的皖南几位县委书记有 “取消派”、 “改组派” 嫌疑的问题时，邓小平要求先进行深刻的考察，暂时不同他们发生关系。五月中旬，邓小平完成在安徽巡视的任务，从芜湖乘船回到上海。刚回到上海，一个朋友告诉他说，有一个人登报找他。原来是，五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号外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邓希贤兄鉴：弟已来沪希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坡赛路辣斐德路口普庆里五十七号一晤弟先修启。” 邓小平反复琢磨这则启事，觉得有可能真是自己的弟弟邓先修（即邓垦）到了上海。自己离开家时弟弟只有几岁，现在算来差不多有二十岁了。但是，他并不敢大意，毕竟已有好多年同家里断了联系，这则启事是真是假还难肯定。他没有贸然上门去找。邓垦后来回忆了他们兄弟这次见面的情景： “我到上海去求学。临走的时候，父亲让我到上海找找哥哥。到了上海后，由于情况很不熟悉，语言 ① 《安徽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皖字报告第２号）》，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３日。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１９１也不通，又没有熟人，根本没法找。结果我就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个寻人启事。” “后来听说，哥哥派人化装了之后，到报上登的那个地方来了解，看那儿有没有一个叫邓先修的人。经过几番打听，确定了有我，后来他就自己来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同乡、同学，正在房子里聊天，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敲门问：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他当时穿着长袍，戴个礼帽，还穿着皮鞋。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突然，我想到了登报的事，再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我说我就是邓先修。他说：好，看到你登的报。你收拾收拾马上跟我走。之后，他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我还告诉他，我这次到上海是来求学的。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 ① 一九三一年六月，邓小平接到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去中央苏区工作是邓小平在回红七军工作的要求被中央拒绝后提出来的，到这时中央才予以批准。邓小平到上海后的这几个月，中共中央接连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故。一是，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二是，六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个人的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党中央随即采取行动，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 ① 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５月。

１９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领导干部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或撤离上海。随后，在上海成立了由博古（即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才被批准去中央苏区的。据他自己回忆，他是七月十四日离开上海的。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大家称 “阿金” 的女同志。阿金就是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与邓小平同岁。一九一九年曾在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学生运动，毕业后任女校教员。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运工作，一九二七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捕，经营救释放后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一九二九年任中共江苏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一九三○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负责人。她活泼开朗，果敢干练，风风火火。邓小平是在上海李维汉家中汇报工作时和金维映认识的。这次到江西中央苏区结伴而行，他们相互加深了了解，到中央苏区后不久结为夫妻。当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有一条由党中央特科开辟的地下交通线。邓小平和金维映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从上海乘船至广东汕头后，改乘火车至潮州，再搭乘小火轮到大埔县的茶阳，然后改乘小船溯江而上，到达青溪上岸。接着步行经永定、上杭，于八月初到达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驻地长汀。在长汀，得知红一方面军总部和毛泽东、朱德不久前还在瑞金，他们又步行赶到瑞金。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在瑞金县城同中共赣东特委接上了关系。中共赣东特委两个月前刚刚成立，负责领导宁都、瑞金、石城、广昌和宜黄、乐安、南丰等县的工作。特委机关原来设在宁都的东韶，因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 “围剿”，八月七日才转移到瑞金。特委书记谢唯俊热情地接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１９３待了邓小平和金维映。邓小平从谢唯俊处了解到，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已到兴国，正在进行第三次反 “围剿” 作战。邓小平还了解到红七军在李明瑞、张云逸的率领下已到达于都北部的桥头，正式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战斗序列，也正在参加反 “围剿” 作战。红七军的安危一直是他魂牵梦绕的。他太高兴了！还有令邓小平感到意外的是，在这里，他碰到了曾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几位老朋友。一位是霍步青，在几个月前来到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巡视员。他是和赣东特委机关一起来到瑞金的。还有一位是余泽鸿，他也曾经在上海党中央担任过秘书长，是邓小平的后任，不久前才到中央苏区。在从长汀到瑞金的路上，邓小平看到的是死气沉沉的景象。到瑞金后才知道，这时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正在搞所谓肃 “社会民主党” 的斗争，滥杀无辜，使得瑞金县的干部人人自危，不敢抓工作。人们说，再这样下去，不用敌人来打，苏区自己就会搞垮自己。 “社会民主党” 纯系子虚乌有。在中央苏区抓ＡＢ团、肃反严重扩大化的过程中，一九三一年上半年闽西苏区又开始搞所谓反对 “社会民主党” 的 “斗争”，造成大批冤案，数千名无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及群众被逮捕，不少人被杀害，给苏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 “斗争” 很快从闽西苏区殃及瑞金。李添富是一九三一年二月被中共闽西特委派到瑞金来的。他主观臆断既然闽西有 “社会民主党”，瑞金也会有 “社会民主党”。便亲自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将一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或者对他的那套 “左” 的做法表示不满的党员、干部和

１９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群众，通通指责为 “社会民主党” 分子，严刑逼供。全县被杀害的有四百多人，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干部二十八人，区、乡一级的领导干部七十七人，一般干部二百七十三人。原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萧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等惨遭杀害。霍步青在八月八日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 “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六百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 ① 在这种情况下，霍步青和谢唯俊等商定由邓小平取代李添富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为方便起见，还商定邓小平先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邓小平表示义不容辞。在上海已经 “赋闲” 了几个月，他感到委屈，提出要到苏区来，就是想干点实事。邓小平认为，当前首先要纠正所谓肃 “社会民主党” 的问题。他先是组成调查组深入到各区乡调查了解肃 “社会民主党” 的情况，重点是最严重的武阳和桃阳等区。在掌握大量的材料后，他回到瑞金县城，以中共赣东特委的名义，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发动大家对所谓肃 “社会民主党” 发表意见。开始大家不敢发言，在他的支持鼓励下，许多人才发言对李添富搞的一套提出疑问和意见。会后，乱捕乱杀的现象停止下来了。邓小平再次深入各区乡了解情况。在全部摸清李添富等人 ① 《中共赣东特委步青给中央的报告———三次战争及瑞金党的状况》，１９３１年８月８日。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１９５的严重错误事实后，九月，他主持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揭露所谓肃 “社会民主党” 斗争存在的严重问题。会上点了李添富的名，号召广大干部揭发他的罪责。九月底到十月初，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撤销在所谓肃 “社会民主党” 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谢在权的职务。邓小平代表赣东特委在会上宣布，撤销李添富县委书记、县肃反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并予以拘捕。接着，召开公审李添富的大会，由于民愤太大，李添富被当场执行枪决。此时，邓小平公开了自己新任县委书记的身份。他当众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被逼供或怀疑是 “社会民主党” 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取保释放。邓小平同时还宣布为前一时期蒙冤受屈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全县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接着，邓小平在瑞金全面地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他了解到李添富把全县的各级政权都搞垮了，便领导和指导全县各区、乡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针对干部队伍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九十月间，他在县城同善社举办了一期有六十多人参加的干部培训班，为党、政、群机构和组织培养干部。他亲自组织并且讲课。政权和干部问题解决了，下一步的工作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保护并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邓小平意识到，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始终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中心环节。当时瑞金的土地革命中也存在着 “左” 的偏差，并且进行得不彻底，一些地方还没有搞土地分配。他经过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行毛泽东一九三○年二月为瑞金县制定的土地革命的方针和政策，抵制实行苏区中央局根据王明 “左” 倾

１９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教条主义作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他宣布，坚决维护原先按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进行的土地分配的成果，对少数没有进行土地分配的地方，要求发动贫苦农民迅速进行土地分配的工作。他特别强调，土地分配过程中不能侵害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瑞金本来的群众基础就好，在纠正了所谓肃 “社会民主党” 斗争错误和矫正土地分配政策之后，干部、群众很快重新 ① 振作起来，形势迅速好转， “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这时，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取得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 “围剿” 的胜利。九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由兴国挥师东进，准备向福建汀州集中，在那里筹粮筹款、休整补充。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来到瑞金，与苏区中央局等机关会合临时驻扎在叶坪。在这里，毛泽东、朱德改变原来的计划，决定红军主力不再全部东移福建，而是留驻石城、会昌、瑞金、于都等县；红军总部也不再移驻长汀，就留在叶坪村。毛泽东、朱德决定在瑞金 “居中指挥” 红一方面军完成休整训练、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的任务，还决定在这里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 “一苏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除了瑞金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其他地域条件可以凭借 “居中指挥” 外，可以肯定，瑞金由邓小平打开的新的工作局面和稳定的环境，也是毛泽东、朱德决定留在瑞金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好召开 “一苏大会” 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这对于瑞金这样一个刚刚受到 “左” 倾错误危害的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１９７ “重灾区” 来说，困难是很多的。就在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叶坪后几天，邓小平在瑞金县城组织了一个有五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庆祝红军第三次反 “围剿” 的伟大胜利。整个会议组织得井井有条、非常成功，算是搞了一次大活动的预演。 “一苏大会” 是一次具有全国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的大会，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百多位代表。会场选择在哪儿？安全问题怎么解决？是首先要考虑的。邓小平反复踏勘，并报经苏区中央局同意，决定将会场设在叶坪村的谢氏祠堂。谢氏祠堂位于城郊，便于隐蔽。为了避免会场遭敌机轰炸，保证会议的安全，邓小平指挥在瑞金城内布置了一个假会场。会议后勤保障的任务也很重。邓小平领导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研究制定了大会物资供应、代表食宿接待、群众庆祝活动安排的周密方案。他亲自带着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同专门负责大会代表生活安排的毛泽民、康克清、贺子珍、钱希钧等一起，到叶坪、洋溪、黄埠头、合龙、沙洲坝等村子逐村逐屋地察看，动员、安排群众腾出房屋供代表们住宿。十一月七日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历时十四天，讨论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法律、法令和政策文件。十一月二十日，会议选举产生由毛泽东、项英、朱德等五十四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二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其所属部队由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称中央红军。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

１９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瑞金成为 “ 红都”，定名 “ 瑞京”，邓小平成为第一任 “京畿大员”。邓小平这一时期在瑞金的工作，得到临时中央政府的充分肯定。一九三二年三月，临时中央政府《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评价说：在肃反问题上， “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人偏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转变。” “ 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扩大红军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 财政上， “相当地执行了财务条例和统一财政训令。” ① 一九三二年五月，担任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书记的古柏调到省苏维埃政府工作。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推荐邓小平到会昌担任临时县委书记。邓小平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与李富春和蔡畅夫妇相识的。他们的年龄都比邓小平大一点。邓小平一直称他们为 “大哥” “大姐”。在法国巴黎时，他和李富春曾一起做过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刊物的编辑工作，有一段时间邓小平还和李富春住在一起，相知甚深。邓小平的工作热情、干练作风和进取精神给李富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邓小平到中央苏区后在瑞金的工作业绩，李富春也看在眼里。会昌的工作基础比不上瑞金，但是会昌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需要选派一位得力的干部去打开工作局面。所以，李富春想到了邓小平。会昌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与瑞金相邻。会昌的南面与寻乌、安远两县毗邻，东南与闽、粤两省接壤，自古就有 “东南闽粤作咽喉，雄镇当年号九州” 的称誉。会昌刚刚打下不久， ① 《红色中华》第１６期，１９３２年４月６日。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１９９是一个新区，临时县委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这里地处前线，敌情严重，情况复杂，一些地主 “靖卫团” 和国民党军队的小股部队还在活动。邓小平到任后提出，当前在会昌军事斗争是第一需要， “一切为了战争”。在他的提议和指导下，县苏维埃政府设立一个军事部，并把曾任红军副团长的钟亚庆调来任部长，指导全县各区的军事斗争。各区很快都组建起了赤卫队。邓小平和军事部组织指挥赤卫队有力地打击地主 “靖卫团” 和国民党军队的小股部队，使新区得到巩固。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在会昌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由邓小平担任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的党政军工作。会昌中心县委下辖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委、二十八个区委，一百六十四个党支部。中心县委机关设在筠门岭。筠门岭，古称 “军门岭”，距会昌县城五十六公里，距寻乌县城五十八公里，距安远县城五十公里，是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交界点，是赣东南通往闽、粤乃至南洋的必经通道。中心县委当前首要的工作是积极发展地方武装。三县原有的军事力量很薄弱，在三县的红军主力部队也只有新组建的独立第三师。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三县都是中央苏区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支很少。” ① 因此，他指示三县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要以冲锋的精神扩大地方武装。通过积极的发动和组织，三个县的地方武装迅速扩大。据一九三二年十月统计：寻乌有红色游击队员七百二十一人，模范营队员一千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２０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二百三十九人，模范少先队员六百三十五人；安远有赤卫军模范营队员二千二百六十七人，模范少先队员五百二十人，工人赤卫军三十五人，另有各区游击队支队整编成的游击队，队员二百六十二人；会昌有两个游击支队三百九十人，另有赤卫军四千九百七十人，模范师二千五百二十九人。七月，驻广东兴（宁）梅（县）地区和福建上杭、武平等县的粤军，纠集闽粤赣边的地主 “靖卫团”，不断袭扰中央苏区南部。为了统一南线各县的军事指挥，中革军委和江西军区决定成立江西军区会寻安军分区（后改称第三军分区），下辖会昌、寻乌、安远、武平四县军事部，一个游击大队，后又下辖相继建立的红军、兵工厂和红军医院。由邓小平兼任三分区政治委员，原会昌县军事部长钟亚庆任司令员。三分区建立后，领导闽粤赣边区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运动战，攻打反动土围子，镇压反革命，有力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到十月，安远县的地方武装共打下反动土围子十二个。会昌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独立三师，攻克闽赣边的乌鸦泊、官丰、膳坑等地，消灭细八哥、郭发贵、大头五等 “靖卫团” 和土匪武装的大部。会、寻、安三县地方武装，还经常配合红军反 “围剿” 作战，阻击和钳制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向中央苏区的进攻。由于中央苏区反 “围剿” 斗争的形势日益严重，扩大红军也是会昌中心县委的一项紧迫的任务。邓小平和中心县委多次召开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布置扩红工作。他多次在会上讲话，指示各级领导干部要使扩红的意义和优抚红军家属的条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制止强迫命令和欺骗、贿买；要求各级干部、党团员起模范带头作用，用冲锋的精神去完成扩红任务。三县的各级干部根据他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２０１和中心县委的指示，深入基层进行扩红动员，不少地方组织了游艺团或宣传队巡回宣传扩红。各级都设立了拥护红军委员会，各地都制定了红军家属优抚措施，并建立了帮助军烈属生产的 “帮耕队”。家住筠门岭小吉村的红军战士刘泮林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家里田地没有壮劳力耕种。邓小平在这个村检查工作时，亲自带领几名战士到他家帮助翻地、耙田，一连干了三天。邓小平非常重视三县党的组织建设。上任伊始，就要求 “改造” 和健全区、乡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一九三二年十月，会昌县委在给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报告中说： “全县的支部和区委都改造了，这次改造是有相当的成绩，洗刷了消极怠工与非阶级分子，指导机关相当的提拔了工人雇农苦力成分的党员参加支部干事会与区委会，相当发展了党内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相当的提起了各级工作的积极性”。 ① 安远县委在给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也说： “七月份改造区委支部，党的同志和群众都受了很大的影响，消极怠工的较警醒了，有自动来要求分配工作的。” ② 在 “改造” 和健全区、乡党组织领导机构的基础上，邓小平又抓了三个县委领导机构的 “改造” 和健全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心县委指导会昌召开第一次全县党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中共会昌县委，由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罗汉屏兼任县委书记。随后，中心县委又指导安远召开全县党代表大会，健全了县委机构。邓小平还亲自主持对寻乌县委进行改组，免 ① 《中央苏区各县革命竞赛工作报告之七———会昌县委七八九三个月的报告》，１９３３年２月８日。 ② 《邓小平在赣南》，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７月版，第５９页。

２０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去当时积极推行 “左” 倾政策的县委书记梁锡古的职务，任命胡荣佳为县委书记，加强了县委的领导力量。在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领导机构的同时，邓小平领导和指导各县抓紧党员的发展和培训工作。一大批工农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七、八、九三个月统计，三个县共发展党员二千七百零四人。中心县委还在会昌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县、区少共干部训练班，邓小平亲自给训练班学员作报告。这些学员不少后来成为苏区干部的骨干。中心县委成立后不久，根据临时中央政府的指示，组织开展 “查田运动”，对三个县的土地重新进行分配。邓小平要求各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将 “查田运动” 的重点放在新区、边区，在新区、边区凡是查出地主豪绅隐瞒的土地，都重新分配给贫苦农民。由于农村多数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劳动力缺乏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最大困难。中心县委号召农村妇女冲破封建意识，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各县、区、乡、村普遍建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组织妇女们挑起发展农业生产的重担。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山歌： “春风吹来百花鲜，多少细妹学耕田；女人赛过男人头，亲哥看了笑连连。” 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地主豪绅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加上苏区内部曾执行过一些 “左” 的经济政策，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三县物资供应和财政非常困难。邓小平和中心县委从三县的实际出发，指导和组织有计划地恢复发展刨烟、造纸、染布、造船、烧砖瓦、烧石灰、熬蔗糖、造农具等传统手工业生产。各县还开办了小型兵工厂，保障红军和地方武装武器弹药供给。在中心县委所在地筠门岭设立 “关税处”，取消苛捐杂税，减轻普通群众的负担，同时实行统一累进税制，以保证税收。中心县还设立了 “对外贸易局”，代表政府经营盐、布、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２０３药材、烟、纸、粮食等重要物资的内销外运，努力保持同外界的物资交流。正当邓小平像过去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一样，奋发有为地工作的时候，一场政治厄运悄然降临到他的头上。一九三三年一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和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受严重破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到瑞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会合后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仍由博古负总责，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博古等在中央苏区继续全面推行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他们不但排斥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且排挤和打击拥护、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人，在中央苏区发动了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这场斗争是二月间从福建省苏区反 “罗明路线” 开始的。罗明当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中下旬，毛泽东在闽西长汀同罗明谈话时说，福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以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还应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罗明在省委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采取措施加以落实。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就闽西长汀、连城、新泉的工作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处在根据地边缘区的地方武装应先打击当地的地主武装，对国民党正规军不要硬打，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红军，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装去 “ 猛烈扩大红军”； “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

２０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等等。 ① 罗明这些意见是符合闽西实际情况的，却被 “左” 倾领导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对革命悲观失望，即所谓的 “罗明路线”。罗明以及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等一批领导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被撤销职务。三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也开展了反对所谓 “江西罗明路线” 的斗争。首当其冲的是邓小平。起因是所谓 “寻乌事件”。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趁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进行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当时会、寻、安三县只有少数的地方武装，组建不久的独立第三师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装备也差，抵挡不住敌军的进攻。这样，敌军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寻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撤到澄江。邓小平在筠门岭召开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县军事部长参加的联席会议，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决定实行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后在实施中，又及时地组织了战略退却。结果，邓小平被苏区中央局 “左” 倾领导人扣上 “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 “执行纯粹防御路线” 等帽子。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的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刊登中央局一位负责人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说： “许多地方党对于进攻路线的执行，表示了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动摇，甚至完全走到相反的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１卷（１９２１—１９４９）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月版，第３７５—３７６页。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２０５路线。” “根据江西省委的报告，一般工作虽是有相当进步，然在边区各县，南（丰）广（昌）宜（黄）乐（安）从去年十一月才开始从纯粹防御转向积极的进攻，永（丰）吉（安）泰（和）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 “会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 ① 邓小平领导的会寻安中心县委被中央局点名批评了，江西省委和省委书记李富春感到很突然，没有马上作出反应。但随着这种批评的逐步升温，李富春也顶不住了。迫于压力，省委于二月二十八日给会寻安中心县委发出一封指示信，批评会寻安中心县委的所谓 “纯粹防御路线” 错误。三月十二日，根据中央局的意图，中共江西省委和少共江西省委又联合作出决议，向江西苏区党团组织公布了指示信的内容。江西省委对邓小平还是采取保护的态度，批评也还是留有余地的。信中虽然按照中央局定的调子，批评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犯了 “单纯防御的错误”，但并没有将 “单纯防御的错误” 同所谓 “罗明路线” 画等号，而是说 “单纯防御路线，如果继续发展，必然要走到露骨的逃跑的罗明路线”。 ② 三月中旬，李富春不得不将邓小平调离会昌中心县委，但又安排他到省委担任宣传部长。省委的这封指示信和李富春对邓小平新的工作安排，不久即受到中央局多次严厉批评。接到省委的调令，邓小平马上交待完工作，赶到宁都省委机关报到。李富春和蔡畅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为他安排了住 ① 《斗争》第３期第１５页。 ② 《党团省委关于公布对永公泰工作决议和给会寻安县委指示信的决议》，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２日。

２０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处。李富春还委派邓小平去万泰、公略、永丰三县苏区，代表省委解决那里的有关问题。邓小平虽然离开了会昌中心县委，但是对他的批评斗争却没有停止，并在一步步地升级。三月下旬，邓小平处理完万、公、永苏区的工作后回到宁都，刚向省委汇报完工作，就接到通知，赶到瑞金参加中央局召开的会议。会上，邓小平报告会寻安三县的工作，受到中央局领导人的严厉批判。会后，邓小平被迫写了一份检讨书——— 《会寻安工作的检查》。三月底，中央局在筠门岭直接召开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揭发和批判邓小平的 “错误”。中央局负责人张闻天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和结论。邓小平没有参加会议。会议作出的《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说： “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的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决议》还提出 “要坚决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并决定 “加强和部分地改造中心县委与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并委托三县新的常委立即开始在正确的民主化和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基础上，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决议》对江西省委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 “对于中心县委书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２０７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 ① 会议期间，对会昌中心县委进行了改组，对会寻安三县的县委常委也进行了调整。罗屏汉接替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会后，中央局负责人张闻天根据他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和结论，写成一篇文章《罗明路线在江西》在《斗争》第八期上发表。文章在批评邓小平和江西省委的同时，还批评了乐安、万泰、永丰、公略等边区的党组织和干部。一场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 “江西罗明路线” 的斗争全面地展开了。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当时担任公略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跟随毛泽东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当时担任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主要在宜黄、乐安边区组织指挥游击作战。古柏在毛泽东一九三○年五月作寻乌调查时，担任中共 ② 寻乌县委书记，深得毛泽东的器重，后曾担任会昌临时县委书记。这时任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不难看出，这场反 “江西罗明路线” 的斗争，是和当时中央局排斥、打击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的。几个月前，在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关于红军反 “围剿” 作战和根据地斗争的正确主张受到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后不久，毛泽东实际上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调回后方。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毛泽东在思想上是相通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央局召开的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正 ① 《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斗争》第８期第６—７页。 ②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率领红４军攻克寻乌后，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进行寻乌社会调查，接连开了十多天调查会。后来他将调查材料整理成《寻乌调查》，共５章３９节，８万多字。

２０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斗争》刊载的批判所谓 “江西罗明路线” 的文章。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２０９确主张时，他们就表示了不同意见，被人称为江西苏区的 “四大金刚”。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反对 “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各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 “左” 的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 “给富农以经济出路”。邓、毛、谢、古还针对 “左” 倾教条主义者攻击毛泽东的主张是 “山沟沟里的东西”，指出 “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 他们戏称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那些 “左” 倾教条主义者是 “洋房子先生”，而 “洋房子里才不会出马列主义的”，这些人 “只会在洋房子里死背教条。” ① 邓小平尽管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被迫作检查，但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作丝毫的让步。他在《会寻安工作的检查》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做法，对强加给他的一些不实之词坚决拒绝。他承认 “对进攻路线了解的不深刻”，但不承认针对敌人大举进攻采取的游击战的战略部署是 “机会主义”，是 “罗明路线”。他解释说， “防御路线” 中的 “诱敌深入” 等，是正确的军事原则和方针，不是单纯地为了防御而防御，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他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会、寻、安三县的客观情况，说明因为在三县边区群众中存在一种 “悲观失望” 的情绪，而 “广东敌人的大举进攻已经到来，寻乌门岭都有同样为敌人占领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作出了撤出寻乌的部署。 ② ① 《斗争》第１２期第１２页。 ② 《斗争》第８期第８—１２页。

２１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四月四日，《斗争》第八期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一文。文章认为邓小平 “ 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所作的检查 “没有正式提出纯粹防御路线与罗明路线的关系问题”， “根本上没有揭发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实质”。文章还指责罗明和邓小平 “在立三路线时代，都是立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都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悲观失望的情绪，不过这种情绪表现不同，表现在拼命冒险的，便是立三路线的盲动政策，表现在伏地投降时，便是罗明路线的退却逃跑。” ①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中共江西省委在宁都召开江西党的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到会的有各县委、中心县委及省直属各机关党的负责人共二百多人。这次会议名义上是省委召开的，省委书记李富春也参加了，实际上是由中央局代表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 “江西罗明路线” 进行集中批判。会议指责邓、毛、谢、古四人是 “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在江西创造了执行了一条反国际的反党的路线”。会议还指责邓小平：在上海时就 “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到中央苏区后，又在赣南会议期间与毛泽覃、谢唯俊一起附和 “诱敌深入” 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 “围剿” 的主张；完全附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四中全会后多次散布的临时中央的领导是 “一派的领袖” 的观点。会议认为：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互相通讯，谈话和讨论，所谈的，写的，讨论的并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与 “进攻路线” “绝对相反” 的策略、口号，等等。 ② ① 《斗争》第８期第８—１２页。 ② 《斗争》第１２期第８—１５页。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２１１在会上，邓小平针对种种指责，就革命道路、扩大红军、土地政策、财政政策、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面对台上台下情绪激愤的场面，邓小平最后说：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写的都是真话。” ① 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也进行了争辩，谢唯俊还提出了抗议。参加会议的危秀英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负责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里，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② 会议一共开了七天。期间，邓、毛、谢、古被责令两次写申明书。邓小平在申明书中写道： “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 “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有快到实际工作中去”。 ③ 会上，邓、毛、谢、古四人坚持真理，宁折不弯，不向谬误低头。会议的总结中说，邓、毛、谢、古虽然受到 “严重打 ④ 击”，但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 “解除武装” 。五月四日，中央局代表到工农红军学校主持召开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议》列举了以邓、毛、谢、古为首的所谓 “江西罗明路线” 的错误，指责邓、毛、谢、古是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 “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及派别的 ① 《邓小平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版，第１１２页。 ② 访问危秀英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５月。 ③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斗争》第１２期第１５页。 ④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斗争》第１２期第１６页。

２１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 “他们对革命斗争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他们不相信群众力量，认为群众是消极的，他们对于群众工作是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的；他们在会、寻、安、永、吉、泰各处，实行了退却逃跑的路线，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使当地工作受到了损失”。他们 “反对向中心城市发展，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的区域”， “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他们的 “机会主义的小组织活动，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的不信任，甚至以 ‘洋房子先生’ 相呼，党大会以后虽经党与之斗争，仍没有什么转变。” ① 五月五日，经中央局批准，江西省委也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决议》中指责： “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 “实际上已成为谢、毛、古等小组织活动的一员”。《决议》责成邓、毛、谢、古： “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三）谢毛古三同志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的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② ① 《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斗争》第１２期第１６页。 ② 《斗争》第１２期第１６页。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２１３之后，中央局对邓小平在广西所谓 “ 擅自脱离红七军” 的问题进行正式审查，并责令他写出书面报告。邓小平申述说：当时他离开红七军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是符合组织手续的，当事人之一的许卓现在中央军委工作，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可作为证明人，中央局可就此事询问许卓。后来，经过一番审查，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中央局也就再没有要他写书面报告了。批判斗争结束后，邓小平受到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三人也分别受到了撤职或调离的处分。后来，毛泽覃、古柏都未获准随中央红军长征，留在中央苏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谢唯俊参加长征后，一九三五年冬在陕北定边附近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在中央苏区反 “江西罗明路线” 斗争中，从省到县还有一批干部、党员不同程度地受到打击。与政治上的打击相伴随的，还有感情上的打击。就在邓小平被审查的时候，妻子金维映与他离婚了。金维映同邓小平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先后担任过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她和邓小平两人的工作地点相隔很远，有时只有开会才能见面。邓小平被斗争，对金维映的震动很大。在主持批判 “江西罗明路线” 的中央局领导人 “告诫” 下，她选择了与丈夫离婚来 “划清界线”。一九三四年十月，她随中央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一九三八年去苏联治病，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在战乱中遇难。邓小平孤身一人，身背行李，步行到了南村区委。南村区处于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区，也是苏区的前线地区。邓小平在南村呆了不到十天，中央局又将他召回宁都。此次召

２１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回并不是为了重新起用他，而是担心他出问题，怕他这个 “右倾逃跑主义者” 在前线会跑到敌人那边去。邓小平回宁都后，被指定到离宁都几里的一个七里村监管劳动。七里村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环境恶劣。邓小平挥锄抡镐，开荒种地。他虽说不上身强力壮，但年轻，还是能挺得下来，只是吃不饱肚子，日子很难熬。李富春和蔡畅夫妇为邓小平的遭遇愤愤不平。邓小平在困难的时候，还是求助于他们。危秀英后来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蔡畅大姐派我去那里了解几个问题。邓小平对我说： ‘秀英，你要回省委去呀？’ 我说： ‘你怎么在这里啊？’ 他说： ‘你快到省委，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 危秀英回到省委后，把邓小平的情况告诉了蔡畅。蔡畅和李富春凑钱买来猪肉和大蒜、辣椒，把饭煮好、菜炒好，让危秀英偷偷去七里村把邓小平找来吃饭。危秀英回忆说，蔡畅 “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他连声说走走走。 ① 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 。这时，蒋介石正调集五十万兵力，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军事 “围剿”。反 “围剿” 作战成为中央苏区的中心工作。前线吃紧，一些在机关工作的军事干部纷纷被调往前线。这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萧向荣调到前线去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在住院疗伤，总政治部明显缺少人手。临时负责总政治部工作的贺昌是邓小平 ① 访问危秀英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５月。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２１５的老朋友，他想到了邓小平。于是，他向王稼祥推荐调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由于邓小平是 “戴罪之身”，王稼祥又亲自向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提出，几经努力，才得到博古的首肯。这样，邓小平得以从十分困难的处境中摆脱出来，于六月回到瑞金。这是他一生中 “三落三起” 中的第一次 “落” 和 “起”。总政治部机关设在瑞金郊外下肖村西边的 “白屋子”。这是一座典型的赣南客家民居，因房子后墙粉刷得雪白而得名。房子中间有一个大厅，大厅左右正房旁边各有五间侧房。总政治部所辖的组织部、宣传部、武装动员部、敌工部、青年部、秘书处和《红星》报编辑部都设在这里。总政治部秘书长的工作，也是事务性的工作，负责定期收集、综合各军团的情况，向主任、副主任汇报，并代总政治部和中革军委起草各种指示和其他文件。邓小平当过党中央的秘书长，做这些工作当然是轻车熟路。干了个把月后，邓小平提出想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具体负责主编《红星》报。《红星》报创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内容主要是反映红军和根据地军民军事斗争的情况。《红星》报原是一张铅印四开的报纸，由毛边纸印刷，开始时名为五日刊，实际上是不定期刊，短则两天一期，长则半月一期，一般为四开四版，有时多到八版，有时单独发号外。到了第四次反 “围剿” 时，由于战事紧张，改为三十二开本。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出版三十五期之后停刊。

２１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位于瑞金沙洲坝的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２１７办报刊，邓小平并不陌生。十年前他在法国巴黎参加办过《赤光》，到了中央苏区，他在瑞金办过《瑞金红旗》，现在可以说是重操旧业。凭着敏锐的政治头脑、简练而准确的文字功夫，还有写得一手好字，他很快便把报纸办得红红火火。邓小平主编的第一期《红星》报是在八月六日出版的，恢复了原来的铅印四开四版，期号顺序没有续前三十五期，而新编为第一期。后来，邓小平又把报纸扩大为八版，到一九三三年十月，还增办了《红星》副刊。说是主编，其实邓小平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内只有两个人，几天要出一期，工作量很大。邓小平从策划、组稿、编辑、印刷到发行，经常是演 “全武行”。美术编辑、校对也是他。手写体的文字标题，大多是由他写下后，别的人在木板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为了解决印刷厂铅字模不够用的问题，他出主意，在用大号铅字印标题遇到缺字时，就将几个小号字拼在一起用。他还要充当记者、评论员的角色，经常为报纸写稿。《红星》报上刊发的许多消息、通讯、评论、社论甚至启事，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写的稿大都不署名或用化名。晚年，他的小女儿毛毛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拿给他看，问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摇手说： “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 ① 为了把报纸办好，邓小平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采用优待投稿人的办法，鼓励投稿，扩大稿源。《红星》报第二期刊载了一份《优待投稿同志》启事： “本报欢迎各同志投稿。五百字以下稿件，经本报揭载后，每篇酌致本报一份，或中央出版部出版的书籍一本。五百字以上的，每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３２６页。

２１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五百字酌致现金一角。” 投稿给予这种奖励，在当年中央苏区那种艰难的条件下，是新鲜的。他在版面设计上也花了很大功夫。四开的报纸，每版都编排有五六条内容不同、体裁不同的文章，报缝也充分利用起来了。考虑到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在刊登一些政策性、理论性文章时，经常配发一些插图，既活泼版面，又帮助战士、群众理解文章的内容。邓小平非常重视发挥《红星》报作为红军的 “政治指导员” 的作用。他认为，《红星》报担负的很大的任务，就是 “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 ①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除了经常组织在报上刊登党中央、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的有关决议、命令和通报外，还经常约请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同志写稿。从八月六日到十月八日出版的前十期，就先后刊载了约请洛甫、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罗迈、朱德、王稼祥、贺昌、杨尚昆等写的社论和其他文章。他还在报上开辟 “红星号召” 和 “响应红星号召” 两个相互呼应的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极富号召力和鼓动力。邓小平主编《红星》报没几天，就约请毛泽东以 “子任” 的笔名，为第二期《红军故事》专栏写了一篇题为《吉安的占领》的文章。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集中总结了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的经验与教训。其中特别说到：攻打吉安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抵制了立三路线的主张，那时 ① 《红星》报创刊号，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２１９立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是要红一方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九江的。如果照立三路线的话去做，就不会有攻吉作战的胜利。这时的毛泽东已被中央 “左” 倾领导人排挤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身处逆境。不少人对毛泽东犹恐避之不及，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是 “鬼都不上门”。邓小平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 斗争在即，毛泽东的军事谋略对反 “围剿” 斗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应该让红军指战员了解和掌握。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发表毛泽东这方面的文章，很可能会引起 “左” 倾中央领导人不满。在当时 “左” 倾教条主义已完全统治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下，他又刚被打为 “毛派” 分子挨整不久，这样做确实需要胆识和勇气。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后，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红军指战员更加怀念在毛泽东指挥下战斗的日子。不久，邓小平还特意编发了一位红军团长写给毛泽东的信。写信的这位团长得了痨病，生命垂危。信中说： “我由南昌暴动参加红军数年来，不能光荣地死在战场上，反而病死在后方的床上，这是我当红军以来最不幸的一件事”，自己不能去前方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反而得到政府的优待，心中很是不安。他在信中向毛泽东请求，从他每月的休养费中扣除一块钱，并将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两年政府发给的公谷费交公，用这笔钱充作战争经费。邓小平还经常约请红军各军团的一些领导人撰写文章，指导红军的军事斗争；同时大量组织前线指挥员撰写反映前方战斗生活、颂扬红军将士英勇顽强战斗作风的文章。如袁国平撰写的《夺取连城的经过》、董振堂撰写的《模范的红五团》、彭加伦撰写的《三甲嶂上的英雄》等等通讯、报道，都产生

２２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了较大的影响。《红星》报又是 “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邓小平在《红星》报上专门开设了一个 “党的生活” 的栏目，着重反映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连续发表了《党小组会是怎样开和应该怎样开》《怎样当党小组长》《支部书记应该做哪些工作》《火线上的共产党员》《模范支部和落后支部》等文章和报道。这些文章和报道的针对性很强，对于指导红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红星》报的读者，主要是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邓小平总是力图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同时，又适应不同文化程度读者的需要，开辟了十多个专栏和副刊。如 “列宁室” 专栏，主要是指导革命理论的学习，有一定的深度，曾组织开展 “战争问题” 和 “巴黎公社问题” 的讨论，连载过《苏联红军的道路》等文章。 “红板” 副刊，专门刊登介绍红军和苏区先进人物事迹的文章。 “铁锤” 副刊，主要刊登批评各种违犯党纪军纪、破坏军民关系现象的文章，也很通俗。 “军事常识”、 “军事测验” 等小栏目，是红军战士很感兴趣的，介绍战略战术方面的常识性知识、小知识。 “卫生常识” 专栏，介绍一些常见病、多发病以及防病治病、火线救伤的医药知识。这在当时苏区条件艰苦、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是很有用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星》报还办有 “俱乐部” “猜谜语” “山歌” “红军歌曲” 等文艺栏目，生动活泼，深受广大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群众的欢迎。如第九期 “山歌” 栏刊登了一位名叫秋香的兴国少女唱的山歌。前线一位读者在给《红星》报的来信中说： “第九期上的山歌更给了我们战斗员以大的兴奋，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歌唱着。这一类的文字是前线

第六章在中央苏区２２１战士最爱读的。” 为了密切前后方的联系，鼓励红军将士在前线安心战斗，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出版的《红星》报刊登了一则《你应该写一封信回家》的启事，号召每个红军战士在年节中写一封信回家。报纸上还发表了许多红军战士的家信，有妻子写给丈夫的，有父母写给儿子的，还有哥哥写给弟弟或弟弟写给哥哥的。这些信情真意切，非常感人。《红星》报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干部群众的欢迎和喜爱。红一军团干部彭加伦在给《红星》报编委的一封信中说： “红星在部队中起了它很大的领导作用，成为了我们战士的良友，它是这胜利的革命战争中的一支有力喇叭，现在我们火线上时刻的盼望着红星的速来，无论在行军驻军总听得着我们战士热闹的读报声。” ①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主编《红星》报的这段日子，工作非常紧张，但他觉得很有意义，也发挥了他这方面的才干，因此心情是愉快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 “我从莫斯科回来后，到中央苏区少年工作部当部长。小平在总政治部当《红星》报主编。少工部同总政治部很近，就在一个村子里。总政治部在白屋子，王稼祥是主任，贺昌是副主任，我跟这两个人也熟。我常到他们那里去玩。在那里总是碰到小平。那时晚上没有灯，没法工作，也没有娱乐，就是聊天。我们经常聚在一起精神会餐。我不知道他挨整了，离婚了。他很乐观，讲起话来也很幽默。后来贺昌告诉 ① 《红星》报第１５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２日。

２２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我小平的情况，并说：小平同志非常能干，受了好多委屈，但还是坚持他的看法。” ① 从一九三一年八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到一九三四年十月离开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长征，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战斗、生活了三年零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磨难。当身处逆境时，他没有悲观失望，没有怨天尤人，而始终沉着坚韧，保持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坚定的政治信仰以及为真理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政治磨难，磨砺了他的思想和性格。 ① 访问刘英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

２２３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的一天，邓小平接到命令，停止编辑出版《红星》报的工作，收拾行装，随时待命出发。几天后，邓小平和《红星》报编辑部随总政治部搬到了云石山的田心村。这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 “围剿” 斗争已经坚持了一年。由于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也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红军屡战不胜，局面越来越被动。九月上旬，红军驿前以北的阵地沦陷，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进攻，红军在内线打破敌人的 “围剿” 已根本没有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主力部队于十月上旬开始集结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撤离瑞金出发前夕，邓小平得到了随军转移的正式通知，这是由红军总政治部领导决定的。这时，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的是李富春，他十月初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

２２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就要离开这块工作、战斗了三年多的土地了，邓小平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去向贺昌等老朋友告别，对博古不批准贺昌随主力部队转移，心里很是不平。更没想到，这竟是他与贺昌的生离死别。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贺昌，在率中央分局向粤赣边突围的战斗中牺牲。为了便于转移，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及直属单位人员编为两个野战纵队行动。第一野战纵队主要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代号为 “红安纵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李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为 “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组成。邓小平和《红星》报编辑部随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入第二野战纵队。十月十日傍晚，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于都河（即贡水）以北地区集结。长征由此拉开了序幕。经过一周的行军，十月十六日，第一、二两个野战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共八万六千余人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十七日，分别从于都、花桥等十个渡口南渡于都河。这时，党中央在中央苏区办的其他报刊都已停办，《红星》报是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唯一报刊。《红星》报编辑部的两名工作人员各挑着两只铁皮箱子，走在队伍的中间。铁皮箱里面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奥国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红星》报变成了一张挑子上的报纸。在瑞金办报的时候，环境相对稳定，随时可以得到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２５政治部的指示。现在行军作战，报纸工作虽仍归总政治部领导，但总政治部领导实际上已无暇顾及，而主要靠邓小平个人的政治水平和能力。行军途中办报十分紧张。邓小平一边赶路，一边搜集各方面的情况和材料。一到宿营地，别人睡觉时，他就把铁皮箱当成办公桌，写稿、编稿，刻写蜡版，油印报纸。十月十九、二十日，中央红军主力先后到达仁风圩（街）、双鞠（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在这里，国民党军陈济棠部构筑了围堵红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二十一日，红军突围战斗打响。就在突围战斗打响前夕，十月二十日，邓小平主编的长征中的第一期《红星》报出版了。报头 “红星” 二字，是邓小平的手笔。报纸内容显然是紧密配合突围战斗的。头版的通栏标题是 “实行坚决的反攻，首先打击南部敌人”。头版刊登的文章是《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文章首先简明地指出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必要性，说： “一年多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斗，我们曾以顽强守备的阵地战，取得了屡次的部分的胜利，更加强大和锻炼了红军的战斗力量。但这些部分的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向着基本苏区的前进；如果我们继续采取防御的阵地战，将使我们自己束缚起来而无法求得发展。” 文章指出红军面临的战斗任务说： “我们的枪炮和刺刀的瞄准点首先是向着南部的敌人，首先是消灭敌人南部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文章还指出 “在新的任务与新的战斗的面前，要求每个红色军人以最负责的态度、自我牺牲的精神，坚决的执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用自己的模范来影响和领导其他同志”。红军指战员看到了他们熟悉而喜爱的《红星》报。十多天

２２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在长征中主编的第一期《红星》报。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２７来，机关和部队在博古和李德等少数人的策划下秘密行动，已经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了。大家把《红星》报看成是党中央的声音，一扫离开中央苏区的沉闷心情，感到兴奋和鼓舞。邓小平和《红星》报随大军西进。《红星》报，一时间成为阐释、宣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战略意图、行动方针的重要渠道。同时，邓小平以他丰富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验，紧密配合部队的行动办报，努力使报纸发挥指导红军各方面工作的作用。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就进入了白区。在白区要不要做群众工作，怎样做群众工作，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不少指战员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在一些地方是路过，并不会留下来；因此，在行军作战很疲乏的情况下不愿去做宣传群众的工作。有的则对白区的环境和群众的特点不够了解，而搬用在苏区做群众工作的办法，效果不好。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第二期《红星》报上，编发《十天行军中化装宣传一瞥》《一件不应当忘记的工作》等一组小评论，说明各部队在白区加强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指导部队行军途中运用写标语、画壁报等形式向群众作宣传。在十一月九日出版的第三期《红星》报上，他又编发一篇题为《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的社论。社论提出要根据白区群众的实际情况， “宣传的方式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基本主张的宣传，必须以最通俗的语言，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十一月，中央红军进入湘南后，蒋介石判明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立刻部署 “ 追剿” 和堵截，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面对严重的局势，失败情绪开始在红军部队中蔓延，出现

２２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了逃亡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十一月十四日，邓小平在第四期《红星》报上编发了一篇重头文章《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讨论提纲）》。文章在全面阐明红军战略转移的意义之后，鲜明地提出： “发扬我们的战斗精神，巩固我们的队伍，提高我们的纪律，到处发动群众的斗争，组织群众与瓦解白军，是完成这些任务的必要条件。必须同一切对于我们目前的行动表示怀疑，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困难面前表示投降无办法，悲观失望，以及逃跑开小差甚至个别投敌的现象，做坚决的斗争。” 这一期还在第四版刊登一篇《逃跑的原因在哪里？》的评论文章，分析了发生逃亡的原因，提出要加紧巩固部队，彻底消灭逃亡的现象！除了鲜明地反对和批评失败情绪外，邓小平还注意在《红星》报上刊载一些正面引导和鼓舞士气的文章、报道。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五期《红星》报在头版发表一篇社论《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说明红军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大量地消灭敌人，号召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 “更加发扬顽强战斗的决心，提高战斗情绪到最高限度，随时准备以坚决勇敢的战斗，完全消灭当前之敌”。在这一期的第二版上，还刊发了《学习 ‘无’ 团模范的战斗动作》《夜战中的模范连——— ‘牲’ 部第五连》和《这样坚决勇敢的支部书记，我们应该学习他》等一组报道英雄模范人物先进事迹的文章。长征中的《红星》报，仍然保持了它贴近普通战士的风格，经常针对红军战士行军作战中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刊登一些小知识性文章。因离开苏区时走得匆忙，很多战士草鞋备得很少，有的甚至没有穿鞋打赤脚行军。《红星》报第四期第四版刊登一篇《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小文章，提出了解决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２９草鞋问题的三条具体办法： “一、供给机关有计划地收买草鞋，尽可能做到发草鞋不发草鞋费；二、将没收土豪的烂衣裤分发给战士、运输员打草鞋；三、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打草鞋的同志打草鞋”。文章还提出 “必须从各方面来保证这些办法的实现，做到没有一个打赤脚的”。《红星》报这篇文章看起来很小，却帮助部队解决了大问题。长征是艰苦的，但对艰苦的感受，各人不尽相同。从离开苏区的那天起，红军大都是夜行晓宿，天天夜行军很疲劳，许多人经常边走边打瞌睡。李富春后来写的题为《夜行军》的文章中是这样描写长征初期他和邓小平等人的行军生活的： “当着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谈，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 ‘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行军乐趣中，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以至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诸同志再加上我的合股 ‘牛皮公司’。” ① 李富春的文章写出了一群职业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群人中，邓小平有一段其他人所没有的独特经历。四年前，他在广西率红七军转战黔、湘、粤、赣四省，历时几个月，行程七千里，已有过一次 “准长征”。所以，面对长征中发生的一切，他看起来是那样地具有思想准备和精神准备，那样地从容。十一月下旬，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广西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红军从开始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蒋介石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途中。博古、李德等不顾敌情的变化，仍 ① 《红军长征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９月版，第１９页。

２３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决定红军按原计划向湘西行动。环境更加艰难了。为了轻装，邓小平等扔掉了一台笨重的油印机，留着一只手滚的油印机，继续编印《红星》报。十二月五日，红军沿湘桂边界前进。这里，山岭连绵，道路崎岖，天气又是刮风下雨。中午，队伍来到著名的苗山——— 老山界下。这是红军出发以来碰到的第一座大山， “又高又陡，山路宽不到三尺”， “上四十五里，下三十五里。” ① 邓小平背着行装和干粮，走在队伍中间，顶着风雨，连夜翻过了山顶。越过老山界后，进入广西的龙胜县。这里是瑶族、苗族和侗族聚居地区。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特务造谣，红军到达之前，不少群众躲避到山上去了。为了让广大红军指战员了解和掌握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邓小平在《红星》报第六期及时地刊登了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这个《指示》提出了 “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 “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去决定”， “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给瑶、苗族以实际的帮助” 等一系列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红军指战员严守群众纪律，以模范的行为很快消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戒心，逃入山林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不少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十二月十一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第二天，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力主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十二月十三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命令，将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统称中央纵队。十五日，红军攻克贵 ① 林伟《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８月版，第６９页。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３１州黎平。十八日，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正确主张，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中央红军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创造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后，中革军委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压缩机关人员，充实战斗部队，同时对干部也进行了一些调整。邓小平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红星》报主编由陆定一接任。到这时，长征已进行了两个多月，《红星》报在长征路上出版了七期。中共中央秘书长原来是邓颖超。长征出发前，她就患上了肺结核病，经常发低烧。这次干部调整时，她向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邓小平是第二次担任党中央的秘书长。同他上一次担任这个职务时相比，环境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本人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红军向黔北挺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全部渡过乌江。第二天，占领遵义。一月九日，邓小平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城内。这时，红军中越来越多的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对 “左” 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及其错误领导产生了疑问和强烈的不满。特别是中央大部分领导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领导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 “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和凯丰（何克全），

２３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李德及给他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会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 “左” 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等发言，表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了 “ 左” 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上，邓小平囿于身份没有作正式发言，也没有留下反映他的活动的原始文字记载。因而在多少年后，他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曾一度成为遵义会议历史的一个疑点。遵义会议纪念馆一九五五年建立开放时，陈列的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中没有邓小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邓小平在视察贵州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走进当年的会议室，他肯定地说： “会议室找对了，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个角里。后面是蒋家大院，大家都住在那里，现在没有房子了。原来那个院子结构复杂，几进院子。在走廊上议论走四川的问题，那个时候觉得走廊很宽，现在窄了！” 随后，在纪念馆派人查证时，周恩来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３３等一些亲历者均证实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但是，在 “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 “四人帮” 诬蔑邓小平 “篡改历史，硬把自己塞进遵义会议”， “是捞取政治资本”。邓小平的照片，还曾一度被从遵义会议会址陈列室的墙上取了下来。面对林彪、 “四人帮” 的诬蔑，邓小平平静地说： “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 ① 亲历这一段历史并亲身参加了遵义会议的邓小平，自然有着特别深的感受。他后来说： “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 “作为中央 ② 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 ③ 这时，邓小平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接触更多了。他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写道： “父亲告诉我，遵义会议时，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遵义会议后，他和毛主席、张闻天一起长征。那时候他们白天行军，疲劳得很，晚上到一个地方，赶快找个地方睡觉。一路都走在一起，住在一起。” ④ 邓小平见证了毛泽东在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的领导集体中发挥核心作用的一幕幕。他后来回忆说： “那个时候行军，毛泽 ① 《黔山留下伟人迹》，《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版，第３４７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３０９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４４页。 ④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３５６页。

２３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① 邓小平对长征中毛泽东的军事谋略非常敬佩。后来，他曾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他还形象地把当时毛泽东采取的那种同敌人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方式比作 “猫捉老鼠”。五月中旬，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到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六月初，中央红军从泸定全部渡过大渡河，继续北上。六月中旬，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到达夹金山下的大硗碛地区，准备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偏偏在这时，邓小平的战马病死了。没有了马，过雪山更困难了。六月十七日，邓小平手拄一根木棍，和战士们一起手拉着手，顶着风雪，一步一步地爬过了大雪山。下山后到达达维镇，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师。在这里，邓小平同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老朋友傅钟相遇了。傅钟是邓小平的老乡，四川叙永人。一九二○年 ① 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版，第７６—７７页。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３５十一月去法国勤工俭学，曾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和邓小平等一起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又和邓小平一起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年回国后在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三一年被党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后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他受命与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代表红四方面军总部随红三十军南下迎接中央红军。他们两人都惊喜不已。看到邓小平衣着破烂，傅钟当即送给他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和一包牛肉干。这三件礼物，被邓小平一直称为 “三件宝”，念念不忘。邓小平后来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前线的领导力量，中央决定调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由刘英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刘英后来回忆说：当我拿着李富春写的 “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工作” 的条子，到中央纵队报到时，毛泽东对我说，小平同志要上前方去，我提议你来接替他的工作。我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毛泽东笑道：你做得了！并进一步解释说：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 ① 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红一军团是毛泽东亲自创建的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老底子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赣西、赣南起义的部队。一九三○年六月，由红四军、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而成，毛泽东 ① 访问刘英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６月。

２３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任前委书记和政委，朱德任总指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谭震林、黄公略、陈毅分别担任第四军、第十二军和第六军的军长和政委。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红军调整，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在长征中，红一军团担负着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次调动，对邓小平个人事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晚年的邓小平曾在会见外宾时说过：我是一个军人，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把打仗作为他的 “专业”，可见他对一线军事斗争的热爱。到红一军团工作，使他重新回到了军事斗争第一线，而且进入主力红军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对于他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人民军队几大主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时，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参谋长是左权，政治部主任是朱瑞。这当中除林彪外，其他都是邓小平的老朋友。聂荣臻是他的老乡，又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左权、朱瑞则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的同学，而且都曾同在著名的理论班。邓小平的心情很愉快，工作上与他们配合很默契。两河口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定集中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向松潘地区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共十六个团编为左路军，林彪任司令员，彭德怀任副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邓小平随左路军前进。七月十日部队进抵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十六日攻占毛儿盖。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３７如何统一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认识，使他们坚定地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成为军团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毛儿盖，上任不久的邓小平，组织在部队干部战士中开展了一次关于赤化川陕甘方针的宣传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学习、讨论军团政治部印发的《党中央关于会合后政治决议讨论大纲》。讨论的具体问题是：目前的政治形势有哪些特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为什么要强调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目前党在红军中的中心工作是什么？等等。通过学习、讨论，消除了一部分人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怀疑情绪，广大指战员增强了与红四方面军搞好团结的意识，增强了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与民族政策的自觉性，部队情绪和精神面貌出现了新的变化。当时担任军团政治部技术书记兼指导员的梁必业后来回忆说： “这段时间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加强行政管理，减少病号，巩固部队。既要完成筹粮任务，又要遵守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还要特别注意搞好红一、四方面军部队之间的团结工作。小平同志通过开会向各师口授政治工作指示，还要求宣传部下发一些简短的油印材料，供部队进行教育。” ① 就在中革军委积极准备组织部队夺取松潘北上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顽固坚持南下川康的错误方针，一再 ① 《梁必业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版，第３６页。

２３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延宕红军北上。八月初，敌情发生了变化，夺取松潘而向甘南进军已不可能，中革军委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考虑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红军总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以中央红军第五、三十二和红四方面军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向阿坝地区开进；以中央红军第一军（七月二十一日，根据中革军委决定，一军团改为第一军———编者注）和红四方面军第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八月三日，红一军进抵婆罗子。面对新的艰巨的军事行动，军政治部根据红军总政治部的指示，决定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一次集中的整顿工作。邓小平领导军政治部宣传部积极配合开展政治宣传和动员工作。党中央关于赤化川陕甘方针的宣传和动员，在毛儿盖时已经做了，但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由于张国焘提出的南下错误方针的影响和中革军委放弃松潘战役计划，部分指战员又对党中央提出的北上陕甘的方针，产生了怀疑。军政治部宣传部除了在部队上下普遍召开讨论会、上政治课外，还采取了一些 “新的活泼方式”，深入进行解疑释惑的宣传动员。如一、二师举行自由晚会，由战士们提出对北上陕甘方针的一些不了解的问题或有疑问的问题，自由回答和讲演，最后由主持者统一作出简单明了的阐释。全军还在干部战士中进行了这方面内容的政治测验评比，对成绩差的，进行了辅导、补课。 ①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部署红军主力迅速进占洮河流域，向 ① 红一军政治部《婆罗子整顿工作报告》，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１日。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３９东进攻，取得甘陕广大地区，建立川陕根据地。毛儿盖会议后，右路军作为北上主力，兵分两路，向北开进。这时，横亘在红军右路军面前的是绵延数百公里渺无人烟的川西北大草原。红军总政治部动员部队全体人员筹备干粮过草地，规定无论高、中级干部还是连队士兵，每人每天必须筹够五个馒头的粮食交公，无一例外。在这样一个贫瘠的地方，粮食真是太宝贵了。总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李伯钊一直记得在筹粮中的一件事。一天，李伯钊和黄镇等在河边洗粮食时，捡到了河边漂浮着的不少麦粒，拿回去又做了几个馒头，没有交公。有人把此事报告了管粮食的同志。管粮食的同志找到李伯钊郑重地说： “不管你们是怎样弄到的麦粒，既然做成了馒头，你们应该一律交公，不得私存。” 李伯钊只好把多做的几个馒头交了出来。李伯钊不高兴，坐在地铺上生气。邓小平提着一个小布袋走过来，也在地铺上坐下来，慢慢从小口袋里拿出几个馒头说： “你饿了吧，给你！” 李伯钊说： “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 邓小平急忙说： “这是我送你的，不要你还。” 李伯钊接过馒头，心里一酸，眼泪直往下掉。 ① 八月二十三日，邓小平随部队从毛儿盖北上。经过六七天的艰苦跋涉，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走出被称之为 “生命禁区” 的大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走出草地，一个消息传来：张国焘不愿北上，并要刚过草地的右路军南下，制造红军分裂。九月十一日，继续北上的红军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南下 ① 《李伯钊文集》，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９月版，第２８８—２９０页。

２４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会议还决定红军进行改编，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邓小平所在的红一军被编为第一纵队。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后，部队进行休整。在哈达铺，毛泽东等从当地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二十七日部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九月二十九日，部队攻占进入甘肃后的第一座县城通渭。邓小平布置宣传队员们立即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和标语，向群众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号召群众安居乐业，支持红军北上抗日。县城居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热爱群众，打消了疑虑。城内的秩序很快恢复正常。在行军中，写宣传标语是纵队宣传队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一天傍晚，部队在甘南一个村子宿营。由于这天行军的路程很长，一到宿营地就日落西山了。宣传队的一些队员便不打算去写宣传标语了，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有的抱来麦秸摊地铺，准备睡觉。邓小平既批评了他们，又耐心地向他们讲解利用写标语作宣传的重要性。大家听明白了道理后，提起石灰桶，扎起火把又去写标语了。此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了一个新地方，宣传队队员们放下背包第一个任务就是写标语。邓小平对红军宣传员一方面在工作上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在生活上非常关心。十月上旬部队越过六盘山后，第一纵队一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４１部在青石嘴附近与东北军的骑兵交战，歼敌两个连，并有不少缴获。邓小平想到战士剧社小战士们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就问红四团政委杨成武： “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布？” 杨成武回答道： “是的，上交了不少，还留了一点儿。” 邓小平说： “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战士剧社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 杨成武爽快地答应道： “好，照指示办！” 不久，战士剧社的小战士们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精神了。 ① 十月十九日，邓小平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今吴旗镇）。十月底，陕甘支队从吴起镇出发东进。十一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下寺湾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了。几十年后，当女儿毛毛问邓小平长征中做了些什么时，他只说了三个字： “跟着走。” ② 邓小平从来不愿意谈自己，更不愿意谈自己的贡献。现在人们看到他留下的 “自述” 或者称得上回忆自己的文字，要么是根据组织上的要求填写在履历表上的，要么是几次挨整时被迫写的交代。参加过中央红军长征，值得说的太多了，他却把自己这段并不平凡的经历，浓缩为 “跟着走” 这极为平常的三个字。十一月三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 ① 《光辉足迹遍陇原》，《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版，第４２１页。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３５３页。

２４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布命令，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编成）、第十五军团等。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不久，国民党 “西北剿总” 即调集驻陕西的东北军五个师，分兵两路，对红一方面军进行 “围剿”。为反击国民党军的 “围剿”，中共中央决定发起直罗镇战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张村驿以西会合，前往直罗镇察看地形。十一月七日，两个军团的一些领导干部留下了一张合影：聂荣臻、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罗瑞卿、王首道、陈光和邓小平。照片上的邓小平一身戎装，显得格外精神。这是今天见到的邓小平红军时期的几张照片之一。直罗镇战役打响后，邓小平随军团政治部负责人深入前线了解战况。一天，邓小平和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等正在一个山头上观察，突然遭到一小股敌人的袭击，邓小平身上穿的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被打了好几个洞，所幸没有负伤。危急关头，红军的一个连冲了上来，掩护他们撤了下来。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会议接受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和陕甘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确定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组织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在西北地区，重点是开展对驻扎在陕甘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工作。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４３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右起：邓小平、徐海东、陈光、聂荣臻、程子华、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

２４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把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作为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一项最紧要的工作，迅速抓起来。他把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只是看作对统战对象的工作，还把它看成一项群众性的工作，推动红一军团开展了一次面向群众的统一战线政策策略的宣传。在邓小平和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指导下，一九三六年一月，红一军团陈赓一部，从宜川南下，经过韩城、合阳、澄城、洛川，历时十四天，行程千余里，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政治宣传活动。他们提出的宣传口号是 “杨虎城不打红军，红军不打杨虎城”。他们将事先印制好的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宣言》、《红一方面军首长告 “围剿” 官兵书》、《民族自卫的抗日六大纲领》、《中国共产党的十大政纲》以及新编的歌谣《打倒日本鬼子》等，张贴到经过的各个城镇、村落。各连队把能写字的人集中起来写标语，每到一个地方放下行装就写，有时还点着火把写。在群众集中的地方，就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群众居住分散的地方，就分散上门作宣讲。一些地方受欺骗的群众进入民团土围子躲避红军，他们就地组织喊话，苦口婆心动员群众出来与红军见面，向他们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邓小平注意把部队宣传工作同地方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既扩大宣传工作的效果，又锻炼培养宣传干部多方面的能力和素质。当时担任政治部宣传队长的梁必业后来回忆说：邓小平要求宣传队 “既要做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又要做地方群众工作，还要做瓦解敌军和处理俘虏工作。” “因此，我很注意按小平同志的要求去做。在抓宣传队组织建设和经常性宣传工作的同时，着重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４５抓紧本队人员的政治、业务学习。我们积极参加军团政治部机关组织的干部政治学习，认真听课，参加讨论，组织发言，接受考试等。宣传队员业务知识的学习包括：演讲、口头宣传、书写标语、文艺演出、社会调查、扩大红军、检查工作等。” ① 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后，下一步向哪里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东征山西，打开抗日前进道路的方针。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自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后，一直在山西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他曾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派兵参加 “围剿” 陕北红军。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后，他在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修筑工事，部署晋绥军主力，企图阻止红军东渡黄河。一月十九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从一月中旬开始，邓小平和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组织在部队指战员中广泛开展东征作战的政治动员和政策宣传。主要是组织指战员学习领会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宣讲东征作战的意义和东征中对敌军的政策及敌占区地方工作的政策等。东征战役开始后，邓小平和军团政治部宣传部注意在红军指战员中开展加强革命纪律性的宣传教育。向广大指战员强调：部队不但要有广泛深入的宣传和英勇胜利的行动，而且要有模范的纪律，才能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才能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线上来。否则，就会脱离群众， ① 《梁必业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版，第３８页。

２４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就会增加我们许多困难，就会影响到战争的胜利。要求干部战士严格实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绝对遵守纪律的模范。 ① 东征途中，红一军团宣传人员按照邓小平和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要求，部队打到哪里，就把部队的纪律宣传工作和对群众宣传工作做到哪里。部队每到一处，都秋毫无犯，不住民房，不乱用老百姓的东西；没收恶霸地主、反动豪绅的粮食和财物，都分配给穷苦群众。梁必业回忆说：邓小平在东征途中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我们宣传队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和部署，从临真镇到延长县一带，后又随部队到洪洞、赵城一带的下堡镇、石芷、马牧等地。 “所到之处，张贴抗日先锋军彭德怀司令员和毛泽东政委颁发的布告和其他宣传品，用石灰和锅底灰调成的染料在墙壁上书写大标语，召开群众大会，演出抗日救亡的文艺节目”， “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② 五月，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红军撤回黄河以西的陕北地区。红一军团回师后驻在延川县城西的文安驿一带休整。东征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回师陕北以后，蒋介石仍坚持 “剿共” 政策，调集重兵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 “进剿”。如果红军不采取积极的对策，仍摆脱不了被困在陕甘狭小地域的局面。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太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一方面军西征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① 红一军团政治部《小组会讨论材料———关于东征行动中的纪律问题》，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１日。 ② 《梁必业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版，第３８页。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４７会后，罗荣桓调到红军大学任教员，邓小平接替罗荣桓的工作，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五月十八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一万三千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征坚持 “剿共” 的国民党军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创造新根据地。十九日，邓小平随红一军团从延川地区出发，参加西征。到六月初，红一军团经过十多天的作战，消灭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的七个营，夺取阜城、曲子、环县、洪德城线的城镇，并控制了该线交通。六月四日，左权、聂荣臻、朱瑞和邓小平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提出红一军团继续西进 “集力开展环县、阜城以西、以南工作” 的部署。六月五日，彭德怀命令红一军团主力西进，夺取豫旺堡、八百户、七营、黑城子等村镇，在占领区域努力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并扩大红军、征集物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 “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以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 ① 按照中央的要求，继续夺取一些地方，同时在控制的区域内迅速实行 “赤化”，必须使指战员政治、政策水平有新的提高。针对指战员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邓小平和军团政治部组织在部队中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教育工作。政治教育的形式主要是学习讨论。军团建立了团以上各级干部党的小组政治讨论会和连以上及相当于连的干部政治讨论 ①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版，第４７７页。

２４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会制度。规定：除战斗时间外，不管行军与驻军每日开会讨论一次，每次一至两个钟头，后改为每五天三次政治讨论、二次军事讨论。军团政治部提出，学习讨论中要有针对性地解决本位主义的问题。原因是：东征战役时，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时伤亡很大，毛泽东致电红一军团领导人，要他们拨点兵员给十五军团。红一军团领导人不同意，复电毛泽东请求免拨。为此，红一军团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红一军团负责人就一军团存在的本位主义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政治教育采用的材料有：总政治部下发的材料《东征胜利与我们的任务》《争取群众及争取回民工作》和中央《关于争取白军工作的决定》，军团政治部自己编写的《反本位主义》以及关于争取回民工作的一些参考材料，还有世界知识、时事方面的一些资料等。同过去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长时一样，在政治教育活动中邓小平亲自给干部战士讲课。这时已担任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的梁必业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亲自给机关的同志讲理论课，比较多的是学习政治常识，包括国家、阶级、政党、统一战线等革命理论。讲完课后，要组织讨论，出题测验，机关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考试。小平同志亲自判卷评分，并张榜公布。绝大多数干部成绩都在及格以上，较好地提高了干部的理论素质。” ① 部队在回族地区活动，邓小平非常重视在部队中开展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要求广大干部战士严格执行红军总政治部下发 ① 《梁必业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版，第３８页。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４９的《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的规定。他还指导部队召开军人大会和干部会议，以 “争取回民的意义” 为题，组织演讲或作报告。梁必业回忆说： “宁夏是回族居住比较稠密的地区，因此，政治工作要面对民族问题，开展对回民的工作。还做敌军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此外，当地哥老会的势力很大，也要做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由邓分管的。” ① 在少数民族地区建党建政和组建武装等，如何体现民族特点，是一个需要处理好的问题。七月三十日，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并转中共中央，报告红一军团开展回民工作的情况，提出在回族地区 “我们执行土地革命的方式不应与汉人一样”。电报就回族地区建党建政问题提出三点建议： “一、在回民居住区组织人民革命政府，回汉杂居处组织回汉人民革命联合政府。二、组织回民人民革命军，以现有之回民游击队为基础，同时扩大回民当红军。三、不组织回民人民党，只组织共产党”。关于上层工作等，电报中提出： “ （一）回民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要同时并进，团结反马的力量。（二）加紧创造回民干部，这对回民工作有决定的意义。（三）采取各种方法巩固回汉团结。” ② 这些建议，符合回族地区的实际，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也具有指导意义。军团政治部还组织在豫旺堡及西山一带就回民分布情况、回民的生活现状、过去的回汉关系、回民中的阶级关系、回民 ① 访问梁必业的谈话记录，转引自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３７４页。 ② 一军团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致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７月３０日。

２５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宗教信仰等做了深入详细的调查，以努力做到情况胸中有数，工作有的放矢。红一军团是六月中旬到达固原七营、黑城子的。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到七月初，七营、黑城子一带的赤化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成立了十多个革命委员会分会、五个回民解放协会及人民革命政府；黑城子、曲子成立了区政府及四个党支部；黑城子和七营以北一带已建立了一批游击队；普遍开始平分土地；筹款、筹粮和收集布匹的数量也很可观；红军扩充了新兵。七月九日至十九日，邓小平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到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和七十五两个师巡视政治工作。巡视的主要内容包括党的组织、思想建设情况，各种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情况，基层政治教育内容、制度和效果，基层物质文化生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巩固部队的情况，等等。邓小平分别在八十一师和七十五师驻地，听取了两个师负责人的详细汇报。随行的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梁必业等分别下到两个师的基层单位了解情况。最后，在红十五军团领导机关驻地豫旺堡，邓小平就巡视的情况同红十五军团负责人王首道等作了详细的交谈，并交换了意见。到七月下旬，红军西方野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在陕、甘、宁边境地带开辟了一块纵横数百里的新的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征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七月二十七日后，部队进行整训。军团政治部组织开展了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政治教育工作。对内以干部教育为中心，主要是：建立健全各级干部党的小组政治讨论会制度；建立干部识字、读书、读报制度；建立干部演说、测验与学习竞赛制度。对外以争取白军与争取群众为中心，主要是组织干部战士总结这方面工作的经验，提出新的措施。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５１八月一日，红军建立九周年纪念日，在朱瑞、邓小平和军团政治部的组织指挥下，红一军团以师为单位分别在豫旺堡及其附近驻地召开军事、政治教育训练誓师动员大会，同时举行了阅兵典礼。八月二日晚，军团政治部举行庆祝建军九周年的联欢晚会。在河滩上搭起一个小戏台，干部、战士和当地的老百姓在台下席地而坐，观看军团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幕间拉歌时，军团直属队突然齐声拉邓小平的歌。邓小平乐哈哈地走上台，用法文唱了一支《马赛曲》，引起了台下一片掌声。这时局面相对稳定，邓小平利用这个机会，在七营组织举办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干部学习班。课堂是临时搭起的席棚，黑板是自制的，桌凳是向老百姓借的。邓小平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他每天都起得很早，在窑洞中点起蜡烛备课。他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召开讨论会，由学员们提问题，他作解答。梁必业回忆说： “这个时期，红一军团的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的社论，也都是由邓小平亲自编写的。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 ‘倚马可待’。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 ‘ 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 ① 部队整训期间，邓小平还精心组织了红一军团运动大会，他担任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运动大会并不是单纯的体育运动 ① 访问梁必业的谈话记录，转引自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３７５页。

２５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会，而是部队政治、军事、文化素质的综合性展示。设立的竞赛项目有军事项目、政治项目、文化娱乐三个大项，还加上部队管理等。红一军团的整训活动特别是干部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等在致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的电报中说： “盼你们坚持这种方针，深入到干部中去，从根本上转变工作作风与发展思想上的斗争。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 ① 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这时，蒋介石为了遏止红军西方野战军的发展，阻止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压迫陕甘宁根据地，部署何柱国、马鸿逵、汤恩伯、杨虎城等率部向西方野战军、陕甘宁及陕北发动进攻，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部堵截红二、四方面军。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等致电红一、十五军团领导人，提出：我们的任务 “在西方是打破马、何进攻，猛力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在沈克、马鸿逵、何柱国三个集团中进行统一战线，并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虽然打破进攻是野战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一军团一面同进攻红军的马鸿宾、马鸿逵部和东北军何柱国部作战，一面做争取他们的工作。邓小平和朱瑞一起，领导军团政治部组织在部队中开展广泛的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宣传工作。统一编写教材，在排以上的干部中上课和开展讨论。在各级机关和连队中建立抗 ① 毛泽东等致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电报，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３日。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５３日统一战线小组，负责宣传和贯彻军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布置具体工作任务。统一拟定争取白军的标语口号，在沿途及宿营地书写。军团政治部还要求连队进行四项经常性工作：一是组织停战抗日促进会；二是写标语和散发宣传品；三是召集白军家属会、停战抗日宣传会，组织白军家属给白军官兵写信；四是火线上组织对白军喊话。马鸿宾、马鸿逵部原是红军西征打击的主要对象，在沉重打击他们的主力之后，军团政治部组织对 “二马” 本人及其官兵做了有效的教育争取工作。特别是对 “二马” 部队俘虏的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俘虏中有不少人留下来当了红军；有些本是被逼当兵打仗的贫苦回民，释放回去后，积极宣传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影响了很多人。争取东北军何柱国部的工作更有成效。七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要大力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并提出了具体办法。电报中说： “为准备在二四方面军北上后不久时间，东北军能作政治军事上的发动（为策应西南甚宜早动），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 “须派较得力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 ‘抗日’、 ‘反蒋’、 ‘联俄’、 ‘联共’、 ‘东北军本身问题’、 ‘组织问题’ 等五六个根本而且具体的问题。” ① 也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军何柱国部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向红一军团驻区七营推进。红一军团第二师击溃其骑兵第六师白凤翔部的试探性进攻后，几次把俘获的人员和缴获的马匹给他们送了回去。红一军团政治机关还多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

２５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次组织对他们进行战场喊话，晚上到他们的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两军关系遂发生变化，后发展到共同联欢，彼此访问，互赠礼品。东北军来人访问，邓小平和军团的领导人都亲自出面接待，并派人带他们参观红军的营房、伙房和列宁室，组织他们观看红军军事操演和训练。在 “九一八” 五周年纪念日这天，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等与白凤翔部的代表进行谈判，签订了 “停战协定”。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对 “二马” 部队和东北军何柱国部的争取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创造西北抗日的新局面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十月十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举行庆祝会师大会。十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同左权、聂荣臻等一起在西吉县平峰镇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见面。十月二十二日，红一军团同红二方面军主力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胜利会师。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委派邓小平到红二方面军慰问。邓小平向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的精神。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标志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这年的冬天，邓小平染上伤寒，长时间昏迷不醒，生命垂危。他自己后来也说，那次他病得很重，差点死掉了。西安事变爆发，他是在昏迷中隐隐约约听到消息的。多亏张学良部队给红一军团部队送来的慰问品中有一批罐装的炼乳，他靠着吃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５５炼乳支撑才恢复过来。十二月十四日，中革军委决定，调朱瑞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朱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纲领。这些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的巨大诚意。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发表后，在红军部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党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特别是对党提出的 “四项保证”，一些干部、战士思想上产生了疑惑。邓小平要求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密切注意部队的思想问题，组织召开特别小组会、干部会、党员大会，学习讨论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解释大纲》以及总政治部编印的有关材料，并进行深入的解释教育工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接受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 “联蒋抗日”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针对新的阶段、新的任务以及部队中出现的新问题，二月十九日，左权、聂荣臻、陈光、邓小平联名写了《红军在新阶段中的新问题与新工作》的意见书，送毛泽东、张闻天审阅。意见书分析了新阶段红军所处环境和担负任务的变化：

２５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党的新政策的实施，使红军在今后努力的方向以及所取的环境，都有了显然的不同。新阶段中红军所处的环境是更加复杂，担负的任务也更加艰巨。他不但要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不但要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和模范的军队，而且他的任务还要在争取民主共和国的现阶段的斗争中保证自己成为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前途的敢死队。意见书着重指出了新环境、新任务对红军建设的新要求，特别是对红军政策、策略教育的新要求：红军自长征到达陕北以来，部队正发生着重大变化，老战士、老党员减少了，新战士、新党员增加了，这应该引起我们对部队工作方法等问题的重新考虑。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是必须加强红军的军政训练，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组织广大指战员深入学习了解和运用党的政策策略，团结友军。在新形势下，在充分向指战员解释党的 “对内和平” 政策时，不应在部队中造成很浓的和平空气。军队是拿武器执行战斗任务的，我们虽已取得国内和平的初步胜利，但还没有完全脱离蒋介石围攻的危险，而且 “对内和平” 也是为着顺利进行另外一种战争———抗日战争。新阶段中开始与过去的敌人、今日的朋友有了来往，与社会各阶层有了来往，外来影响不断增加。这些影响有许多是好的，也有许多是坏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很细心地了解和运用党的策略路线，同时加强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加强部队的教育与锻炼，以抵抗外来不良影响的袭击。

第七章在长征和东征、西征中２５７意见书还强调在新环境、新任务下，要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这个意见书引起了毛泽东、张闻天的重视和思考。三月六日，毛泽东、张闻天吸收其中的一些意见，就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致电任弼时说： “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合这一总任务。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紧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① 一九三七年二月，红一军团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扎在王家楼村。三月间，邓小平和军团领导一起组织召开了红一军团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一军团党代表大会党的工作的报告》特别强调，在红军接收改编后，更加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执行好党的策略路线。报告中指出：怎样使红军成为党军，红一军团从成立到现在十年来，没有一天不是为党而斗争的。党军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才能成为真正党军。（一）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二）要懂得党的策略路线，能具体运用党的策略路线；（三）党领导红军，要能对每一时候的任务给予保证。在新的条件下 ① 毛泽东、张闻天致任弼时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３月６日。

２５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面（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时）提出党军更加重要，更加需要我们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时期，红一军团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前总直属部队曾组织一个七百人的参观团来参观学习。六月十四日，中革军委决定邓小平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这时他只有三十三岁。邓小平这次职务变动同一年前他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一样，也是毛泽东提议的。三月间，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彭德怀谈中央准备调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去北方局工作，提议以邓小平为接替杨尚昆的人选，彭德怀表示赞同。邓小平离开了他战斗、工作整整两年的红一军团。他先后在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和主任的岗位上，配合部队一个接一个的战斗任务，卓有成效地领导和组织开展政治教育、宣传和群众工作，为红一军团的政治建设及其他方面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自己在实践中积累了部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为走上全军政治工作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

２５９第八章赴抗战前线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邓小平就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他从红一军团驻地宫河镇匆匆赶往泾阳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邓小平到达云阳镇几天以后，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当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又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 “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这时，自西安事变后开始的国共两党合作谈判，因蒋介石集团多次设置障碍而陷于僵局。中共中央一面敦促蒋介石以民族利益为重，实行两党合作全面抗战；一面加紧进行红军改编随时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和中共中央的通电迅速传到云阳。邓小平即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委员任弼时等一

２６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起，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着手部署 “加强对红军的抗日教育”，同时组织红军进行 “参战前的技术训练与物资准备”。 ① 红军即将投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部队面临的形势变了，作战对象和作战环境、作战任务变了，部队政治工作的任务、要求和组织形式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指导部队有效地开展政治工作，红军总政治部起草了《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稿和《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稿，报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审核批准。前者对红军改编后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体制及机构设置等作了新的调整，后者主要是阐明全国抗战爆发后部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和要求等，邓小平参与了这两个决定稿的起草。七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邓小平： “组织决定一项可用”。 “红军政治工作决定依目前情况 ② 须加修改，为着重新直接对日抗战的政治工作，望迅即重新起草”。 ③ 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邓小平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迅速组织重新起草《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云阳召开团以上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加紧红军改编迅速开赴抗日前线。会议讨论了重新起草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 ① 毛泽东、朱德致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１日。 ② 组织决定，指《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 ③ 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６１决定》稿。这个决定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突出了政治工作直接为抗战服务的指导思想和内容。《决定》稿提出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决定》稿指出， “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要求 “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强调 “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 ① 二十五日、二十六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言，对《决定》稿的内容和部队思想政治情况，对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任务、要求等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强调要通过加强政治工作，保证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绝对领导。他说： “全国抗战爆发，我军可能迅速开往前线，顺次合编；红军的名称虽然改了，但阶级矛盾并未消减。我们的影响扩大了，同时敌人也更容易钻入。因此，在新的环境下，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内容，其任务是：（一）积极准备抗战，一切为了抗战，在抗战中扩大我军的影响。（二）政治工作也就是党的工作，无论是政治工作还是党的工作，都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三）提高军事技术、战术、政治、文化及指挥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版，第３０３页。

２６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力，逐步走上正规化。” 他分析了部队思想政治方面存在 “党的工作不健康，干部意识锻炼不够，民主少，水平低” 等问题，提出部队政治工作要保持经常的工作基础，在新的环境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他说：红军改编换了旗号和帽徽后，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如有人对改编的意义不了解，发生动摇；有的部队开始合编时可能出现逃亡现象；编余干部、在职干部中也会有因职责不合、地位降低而产生不满情绪的。要解决、克服这些问题，就要做好解释工作，要说明蒋介石领导是为了抗战；要适当配备干部，选干部要以政治条件为主。 ① 云阳会议结束后几天，八月一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对于红军的改编工作，对于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保证部队党的工作的地位，保证将政治工作贯穿于部队的行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云阳会议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要求会后各部队继续抓好全面改编和军政训练，待命出征。七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完成改编，二十日出动抗日。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正指挥，彭德怀为副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不管南京政府承认与否，实行在军委领导下之全权指挥”。 ② 二十九日晨，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电令各兵团政治部： “我军在十天内改编完毕后，即出动抗战。此点可在部队中公布，并作广泛宣传动员。” ③ ① 邓小平在红军前敌总指挥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５日、２６日。 ② 毛泽东、张闻天致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 ③ 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致各兵团政治部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６３新的工作岗位和责任，要求邓小平更多地考虑和处理许多全局性的问题。他全力协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加紧进行红军全面改编方案的制定和宣传动员等各项工作。红军改编开赴前线在即，干部配备成为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弼时、邓小平对前方干部的来源和配备方案，作了认真考虑、研究后，于七月二十八日和彭德怀就干部配备问题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林彪，提出 “从后方及抗大中调已配备 ① 好的干部到前方工作”，并具体开出了从后方和抗日军政大学中抽调到红一方面军一、十五军团和红二、四各方面军工作的部分干部的名单。 ② 八月六日，前敌总指挥部命令部队全部集中云阳地区待命。部队改编后东进抗战，将面对一个更广大的外部世界，特别是要与友军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密切接触，从而增加了对外宣传和民运工作的任务。七月三十日，任弼时和邓小平致电中革军委转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部设民运部，以 “便于开展和平对外工作”。 ③ 中央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后确定由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傅钟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傅钟后来回忆说： “在我军出动之前，小平同志主持总政日常工作。为了全军从组织上、思想上，尤其是干部配备方面作好充分准备，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并抽调得力干部和入伍不久的知识分子，在总 ①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长。 ② 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致张闻天、毛泽东、林彪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 ③ 任弼时、邓小平致中革军委转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日。

２６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政组建了进行政治宣传的宣传队，进行地方工作的民运工作团，分别由宣传部和民运部领导，作为到前线开展战区工作的突击力量。” ① 为了指导东进部队的政治工作，任弼时、邓小平组织印发了一批关于红军政治工作的文件和地方工作的文件以及布告、传单等。他们对红军主力东进之后，留守部队如何开展政治工作也非常重视。八月十七日，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致电各部队留守主任及政治部主任，规定留守部队的基本任务是：一、帮助地方党的工作，扩大群众组织。二、继续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三、用军事和政治方法消灭土匪。四、巩固扩大本身，向前方输送熟练战士。 ② 经过国共两党代表反复谈判，八月十八日，蒋介石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一九三八年一月编入第二战区序列。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决定：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三个师。命令中还任命了三个师的负责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这支人民军队的一次历史性变 ① 傅钟《初上抗日战场》，《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日。 ② 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致各师留守主任及政治部主任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７日。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６５化。这支军队，是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屠杀和镇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被迫举起武装反抗的旗帜而创建起来的。建军的初衷就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十年来，国民党反动派对其存在与发展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今天，这支人民军队要与国民党军队在一起，接受国民政府的指令，尽管这是抗日大局的需要，但指战员中许多人从感情上一时很难接受，思想上也产生了种种疑惑。有些人担心： “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这是国民党借机整垮红军。” ① 不少人说： “过去我们是打白军的，现在我们自己却戴上了白军的帽子，接受不了。” 有的人 “一时冲动，甚至要求退伍不干了”。 ② 一段时间内，围绕红军改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成为政治部一项十分急迫的工作。任弼时去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政治部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他领导政治部机关人员深入了解部队改编后的思想动态，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广大指战员开展形势教育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各种不良的思想情绪，为部队奔赴抗日战场作好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当时，八路军政治部有一百多人，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民运部、敌军工作部、秘书处等部门。刚到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的王平后来回忆说： “我到组织部没两天，邓小平副主任吩咐我带一个工作组去驻富平县的红三十一军了解改编中的思想情况”。 “这个军编入一二九师，在改编过程中部队思想波动很大。广大指战员对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 ① 《烽火依稀话当年———刘华清同志访谈录》，《党的文献》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② 《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６页。

２６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党军队一起抗日，是坚决拥护的，但对取消红军番号，编入国民党军队序列，都感到不可思议，许多同志对戴国民党军队的军衔、帽徽非常反感，还有少数同志因想不通而产生离队回家的思想。工作组协助军领导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① 后来部队改编完成并出动，一些指战员还有抱怨情绪。王平还回忆了部队东进山西时邓小平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形： “从太原出发，我们随邓小平副主任一起行动”。中途他 “派我到总部特务团了解情况”。该团对改编换装存在许多模糊认识， “不少同志以为接受改编就和国民党军队没有什么区别了”。为此，邓小平专门去特务团召开了一次活动分子会并在会上讲话，反复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地位。他说： “换装只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红军的优良传统没有变，八路军仍然是人民的子弟兵。” ② 出征前夕，云阳八路军总部一派紧张的景象。而在八月二十六日晚上，这里出现了一个温馨的场面，邓小平安排陈赓夫妇团聚。陈赓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二十年代陈赓和夫人王根英都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当时担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他们非常熟悉。这对夫妻聚少离多。王根英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全国抗战开始后被营救出来。陈赓要上前线了，王根英特意从西安赶到云阳来看望丈夫。当王根英到达云阳八路军总部时，邓小平立即打电话告诉住在三 ①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版，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②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版，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６７原的陈赓。陈赓急忙骑马赶到云阳。邓小平特意吩咐总部食堂加菜，并亲自为他们安排住宿。陈赓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 “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 ① 十天后，陈赓作为一二九师誓师典礼的阅兵指挥员，指挥了一二九师的阅兵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抗战前线。当时，国民党还没有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山西位于华北地区，太行山以西，为黄土高原东缘，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屏障而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侵略者早已把夺取山西作为其实现攻取华北的战略目标，在侵占平津后，以一路部队迅速向山西大举进攻。山西与陕西山水相连，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山西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既有利于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又有利于八路军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日军。九月五日，八路军总部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举行。部队在大操场上集结，高举着 “拥护军委命令” “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的横幅。当地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各界人士和群众挥舞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收复一切失地” 的三角小彩旗，从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汇集而来。会场周围，墙头房顶、麦垛树杈上都挤满了人。邓小平主持大会。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宣布八路军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年逾五十的朱德总指挥庄严地举起右臂，一句一顿地领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 ① 《陈赓日记》，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版，第５页。

２６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① 第二天，秋风阵阵，细雨蒙蒙。八路军总部在朱德、任弼时、左权和邓小平等的率领下，从云阳镇出发东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云阳驻扎了八个多月，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队伍每路过一个村子，村里的群众都聚集在村头，递茶送水，把小米、红枣、鸡蛋塞给将士们。邓小平随部队离开云阳后不久，追踪采访邓小平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到了云阳。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七年五月初，海伦·斯诺从西安出发，只身到延安采访。当时正逢中共中央开会，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四十多位中共领导人，遗憾的是未能见到当时在云阳的任弼时和邓小平。海伦并不甘心，八月十九日这天，她找到毛泽东，请求他帮助想办法。她最终说服毛泽东允许她去前线采访并答应为她 “写一封证明信给前线的邓小平”。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弼时、小平同志：斯洛（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事请为解决。” ② 当海伦带着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赶到云阳时，邓小平已随部队出发赴山西抗日前线。四十二年后，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傅钟《征途集》，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版，第１４６页。 ② 武际良《海伦·斯诺与中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版，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６９副总理访问美国时，海伦才把毛泽东的这封信亲自交给了他。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邓小平的名字写在这封信上是意味深长的。这意味着他当时被看作是一位特殊的负责人，毛泽东本人信得过，才把一个外国女记者的人身安全及其工作问题托付给他。” ①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八路军总部在东进途中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总司令、副总司令。虽然部队改编还不到一个月，但出师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所以，这之后人们仍习惯地称八路军。十五日，部队抵达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这里是黄河的一个渡口，对岸就是山西的荣河县（今荣河镇）。先前出发的一一五师和一二○师都是从这里渡过黄河的。十六日早晨，部队开始渡河。这一天，久雨初霁，风和日丽。邓小平同朱德、任弼时、左权等一起登上一艘由两只木船拼在一起的渡船。战地记者拍下了他们的一张照片：朱德站立船中，手举着望远镜眺望河东岸。邓小平、任弼时分坐在左、右两侧船帮，凝视远方。左权副参谋长靠在船帆桅杆前。黄河芝川镇渡口一带平时水势平稳，此时由于连日暴雨而汹涌湍急。几十年后，当年负责组织总部机关渡河的王平还清晰地记得渡河那天紧张、壮观的场景，他后来回忆说，一到韩城， “黄河水的呼啸声已经隐隐可闻”， “黄河水由北而南，沉重地咆哮着奔腾而下，河水混浊，水势浩大。由于船工有丰富的经 ① （美）海伦·斯诺著，安危、剑华译《七十年代西行漫记》，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版，第５６页。

２７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１９３７年９月，邓小平（中坐者）和朱德、任弼时等乘船东渡黄河。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７１验，一只只小船绕过峰谷浪尖，激流险滩，顺利地到达了对岸”。 ① 一过黄河，队伍就向同蒲铁路南端、距荣河一百公里的侯马镇（今侯马市）前进。二十日，部队到达侯马火车站。第二天，乘火车赴太原。这时，往太原方向去的铁路沿线火车站挤满了人，有从前线下来的国民党军伤兵，有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有赴前线的支前民众，还有宣传抗日救亡的学生。王平回忆说： “我们每经过一个站台，都看到站台上挤满热血沸腾的群众，他们高喊欢迎八路军抗日的口号，双手捧着干粮和慰问品，争先恐后地往车厢里塞。” 尤其是 “那些从东北来的流亡学生，他们一群群，一队队，手挽着手，高唱着救亡歌曲，欢送八路军上前线。” ② 二十一日，邓小平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到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所在地太原成成中学。八路军进入山西后，首先要面对的是地方实力派、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阎锡山苦心经营山西近三十年，利用得天独厚的煤、铁等资源，发展地方现代工业，积聚起财富。为达到永占山西的目的，他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了贯通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并在山西东部山区和北部山区修筑了永久性的军事工程。日军大举进攻山西，严重威胁到阎锡山的统治地位和利益。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落入他人之手。为了利用共产党的力量保住他经营多年的山西 “王国”，他从反共转而同意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他允许共产党在山西建立秘密联络站，并邀请共产 ①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版，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②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版，第１５９页。

２７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党人薄一波等到山西，帮他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组建山西新军。牺盟会和新军在名义上属阎锡山领导，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掌握着领导权。卢沟桥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将原来红军联络站改为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进入山西前线。早在八路军总部东进出发之前，九月三日周恩来就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同彭德怀等进入山西，协调各方面力量，为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准备。周恩来等根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的作战方针，同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商定，八路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同时，双方还商定，在第二战区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作为地方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担负组织战地各项工作、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任务。战动总会具有战时政权性质。九月二十日，第二战区战动总会在太原成立。根据双方的协议，第二战区战动总会由阎锡山方面和共产党、八路军的代表，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政府的代表，战地各军和牺盟会、公道团、学联、教联等群众团体的代表共二十多名委员组成。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邓小平、彭雪枫为八路军代表，不驻战动总会领导机关。战动总会的活动区域，最初确定为山西雁门关长城内外十八个县、察南五县和绥远全省。后因战区范围扩大，又将活动区域扩展到察哈尔全省，在山西另增加了晋北的十二个县，整个活动区域总计六十八个县。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７３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随朱德等率领八路军总部抵达晋东北五台县南茹村。这里，便成为八路军总部抗日出征后的第一个驻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抗日前线的第一个军事指挥中心。邓小平所在的八路军政治部，设在附近的东茹村。到五台后，邓小平同任弼时一起向华北敌后各个战略区分配干部，部署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他还负责领导晋东北战动总会开展宣传抗日、组织武装群众和培养抗日干部等工作。傅钟后来回忆说：此时的邓小平， “刚过 ‘而立’ 之年，风华正茂，不论军队工作、地方工作都有丰富经验。他作风干练、稳健，待人热诚，关怀部属，深得同志们信赖。” ① 为了迅速组建起各级战动总会，尽快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抗日武装，政治部在总部驻地召集先期抵达的一一五、一二○师各团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进行部署。会上，邓小平就划分群众工作负责区域和如何派出民运工作团、迅速建立战动总会、开展群众工作等问题作了讲话。他提出，在战动总会的组建过程中，第一步是要建立区、村两级的战动总会，做好实际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第二步是成立县级战动总会，既要吸收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又要吸收能代表和维护群众利益的积极分子参加并成为骨干，为逐步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准备条件。 ② 层层组建战动总会，动员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需要大批的干部。邓小平参与指导在太原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他亲自为训练班授课。当时担任战动总会人民武装部政工科科 ① 傅钟《初上抗日战场》，《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日。 ② 傅钟《初上抗日战场》，《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日。

２７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长的谢振华后来回忆说： “ ‘战动总会’ 成立后，人民武装部立即开展工作，先后在太原开办了两期游击干部训练班。任课教员除唐天际、谢嵩和我以外，有时还请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领导来作专题报告。培训的学员除了山西本地人外，还有从东北三省及平津敌占区流亡来的学生。结业后，他们都被分配到山西各地、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 ① 在邓小平等的领导和指导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晋东北各县均建立了区、县两级战动总会，各县战动总会普遍建立了有一二百人的游击队。八路军总部所在的五台县的区、乡，都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为抗战服务带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种基层群众团体，包括农民协会、工人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宣传发动声势非常大，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高潮。战动总会的工作开展起来以后，邓小平要求各级人员严格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大的方面决不过杠杠”，即只动员群众，不干涉阎锡山的县政，同时 “又着眼于实效，从基层搞起、稳扎稳打”。 ② 八路军刚到前线时，阎锡山曾料定，共产党军队做群众工作再有办法，也要几个月才能搞起来。然而不到一个月，八路军便把群众组织武装起来了，并且使日军尝到了游击战的苦头。这使 “阎先生和他那帮先生们都大吃一惊： ‘八路军做事太快了！’” 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的杨尚昆后来回忆说， “当时最迫切需要的问题是扩军，战动总会成立后一下子招了五六千新兵，共产党和八路军威望很高，阎锡山招不到兵，战 ① 谢振华《邓小平在 “战动总会”》，《党史文汇》２００４年第７期。 ② 傅钟《初上抗日战场》，《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日。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７５动总会却能招到。招到后分了一部分新兵给阎锡山。所以，阎锡山最初对战动会也很感兴趣。” ①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生气勃勃的景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晋东北，邓小平接待了多批来访的记者、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他耐心地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面抗战的主张。对于远道而来要求参军的热血青年，他满腔热情地详细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岗位。这年十月初从上海来投奔八路军的留日学生张香山，就是由邓小平安排到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的。他后来曾回忆起当年邓小平同他的这样一段谈话：抗日必须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而不能是单纯的政府抗战。中国共产党为此而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要为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目前当务之急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群众。目前华北战场，国民党中央军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八路军不光打仗，一定要发动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青年学生要在部队中接受长期战争的考验，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 ②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刚刚组建的以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简称决死队）为骨干的山西新军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决死队是以薄一波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在取得阎锡山同意后，于八月初创建起来的统一战线武装，九月二十一日由薄一波率领，从太原开赴五台山地区。决死队主要 ①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９月版，第１７８页。 ② 张香山《印象与回想》，《世纪伟人邓小平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３１页。

２７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由热血青年组成，初建时政治、军事素质不高，缺乏干部，队伍也不稳定。邓小平除协助朱德、彭德怀等及时向决死队派出骨干干部外，还帮助做稳定队伍的工作。傅钟后来回忆说：邓小平 “及时给靠近五台的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决死队一纵队，派去了李成芳、陈玉堂等红军干部。当时，一纵队有十来个青年战士跑到总部，执意要参加八路军，我反复劝他们归队，有的仍然想不通。小平同志要我亲自送几位愿归队的到薄一波同志那里，并代表总部对全体讲些鼓励的话。一纵队从总部首长的关怀与信任中加强了自身工作，加速了部队的巩固与发展。后来，小平同志还向决死队的其他纵队，派去了红军干部。” ① 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决死队发展为四个纵队。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八路军队伍的不断壮大，有效地开展部队政治工作显得更加重要。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采用与国民党军队相一致的单一首长制，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将各师、旅、团的政治部、处改称政训处。然而，红军改编后短短一个多月的实践表明，这一体制上的改变，明显削弱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为打破国民党的限制，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八路军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十月十九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张闻天并告周恩来、邓小平，提出恢复部队党代表和原政治机关制度。具体方案是：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治委员相同。旅设政治处，营设党代表或教导员，连队设指导员，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二十二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请他们速令执行，但认为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称政治委员。 ① 傅钟《征途集》，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版，第１６８页。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７７二十四日，八路军总部以转发中共中央决定的方式，将恢复原有政治工作体制的精神下达各部。二十八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致电各师负责人，任命聂荣臻、关向应、张浩依次为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紧接着，他们又布置各师提出各旅政治委员名单。到十一月，八路军三个师在团以上全都设了政治委员，营设了教导员，连设了指导员，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恢复了红军时代的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华北抗战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十月二十六日，有晋东门户之称的娘子关被日军攻陷。本来，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八月初的战略设想，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边界地区。因此，九月初，周恩来同阎锡山等商定，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太行山脉及太行山的北端。但就在八路军开赴山西的过程中，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后以主力折而南下；在东路，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分兵一部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八路军如果按照原来的部署行动，可能出现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的十分不利的境地。毛泽东决定改变原定部署，他在九月二十三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并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和各师首长提出： “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

２７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① 根据毛泽东在此前后的多次电示精神，八路军总部决定：第一一五师一分为二，政治委员聂荣臻率一部留五台山地区，创建以晋东北恒山、五台山为依托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师长林彪率主力南移正太线，驰援娘子关；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以晋西北管涔山为依托，向晋绥边界发展；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率第一二九师在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的晋东南太行山区展开。十月二十二日，八路军总部兵分三路撤离南茹村、东茹村。第一路，由朱德、任弼时带领总部机关，穿越正太路，于十月二十七日进至太行山区和顺县马坊镇。第二路，由彭德怀率领指挥所，经忻口、太原前线于十一月初到达马坊镇，同朱德会合。第三路，由邓小平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政治部宣传部、民运部的一些干部，还有韦国清带领的八路军随营学校的三个连队，总人数五六百人，经盂县穿过同蒲路、渡过汾河，于十月底进入晋西南吕梁山下的汾阳、孝义一带。傅钟回忆说： “我们是经太原走的，随校是由苏子坡往南走的。他们过寿阳时，娘子关方向的敌情已十分紧急，日军飞机沿公路上空盘旋、投弹，队伍只好改走村野小路，还时常是在国民党败退下来的散乱队伍与急急逃命的阎锡山政府官员的夹缝中穿行。好在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的声威大震，队伍走到哪里宣传到哪 ① 毛泽东致彭雪枫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３日。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７９里，沿途受到群众的热诚接待。所以队伍虽小，却有声有色地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 ① 对于晋西南，邓小平熟悉而亲切。上一年的春天，他随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军东征山西，首先到达的就是这里。当时，他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一到汾阳，邓小平立即与当地牺盟会及转移到这里的中共山西省委建立联系，通过他们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当地牺盟会的负责人和山西省委的负责人也不断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在汾阳饭店，邓小平在听取了中共汾阳党组织负责人武人揆关于汾阳工作的汇报后，指示汾阳党组织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汾阳栗家庄，邓小平同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刘绍南谈话，并指示今后地方党组织与八路军随营学校要互相配合工作。在汾阳三泉镇，邓小平听取了在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简称工卫总队，后发展为工卫旅）担负党的工作的康永和的汇报。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是当年九月底由山西省总工会发起组建起来的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队伍。十月末撤离太原后，到文水、交城一带打游击。不久前经中阳县到达晋西南。在了解了工卫总队的活动情况后，邓小平提出，工卫总队不能在晋西南，不能让阎锡山吃掉，要返回晋西北去，靠近太原敌后打游击。不久，工卫总队即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适时地进到太原附近的交城山区，配合八路军和决死队，开展晋中平原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① 傅钟《初上抗日战场》，《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日。

２８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十一月初，国民党军队在忻口进行的正面防御战失败，太原岌岌可危。战动总会撤离太原，向晋西南的敌后挺进。而在这个时候，阎锡山从正在撤离太原的战动总会撤出了他派出的干部，企图用撤出代表来拆战动总会的台，使战动总会失去统一战线的合法牌子而自动解散。十一月四日、五日，战动总会机关及其游击干部训练班、战地剧社等直属单位，由太原撤到了汾阳。邓小平向战动总会负责人程子华、南汉宸和续范亭等了解太原前线的情况后，提议由战动总会致电率部守城作战的傅作义，对守城官兵表示慰问，砥砺作战士气。邓小平还召开战动总会负责人会议，讨论和布置太原失守后如何开展工作。他在会上讲话指出：太原即将失守，这是战略转折。当前形势可概括为 “两进一退”，即日军继续向南进攻，八路军向日军侧向进军，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南撤退。估计国民党的溃兵很快就会大批地蜂拥到汾阳，要大锣大鼓地发动群众，组织游行示威，造成群众抗日的热潮和声势。 ① 八日，太原城失守。从太原外围败退下来的中央军、川军、陕军、晋绥军，沿着大路、小路逃跑，社会上人心惶惶。九日，周恩来由交城到达汾阳。他是五日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一起从太原撤出的。邓小平立即和周恩来一起，召集先期转移到这里的续范亭、程子华、南汉宸等开会，研究如何处置阎锡山撤走战动总会干部的问题，如何应对从忻口、太原前线败退下来涌入晋西南的数万国民党军队维持社会安定等问题，并作出相应的部署。周恩来说：阎锡山撤走他的 ① 中共汾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汾阳历史大事记述（１９１９夏——— １９４９９）》，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版，第７７页。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８１干部，要拆台，我们不要上当。战动总会的组织形式还需要，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战动总会顾名思义，就要活动在敌人占领的 “战地”，开展游击战争。邓小平鼓励大家不要气馁，要同山西人民一道抗战到底。他说，在兵荒马乱时期，要广泛发动抗日势力，大锣大鼓地打起来，造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局面。当会上有人提出汾阳不属战动总会的活动区域时，邓小平果断地说：我们要当仁不让！他们逃跑不干，我们干！ ① 周恩来十一日离开汾阳去临汾。在汾阳期间，他指示邓小平统一指挥战动总会和当地牺盟会的工作。此后，在邓小平的指挥下，八路军政治部、战动总会和牺盟会三方面的干部通力合作，在晋西南和晋西北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建立抗日武装等工作。十一月九日，邓小平经过缜密考虑，提出并报经八路军总部批准，划分和部署了八路军政治部与战动总会在晋西南的活动区域：由程子华负责，以一二○师工作团及战动总会干部为骨干，向晋西北的一二○师主力靠近，在离石、中阳、临县、方山、清徐、文水、交城、汾阳等八个县开展工作，中心在汾离公路线。邓小平率政治部随营学校暂驻兑九峪、大麦郊之线，以此为中心，进行孝义、平遥、介休、永和、石楼、蒲县、隰县、大宁八县的工作。 ② 为了尽量避免国民党败军大量入城、骚扰群众，邓小平等组织指挥各方面的干部和没有逃走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组织群众在汾阳城外临大道的村头、路口，设立茶水站、救护站、转运站，安抚败军，帮助运送伤病员和军用物资。一 ① 《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版，第１０４页。 ② 邓小平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

２８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些汉奸分子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制造 “抗战必败” 等各种不利于抗战的谣言。邓小平组织指挥政治部和牺盟会的宣传干部，带领战地剧社的人员，分散到村子里、城关街道上进行讲演、演出和张贴标语，揭露驳斥谣言，打击汉奸活动。傅钟后来回忆说： “国民党、阎锡山的几万败军过后，只有邓小平率领的我们这支佩戴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戴绯红色 ‘战地动员’ 臂章的战动总会的干部，挺立在太原西南方向的大道上。” “群众心里还能安定下来，是因为看到了证明：八路军和去年东征的红军一样，同老百姓一条心。” ① 这时，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动总会和牺盟会奋勇抗敌的情景相反，平遥、祁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等县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如惊弓之鸟，纷纷出逃。邓小平果断地指挥各县牺盟会开展了一场反逃亡的斗争。邓小平把住地从三泉镇移到了孝义县下堡镇。下堡地处吕梁山下，是晋西南的北大门。这里距八路军随营学校驻地兑九峪较近，兑九峪往西南便是重镇大麦郊。阎锡山和他的一帮高级官员、将领及其宪兵、警卫部队从太原逃出来后就住在大麦郊。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平遥县长在一小股日军进攻平遥县城时，带着县府的官员、警察局的武装和牺盟会组建的自卫队训练班等三四百人，以及装满物资的十多辆大车，弃城逃到兑九峪，想从兑九峪投奔已撤退到大麦郊的阎锡山。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从下堡赶到兑九峪随营学校驻地，派警卫人员把平遥县长叫来，让他带人返回平遥。他严 ① 傅钟《初上抗日战场》，《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日。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８３厉地说：每支枪，每粒子弹，每文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用到抗战上，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如果你带人回平遥，八路军会给你帮助。最后，平遥县长执意要去大麦郊，但同意把枪支和物资留下来。邓小平还把平遥县牺盟会特派员、共产党员李文炯找来谈话，对李文炯说，在民族危急关头，牺盟会要敢于领导群众进行反逃亡斗争，并鼓励李文炯返回平遥组织打游击。 ① 不久，李文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组建了一支游击队，邓小平给他派去几位八路军干部帮助整训队伍。这支游击队开回平遥，开展起了游击战争。国民党孝义县县长刘怀伟这时也携带大量枪支、物资和公款逃到了下堡，准备去大麦郊投靠阎锡山。邓小平立即指示傅钟去做他的工作。傅钟当即委派孝义县牺盟会特派员曹诚去同刘怀伟谈话，劝他留下坚持抗战，告诉他如果决意要走，也必须把枪支、物资和公款留下来。刘怀伟根本不听曹诚的劝说，曹诚只好将他所带枪支、物资等扣留。刘怀伟给阎锡山打电话，诬告牺盟会把他们的枪支、物资送给了八路军。阎锡山当即扬言要派队伍来向八路军问罪，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邓小平针锋相对，一面布置八路军随营学校在兑九峪设警戒线，在下堡实行戒严，防止逃亡出来的县政府官员等继续逃跑；一面组织县牺盟会的干部对不听劝告的逃亡分子分头采取措施，扣留他们带出来的枪支、物资等。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他安排曹诚负责把扣留的刘怀伟的枪支、物资送到阎锡山指定的中阳县城，并让曹诚、李文炯前往大麦郊，向阎锡山说明事实真相。邓小平对曹诚和李文炯说，你们反对 ① 傅钟《初上抗日战场》，《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日。

２８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逃亡，收缴武器，坚持抗战，是正大光明的，要理直气壮地同阎锡山进行斗争。曹诚和李文炯二人出发不久，邓小平得知阎锡山已在两天前撤离大麦郊，逃往吉县、临汾方向，立刻派骑兵通信员把曹诚和李文炯追回来。傅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过半夜了，小平同志还在等曹诚、李文炯。直到凌晨两点钟，骑兵通信员和他们回到了下堡，小平同志才如释重负，问过他们的情况后，亲自把他们安顿在机要室的炕上休息。” 第二天，邓小平代曹诚、李文炯起草了给阎锡山的电报，揭露平遥、孝义等县县长擅离职守、弃地逃跑的丑行。电报中还表明了牺盟会的斗志：日寇入境，我们 “有必死之决心，无逃跑之余地”。 ① 平遥、孝义反逃亡斗争，促进了各县的抗日武装斗争，一些县迅速组建起抗日游击队，特别是平遥、孝义两县的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了数百人。不久，这两支游击队合并，有人主张叫 “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邓小平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将其定名为 “牺盟会晋西游击队”。后来，这支游击队扩大成一个团，编入决死队二纵队建制。反逃亡斗争提高了牺盟会的威信，扩大了牺盟会的影响，牺盟会在晋西南一带的工作更加活跃。牺盟会推荐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到晋西南各县担任国民党政府县长，他们勇敢地承担起组织当地军民抗日救亡的重任，深受群众拥护。反逃亡斗争也为八路军开辟晋西南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邓小平部署向各县派出八路军民运工作团或民运工作队，开展建立基层战动总会、扩大统一战线、动员青年参军等各项工作。派往各县的民运工作团、队出发前，邓小平总要和他们 ① 傅钟《初上抗日战场》，《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日。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８５谈话，对军风军纪和群众纪律问题提出严格要求，细致到对团、队员们佩戴臂章符号都作出具体规定。邓小平对他们说：群众越是热爱八路军，我们越要严格要求自己。分散到村子里工作，一个人就代表一个 “军”，不能有丝毫松懈。军风军纪有具体、实际的宣传作用。 ① 民运工作团、队深入到城镇乡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工作做得生气勃勃。在动员新兵方面，他们想了许多办法，如谁家有人参军，就在大门口挂上光荣匾；帮助新兵家属解决实际困难，家里困苦的发给安家费、救济金；新兵出发时，青救会、妇救会给他们戴光荣花，敲锣打鼓欢送。这样，青年参军参战的热情高涨。仅孝义县，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三千青年参加了八路军，他们有的补充到主力部队，有的编入总部特务团，还有的成了刚刚组建的总部炮兵团的战士。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动总会和牺盟会等抗日力量在晋西南一带建立抗日武装，改造各级旧政权，组织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引起了阎锡山及其各地政府官僚的不安和不满。而此时，日本侵略者开始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八路军，对阎锡山和国民党顽固派则进行诱降，并且挑拨八路军与友军、八路军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和阎锡山加紧进行磨擦活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八路军面对的一个严重的新问题。邓小平坚持做团结、争取友军的工作，尽量避免和减少各方面的磨擦，努力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一月中旬末，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离石、柳林、碛口一带，同国民 ① 傅钟《初上抗日战场》，《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日。

２８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党爱国将领赵寿山、高桂滋会谈。赵寿山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高桂滋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长。太原失守后，在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的情况下，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转移到离石县碛口一带补充整训。在会谈中，邓小平建议他们同八路军一道进行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中补充与扩大部队，并表明八路军一定会配合他们进行游击战争。高桂滋向邓小平表示 “坚决打游击，接受第八路指挥。” ① 邓小平在工作中坚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注意总结这方面工作中的经验，适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十二月四日，针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不断制造磨擦，以及晋军多次打着八路军旗号抢掠等情况，邓小平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报毛泽东、周恩来，提出： “工作磨擦又多起来。” “我们工作仍大胆做，惟在方式上尽可能避免不必要之磨擦。” ② 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电邓小平等，指出： “山西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尤其是与阎的关系，特别在日寇缓进阎留山西的条件下，我们更应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磨擦。” ③ 六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再次致电邓小平等： “日寇正在进攻我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及国民党之中右派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均应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基本方针，破坏敌人阴谋。” ④ ① 邓小平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并报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３日。 ② 邓小平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报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４日。 ③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４日。 ④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８７十一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报告晋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制造磨擦的情况，提出： “为巩固统一战线，我意必须避免第八路军与其磨擦，缓和对立形势，在某些部分上实行让步。” 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包括：除部队驻扎区域外，收回其他各县工作团，公开工作应一切经过牺盟教导团、决死队去实现；建立与加强各地秘密党的组织工作，重心放在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凡不便于存在的县区战动总会，八路军工作同志撤回，经过积极分子来实现纲领，利用一切方法与友军建立关系，解释各种问题，等等。 ① 十四日，邓小平再次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彭雪枫等，提出：为巩固与山西国民党上层关系，决定改变工作方式，主要是停止部队直接筹粮，收回八路军各区工作团，每区只留两个帮助动员工作；筹粮、号召加入游击队等工作完全由战动总会进行；工作重心转到建立党和农会的基础等。 ② 十二月十七日，邓小平专程到临汾同阎锡山会谈，通报近一时期发生的多起晋军打着八路军旗号抢掠、勒索群众财物的事件。他在当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并转程子华，提出，在 “我们还不是独立自主的工作环境” 的情况下，应常向阎锡山作报告请示， “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磨擦”。 ③ 邓小平关于避免磨擦、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的意见和建议，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考虑是一致的，也是符合山西抗战实际的。全面抗战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共合作的统 ① 邓小平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并杨尚昆、彭真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１日。 ② 邓小平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彭雪枫并告杨尚昆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③ 邓小平致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并转程子华的电报，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７日。

２８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前提和基础也同样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的挑拨和阎锡山制造磨擦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邓小平身处第一线，深知维护和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也非常了解有关实际情况。十八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名义，向各级军政首长、政治机关发出训令。训令强调： “巩固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的工作的中心与方针。在山西方面的地方工作中，必须尽量取得与山西当局及地方政府、民众团体与附近友军的协同与合作。” “一切可能争取参加抗战的力量，不应以简单的、幼稚的、 ‘左’ 的办法逼其脱离抗日阵线。” 训令还提出了避免和减少磨擦、维护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 ① 十二月底，邓小平在晋西南的工作告一段落，按照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率部离开孝义县下堡村，到达晋南洪洞县马牧村（今马二村），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率领的总部机关会合。与在晋西南紧张繁忙的那段日子相比，邓小平在晋南马牧村的日子轻松和平静些了。到这里后，他有时间来总结一下工作体会了。除了开会，他就埋头写东西。一九三八年一月初，他写成《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邓小平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动员新兵、扩大抗日武装是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非常重要的一环。他在这方面的体会太深了。 ① 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致毛泽东、刘伯承、徐向前、张浩、宋任穷、萧克、贺龙、关向应、甘泗淇、聂荣臻、徐海东、黄克诚的电报，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第八章赴抗战前线２８９文章首先回答了太原失陷后如何看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坚持持久抗战的问题。文中指出： “当前的战局，是处于暂时的局部的失利的境况，决不是抗日自卫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 “今天的战争，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半年抗战的宝贵经验。不仅应研究战略战术，而且还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文中充满自信地说： “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 文章重点总结、分析了几个月以来动员新兵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阐述了新兵动员工作的崭新方式。文中指出： “必须了解，全国民众对日寇的侵略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能采取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动他们，必定能够很快地打破部分民众中的不健康的心理，必定能够鼓起他们最大的决心与勇气，自动地奔上前线，鼓励自己的夫、子、兄、弟上前线，为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 文中还指出： “动员新兵的责任，在于一方面保证动员计划的完成，一方面还要从政治工作上，保证这些新战士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自动性而开赴前线”，使昨天还是一个有浓厚家庭观念的老百姓，很快成为军队中的 “熟练战士”。 ①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第三、四期（合刊）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邓小平在对全国抗战以来战斗生活的回顾中送走了一九三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１—５页。

２９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七年，迎来了一九三八年。全国抗战才过去半年，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也还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时，他又接到了新的任职通知。

２９１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邓小平带着一小队人马，冒着凛冽的寒风，日夜兼程赶往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一二九师师部。他此行是赴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接替张浩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定下来的。张浩原名林育英，是党内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全国抗战开始后，他和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战前线。因患严重的脑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安排他回延安疗养。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任命。一月十六日，八路军总部公布这项任命。这时，邓小平还不到三十四岁，是当时八路军三个师中最年轻的师政治委员。一二九师是由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和陕北红军的一部分改编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从陕西省富平县的庄里镇开赴山西前线。到山西后，一二九师先后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娘子关争夺战和太原保卫战。太原失守后，进入晋东南，担负起依托太行、太岳山区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担任这样一支主力部队的政治委员，参与主持这样一个战

２９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略区的工作，担子很重。邓小平曾担任红七军、红八军的政治委员和红七军前委书记，一九三六年后先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积累了丰富的部队政治工作经验。他还具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经历和经验。一二九师深入太行前线，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要同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友军搞好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很重要的。一月上旬，已受命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在马牧村就开始考虑一二九师的工作。一月六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洪洞县高公村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精神，讨论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在会上，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一起研究了一二九师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和发展太行根据地的问题。会议结束后，刘伯承随朱德到洛阳参加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会议。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参谋处秘书主任兼机要科长刘华清等护送下，从马牧村出发赴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辽县西河头村。刘华清后来回忆说： “当时，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 “从马牧村出发时，总部给我们搞了台汽车，全部人员都坐车出发。这是一辆从日军手里缴获来的卡车，需要靠烧木炭行驶，质量很差，走着走着就抛锚。幸好司机是个老 ‘把式’，总能对付着开动。” “我们一路要经曲沃、翼城、阳城、晋城、高平等地，才能到达长治。山西的路窄窄的，坑坑洼洼，走了三天，好不容易才到了长治。这几天吃饭、住房都由彭真安排，他是山西人，地方政府人员比较熟，走到哪个县，都有人招待吃住，而且吃得好、住得好，我们警卫人员省事省心。到了长治，彭真就到了目的地，不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２９３跟我们走了，而我们则要继续向前走。” “我们到了武乡县时，没人接待，这下抓瞎了，我紧张极了。因为邓政委的行动要保密，不能找县长。我在武乡东村找了一家地主的房子，先请邓政委住下来。” “晚上，我们挤在一间房子里。大家路途辛苦，很快睡着了，我却难以成眠，想着明天怎么搞，尤其是汽车千万别出事。天还没亮，我就提前起来，看司机发动汽车。果然汽车发动不着，捣腾好多遍，司机垂头丧气地告诉我，汽车坐不成了。请示邓政委后，我去县政府找马。县政府一个负责人说： ‘多了不好搞，只能解决四五匹。’ 我带回四匹马，请邓政委和警卫员骑马，其余的徒步行军。剩下的都是山路，不算太远，只一天时间便赶到了辽县西河头第一二九师师部。” ① 邓小平到达西河头村的时间是一月十八日。当天，张浩主持召开师部直属班排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欢迎会，并在会上作了一二九师工作总结报告。欢迎会后，邓小平立刻向张浩和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等详细了解一二九师进入山西前线以来的情况。作为政治委员，抓工作的切入点当然还是部队的政治工作。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师营教导员以上干部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他连续两天在会上作报告，就目前抗战的形势和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以及部队作风建设、党的工作等作了全面的阐述。关于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他强调要扩大和巩固抗日 ① 姜为民、张明金《烽火依稀话当年———刘华清同志访谈录》，《党的文献》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２９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性。在十二月会议刚结束不久他仍然强调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多月前，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 “十二月会议”）上提出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的右倾错误主张，实际上是要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这无疑给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地领导敌后抗战，制造了思想障碍。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争取抗战的胜利，最中心的问题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认识统一战线的实质，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纯洁性，要发展和巩固党，提高党中央的威信。关于部队作风建设，他强调要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他说：八路军就是红军转变过来的，同时也是国民革命军主力的一部分。要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骨干，保持其战斗作风，以模范来影响友军。针对部队在不断补充和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暴露出的一些政治纪律松懈、军阀主义和忽视政治工作等错误现象，他强调在目前复杂的统一战线斗争和部队多数分散行动的环境当中，要严明纪律，反对自由主义。 ① 二十四日，一二九师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主要谈干部和军队作风建设的问题。他提出党的干部应遵循 “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仁至义尽，委曲求全” 的十六字方针。他特别强调，干部学习非常重要，指出干部要经常上课，开讨论会，要很好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② ①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营教导员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２日、２３日。 ②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４日。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２９５邓小平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思想新颖的讲话、报告，很快赢得了干部们的认可。二十四日，在司令部机要科工作的杨国宇在日记中写道： “政工会议完毕”， “看来师长不在家，就是邓主任主揽一切”。 ① 就在师政治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主持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军人大会，由军法处宣判枪决强奸民女的一名战士。这名战士资格很老，有过不少战功，有群众到师部为他求情，要求减他的刑。有些干部战士也觉得对他判得重了，希望新来的政治委员手下留情。但是，邓小平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决不允许侵犯群众利益，这是我党我军铁的纪律！我们决不会宽容任何危害老百姓的犯罪行径！我们是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日，没有老百姓根本无法生存，更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反动派一直在群众中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诽谤，说我们是土匪。为了让人民看清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真面貌，每一个党员、官兵都应当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我们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整肃军纪，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几十年后，邓小平当年的老部下对他的 “严” 仍记忆犹新。当时在师政治部工作的张香山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的话讲得很严厉，语气也很沉重，显示出他对破坏群众纪律的罪行处理得很果断。但说实话，当刚听完判决书的时候，我也觉得似乎判得重了一些，但在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又仔细地想了一想之后，感到确实非如此判决不行。” “小平同志紧紧抓住这次事件，亲自出席军人大会，对指战员进行一 ① 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版，第３７页。

２９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次深入的教育，这对于整饬全师的群众纪律，是大有作用的。” ① 当时一二九师独立支队（亦称秦赖支队）司令员秦基伟后来的回忆，还讲到了一些别的事。他说： “小平同志善于抓典型。我们叫做枪打出头鸟，或者叫打一儆百。他在这一方面是特别严格的。如果谁犯了纪律，肯定要挨批评。一九三八年，根据地稍微稳定一点时，一些干部开始结婚。有一位高级干部结婚时，派警卫班到一个地主家里搬了一点家具。小平同志把这件事作为一种苗头在干部会上狠批了一顿，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一下子就把大家镇住了，没有人再敢重犯。” ② 当年一二九师的副师长徐向前，对这位新搭档的第一印象是 “有魄力，才思敏捷，讲话实在，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③ 一月二十七日晚，师长刘伯承在洛阳参加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后回到师部。第二天，从辽县拐儿镇民训处开会回来的邓小平在师部见到了刘伯承，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三年的亲密合作。此前，邓小平与刘伯承虽然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相互是了解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些相近的经历。刘伯承一八九二年生于四川省开县，比邓小平年长十二岁。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 ① 张香山《印象与回想》，《世纪伟人邓小平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３月版，第３４页。 ② 秦基伟《战争年代中的邓小平》，《党的文献》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③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版，第３３１页。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２９７法战争。一九二六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一九二七年冬，赴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夏回国。邓小平和刘伯承先后于一九三一年八月、一九三二年一月到达中央苏区。在瑞金，两位四川老乡首次见面。刘伯承给邓小平留下了 “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 ① 一九三二年，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刘伯承出任红军总参谋长。他们都因积极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的正确主张，反对王明推行的 “左” 倾教条主义和李德军事指挥上的 “左” 倾冒险主义而遭受打击。随后，先是邓小平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接着刘伯承也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职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长征中，一九三四年底，邓小平再一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几乎是在同时，刘伯承也被调回中革军委担任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他们一起参加了遵义会议，都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十二月，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承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一九三七年二月出任援西军司令员。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他们走到了一起。此后，他们一个作军事主官，一个作政治主官， “珠联璧合，运筹帷幄，叱咤风云，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１８５页。

２９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和刘伯承在一起。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２９９的历史活剧” ，带出了一支威震中外的 “刘邓大军”，也续写 ① 了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友谊，留下了 “刘邓不可分” 的佳话。邓小平后来曾经说： “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 ‘刘邓’ 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② 他们的老战友薄一波曾谈到过周恩来对他们两人的评价： “一九五○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期间，一次闲谈，周恩来总理曾经问我，在晋冀鲁豫与伯承、小平同志共事多年，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有什么看法。不等我回答，周总理就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 ‘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 ‘举轻若重’。” 薄一波自己也说： “回忆小平同志在开辟晋冀鲁豫战略区的战斗岁月，在建党、建军、建政、作战诸多方面，都显示了他后来成为我们敬重的一代伟人 ‘举重若轻’ 的战略家气度和才能。小平同志的这种才能和伯承同志的严谨、缜密相配合，相得益彰，使得刘邓成为当时我党我军高级干部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班子。” ③ ① 李德生《伟人的胆识和胸怀———回忆邓小平同志的几次谈话》，《人民日报》１９９７年５月７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１８５页。 ③ 薄一波《大家风范举重若轻———忆小平同志在太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３０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太行山位于山西、河北、河南三省边界，古称 “ 天下之脊”。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要，西有吕梁山，北有五台山，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一二九师深入太行山区，在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对于抗战全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日军继占领太原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又攻占了南京，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一度移至武汉。一九三八年一月，日军调整部署，将作战重心移向津浦路，企图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以实现其连贯南北战场、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为策应徐州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以夺取山西南半部和豫北为中心的 “ 河北戡定作战” 计划，集中兵力攻取华北。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进攻，一月十二日，八路军总部向全军提出 “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的口号。一二九师的指战员们严阵以待，积极进行开展更加艰苦的游击战争的各项准备。师部根据前一阶段派出工作团和组建游击支队的经验，决定继续实行分兵战略，将师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二兵力有步骤地分遣出去，以组建游击支队。师部还开办游击训练班，培训即将分遣出去的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训练班的主要教材由刘伯承撰写。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倪志亮等都曾到游击训练班讲课。一月二十九日，八路军总部发布《关于目前抗战的局势及我军的战斗任务的训令》，对一二九师近期作战行动作出具体部署：一二九师应以五个营至两个团精干部队，位于平定、昔阳、和顺以东，平汉路以西，正太路以南之山地，配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率部向获鹿、平定之间，积极打击消灭出扰运动之敌，并大规模地破坏正太铁路与石家庄以南之平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３０１汉路。为行动便利，三四四旅由一二九师首长指挥。二月二日至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 ① 第五次会议，讨论部队组织与干部配备、部队新战士教育及干部教育以及派遣部队赴平汉铁路以东开辟根据地等问题。会议决定，师主力向平汉路东发展，首先进击昔阳之敌，尔后乘胜东进，在平汉路两侧建立新的游击区。部队分兵开展游击战争，需要地方党组织和干部的密切配合。而当时中共冀豫晋省委及各特委、县委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多年在北方地区从事白区工作，对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缺乏实践经验。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同北方局代表、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李雪峰商量后，决定由刘伯承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一二九师高级干部会议，彭真和李雪峰主持召开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对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进行具体的部署与指导。二月四日至六日，一二九师高级干部会议召开。刘伯承作军事报告，动员全师勇敢地挑起动员武装民众的担子，在整个太行山区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邓小平在会议讨论发言中，就进一步分兵发动群众，实行战略展开，开辟根据地和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作了分析和讲解。会议决定，继续将一二九师主力部队的大部分散到各地，以连、排为单位，抓紧敌人大部队尚未进入太行山区的时机，开展游击活动，并协同地方党组织 ① 军政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设立的集体领导机关，一般由部队的军政首长、政治部（处）主任、参谋长等主要负责人组成，政治委员任主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先后在少数独立行动的部队中建立过。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中普遍建立具有党委性质的军政委员会，以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３０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同时，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在彭真和李雪峰的主持下举行。会议召开前，邓小平同师参谋长倪志亮和彭真、李雪峰等一起研究了怎样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问题，并谈了自己的体会和看法。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我对根据地问题一直不够明确，我问邓小平，什么叫根据地，怎样建立根据地？邓小平说，根据地首先是为抗日而建立的，要抗日就要有武装，因此根据地必须要有武装。根据地是一个地理区域，要使根据地在一个地区存在和发展，就要有政权，通过抗日政权来领导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根据地必须在群众发动起来，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才能建立和巩固，因此必须要有群众，这是基础。我们党在敌后创建根据地，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武装、政权和群众，缺一不可。” ① 邓小平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基本条件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吸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又是对几个月来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经验的总结。后来，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反复阐述这一思想，对一二九师的工作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听取了李雪峰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李雪峰后来回忆说：汇报中，他 “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在组织地方撤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长远眼 ①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党的文献》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３０３光和灵活的方法”。那时日军疯狂进攻，部队和机关经常转移。 “我向小平同志汇报时，强调了撤退前能 ‘抓一把’ 就 ‘抓一把’，意思是征兵、征粮能搞多少就搞多少。” “小平同志严肃地说：你们不要那样搞，不要只顾一时利益。你们是高级干部，要有战略眼光。现在形势紧张，根本的问题是要搞根据地。你们地方组织应该向一二九师部队靠拢，确保安全。” ① 一二九师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后不久，一二九师师部和省委又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专门讨论邓小平提出的创建根据地的三大问题：武装、政权、群众。刘伯承、邓小平、倪志亮和李雪峰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在武装建设方面，要把组建和发展游击队、自卫队放在突出地位；在政权建设上，要建立群众信任的、民主的抗日政权，要以各种名义扩大人民参政的范围，要使各种抗日进步分子经过训练后到区村政府中工作。关于群众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一切抗日力量组织起来，不要隔离和疏远任何人。在统一高级干部和地方干部的思想认识之后，刘伯承、邓小平即迅速进行组建和部署游击支队的工作。二月六日，决定由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率领，以王振祥为团长、邓永耀为政委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开赴冀南，与马玉堂领导的独立支队等部，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几天后，二月十日，指示在冀南的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从正规步兵中抽一个连作骨干，先扩充为营，三个月发展成团，作为冀南游击区的一个基干队，用八路军挺进支队的名义，指挥其他游击队协同作战。 ①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党的文献》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３０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二月九日，从师教导团抽出三十几名干部，由桂干生和张贻祥负责，组建八路军一二九师游击支队，到平（定）和（顺）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至内丘段以西的晋冀地区活动。二月十日，以教导团的两个连组成先遣支队，由张贤约任司令员、张南生任政治委员，到辽县以东，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的冀豫地区活动。二月十七日，以七七一团的一个步兵连和教导团的部分干部组建独立游击支队，由赵基梅任司令员、涂锡道任政治委员，到白（圭）晋（城）公路以东、漳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的太行南部地区活动。至此，一二九师六十四个连队中已经有四十一个连队被分遣到太行山各地，占领太行山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迅速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创建根据地。二月中旬，日军为配合其津浦铁路沿线作战并企图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北，集中三万多兵力，分别从平汉、同蒲、道清铁路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当时，蒋介石正下令反攻太原。按照其《反攻太原计划》，第二战区将在山西的部队分为东、南、北三路军。朱德任东路军总指挥。东路军除八路军部队外，还有分别驻守黎城、襄垣、子洪口等地的友军李家钰、李默庵、曾万钟、武士敏、朱怀冰等部。八路军的任务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配合友军向太原进攻，一二九师负责破袭正太铁路。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在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后，立即进行部署，将分散活动的各主力部队适当集中。二月十五日后，刘伯承和徐向前到担负主攻任务的三八六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３０５旅指导工作。邓小平留在师部负责联络指挥各游击支队袭扰敌人，侦察敌人动向。就在各部队按照计划进行战前准备时，八路军总部改变了原定部署。二月十八日，朱德、彭德怀电令： “第一二九师主力与第一一五师徐海东旅统归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挥，向平定以东，井陉以西，西北夹击，相机占领娘子关、旧关。” ① 井陉西南的旧关，是井（陉）平（定）公路上日军的重要据点。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接到电令后，马上改变原计划，决定向正太路东段井陉进击，以七六九团袭击旧关，吸引井陉的援敌西出；七七一团、七七二团埋伏于旧关和井陉间的长生口地区，围歼援敌，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二月的太行山，天寒地冻，担负长生口伏击任务的七七一团、七七二团的指战员，连夜沿着崎岖的山路，衔枪疾走。二十二日凌晨，长生口战斗打响。经五小时激战，歼灭日军驻井陉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敌汽车五辆。长生口战斗 “迅速、坚决、突然”，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行动，对民众鼓舞很大。听说部队打了胜仗，周围村镇的群众争相送茶送饭，慰问部队， “争看胜利品和东洋兵”。 ② 三月初，日军在山西军渡、碛口猛攻中国军队黄河防线，准备往南往西渡过黄河，进攻西安和陕甘宁边区，潼关、西安告急，绥德、延安紧急。三月二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收到毛泽东给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和各师负责人关于保卫 ① 朱德、彭德怀致林彪、贺龙、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的电报，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８日。 ② 《陈赓日记》，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版，第６６页。

３０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边区巩固河防的部署电。电报提出： “一二九师应位于同蒲以东，布置侧面阵地，破坏铁路阻滞敌向潼关进攻，并策应林贺两师作战。如潼关西安危急，蒋有另调晋境国军主力渡河改任保卫西安之任务时，该师主力亦应准备西移，而留一部永久位于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 ①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仍在加紧部署部队的战略展开。按照朱德、彭德怀电报的精神，他们决定由以桂干生为司令员、张贻祥为政治委员的一二九师游击支队，到冀西去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冀西，指平汉铁路以西的河北省西部广大地区，有八九个县，是联结太行山、冀南平原和晋察冀边区的中间地带，战略位置重要。三月四日，邓小平在师部同前来领受任务的张贻祥谈话，对开展冀西的工作作了详细的指示。他说：冀西对敌斗争复杂。到冀西后，首先要好好发动群众，尽快建立起党的组织，群众一发动起来，就好建立武装了。他指出：冀西地区要分两个层次发展游击队，首先是脱产的基干游击队，其次是不脱产的民兵游击队。应争取尽量搞些脱产的独立营，任务是配合主力，打击敌人，破坏铁路，割收电线。他还提出，地方武装还要逐步升级，以便发展为主力部队。 ② 冀西的开辟，为随后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向冀南、豫北进行战略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 ①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日。 ② 张贻祥《太行十年的几次接触》，《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版，第１５页。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３０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也是在三月四日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主力从辽县出发，南移邯长路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拟伺机破袭邯长公路，伏击由邯郸沿邯长公路西犯的日军第一○ 八师团。邯长公路东起平汉线上的河北邯郸，西至山西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是日军的重要运输线，沿路要地均有日军把守。邓小平一到驻地，便指示各级政治机关，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鼓动工作。他还在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的陪同下，亲自到驻扎在武乡韩壁村的七七一团作政治动员。陈赓在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热烈的战前动员场面： “部队均忙于政治动员和战斗准备”， “激昂的口号声，像春雷一样响彻了韩壁的整个村庄。随便你去任何哪一个民房里观察，都可以看到那些民族战士们在擦枪，打草鞋，炒干粮，忙得不亦乐乎，这些现象说明了这次战斗必胜的先兆。” ① 三月十日深夜，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在辽县西河头的师部研究制定伏击战的作战方案。他们几经权衡，最终决定选择位于黎城和潞城之间神头岭下的神头村作为伏击日军的中心地区。具体部署为：以七六九团为左翼队，派其一小部袭击黎城，该团主力伏击涉县可能来援之敌；三八六旅的三个团（七七一团、七七二团、补充团）为右翼队，在神头村附近三面埋伏，准备伏击潞城方向可能来援之敌；派人与友军曾万钟部联系，争取其配合。 ① 《陈赓日记》，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版，第７１页。

３０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三月十四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在同刘伯承一起进行作战部署后，前往沁县白家沟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参加总部会议。刘伯承留师部组织指挥战斗。三月十六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到总部两天后，前线传来战斗捷报。这天的上午八时，在刘伯承的指挥下，一二九师打响神头岭伏击战，至下午四时，战斗结束。此役共毙伤日军一千五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五百五十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六百余匹，我军伤亡二百四十余人。神头岭伏击战有力地牵制、迟滞了日军在晋东南的行动。神头岭，成了日军的 “伤心岭”。日军统帅部把这一仗当成八路军 “典型的游击战术” 分析研究，一二九师被日军视为太行山上神秘而又可怕的对手。而此时，山西的国民党军队继丢掉临汾之后，又相继丢掉了汾阳、离石、风陵渡、长治、晋城、东阳关等重要城镇。日军借此得寸进尺，打通了邯长公路和同蒲铁路南段，长驱直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猛进。三月下旬，日军为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加大了运输补给。在邯长公路上，日军的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这时，阎锡山、卫立煌已无力抵抗来势凶猛的日军，退往黄河西岸。整个山西的国民党军，只剩下武士敏部在子洪口，李家钰部在长治一带。而蒋介石却命令一二九师 “不准一兵一卒过黄河”。显然，蒋介石是想把一二九师困在太行山区，达到假手日军消灭共产党的这支部队的目的。一二九师的将士们原本也没打算离开太行山。从进入山西抗战前线那一天起，他们就抱定了 “誓与华北共存亡” 的坚定信念。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这支部队不变的目标。刘伯承、邓小平正在筹划着下一步如何发展壮大队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３０９伍，有效地打击日军。三月二十一日，刘伯承动身去八路军总部开会，并出席在沁县小东岭由国共双方联合召开的东路军将领会议。邓小平和徐向前留下指挥部队作战。据徐向前回忆，刘伯承走后，邓小平和他决定， “将部队东移，在涉县和东阳关之间，再打个伏击战”，伏击日军往返之运输部队，迟滞日军行动，破坏其西进的战略计划。经过周密研究，他们将伏击地点选在黎城县东阳关镇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 ① 响堂铺是东阳关镇至涉县公路边上的一个小村镇，属涉县管辖。这段公路是日军极其重要的一条后方交通运输线，蜿蜒在峡谷之中，长约三十华里。公路以南是高山峻岭，海拔一千四百多米，不易攀登；公路以北为起伏高地，便于隐蔽和出击。峡谷底部是河滩，射击区域开阔，是理想的伏击战场。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部从下良出发东移，向响堂铺一带运动。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东移途中，细雨霏霏，道路泥泞，春寒逼人。部队忍饥熬寒，冒雨行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我们的设伏地点，选在涉县和黎城之间的响堂铺一带，通道沿着干枯的河床延伸，南北两侧皆险山隘路，只要把东西两头一卡，敌人便无路可逃。我们以七七一团为右翼，伏于宽漳、后宽漳；七六九团为左翼，伏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并以小部兵力警戒涉县方向的援敌；七七二团作预备队，伏于右后方的马家拐，并警戒东阳关方向的援敌。小平同志率师直进驻佛堂 ①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第４４４页。

３１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沟，我的前沿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小山坡上。战前我和陈赓及团的干部，看了地形。小平同志和我到七六九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战斗动员。” ① 三十一日凌晨，邓小平率领师直属部队进到响堂铺以北的佛堂沟埋伏。上午八时半，日军第十师团的两个汽车队一百八十多辆汽车由部队掩护从黎城向响堂铺开来。当日军完全进入伏击圈后，伏击部队以猛烈的炮火袭击，日军一片惊惶失措。乘日军混乱之际，伏击部队发起冲击，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两小时激战，毙敌四百余人，毁敌汽车一百多辆，缴获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迫击炮四门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刘伯承对响堂铺伏击战非常赞赏，认为是伏击战的典型范例之一。邓小平和徐向前得胜归来，刘伯承一见面就说： “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了这么大的胜仗。” ② 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协同指挥作战，配合默契，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接连取得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伏击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入侵晋东南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的作战方法是第一流的。在参与组织、指挥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实施战略展开的同时，邓小平还和刘伯承等一起悉心地指导、帮助冀豫晋省委加快恢复和建立各县党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全面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到三月中旬，在西起同蒲路、北至正太路，东至平汉路， ①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第４４４页。 ② 李普《记刘帅》，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２５２—２５３页。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３１１１９３８年，邓小平（左一）和朱德（左三）、刘伯承（左二）在一起研究作战计划。

３１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南至黄河北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晋中、冀西、太南、冀豫和晋豫等五个特委，在沁县设立了省委办事处，在二十多个县建立了县委，平定、榆次、太谷、寿阳等县恢复和建立了抗日政权，和顺、辽县、榆社、黎城等县的抗日政权得到巩固。在省委和一二九师的领导、发动下，抗日群众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各县的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纷纷建立。到四月初，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基本实现了省委提出的使共产党成为根据地的领导者，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者的目标。 “晋东、冀西成为共产党、八路军控制掌握的根据地。” ①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使侵华日军在华北占领区感到了更大的威胁。四月四日，日军以第一○八师团主力及第十六师团、二十师团和第一○九师团、酒井旅团各一部共十余个联队三万多兵力，采用 “分进合击” 的方式，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八路军总部判断，日军这次围攻来势凶猛，规模较大，要求一二九师做好准备，与其他部队和国民党友军密切配合，粉碎敌人的围攻。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较早就从缴获的日军文件和士兵家信中得到了日军围攻晋东南的情报。四月二日，他们按照八路军总部的部署，率一二九师主力进驻黎城县西井、南委泉、北委泉、源泉一带。四月五日，他们商定：刘伯承、徐向前率师主力东移，在 ①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３３—３４页。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３１３武涉大道西戍一带寻机歼敌；邓小平次日回辽县师后方指挥所，整顿各游击支队及地方武装，准备对付敌人的围攻。邓小平四月六日返回辽县后，一面督促各游击支队和地方武装进行整顿，建立健全党组织；一面派干部协同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布置落实根据地反围攻的准备工作。他还指导各县政府和各抗日救亡团体发动广大群众破坏道路，改造地形，增加进犯日军行动的困难，配合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粉碎日军的围攻。大战在即。四月八日，邓小平和李雪峰在辽县西河头村召开全区各特委书记和各支队政委联席会议，讨论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反围攻作战的问题。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这是根据地创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动员组织群众参战支前。联席会议后，各地县以村为单位，召开民众大会，揭露敌人的欺骗，解释粉碎敌人围攻的意义，宣传中国军队抗战的胜利，进行有力的鼓动，提高民众抗战的信心。各地动员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替军队抬伤兵，运粮食子弹，号召民众不替敌人带路，替自己军队带路，侦探敌情，报告自己的军队和政府，肃清汉奸，捉拿敌人的奸细。同时，破坏道路桥梁，破坏敌人交通。” “广大民众在反围攻中表现出空前的抗战热情，和抗日军队密切配合，初步显示出人民战争的威力。” ① 四月九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辽县桐峪镇主持召开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反围攻作战。他们决定迅速将分散出去的部队相对集中起来，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人各路，集中主力 ①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３８—３９页。

３１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击破其一路，以打破敌人的围攻。会后，刘伯承和徐向前率三八六旅主力东移，寻机歼敌。邓小平率七六九团一部，在辽县牵制北、西两面来敌。日军从四月十日开始，相继从榆次、平定、昔阳、元氏、赞皇出动，从东、西、北三面向晋东南根据地进攻。日军一踏进根据地，就遭到了迎头痛击。四月十日晨，当从榆次出动的日军第一○九师团二个大队分别进至马坊、关帝庙、牛川附近时，邓小平和倪志亮指挥在这一带活动的一二九师秦赖支队、汪乃贵支队、七六九团一部、一一五师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部和一些地方武装，以游击战和运动防御战致其消耗、疲惫，阻止其深入根据地腹地。窜入辽县、武乡、沁县、榆次、太谷、祁县等地的日军，则遭到抗日游击队、地方自卫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不断阻击。围攻根据地的日军部队遭到抗日武装的阻击和袭扰，再加上因广大群众实行空舍清野供给困难，很快陷入饥饿、疲惫和恐慌的境地。刘伯承、邓小平看到时机已到，决定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四月十一日，刘伯承、徐向前率师部到达辽县东南与黎城、武乡、涉县交界处的桐峪镇下截村。当晚，邓小平从辽县赶到下截村，和刘伯承、徐向前共同研究作战部署，决定寻机打一个歼灭战，将日军赶出太行山腹地。四月十三日，进入武乡县的日军第一○八师团第一一七联队，扑向榆社县城，但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无人无粮、道路被破坏、车辆不能通行的空城，只好重返武乡县城。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当即决定，集中力量击敌一部。十四日晚七时，他们向朱德、彭德怀发去急电，要求将在涉县以北外线的一二九师主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主力立即调回武乡地区，伺机歼灭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３１５侵入武乡地区的日军第一○八师团的两个联队。朱德、彭德怀接电后，当即复电同意，指示他们截住这一路日军歼灭之。四月十五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由武涉路经西井、蟠龙向武乡挺进，傍晚抵达武乡县城西北的东、西黄岩和东、西胡家垴一带，准备机动打击敌人。十六日拂晓，他们指挥部队在武乡以东长乐村一带，打响长乐村战斗。激战一天，至下午五时开始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二千二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步马枪一百余支、马十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长乐村之战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这次战斗后，各路敌军纷纷撤退，一二九师等部乘胜追击。四月二十七日，盘踞长治的敌第一○八师团向南撤退，当其窜至长子以南的张店等地时，又遭一二九师、三四四旅和决死第一纵队截击，被歼近一千人。至二十九日，日军的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历时二十六天的反九路围攻作战，歼敌四千多人，不仅打破了日军企图用分进合击战术驱逐或消灭八路军的计划，而且收复和顺、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安泽、屯留、长子、高平、长治、壶关、晋城、阳城、沁水、黎城、潞城、襄垣、涉县等十九座县城，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八路军所控制，进一步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刘伯承后来说： “粉碎敌九路围攻的胜利，使我们的脚跟在太行山上站得更稳了，使我党我军的威信更为提高，广大人民的胜利信心更为高涨。” ① ① 《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版，第１９—２０页。

３１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后来在总结这段作战经验时说： “一九三八年进行了三次反 ‘扫荡’ 作战，其中尤以敌人调兵会攻徐州之前九路围攻晋东南之被粉碎为最激烈，我大部分力量使用于邯长大道的伏击作战，打退了黎涉沿线敌人，光复了长治地区，伸向道清路活动，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形成了晋东南根据地的局面。” ① 就在一二九师取得反九路围攻胜利的时候，中共中央来电通告：张国焘公然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张国焘曾长期担任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一二九师的主力源自红四方面军。四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师部召集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和曾国华支队排长、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与会同志一致拥护，纷纷表示坚决团结在党中央的旗帜下，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② 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底反九路围攻作战取得胜利，邓小平和一二九师的指战员们并肩战斗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时，全国抗战进行了八个多月，整个华北的局势已经有所改变。在敌后，除一二九师创建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外，八路军的其他部分，如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中共山东省委分别创建晋察冀、山东、晋西北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控制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的大片地区。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在台儿庄（今属山东枣庄市）一带同日军的作战中，一举击败日军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４页。 ②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第４４７页。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３１７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取得台儿庄大捷。在山区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而冀鲁平原游击战争急待加强的情况下，并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军进行徐州会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不失时机，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电报中说： “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 “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根据上述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① 到平原地区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是一个大胆而又非常重大的决策。四月二十三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一起主持召开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电示精神，部署部队向冀南、豫北和平汉铁路沿线实施第二次战略展开。会议决定：将一二九师主力部队编为左右两路纵队行动。 ① 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并转陈赓、陈再道、朱瑞、宋任穷、聂荣臻、彭真、杨尚昆的电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１日。

３１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左纵队为路东纵队，由徐向前率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第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部，向冀南平原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由陈赓和旅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率领三八六旅主力，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行动。陈锡联、谢富治率七六九团等部继续活动在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并相机分兵向石家庄以东发展。会议决定成立晋冀豫军区，以便统一指挥各基干支队，在冀豫晋省委领导下同各地方党组织相互配合，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推动平汉路东游击战争的发展。会议同时决定：将一二九师领导机构分为前、后两个梯队。刘伯承、邓小平率前梯队指挥机关和三八六旅前出到邢台以西地区组织指挥山地和平原的对敌斗争。后梯队由倪志亮率领，留驻辽县附近筹划晋冀豫军区的组建工作。会后，各部队自四月下旬开始陆续向预定地区展开。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西河头村送走了到冀南开辟工作的徐向前。当天，刘伯承率前梯队离开辽县，向平汉路东开进，不久将一二九师的前方指挥部移至邢台以西的营头镇小道沟村。邓小平暂时留在辽县，领导、指导晋冀豫军区的组建和指导冀豫晋省委的工作。刘、徐、邓兵分三路，开始了一二九师新的战略展开。这时，一二九师由出师时的三个团发展到六个团又六个游击支队，在活动地区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四月下旬，成立晋冀豫军区，对外称第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师参谋长倪志亮兼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在晋中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和顺等地的独立支队编为第一军分区，秦基伟任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对外仍以秦赖支队名义活动。在平（定）辽（县）和（顺）公路以东、平汉铁路石家庄至内丘段以西、正太路以南、辽县至内丘

第九章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３１９段以北的游击支队编为第二军分区，桂干生任司令员，张贻祥任政治委员，对外仍以桂张支队名义活动。在辽县以东、平汉铁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漳河以北的先遣支队编为第三军分区，张贤约任司令员，张南生任政治委员，对外活动仍以先遣支队的名义。在榆社、武乡、黎城、襄垣等地的游击大队编为第四军分区，谢家庆任司令员，张国传任政治委员，对外仍以谢张大队名义活动。在白晋路以东、漳河以南、平汉路以西的长治、壶关、平顺、潞城、陵川、高平一带的赵涂支队编为第五军分区（亦称太南军分区），赵基梅任司令员，涂锡道任政治委员，对外仍以赵涂支队名义活动。这时，晋冀豫军区的基干武装也已由原来的几千人发展到二万人，由初期分散的小游击队发展为游击兵团。在领导、指导组建晋冀豫军区的同时，邓小平对中共冀豫晋省委的工作也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中共冀豫晋省委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成立的。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确定华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依托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据此，北方局重新调整所属各省委的工作区域，撤销平汉线省委，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先后派彭真、朱瑞为北方局驻冀豫晋省委代表，指导省委工作。省委成立时驻山西平定，后随一二九师师部进入辽县，对外称 “ 一二九师编辑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失守后，冀豫晋省委和一二九师先后派遣干部和部队工作团分赴晋中、晋东南、冀西、豫北一带建立地方武装，发展党组织。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省委机关的组织机构建设。中共冀豫晋省委虽然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就宣布成立，但直到次年二

３２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月间才正式组建，组织机构并不健全。在邓小平的指导下，省委新设立秘书处、军事部。军事部和军区合署办公，在秘书处内设立秘书科、印刷科、交通科、管理科、特务大队和卫生所。在组织部内设立组织科、统计科、训练科，省委党校归入组织部管理。在宣传部内设立编审科、宣传科，《战斗》半月刊编辑部归入宣传部管理。宣传部创办了省委机关报《中国人报》，于五月一日正式出版。到五月初，中共冀豫晋省委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精干的组织机构。这年八月十九日，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八月一日发出的《关于改变敌后党的领导机关的通知》，决定冀豫晋省委改称中共晋冀豫区委员会。其次是区、县组织的建设。邓小平要求省委大力发展党在全区的力量，健全县以上党的组织机构，形成全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他还向省委提议将最早开辟的在辽县以北地区和武乡县的原晋中、冀晋两个特委，以及辽县直属县和晋东特委的一半，合组为晋冀特委。省委按照他的提议，在五月初完成了合组晋冀特委的工作，并在全区大量吸收发展党员，到五月底全区已有八千五百多名党员。邓小平要求省委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大力发展群众组织。不久，全区组织起了有六万多名会员的各级农会、有七千多名会员的各级工会，建立起了真正由党领导的达五万多人的自卫队。到五月底，晋冀豫边区普遍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邓小平提出的创建根据地所需要的武装、政权、群众三个条件基本具备。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不仅本身得到了切实的巩固，而且成为下一步扩大和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可靠基地。五月以后，邓小平多次走出太行山，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挥一二九师主力东进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

３２１第十章东进冀南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旬，邓小平离开辽县西河头村，到达邢台西的营头镇小道沟村一二九师前方指挥所，与刘伯承会合。他们一起谋划主力部队东进，在平汉路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东进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标志着一二九师的抗日斗争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冀南，指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沧石路以南、漳河和卫河以北的河北省南部的广大平原地区。这一地区有邯郸、邢台、巨鹿、南宫等三十四个市县，人口六百五十余万，面积约四万二千多平方公里。这里人口稠密，资源和物产丰富，是华北主要的粮、棉产区，因此敌我友三方争夺十分激烈。这里西依太行山，东临山东，是连接山西和山东两省的纽带和桥梁，周旋地区非常大。一二九师开辟冀南，就是要打通晋冀豫和晋察冀、豫北和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将山东根据地和太行山根据地连成一片。四个月前，国民党军队从冀南地区撤退，大部分县城被南下的日军占领，这一地区即成为日军入侵中国腹地和转运军需物资的重要交通线。在邓小平到一二九师工作之前，为了开辟

３２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冀南，打断日军的交通运输线，一二九师先后派出孙继先任队长、胥光义任政治委员的挺进支队和以陈再道为司令员、李菁玉为政治委员的东进纵队等部队到达冀南的隆平、巨鹿等地开展工作。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抗日战争开始后， “一二九师的任务是坚持晋东南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并向平原地区发展。我到时，刘伯承等同志已有布置，并且已开始派了干部和少数先遣部队去平原地区”。 ① 邓小平到一二九师工作以后，为进一步加强冀南的军事力量和领导力量，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和刘伯承部署宋任穷率一二九师骑兵团和独立支队挺进冀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冀南平原上站稳脚跟。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他同刘伯承、徐向前在辽县分兵，向平原地区实施第一次较大规模战略展开时，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从山地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支人民军队 “靠山起家、靠山吃饭”，长期在南方和北方的山区转战，没有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经验。怎样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怎样在平原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对一二九师的广大指战员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一月间，刚到冀南的陈再道曾看着 “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感叹 “在这平原上打仗，开展游击战争，地形条件真是个大问题”。 ②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徐向前率部到达冀南的南宫时，也担心 “平原游击战争能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 ③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② 《陈再道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８月版，第３４２页。 ③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第４５１页。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２３五月十二日，邓小平到达冀西赞皇县黄北坪，巡视冀西地区党的工作和地方武装建设。赞皇在冀西中部，既有山地，又有平原，是联结太行山、冀南平原和晋察冀边区的中间地带。做好冀西的工作，对于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意义重大。对冀西的工作，邓小平一直非常重视。早在三月份，他和刘伯承就派出以桂干生为司令员、张贻祥为政治委员的游击支队，到冀西开辟工作。桂干生、张贻祥率部到冀西后，配合中共冀豫晋省委和特委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扶植抗日政权，使冀西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李雪峰回忆说：那是 “冀西工作自抗战以来最好的一段”。 “在这里创造新的工作局面，不仅有条件，而且便于向北向南发展。我们在赞皇集中力量抓了一个月发动群众，以农会为中心，掀起了广大的农民运动，从农民抗日运动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使工作有了骨干，全县的抗日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省委抓住赞皇工作经验，组织冀西各县学习赞皇经验，并在晋冀豫区普遍推广，对转变全区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① 在赞皇县，邓小平听取了冀西特委、第一军分区和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及冀西游击队负责人关于游击队的发展、基干民兵营等情况的汇报，对冀西的工作作了较全面的考察。他对党在地方武装建设中怎样发挥更大的作用，怎样运用红军和八路军积累的游击战争的经验，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五月十九日，日军攻陷徐州。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共中 ①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４１—４２页。

３２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央和中央军委总的战略部署，对一二九师的兵力部署作出新的调整。他们决定，充分利用日军占领徐州后准备西进暂时无法集中更多兵力在华北战场的有利时机，除留一部兵力继续在晋东南和冀西发展游击战争外，将主力主要用于发展和巩固新开辟的冀南。发展和巩固冀南，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扩大人民抗日武装，瓦解、争取各种地方杂色武装、伪组织和封建性的群众组织，打击反动会道门。冀南三十多个县的范围内，敌我友三方力量犬牙交错，杂色武装和会道门组织盘根错节。邯郸、邢台、威县、邱县、南和等县城，在日伪军手中。枣强、冀县、衡水、武邑、景县、阜城等地，由国民党军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所辖的津浦游击纵队占据。在南宫、枣强、冀县、清河一带活动的 “六离会” ，会员达八万余人，不单是个封建迷信 ① 会道门组织，而且为反动地主和汉奸所控制，与八路军为敌。刘伯承、邓小平具体领导和指导了打击 “六离会” 反动首领、头目的斗争和收编地方武装的工作。 “六离会” 的头目李耀庭是南宫人，曾在直系军阀部队当过中将旅长，全国抗战爆发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但是， “六离会” 的成员多为本地受愚弄和被裹胁的农民群众，大部分人还是八路军争取、团结的对象。徐向前率部进入冀南后，对六离会采取的方针是 “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化瓦解工作”。 ② 五月十一日，南宫以东及清河一带的 “六离会” 在李耀庭的操纵下，在张马村、小屯村附近袭击一二九师行经该地的 ① 该会信奉八卦教，以八卦中的第六位 “离” 字命名，故称六离会。 ②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第４５４、４５５页。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２５津浦支队四十多人，杀死支队政治委员王育民等二十多人，制造了 “张马事件”。当天，刘伯承、邓小平收到徐向前发来的急电，报告 “张马事件” 的情况。他们立即复电徐向前，同意他提出的分化瓦解 “六离会” 的对策，指出： “应坚决打击、严惩首恶分子，对被裹胁参加的群众，着重于教育争取。” ① 五月十二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要求一二九师在解决 “六离会” 的同时，对该区伪组织内部，应灵活进行 “争取、分化、孤立其领袖的工作，并须自己以抗日行动与广泛的统一战线影响之，决非简单镇压的办法。” ② 根据刘伯承、邓小平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徐向前派人做争取 “六离会” 的工作，要求他们停止危害抗日的行为。但以李耀庭为首的 “六离会” 的首领，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暗中纠集反动武装向八路军发起进攻。徐向前和陈再道、师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指挥部队一举将其击溃，收缴其全部武器，随后处决李耀庭等反动首领，教育遣散其会众，取缔 “ 六离会”，并做好善后工作。对 “ 六离会” 的处置，使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在冀南迅速建立起来，推动了冀南全局的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中共冀南区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报告中，对处置 “六离会” 等反动会道门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工作 “是一个大问题，基本上必须坚持瓦解会门的方针，但要看到它的群众基础与它号召群众的力量”。在总结打击反动会道门的具体办法时，他特别谈到要 “实施 ① 刘伯承、邓小平致徐向前电，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１日。 ② 朱德、彭德怀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１日。

３２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民主民生的改善，争取其下层”。 ① 这些，无疑是抓住了打击反动会道门的根本性问题。收编和改造杂色武装，是扩大人民抗日武装的一个重要措施。杂色武装的主要特点就是 “杂”，即：政治目标杂，组织成分杂，内外关系杂，因而既有被我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收买、利用的可能，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这些分散在敌后广大乡村间的武装力量，除极少数为坏人操纵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些抗日要求，实际上代表着农民群众抗战图存的自发愿望，只要我们高举抗日旗帜，抛弃关门主义，大胆而积极地进行争取、收编、改造、溶化工作，就有可能把相当一部分武装争取过来，变成真正抗日的力量。” ② 邓小平对于收编和改造杂色武装的工作非常重视。徐向前到冀南不久，他就电告徐向前 “收编杂色武装，必须加快步伐”。 ③ 当时，冀南势力较大的杂色武装有段海洲的 “青年抗日义勇军团” 和赵辉楼的 “民众抗日自卫军” 等部。段海洲是国民党党员，在冀南拉起一支有六千多人的队伍，骨干多系旧军人和土匪。陈再道率一二九师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后，曾向段海洲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段海洲表示愿与共产党和八路军合作抗战。徐向前率一二九师主力部队进入冀南后，段海洲看到八路军的队伍兵强马壮、声威远震，为保存实力一再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改编，参加抗战。徐向前到南宫不久，即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刘伯承、邓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４５、４６页。 ②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第４５７页。 ③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第４５６页。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２７小平的指示，会见段海洲商谈收编 “青年抗日义勇军团” 的问题。经过谈判，采取收编时不拆散段部，保持其原有的干部和编制等办法，将 “青年抗日义勇军团” 改编为 “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 （简称青年纵队），段海洲任司令员，李聚奎为政治委员，徐深吉任副司令员。不久，朱德、彭德怀指示将青年纵队改编成三个团，从一二九师抽五六个营级干部去工作，并要求邓小平去帮助指导。邓小平和李聚奎等领导指导对青年纵队进行了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的多方面的改造工作。尽管在后来，青年纵队的一些旧军官和惯匪不愿受八路军纪律的约束拉了一些队伍走了，段海洲见国民党搞磨擦要收拾共产党也离开了，但大部分留在了八路军。在收编段海洲部的同时，对赵辉楼部的收编、改造工作也在进行。赵辉楼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旧军官。他率领的 “民众抗日自卫军” 有三千多人，在孙继先、胥光义率一二九师挺进支队进入冀南时，曾初步接受改编，活动在束鹿、宁晋、藁城及石家庄一带。徐向前率部到冀南后，赵辉楼派政治部主任赵月舫来联系，要求改编。徐向前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将赵辉楼部改编为 “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任命赵辉楼为司令员，赵月舫为政治委员。不久，该支队与汪乃贵支队合并为新的冀豫支队，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劲旅，在抗日和反顽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赵辉楼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段海洲部和赵辉楼部的改编，对冀南地区杂色武装的收编和改造工作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到六月底，一二九师在冀南共收编正在分散进行抗日活动的县民团、保安团及其他游杂武装二万多人。随着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冀南各级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

３２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普遍建立和健全起来，根据地获得较大发展。五月下旬，为批驳国民党散布的轻视游击战争战略作用的观点，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文中在论证平原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性时，特别提到 “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 ① 冀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抗日民主政权的迅速兴起，使原本对共产党、八路军一直深怀戒心的蒋介石更加不安，他害怕由日本侵略者占有整个河北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但又害怕河北被共产党控制。六月，蒋介石抬出早已不存在的 “国民党河北省政府” 的招牌，委任原属西北军的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民军总指挥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准备让他到河北 “收复失地”，实则是要同共产党、八路军争夺冀南。六月十八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离开小道沟村，回到辽县西河头村。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局面，推动冀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他们商定，由邓小平赴冀南，检查指导冀南部队的整编和政权建设工作。七月二日，邓小平率特务二连的李连仲等二十余人赶赴冀南。途经晋冀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先遣支队）司令部驻地渡口时，邓小平给第三军分区的指战员们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抗战任务的报告。关于国内抗战形势，他分析日军占领徐州后其统帅部内部的 “关东派” “海军派” 和 “少壮派” 等对其战略方针的争论，指出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战略意图。关于目前抗战的任务，他说：持久抗战是决定性的。中日战争不是几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版，第４２０页。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２９城市而是更广阔的乡村问题。目前的任务，中心是保卫武汉，保卫西北，保卫华南，坚持华北抗战。他谈到发展抗日根据地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关系说：加强统一战线，要做到发展不忘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不忘发展。 ① 七月五日，邓小平一行越过平汉铁路到达南宫。南宫，位于冀南地区的北部，是平（北平）大（大名）公路线上一个重要县城。这里交通方便，商业发达，素有 “小北平” 之称。邓小平到南宫后，立即向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李菁玉等了解情况，并在南宫召开了特委和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上讲话，分析抗战形势，指导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他指出：蒋介石的抗战，有可能转向妥协投降或片面抗战与妥协投降并存的极大危险。目前日军正忙于进攻武汉，华北兵力减少，是我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好机会。国民党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主席，是想限制我军的发展，与我争夺地盘，我们要团结他共同抗战。但也必须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发展壮大我军力量，大力改编和整顿游杂武装和保安团队，以免被他人所利用。 ② 在三八六旅七七一团驻地，邓小平与指战员谈话，向他们讲形势，指出开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 “特别强调部队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帮助组织地方武装；要求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面打仗、一面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 ③ ① 邓小平在晋冀豫军区三分区的讲话记录稿，１９３８年７月４日。 ② 《陈再道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８月版，第３７５、３７６页。 ③ 徐深吉《忆邓政委五次谈话》，《人民日报》１９９７年６月４日。

３３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鉴于部队到冀南后扩充较快，特别是收编了不少杂色武装，成分变得比较杂，部队的编制、领导力量和政治工作等都存在不少问题，邓小平立即着手领导和指导对冀南部队进行整编。邓小平提出，整编中把老部队与新收编的部队混编，老部队作骨干，以老带新；把老部队副职和机关干部派到新编部队中去担任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以便从政治上、组织上掌握部队。为了解决新收编部队多、干部不够分配的矛盾，他提出，抽调一批班长集训后放到新部队中去当干部。根据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需要和各部队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和徐向前制定了冀南部队的整编方案：东进纵队一、三团合编为新一团，拨归三八六旅建制；将汪乃贵支队与民众抗日自卫军改编的冀豫支队合编为新的冀豫支队，赵辉楼任支队长、赵月舫任政治委员、汪乃贵任副支队长，属三八五旅建制；七七一团与东进纵队二团、抗日游击独立第二师及青年纵队合编为新的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仍简称青年纵队）；将津浦支队和各军分区的基干队分别同所在地区县的民团、保安团及一部分游杂武装合编为东进纵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八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青年纵队由段海洲任司令员、李聚奎任政治委员、徐深吉任副司令员；东进纵队由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到十一月初，除被派出增援冀鲁边的六支队（津浦支队）和独立团保持原番号外，其余各支队分别整编为东进纵队一、二、三团。经过整编，整个部队领导力量得到加强，政治工作也健全起来。由于每个部队都有老部队或有党的基础的部队做骨干，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通过改造和加强干部配备，保证了新收编的部队各级领导权包括基层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手里。整编后，党组织在广大士兵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３１中组织开展政治教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使部队面貌迅速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赶在鹿钟麟就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前在冀南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的各级行政机构体系，以更好地适应冀南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邓小平领导、指导加紧进行县级及县以下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七月上旬，邓小平和在冀南的中共冀鲁豫省委书记李菁玉一起研究政权建设问题，决定：由中共冀鲁豫省委负责建立和改造各级政权，各部队抽调大批党员干部到各县协助地方党组织进行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并派最得力的干部到县一级政府去工作，清除政府中动摇的阻碍抗战与群众运动的分子，提拔积极分子，充实抗日民主政权。到八月初，共任命包括冀南县长在内的共产党员县长二十六个，冀南县一级政权已基本被共产党和八路军所掌握。至此，建立冀南地区统一的行政领导机构的条件已趋成熟。八月八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宋任穷收到毛泽东、刘少奇的来电。电报中除指出要加紧建立和巩固县政权外，还提出由杨秀林主持冀南政府的工作。 ①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八月十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宋任穷及冀鲁豫边区省委负责人研究提出立即建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方案，拟定以杨秀林为公署主任。并当即通知在深县主持抗战学院工作的杨秀林到南宫，一起商量研究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及干部配备等各项具体事宜。杨秀林，又名杨秀峰，河北迁安人。青年时期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九年赴法留学，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 ① 毛泽东、刘少奇致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的电报，１９３８年８月８日。

３３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苏联学习。一九三四年回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投笔从戎，率领平津爱国青年到冀西开辟抗日根据地，组建起有几千人的冀西抗日游击队，任司令员。一九三八年五月，到冀南创办有近二千学员的河北抗战学院，培养抗战干部。八月十四日，有冀南和正太路以南冀西五十一县军、政、民代表参加的各县代表会议在南宫召开，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选举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一些地方名流和国民党人士等在行政公署中担任重要职务。行政公署下设五个专署，辖五十一个县政权机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后，原冀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冀南区党委，李菁玉任书记。八月二十日，邓小平和徐向前、宋任穷等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工作的指示电。电报中提出，冀南新政府成立，须即实行几件善政：一、救济各地广大饥饿的群众，粮款向富人筹集及提出一部地方公款；二、组织秋收运动；三、规定二五减租办法；四、发布在敌人进攻时人民自卫与避难办法及空舍清野办法；五、发布人民防匪自卫办法；六、组织廉洁政府，规定各级政府人员生活费及公费。电报中提出，冀南新政府暂时不必向外面发宣言、通电，不要对外宣传过甚，但新政府在本地区内应即发布各种布告、法律、命令，以提高自己的威信，以完全新的姿态在人民面前出现。根据中央指示电的精神，邓小平和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一起研究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工作，拟定八项施政方针：一、动员冀南一切人力、物力、智力、财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二、拥护中央政府蒋介石及鹿钟麟领导，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三、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３３战线，团结全体同胞，建立坚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战到底；四、建立民主廉洁的、有工作能力的各县抗日政府、严惩贪官污吏；五、整理各县金融，发展农村经济，提倡土货生产，击破日寇破坏我华北金融之毒计；六、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税收，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并在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原则下，安定民生，发挥抗战积极性；七、实施抗战教育，普遍组织民众于战委会、农工妇学商各会，及自卫队等抗日救国团体之内。八、肃清汉奸敌探，实行抗日戒严。 ①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立即颁布这八项施政纲领，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实施的措施和办法。这是晋冀豫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制定颁布的第一个政纲，充分贯彻了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成为冀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的冀南人民抗日斗争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九月间，在冀南又建立了全区统一的农救总会、妇救总会、文救总会和总工会等群众抗日组织，配合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民众抗日。至此，冀南的党组织、政权、武装和群众团体都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以南宫为中心，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止沧石公路、南跨漳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形成规模。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一九三八年整年是大发展时期，派了陈再道等人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７９页。

３３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率领东进纵队去冀南，还派了一部分到津浦路以东的冀鲁边地区，宋任穷同志也派去冀南担任党的军政委员会（这是当时统一领导党、军的组织形式）主任。在地方党委（当时冀南区党委书记是李菁玉）的支持和帮助下，很快打开了局面，控制了津浦、平汉之间的大部分县城，同北面的冀中地区连接起来。” ①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伊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慕名来到冀南。他想了解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将士们是怎样在冀南建立起如此广大的根据地，又是怎样在这块大平原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卡尔逊一行从延安出发，经过晋西北、晋察冀到达南宫。七月的南宫，瓜果飘香，青纱帐一望无际。在一二九师师部的驻地，邓小平和徐向前热情接待了卡尔逊，向他介绍了一二九师在冀南的抗日斗争情况。卡尔逊对徐向前并不陌生。半年前，他曾在辽县一二九师的师部同徐向前有过一次长谈。而和邓小平，他则是初次见面，他甚至把邓小平当成了 “正在这里视察” 的 “朱德的副政委”。邓小平给卡尔逊留下的印象是鲜明而生动的。卡尔逊后来回忆： “我们停留的两天，在谈话时，小鬼们就端来桃子、梨和苹果。” 在他与徐向前谈话时， “邓小平一直在吃着水果”，当他说他想具体知道每一个八路军战士都宣誓遵守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时，邓小平 “向后靠在椅背上，活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３５跃地谈了起来”。邓小平告诉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对外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卡尔逊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① 当时正值雨季，瓢泼大雨下了两天，卡尔逊一行不得不延迟他们在南宫的行程。卡尔逊对此反而感到庆幸，因为这使他 “有更多机会与徐、邓二人交谈”。邓小平在与卡尔逊的交谈中，除了谈中国的抗日，还谈到国际政治、军事局势，谈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文化和生活上的差异。邓小平表现出来的 “不露声色的自信” 让卡尔逊感佩不已。卡尔逊深深地感到： “这里的领导人” 和 “这些八路军”， “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考虑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盘问题。他们的想法明确、清晰，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运用它的能力深信不疑。” 邓小平对国际政局的了解程度，也出乎卡尔逊的意料。卡尔逊回忆：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 “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 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八个月中，当 ①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祁国明、汪杉译《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９月版，第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６页。

３３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地无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 “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我很尴尬，我说： “必是电讯搞错了。” 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 ① 后来，卡尔逊回到美国后还真的去查了资料，了解到美国曾把大量废铁卖给日本，日本用来制造枪炮炸弹。邓小平说的话得到了证实。当时奉毛泽东之命陪同卡尔逊到华北敌后战场的刘白羽后来也回忆说，邓小平和卡尔逊在南宫 “作了一次雨中长谈”。 “那次，在游击区访问过程中，领导人一般都是介绍怎么发展游击战，怎样建立根据地，只有小平同志放眼世界，一针见血，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 ② 几天的访问，使卡尔逊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全新的认识。卡尔逊回国后，潜心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战略思想，于一九四○年写成并在纽约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他在书中用不少笔墨写了邓小平，特别是详细描述了他在冀南同邓小平会面的情景和对邓小平的印象。他写道：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地灵敏。” ③ 这 ①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祁国明、汪杉译《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９月版，第２２６页。 ② 刘白羽《一个崇高的美国人———埃文斯·卡尔逊》，《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４日。 ③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著，祁国明、汪杉译《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９月版，第２２６页。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３７是邓小平第一次被外国出版物介绍到西方，许多西方人正是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知道了八路军将领邓小平。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正忙于领导筹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邓小平收到朱德、彭德怀的来电，通知他在九月五日前赶到八路军总部，然后同彭德怀一道去延安，参加将于九月二十日开始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为晋冀豫区的代表参加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八月十五日，邓小平又收到彭德怀的来电，告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前到九月十五日召开，要求他九月一日前赶到八路军总部。八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到达八路军总部驻地山西省屯留县故县镇。二十八日他同彭德怀从故县镇起程，沿着晋豫边游击支队负责保卫的秘密交通线，经壶关、陵川、高平、晋城、阳城、垣曲、渑池、西安，赴延安。彭德怀、邓小平一行途经晋豫特委驻地阳城时，晋豫特委在县城组织了欢迎大会。他们在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司令部听取了工作汇报，并对游击支队如何发展、如何巩固晋豫边敌后抗日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具体指导。在阳城，一件小事让当地的老百姓记住了邓小平的名字。到阳城的当天，邓小平的马夫、老红军王兴芳到马店给马挂掌。他骑着马没注意把一位老大娘刮倒了，可自己并不以为然。邓小平知道此事后，严肃地批评他说： “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人民一心向往的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八路军战士，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人民部队。要爱护人民啊！如果我们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会拥护我们。到那时，不要说打日本，恐怕自身都难保哇！” 王兴芳知错就改，请求说： “邓政委，处分我吧！” 邓小平说： “你应该给群众赔礼道歉。” 邓小

３３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平从自己的路费中拿出一些钱给王兴芳，让他去看老大娘，并给老大娘治伤。九月十一日，彭德怀、邓小平到达延安。九月的陕北高原，秋意正浓。自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从云阳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到现在，邓小平离开陕北已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了。回到陕北，回到延安，宝塔山、延河水，使他感到格外亲切。全国抗战一年多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前线浴血奋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全国人民受到鼓舞。但这一年多来，中国共产党党内围绕着如何领导抗战、如何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及抗战的前途等问题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以来，王明提出的 “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和轻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右倾错误主张，在党内和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 “亡国论” 和 “速胜论”，系统地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指出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使人们对抗战的前途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使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抗战的责任。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七八月间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３９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肯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要求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堂内召开。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深入分析了抗日战争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特点，提出 “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进步”；号召全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评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把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十月六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言。他联系一二九师坚持敌后抗战的经验和体会，就抗战新的阶段的形势、华北抗战的任务、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在统一战线内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关于华北抗战的任务，他说：现在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由上至下是可以的，但巩固必须由下至上，否则无法巩固。他用 “山西的形式” 和 “晋冀察的内容”，生动地说明了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敌后抗战的关系。他说，形式是山西的，但主要内容是晋冀察的，必须注意山西形式。关于发展游击战争问题，他指出：应从坚持华北抗战着眼来开展游击战。应以分支袭扰，集结主力出击。补充主力部队的方式仍应依靠游击队。地方武装、政府武装与正规军要改善双方关系，要真打游击。

３４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关于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和抗日政权的建设，他说：对于国民党利用新叛徒反共，我党应给予制裁。方针是在某种条件下，联合旧派来抵制国民党。抵制方式主要用群众力量，教 ① 育群众来反对国民党。一切政权的改革及参议会的建立，应完全把握在党手里，但不应排挤同情分子，应好好安置同情分子。关于军队建设，他提出：要学习晋冀察整军精神，要注意实质，应放下架子，先充实基干，然后缩制变小。部队补充应依靠军队本身的努力。军队应协助地方党工作，将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搞好。 ② 二十九日，他又在会上作《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介绍开创晋冀豫尤其是冀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初步经验，并就根据地以及建党、建政和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工作谈了看法。邓小平的两次发言，没有局限于一二九师的工作，而是着眼于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和抗战全局的。他的第二次发言，使中共中央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更加了解，对其发展更为关注。六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向北方局、冀鲁豫区党委和一二九师发出《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充分肯定一二九师在冀南工作的成绩。《指示》说： “我们听了冀南来延同志的报告以后，认为党在冀南获得了很大成绩：在平原在磨擦厉害的冀南区域坚持了游击战争，扩大和锻炼了党及八路军，部分地改造了政权，组织了群众运动。” ③ ① 旧派，又称 “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 ② 邓小平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稿，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６日。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０月版，第７２４—７２５页。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４１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守；二十七日，武汉沦陷。此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新的形势下，日本对国民党政府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调动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人民武装，并将重点放在华北。为了抑制共产党和八路军所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壮大，蒋介石决定在敌后置三分之一的兵力，设立鲁苏、冀察战区，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不断升级。一二九师开辟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因其战略地位重要，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成为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制造反共磨擦最早、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鹿钟麟到冀南出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反磨擦斗争由此开始。鹿钟麟到冀南之初，中共冀南地方组织和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团结对敌、坚持华北抗战的愿望出发，对鹿钟麟采取了克制、忍让、争取的态度。但鹿钟麟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不惜削弱抗日力量。他置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于不顾，四处网罗反共武装势力，不断制造磨擦，全力排挤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地盘。鹿钟麟到冀南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撤销共产党领导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将八路军开辟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划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辖一半。他的这一企图遭到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坚决反对。但为了团结抗日的大局，八路军总部同意划出三个区作为鹿钟麟的河北省政府机关驻地。鹿钟麟对此并不满足，九月下旬怂恿枣强县会道门组织，向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团驻姚屯的一个连发起突然袭击，杀害十三名八路军战

３４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士。与此同时，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和胡和道部唆使会道门组织 “白极会” 包围枣强县城，扬言要 “ 撤换县长驱走八路”。不久，赵云祥又将新河县战动总会解散。这时，邓小平正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十月五日，他致电徐向前、宋任穷并告刘伯承： “枣强独立团被胡和道、 ‘六离会’ ① 围困事应抓紧给以军事打击，对鹿钟麟只说这是汉奸活动，不必先求其同意。” ② 徐向前领导冀南军民当即采取反击措施，坚决保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保证共产党的各专署专员、县长、区长照常行使权力。冀南抗日根据地成了日军进攻华北的重点之一。日军按照其在华北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策略，陆续从华中、华南正面战场及日本国内抽调七个师团又五个独立混成旅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并准备以重兵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 “扫荡”。冀南情势紧急。邓小平得到日寇即将大举 “扫荡” 消息后，心急如焚。十月十五日，他从延安急电徐向前、宋任穷并告左权、刘伯承，对冀南反 “扫荡” 的准备工作提出四条建议：一、准备路东纵队下编两个等于旅的大支队，路西编成两个大支队。目前新部队应轮换集中训练，中心在巩固与提高战斗力。二、路东应用大力筹集一切款子，用提省款控制流通 ③ 券基金与政府存款、募集救亡公债等方法实现之，以百万元 ④ 为目标。三、加速解决冬季用品，并尽可能从路东运大批粮食到路西，或在太行山计划半年以上军粮。四、路东兵工器即运 ① 应为 “白极会”。此时 “六离会” 已被取缔。 ② 邓小平致徐向前、宋任穷并告刘伯承的电报，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５日。 ③ 提省款，指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向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提取的抗日经费。 ④ 流通券，指抗日战争初期冀南地区为了抵制伪币所发行的临时性的代用币，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冀南钞票后，停止发行和流通。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４３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左起）邓小平、谭政、陈云、林彪、罗荣桓、罗瑞卿、王稼祥、杨尚昆、滕代远、贺龙、李富春在延安合影。

３４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路西。 ① 十一月六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北方局常委，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从延安到达西安，准备返回太行前线。和他同行的有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杨尚昆等。他们在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西安稍作停留后，二十七日经河南将前往华中检查工作的刘少奇送到河南渑池。十一月底，邓小平和杨尚昆到达长治，杨尚昆和从隰县来的林枫等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会合去了晋东南，邓小平回到故县镇八路军总部。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日军抽调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三千七百余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对冀南进行第一次 “扫荡”。一二九师主力陆续放弃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化整为零，分散在广大乡村游击敌人。徐向前率指挥机关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指挥作战。杨秀峰率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机关转移到广宗一带活动。一二九师在徐向前的统一指挥和冀南人民群众支援下，十六天中作战二十八次，歼敌六百余人，收复南宫、隆平、故城、临清等县城，迫使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恩县、高唐等县城落入敌手，其形成由东、南、西三面包围冀南抗日根据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４０页。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４５地中心区的态势。到年底，日军继续向华北增兵，由十三个半师团增至二十二个师团。冀南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日军更大规模的 “扫荡”。十二月中旬，几个月来一直坐镇冀南指挥反 “扫荡” 作战的徐向前生了一场大病，身体虚弱不堪。远在太行的刘伯承闻讯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率一二九师直属队、三八六旅补充团和先遣支队三大队到达冀南威县张庄，直接指挥冀南和鲁西北的作战。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十二月下旬，刘伯承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商议并报请八路军总部同意，对冀南地区的部队和负责人作出调整：将冀南军区和东进纵队分开，以加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任命宋任穷为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宏坤为副司令员。东进纵队仍由陈再道任司令员。原师参谋长兼晋冀豫军区（对外称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司令员倪志亮专任晋冀豫军区（对外称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司令员，王树声为副司令员。原参谋处长李达任师参谋长。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夜，邓小平带领一同从延安回来的几个干部，从故县镇八路军总部出发，在官庄、内丘之间通过平汉路，于次日抵大寒砦与刘伯承会合。一月三日，邓小平回到在威县张庄的一二九师师部。当时，师部正在召开军政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十一日，他在闭幕会上作结论报告。会议根据冀南的形势，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之后，邓小平利用各种会议，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结合冀南的具体实际，就冀南抗日斗争的形势、统一战线问题以及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问题等，作了一系列深刻的阐述和明确的指示。

３４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一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冀南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的冀南行政座谈会上讲话，呼吁加强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和军政民之间的团结，坚持冀南艰苦抗战的局面。他说： “冀南一年多的实际斗争证明：首先，政军民三位一体的团结是支持冀南抗战的有力保障。” “其次，是各阶级、各党派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应该是包括着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和军政民之间的团结。我们共产党坚持主张这样的团结，而且忠实于这样的团结。共产党不仅主张抗战中要团结，要合作，而且主张抗战后还要团结合作。” “希望冀南各方面都能求得更进步的合作，因为合作、团结才是支持冀南艰苦斗争局面的保障。” ① 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中共冀南区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的报告。面对日本军队将战略进攻的重点放在华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华北制造反共磨擦的严峻局面，为了鼓舞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邓小平在报告中对华北尤其是冀南抗战的有利条件作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敌人重视华北，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日、伪、特等各方面来着手进攻华北，必须估计到这些严重的困难。但我们有支持华北抗战的优良条件：华北是全国抗战的一部分，有全国各战场的配合；有相当大的兵力，有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有相当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广大的回旋地区，民众斗争经验逐渐丰富；有比较强大的共产党与八路军，有充分的军事经验，并有创造根据地度过难关的经验；我党和八路军以及友党友军的力量逐渐加强。 ① 邓小平在冀南行政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１日。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４７他提出了冀南工作的方针：一、巩固与友军友党及各阶层的团结，减少磨擦。二、坚持并增强平原作战胜利的信心，加强各党派各军队的力量，培养游击队，改造地形，培养地方军事干部。三、加强群众工作。四、瓦解日伪军、汉奸伪政权。五、研究敌军进攻南宫与今日复犯的战法规律。他进而对冀南发展武装的工作、群众工作、政府工作、党的工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要把扩大八路军、组织游击队当作重要的任务，要加强党内军事教育，加强对于游击队的领导，逐渐提高其战斗力，使之逐渐正规化；群众工作必须有原则，须与友党友军在共同纲领下进行工作，用民主的方式取得民众的拥护；逐渐实现冀南政权的民主化，改造下级政权，使政府成为各阶层团结的核心；要巩固地发展党，加强党的纪律，发扬艰苦的工作作风，耐心地工作；要保持统一战线的形式与内容，要善于用合法斗争，切实做好工作。 ① 这期间，邓小平在冀南接待了从鲁西北临清县来的青年黑伯理。黑伯理二十一岁，一九三八年底日军侵占了他的家乡，他和当地的一些青年找到地委书记张承先、县委书记柴杰臣等，谈了他们组织开展游击活动的想法。张承先和柴杰臣等当即派黑伯理和当地党组织的一名干部迅速赶往河北省威县一带与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系，请一二九师给予指导和支持。几十年后，黑伯理回忆说：当年他们 “寻找到河北南部威县老虎张庄时，终于见到了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等同志”。邓小平热情而严肃地对他们说： “你们在敌后大平原上活动，首先应该树立在平原上活动和作战同样可以取得胜利的信心。现在有的 ① 邓小平在中共冀南区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提纲，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７日。

３４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人说平原游击战是不可能的，更是难以持久，理由是华北大平原无天险可守，像冀南，冀中，冀鲁豫…… 都没 ‘井冈山’，有个太行山还远在这些地区的西边；而日本的武器精良，有汽车、坦克、飞机和大炮，我们武器落后，只有一些步枪和手榴弹，因此认为坚持平原游击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一贯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我们的最大靠山和力量的源泉。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就会形成 ‘一座高山和一片大海’，这些高山大海就可以把日寇围困起来，把他们置于死地。你们完全可以从现有的四五十人枪发展扩大，最后总会汇集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现在日寇占领了武汉，我们则回师敌后，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构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你们可以到津浦沿线，如高唐、夏津、齐河，向靠近济南的一些地方挺进，破坏敌人的交通，袭扰敌人，以支援前方抗击敌人。国民党不敢去的地方，我们共产党人硬是敢去！当然，这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决心。” ① 一九三九年的新年刚过，日本军队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完成部署的对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第二次 “扫荡” 开始了。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全力投入到领导冀南军民反 “扫荡” 的战斗中。一月七日，日军集结第十师团主力及第一一○、十四、二十七、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五个师团的主力三万余人，采取分路出动、东西夹击、稳步推进的战术，分十一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扑向冀南根据地，企图在冀县、南宫、威县地 ① 黑伯理《难忘的一次会面》，《人民日报》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８日。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４９带消灭或驱逐八路军，控制冀南广大平原地区。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在南宫商量研究反 “扫荡” 的对策。他们总结和分析部队进入冀南平原后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认为平原作战便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对劣势装备的八路军隐蔽进行大规模的集结和运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更不容易造成歼敌一路、击溃其他的态势。根据平原作战的特点，他们提出反 “扫荡” 的对策： “先溃后收拾”，即让出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时间消耗敌人，再转入反攻，收拾局面。 ① 一月十一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召集冀南区党委、军区和行署负责人开会，研究敌情和作战的初步部署。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加强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参战。要向广大群众和友军说明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冀南抗战的立场及作战的方式，以免引起群众对我军的误解和给友军制造磨擦的借口。 ② 会议根据敌情和平原的地形特点，决定组织若干集团，分区游击，独立作战，互相策应，保存有生力量，避实击虚，寻机集中力量歼敌。一月十六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一二九师役字第三号命令，决定将在冀南和鲁西的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青年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等，组成作战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域活动，寻机歼敌。并派出小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疲惫、消耗敌人，限制敌人于少数点线之内，以控制广大乡村。一月中下旬，西线石家庄、邢台、邯郸等据点的日军先后 ①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第４６９—４７０页。 ② 邓小平在冀南区党委、军区和行署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１日。

３５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出动，逐渐向冀南中心区进犯，一路占领城镇要点，留置守备部队，修筑公路，边进边大肆烧杀，并建立伪政权。冀南各作战集团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的指挥下，按照原定战术集结主力保持机动，分遣小部队与日军接触，寻机予以阻击、伏击，迟滞消耗进犯之敌。同时，不失时机地打击日军，使日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一定代价。各作战集团相继袭击了宁晋、广平、肥乡、高唐、巨鹿等地日军，取得了一些战果。当日军主力进入冀南中心区后，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当即令冀南各集团主力转至敌人侧后，打击敌人的补给线和守备部队。一月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电令在威县一带活动的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回师部商量作战问题。陈赓提出：日军在平原作战气焰嚣张，仗着有汽车和机枪、小炮，一发现八路军的部队就追，特别是在其受袭后对八路军更是穷追不舍，可以利用它这个特点搞个伏击。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赞成陈赓的提议。经过研究，决定把伏击地点定在威县以南的香城固。二月初，东线泊头、德州、聊城等据点的日军开始出动，在航空兵的掩护下，分路向冀南中心区推进，与西线日军形成对冀南根据地的夹击之势。二月九日，日军主力占据了冀南中心区的各个县城。二月四日，三八六旅作战集团奉命集结于香城固。陈赓和政治委员王新亭指挥旅主力及六八八团在香城固附近的多沙地区设伏，派小部队向威县日军发起夜袭，诱其出动。日军果然中计。十日中午十二时许，威县城内的日军第十师团第四十联队补充大队，出动汽车八辆，载一个加强步兵中队约二百余人，由一名大队长率领，向威县以南 “扫荡”。当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５１日军行至南草场附近时，埋伏在这里的三八六旅骑兵连突然出击，当场将日军大队长等打死，随后且战且走，诱敌进入三八六旅主力预伏的香城固地区，并切断其后路。至黄昏，三八六旅作战集团主力部队从三面阵地实施火力包围，经过八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日军二百余人。第二天，日军以两架飞机掩护，动用七十余辆汽车，载敌二千余人向香城固地区猛扑。此时，陈赓已率部转到邱县。日军向邱县追击时，陈赓又率部突然转移到馆陶以北地区，使敌人再次扑空。十三日，三八六旅主力渡过卫河转移至冠县地区集结、休整。香城固战斗，首创平原伏击歼敌的典型战例，刘伯承称赞这是一次 “模范的诱伏战” 。这一战斗打击了日军全面 “扫 ① 荡” 的计划，对于鼓舞冀南军民士气，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香城固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收到朱德、彭德怀发来的贺电： “香城固镇大捷，挫敌凶焰，嘉慰良深，特电嘉奖。惟冀南环境已转入艰难严重阶段，望能努力坚持，克服困难，争取大小胜利，以挽冀南危局。” ② 蒋介石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分别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嘉奖八路军三八六旅。香城固战斗后，日军放弃寻歼冀南地区八路军主力的计划，改为分兵占领城镇，增设据点，加修工事，修筑公路，然后依托这些点线，使用快速部队分区进行反复的 “扫荡”，企图摧毁冀南军民的抗日意志，驱逐八路军。面对日军一次次的 “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更加艰苦。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紧紧依靠冀南地方党组织 ①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２１９页。 ② 朱德、彭德怀致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的贺电，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１日。

３５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和指挥军民机智勇敢地进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二月十七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联名发出《关于坚持平原抗战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军事上 “避实击虚，灵活机动”， “主要是打敌交通部队，不断袭扰敌人”， “暂避敌锋，必要时主力以团为单位游击。” 并提出，要 “发展普遍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不断接触敌人，以掩护配合基干队辗转机动。” ① 按照这一指示，冀南各作战集团适时化整为零，深入农村活动，断敌交通，打击敌人的出扰部队。在冀南军民反 “ 扫荡” 期间，蒋介石乘机向冀南增兵。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四日，他任命鹿钟麟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并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将原驻鲁南的第十军团石友三部调至冀南及冀鲁边区，划归鹿钟麟指挥。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委任石友三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二十九日，蒋介石正式颁布冀察战区战斗序列，下辖：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部，第十军团军团长石友三部，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豫东游击司令孙殿英部及河北保北保安团及冀察各游击队。其中，驻豫北的朱怀冰部，是国民党军中力量较强的部队，蒋介石将其列入冀察战区，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进一步抑制、排斥敌后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鹿钟麟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有了武装依靠，加紧策动破坏抗日政权，攻击八路军、游击队。这时，原来依靠根据地军民掩护，得以幸存于晋东南、豫北、冀西、直南、鲁西北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地方政权，也在鹿钟麟的统一部署下，向 ① 《一二九师暨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１卷（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１９６２年１月编印，第２４５页。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５３抗日政权和八路军进行武装挑衅。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处在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之中，不得不两面作战。一九三九年一月，邓小平从延安回到冀南后，和刘伯承、徐向前一面布置反 “扫荡” 作战，一面研究应对鹿钟麟、张荫梧、石友三等反共顽固分子制造的磨擦和挑衅。他们对这些主要的顽固分子的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鹿钟麟气焰正盛，很难争取；张荫梧手中握有军队，是河北反共顽固势力中最积极、最坚决的；只有石友三还有争取的可能。按照八路军总部提出的 “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立场” 的原则，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等制定了 “争取石友三，孤立鹿钟麟” 的工作方针，决定由刘伯承、宋任穷重点做鹿钟麟的工作，邓 ① 小平、刘志坚重点做石友三的工作。邓小平首先派杨秀峰、刘志坚等多次到石友三的驻地同他商谈，接着又亲自去同他见面商谈，表明团结抗战的诚意，讨论合作事宜。石友三的军团部驻扎在南宫县西桥村村西。一月十六日、二十五日，邓小平两次到西桥村，同石友三商谈冀南抗战问题，争取石友三走团结抗战的道路。邓小平在谈话中表明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希望石友三不搞磨擦，不做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情。为了打消石友三的顾虑，他在十六日同石友三会谈后，立即发表声明，表明共产党、八路军 “对友军工作方针是使之成为统一战线队伍，不是变成八路军”。 ② 在二十五日的会谈中，邓小平还向石友三表示同意帮助他解决部分 ① 刘志坚，当时任一二九师教育部部长。 ② 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的电报，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７日。

３５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给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石友三声明，保证该部在鹿钟麟同八路军磨擦时保持中立， “不致与八路冲突”。 ① 这样，在一段时间内，石友三部表现出一定的中立态度，从而为冀南军民反 “扫荡” 及反磨擦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在刘伯承、邓小平分头做国民党顽固派工作的同时，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声言要 “坚持抗战到底”，但着重议的却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问题，制定了 “溶共”、 “防共”、 “限共” 的反共政策。此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由此，全国各地尤其在河北，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事件越来越多，局势愈加恶化。二月一日，鹿钟麟和石友三致函一二九师，转达蒋介石电令，要求一二九师依照下列办法进行 “调整”：一、所在地方行政权应一律交还各当地政府，以统一政权；二、在冀察鲁豫之各部队及游击队应分别受所在战区司令长官或总司令指挥，绝对服从命令，统一指挥系统，集中抗战力量。鹿钟麟还在已经有了民选县长的冀南数县，重新任命县长，从而使冀南绝大多数县出现了 “双县长”、 “双政府” 的混乱局面。二月五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就日益加剧的磨擦问题进行研究后，提出基本对策。这就是：一方面 “绝不可放弃现得阵地”，坚持 “继续发展已得阵地，不可逆来顺受”；同时利用顽固分子之间 “争地盘” 的矛盾， “从各方努力” 争取和坚持同一些实力派的合作。 ② ① 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的电报，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７日。 ② 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致萧华并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的电报，１９３９年２月５日。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５５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置共产党、八路军的忍让、劝告和合作态度于不顾，在冀南各地肆无忌惮地制造袭击八路军的事件。二月上旬，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在束鹿附近同日军作战时，其第一营第九连因失去联络，遭到鹿钟麟部下的袭击。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桥及排长一人、班长四人、战士十五人、带路的老百姓二人被杀，长短枪全数被缴。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在一、二月份内活埋八路军通信员、地方工作人员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人员，盗挖八路军埋藏的经费、机器多处。三月份，该部又活埋八路军第五支队干部、侦察员数名。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指出： “敌人正在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冀中、冀南、冀察晋、晋东南等区，而我抗战阵线中，又因鹿钟麟、沈鸿烈之极端错误行动，引起严重的磨擦与纠纷，使华北抗 ① 战遇到莫大困难与危险”。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八路军 “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②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继二月四日委任石友三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之后，又委任国民党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司令，并命令石友三 “在万难中拿住冀局，以对付八路军”。原还持一定中立态度的石友三，得到蒋的委任后认为在冀南已站住了脚，便自食其言，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同时，蒋 ① 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随着蒋介石反共不抵抗政策的加紧推行，沈鸿烈由原来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联合抗日转向反共，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３月，他指使国民党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在博山县太和镇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通过封锁线的干部和护送部队，杀害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干部和战士４０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 “太和惨案”。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版，第２２、２３页。

３５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介石还拨款十二万元给鹿钟麟，让他在河北发展国民党组织。得到蒋介石的加委和拨款，这些磨擦 “专家们” 在冀南、冀西纠集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扩展地盘，拼凑与人民对立的 “第二政府”，欺压人民，屠杀八路军和共产党地方干部及家属，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这种破坏抗战的倒行逆施，邓小平利用多种场合和形式予以揭露和批评，并告诫根据地军民保持清醒头脑，坚持统一战线的正确原则，既争取、团结又开展斗争。他还特别强调要发展共产党、八路军自己的阵地，指出： “如果没有我们的阵地，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是处处做不通的。” ① 从一月到三月，在反 “扫荡” 和反磨擦两条战线的紧张斗争中，邓小平在南宫同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度过了一段极其艰苦的日子。他和刘伯承、徐向前领导和指挥冀南军民在同时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情况下，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战斗一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三千余人，粉碎日军对冀南根据地的十一路大 “扫荡” 及其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在反 “扫荡” 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邓小平作报告、写文章，及时总结开展平原游击战和反 “扫荡” 的经验，指导冀南军民在艰苦的环境中运用游击战争的正确战略战术，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三月十日，邓小平在冀南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召开的干部会上作《我们在新的环境下的工作》的报告，阐述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回答了在日军加紧 “扫荡” 的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５５—５６页。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５７环境下党如何领导游击战争的问题。他说： “在全国方面来说，敌人整个计划是企图进攻西北和西南，而华北是全国战争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敌人进攻西北的据点，所以必然要在进攻西北之前，对华北来一次 ‘扫荡’。” “敌人 ‘扫荡’ 华北，一定进攻冀南。敌人企图完全摧毁冀南和冀中的抗日根据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战术原则是运动游击战，特别是用普遍的游击战争来坚持冀南抗战，不断扰乱、疲惫和袭击敌人，打敌交通部队、运输队，包围县城，伏击它的增援部队，断绝敌人交通。拔下一个 ‘钉子’，地方就宽广一些，再继续拔。我们要不断地消灭和消耗敌人，但不为敌人所算，避免敌人消灭我们的企图。” ① 冀南抗日根据地还是一块年轻的根据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二九师刚进入冀南时，指战员们对于如何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还心中无数。一年多过去了，八路军不仅在冀南站住了脚，而且不断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写成《艰苦奋斗中的冀南》一文，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全文刊登。文章全面回顾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创建一年多来艰苦斗争的历程，总结了冀南军民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开展普遍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文中说： “在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根据游击运动战的原则，作战的方式主要是：集结相当的兵力，主动地寻求运动战的机会，求得消灭敌之一路，击破敌之他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４９、５０页。

３５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加强敌侧背之活动，以侦察钳制与消耗敌人之进攻部队。因为我们采取了这样的作战方式，所以才能制止敌于隆河以西至半月之久，迫使敌人不得不花去很高的代价和一个月的时间才将南宫占去。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大量地消耗敌人而未为敌人所算，敌人始终没有实现其消灭我军主力之企图。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于敌人军事占优势的条件下，寻求机会打击敌人，而取得香城固、安儿寨、大杨庄及南宫、巨鹿间的屡次胜利。” 文章强调，发展普遍的游击战争，是支持平原抗战的重要因素。文中说： “还在敌人进攻之前，我们即已不止一次地指出，发展普遍的游击战争，是支持平原抗战的重要因素。八路军、冀南军区和军分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及各专员公署、县政府，在培养游击队与自卫队的力量上，曾经尽了相当的努力。所以在敌人进攻中，在广大无边的原野，散布了无数的大小游击队，所有的县长和一部分区长都兼任了游击队长。这些游击队成了正规军的耳目和有力助手，成了民众保卫身家与国土直接的武装，成了政府领导民众、训练民众坚持抗战的核心，成了维护政府与摧毁伪政权的坚强力量。” ① 邓小平在文章中总结、提炼的在冀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使冀南军民对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有了更明确的战略战术指导，而且对其他抗日根据地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６２、６４页。

第十章东进冀南３５９借鉴和启发。三月间，日军进攻的重点逐渐从平原转向山地，以六千多兵力开始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和顺、辽县、翼城、浮山、安泽等地进行 “扫荡”。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对一二九师今后的工作做了全面的研究和部署，确定一二九师对敌斗争的重点从冀南平原转向太行山区，决定刘伯承、邓小平返回太行山，徐向前留在冀南继续指挥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３６０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及冀豫支队、先遣纵队第二团、青年纵队第三团等部队返回太行山。师部设在距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潞城县北村不远的黎城县乔家庄。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方面领导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的频繁 “扫荡”，另一方面继续以很大一部分精力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反磨擦斗争从一九三八年起没有断过，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就很激烈，我们在太行、太岳和冀南地区面对着的国民党磨擦专家张荫梧、侯如墉、石友三、鹿钟麟、朱怀冰、庞炳勋等等，同阎锡山的磨擦也很多，南面还有中条山和豫北的大量国民党军队。这批磨擦专家每天都直接损害着我们。” ① 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不断升级，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出现新的危机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 ①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６１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后排右五）在延安和八路军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前左二为邓小平。

３６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议，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全面的总结和研究。北方局安排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四月十四日他动身去延安。四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抵达延安。当天晚上，在延安北门外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所在地，邓小平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邀请邓小平和同时抵达延安的邓发、萧三一起，到他的 ① 住处杨家岭吃晚饭。邓小平和邓发在中央苏区就认识，关系很好，他们被安排住在同一孔窑洞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在四月召开，由于周恩来去皖、浙一带工作，拟推迟到七月初开。在延安等待开会的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接触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来自各个根据地的负责人，参加了一些会议和活动，从各个渠道对全国抗战的形势，对华北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他感到：抗战两年来，特别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敌后方与日军所进行的殊死的斗争， “因为交通的阻隔及某些特殊的障碍”，人们 “至今尚未充分了解其真相”。作为一直战斗在敌后抗日前线的指挥员，他有责任 “使国人较多地明了敌后方的各种问题”。 ② 为此，他用半个多月的时间，于五月十五日写成《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文章分析在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我拉锯争夺的游击区并存交织变化的状况，指出了敌后抗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文中说： ① 邓发，当时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此时刚从新疆到延安。萧三，作家，此时刚从苏联经新疆到延安。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８０页。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６３ “由于敌人必须求得敌后方的面的占领，否则其进攻将遭到莫大之困难；由于我们必须坚持敌后方的斗争，否则我之抗战将遭到极大困难，这样，形成了敌后方的极端残酷与困难的斗争局面。更由于我国抗战是长期的持久战，在停止敌之进攻后，还须经过较长期的相持阶段才能达到反攻的阶段，这更形成了敌后方的抗日斗争带着长期的艰苦性与残酷性。困难是多得很的，今天我们虽已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尚未达到最困难的时候。在必将到来的犬牙交错、进进出出的长期的残酷斗争中，抗日根据地有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缩小，作战上有时可能受到很大的限制，人力、物力、财力有时可能受到很大的摧残等等，这尤需我们具有最大的毅力与顽强性，不断地克服新的困难，以达胜利之途。” 文中强调，在不同的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 “足够地认识敌后方斗争的复杂性。必须看到，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狡诈百出的日本帝国主义，它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与巧妙的斗争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灵活的斗争策略。特别要依靠于团结、进步，依靠于民众，这是战胜敌人的基础。一成不变，顽固守旧，自起磨擦，逼翻民众，就是无异于帮助敌人，自取败亡。” 文章指出了反磨擦斗争的严重性：国民党顽固派 “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专门与八路军磨擦，与人民磨擦，与进步力量磨擦，加紧破坏团结和统一” 的倒行逆施行为， “已经给了敌后抗战以很大的损害”。正因为如此， “敌后方的问题，已到不能不严重提出的时候了。因为这不仅是敌后方的局部问

３６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题，而且是关系于抗战前途与民族兴亡的问题了”。文章指出： “巩固团结统一，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在全国如是，在敌后方尤其如是。” 并全面论述了在敌后如何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内部团结、统一的问题： “第一，必须各方面具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纲领。即是说在敌后方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都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一切努力都是为着如何去战胜日本强盗，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第二，必须各方面具有互助互让的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求得相互间的亲密合作。所谓互助，就不是互相磨擦，造谣中伤，乘人之危，对消力量，而应减少不必要的磨擦，一致对敌。见人有危，加以援救；见人有难，加以帮助；见人有过，加以劝导；见人有功，加以奖励。所谓互让，就不是片面的投降，而是应以某一问题是否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国家，作为是否可以让步及确定让步程度之标准。” “第三，必须各方面以民意为依归。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力。” “没有广大民众对于政府、军队的拥护，没有军政民的一致，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团结。” “第四，不仅要有各党派、各军队之间的团结，而且要加强各阶级之间的团结。” “第五，必须严防敌人的造谣欺骗与挑拨离间。敌人是一个以诡计多端、狡猾百出知名的帝国主义，深知我国团结之可怕，而且敌后方又是一个最接近敌人、敌人的影响最易侵入的地方。过去曾经有过一些意志不甚坚定的人，为敌人、汉奸、托派、敌探所鼓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６５动，所诱惑，大造磨擦，破坏团结，甚至不惜为敌人当留声机，跟着敌人叫嚣 ‘防共’， ‘防止赤化’ 等等无稽的谰言，并进行反对八路军、反对民众的行为，这是值得惋惜与警惕的。” 文章强调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政权建设的中心环节是真正具备民众基础。文中说：敌后方的政权问题，是一个敌我的严重的斗争。这个斗争关系于能否坚持敌后抗战，关系于能否削弱敌力与增强自己，关系于民心之维系、抗战之胜利与民族之复兴。与敌人进行政权斗争的中心一环，在于谁能获得民众的拥护，谁能真正具备民众的基础。离开民众，坚持敌后抗战是不可能的。 ① 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七十二期发表邓小平的这篇文章。由于文章中所谈到的都是 “大家所关心的事”，并且用来自实践的生动事实和经验，回答了坚持敌后抗战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七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召开，断断续续，一直到八月二十五日结束。会议主要是总结两年抗战的经验，分析时局的特点，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工作路线以及召开党的七大等问题。周恩来、博古、张鼎丞等先后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南方党的工作、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原则立场。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８１—８２、８４—８６、８８—８９、９１页。

３６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点，既有同一性又有区别性，在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磨擦的问题上，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在国民党退步、妨碍统一战线开展时的危险，是怕反磨擦破坏统一战线，不知道反磨擦的必要，忘记了区别性；在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 ① 会议期间，适逢全国抗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七月七日，延安各界举行全国抗战两周年并公祭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大会，邓小平代表八路军前方将士发表激情洋溢的讲演。七月十六日，邓小平以这篇讲演稿为基础写成《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一文，在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的理论刊物《群众》周刊（重庆版）第三卷第八、九期合刊上发表。文章以生动的事实，向国统区的人民介绍了抗战两年来，八路军肩负民族使命，驰骋于华北战场，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绩和 “赤诚为国” 的精神。文章说：事实证明了，八路军 “没有辱没自己的使命。谁都知道八路军的武器是最坏的，生活是最穷困的，但它却能与装备最现代的日寇进行顽强的斗争，并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钳制了敌人的九个师团，即占全国寇兵的四分之一的兵力，给予日寇以严重的打击与消耗。它配合了华北友军，协助了当地政府，动员与组织了广大的华北人民，从日寇、汉奸手上夺回广大的国土，创立了许多块的抗日根据地。它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土，没有一天不在与敌人战斗。它不断地打破敌人对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坚持着广大平原的游击战争；它始终至诚地执行着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４日。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６７三民主义和统一团结的方针，实行了一些进步的设施，启发了民众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依靠着这些，给了华北抗战以新的生命。因此，活跃的华北战线，给了全国各个战线以很大的助力，特别是在保卫西北的任务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此抗战两周年纪念之际，八路军和华北人民献给全国同胞的，不但是它的光荣战绩，更主要的，还是它的一颗赤诚为国的心。华北的斗争日愈严重着，它将一如过去两年，准备在任何困难环境中，为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奋斗。” ① 这时，晋冀豫区的形势不断恶化。七月，日军向晋东南地区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后，打通了祁县白圭到晋城的纵贯晋东南的白晋公路，并开始修筑白晋铁路，在沿途驻重兵，把晋东南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同时，日军还占领了邯郸到长治的邯长公路，太行区被分割为太北、太南两部分。这样，晋冀豫区实际被日军分割为四部分：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的太北区；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南的太南区；白晋路以西、中条山以北的太岳区；中条山及以南的晋豫区。中共中央北方局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加强对被分割地区党、政、军的领导，经请示中央同意，于八月初决定将邓小平任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分为太北军政委员会、太南军政委员会、晋东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任太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日军分割封锁根据地的同时，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同国民党顽固分子张荫梧的斗争也白热化了。八月十二日，正当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３６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一二九师在同对晋东南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张荫梧又一次在冀西制造磨擦。他派兵包围一二九师驻在赞皇中马峪村的赞皇工作团，捕杀一二九师工作人员十余人，并将该工作团的公私财物及文件抢劫一空。他还大肆散布所谓 “曲线救国论”，暗中与日军及皇协军进行勾结，与其秘密订立进攻八路军的协定，并扬言要先打完共产党、八路军然后打日本。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致电刘伯承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张荫梧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十六日，刘伯承命令一二九师独立一团、青年纵队三团和冀南游击支队，由刘志坚、汪乃贵指挥，陈锡联、谢富治率领七七二团、七六九团配合，向张荫梧部发起反击。到二十四日，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七日全歼其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在河北第一个回合的反磨擦斗争中，一二九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同时也积累了反磨擦斗争的经验。这次回延安开会，邓小平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和卓琳结婚了。这段姻缘是由邓发和其他一些朋友、战友热心促成的。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一天，邓小平和邓发在延安的机关合作社参加抗大总校秘书长欧阳毅和抗大政治部宣传科秘书陈珉的婚礼。邓发、欧阳毅都是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时的老朋友。老朋友相见，又是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时刻，邓小平的个人问题自然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时，邓小平过单身生活已经六年了。六年来，他戎马倥偬，根本无暇考虑自己的婚事。大家都觉得他该成个家了。邓发担当起帮助邓小平找一个妻子的任务，带着邓小平在延安保安处认识了卓琳。卓琳，原名浦琼英。一九一六年四月生于云南省宣威县的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６９一个工商业家庭。父亲浦在廷经营生产宣威火腿，是当时云南著名的 “火腿大王”，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军。一九二六年，浦在廷因为生意上的缘故，将全家从宣威搬到了昆明。在昆明，浦琼英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后考入省立昆华女子中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一九三一年九月，北平举办一个全国运动会，十五岁的浦琼英被选为云南省代表队少年组六十米短跑的代表到北平参加运动会。她随云南代表队到达香港准备赴北平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运动会停办，代表队只好折返。一直想走出家门、走出云南的浦琼英决定只身前往北平求学。在征得家人同意后，她从香港经上海辗转到达北平，进入一个补习班学习。次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读书期间，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五年，她参加了北平 “一二九” 学生运动。一九三六年，浦琼英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在北京大学，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成为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外围组织的成员。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她和当时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选择投奔延安，投奔八路军。在当时已在延安工作的二姐浦代英的帮助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她和三姐浦石英一起到了延安，并一起考入陕北公学。三四个月后毕业，她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图书馆工作。一九三八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公学图书馆工作几个月后，组织上选送她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特别训练班学习，准备让她学成后到敌后从事抗日工作。从这时起，她改名为卓琳。和邓小平认识时，卓琳二十三岁。五十多年后，她回忆说： “一九三九年夏天，邓小平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和他同

３７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住一个窑洞的好友邓发是个热心肠，他看邓小平还没有妻子，就热心地帮忙张罗。一有空闲，他就带邓小平到延安保安处去玩，因为在保安处工作的都是些年轻的女学生，我当时就在保安处工作。” ① 两人第一次见面，邓小平同卓琳谈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前两次婚姻的情况。第二次见面时，他诚恳地对卓琳说： “我有意要和你结婚。在前方战斗很辛苦。我年纪是大了些，又不大会说话。年纪大，这是我的缺点，但我希望能从别的方面弥补。” 几句真诚实在的话，打动了卓琳。通过这两次谈话，卓琳 “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 “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是那么真诚，我就同意了。” ② 八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餐会。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能来的都来了。在这个聚餐会上，有两对新人举行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另一对是孔原和许明。那天，新娘卓琳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做的卡其布制服。大家一起喝了酒，吃了饭。简单的红烧肉熬白菜，大家吃得是那么香，那么有味道。婚礼后，邓小平和卓琳住在杨家岭战友们特意为他们腾出来的窑洞里。从这里开始，邓小平和卓琳相知相伴，患难与共，携手走过了五十八个春秋。不久，邓小平就要带着卓琳一同上前线了。临行前，他们一同去向卓琳的姐姐浦代英告别。浦代英后来回忆说： “那天 ① 访问卓琳的谈话记录，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② 访问卓琳的谈话记录，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７１（右起）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在延安举行婚礼时的合影。

３７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的情绪特别好，一改平时不太爱说话的习惯，和我们说了很多太行山前线的事情。我想，他的心是已经飞到那里去了。” ①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邓小平带着卓琳回到太行前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在这里，卓琳见到了彭德怀，还见到了来这里开会的刘伯承。彭德怀和刘伯承用太行山最丰盛的饭菜为这对新人洗尘，欢迎从延安 “娘家” 嫁到太行山 “婆家” 的卓琳。这一天，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后来对中国抗战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德国侵犯波兰，随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九月七日，《新华日报》发表《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的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指出： “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能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并没有如共产党所希望的那样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而是在日寇诱降、英美劝降下，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些顽固分子则乘势继续扩大磨擦，反共气焰更加嚣张。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九月十六 ① 浦代英《无悔的岁月———我们姐妹的人生道路》，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版，第２０３页。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７３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他说： “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① 九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回到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辽县桐峪镇。十月十三日至十八日，邓小平在师部主持召开一二九师营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并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反对妥协，反对投降。二十一日，邓小平从师部动身前往平汉路东，到各地各部队检查整军工作，指导和组织向部队指战员进行抗日反顽斗争形势和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将 “ 政治限共” 为主改为 “ 军事限共” 为主，图谋以军事进攻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顽固派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在晋冀豫地区，他们调整兵力，部署互相配合的三路反共大军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进攻：一路是其在太行山南部和中条山区的军队，从南面、西面包抄太行山南部与晋南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一路是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部进到太行山北部，配合鹿钟麟等，企图控制冀西地区，割断太行和冀南的联系，尔后进取冀南；一路是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石友三指挥的两个军和冀察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等部，从东面向冀南、冀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版，第５９０页。

３７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鲁豫攻击。面对国民党对敌妥协投降、对共产党实行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的政策公开化，必须引导根据地军民在坚持抗战的同时，进行坚决的反妥协投降的斗争。十一月三日，邓小平到达冀西赞皇，在黄北坪主持召开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作报告。他指出，如不努力反对妥协投降，则抗战 “前途危险”。他阐述反对妥协投降与坚持抗战两者统一的关系说： “投降妥协必首先牺牲华北，故反妥协投降即是坚持华北抗战之一面，必须把 ‘反投降’、 ‘坚持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两种口号联系起来。” 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冀西面临的严峻形势，并提出冀西当前的工作方针和要求。他指出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 “从各方面与友党友军比进步”； “一切为着战争，发挥民力，巩固根据地”。他仍然强调要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提出要 “争取落后知识分子”； “采取各种方法争取士绅”； “公开批评友军，帮助友军”，使其下层知道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以争取其下层和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 ① 十一月中旬，邓小平穿越平汉路到达鲁西北地区视察，听取各方面的工作汇报，主持地方和部队干部会议，对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提出意见。这时，与河北一样，山西国民党顽固分子制造的投降妥协和反共气氛也越来越浓。全国抗战初期，特别是太原失守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为了稳定山西局势，曾积极支持山西新军和牺盟会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随着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影响的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有了很大的发 ① 邓小平在太北军政委员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稿，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３日。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７５展。新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相对独立的抗日武装力量，队伍遍布山西的东西南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是阎锡山始料不及的，也是他不能容忍的。他逐步暴露出反共、反人民的本来面目，山西形势开始逆转。一九三九年三月，他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所谓 “秋林会议” 上，散布抗战的前途是 “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并提出改变新军番号，归还建制，取消决死队，公然走向反共和投降妥协。 ① 十一月，他开始加紧调派军队，准备向山西新军、牺盟会和抗日民主政府发动进攻。十二月一日，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出所谓 “冬季攻势” 的电令，命令驻守在晋西的新军决死第二纵队于十二月五日向同蒲路的霍县至灵石段大举破击，而以他的晋绥军第十九军、第六十一军等部作为预备队紧靠决死第二纵队行动。这时，日军已集结在灵石县韩信岭一带。决死第二纵队如果按照阎锡山的命令行动，势必陷入日军和阎锡山军队的夹击之中。决死第二纵队识破阎锡山的这一阴谋，拒绝执行这一命令。三日，阎锡山诬称决死第二纵队 “叛变”，下令 “讨伐”，并提出 “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磨擦晋东南，收复晋东北” 的行动口号。他调集晋绥军四个军又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围攻决死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惨杀隰县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月事变，亦即晋西事变。这一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标志之一。晋西事变发生后，十二月八日至二十七日，驻扎在晋东南 ① 罗贵波《 “十二月事变” 与山西新军》，《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５月２２日。

３７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的阎锡山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第三行署主任孙楚的独立第八旅等部，联合国民党第四军、第十四军、第二十七军、第四十七军、第九十三军等部，乘机向活动在晋东南的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发动进攻，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五百余人，抓捕一千余人，还策动决死第三纵队内的反动军官胁迫三个多团暴乱反共。随后，阎锡山又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在晋西北向决死第四纵队和暂编第一师进攻。晋西事变发生时，邓小平正在冀南各地各部队视察工作。十二月五日，他视察三八五旅、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并主持召开直南地委、豫北地委、冀南地委和鲁西北、馆陶等地干部联席会议，对抗敌、反顽的工作作了布置。之后，他立即赶回山西，十日回到桐峪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很快对如何应对晋西事变作出明确的指示。十二月六日、九日，毛泽东、王稼祥两次致电八路军总部、一二○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等，阐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指示八路军对山西旧军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继续争取阎锡山抗日；要求对阎军严加警戒，掩护与支援新军实行自卫，审慎而坚定地同阎锡山的反共行动进行必要的斗争。电报提出 “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 “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① 刘伯承、邓小平分析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晋东南后一二九师面临的形势，清楚地看出，蒋介石、阎锡山的企图是共同向北推进，建立反共联盟，夺取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把一二九师驱 ①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陈士榘、林枫、彭绍辉、罗贵波、赵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的电报，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６日、９日。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７７逐到正太、沧石路以北。同时，以多年同蒋介石、阎锡山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又看出，蒋介石、阎锡山之间的这种联盟是貌合神离，阎锡山想利用蒋介石的力量恢复他在晋东南的统治，蒋介石则想乘机把阎锡山的势力排挤出去，以他的中央军取而代之。基于以上分析，他们确定了集中打击孙楚等部、暂时中立太南蒋介石的中央军，巩固太岳、逐步恢复太南的工作思路。十二月六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接到中央军委电报的当天，即签发命令，根据上述思路对部队部署作出调整，准备应对顽军和日军的进攻。八日，他们乘日军调动之机，指挥发起邯（郸）长（治）战役，以打断日军分割太南、太北的封锁线，便于主力部队南下支援太南地区的反顽斗争。至二十五日战役结束，共毙伤日伪军七百余人，收复涉县、黎城两县城，拔掉响堂铺、井店等敌军据点二十三处，使太南、太北连成一片，巩固了根据地，改变了太南受敌顽夹击的不利形势。同时，刘伯承、邓小平还按照中央军委十二月六日、九日电报的精神，要求各部队严加警戒，掩护与支援新军实行自卫。十日至十五日，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一一五师独立支队对阎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在给阎军以沉重打击后，转移至晋西北地区。十三日，驻在晋西北的决死第四纵队逮捕一批阴谋发动武装叛乱的反动军官，掌握了部队的领导权。在晋西北的新军工卫旅和暂编一师也进行清理内部的工作，纯洁了部队。一九四○年一月，八路军第一二○师和第三五八旅、新军决死第四纵队暂编第一师在临县向赵承绶部发起反击，歼其一部，赵弃城逃跑。在晋东南，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同薄一波掌握的驻守

３７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太岳区的决死第一纵队相互配合，给进犯的阎军孙楚部以坚决还击。在晋西事变前，他们就支持薄一波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将决死第一纵队中的旧军官全部调离部队，送抗大集中学习，使部队完全置于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晋西事变发生后，原在晋西南的新军政治保卫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冲破日军和阎军的重重包围进入太岳区。一九四○年一月，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和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地区。这样，太岳地区的军事力量得以大大加强。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在太南地区的一二九师晋豫边支队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决死第一纵队并肩作战，恢复了太南的部分地方。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不但没有达到他原定的消灭新军的目的，而且损兵折将，自身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他因手下的一批人投蒋的投蒋、投日的投日，而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抗日大局，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关系，在打退阎锡山的军事进攻后，主动提议和平解决两军冲突，并对他作了一些让步。经过谈判，双方在一九四○年四月初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协议规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事变中，蒋介石不但不同阎锡山一致行动，反而乘隙而入。这使阎锡山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八路军提出的条件，将其军队西撤。这样，山西的局势暂时缓和下来。阎锡山在晋西北、晋东南的反动统治被摧毁了，晋西北、晋东南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原来由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共同组建、形式上隶属于阎锡山指挥的新军，从此同阎锡山脱离了一切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指挥下成为八路军序列内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从一九三九年十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７９二月下旬到次年二月，决死第四纵队、工卫旅等加入八路军一二○师序列，决死二纵队及政治保卫旅二○九旅各一部、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及一部分地方干部，先后转移到太岳区与一纵队会师。之后，决死第一纵队经过整编后归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决死第三纵队等加入一二九师序列。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阎锡山经过将近一年准备而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基本上被我们在八路军的帮助下粉碎了，阎锡山的如意算盘件件落了空。他原想通过事变重整旧军，但是在新军和八路军的反击下，旧军也遭到重创。他原想通过事变消灭新军、牺盟会和一切进步力量，但是事变后决死队公开和八路军站到了一起，而且更加壮大了。” ① 阎锡山制造的晋西事变硝烟未散，河北的反共磨擦又进一步升级，国民党中央军相继在太北和冀南发起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肆进攻。在冀西，十二月初进至赞皇地区的朱怀冰部，以 “创造根据地、驱逐八路军” 为口号，到处派兵争夺八路军已控制的地方，包围一二九师青年纵队和冀西游击队等部，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抢劫八路军粮食、物资。十二月下旬，朱怀冰还指示驻赞皇、元氏以西地区早已暗通日军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墉部及河北民军一部，向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范子侠部发动武装 ② 进攻。同时，驻平汉路东束鹿、宁晋间的河北民军乔明礼部主力也开始向八路军挑衅。在冀南，石友三部变本加厉地制造磨擦活动。他们到处抓 ①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版，第２８５页。 ② 该部原为驻武安地区的国民党军冀察游击第二路第二师，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中旬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接受一二九师领导，改编为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北移赞皇地区。

３８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兵收枪，强征粮款，袭击八路军分散活动的小部队，惨杀抗日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拉走已被八路军收编的某些新部队，并勾结日军，公开配合日军 “扫荡”。石友三还一面令其独立第四旅由清河开到束鹿、宁晋地区；一面加强与鲁西顽固派势力联系，令国民党军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部由鲁西北向冀南延伸，企图与平汉路西及山东地区顽军连成一片，向驻冀南八路军大举进攻。在国民党顽固派几路大军的围攻之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迎来了更加艰难的一九四○年。一九四○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强令太南、太岳地区的八路军一律撤至白晋路以东、邯长路以北。刘伯承、邓小平严正地拒绝了蒋介石逼一二九师退出太行山南部和太岳区的命令。一月二十日，邓小平在桐峪镇召开的一二九师全师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揭露蒋介石集团对日投降妥协和积极反共的阴谋，要求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提高警惕。他指出：投降妥协是目前主要的危险。蒋介石集团 “反共”、 “防共” 就是投降的准备。时局已到了严重危险的程度，局部分裂已成事实。他说： “中国今天的抗战，正处在十字路口。我们的任务是在目前新的形势下如何争取时局好转。我们全体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都应该有高度的警惕性，准备应付随时可能来到的突然事变。突然事变可能有两种形式，一是全国下大雨，一是部分地到来。无论是哪种突变，我们都要做到：第一、要削弱投降派的力量，增强抗战力量，仍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尤其要巩固与发展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８１八路军。第二，坚持统一战线，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第三，深入群众，加强群众工作。第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第五，加强锄奸工作。” 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担心反磨擦会发展成内战而影响抗战，他指出：现在的讨逆斗争，并不是内战，而是联合不愿投降的资产阶级继续回头抗战。这正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① 时局的发展，已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邓小平和刘伯承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既定的方针，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决定先打晋东南反共最积极的阎锡山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部。他们先令陈赓率三八六旅及总部特务团等部队进入太岳区，统一指挥该区的决死队等部队，予进攻八路军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以严重打击，接着又主动派人去谈判，迫使第二十七军退回原地，制止蒋介石其他嫡系部队向临屯路北的进攻，巩固太岳根据地。然后，他们指挥太南地区的第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决死第三纵队及民军第四团等，给孙楚部以连续打击，恢复太南部分地区。正如他们所预料的，孙楚被打，蒋介石嫡系部队果然按兵不动。于是，他们部署部队乘胜出击。陈锡联率三八五旅并指挥独立支队及三八六旅一部，在榆次东南地区将阎锡山暂编第二旅全部歼灭；独立支队及三八六旅一部联合榆社游击队等，在榆社以北地区将阎锡山新编第二师大部歼灭。接着，他们部署反击盘踞在冀西的朱怀冰的国民党第九十 ①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全师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０日。

３８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七军。冀西是联结太行山、冀南平原和晋察冀的中间地带，如果这一地区被朱怀冰部占领，几个根据地东西两边将被隔绝。朱怀冰一到冀西，就网罗当地的各种游杂武装，鼓动早已通敌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墉部及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进攻。为了孤立打击朱怀冰部，争取已辞去河北省政府主席但仍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的鹿钟麟保持中立，新年刚过，刘伯承亲赴冀西与鹿钟麟、朱怀冰等会谈，表明八路军的严正立场。但这些磨擦 “专家” 们置若罔闻，继续策动对八路军新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按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指挥部队对这两支已无争取可能的顽固派军队进行反击。一月十二日，三八五旅主力和冀西游击队及冀中警备旅、冀中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团、冀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基干部队等，将罪恶昭著的侯如墉、乔明礼两部驻平汉路东西的部队共八千余人大部消灭。当八路军路西部队在肃清侯如墉残部时，日军为救援侯如墉，由赞皇、元氏、石家庄、获鹿、井陉、昔阳出动二千五百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分九路向赞皇以西的八路军合击。八路军当即与日军展开激战，在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后，撤出合围圈。侯如墉、乔明礼两部遭到沉重打击后，朱怀冰势单力薄，只好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于二月初同鹿钟麟一起南撤至冀、豫交界处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准备同冀南的石友三部、豫北的丁树本部和山东的沈鸿烈部相呼应，并等候从黄河以南增调的国民党部队开到太南后，再联合向八路军发动进攻。一月中旬，在冀南，盘踞在枣强、南宫一带的石友三部同日军往来密切，并与鹿钟麟、朱怀冰等部对晋冀豫根据地的进攻遥相配合，连续向驻冀南的一二九师部队挑衅，先后将一二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８３九师东进纵队两个连和青年纵队一个排包围缴械。一月三十日，又以其暂编第三师、独立第四旅围攻驻清河西北的东进纵队第三团和清江、清河两个县大队。三十一日又向一二九师青年纵队第三团发动进攻。一二九师与石友三部的正面较量已不可避免。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提出 “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他进攻八路军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 ① 二月二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发布一二九师关于冀南反顽战役基本命令，令程子华、宋任穷统一指挥冀中、冀南军区部队，发动消灭石友三顽军、钳制高树勋部队的反顽战役。二月三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对石友三部应采取坚决彻底消灭政策，争取方针已不适用了。 ② 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致电冀南军区，发布讨伐石友三的冀南战役政治保证命令，指出： “我军为了坚持冀南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不能不予汉奸石友三以回击。消灭石友三，就是消灭日本强盗的一部分。” ③ 接着，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桐峪镇附近的滩里村召开师作战会议，研究消灭顽军的部署。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做的《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报告的精神。他说：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并告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月３０日。 ②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２月３日。 ③ 刘伯承、邓小平致冀南军区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２月３日。

３８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对之，应不被这些现象所压倒。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抗日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接着他在讲话中指出：石友三流氓成性，反复无常，反共也最坚决，是我们目前的重点打击对象。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胜。 ① 经过周密部署，二月九日，反击顽军的冀南战役打响了。战役原定二月十一日开始，由于石友三部于九日率部秘密南窜，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和宋任穷当即指挥冀南、冀中部队展开追击与堵截，战役就此发起。经三天激战，石友三主力伤亡严重，于十五日夜突围西窜。程子华和宋任穷立即令主力六个团在顽军左右两侧平行追击，十六日与顽军激战于曲周东北的南、北龙堂村。冀南部队的另外五个团和冀中军区的两个支队、津南自卫军等部，也由邱县东面向西南急进，截击西窜的石友三顽军。十六日当天，刘伯承和邓小平致电程子华和宋任穷等，指示坚决消灭石友三顽军于卫河以西，强调 “消灭石、高必须具有最大决心和顽强性”。 ② 正当八路军乘胜追歼顽军之际，日军为掩护石友三部，由广平、邱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出动日伪军三千余人进至广平、邱县间的平固店一带，向八路军进攻。十八日，石友三部乘机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退向河南清风东南地区， ①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１５６页。 ② 刘伯承、邓小平致程子华、宋任穷、李聚奎、萧永智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６日。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８５向丁树本、高树勋等部靠拢。这时，石友三部除被消灭、击溃七千余人外，尚有八千余人。由于日伪军的夹击，八路军只好停止追击，结束了冀南反顽战役。这次战役，虽然没有全歼石友三部，但把石友三部逐出了冀南，基本上稳定了太岳区和太行山以南地区的局面。春节刚过，蒋介石就开始发动对晋冀豫根据地新的进攻。他令鹿钟麟、朱怀冰、孙殿英等部，占据磁县、武安县、涉县、林县地区，与退至漳河以南的石友三部及山东的沈鸿烈等部相呼应，并增调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部、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部与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部向太南开进，准备向太行、冀南大举进犯。随后，他又调集十万余人的兵力，向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边等地区进犯，企图将这些地区的八路军消灭或驱赶至沧石、正太铁路以北，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八路军总部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要认真对付庞炳勋、朱怀冰、石友三等部新的进攻。这时，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军、七十一军尚在黄河以南，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还未北进；鹿钟麟在辞去河北省主席后，对搞磨擦已不甚积极；石友三部刚刚遭到打击，立足未稳；朱怀冰部远离太南顽军主力而突出于武安、涉县地区，比较孤单。刘伯承、邓小平等分析顽军的态势后，认为一二九师集中兵力反击朱怀冰和再次打击石友三等顽军的时机到了。为配合一二九师的反顽作战，八路军总部再抽调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部进入太行区。当时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晋东南遇到的情况比我们这里更为复杂一些，面临的国民党部队更多一些，山西、山东、河南的国民党部队，都在那里制造磨擦。这种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

３８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在那里一天也没停止过。朱怀冰进攻晋东南的时候，气焰嚣张得很，作战时居然有日本飞机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同时应付几个方面的顽军和日伪军，兵力被迫分得散一点，立时集中起来打朱怀冰还有不少困难。总部要求我们支援一部分兵力，共同把朱怀冰解决掉。” “赴晋东南的部队，是由一分区一团、四分区五团和冀中警备旅组成的，称为 ‘南下支队’。” ① 二月中旬，聂荣臻率 “南下支队” 从五台县出发，穿过正太路，经昔阳、和顺、辽县，于二十日到达一二九师司令部桐峪镇滩里村。晋察冀部队的到来，使刘伯承、邓小平和一二九师的指战员都非常高兴。刘伯承和邓小平陪同到师部视察工作的朱德、彭德怀到村口迎接。为了表示欢迎，并鼓舞根据地军民的反顽士气，刘伯承和邓小平还特地组织举行了一二九师部队和太行民兵的军事比武表演，历时七天，影响很大。刘伯承和邓小平陪同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检阅参加军事比武表演的部队和民兵，和当地的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一同观看军事比武表演。二月十八日，朱怀冰部八十四团在冀南搞突然袭击，围攻驻磁县西贾壁村、大湾村的一二九师先遣支队一大队、磁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和驻武安县固义、徘徊镇的青年纵队第二团，打死打伤八路军指战员一百五十余人，并抢去价值二万七千余元的军用物品。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朱德和彭德怀立即在桐峪镇召集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开军事会议，作出消灭朱怀冰顽军的部署。 ①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月版，第３６２、３６３页。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８７会后，刘伯承、邓小平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决定在国民党军四十一军、七十一军尚未到达太南之际，利用石友三部立足未稳的有利时机，在平汉铁路以东进行卫东战役，驱逐 ① 石友三部；在平汉铁路以西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发起磁武涉林战役，反击朱怀冰部。并决定，卫东战役由程子华、宋任穷指挥；磁武涉林战役由邓小平、李达指挥。作战前夕，延安的一个摄影队来到桐峪一二九师师部，拍摄反映前方指战员生活的纪录电影片。二月二十三日，摄影队邀请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一二九师的首长们到村外拍外景。这些身经百战的将领，面对小小的摄影机，都显得局促、不自然。时任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杨国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同刘师长、邓政委、李参谋长及一科股长等，到村外去拍电影片，大多没参加过，有的还没见过电影。摄影师是从延安来的，有人说是苏联派来的。一会儿叫我们坐下，一会儿又叫躺下，一会儿又叫起来用笔在纸上写字，弄得我们烦了，板起面孔像个木头人。摄影师越叫我们自然一点，我们越不自然，结果拍不下去。刘师长对摄影师小徐（即徐肖冰）说了句 ‘自然而然，然而不然’，说得邓政委也同大家一起笑起来而自然了”。 ② 二月二十二日，一二九师发出卫东战役计划，提出具体的战役纲领。二十九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程子华、宋任穷，要求卫东作战部队，先打石友三、钳制高树勋、麻痹丁树本，实行各个击破。 ③ ① 指卫河以东地区。 ② 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版，第１５３页。 ③ 刘伯承、邓小平致程子华、宋任穷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９日。

３８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二十五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磁武涉林作战命令。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宣传，团结各界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一二九师司令部和中共晋冀豫区委在桐峪镇联合召开辽县、黎城、涉县士绅座谈会。群众团体代表、抗大总校学生代表和国际友人印度援华医药团安德华博士等列席会议，共八十余人。刘伯承、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刘伯承在讲话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罪行，号召各界人士打击公开和潜藏的国民党顽固派，团结一切进步力量，防止突发事变。邓小平在讲话中主要阐释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座谈会上，士绅和各界代表纷纷发言，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群情激奋。当时，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共驻有国民党军队二万二千人，其中朱怀冰的九十七军有两个师共八千余人。八路军一二九师有十三个主力团，约二万四千余人，是朱怀冰部兵力的三倍左右。邓小平在同李达等研究作战计划时再次强调说： “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钟麟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 ① 根据邓小平的布置，一二九师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利用顽军内部的矛盾，对驻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孙殿英等部做了很多工作，以争取他们在战役中保持中立，使一二九师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朱怀冰这股最顽固的势力。具体的作战部署是：以青年纵队、晋察冀军区两个团和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警备旅编成 ①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１６０页。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８９的南下支队组成中央队；以独立支队、第一二九师特务团、第三八六旅新编第一团一部组成右翼队；以先遣支队第一大队为左翼队；以独立游击支队在漳河以南古城至观台间，选择隘路要点设伏；另以八路军第二纵队指挥第三四四旅、第三八五旅、决死第三纵队等部，在壶关、陵川地区钳制长治以南的国民党军。三月四日，磁武涉林战役打响的前一天，邓小平赶到武安县阳邑镇看望从冀南日夜兼程来太行山参加战斗的七七一团，对排以上干部进行战前动员，并提出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五日凌晨，邓小平踏着月色亲赴前线指挥战斗。二时整，邓小平一声令下，一二九师主力分左、中、右三路，向朱怀冰部发起猛烈进攻。右翼队穿插途中遇到孙殿英的部队，邓小平事前布置做的工作起了作用，孙部军官命令部队让开了道路。右翼队迅速通过孙部防区，攻占南王庄、齐家岭，关住了朱怀冰部突围的大门。中央队、左翼队从南北两面夹击朱怀冰部。朱怀冰部措手不及，溃不成军，丢下全部辎重和后方机关，慌乱地强渡漳河。六日，邓小平签发一二九师命令，命令部队全线追击，不给朱怀冰顽军以喘息机会，坚决追歼顽军于漳河以南、林县科泉线以北地域。七日，邓小平和李达率中央队渡过漳河，尾击六日夜向林县溃退之敌。八日拂晓，中央队在林县姚村一带截住朱怀冰部主力，前后夹击，经过七小时激战，将其消灭，磁武涉林战役结束。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部及其他反动游杂武装一万余人，朱怀冰部几乎全军覆没，残部向林县以南溃逃。一二九师控制了邯（郸）长（治）公路以南，临淇、西平罗以北地区。

３９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在邓小平和李达指挥发起磁武涉林战役的前一天，四日凌晨一时，程子华、宋任穷指挥冀南、冀中、冀鲁豫部队共十七个团的兵力，发起卫东战役。到十一日，共毙、俘石友三部三千六百多人，石友三残部窜至民权县以东陇海路两侧。这时，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要求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石友三残部，八路军总部以抗日大局为重，同意了他的要求。双方经过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十日，邓小平和李达率中央队指挥机关、特务营及第一团的后方部队，到达林县科泉至魏家河一带。十一日，邓小平收到朱德和彭德怀关于八路军撤至临汾、屯留至河北大名线以北的命令。同日，程子华、宋任穷奉命停止追击石友三部。十六日，邓小平和李达在布置好善后工作之后，率部撤到漳河以北地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对于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意义重大。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八路军在华北反磨擦斗争时说，打朱怀冰是华北根据地的一个决战。 ① 朱德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自打了朱怀冰，便确定建立华北政权，实行独立自主，从此形势反而好转了。 ②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最主要的是在华北，从新军事变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磨擦。以后蒋介石 ③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１９４３年９月９日。 ② 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１９４３年９月９日。 ③ 新军事变，即晋西事变。

第十一章在反磨擦斗争中３９１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一次谈判。” ① 彭德怀后来说，消灭朱怀冰一役 “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② 到磁武涉林战役结束时，一二九师完全控制了冀南、太行、太岳等七十一个县约八百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全区武装力量发展到十一万人，战斗力大大提高。在近两年的反磨擦斗争中，邓小平作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太行分局书记，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当时担任晋冀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的秦基伟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作为一二九师政委和当时中共太行分局书记，对斗争的策略掌握得恰到好处，就是说，斗得有理、有利、有节。斗，但关系不破裂，斗到一定的时候就适可而止。在太行山当时的环境下，我感到怎样对付国民党顽军，对于我们发展太行山根据地关系太重要了，不是他们把我们吃掉，就是我们把他们消灭，就这么个问题。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把他们消灭了，而不是他们把我们吃掉。” ③ 两年后的一九四三年一月，邓小平这样总结他直接参与领 ①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稿，１９４５年４月３０日。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２０５页。 ③ 秦基伟《战争年代中的邓小平》，《党的文献》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３９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导和指挥的反磨擦斗争： “这一阶段，我们几乎有一半时间处在寇奸夹击的困难局面当中，一方面顽固派进行蛮横的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另一方面敌人则抓住机会挑拨国共关系，积极配合顽固派向我们进攻。一九三九年冀南、太行、太岳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直至一九四○年初，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北方局和朱德、彭德怀英明的直接领导，人民的拥护，以及军事斗争的胜利，才打开了局面，既巩固了根据地，又巩固了国内的团结，打击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 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５页。

３９３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一九四○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第三个年头。日本在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逼降和政治引诱的同时，继续以主要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与日本侵略者针锋相对，中共中央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战略部署和布局，这就是：巩固西北、华北，发展华中，牢牢保持三区之间的战略通道，将整个华北直到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①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所在的晋东南地区正处在这个总布局的枢纽地位。四月上旬磁武涉林战役结束后不久，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进驻位于晋东南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腹心地区的山西黎城县北社村。这时，日军正在加紧利用交通线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实施网状压缩包围。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已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宫、内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冀南根据地分成若干小块。日军还计 ① 《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０日。

３９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划修筑德石和邯济两条铁路，以联结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在太行、太岳区，他们加紧抢修白晋和临（汾）邯（郸）铁路，欲将太行、太岳两区分割成四块。同时，他们还在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等，严密封锁太行与冀南间的交通。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面临日军的压缩包围和条块分割严重威胁的同时，统一战线内部又出现新的危机。晋西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势力虽然遭到八路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但并未放弃反共立场。他们与日伪相互勾结，制造 “八路军游而不击”、 “专打友军，不打日军” 等谣言，迷惑群众，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而在共产党、八路军内部，有一部分干部错误地认为，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了抗日阵营，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已改变为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因而在一些地方曾一度实行了一些 “左” 的政策。新的严峻的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紧迫任务。二三月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决定和指示。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抗日进步力量、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要求 “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 “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在各个抗日根据地 “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 “ 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 “巩固共产党的组织”。 ①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巩固华北” 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版，第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４页。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３９５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黎城召开冀南、太行、太岳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朱德出席会议。会议总结华北地区自全国抗战以来二年零十个月的工作，提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政、建军三大建设任务，特别是通过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讨论，纠正了一些干部自晋西事变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严重的 “左” 的错误思想，在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争取时局好转等问题上统一了思想认识。在第一次大会上，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将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由邓小平任书记，刘伯承、蔡树藩、李雪峰、杨秀峰、薄一波、戎子和等为委员，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区的工作。这时，由于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冀南、太行、太岳三区濒于被割裂的境地，各种建设难以进行。要把三区联结成一块合乎战略要求的根据地，必须将三区的政权统一起来。中共中央的决定，对于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四月二十二日，邓小平以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在会上讲话，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和三区的政权问题、财经问题、建军问题等作了详细阐述。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西北、山东、晋冀豫、冀鲁豫、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北、苏中、苏南、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边区（省）或相当于省一级的政权。这些地区的县、村（乡）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但抗日民主政权整体上还处于初创阶段，各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并不平衡，不少地区都存在政权不统一的问题，有的地区包括陕

３９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１９４０年４月，邓小平在山西黎城会议上作报告。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３９７甘宁边区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建政工作，主要就是要改变政权不统一的局面。邓小平在讲话中结合晋冀豫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统一冀南、太行、太岳三区政权，建立统一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必要性。他提议：行政机构统一的办法是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这个 “联合办事处是一权力机关，用指示信方式实现政策法令之指导，以达实际上内部的统一”。鉴于当时晋冀豫根据地一些地方群众基础相对薄弱的状况，他指出，政权改造，要 “足够认识还没有群众基础的状况。目前阶段是准备工作，要以支部与农会改造为基础，秋收后再进行普遍的村选运动。” 会议接受他的提议，决定先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作为向建立晋冀豫边区政府的过渡。发展经济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从一九四○年开始，在日军的残酷 “扫荡” 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有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战胜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最根本的是要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生产的积极性。因此，邓小平的讲话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财政经济问题。他阐明了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并提出要在新建立的联合办事处内设立财经委员会，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他说：我们政策的出发点是自给自足，这是完全可能的。要发展国民经济， “对于商人、富农经济，都可让其发展，而且都可奖励。” “合作社由贸易局完全批发，与大商人竞争，勿与小商人争”。财经委员会组织生产 “要官民合办，奖励民办，借钱给人民办，也可借钱与富人开办，不征税或轻征税”。

３９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他还详细阐述了包括统一财政、统一收支、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发挥银行的作用等一系列措施。当时，建军的主要内容是继续整军。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成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较之红军时期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受到了影响；加之部队长期分散活动，作战频繁，教育和训练难以跟上，滋长了游击主义等一些不良倾向。为此，八路军总部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和六月两次发出训令，要求各部队分期分批进行整军。一二九师在一九三九年已经在大部分主力部队进行了整军的工作。一九四○年二月，八路军总部又发出继续整军的训令。为此，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要在五月底以前补充好部队，要 “用好干部，大力巩固新的部队”，要 “创造规范部队”，具体标准是技术、战术、管理正规化。他要求干部 “用党的办法，不是用个人的办法带部队”，要能团结部队， “不只在个人能吃苦”，要 “反对流氓习气，反对游击主义”。针对游击主义习气问题，他明确提出，部队战术的 “中心目标是对敌，向着敌人，向着铁道线，向着敌人据点”。他强调，整军的 “每一计划，必须贯彻，反对官僚主义”。 ① 黎城会议后，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巩固和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后来说： “一九四○年讨逆战争后的冀南，一 ② ③ 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前后的晋东南，都产生了政策上 ‘左’ 的错误，既损害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又帮助了敌人扩大其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１９—１２３页。 ② 讨逆战争，指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一二九师为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而实行的自卫反击作战。 ③ 十二月政变，即晋西事变。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３９９社会基础。一九四○年四月黎城会议，克服了混乱，强调了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有其明显的成绩，基本上是成功的正确的。” ① 在黎城会议前，针对侵华日军强化交通的 “囚笼政策”，邓小平和刘伯承就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开始考虑一二九师主力展开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筹划白晋战役。黎城会议后，他们即迅速组织实施。白晋战役的主要目的是破袭日军正在修建的白晋铁路。这条铁路，北起山西太谷城西的白圭镇，南至晋城，此时已修成了至沁州的北段，成为驻太原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向上党地区运送军火物资的补给线。按照日军的规划，这条铁路修成后全长达一百五十多公里，将像一把尖刀插入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把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开来。白晋铁路四周的平汉、正太、同蒲、道清等铁路，都已在日军的控制之下。那样，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就会被条条铁路和公路分割得七零八落。早在四月一日，刘伯承、邓小平就收到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各师及各军区的电报。电报指示各部队自四月十日起加紧向敌主要干线实行有计划的破坏，并明确由刘伯承、邓小平负责指挥一二九师破坏沧石路以南之沧（州）德（州）段和平汉路石（家庄）磁（县）段及白晋公路北段。 ② 四月五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一二九师关于破坏敌铁路、公路部署的命令，令一二九师各部协同友邻部队 “以残酷战争并领导广大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６页。 ② 朱德、彭德怀致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并报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林伯渠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４月１日。

４０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民众彻底破毁铁路、公路及其穿入各分区的汽车路来保卫根据地。” ① 四月六日，邓小平在和刘伯承、李达一起研究破路对策时说： “敌人这是要用白晋铁路把晋东南劈为两半，将来再修一条从临汾到邯郸的铁路，就把晋东南划成 ‘田’ 字形了。” “为了让全区军民对这一点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我看可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 ‘面向交通线’！” ② 四月下旬，日军为解除其侧背威胁，加快修通白晋铁路南段，以重兵进攻晋东南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高平、晋城、陵川一带，只留下其第三十六师团两个联队各一部守备已修好的北段。刘伯承、邓小平向八路军总部提出，发起白晋路破袭作战的时机到了。五月二日，一二九师政治部发布《白晋铁路北段作战政治训令》。《训令》指出：敌人在华北方面加紧修筑铁路、公路，企图以铁路、公路为铁链，以据点为铁锁层层封锁围困我们，以便进行大规模的分区反复 “扫荡”，遂行其 “囚笼政策”。在晋东南方面，我军必须迅速地进行大举破路，以粉碎敌人此种阴险的 “囚笼政策”，巩固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③ 五日二十时，他们指挥太行、太岳部队发起白晋战役。参加战役的各路部队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在一百多公里的 ① 《一二九师暨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１卷（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１９６２年１月编印，第１１４页。 ②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１７２页。 ③ 《一二九师暨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１卷（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１９６２年１月编印，第１１５页。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０１铁路线上，展开了规模浩大的破袭作战。至七日战役结束，彻底破坏白晋铁路五十余公里，毁大小桥梁五十余座，炸毁火车一列，毙伤敌三百五十余人，夺取和烧毁敌人兵站储存的大批军用物资。破袭白晋路的任务基本完成后，刘伯承、邓小平遂下令主力部队撤出战斗，继续破路的任务交给了太行、太岳的地方兵团和游击队。五月七日，主力部队主动撤出白晋线。白晋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 “囚笼政策”，粉碎了日军分割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图谋，取得了交通破袭作战的宝贵经验，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战胜日军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信心和斗志。九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嘉勉取得白晋战役胜利的全体将士。电文中说： “白晋战役，赖诸同志指挥有方，全体将士戮力用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配合晋南友军，给予日寇以严重打击。” ① 六月二十六日，朱德、彭德怀再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嘉奖在白晋线继续坚持破袭作战的部队和游击队。白晋战役结束后不久，五月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榆社潭村主持召开全师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白晋战役的经验。刘伯承在会上作白晋战役战术的总结。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黎城会议精神。会后，邓小平一面继续协助刘伯承指挥破路作战，一面贯彻黎城会议的精神，领导和指导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作为太行区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邓小平花了很大的精力抓根据地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工作。在对敌斗争的严峻环境中 ① 朱德、彭德怀致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５月９日。

４０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和根据地分散的情况下，他非常重视党组织的巩固与统一。他提出太行区 “党的建设以进一步的求得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与一致为准则”。从根据地斗争的实际出发，他又强调党的巩固与统一 “中心放在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上”。 ① 黎城会议召开时，晋冀豫区内已建立了太行、太岳、太南、晋豫、冀南五个区党委。黎城会议决定，太南、晋豫两个区党委合并为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为适应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邓小平要求和指导四区党委，一方面继续做好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纠正一些 “左” 的做法；另一方面，开展整顿地方党组织和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把发展党组织与巩固党组织结合起来。这些工作的全面展开，使党组织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转变。这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克服严重困难，争取时局好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建军工作主要是对一二九师、各个军区和军分区进行整编和训练。黎城会议后，刘伯承、邓小平按照会议提出的 “创造规范部队” 的要求，对一二九师各部队、各军区和军分区重点进行军政整训和整编。主要是坚持严整统一的原则，缩小领导机关，充实战斗部队，健全各种组织，配备健全干部，制定各种制度，使机关无赘员、连队无空额，使部队在组织上加以巩固，战术修养上加以提高、巩固，增强战斗作风和战斗力。五月五日，邓小平和蔡树藩发布《一二九师政治部建军整军训令》。《训令》指出：为了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与巩固进步力量，彻底完成创造模范党 ① 《一二九师暨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１卷（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０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１９６２年１月编印，第６０页。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０３军的光荣伟大的任务，必须实行整编。《训令》要求，在这一工作过程中，各部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规定具体步骤，限期完成。首先是进行政治整训。政治整训以阶级教育为中心，以干部教育为重点。干部教育是结合制度化的干部轮训进行的，利用党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和供给、卫生、通信等训练班，培训大批干部。为配合政治整训，在邓小平的具体指导下，一二九师颁布了《一二九师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支部工作暂行条例》《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等。为适应对敌斗争和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在政治整训的基础上，刘伯承、邓小平从六月七日到六月下旬集中组织进行了部队整编工作。除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建制不变外，将原属八路军第二纵队的新编第一旅划归一二九师建制，另外还新成立了新编第四旅、第七旅、第八旅、第九旅、第十旅、第十一旅等六个旅。同时，对军区、军分区也进行了调整，撤销晋冀豫军区，成立了太行、太岳两个军区。太行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太岳军区下辖三个军分区，冀南军区仍辖五个军分区。这年年底，邓小平在总结全年工作时说：经过整编， “部队的组织性加强了，正规化的程度提高了”。 ① 多年以后，当时任新编第四旅旅长的徐深吉还清楚地记得整编结束后邓小平同他的一次谈话。那是一九四〇年六月，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进驻涉县常乐村不久，徐深吉率领刚刚由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整编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２８页。

４０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的新四旅由山西榆社出发，开往冀南。途中路过涉县，邓小平通知他到师部谈话。邓小平对他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虽然被粉碎了，但投降的倾向仍很严重。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现在冀南、太行已没有国民党军队，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打日本帝国主义了。但必须认真贯彻黎城会议精神，要把根据地建设好，要把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搞好。邓小平还说：在这次打朱怀冰部的战役中，大家都看到晋察冀军区部队一律穿着黄军装，整齐划一，精神振奋。我们部队打了胜仗，更要加强纪律性，反对游击习气，要加强部队军容、作风等方面的全面建设。要抓好军分区的工作，继续扩大地方武装，保证部队特别是新编四旅和三八五旅、三八六旅都要满员。徐深吉还回忆： “谈完话，邓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一起，同我共进午餐。下午，我快马加鞭赶回部队，立即向吴富善政委和其他领导干部传达了邓政委的重要指示。我们在行军途中，和供给处长张松平研究决定，给全旅干部、战士，每人做一身黄军装，发一个新挎包、一副新绑腿，并发动根据地人民群众，赶做新衣。一个月后，部队军容焕然一新。” ① 政治整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集中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政治整训过程中，特别注意因势利导，推进和加强部队经常性的政治工作。六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涉县温村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报告，结合从 ① 徐深吉《忆邓政委五次谈话》，《人民日报》１９９７年６月４日。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０５红军到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和经验，全面分析、指出了抗战发展的新情况下部队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新要求。他说：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工作是由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决定的。首先，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这场战争的特点是长期战争。我们提出建军、建政、建党，积蓄人力、财力，与敌人作长期斗争。第二，我们的军队是在敌后方，而且是敌我必争的华北。这个斗争是一天天的残酷与困难，必须适合这一特点。第三，敌人要采用许多办法来腐化、毒化、削弱我们的民族力量，尤其是瓦解八路军。斗争是复杂的，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去战胜敌人。第四，抗日战争与内战不同，增加了友军。我们与他们的制度、阶级基础不同，过去是敌人，今天是朋友，要做好统一战线的工作，要团结一切力量去战胜敌人。第五，由于社会成分的变动，我们的兵员又增加很多，这就要求我们的政治工作不能保守，既要发扬传统的力量，又要经常有新的创造。第六，全国抗战以来，我们的军队是先进的军队，影响社会，改造社会；另一方面社会对我们军队也有影响，其中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我们政治工作要善于在任何环境中锻炼部队，使我们的部队能立于不败之地。第七，由于抗战，部队分散，我们政治工作的特点是要求干部有独立的斗争能力和领导能力。邓小平基于这一时期部队政治工作的这些新特点和新要求，结合多年来做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和一二九师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战时开展政治工作的具体原则。他说：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战争胜利；党是战争

４０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胜利的基本保证；政治工作要保证战斗行动，主要指爱护战士、民众、根据地，保证军事技术提高，保证战争胜利，保证供给，保证卫生，保证兵站，保证本军的巩固与秘密；政治工作要适合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来进行工作，提出具体口号；政治工作要有计划性、准确性及有系统的不间断精神；政治工作要有高度的集中性与自动性；政治工作要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政治工作要发扬传统与新的创造。 ① 军队整编工作完成后，八月一日，太行军区召开军区扩大干部会议，提出建立统一的民兵制度，从军区到县逐级成立武装工作科，开展组织和发展民兵的工作。到八月下旬，太行区的民兵已发展到五万九千六百五十八人。这时，山西新军已列入八路军的建制。邓小平对于这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部队的建设一直非常关注。他叮嘱薄一波：新军文化人多，热情高，是好事，但是，要让他们能吃苦，不怕死，还要到实战中去摔打，打上几仗就好了。后来，新军在多次对日作战中表现英勇，得到了锻炼，邓小平多次肯定他们做出的成绩。 ② 建政工作主要是建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统一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区的行政领导和法令政策。根据邓小平在黎城会议上的提议，八月一日，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在黎城县西井镇正式成立，由杨秀峰任主任，薄一波、戎伍胜任副主任。三日，太行军政委员会 ① 邓小平在涉县温村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稿，１９４０年６月２１日。 ② 薄一波《大家风范举重若轻———忆小平同志在太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０７第六次常委会决定成立冀太联办行政委员会，并决定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领袖、士绅名流共二十七人为联办行政委员会委员。至此，辖一百一十五个县、抗战以来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的晋冀豫边区有了统一的政权机构。四个多月后的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为《党的生活》所写的《迎接一九四一》一文中特别指出，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成立，使 “几个休戚相关的区域，联结成一个带有战略性质的根据地了。各种政治改革，财经、文化等建设工作，也在联办统一指导、统一计划之下，顺利进行了，群众工作更加深入了，抗日根据地更进一步地巩固了。” ① 冀太联办作为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还担负着边区的立法任务。冀太联办成立后，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制定颁布《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施政纲领》。《纲领》明确提出 “彻底实现民主政治，建立廉洁政府” 的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反映了各抗日阶级的共同意愿，成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政治和法规依据。一二九师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在建党、建军、建政的同时，对日军的交通破袭战一直没有停止。六月中旬，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整编一新的一二九师主力转至平汉路西侧。这次作战的目标是破袭日军控制的平汉线邢台至沙河段铁路。年初，日军为了控制平汉线邢台至沙河段铁路，切断太行、冀南的主要交通联系，修成邢台至羊范、沙河至公司窑等公路，并在刘石岗、范下曹构筑据点，各由伪剿共第二路军高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２７页。

４０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德林部的一个营进行守备。为了粉碎日军封锁分割太行、冀南根据地的图谋，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发起武（安）沙（河）战役。六月二十日夜，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和新编第十一旅三十二团开始向刘石岗和范下曹之敌发起攻击。高德林率六百余人出援，至下关村，突遭三八五旅十四团一部猛烈火力杀伤，被毙伤一百余人，逃回公司窑。二十一日，七六九团和三十二团相继攻克范下曹、刘石岗。与此同时，冀中警备旅袭击敌武安赵店的据点，破坏公路六公里。三十一团攻占伊郭村，破坏邢台至官庄段铁路五点五公里。这次战役共毙伤伪军约四百人，俘虏伪军连长以下一百六十九人，狠狠打击了高德林的嚣张气焰，使日军的图谋未能得逞。六月二十二日，白晋铁路北段及辽县之敌四千余人，乘一二九师主力部队进行武沙战役之际，分三路向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腹地榆社、武乡和辽县以南地区进行 “扫荡”。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三八五旅十三团及地方武装在内线不断予以截击、袭击。新编第一、第十、第十一旅同决死第三纵队各一部分分别袭击潞城、壶关、榆次、襄垣等地的日军，并对平（定）昔（阳）公路进行广泛的破袭，太岳部队对白晋铁路沁县南北段进行破袭。日军主力被迫于七月三日分头逃回辽县和沁县。另有日军一部在武乡以西的东村及榆社、管头等处筑碉修路，企图分割太行腹心地区。刘伯承、邓小平命令三八五旅派遣小部队在这一线上展开连续的破袭作战，并以新编第十一旅一部连续截断平定到和顺的交通运输，予以配合，有力地打击与迟滞了日军的行动。当太岳区部队向白晋线出击、配合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反 “扫荡” 之际，阎锡山的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部第六十一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０９军的三个团，于七月初由晋西东渡汾河，乘机向太岳区进攻，并攻占了安泽县晋家山阵地。七月九日，太岳军区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以三八六旅七七二、十七团和决死第一纵队第二十五、第四十二、第三十八团等五个团予以反击，毙伤顽军一千三百余人，夺回晋家山阵地，保卫了太岳根据地。从五月初以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太行、冀南军民灵活选择袭击点，连续进行大小破袭战数十次，使日军防不胜防，其交通运输陷于时断时续的半瘫痪状态。而且，日军被迫停修临邯铁路，计划修筑的邯济铁路无法动工，白晋铁路费时一年多仅修至夏店镇。这样，日军原拟将白晋铁路修通至晋城再南接道清铁路的计划被打破，其修筑德石铁路的进度也被迟滞。进入六七月间，日军继续竭力推行 “囚笼政策”，加强平汉、正太两条铁路的守备，沿线严密封锁，并胁迫数千民工开始修筑德石铁路，企图以此割断冀中与冀南两个根据地的联系。七月初，德石铁路由德州铺轨至小辛附近，路基也修到了青兰，日军防范措施也愈加严密。七月，日军占领长治，并打通白晋线。日军利用平汉铁路割断了八路军山区根据地同平原根据地的联系，利用正太铁路割断了太行根据地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向被铁路线和公路线分割的各根据地轮番进行 “扫荡”。在整个华北，日军如同在 “织巨网”，企图用这张 “巨网” 覆盖华北。不将这张网撕碎，八路军会成为网中之鱼。据彭德怀后来回忆： “从一九四○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在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 ①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２３５页。

４１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为了扭转华北根据地不断被割裂的危险局面，彭德怀等考虑，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一次大规模破袭战。这一设想早在四月份就开始酝酿。破袭重点定在正太铁路，因为横贯晋察冀和晋冀豫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成为隔阻太行和晋察冀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切断正太路，既可破坏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又有利于两区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联系。七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发起破袭正太路的战役。在战役命令发出前，彭德怀让左权先向刘伯承、邓小平等作了通报。据李达回忆： “七月中旬，左权副参谋长从集总来到一二九师师部，同伯承、小平同志谈了彭德怀同志关于在最近准备打一个大仗的设想。我当时也在场。左副参谋长说，为了粉碎日寇的 ‘囚笼政策’，振奋、坚定敌后根据地和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制止国民党的投降活动，牵制日军的兵力，集总首长准备组织发动一次对日军交通干线的破袭战役，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在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除一二九师和晋察冀部队外，一二○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决死队都将参加作战。预计一二九师参加八个团的兵力。” “伯承和小平同志听了以后，欣然赞同。我听到这个设想，当然也是很高兴的。记得伯承和小平同志那一天还让我安排左副参谋长住了一夜。” ① 左权返回总部后，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召集李达及一二九 ①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１１１９４０年百团大战前，邓小平（左一）同刘伯承、蔡树藩在武乡。

４１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师兼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副主任黄镇等一起研究战役的准备工作。七月二十二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等，下达《战役预备命令》。提出：为打击敌之 “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 “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 ‘扫荡’ 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截断该线交通。同时 “其他各重要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命令规定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的总兵力不应少于二十二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十个团，一二九师八个团，一二○师四至六个团，并于十日前完成侦察、粮食、破路器材、部队调动等准备工作。 ① 接到总部的命令后，刘伯承、邓小平同李达、蔡树藩、黄镇等再次开会研究一二九师的部署。会上，刘伯承布置李达将白晋战役以来各部队的破路经验收集整理出来印发部队。邓小平向蔡树藩和黄镇提出，针对部队的思想状况，特别是一部分干部在困难面前悲观动摇的右倾情绪，研究一个解决办法，也搞一个文件，同整理的破路经验一道印发，让部队提前做好思想和各方面的准备。当天，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关于准备进行正太战役的指示，提出 “决集大军进行正太战役，求彻底毁灭该铁路”。指定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新编十旅、决一纵各两个团共八个团参加战役。指示中还特别提出， “参战部队在休养之十天内每人增加五分菜金”。 ② ①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版，第１２８页。 ② 刘伯承、邓小平致三八六旅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２日。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１３尽管作战指示只传达到旅一级，但一二九师的战士们从每天悄然增加的五分钱菜金预感到，又要打大仗了。那时，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军饷和武器经常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补充。一九四○年七月初，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提出 “中央提示案”，强令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军队，并将军队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同时，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加上日军反复的 “扫荡” 和封锁，八路军和根据地的经济日益困难，将士们一天只有几毛钱的菜金，有时连几毛钱也吃不上。只有到要打大仗的时候，才会增加一点点菜金。八月四日，刘伯承、邓小平就部队作战的战略战术致电各兵团。指出：有时敌人向铁道两侧延伸的目的是使我集中注意伸出的公路和据点，达到其保护铁路的目的，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拐骗战术。必须认识敌人统治的基础在铁路，次为主要的公路。破袭重点也应放在铁路和主要公路，勿为敌人所拐骗。敌人由点线到面的方针在平汉线已经收到不少的成绩，总结起来敌人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应深刻研究这一经验教训，应坚决地向着敌占区和铁道交通线，对敌伸入之据点则应以小部坚决地、经常地、真正地接敌活动，对敌延伸之公路，以小部掩护自卫队破袭，特别不准敌人修成由南到北与铁道平行的汽车路。将基干军队和游击队不断输派，辗转破袭平汉线。 ① 李达后来回忆说： “伯承和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对于日军的铁路和公路的战略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正确的分析，揭露了日军的 ‘拐骗术’ 在于把我军的注意力引向 ‘伸出的公 ① 刘伯承、邓小平致尹先炳、秦基伟、郭峰、杨克冰并告路东、太岳、太行、各旅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８月４日。

４１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路和据点’，以达到其保护铁路的目的；中肯地指出基层部队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恰恰是 ‘忽视了铁路的重点’；为求得对日交通战中的主动地位，则必须 ‘坚决地向着敌占区和交通线’ 进攻， ‘不断地轮流辗转破袭平汉线’。这就为提高各级指挥员的战略意识和作战指导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进行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太战役，打下了基础。” ① 八日，刘伯承、邓小平收到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发来的《战役行动命令》和《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命令》规定一二九师的任务是：以主力八个团附总部炮兵团一个营，破袭正太路西段即平定（含）至榆次段，重点在阳泉至张净镇段。对元氏以南至安阳段平汉线、德石路、同蒲线、白晋线等，应同时派部队破袭，阻敌向正太线增援，相机收复某些据点。《指示》指出，战役成果之大小取决于对正太铁路之破坏程度，并对破坏的主要对象、破坏的方法、顺序、注意事项和组织指挥作了详细布置。 ② 正太铁路全长二百多公里，横贯太行山脉。日军在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担任守备。铁路两侧十至十五公里左右的重点地段筑有连成一线的外围据点，日军还经常以装甲火车巡逻，号称这是一条 “钢铁封锁线”。破袭任务的艰巨，可想而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组织参战部队加紧进行战前各项准备工作，掀起练兵和练习爆破的热潮。为了尽可能准确地了解敌情，特别加强了战前的侦察工作。当时，一些旅干部 “都化装 ①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１８７页。 ② 朱德、彭德怀、左权致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８月８日。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１５去铁路沿线侦察了地形”。 ① 十八日，他们将师前线指挥部移驻抵近正太路的石拐镇，并当即召集左、中、右三路破袭纵队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指出这次战役的有利条件和应注意的事项，特别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战时政治工作。他说：参战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很多，要派得力干部去组织带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安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② 二十日，他们率师前方指挥部进至广阳以南的明水头，将前方联络所设在上龙泉以南的马鞍桥。二十日晚二十时整，一二九师参战的三路纵队按照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在正太路西段开始英勇的破路作战。时任三八六旅参谋长的周希汉后来回忆说： “八月二十日的夜特别宁静。由于群众密切配合部队封锁消息，所以，部队在黄昏开进到敌人鼻子底下也未被发觉。但是这种宁静反而使人有些焦躁不安。等呀，等呀，终于把二十点熬到了。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打破了宁静。各路突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正太路的车站和据点。” 当晚，在师前线指挥部的刘伯承、邓小平彻夜未眠，了解战况，指挥作战。在这同时，担负正太铁路东段破袭任务的晋察冀军区，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指挥下，准时在该段铁路发起破袭；担负同蒲铁路北段破袭任务的一二○师，在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的指挥下，对该段铁路和铁路两侧的主要公路展开破袭。 ①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版，第１２９页。 ②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２５２页。

４１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随着战役的扩大，投入的兵力逐步增加，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二十二个团，结果实际参战的兵力超过了一百个团。参战的人民群众也越来越多。仅晋冀豫根据地这时就动员了七万多群众参战。二十二日，刘伯承、邓小平收到彭德怀、左权签发的第一份战斗通报，其中第一次使用了 “百团大战” 一词。电报中说： “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个团，于二十日晚开始战斗。序战已胜利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 ‘百团大战’。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空前战役，应加紧扩大宣传。” ① 二十三日，刘伯承、邓小平收到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陆定一发来的嘉奖和鼓励参战部队的电报。电报说： “百团大战，由于我全体指战员，忠贞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英勇无双，果敢进击，在各交通线尤其在正太线上，已取得序战之伟大胜利，捷报传来，无任欣慰！特电嘉奖，仰即周知。” “望我全体将士，以无比之决心与毅力，发挥最高度之顽强性与机动性，再接再厉，勇往直前，在现有序战胜利之基础上，猛烈扩大战果，完成战役任务！” ② 大规模战役，部队最容易产生松懈、厌战的情绪。二十四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陈赓、陈锡联、谢富治并告范子侠、赖际发、周希汉，要求各部队继续执行破袭作战的部署，强调要持久作战。电报指出： “百团大战意义极大，坚持愈久胜利愈大，特别 ① 《左权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２月版，第５４３页。 ②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１７正太路的彻底破毁，将使华北战略上发生有利变化，因此集总令正太破击必须坚持至少半个月之久。根据现有敌情，片山旅团不会放弃榆次、辽县、和顺、昔阳而待平汉或同蒲、白晋抽兵增援，但敌援兵不会过大，故我有坚持半月之完全可能，必须以坚强信心完成战役彻底胜利。” 电报还提出，部队夺取正太路西段大部分据点之后， “任务在彻底摧毁铁路、桥梁、隧道、车站及一切术工物，拼命 ① 搬资材，使敌无法修复，并继续扩张战果。” ② 二十五日，一二九师参战部队攻克正太路上的狼峪、张净、芹泉等车站、据点及外围据点冶西。三十一日，又攻占正太路南的落摩寺据点。至此，正太路西段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均为一二九师控制。在主力部队攻克据点的同时，各路由破袭队步兵、工兵和群众相结合组成的破路队，按照八路军总部提出的 “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 的要求，在沿线炸桥梁、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迅速扩大战果。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乘日军集中兵力向正太铁路南侧反击、北侧较为空虚的时机，以主力四个团主动向盂县周围之敌出击，攻克会里、上社、下社等六个日伪据点，歼敌二百余人。在此期间，八路军一二○师对同蒲铁路忻县至太原段展开破袭，使日军难于继续从该线抽调兵力增援正太铁路。这迫使向正太铁路南侧反击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主力，陆续回调 ① 术工物，指车站、水塔、兵房、碉堡、桥梁、隧道等铁路沿线的附属建筑。 ② 刘伯承、邓小平致陈赓、陈锡联、谢富治并告范子侠、赖际发、周希汉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４日。

４１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寿阳、阳泉、盂县地区。九月十日，八路军总部决定结束第一阶段作战。八路军在正太路发动的大规模破袭战，重创了日军占领的交通命脉，使他们联络、运输中断，到处被动挨打，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当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 “百团大战”，于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陉煤矿等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① 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致电彭德怀： “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② 国民党的报刊也纷纷发消息宣传百团大战。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嘉奖。九月十六日，八路军总部发出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命令各部队继续组织破坏日军交通线，摧毁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一二九师的任务是，拔除榆社至辽县公路沿线的日军据点，相机收复榆社、辽县两县城，并准备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歼灭可能由平定、辽县或白晋方面来援之敌。榆社到辽县的公路是日军楔入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平辽公路的前锋段。日军早就想把这条公路再向榆社西南延伸，经武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版，第２９５—２９６页。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２３８页。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１９乡与白晋路连接，以达到增强其兵力的机动性和分割太行区的目的。榆辽公路上共有榆社、沿壁、石匣、管头等七个城镇和村落据点，由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池边大队主力守备，工事设施坚固。接到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命令后，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一二九师各部队，趁正太路破袭战后日军东增西援顾此失彼、交通受阻、运输线接济不上，继续扩大战果，乘胜进行榆辽战役。二十三日二十三时，他们指挥参战部队在榆社至辽县公路线上发起破袭战役。到二十四日，先后攻克沿壁、小岭底、铺上等据点。二十五日，又攻下榆社县城，并攻克南北李阳、寒王、凤居等据点。二十七日攻克石匣。二十九日攻克管头，辽县以西各据点的敌人被肃清。三十日，在榆社、红崖头、关地垴地区将由武乡东援之敌包围，歼敌三百余人。三十一日晨，辽县日军四百余人猛攻狼牙山，进到铺上；由和顺南援的日军，在攻占寒王镇后，也在向辽县方向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全歼被围由武乡东援之敌已不可能。刘伯承、邓小平经请示八路军总部批准，令部队撤出战斗，榆辽战役结束。十月五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战役基本结束。百团大战连续两个阶段大规模的破袭和攻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十月六日起，华北日军调集数万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报复 “扫荡”。一直想在华北有一番作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叫嚷要彻底摧毁、消灭华北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的反 “扫荡” 作战。日军的报复 “扫荡” 首先从太行区开始。他们企图寻找八路军首脑机关和一二九师主力作战，或压缩一二九师主力部

４２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队于其预定的辽县以南山地，为其下一步大合围创造条件。十月十日，辽县、武乡、潞城、襄垣等地日军三千余人，分多路进犯浊漳河两岸地区，向辽县、涉县、潞城、武乡一带北方局机关、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主力所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 “扫荡”。日军的这次报复性 “扫荡” 更加疯狂，手段更为残酷。在 “扫荡” 过程中，日军采用所谓 “捕捉奔袭”、 “辗转抉剔”、 “铁壁合围”、 “梳篦战术” 等，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牲畜和粮食即抢或焚毁，水井用后一律封埋或投毒，就连老百姓日常用的锅碗瓢盆和农具也给砸毁。日军企图将抗日根据地完全变成焦土。日军来势凶猛。为了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总部的安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等部队，在地方武装和自卫队的配合下，在内线与日军周旋，节节抗击日军，使日军既找不到一二九师的主力作战，又不能长驱直入。十九日，彭德怀和左权向晋察冀军区、一二○师、一二九师等部队下达《百团大战反 “扫荡” 计划》。指出：敌此次扫荡太北教训之一，就是敌残酷的烧杀，企图变我根据地为焦土。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在敌人采取空前毁灭政策的形势下，要密切配合， “以进行坚决的游击战为展开（方针），消耗疲劳敌人，求得部分的消灭敌人”。 ① 二十日，日军调动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等部约一万人， “扫荡” 清漳河东西地区，重点是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直属队及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麻田、王家 ① 彭德怀、左权致聂荣臻、萧克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吕正操、程子华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２１峪、砖壁、左会间及涉县、偏城一带。日军由武安、辽县、武乡、潞城等地，分多路合击这些目标。这次日军的 “扫荡” 时间间隔短、规模大，太行区部队各方面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反 “扫荡” 中比较被动，未能将主力转移到外线机动位置，不得不在内线作战。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主力部队辗转于太行山深处的峰峦沟谷之间，对日军的大 “扫荡” 进行坚决的抗击。从二十一日开始，他们指挥三八五旅十四团在桥上、人家岩阻击从辽县进犯麻田的日军，掩护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安全转移；指挥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分别在辽县、温城以南和武乡东田、韩壁一带阻击由辽县、武乡外出 “扫荡” 的日军。尽管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全力阻击，但太行区仍不能摆脱被动的形势。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日军进到合击地区后，气焰嚣张，实行疯狂的 “清剿”，抢掠物资，烧房杀人，许多村庄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片瓦无存。二十六日，日军又变更部署，再次进行分区 “扫荡”。日军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约五百余人，由黄崖洞向左会、刘家咀地区进犯。黄崖洞地处辽县、武乡县、黎城县交界地区，设在这里的八路军总部的兵工厂，是八路军总部在华北敌后建立的最大的武器弹药生产基地。八路军总部决定集中一二九师主力歼灭该敌。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三八六旅赶赴黄崖洞。冈崎大队日军见八路军大队人马来援，很快撤到左会、刘家咀地区。在三八六旅的袭扰下，该大队又于二十八日被迫撤到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附近，准备夺道武乡，退回沁县。二十九日下午，彭德怀从黎城赶到武乡县蟠龙镇石门村，

４２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亲自坐镇指挥。左权和刘伯承、邓小平等也先后赶来。当晚，彭德怀召集一二九师的师、旅干部开会，下达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新编第十旅各一部，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部和决死第一纵队二十五、三十八团各一部，彭德怀亲自指挥总部炮兵团山炮连，于十月三十日凌晨四时对日军冈崎大队发起攻击。刘伯承、邓小平冒雨赶到东庄、三角坡高地指挥战斗。这时后勤发生困难，邓小平立即召开地方干部会议，动员群众运送给养，抢救伤员，以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他还特别告诫各级指战员，要保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时任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杨国宇在日记中写道：苞谷倒栽在地里，满地未收的黄豆被雨淋后趴在地下。许多村庄不见一个房子，连土地庙也被炸弹炸坏了。敌人的烧杀摧残根据地，伤悲惨状难以形容。 “邓政委立即动员各部队，帮助群众收拾家屋和抢收庄稼，无论什么人都得到，不能偷懒。” ① 三十日凌晨四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发起勇猛的攻击，迅速突破日军的防御阵地，将其压缩到一个狭小的地区。经多次白刃搏斗，将日军大量歼灭，少数日军逃到一个突出孤立的台地上，据险固守。三十一日中午，日军一千五百多人的增援部队，在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逼近关家垴。刘伯承、邓小平按照总部的指示命令停止攻击，主力撤出战斗转移至新阵地，待机再战。关家垴之仗打得十分艰苦，刘伯承、邓小平在战斗中表现 ① 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版，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２３出必胜的决心与果敢。据杨国宇回忆： “从四时开始到中午，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敌机狂轰滥炸，企图掩护其部队突围，我方的伤亡数字也在不断增大。当时刘邓的指挥所就设在距关家垴不远的小屋里。屋里除刘邓和几个参谋以外，别无他人。我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瞅空悄悄地进去探听消息。只见刘伯承正拿着话筒大声地说最后几句： ‘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 说完，气冲冲地把话筒一摔。听旁边的参谋告诉我，对方是陈赓旅长，显然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这时，我看到小平同志拿起电话，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 ‘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 ‘全局！全局’ 这几个字重于泰山，陈赓表示坚决服从，毫不犹豫地打下去。这以后，电话一个接一个来往不断。” “这一仗，尽管我们十旅旅长范子侠也负了伤，但确实打得日寇丧魂落魄。据被日军抓去的民夫回来讲，日军在死尸堆里抱头痛哭。我们终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压倒了猖狂一时的敌人。这一仗之后，在我们内部传出一种说法，说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当然，这个 ‘怕’ 也并不是单纯的害怕，而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纪律面前折服。实际上，在这种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纪律面前折服的又何止陈赓！” ① ① 杨国宇《梦萦魂系》，海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月版，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４２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关家垴之战，共歼灭日军四百多人，打死冈崎歉受和今富光藏两名大队长，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的小股部队再也不敢轻易出动。十一月三日，日军再次纠集重兵向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进行 “扫荡”。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主力与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西营、东堡、堙里、大陌一线与敌展开激战，掩护总部机关向辽县五军寺一带安全转移。九日，一二九师主力攻克榆社城。十四日， “扫荡” 太行区的日军被迫撤走。这一时期，尽管在华北的八路军各部队反 “扫荡” 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日军取攻势，他们在兵力上仍占据优势。十一月十日，北方局在辽县大林口村召开会议，研究时局和战略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分析敌我态势和局势说：日军逼我于华北一隅，战略上我军是被动的，除继续抗战外，还需友党、友军和我们自己力量的配合。不仅在组织工作上，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做充分的准备。今后局势会更加严重，会有更大的 “扫荡”。他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二九师几次战役的得失，分析八路军在战术指导和作战等方面暴露出的弱点，并提出了一些有力的改进措施。他说：我们对敌估计还不够，敌在战术上进步很快，而我们在作战指导方面却没有足够估计敌人的战术，也没有估计到第三阶段来得这样快。关家垴战斗有战斗意义，但打得很勉强，干部伤亡很大。百团大战战绩不小，但同时暴露出了许多弱点，某些部队顽强性不够，主要是党和政治工作、战术修养不够。要提高部队的顽强性，敌连续 “扫荡”，我们应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２５有预备兵，应在敌 “扫荡” 中进行地方工作和扩兵工作。 ① 一九四○年下半年之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更趋严重。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他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给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 “皓电”，要求在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目的显然是要消灭或驱逐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此掀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指出时局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告诫全党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十一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为挽救目前时局危机，八路军、新四军应从各方面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② 十八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武乡县广志村主持召开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新编十旅和师直营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总结讲话，着重阐述了部队如何应对危险局面的问题。他说：目前时局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是投降与反共内战的危险。但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利用各种方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有可能扭转这一严重局面的。要继续抗战，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时局好转，就要爱护我们自己的力量，主要是爱护我们的党，爱护我们的军队，爱护根据地。要提倡艰苦奋斗的作 ①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② 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４２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要巩固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搞好军民团结，执行政府政策。他特别指出：在内战危险时刻，要对反共亲日派提高警惕，要依靠群众、依靠党去做工作。要反对 “左” 右倾错误，特别是 “左” 的错误非常危险，要使其陷于孤立。右的方面，要克服悲观失望情绪。 ① 自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反对 “ 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抗战初期，由于过分估计了国民党抗日的一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了右倾错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晋西事变以后，右倾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地方出现 “左” 的错误倾向，并成为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因此，邓小平在这个 “内战危险时刻” 强调要特别注意反对 “左” 的倾向。从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开始，日军继 “扫荡” 太行后，又抽调第三十七、四十一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六旅旅团各一部共约七千余人，对太岳区进行 “扫荡”，以沁源县及其以北地区为其主要合击目标。日军沿途大烧、大抢、大杀，肆意摧残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太岳军区，根据日军先合击而后分兵 “清剿” 的 “扫荡” 规律，避其锐气，打其弱点，以地方武装就地节节阻击，适时将主力分别转移于敌合击圈外之沁河东西两岸地区，寻机打击敌大股 “清剿” 部队。二十三日，沁西支队第四十二团在官滩地区一举毙伤日军一百多人。二十七 ①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新十旅和师直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２７日，第五十九团又在胡汉坪、马背一带与日军激战一日，毙伤日军一百六十余人。日军合击扑空，又屡遭打击，且不断受到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袭扰，不得不于十二月上旬分路撤退。从十月到十二月初，太行区和太岳区军民经过两个月艰苦顽强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日军发动的空前规模的报复 “ 扫荡”。十二月四日，一二九师司令部从涉县常乐村迁到赤岸村。赤岸村位于涉县城西北五公里的清漳河畔，只有二百余户人家，是太行山深处一个秀丽的小山村。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在一个三进的四合院里。刘伯承和邓小平住在后院。十二月五日，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告一段落，至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结束。刚刚在赤岸村安顿下来的邓小平，一面指导组织一二九师各参战部队总结百团大战的经验教训，一面开始思考和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十二月十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发表公报，公布了百团大战前三个半月的战绩。公报说： “英勇卓绝空前之百团大战自八月二十日开始发动以来，至十二月五日止，连续作战，整整三个月又十五天”， “总计进行了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二万五千余人，俘虏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俘虏伪军一万八千余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余人。据一二九师司令部对战绩和损失的统计，在百团大战的三个阶段中，一二九师参战的四十个团，另与总部的两个团，与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十三万五千多名参战群众相互配合，共进行大小战斗五百二十九次，毙伤日伪军七千五百零七名，俘虏日军官兵七十名、伪军官兵四百一十二名，伪军反正四十四名。

４２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破坏铁路四百九十一里、公路一千零十五里，攻克摧毁日军碉堡五十九座、石桥七十八座、木桥一百零九座、水塔十四个、车站三十个、机器房五座。一二九师阵亡将士二千二百四十九名，五千一百一十三人负伤。百团大战，是八路军进入敌后抗战后第一次主动发起的大规模进攻战役，粉碎了日军的 “囚笼政策”，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百团大战不仅震动了全国，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当时美国合众社驻北平的记者，向国际上连续报道了百团大战的消息。著名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对百团大战做了这样的描述： “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① 对于百团大战，邓小平是这样评价的： “从八月二十日起，我们全区的八路军、决死队参加了华北的百团大战，在党政军民一致努力之下，我们达到了战役的目的，破坏了敌人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计划，缴获之多，胜利之大，也是空前的。” ② 邓小平对每次大的战役的总结，总是既充分肯定成绩和经验，又分析其不足和教训等。后来，他在总结一二九师的工作和战斗经验时，曾经指出百团大战始料未及的不利影响说：百 ①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１８页。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２６页。

第十二章百团大战前后４２９团大战中我军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而且引起了日军对我军的严重注意，而后致力 “剿共”，并提出了针对根据地的所谓 “治安强化运动” 的方针。 ① 艰苦奋战的一九四○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面临着前门拒虎、后门防狼的更为严重的局势。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喧嚣越来越厉害。遭到八路军百团大战沉重打击的日军吸取失败的教训，力谋对策。他们 “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了各项治安措施”，准备 “全力以赴进行一战”。 ② 新年将至，又值一个大的战役将要结束。邓小平已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一项大的工作和战斗任务完成后，总要坐下来进行认真的回顾和思考，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在难得的战斗的空隙里，他撰写了长文《迎接一九四一年》，发表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第二十六、二十七期合刊上。文中说： “我们不可能对未来的一年作出详细的准确的估计，但一般的趋势是可以想象的。” “中国抗战，必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接近胜利。无论日寇用政治诱降，或用军事进攻以压迫我国投降，投降危险是时刻威胁着我们的，而亲日派制造投降运动、挑拨内战的活动，也必然是变本加厉的。” ③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２８１页。 ②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１８、２１９页。 ③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４３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对一九四一年形势发展的判断是准确的。在新的一年，迎接他和一二九师指战员及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是更加艰难困苦的斗争任务。

４３１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一九四一年是全国抗战的第五个年头，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的时期。一月一日，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胜利的回顾与胜利的期待》一文。这篇文章，同他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在《党的生活》上的《迎接一九四一年》可以说是姊妹篇，也是回顾一九四○年的工作，展望一九四一年的工作。不同的是，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从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来看问题和谈问题。对于新的一年，邓小平更多的是对形势严重性和斗争艰巨性的清醒估计。他在文中说： “一九四一年的斗争，无疑地比一九四○年还要艰苦，还要残酷”， “我们亦必须进行更坚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去击破敌人的 ‘囚笼政策’ 和各方面的进攻，扩大抗战区，缩小敌占区，取得比一九四○年还要伟大的胜利。” “新的困难与新的胜利摆在我们的面前。新的困难，需要我们加强工作去克服；新的胜利，还有待于我们去争取。” “迎接一

４３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九四一年，一幅严重斗争的场面展开了。” ① “严重斗争的场面” 比邓小平预料的来得还快。新年刚过，国民党顽固派酝酿已久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一月四日，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九千多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一月六日，他们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设伏的国民党军顾祝同部和上官云相部七个师约八万人的包围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之际，日军乘机从一月下旬开始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大举发动进攻。同月十六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要点）》提出， “作战目的是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决意在当年秋季以前， “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 ‘中国事变’ 得到定局（第一期）”。 ② 日军在受到八路军百团大战重创后，越来越感到八路军对它的威胁，因而对八路军的进攻比以前更疯狂、更残酷。从年初开始，日军沿着其控制的交通线的基本段，对抗日根据地实行 “蚕食” 政策，一面打击其基本据点附近的抗日力量，一面派遣大批奸细、间谍潜入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是日军摧残、破坏的重点地区。一月中旬以后，日军利用八路军主力整训之机，每次抽调四五百至千余不等的兵力，对冀南各分区实施不间断的反复 “扫荡”。他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４３页。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版，第３６０页。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３３们采取加强构筑公路网、加筑据点和封锁沟、封锁墙等措施，力图割断各根据地之间的交通，限制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机动，为其闪电 “扫荡” 打基础。他们捕捉青年壮丁，组织伪自卫团，以伪军夹杂日军或完全代替日军守备据点，以便抽集日军机动作战。同时，还利用诸如青红帮等一些封建帮会组织以及汉奸组织，在抗日根据地内组织数人至数十人不等的武装别动队或组，暗杀抗日干部，压制群众，离间军民关系，掩护 “扫荡” 的日军。晋冀豫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扭转困难局面的唯一办法，是加强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到这时为止，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有了三年多的历史，在根据地的武装建设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各方面都积累了经验。与初创时期相比，根据地建设一个最大的进步和变化，就是加强了理论的指导。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后发表时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目标和原则。各抗日根据地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践基地，按照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目标和原则，努力推进各方面的建设，使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非常推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他在领导晋冀豫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中，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理论，创造了公认的工作业绩，也深得毛泽东的赞赏。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反共，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建设只能加强，不能有任何削弱。一月二十日，邓小平在一二九师组织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局势的报告指出：今天的反共高潮与投降危险有联系。反对

４３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投降依靠什么，一是力量，二是正确的政策。我们不能屈服，要加强我们自己。 ① 百团大战后，晋冀豫根据地在补充主力兵团兵员时，忽视了地方游击队必须保留的数额，地方武装力量有所削弱，从而影响到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为此，刘伯承、邓小平在领导一二九师主力兵团进行整训、加紧恢复战斗力的同时，大力抓了地方武装建设。一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联合召开的第二次武装干部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对敌斗争应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军区建设则是武装斗争的中心环节。他说： “如果说寇奸夹击抗日军民是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话，我们抗日军民反对寇奸的夹击也无疑地应以武装斗争为核心。” “所谓武装建设，应该包括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等三方面的建设。这三种抗日武装和半武装的力量，在抗日斗争中是缺一不可的，而将三种武装与半武装力量结合为一个整体，以进行胜利的武装斗争，则是军区的责任。所以，军区建设成为武装建设的中心一环。” “忽视了武装建设，就无法应付寇奸夹击的局面，就无法战胜日本强盗；忽视了军区建设，就没有坚强的武装建设，更没有坚强的胜利的武装斗争。” “军区担任了积蓄武力与使用武力的责任，担任了把劳动力与战斗力结合起来的责任，担任了把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结合起来，开展全面的武装斗争的责任。” ② ①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０日。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３５进入一九四一年以后，晋冀豫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一是普遍进行村选，产生了村政权；二是选举边区参议会议员，召开临时参议会，正式建立了边区政府。村政权建设是整个政权建设的基础。早在一九四○年八月冀太联办成立后不久，各地即按照联办颁布的《施政纲领》提出的 “彻底实现民主政治，建立廉洁政府” 的目标，在联办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改造支部和农会的工作，为即将开始的普遍的村选做准备。年底，晋冀豫区召开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重点研究和讨论政权建设问题特别是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问题，确定一九四一年把进行村选作为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村选原计划从一九四一年一月开始，由于皖南事变和日军 “扫荡” 的影响，推迟到四五月间进行。各地经过宣传、教育、发动、选举等几个步骤，普遍产生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为随后举行的县选和边区大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月，北方局开会讨论成立边区政府问题，决定由邓小平代表北方局向冀太联办提出召开临时参议会正式成立晋冀豫边区政府的建议。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五日，冀太联办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会议开幕的当天，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致电会议，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电报指出成立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其中心环节，厥为民主政治之树立与发挥，以及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之 ① 认真建设。” “建立统一的有权力的晋冀豫边区参议会实为刻 ①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４３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不容缓。” 电报中指出： “晋冀豫边区参议会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议员组成，不应丝毫草率，致伤民主政治之真实意义。” 电报中提出 “希望边区临时参议会之组织成分，能切合三三制之原则，能真正代表各党各派各阶层之意见”。 ① 三月十八日，会议决定接受邓小平代表北方局的提议，邀请党政军民各界组成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在管辖范围内进行推选参议员的工作，并准备召开临时参议会。四月五日，邓小平又代表北方局致电会议，提出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的十五项主张，作为召开临时参议会的指导纲领。十五项主张的基本内容是：坚持华北抗战，誓死与晋冀豫边区人民共存亡；与一切抗日党派亲密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底；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加强与扩大武装力量，实行全民武装自卫；加紧民主政治建设，逐步实现民选各级政府；坚决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贯彻保障人权；确切保障一切抗日人民之财产所有权；调节劳资双方利益，增加工业生产；加强农村阶级团结，增加农业生产；逐渐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实行统一的所得累进税；对敌实行统制贸易，根据地内实行自由贸易；加强文化教育运动，提高民众文化政治水平；保障女权，实行男女平等；面向敌占区，缩小敌占区；边区内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权利。 ②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版，第３１６—３２０页。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３７同日，成立以杨秀峰任主任委员的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正式开始临时参议会的筹备工作。选举参议员的工作随即展开。到六月，各地的抗日党派、职业团体、军队等都顺利地推选出边区参议员。邓小平被一二九师推选为参议员。六月二十七日，他代表北方局提出将鲁西区归入冀太联办管辖。晋冀豫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和冀太联办第三次行政会议接受这一提议，并决定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这样，晋冀豫边区便扩大为晋冀鲁豫边区。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五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隆重举行。邓小平作为共产党参议员的首席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根据三三制的原则选出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议长和副议长。同时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军事上，冀鲁豫军区归八路军总部领导，一二九师兼太行军区，下辖太岳、冀南军区。会议选举杨秀峰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邓小平被选为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参加临时参议会的领导工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当时说： “这不仅是在形式上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个抗日根据地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也是几年敌后抗战的成绩和根据地各种建设的成绩的具体表现。” ①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２４８页。

４３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权结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边区（省）、县的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关。临时参议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以他在四月五日代表北方局提出的《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的十五项主张》为基础，领导制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以下简称《施政纲领》）；同时，还领导制定以下七部重要法规条例，即：《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暂行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劳动保护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军事支差条例》和《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条例》。临时参议会上，邓小平组织对《施政纲领》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施政纲领》在会上基本通过。会后，邓小平组织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和边区政府委员又对《施政纲领》逐条进行了修改。九月一日，《施政纲领》正式公布实施。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会议根据小平同志四月五日代表北方局提出的《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的十五项主张》，制定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会后正式颁布施行。据此，各地普遍进行了村选举，各县政府都基本上实行了 ‘三三制’。边区空前统一，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晋冀鲁豫边区建设呈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为后来发展成为全国十九块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奠定了基础。” ①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开会期间，延安《解放日报》 ① 薄一波《大家风范举重若轻———忆小平同志在太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３９专门发表题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的社论。社论指出： “晋冀豫边区，包含有太北、太岳、太南、冀南、冀鲁豫五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如果再加上鲁西（最近已划入晋冀豫），则其所辖地区，东自津浦，西临汾河，南起苏鲁，北迄冀晋，幅员之大，人口之多，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堪称第一。” “晋冀豫区的成绩，已使根据地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继晋察冀之后，逐步地走向模范抗日根据地。” ① 在根据地内实行三三制民主建政，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带头实行民主。当时，由于全国抗战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影响迅速提高及其他各种原因，根据地党内普遍存在着以党代政的倾向和 “党权高于一切”、 “党员高于一切” 的错误观念。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个严重影响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问题，在筹备召开临时参议会的工作刚刚开始时，于四月十五日在《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在这篇近万字的长文中，邓小平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按照 “三三制” 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主张。他指出： “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① 《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４日。

４４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他强调： “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精神。” 邓小平在文章中着重批评了以党代政、以党干政、 “以党治国” 的错误思想观念和做法。他指出： “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 “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 “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 ‘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他说，这些都是 “忽视民主和 ‘以党治国’ 的观念在作怪”。他阐述了实行民主政治的意义，指出 “民主政治的好处” 在于： “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关于党对政权的领导，他指出： “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４１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 “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① 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在如何扭转严重困难局面的问题上，小平同志高度重视的还是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在《党的生活》第三十五期上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对我们地方党组织做好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② 邓小平在积极领导加强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过程中，认真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思考和分析造成根据地严重困难局面的主观原因。四月二十八日，他在《党的生活》第三十六、三十七期合刊上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文章在充分肯定百团大战之后晋冀豫边区新的变化和边区党政军工作取得的成绩之后，严厉地指出： “我们自己工作还差，以致敌人能够利用我们的弱点。” “谁要忽视了这个事实，那不仅是麻木，而且是罪过。” 他进而分析并明确指出了边区党政军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和错误，即：在武装政策上存在着对地方武装的并吞主义与放任主义；在根据地建设上存在着 “关起门来建设” 的倾向；在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着失败情绪和恐日病；在对敌斗争中缺乏真正的细密的组织工作，党政军与群众的联系不够；党政军民的配合不好，等等。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８—２１页。 ②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党的文献》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４４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中共中央太行分局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７期刊载的邓小平《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４３他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如何转变根据地严重困难的局面，明确地指出了四个方面的努力方向：第一，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他指出：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党政军民必须以一切努力，完成每县一个独立营，每个接敌地区一个游击队的武装建设计划；野战军在地方武装尚未培植起来时，应分散一部领导现有地方武装，积极向敌活动，从积极行动中打击敌人，提高地方武装战斗能力；积极组织广泛的人民武装，特别是民兵；地方党必须学会管理武装，领导战争；军队党、地方党加强对武装斗争的指导，认真地组织游击集团，把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结合起来。第二，要环绕着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他指出： “武装斗争能够打开局面，但要巩固与深入斗争，就必须从各方面去努力，而且只有全面斗争的配合，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孤掌难鸣的。” 在目前，尤要加强敌占区与接敌区的工作，利用一切线索、一切机会，加紧争取与瓦解伪军伪组织；展开强烈的文化斗争；开展根据地内和敌占区、接敌区的统一战线工作，要采取一切步骤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第三，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他指出：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工作，必须指定专门干部负责，一定对象要有一定的人负责，并及时检查其工作，给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第四，要克服失败情绪和恐日病的心理。他指出，要指明抗战胜利条件、艰苦道路与光明前途，提倡卧薪尝胆的工作，以克服失望情绪和恐日病。 ① 李雪峰后来回忆说：邓小平的文章 “用朴实的语言，简单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２１４—２２５页。

４４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明了地讲困难、讲胜利的条件和必胜的信心，通俗易懂，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文章发表后，我们组织全区干部紧密结合各地的实际，检查各自的工作，深刻认识存在的问题，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打开严重局面。区党委在学习邓小平的文章后，决定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 ① 邓小平非常重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他提出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包括 “展开强烈的文化斗争”。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这里驻有八路军总部及直属单位、北方局机关及直属单位、一二九师师部及直属单位、边区政府及直属单位，以及区党委机关和直属单位。在众多的领导机关及其直属单位中，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占的比重较大。正因为如此，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各种文化组织发展很快，先后建立起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区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太行山区分会、中华美术界抗敌协会太行分会、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晋冀豫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晋冀鲁豫文联等。为抗战服务的各种革命文化活动全面开展，涌现了大量反映抗战和反顽斗争的戏剧、文学、音乐、美术作品。一些久唱不衰的优秀歌曲，如《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绣荷包》《歌唱朱总司令》等，六集电影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音乐短片《太行山上》和故事片《风雪太行山》《老百姓万岁》等，就是这一时期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创作并流传开的。但是，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也存在着一些与对敌斗争不相适应的现象。由于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自城市知识阶层或者青年 ①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党的文献》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４５学生，参加革命队伍时间不长，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及根据地的工农兵群众缺乏了解，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逐渐严重起来”。 ①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出席五月十五日召开的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本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他阐明了文化工作与政治任务的关系。在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历史条件下，他指出： “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 “今天的中国，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他对日本侵略者 “奴化” 文化政策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反动文化主张作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 “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反共顽固派则 “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妥协，对内搞封建主义。他们提倡旧思想、旧制度、旧道德，主张尊孔、复古，保存 ‘国粹’，读经救国。压制新文化运动，摧残新文化事业”。他进而指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奴化” 文化政策的 “危险性和毒辣性” 应足够估计，要与敌 “ 展开激烈的思想战”；对顽固派的对民族前途危害至大的反动文化主张要 “坚决反对”。 ①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４４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在报告中根据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原则，结合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根据地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努力方向。他指出：我们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同时也是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这就是： “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求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他提出文化工作的具体任务是：一、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二、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提高其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击。三、积极会同地方党组织、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及地方文化机关，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解释抗战法令，推行民主政治；向敌占区人民宣传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四、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五、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六、用一切办法和尽一切可能供给友军以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七、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把根据地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 ① 一九四一年春，为实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日军又策划出一个新的阴谋，即 “治安强化运动”，妄图以 “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的手段，巩固和加强其在华北的统治。其主要内容是：以 “强化治安” 为旗号，采取一切方法加强反共宣传；组织讨伐队，强行民众集训，压迫民众配合讨伐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 “ 扫荡”；强迫民众修建城防、堡垒，以加强封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２２—２９页。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４７锁；严格清查户口，强化保甲制度和青年团等反动组织及内奸政策；发展日伪经济，打击抗日根据地经济，等等。从三月三十日起，日军开始在华北实施第一期 “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开始对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报复性 “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 “三光” 政策，妄图彻底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而这时，驻守在中条山、豫北、冀鲁边等地的国民党军，与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相呼应，一再向抗日根据地军民寻衅，制造磨擦。刘伯承、邓小平加紧组织游击集团，领导指挥军民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对日、伪、顽势力进行坚决反击。游击集团是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相结合配合正规军作战的武装组织形式。村级以民兵游击小组为干队，自卫队和其他民兵为支队；区级以区游击队为干队，各村人民武装为支队；县级以独立营为干队，各级游击集团为支队。地区基干团、营分遣到县，成为县游击集团的干队。组织游击集团的办法早在三年前就提出来了，但一直没有实施。五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敌斗争要来一个大的攻势，目前的重点是发展根据地，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区。他提出，军事上主要形成游击集团，正规军要帮助建立游击集团。 ① 五月二十四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第一二九师关于强化游击集团的命令》。针对日军强化 “囚笼政策” 和推行 “治安强化运动”，《命令》提出，我们的方针是：健全与强化游击集团，并依此开展进攻的全力斗争，以巩固根据地，发展民众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命令》指出：游击集团是全面斗 ①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２日。

４４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争、全力斗争的基本形式，必须使基干部队、游击部队与民兵自卫队三种力量有机地结合，开展有力的游击战争。 ① 从五月下旬起，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太行、太岳、冀南三区很快组织起村、区、县、分区各级游击集团，主力部队与游击集团相结合，积极主动地向深入根据地内和逼近根据地边沿区的日伪军发动了多次较大规模的破袭、破击战役和反 “扫荡” 作战。在指导组建游击集团对敌作战的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不断总结和完善游击集团的战略战术思想。六月十六日，他们致电冀南军区、太岳军区、太行军区一、二、三、四、五军分区，指出：组建游击集团和组织游击集团作战的要诀是：（一）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三者结合才能形成游击集团。（二）针对敌人大小据点和交通线去组成我之大小游击集团，不放松每一个小的敌人。（三）由各级小游击集团组成大游击集团，而基干队应起突击与领导作用，才能求得密切配合与行动的一致。（四）活动要乘敌空隙，主动地抓住敌人弱点打击敌人，克服据点，破坏敌之交通，制敌前进。（五）每个游击集团的活动都要及时检查，并给以政治上、方法上之指导。（六）游击集团要把党、政、军、民结合起来进行全力战，统一于军区指挥和党的领导之下。 ② 在发展游击集团的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大力推动军区、军分区建设，充实各分区的基干武装，并积极发展地方武装。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以新编十一旅、决死第三纵队（保留 ① 《第一二九师关于强化游击集团的命令》（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４日）。 ② 刘伯承、邓小平致冀南军区，太岳军区，太行军区一、二、三、四、五分区的电报，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６日。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４９决死三纵队番号）与太行军区第一、第三军分区合并为新的第一、第三军分区；以第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及第二一二旅编成太岳纵队，并兼太岳军区；新编十旅机关与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合并为新的第二军分区；新建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至同年秋，除少数军分区外，大多数军分区都已有一至三个基干团。同时，恢复、建立和健全了县、区游击队。一九四一年六月，国际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提出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七月一日，邓小平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抗日战场》第二十七期发表《我们站在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一文，指出在新的局势下日军必然强化在华北的进攻，号召华北军民提高警惕。文中说：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同奉希特勒为盟主的日本法西斯鏖战四年了，今天更与苏联和其他反法西斯的国家并肩作战着，成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强盗一贯执行其 ‘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 的不变方针，而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为其先决条件”。 “我们敌后华北的军民，更要以高度的警觉性，密切地监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因为敌人强化华北是必然加紧的”。 ① 果然，从七月七日至九月八日，日军继续在包括晋冀鲁豫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２３８、２４０页。

４５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在内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第二期 “治安强化运动”，其重心是对根据地实行彻底的经济封锁，断绝物资来源，榨取群众，掠夺粮食，竭泽而渔。他们以政治进攻为主，配合以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位一体的所谓 “总力战”，花样更加繁多，妄图置抗日根据地于死地。在太行区，到八月间，日军在平汉路西侧北起正太路上的获鹿，经元氏南佐，南至安阳的水冶，修筑了第二道封锁沟墙，侵入根据地十五至二十五公里，阻隔了抗日武装平原和山地之间的交通。为拔出日军深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据点，摧毁日军的交通线和封锁沟墙，并配合晋察冀军区正在进行的反 “扫荡” 作战，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发起以破袭平汉路为目标的邢（台）沙（河）永（年）战役。战役部署为：三八五旅及太行军区第一、第五军分区部队和平汉纵队一部为路西破击队，向平汉路西侧之彭城（不含）、元氏段破击，主要突击目标为邢、沙、武（安）地区伪军高德林部；以新编第八旅主力及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为路东破击队，向平汉路东之永（年）北、永（年）西地区展开破击；以新编第一旅的两个营组成彭冶支队，对彭城、水冶公路展开破击。刘伯承、邓小平还令新编第一旅主力及新编第十旅与太行军区第二、第三、第四军分区及太岳各部队各向当前之敌开展有力破袭，以策应邢沙永战役。八月三十一日战役开始。参战部队在当地游击队、民兵和群众的支援配合下，经三昼夜激战，先后攻克南和、沙河两县城和公司窑等日伪军据点八处，摧毁碉堡五十三座，毙日军二百九十四人、伪军三百八十四人，生俘伪军六百六十五人。战役达到预期目的。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５１与此同时，在冀南区，从八月三十一日至十月中旬，冀南军区部队和一二九师各部在昔阳、榆次、太谷等地连续进行了三次大的破袭战役。在太岳区，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太岳军民在九月下旬组织游击集团和主力部队粉碎了二万余日伪军向太岳南部新区发动的 “铁桶完壁之包围阵” 与 “电击反转之机略作战” 的大 “ 扫荡”，开辟了太岳南部新的根据地，组建起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这些接连不断的破袭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封锁和 “蚕食”。这年的秋天，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发生旱涝和蝗灾，不少地区还流行霍乱、疟疾等，造成根据地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和人口锐减，使本已陷入困境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雪上加霜。就是在这个时候，九月十一日，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在赤岸村出生了。战事紧张，部队转战行动频繁，邓小平和卓琳忍痛将孩子寄放在黎城县的一个老百姓家中哺养。多年后，卓琳回忆说，当时她放下孩子，头也未回，马上随部队转移了。 ① 面对严重财政、经济的困难，邓小平和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了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发展贸易和流通，邓小平建议和指导刚刚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八月召开太行、太岳区贸易局分县局长及工厂厂长联席会议，讨论对敌经济斗争中的战略战术和贸易问题，提出发展生产、统制贸易、巩固货币的措施和办法。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４６４页。

４５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针对日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破坏秋收、抢夺粮食，并以大兵力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而连续发动合击的行动，邓小平提出各地要 “加强粮食斗争”， “实行屯粮、抢收”。 ① 他还指示各地召开党政军群联席会议，专门研究秋收工作与对敌斗争相互配合的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太行区武委会八月十九日发出《关于武装保卫秋收、秋季反 “扫荡” 的紧急指示》，提出： “用最大的力量，组织秋季民兵自卫队大出击，以主动的积极的行动，展开全面的群众游击战争，胜利完成武装保卫秋收的任务”。同时 “ 组织劳动互助，军队帮助秋收，要做到 ‘快收、快打、快藏’， ‘零收、零打、零藏’，不给鬼子一粒米吃，也不让鬼子烧毁一粒粮食”。各地区都对保卫秋收和开展对敌斗争作了细致的布置，把日军的破坏降到了最低限度。保证粮食供应是对敌经济斗争的重点，也是根据地生存发展最为重要的条件。邓小平提议，在边区政府增设粮食总局，在行署、专署、县分别设立粮食总局办事处、粮食分局和粮食局，主要任务是做好边区内粮食收藏工作和开展对敌粮食斗争，保证军队和政府、学校等的粮食供应，调剂边区的粮食贸易工作。在邓小平的推动和指导下，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鼓励民众发展生产。九月十日边区政府颁布《生产建设公债条例》，九月十五日开始发行生产建设公债。冀南银行九月十日召开分行主任联席会议，提出稳定货币的办法。从十月到十二月，边区政府又相继颁布《合作化条例》《奖励生产技术办法》《工业奖励办法》《林木保护办法》《征收出入境税暂行 ①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召开的准备反 “扫荡” 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１年９月３０日。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５３条例》《惩治盗毁空室清野财物办法》《优待专门技术干部办法》《禁止粮食出口与粮食专卖问题的指示》等。这些条例和办法，对于根据地发展工农业生产、活跃内外经贸、增加税收、稳定粮食供应等，产生了重要作用。十月六日，日军又以三万余兵力发动对岳北地区 “铁壁合围” 式的大 “扫荡”。太岳军区组织游击集团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实行空舍清野，同时组织地方武装破击日军同蒲路平遥至灵石段交通线，歼敌九百一十六人，迫使日军退出根据地。日军在对岳北地区的 “扫荡” 失败后，继续组织对太行区进行秋季 “扫荡”。十月三十一日，日军七千余兵力开始分南北两路对太行区黎城、涉县、辽县、武乡地区发动所谓 “捕捉奇袭” 的 “扫荡”。南路第三十六师团四千余人，由潞城、襄垣等地出动，进犯黎城、赤岸、西井等地。北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二千余人，由辽县、武乡出动，进犯大有、贾豁等地。日军的企图很明显，就是要捕歼驻在赤岸的一二九师机关和驻在西井的八路军总部机关，破坏八路军位于黎城北面的黄崖洞、水腰地区的兵工设施。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机关、师前方指挥所和师直属队整装待发。十一月二日凌晨三时，部队开始转移，刚出村口，后卫部队就跟日军接上了火。他们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出敌不意，最后越过邯长公路，经北岗、更乐，转入涉县东部的大山谷。十一月九日，南路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奔袭八路军兵工设施所在地黄崖洞、水腰地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集中炮火猛轰，步兵

４５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一次又一次地向特务团的阵地发动强攻。经八昼夜苦战，特务团毙伤日伪军近八百人，完成阻击任务后主动撤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等四个主力团，猛击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的侧后，积极配合黄崖洞保卫战。各地游击集团也不断出击、袭扰，日军到处挨打，仓皇撤到西井。日军在回窜途中，再一次遭到一二九师事先设伏于横岭、三十亩、曹庄地区的三八五旅三个团的拦腰痛击，被迫于二十日连夜逃回潞城。至此，日军所谓 “ 捕捉奇袭” 的 “ 扫荡” 被粉碎。这年年底，国际国内的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十二月八日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更加急于解决中国战场的问题。日军为保障其在华继续扩大侵略和掠夺人力、物力、财力的需要，将其在华北的策略由此前的解决所谓 “稳定”、 “治安” 等问题，改变为确保其华北重要的资源和交通线，并提出 “变华北为大东亚作战兵站基地”、 “建立华北参战体制” 的新方针。为达此目的，日军从华中抽调两个师团的兵力到华北，使其华北的兵力达到十个师团又十个独立混成旅团、一个骑兵集团，共约二十五万人。他们在华北的 “扫荡” 更加频繁，并加紧实行 “清乡”、 “蚕食” 政策和 “治安强化运动”。这时，华北战场上的五十万国民党军队，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而且在 “ 曲线救国” 幌子下，有三万余人公开投敌，成为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急先锋。为了帮助根据地军民全面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的变化，十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做关于局势的政治报告。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５５当时，国内包括根据地军民中有不少人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局势过于乐观，甚至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邓小平在报告中全面分析了国际局势变化给中国抗战带来的诸多有利因素，同时又指出中国抗战仍将是长期的、艰苦的。他说：这场战争带给中国的影响是：打击了亲日、亲德派，结束了他们过去动摇、投降的妥协立场；提高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增强了国内的团结；避免了我们直接作战，为我们准备反攻提供了很好的时机；加深了敌人和伪组织内部的动摇。但今后的斗争仍是残酷的、长期的，我们还会有新的困难，如物质上的困难，所以仍然不能放松对敌斗争。 ① 此后，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加强了对部队的整训和对日伪及敌占区群众工作的领导与指导。十二月二十五日，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发出《一二九师军事教育报告》，提出要抓紧干部本身教育与透过干部进行教育；要编写出游击战争基本战术的教材；要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军事教育。《报告》中指出：工农干部文化低，不能使实战经验透过文化与理论贯穿起来，于是只停滞在低级的、朦胧的军事常识的阶段上，知识分子如不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去研究军事理论，特别是不愿意联系实际，则将是空洞无边的人物。 ② 邓小平和蔡树藩、黄镇研究确定，把争取日伪的工作作为在新的形势下一二九师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指导各部队派大批兵运人员打入伪军内部，争取伪军反正，同时争取 ①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②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签发的《一二九师军事教育报告》，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

４５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当地伪组织帮助抗日军民工作；想办法建立起敌重要据点点线之间的工作网和沟通战略地区的工作网，使对日伪的工作经常化。 ① 十二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涉县赤岸村一二九师师部，用四川菜招待前来拜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度过了一九四一年的最后一天。一九四二年的新年过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领导、指导一二九师整训和对日伪及敌占区群众工作的同时，下力气抓根据地建设的另外一件大事———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的。这是抗日根据地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保障民力休养生息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毛泽东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② 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节约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时，由于日伪军的 “扫荡”、封锁，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再加上一九四一年发生的旱灾等自然灾害，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陷入困难境地，使由于机构庞杂、臃肿造成的财政和物资供应负担与根据地民力条件的矛盾更加突出。李雪峰后来回忆： “当时，在太行根据地内驻扎的脱产人员是敌后各根据地最多的，八路军总部、北方局、一二九师师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机关及直属单位，众多的八 ① 邓小平、蔡树藩、黄镇致王稼祥、谭政、傅钟的电报，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３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版，第８８０页。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５７路军、军区、军分区、县大队、区小队及各支队等抗日部队，还有大批学校师生以及太行本区的党政军群团学校，脱产人员所占比例比除陕甘宁边区外的任何一个敌后根据地都多。随着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发展和走上正规，脱产人员增加很快，且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太行区社会财富却呈减少趋势，人民负担逐年增加。到一九四一年，军政费用和人民负担的矛盾已突出地表现出来。” “一九四一年秋冬季，财政困难有增无减，加在人民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引起许多民众的不满。一九四一年十月，敌人在华北实施第三次 ‘治安强化运动’，其中心是经济封锁，重点向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掠夺和在敌占区实行配给制度。这又加重了我们从根据地、接敌区和敌占区征收抗日费用的困难。” ① 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至九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赤岸村主持召开有一二九师直属队、三八五旅和新一旅干部参加的精兵简政动员大会。会后，一月十五日，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蔡树藩、黄镇签署下发《一二九师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命令》提出了部队具体的精简办法：紧缩统率机关，减少指挥层级与重叠机构，充实战斗连队；有计划地抽出大批各级干部及一部分优秀的老战士与有相当知识的新战士，分别送考 “ 抗大” 及其附设的陆军中学长期学习，锻炼其成为有真实学术的、在战略反攻时期称职的干部；各部队在缩编时，只须保持一定数 ①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４５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量的老干部作骨干，尽量留用缺乏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的新干部，使其在工作中锻炼，并便于抽出缺乏知识的工农老干部入校学习；适当抽出基干部队的干部，特别是本地干部来加强游击部队，强化游击战争；同时基干部队应实现与各县的联系制度，帮助民兵工作，以储备节约财力，雄厚民兵的力量；为保持编后部队在战斗与训练中的经常满员，各部队应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并经常进行个别满员的扩补。 ① 时任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杨国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师部，根据师首长指示，向下发了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命令者，军令如山倒也。谁也得干脆利落地精简，不减人，就要多吃群众粮。太行山本来就很穷，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谁都懂得，真执行起来，总是有人讲我的工作重要，所以才下命令。” ② 精兵简政需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在邓小平的具体指导下，各级都成立了整编委员会，编印了宣传资料，在党、政、军各系统迅速展开自上而下的普遍的思想动员工作。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戎伍胜后来回忆说，当时 “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到基层做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指导，参与制定精简方案。动员工作细致深入，上下认识一致，执行坚决彻底。” ③ ① 《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２卷（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２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１９６２年１月编印，第５８４— ５８６页。 ② 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版，第１９７页。 ③ 陈东《邓小平同志与晋冀鲁豫边区建设———访戎子和同志》，《二十八年间 ———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版，第２７页。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５９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一二九师部直属队召开排以上干部 “精兵主义” 讨论大会。邓小平出席大会并讲话，主要从减轻人民负担方面强调了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 “比较起来，根据地的同胞比敌占区同胞的负担要轻得多。但是，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也是困难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 ① 从一月开始，一二九师和各军区进行第一次精简整编工作，到四月底就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各部队按照新编制限额，精简机关、直属队，充实战斗部队。主力部队的班达到九人以上，每连编九个班，员额由原来的五十余人增加到一百余人。凡够四个连的编为丙种团，够六个连的编为两营制的乙种团，够九个连的编为三营制的甲种团。太行、太岳两个军区的部队，共编成四个甲种团、七个乙种团、十一个丙种团。保留了三八五旅、新编第一旅、决死第一旅的番号。为加强军分区的力量，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将二一二旅与第四军分区合并为新的第四军分区，该旅三个小团合并成第五十四团作为军分区基干团；决死第一旅的第五十九团与洪赵支队作为第一、第三军分区基干团。冀南与冀鲁豫军区也在同期进行了精简整编。机关减缩了，战斗连队员额充实了。从主力部队中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到各军分区，也把良好的战斗作风与管理部队的经验带到了地方部队，使之战斗力迅速获得了提高。李雪峰回忆 ① 《新华日报》（华北版）１９４２年２月２日。

４６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说： “因为一二九师精兵简政工作抓得好，部队精干了，在随后开展的反对敌人 ‘扫荡’ 的斗争中受损失小，行动灵便”。 ① 军队的精简整编带动了地方简政。晋冀鲁豫区党委、边区政府根据民力负担对政府脱产人员的限额，制定了简政方案。精简工作的原则是多减上层，加强下层，多减事务人员，加强区对村的领导等。各地对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进行调整或合并，减少了机构，精干了人员，提高了工作效率。一九四一年十月，山西黎城县五六百名 “离卦道” 教徒，在汉奸、特务的操纵控制下，拿着木棍、火枪、大刀等武器，高喊 “打倒共产党”、 “消灭八路军” 的口号，突然包围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机关，企图占领县城，组织伪政权，投靠日本侵略者。八路军一二九师官兵和地方民兵闻讯后迅速出击，平定了这场武装叛乱。 “离卦道” 叛乱事件，使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在边区群众教育工作和文化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他和李雪峰商量，认为 “有必要召开一次文化人座谈会，解决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②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一二九师政治部和晋冀豫区委在涉县中原村联合召开晋冀豫全区文化人座谈会。会议的目的是要 “解决文化工作如何联系实际，如何为群众服务，如何对农民进行教育等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晋冀豫区二十二个文化团体的代表，一二九师师部、三八六旅、太行军区、 ① 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党的文献》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②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１９１页。

第十三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上）４６１冀南军区、边区政府、太行区六个专署二十八个县、新华日报社、华北新华社、太行抗战学院、鲁迅艺术学校等各部队、机关、团体代表，以及晋冀豫区文化界人士，还有来自附近敌占区的二十多名文化人士及开明士绅等，共四百五十余人。在与会者中，有徐懋庸、张秀中、赵树理、王春、何云、陈默君、蒋弼、高沐鸿、高咏、吕班、阮章竞、冈夫、朱光、彦涵、张柏园、张晓非、刘流、杨角、常苏民、秦春风、张夫、孟丁、徐平、苏九昌、李棣华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当时《新华日报》（华北版）称这次座谈会是 “文化战士大聚会”。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文化工作者要认真总结 “离卦道暴乱事件” 的教训，树立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观点，用健康的文艺作品教育群众，让群众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军队，积极投身到抗战中。他针对文化界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对文化工作者提出了四点要求： “ （一）文化工作者应该服从每一个具体的政治任务，应该是今后文化运动的指针。过去本区的文化工作，缺乏和政治任务取得密切联系，常常赶不上政治任务的需要，有时甚至发生脱节现象。（二）广泛发挥文化工作的批判性。过去某些作品，往往颂扬多于批判，没有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三）认真动员根据地和敌占区一切新旧老少文化人、知识分子到抗日的文化战线上来。过去这种工作，注意很差，一方面固然因为各有成见，但有很多是被关门主义的错误所挡住了。（四）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必须了解群众，了解群众的生活和要求。要接近群众，才能够提高群众。过去有很多脱离群众的现象，作品还不能够

４６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普遍的为群众欢迎。” ① 邓小平除在开幕会讲话外，还参加了全部三天的座谈讨论。座谈会期间，举办了 “抗战以来晋冀豫区出版物展览”、 “鲁艺木刻展览”、 “鲁艺美术展览”、 “日本宣传品展览” 等。这次晋冀豫全区文化人座谈会是推动晋冀豫根据地文化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之一的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这次座谈会对太行根据地和冀南、太岳根据地内的文化工作者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是明确指出了文化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给广大文化工作者敲响了警钟；提出了文化工作必须为广大抗日群众服务，必须从抗日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的问题。” ② 会后，一二九师政治部和中共晋冀豫区委组织起武装宣传慰问团，包括剧团、讲演队、小型演出队、木刻漫画队等，深入根据地城乡进行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① 《新华日报》（华北版）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８日。 ②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４６３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带领师直机关的负责人从赤岸村出发，赴太行六分区所辖的邢台、武安、沙河等地检查和指导精兵简政等项工作，并督促全面落实师部制定的扭转困难局面的各项方针和措施。此前，一月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黄镇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一二九师一九四一年工作的情况和一九四二年的工作安排。报告中指出一九四二年的工作方针是：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占区工作，加强伪军工作；加强党政军民工作，开展对敌斗争；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一切为着长期斗争，一切为着准备将来反攻；实行正规兵团的精兵主义，用极大努力巩固部队，强化全面的游击战争，在有利时机给敌人以必要的打击。 ① 这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为了把华北建成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基地，下达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确定对太行、太 ① 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黄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

４６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岳、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大规模 “扫荡”。按照这一计划，日军从二月初开始，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和方面军直属部队一部共三万余人，首先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太行区以及太岳区和晋西北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春季 “扫荡”。二月三日，日军乘根据地军民准备过春节的时机，开始对太行、太岳等区同时进行 “扫荡”。日军将这次行动称为 “第一期驻晋日军总进攻”。 “扫荡” 太行区的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主力及平汉线上的日军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一万二千余人。他们分别由长治、襄垣、武乡、辽县、和顺等地出动，奔袭太行军区第二、三、四军分区的石拐、王家峪、黎城等地的八路军主力和党政机关，并企图以 “铁环合击” 的方式围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麻田地区。 “扫荡” 太岳区的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及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共七千余人，向沁源唐城、郭道地区的太岳军区领导机关发动进攻。事先，刘伯承、邓小平对日军的这次 “扫荡” 作了具体的分析和部署。他们认为：日军的这次 “扫荡” 距太平洋战争爆发仅一个多月时间，其主要目的是消灭和削弱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有生力量，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但这时，日军已深感其兵力不足，内部厌战情绪滋长。为了掩饰这些弱点，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和掠夺，以维持旷日持久的战争，日军今后对抗日根据地的 “扫荡” 势必更加频繁、突然。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新变化，并为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性，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在反 “扫荡” 斗争中继续采用 “敌进我进” 的方针。 “敌进我进”，是一九四○年四月黎城会议以来，他们在领导和组织晋冀豫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推行的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６５ “治安强化运动” 和反 “扫荡”、反 “蚕食”、反封锁的斗争中，创立的一个新的对敌斗争方针。这个方针的要义是：面对日军疯狂的进攻，派出小部队乃至部分主力，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分头向日军的补给线、铁路干线、空虚的城镇据点，实施全面有力的破袭，迫使日寇抽调重兵保护其军事要地，以减轻日军 “扫荡” 给根据地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破坏。后来，邓小平解释为什么要采取 “敌进我进” 方针时说： “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 ① 二月三日，日军出动 “扫荡” 的当天，刘伯承、邓小平联名致电所属各军分区，特别提出，要估计到敌人今后对华北各根据地的大小 “扫荡” 将是频繁的和残酷的，应当做好随时进行反 “扫荡” 的准备。 ② 四日，他们又发出指示，对反 “扫荡” 作出周密部署。指示中提出：各部队在军事上要强化县区级指挥的领导，结合民众的威力，使用麻雀战、地雷战、空舍清野、情报防谍等战术，适当分布游击作战，主动袭敌，防止敌人在合击圈内用大部队伏击、追击。在敌人集结时，分遣游击，特别要抓住敌人分散与归巢等弱点，适当集结给敌以坚决的反击，以巩固和积蓄力量。指示还要求各军分区迅速进行反 “扫荡” 的政治动员，制定具体措施，发扬政治工作的能力揭露敌人，提高军民胜利信心与斗争勇气。 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４１—４２页。 ② 刘伯承、邓小平致各军分区并转各地委、抗大、太岳并八路军总部的电报，１９４２年２月３日。 ③ 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黄镇发出的《关于反 “扫荡” 的指示电》，１９４２年２月４日。

４６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反 “扫荡”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一二九师主力部队与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和地方部队密切配合，一面掩护各领导机关及时转移，一面坚持腹地游击，以袭击、伏击的方式打击日军。同时，向日军临时补给线实施宽正面破袭，断其运输补给。另以主力一部组成若干轻便支队，深入敌占区，乘虚袭击敌交通线及其城镇据点。二月十九日， “扫荡” 太行、太岳的日军撤回原驻地。二月二十一日， “扫荡” 太岳的日军经过几天的休整后转向太岳南部地区进攻，企图消灭唐村、孔滩、东峪地区的三八六旅主力。太岳军民与来犯日军周旋，寻机击敌；同时向敌占白晋路发动破袭，使日军到处受到打击。驻岳南的三八六旅主力和太岳军区机关适时跳出日军合围圈。二十三日，邓小平从六分区回到涉县一二九师设在六渠的指挥部，和刘伯承一起指挥太行区的反 “扫荡” 作战。二十六日， “扫荡” 太行的日军稍事休整又开始向太行南部的平顺地区发动 “扫荡”。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和地方武装、民兵苦战三天，再一次给 “扫荡” 太行的日军以迎头打击。三月三日、四日， “扫荡” 太行、太岳的日军分别退回原驻地。日军原定两个月的 “扫荡” 计划实施还不到一个月即被迫终止。日军妄图通过这次 “扫荡” 奔袭八路军首脑机关、摧毁抗战军民生存条件的目的落空，根据地军民反 “ 扫荡” 作战胜利结束。日军的这次春季 “扫荡”，给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和太行、太岳两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太行区有六千余头牲口、近万石粮食被日军抢走。年仅三十一岁的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郭国言，在武乡县大有镇指挥作战时牺牲；年仅三十四岁的著名抗日将领、太行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范子侠，在沙河县高庄村战斗中牺牲。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６７在这次春季反 “ 扫荡” 斗争中，为了争取敌占区群众，瓦解日伪，刘伯承、邓小平派遣一批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 “到敌后之敌后”，组织抗日群众开展锄奸反特、瓦解伪军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壮丁的斗争，控制一些日伪据点，建立隐蔽的基层抗日政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关于敌后武工队的斗争，李达后来回忆说： “我师武工队开始成立于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它是在空前尖锐的斗争环境中产生的，也可以说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逼出来的。” “当时，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撤出来，放弃斗争阵地；二是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坚持长期斗争。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刘、邓首长坚决主张坚持长期斗争的道路。他们指出： ‘不要只看到敌人气势汹汹，其实是外强中干，黄泥巴菩萨过河。敌占区和接敌区人民反掠夺、反压迫的斗争日日有之。我们只有浸透到敌后之敌后，繁殖游击战争，展开政治攻势，才能坚持长期斗争，巩固我们的基本区。如果让敌人在敌占区和接敌区任意摧残，而无后顾之忧，便可竭泽而渔，从各方面缠紧游击基本区，我军将有被消灭的危险’”。 ① 为了使这些派往敌后的武工队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刘伯承、邓小平拟定了武工队的组织原则，明确了武工队深入敌后的具体任务。在他们的部署和指导下，各部队采取办集训队的办法先训练出一批批骨干，再将骨干分派下去组建武工队。参加集训队的，是从基层部队挑选的军政素质好、战斗经验多、 ①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４６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工作能力强的干部、战士，还有一些是太行抗大六分校的学员。训练内容主要是了解研究社情、敌情和民情，明确敌后工作的任务与原则，熟悉相应的战术，并制订出行动计划。他们多次到集训队讲课，讲解抗战形势和武工队开展工作的方法及战术等。他们还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对一些重点地区敌后武工队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导和布置。太行第二军分区处在正太、同蒲、白晋三条铁路线之间，从北面屏障着整个太行根据地，被称为 “太北的门户”。对这一地区，日军反复用重兵 “扫荡”，以各种手段进行 “蚕食”。到一九四二年初，全分区九个县境被割裂成互不相连的条、块，完全变成了 “格子网”，成为太行根据地斗争形势最严峻的地区。派遣武工队到敌后工作的方针刚一确定，刘伯承、邓小平就把二分区的负责人召集到赤岸村，对派遣武工队的工作作了布置。邓小平鼓励他们说： “党中央、毛主席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局势即将到来，我们要争取两三年内打败日寇。目前是接近着胜利，但又极端困难，这叫 ‘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为当前暂时的严重形势所左右。” ① 三月七日，日军的春季 “ 扫荡” 刚刚被粉碎，刘伯承、邓小平就收到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发来的急电，告之阎锡山部六十一军又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向岳南发动大举进攻，占领四十里岭、大圪塔山等阵地，并将浮山游击队八十余 ①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３１１页。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６９人缴械。太岳区面临日伪顽夹击的严重局面。太岳区，以太岳山脉为依托，南与黄河相望，北至晋中平原，东越白晋路与太行区相连，西隔同蒲路和汾河与晋绥边区毗邻。它原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是八路军、山西新军和中共地方党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最早开辟的地区之一。这时，太岳区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同蒲路以东、临屯公路以北、白晋路以西十几个县、二百多万人口的较大的一块根据地。与太岳区相邻的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晋豫区（亦称中条山 ① 区），也是日伪顽争夺的重点区域。太岳区和晋豫区是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的西南屏障，是联络延安与太行、冀南、冀鲁豫、山东以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八路军问鼎中原和保卫西北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三月，日军在其对太行、太岳区大规模的春季 “ 扫荡” 被粉碎后，开始推行第四次 “治安强化运动”，进一步实施军事打击、政治欺骗、经济破坏、文化麻醉、特务统治等相结合的所谓 “总力战”。他们对根据地游击区竭力实行 “蚕食” 渗透，以致八路军的基本区面积迅速缩小，其中岳南的士敏县仅剩下一个区，沁水县仅剩下两个村。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还在岳南大力扶持、利用反动封建迷信武装红枪会势力，与抗日 ② ① １９３９年７月，太岳区以曲沃高平公路为界，以南为晋豫区，以北为太岳区。１９４０年４月，国共达成划定驻区分区抗战的协议。同月，北方局黎城会议鉴于晋豫区划为阎锡山军驻防区，遂撤销晋豫区党委，将其原下属组织划归太南区党委领导。１９４１年５月，太南区党委改称中共晋豫区委员会。１９４２年初，太岳军区组织南进支队进入晋豫区。４月，在晋豫区建立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行政联合办事处、豫晋边区人民抗日联防区司令部。 ② 红枪会，是民间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武装团体，相传为白莲教支脉，主要活动在华北地区。因以红缨枪为武器，所以称红枪会。

４７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民主政府作对，给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困难和麻烦。面对太岳区形势严重恶化、晋豫区受到严重威胁的局势，刘伯承、邓小平于三月八日紧急召开太行军政委员会和一二九师联席会议，研究粉碎日军春季 “扫荡” 后太岳区、晋豫区的形势和下一步的应对方针。在会上，邓小平指出，阎锡山与日寇和南京汪伪勾结，就要向我们做出进攻姿态，太岳区和晋豫区的反顽斗争还会更加的尖锐。 ① 会议决定刘伯承留在师部，指挥太行区的反 “扫荡” 作战，邓小平率七七二团一部到太岳和晋豫区视察、检查工作，指导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月十三日，邓小平从在涉县的一二九师师部起程，于十八日到达邻近太岳区的白晋铁路一线。进入太岳区，要越过白晋铁路日军的封锁线，白天根本过不去。十九日晚上，邓小平一行在陈赓部队的接应下通过白晋铁路。得知当天邓小平要过白晋铁路，远在涉县师指挥部的刘伯承一夜没有合眼。李达后来回忆说： “记得三月中旬左右，我们送邓政委一行上路后，刘师长就嘱咐我说： ‘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 即令这样，他还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询问邓政委过路情形。” ② 据杨国宇回忆，三月十九日晚上， “刘师长两次来到机要科。第二次来已是深夜了。太岳来电了，快译，我们还未抄完，他就看完了，知道了邓政委安全到了太岳区。” ③ 邓小平先到沁源县阎寨村。这里是太岳区的腹心地区，安 ① 邓小平在太行军政委员会和一二九师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４２年３月８日。 ②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２５页。 ③ 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重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版，第２０４页。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７１子文任书记的中共太岳区党委和陈赓率领的三八六旅旅部、薄一波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太岳军区、牛佩琮任主任的太岳行署都驻在这里。在阎寨村，邓小平详细了解了太岳区各方面的工作，并在陈赓和薄一波的陪同下，到岳北地区巡视工作。岳北地区包括沁源、沁县、漳西、襄南、屯留、襄漳、安泽、岳阳、临汾、绵上、平遥、介休、灵石、霍县、漳源等县。做了十多天的调查研究后，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阎寨村召集陈赓、薄一波和安子文等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太岳区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汇报。邓小平在听完汇报后讲话， “对太岳区的工作有肯定，也有批评，认为太岳区一年来的工作有进步，但这些进步并不巩固，也不够快”。 ①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太岳区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有两项，一是群众工作，二是财经工作，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只有以充分的群众工作才能保证财经任务的完成。他具体地提出：从今年开始，太岳区在财经上要做到自给自足。应着重加强组织与领导春耕工作，特别注意对春耕工作的检查；加强对本区粮食贸易的有计划的控制，增加本区的金融流通和收入。为此，应加强工商管理工作，实行粮食专卖，加强对棉花、食盐及山货贸易的控制。邓小平在讲话中还针对太岳区的情况，特别谈到了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他指出：应确定当前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方针，基本上是群众性的、广泛的、有力的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 ① 薄一波《大家风范举重若轻———忆小平同志在太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４７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下打击敌人一路的运动战。要反对打运动战为快、不打运动战就不过瘾的 “左” 的冒险主义倾向，但同时必须反对作战不积极、逃避战争的右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因此，除了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工作，以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外，正规兵团也应学灵活的顽强的游击战术，在反 “扫荡” 中积极袭扰、疲困敌人，制造有利机会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并以灵活的顽强的游击战术来保护群众利益，减少群众的损失。 ① 邓小平的讲话对太岳区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的讲话，高屋建瓴，要言不烦，使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会后，太岳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即率领由太岳纵队、各界救国联合会、各专署和各县代表组成的检查团，兵分三路，深入各地，使减租减息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 ② 四月初，邓小平结束对岳北的视察，在陈赓和薄一波的陪同下，沿沁河一路南下，来到冀氏县石槽村中共岳南地委驻地，视察初创的岳南地区的工作。岳南上接岳北，下连晋豫，地处太岳区的前沿，是太岳和晋豫两区联系的主要通道。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后，一二九师主力一部到这里开辟工作，打下一定的工作基础，建立起中共岳南地委、岳南军分区和岳南办事处。但是，驻扎在这里的 ① 邓小平在太岳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 ② 薄一波《大家风范举重若轻———忆小平同志在太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７３阎锡山六十一军、四十三军处处与八路军、抗日民主政权作对，并与日军相勾结，残害群众，不断制造磨擦，造成根据地严重退缩，各项抗日工作难以开展。二月间，乘日军向太岳区 “扫荡” 之机，阎锡山六十一军、四十三军还公然向岳南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发动进攻。三月三十一日，就在邓小平视察岳北期间，阎锡山再次令六十一军向驻防浮山佛庙岭的八路军二一二旅阵地发动新的进攻。四月一日和六日，薄一波和戎伍胜两次以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副主席的名义联名致电阎锡山，要求其制止六十一军的反共行为，但阎锡山仍一意孤行，继续指挥部队进攻八路军。邓小平到岳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经与刘伯承商量，并报八路军总部同意，决定由他指挥在岳南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发起浮（山）翼（城）战役，打击阎锡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邓小平对薄一波说：对于统一战线，中央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顽固派来进攻，而且不听劝告，那就要狠狠地揍他一下。 ① 四月十五日，浮翼战役打响。一二九师调集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死队一旅和二一二旅的十个团共两万多人，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向阎锡山六十一军发起反击。经过两天激战，共毙伤顽军三百九十二人，俘获六百六十五人，打退了其对太岳根据地的侵犯。浮翼战役，沉重打击了阎锡山六十一军的反动气焰，遏制了他们勾结日军的行动，稳住了岳南的局势，并使阎锡山向汾河以东扩展的战略意图彻底落空。 ① 薄一波《大家风范举重若轻———忆小平同志在太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４７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四月十九日，遭到重创的阎锡山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要求停战议和，表示愿意与八路军和平共处、合作抗战。为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邓小平与陈赓、薄一波商量后下令停战。之后，双方进行谈判，订立合作抗日作战协定。此后，双方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七月二十一日，阎锡山将六十一军撤回汾河以西，撤离时八路军还为他们提供了衣服、粮食等。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和指挥的浮翼战役，成功地贯彻了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把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对我们启发很大。” ① 四月下旬，邓小平同薄一波、陈赓等在安排了浮翼地区下一步的工作后，由沁河西返回沁河以东的石槽村。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在石槽村召开地、县两级党政军群干部会议，总结开辟岳南近一年来的工作，确定转变岳南形势的方针和办法。他在会上的讲话中，结合调查研究了解到的情况，指出岳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岳南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站稳脚跟，打通岳南和晋豫之间的联系，尽快把这块 “宝地” 开辟好、建设好。他说：经验证明，开辟一个新的抗日根据地，要先由军队打开局面，然后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和改造基层政权；要组建人民武装自卫队和民兵，发展地方游击队；要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群众团体；要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要从斗争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发展 ① 薄一波《大家风范举重若轻———忆小平同志在太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７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联系处理与阎锡山六十一军关系的实例，他强调：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人士和力量，团结得越多越好。如在对待阎锡山顽军的磨擦问题上，不能一味打击、以打为快，还要做团结抗战工作。既要斗争又要团结，以斗争求团结。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要辩证地掌握斗争和团结的策略。他提出，岳南当前要趁势抓紧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抓住阎军西撤的有利时机，组织几支精干的小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党政干部，轻装深入岳南西部的浮山、翼城、临汾、曲沃、襄陵等地开展工作，摧毁阎锡山顽军残存的游杂武装及其政权组织，建立县、区、村抗日民主政权，组建自卫队、民兵和县、区抗日游击队，打开这一地区的局面；二是要坚决取缔被日伪、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封建势力操纵利用的反动武装团体红枪会，集中打击其反动的上层头领，争取其广大的会员。 ① 石槽会议是推动岳南抗日根据地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时任岳南地委书记的韩柏后来评价说，石槽会议 “使岳南地委领导和与会者从陷入困境的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有如 ‘拨云雾而见晴天’ 的心明眼亮之感，手中握有了明确的转变岳南局势的大政方针和具体办法”。 ② 石槽会议后，邓小平从石槽村移住士敏县东西峪村，指导陈赓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和十六团对红枪会武装实施政治攻势和军事围歼，基本上消灭了红枪会反动武装。五月十一日，沁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处决近十名红枪会反动首领， ① 王雷平《邓小平视察太岳晋豫抗日根据地纪实》，《文史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② 王雷平《邓小平视察太岳晋豫抗日根据地纪实》，《文史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４７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当场释放认罪较好的胁从分子，达到了教育争取一般会众的目的。紧接着，邓小平又指导岳南地委和军区乘势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政治攻势，促使一批伪军政人员反正，为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排除障碍。很快，岳南建立起九个县抗日民主政府、三十多个区抗日民主政府，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掀起了减租减息高潮。岳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此后岳北、岳南、晋豫形成统一的太岳战略区创造了条件。在邓小平视察岳南期间，四月二十九日，日军第十二军集中独立混成第一、第七、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一万二千余人，向冀南武城北和邢济路南两地突然展开大规模的合围 “扫荡”。目标直指冀南军区直属队、区党委、行署机关和新编第七旅、第四旅的主力部队。当时冀南军区政治委员宋任穷在太行山养病，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王宏坤都在下面分区检查工作。参谋长范朝利、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指挥军区领导机关和新编第七旅旅直、第二十一团、军区特务团、骑兵团等在武北奋起突围，大部冲出重围，部分被冲散。新编第四旅旅长徐深吉在威县南的香城固、下堡寺一带，指挥旅直及第四地委、第四专署、第四军分区机关突围，大部突出重围，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编第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等牺牲。日军的这次 “扫荡”，使冀南的抗日武装、基层组织、区村抗日政权、群众团体遭受空前的破坏。根据地被严重分割、 “蚕食”，面积日益缩小。有些根据地变成游击区，有些游击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７７区变成敌占区，抗日军民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和干部群众中不少人产生了悲观失望和失败主义情绪。有的人甚至对平原地区能否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又重新提出怀疑。面对严重的局势，刘伯承、邓小平等对冀南根据地的反 “扫荡” 斗争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指导。宋任穷后来回忆说： “ ‘四·二九’ 大合围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影响很大，损失严重。大合围后冀南区形势急转直下，环境更加困难，斗争更加艰苦。部队的思想也产生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别同志甚至怀疑冀南平原抗战还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 “五月初，刘邓首长就明确指出： ‘四·二九’ 受挫后，在干部和部队中必然会发生失败情绪，甚至怀疑今后平原能否坚持，地方也会有这些问题。指示我们必须提高部队与地方的斗争信心与勇气，充分认识形势的严重性和斗争的残酷性、长期性。” ① 五月七日，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黄镇、李达致电冀南军区，对受到重创的冀南区的工作作出明确指示。指出：敌人目前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企图消灭我有生力量，我们必须严重警惕。因此，我们必须争取时间、空间以全力斗争及广泛的游击战争消耗敌人力量，保持我有生力量。发动组织依靠群众，加强敌占区的工作，广泛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的游击战争以及武装工作队活动，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在军事上要下最大决心，紧缩军队地方统率机构，军区一级做到短小精干。部队集结与分散应灵活运用，在平原为免遭聚歼，今后分散使用的时 ① 《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１９３、２０９页。

４７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间更多。组成武装工作队，向敌占区、接敌区发展工作，要埋头苦干去完成工作任务，不要过大铺张暴露力量。敌人 “清剿” 时应组织短小精干部队，向他处及敌人空虚据点积极活动。 ① 五月十四日，刘伯承、邓小平等致电冀南区党委、军区，强调要坚持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发动与依靠群众，把兵力分布到敌占区、接敌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电报指出：作战方式应是广泛的分遣游击战争而不是运动战。特别注意以便衣武工队及小部队深入敌区活动与工作，广泛繁殖游击队，乘虚拔除敌人爪牙，掩护与开展秘密的群众工作，以配合合法与非法斗争。 ②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指导下，冀南区开展起了反击日伪的广泛的游击战争。军区挑选一批熟悉敌占区情况并与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组织起二十多支精干的武工队，秘密进入敌占区开展工作。军区还将部分部队化整为零，组成多支小部队，由得力的旅、团干部率领，分散到各县开展游击战。这些小部队和武工队相结合，在敌占区、接敌区打击日伪，将敌占区变为游击区，将游击区变成游击根据地，并努力创造小块根据地。不少地方还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把地道战与 “改造村形” 结合起来，使地道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把村子变成 “堡垒”，村自为战，户自为战，灵活机动、神出鬼没地打击进村 “扫荡” 的日伪军。五月下旬，宋任穷从太行回到冀南时，对开展和坚持平原游击战充满信心。他后来回忆说： ① 《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２卷（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２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１９６２年１月编印，第３８９页。 ② 《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２卷（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２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１９６２年１月编印，第３９０页。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７９ “当时冀南的艰苦情况我是知道的。在这样的时候，我更应该赶快回到冀南。抗战初期刚进入冀南平原时，那时心里确实没有底，没有在平原打过游击。现在不同了，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摸索了一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方法，学会了如何在平原与敌人周旋。所以我说到冀南就有办法了。” ① 五月中旬，日军又发动了对太岳、太行区及晋豫区的大规模 “扫荡”。四月下旬，邓小平和陈赓等即已布置太岳区加紧反 “扫荡” 的准备工作。四月二十二日，邓小平致电刘伯承等，告诉他准备亲去太岳区和晋豫区（中条山区）集中力量干下列三件事： “一、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 ‘扫荡’，反动派胆敢向我进攻坚决消灭之；二、严密党的组织；三、发展统战工作，在一定原则下发动群众斗争。” ② 在赤岸村坐镇指挥太行区反 “扫荡” 斗争的刘伯承看过邓小平的电报后，对参谋长李达说： “小平同志提的这三件事，对太行、冀南都是适用的。在敌顽的进攻面前，我们不能右倾，要敢打。在开展政治工作中，不能 ‘左’ 倾，要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多团结一些人，多发动一些群众，这样才能扭转退缩的局面。这次日寇先 ‘扫荡’ 太岳区，马上就要腾出手来 ‘扫荡’ 太行。我们也要着手准备。” ③ ① 《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１９５页。 ②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２６页。 ③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２６页。

４８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五月十二日，刘伯承和远在太岳的邓小平联名向各旅、各军分区下达作好反 “扫荡” 准备的命令，指出：敌人的 “扫荡” 可能在最近几天全面展开，目标先是太岳军区，各部队应抓紧做好反 “扫荡” 准备。 ① 当天，邓小平在士敏县布置完取缔红枪会的各项善后工作后，南下晋豫区视察指导工作。五月十四日，日军同时开始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大 “扫荡”，企图一举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主力。日军称这次 “扫荡” 为 “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又称为 “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十六日，邓小平进入晋豫区。十七日，到达太岳南进支队司令部和中共晋豫区委所在地阳城县董封镇以南的暖辿村。邓小平一行刚住下，就得到日军已从阳城向这一带奔袭的消息。第二天一早，他即同太岳南进支队司令员王新亭、晋豫区党委书记聂真率晋豫区党委领导机关和警卫部队，迅速沿西南方向的深山沟向析城山的圣王坪转移。十九日晨，当日军大部队到达暖辿村时，邓小平和王新亭、聂真等率领晋豫区党政军机关已到达数十公里外的吉德村。随后，他们又辗转阳城县的枪杆村和沁水与翼城交界的大鹤山等地，一次次甩掉日伪军的追袭。在枪杆村，邓小平还在区党委机关干部和全体指战员会议上就如何打开晋豫区工作局面的问题作了讲话。他强调晋豫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要求部队多打小胜仗，务求每战必胜，提高干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信心。他还布置抽调有斗争经验并有一定政策水平的连排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打击小股敌人和汉奸活动，宣传 ① 刘伯承、邓小平致各旅、各军分区的电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２日。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８１组织群众，搜集作战资材。日军在 “扫荡” 太岳接连扑空后，五月十九日开始对太行北部特别是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区进行夏季第二期 “扫荡”。日军第一军司令部进驻长治指挥，集中第三十六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主力及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各一部共两万五千多人，采取所谓 “ 铁桶” 战法，由平定、昔阳、井陉、元氏、赞皇等地出动，连续合击测鱼镇、黄北坪、浆水、将军墓一带。五月二十一日晚八时，刘伯承率一二九师师部从赤岸村以南的会里村出发转移，二十二日晨六时到达太南区固新镇。他立即草拟反 “扫荡” 作战命令，以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的名义下发。命令提出：敌正开始对我太行区实施夏季新的全面的大 “扫荡”，各部应即分若干精干小部队深入敌之 “扫荡” 基地，接敌侦察；派得力干部带小队深入下层领导县区村指挥所；基干团加强便衣活动，乘机进行机动；各级领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派干部帮助下层。 ① 邓小平在太岳，刘伯承在太行，相互配合指挥部队协同作战，分头向日军的补给线、铁路干线、空虚的城镇据点实施多点有力的破袭，迫使日军不得不抽回重兵保护。这种 “敌进我进” 的战术发挥了巨大威力，使日军的 “扫荡” 兵力大为减弱，为根据地军民最后取得反 “ 扫荡” 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后来，一九四三年一月，邓小平对 “敌进我进” 的方针作了系统的阐发和全面的总结。他说： ①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联名发出的反 “ 扫荡” 作战命令，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２日。

４８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 “在反对敌人的蚕食斗争，反对敌人的特务政策，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等方面，一九四一年没有多大成绩，一九四二年则各地都有大的进步。我们采取了 ‘敌进我进’ 的方针，创立了少数格子网内的隐蔽游击根据地，无论太行、太岳和冀南，在这方面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 ‘扫荡’ 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 ‘扫荡’ 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 ‘扫荡’ 斗争，以取得主动。 ‘敌进我进’ 的斗争，也表现于隐蔽斗争上，敌人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和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将是日益发展日益激烈的。” ①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对 “敌进我进” 方针的战略作用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从一九四二年冬，冀南、冀中、冀东各解放区工作开始恢复，华北各解放区转到新的扩张的时期，也即是开始了解放区抗战的第三个时期。敌寇企图继续其一九四二年的残酷 ‘扫荡’，我军乃以敌进我进之战略，到敌后之敌后，去开辟解放区，粉碎敌之进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８、４２页。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８３攻。这一战略发生了极大效果，使解放区的发展，超过抗战初期的记录。” ①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日军以两万多兵力对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驻地辽县南艾铺进行 “铁壁合围”。在三八五旅一部掩护下，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分别向西北南三个方向成功突围。在突围过程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辽县麻田十字岭指挥部队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七岁。当夜二十一时，刘伯承得知左权牺牲的消息，悲痛不已。同时，又牵挂远在太岳的邓小平和太岳部队的安危。他发电向陈赓询问太岳的情况和邓小平的行踪。第二天，师部收到了太岳区的复电：敌二十四日再次合击东、西峪，毫无所获。太岳军区正指挥主力部队袭击敌后城镇，破毁同蒲和白晋铁路，领导腹地小部队和游击集团、民兵反 “ 清剿”。 “ 小平待岳南 ‘扫荡’ 结束后即回太岳”。 ② 知道了邓小平的行踪，刘伯承松了口气。也是在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邓小平等辗转到达阳城县西北临近沁水县的上河村。这里是晋豫地区的腹地。二十七日，邓小平在上河村主持召开晋豫区县、营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决定晋豫区工作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他在会上讲话，针对晋豫根据地游击性大、日伪建立的维持会大量存在、政权还不巩固等问题，提出晋豫区今后工作的九项任务及要求：一、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要运用各种形式组织武装，组织各种各样的游击队，注意多吸收农民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４６页。 ② 太岳军区致刘伯承的电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６日。

４８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参加。二、要研究解决游击队枪支的各种办法。三、加强各级政权的建设与改造。四、要深入群众组织开展工作。五、党的秘密工作要配合公开的工作。六、要正确运用统战政策发展力量。照顾中间势力的利益，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争取大多数。七、把发展力量与对敌斗争结合起来。八、发展力量决定于正确的政策，必须研究每一政策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克服主观主义。九、加强干部的质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① 王新亭后来回忆说： “邓政委的这些指示，使中条山根据地的工作 ② 有了更明确的努力方向。从此以后，中条山地区大力发展了进步力量，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开始实行减租减息，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各方面工作都有加强。中条山根据地在发展中逐步走向巩固。” ③ 二十八日，日军在结束对岳南的 “扫荡” 后，集结第三十五、三十六师团各一部共四千人，分由同善、王屋、垣曲、邵源、阳城、张马等地出发，向上河村地区合击，企图摧毁晋豫区的首脑机关和捕获邓小平等党、政、军重要领导人。下午，日军进至距上河村仅十五华里的董封镇，情况十分危急。晋豫区干部会议停止召开。邓小平与聂真、王新亭，一面沉着部署晋豫联防区内线部队配合外线主力伏击、袭扰日军；一面迅速率领掩护部队和区党、政、军机关数百人，出其不意地迎着敌人来犯的方向往外突围，于午夜时分转移到沁水县历山深 ① 邓小平在晋豫区县、营以上党政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 ② 中条山根据地，即晋豫根据地。 ③ 王新亭《忆邓政委的两次中条山之行》，《回忆军事家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版，第５７７—５７８页。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８５处的东川村以南的东峡。东峡，是历山主峰下由沁水直通阳城县境的一条峡谷，南北长约十五华里，两边是百丈危崖。邓小平等率区党、政、军机关及掩护部队，乘着月光，从容有序地进入东峡的北口，徒步沿峡谷向南突围。二十九日上午，终于走出南口，向西转入阳城、垣曲交界的桦挝山。王新亭后来回忆说： “再往西走，有个桦挝山，山高林密，无路可走，我们攀树上山、下山时像挂葡萄似的，拉着树倒着下，下到一条深沟里。沟底较平坦，还有一条河。我们终于脱离了险境，跳到敌人合击圈以外了。” “邓政委和我们在一起，共同战斗，共同生活，在河边露营，架锅做饭。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吃。” “我们隐蔽在野外，呆了两三天，敌人走远了，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行动。根据邓政委的指示，我将中条部队交给刘忠同志指挥，便随同邓政委回返太岳了。” ① 邓小平在王新亭的护送下返回岳北沁源县的阎寨村时，已经是六月中旬了。六月二十日，太行、太岳反日军夏季 “扫荡” 作战胜利结束。六月二十四日，邓小平结束了在太岳、晋豫区的视察。当天晚上，在陈赓护送下，从天桥沟一带过白晋路，不久即到达北方局所在的武乡县王家峪村。六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邓小平出席彭德怀在王家峪主 ① 王新亭《忆邓政委的两次中条山之行》，《回忆军事家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版，第５７８—５７９页。

４８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二十九日，他向会议作关于视察太岳、晋豫区工作情况的汇报，重点汇报了晋豫区的工作情况。在谈太岳区的工作时，他特别强调了改善民生和搞好财政工作的问题。他说：太岳根据地开辟的最早，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整个工作进步不大。根本原因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没有改善民生，合理负担的政策执行得不好。今年太岳区的工作中心是发动群众，坚决执行中央减租减息的指示，用深入的群众工作来搞好财政工作，保证其他工作的完成。在谈晋豫区工作时，他提出在敌占区开展工作，要防止出现 “左” 的错误。他指出： “ 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必须防止 ‘左’ 的现象发生，防止急躁情绪，执行好党的统战政策，对于该地区的伪组织暂时可以允许它的存在，待我脚跟站稳后再采取彻底打击的方针。” ① 会议肯定了邓小平的汇报和提出的意见。彭德怀在会上指出，晋豫区的具体工作要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进行。三十日，北方局根据邓小平的汇报拟写发出《对中条区工作的指示》。邓小平在历时三个月的视察中，对太岳区特别是对晋豫区的对敌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回答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他的视察，对于太岳、晋豫两区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困难走向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邓小平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 “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 ①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９日。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８７的，五月以后则完全改观。抗日政府的负担面在太行区有了相当的扩大；冀南则在根据地变质的条件 ① 下，顺利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太岳亦有不少成绩，并开辟了岳南和中条山的局面。” ② 薄一波后来说：小平同志的这次视察， “对太岳根据地扭转困难局面和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岳北、岳南、中条很快联结起来，形成统一的太岳战略区”。 “合并后的太岳根据地，扩大到河南省的黄河以北，把白晋路、晋博路和同蒲路之间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成为支持山西和华北抗战的重要基地。” ③ 六月底，邓小平回到黎城县南委泉一二九师师部的临时驻地。他从刘伯承等那里详细了解到左权牺牲的情况。他和刘伯承同左权都有同窗之谊，对左权的牺牲异常痛心。左权生于一九○五年，比邓小平小一岁。他们最早认识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左权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优秀生被保送中山大学学习，分配在第一期第七组，邓小平是这个组的党小组长。不久，左权又转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成了刘伯承的同班同学。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指战员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在辽县麻田村举行的悼念左权将军大会。第二天，他们在《新华日报》（华北版）联名发 ① 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９日，侵华日军第十二军集中独立混成第一、第七、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１２万余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 “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大部分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这里说的冀南根据地变质，即指此。 ②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７页。 ③ 薄一波《大家风范举重若轻———忆小平同志在太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４８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表《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辽县是八路军总部长期驻扎的地方，左权与辽县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年的八月二十六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应广大民众的请求，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日军在夏季 “扫荡” 结束后，已经感到用单纯的军事手段和反复 “扫荡” 的做法无法达到他们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因此，在夏季 “扫荡” 结束后不久，他们调整其战略部署，从六月二十五日开始实施为期四个月的所谓 “ 夏防计划”。这一计划的要点是：着重加强据点攻势进行防御；在新占领区推行伪乡保制度，加紧对人民的统治；对伪军、伪组织人员进行清理，加强特务控制；在据点内大修仓库，准备秋后抢粮之用。这时，晋冀鲁豫边区经过前一阶段反 “扫荡” 斗争，形势出现了一些有利的变化。日军的残酷统治使敌占区人民对日伪的不满和仇恨越来越深，自发的反抗斗争不断增多。由于占领区扩大、战线过长，日军兵力明显不足，只得利用伪军、伪组织进行统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除公开投敌者外，大部分先后撤走。为抓住时机，尽快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刘伯承、邓小平领导和指导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在军事上继续采取 “敌进我进” 方针进行斗争的同时，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展开了对日军的全面斗争。从七月上旬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发出的《展开对敌政治攻势指令》的要求，邓小平和刘伯承从晋冀鲁豫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领导和指导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对敌政治攻势。政治攻势的主要内容是：以两年胜利为中心口号，展开群众性的普遍宣传运动，揭露日军的各种阴谋，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８９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０日，邓小平与八路军总部全体人员在左权墓前合影。高台站立者前排左三为邓小平。

４９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动摇和瓦解日伪军，提高人民的抗战胜利信心，争取敌占区群众心向抗战。为组织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建立起各级对敌斗争委员会，以县为重点，组织党政军各部门参加，使政治攻势与其他方面的斗争密切结合。八月二十日前后，刘伯承、邓小平和薄一波分别发表谈话，号召全区军民参加政治攻势。二十日，邓小平在对《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发表的《政治攻势与敌占区同胞的关系》的谈话中指出： “确实掌握华北，使华北成为 ‘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利用伪军伪组织做统治的工具，这是敌人今天对华北的最主要的阴谋。” “敌占区同胞的灾难愈深，他们对祖国的怀念将愈切。目前我们所发动的政治攻势，就是要拯救他们，帮助他们，反对敌人的掠夺，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也就是保护国家的力量，以为将来配合反攻的准备。这里，敌占区同胞应该认清，政治攻势不仅是抗日军、抗日党派的事，更应是敌占区人民自己的工作，是伪军伪组织内中国同胞的工作。” “而今抗战道路更加艰苦，但胜利曙光已经在望，希望敌占区同胞与根据地人民密切结合，形成一个巨大的斗争力量，迎接行将到来的光辉灿烂的明天。” ① 八月二十四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联合发布《告敌占区同胞书》，号召敌占区人民支援抗战，对日军开展不合作运动。由于领导统一、动员广泛，根据地、游击区党政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９１军民各部门都投入了政治攻势。各种宣传品进入敌占区，有的张贴在伪县政府的布告栏里和日军的火车上，有的出现在敌占区的城墙上、日军指挥机关和宪兵队大院的门上。敌占区的同胞也行动起来，纷纷向八路军传递情报，掩护八路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帮助八路军收集日军的电线、电话线等资材。敌后武工队的斗争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据李达回忆： “到一九四二年八月间，仅冀南、太行、太岳三个区，就有武工队四十二个，约一千四百人。他们活跃在敌人后方，就好像孙悟空钻进敌人的肚子里，搞得敌人不得安生，只好抽出一些兵力看家。” ① 为了推动敌后武工队的发展，规范武工队的工作，刘伯承、邓小平主持拟定《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的训令，对武工队的领导、机构、整训、使用、守则等作出具体规定。九月三日，一二九师政治部下达这个训令。武工队在敌后更加活跃。武工队的活动方式很多，如召开群众会、抗属会、伪属会、士绅会、房东会、小学生会、情报会，进行个别宣传、慰劳抗属，交抗日朋友，访问士绅，访问帮头，帮助秋收，调查村庄，改选村政府，推行抗日法令，组织秘密游击小组，等等。还有些武工队利用赶集、唱戏等群众比较集中的场合，登台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动员民众，瓦解日伪政权。敌占区群众劳役和经济负担十分沉重，领导群众进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的斗争，成为武工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地武工队和当地群众一起，运用各种方式同日军周旋，干扰他 ①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９９页。

４９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们抓壮丁、征粮，甚至直接截获被日伪征去的粮食返还群众。在短短几个月内，晋冀鲁豫根据地敌后武工队开辟了一批新的游击根据地和不少小块隐蔽游击根据地。到一九四二年冬，这样的游击根据地已经相当普遍，为根据地进入恢复与再发展的新时期打下了良好基础。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后，敌后武工队的斗争形式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推广开来。武工队深入敌后，主力部队分散活动，群众性游击战争广泛发展，对于打破日军的 “蚕食” 和封锁，扭转根据地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彭德怀一九六三年在读书笔记中，对当年武工队的斗争形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武装工作队，是党、政、军、民的统一组织，它是政治觉悟最高、党的各项政策最熟悉，并有较丰富战斗经验的成员组成的。” 他们把 “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巧妙的结合起来，对打破敌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群众负担，都起了相当作用。” ① 日军在五月夏季大 “扫荡” 中疯狂地抢夺根据地的物资特别是粮食，致使根据地的经济、物资供应更加困难。夏季反 “扫荡” 结束后，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北方局的统一部署，领导和指导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进行了第二次精简工作。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四月的第一次精简，主要是减少军队和地方的脱产人员，充实基层，但还没有能够达到精简的全面目标。在反日军春季、夏季 “扫荡” 斗争中，仍然暴露出党、政、军机关较庞大而不能适应频繁作战和日益严重的敌后斗争的问题。 ① 彭德怀《抗日时期敌后作战指导原则》（１９６３年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军事文选时笔记的一部分），《文献和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９３要改变这种状况，仅仅减少人员是不够的，还要把精兵简政同改变作风、爱护和培养民力、节约费用及增加生产结合起来。在第二次精简工作中，邓小平和刘伯承把重点放在进一步调整机构、整编机关、改进机关作风和提高工作效率上。在他们的统一部署下，太行军区的旅和军分区以上机关重新建立集体办公制度，继续合并一些工作性质和任务相近的部门，如作战与训练、侦察与情报、宣传与教育、统战工作与群众工作等部门都合并在一起了。并且，各部门、单位严格控制人员编制。李达后来回忆说： “在精简过程中，也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同志总是想办法多要一些编制名额，或者擅自在定额之外增调人员。刘师长和邓政委对执行新编制、新制度是非常严格、一丝不苟的。为纠正此类现象，他们曾于一九四二年冬天专门发布了一个命令，指示各部队 ‘按照编制定额不许无故超编一人’。这样，精简的初步成果才得以巩固。” ① 为保证部队的稳定和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和刘伯承指示各军区，在整编中妥善安排好被精简的人员。太行、冀南两区有二千余名被精简的干部，一部分被分派充实到地方武装和区级以上武委会中，一部分被送到延安安排到抗大和陆军中学学习。同时，将六百六十多名年老体弱的干部交由地方政府作了妥善安置。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共安排了六千余名战士退伍，家在根据地的回原籍，家不在根据地的则介绍到根据地适合的地方安家落户。转业和退伍的军人，一般都参加了民 ①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４９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兵、游击队等人民武装组织，发挥作战和训练的骨干作用。晋冀鲁豫区党委、边区政府在简政过程中，制定并执行了提高工作效能和爱护、培养、节省民力的简政方案。仅太行区在八月以前，县级以上政府工作人员就减少了百分之十八，节省经费达百分之三十八。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精兵简政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表扬。《新华日报》（华北版）和《解放日报》都集中介绍了他们的经验。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特别说到：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① 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局太行分局，由邓小平、李大章、李雪峰、刘伯承、蔡树藩组成，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晋豫、冀南四个区党委的工作。从这时起，邓小平逐步成为统一领导整个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连年来，晋冀鲁豫边区在遭受日军残酷 “扫荡”、 “蚕食” 和封锁的同时，又连续遭受旱灾、水灾、雹灾和蝗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四二年，秋粮大幅减产，许多地方收成仅二成左右，有的地方颗粒无收。急待救济的灾民达三十五万人。还有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七万多难民需要安置。全区军民衣食短缺，机关和部队给养近乎枯竭，战士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经常是饿着肚子同日伪军作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版，第８８０页。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９５战胜灾荒，度过难关，使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尽快好转，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关键。根本出路是发展生产。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 “自力更生”、 “自给自足” 的方针，积极动员和领导边区军民努力开展生产自救。一二九师的生产自救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了。一九四○ 年，师专门增设了生产部，由曾经留学美国、专修畜牧的农业专家张克威担任部长，负责组织、指导部队的生产。一九四二年春，当旱情刚刚露出苗头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就指示师政治部制定了一个帮助群众春耕和开展生产的规定。按照规定：旅和军分区设立指导春耕组织，团设立领导助耕组织，连成立助耕队，排以下成立助耕小组，指导和帮助农民群众春耕，特别是帮助群众切实解决缺乏牲畜、农具等具体困难。春耕期间停止向群众支差，严禁强迫租地、强借农具、欠款不还等现象。助耕部队坚持做到不吃群众饭食，不要报酬，不遗失损坏农具。生产节约方面，师部向所属各旅、团下达生产指标，要求旅以上干部每人当年生产收入达到一百元，团以下每人六十元（包括节约在内）。部队除粮食、菜金和被服供给之外，从战士到师、旅级干部，每人每月只有一元五角的津贴费。按当时的物价，一元五角钱只能买一把牙刷和一包牙粉。一个连队每月的办公费、杂支费和学习经费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元。师领导和师部机关干部工作人员带头助耕。师直属队在李达参谋长的带领下，帮助群众突击运送粪肥、修筑漳河堤坝和平整河滩地。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只有一只手臂，仍率领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进行助耕劳动。到春耕结束时，一二九师师部机关和直属队同群众一起整修了一千多亩河滩地，修筑了用工一万九千多个的堤坝。

４９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在帮助群众春耕的同时，邓小平、刘伯承号召部队机关开荒种地。各级指战员和机关干部纷纷组织开荒队投入生产。师部机关的开荒队，在师部附近开垦出一百多亩荒地，种上各种蔬菜，获得了丰收。当时在师部机关担任支部书记的张贻祥后来回忆说： “虽然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 ‘大扫荡’ 很凶恶，但是我们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却更大，这一年师部机关的收成蛮不错。收的大萝卜，有的竟达六斤重，我们拿给邓政委看，他很高兴，说： ‘这叫大萝卜王啦！’ 接着问还有没有，我说很多，他连声说好！” ① 几十年后，邓小平对这段艰苦的岁月仍记忆犹新。他曾对女儿说： “一九四二年九月，刘少奇由华中回延安的途中经太行时，在赤岸的一二九师师部，我们请少奇吃饭，吃的东西只有干羊肉。” “那是当时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很久没吃肉了！” ② 虽然条件艰苦，但根据地军民都抱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李达后来回忆说： “尽管物质生活那么艰苦，可是精神生活仍然是丰富多彩的。军队与地方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首长和下级之间，充满着炽热的战斗友谊，艰苦的斗争环境，把大家团结得更加紧密了。” ③ 对于部队来说，除了吃、穿和办公用品缺乏，还面临一个大的难题，就是武器弹药缺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伯承、 ① 张贻祥《太行十年的几次接触》，《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版，第２０页。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４６８页。 ③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８３页。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９７邓小平领导建立起了兵工厂、修械所、炸弹所、子弹复装所等。这些工厂，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有二三十人，便于隐蔽和分散转移。有的兵工厂除了生产手榴弹、地雷和复装子弹外，还能制造步枪、掷弹筒，甚至试制成功了迫击炮和山炮弹。据李达回忆： “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还给一二九师下达过制造步枪的任务： ‘在不妨碍你们造地雷、手榴弹、子弹情况下，望尽量造一批步枪（越多越好）及三十节式机关枪预备筒（以一百个为限）送延安。’ 这些任务，我们都较好地完成了。” ① 据太行军区十一个单位的统计，一九四二年集体生产的价值达二百一十五万多元。此外，不少单位在参加集体生产之余，还在驻地房前屋后种了一些 “自留地”，养鸡、羊、猪等家禽家畜，除上缴一部分外，余下的用来改善本单位的伙食。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困难的情况下，十月八日，日军开始实施第五次 “治安强化运动”，在经济上加紧掠夺华北的物力资源特别是粮食等重要物资，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在军事上进行连续不断的全面 “扫荡”，寻歼八路军主力和领导机关，等等。刘伯承、邓小平针对日军 “扫荡” 的规律性及其加强经济掠夺的图谋，及时部署反 “扫荡” 的准备工作。九月十六日，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等致电宋任穷、陈再道、王宏坤、刘志坚、陈赓，指示他们加速做好反 “扫荡”、反经济掠夺、保卫秋收、保卫粮食的准备。 ①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７５页。

４９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为加强后方机关的武装自卫能力，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关于机关军事化的指示。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各县、区普遍整顿机关的组织，加强机关人员的军事训练，制定作战方案，进行备战演习。全区军民开展了快收、快打、快藏粮食的群众运动。 “保卫秋收，保卫粮食，保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成为反 “扫荡” 政治动员的中心口号。十月二十日，日伪军出动一万六千多兵力，开始对太行、太岳区进行大 “扫荡”。二十一日，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致电各军区、军分区、各野战兵团，指出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区的 “扫荡” 可能是较长期的，主要目的仍是劫抢粮食。要求各军区、军分区、各野战兵团，以各种必要的手段和方法，应付与粉碎敌人持续的 “扫荡”，特别应以高度的警惕检查督促粮食收藏，打击敌人的抢粮行动，截夺被敌抢运之粮。 ① “扫荡” 太行区的日军以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及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为主，连同伪军九千多人，以太行第二、第三军分区为重点，分别向和（顺）西、武（乡）东两个中心实施合击。进入根据地后，以大队为单位实施 “清剿”，袭击抗日武装，捕捉民兵，杀害群众，大肆抢劫，并修筑临时运输线运送掠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太行区部队，采取内线坚持与外线出击相结合，主力部队与游击队、人民武装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反 “扫荡” 作战，至十一月十二日，击退了日军对太行的 “扫荡”。 “扫荡” 太岳的日军为第六十九、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 ①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致各军区、军分区、各野战兵团的电报，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１日。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４９９团各一部，共七千多人。他们在合击岳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机关扑空后，即转入辗转 “清剿”。岳北中心区沿交通线附近的群众在部队、民兵的掩护下，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转移。外线部队有力地袭击日军的后方，牵制日军的兵力。一支支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抗征抗抢、保卫粮食；深入日伪据点，张贴标语传单，扩大政治宣传，动摇日伪军心。十月三十日，日军开始在岳北腹心地区沁源、阎寨、中峪店、交口、绵上等地构筑据点，加紧抢修临屯公路西段和安泽至亢驿间的交通运输线，企图长期 “驻剿”。根据地军民开展反筑路斗争，以不断的袭击、破击活动，使日军无法实现其修路计划。分散活动的小部队与民兵不断伏击出没的日军和日伪军临时据点，使其行止不安。十一月十八日，日军主力相继撤离岳北根据地，留置一个大队及部分伪军困守沁源等据点，企图长期分割岳北地区。岳北军民开展了围攻沁源等据点日伪军的长期斗争。在刘伯承、邓小平和太行分局的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晋冀豫边区军民粉碎了日军的秋冬大 “扫荡”，打破了其第五次 “治安强化运动”，有效地控制了根据地和部分敌占区的粮食及其他重要物资，为坚持太行、太岳根据地的长期斗争创造了条件。到一九四二年底，形势开始好转。十二月，恰逢刘伯承五十岁寿辰。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在赤岸村为刘伯承举行了祝寿活动。共产党人不兴公开祝寿，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举行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祝寿活动，就更为罕见。中共中央指示为刘伯承举行祝寿活动，不仅是为了表彰刘伯承突出的功绩，更重要的是为了振奋敌后抗日军民的斗志。刘伯承不愿意宣传自己。祝寿活动前，一二九师《战场

５０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报》和《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派人采访他，请他谈自己的简历，被刘伯承一口回绝。采访者只好去请邓小平帮忙。邓小平对刘伯承说： “师长，我看您还是要讲啊！这是党的决定，没得简历，咋个祝寿嘛。再说，这也是工作。” ① 政委发了话，刘伯承只好执行。十二月十六日（与刘伯承实际出生的日期十二月四日相差十二天），清漳河畔锣鼓喧天，彩旗招展，数千军民聚集一堂，举行庆祝刘伯承师长五十寿辰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一二九师各部队、晋冀鲁豫各军区及各区党政领导机关派的代表外，还有八路军总部首长彭德怀、罗瑞卿、滕代远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人杨秀峰等。大会由邓小平主持。会上，邓小平发表祝词说： “今天庆祝你的五十寿辰，应该学习你的好学、谦虚、诚恳、严正的风格，艰苦奋斗、忠实革命的精神，在你引导下排除万难，战胜敌人，迎接新中国的曙光，走向新社会！” ② 贺电、贺诗、贺文如雪片般飞来。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等，都发来贺电、贺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同刘伯承并肩战斗多年相知甚深的邓小平有感而发，撰写《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 庆祝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文，发表在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特刊上。文中真挚地写道： “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 ①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２９０页。 ② 《新华日报》（华北版）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７日。

第十四章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下）５０１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 ‘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 ① 对于刘邓关系，一二九师的指挥员们太了解了。在他们眼里，刘邓就像一个人似的。部队重大的决策，都是他们一起研究作出的。每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在最后下决心之前，刘伯承都要请邓小平发表意见，并且常常在会议结束时宣布：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刘伯承不仅尊重作为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而邓小平，凡是刘伯承拍板作出的重要决定，包括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商量而由刘伯承单独作出的决定，他都坚决维护并密切配合落实。在刘伯承的支持下，邓小平不仅参与军事决策工作，与刘伯承共同部署指挥作战，还经常单独指挥一些大的战役。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社长的李普曾经说： “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 ‘顿号’ 的。” 时任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杨国宇后来回忆说： “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 ‘训令’、 ‘号令’、或者 ‘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么不叫人敬重！敌人怕刘伯承，也怕邓小平，曾经把邓小平的相片，印发给部队。” ②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０、３１页。 ② 杨国宇《威严的山》，《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版，第４６页。

５０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赤岸村为刘伯承祝寿的锣鼓声，透出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一九四三年———新的战斗的一年，悄然而至。

５０３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进入一九四三年之际，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有利于世界人民的重大转折。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在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后，开始了对德国法西斯的战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取得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开始由防御和局部进攻转为战略反攻。在中国战场，日本法西斯在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有力打击下，消耗很大，部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增长，战斗力下降。日本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濒临破产。日军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抽调更多的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在作战上，侵华日军调整了部署，将部队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并以伪军接替部分日军担任守备，首要任务是确保其占领区，特别是重要资源地区、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安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华北

５０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党一九四三年的基本任务是： “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替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迎接伟大新时期之到来。” ①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与再发展的时期。虽然仍面临着日军连续不断的 “扫荡” 和 “蚕食”，根据地生产力下降，财政、经济非常困难，但经过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艰苦的斗争，根据地严重退缩的局面初步扭转，总的形势是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为了总结抗战五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贯彻落实北方局的指示精神，确定今后开展敌占区、游击区的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大政方针，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二十一日，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的一个教堂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 “温村会议”。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太行分局所属的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区的党政军负责人，一二九师、边区政府负责人，太行分局直属单位的负责人等。北方局代书记彭德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出席会议。二十六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长篇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一、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二、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三、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四、反 “ 扫荡” 与反 “蚕食”；五、一元化的斗争。报告把抗战五年来华北对敌斗争分为三个阶段，并对这三个阶段的对敌斗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包括每个阶段的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版，第４５８页。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０５时局特点，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基本方针，特别是工作上的主要得失：第一阶段，从抗战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 “敌人前进，实行正面进攻，在华北兵力较少，经验缺乏，更对我党我军估计不足，给了我们从对敌斗争中创立抗日根据地以非常优良的条件。此期我们充分利用了敌人的弱点，打开了局面。当华北中央大军南撤的时候，我党我军即提出了 ‘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的基本口号，确定了坚持敌后斗争的基本方针。这一阶段的对敌斗争，是环绕在打开局面，创造根据地与求得大发展的任务之上。” 第二阶段，从武汉失守到一九四○年底百团大战即将结束。 “敌人回师华北，实行 ‘治安肃正’ 计划，华北斗争局面开始严重。此期我们的方针是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此一阶段，在巩固根据地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成绩，但忽视了敌占区工作，虽曾屡次提出纠正，转变很少”。 “这一阶段斗争的结果，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开始建设根据地。” 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初。 “敌人实行 ‘治安强化’ 运动，我们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双方都走向深入，斗争进入空前尖锐化的阶段”。这一阶段，敌人连续五次实行 “治安强化” 运动，前三次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报告在对华北五年来对敌斗争的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概

５０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括出十条对敌斗争的经验：一、 “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二、 “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 “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三、 “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 “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四、 “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 “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五、 “要更加加强爱护根据地的观念，努力建设根据地，进行顽强的保护根据地的斗争；同样要在敌占区组织强有力的斗争，以保护根据地”。六、 “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七、 “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八、 “敌人对我实行 ‘总力战’，我们对敌亦提出了 ‘一元化’ 的斗争”， “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九、 “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０７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 “我们的责任，显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十、 “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 ① 这十条经验，包括对敌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经验。其中所概括的人民战争的基本指导思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着眼全局和长远目标的政策观点等，对坚持和发展华北敌后抗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一月二十九日，副书记李大章代表太行分局作《过去群众工作的简单回顾与今后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二月一日，晋冀鲁豫边区副主席戎伍胜作《进一步加强财经建设，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报告。随后，会议转入关于抗战以来的群众工作、财经工作和对敌经济斗争等问题的讨论。二月八日、十四日，彭德怀两次在会上讲话，就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军队与地方党的民主问题、贯彻北方局关于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问题等作指示。二月二十日，邓小平作会议结论，针对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关于北方局工作的评价，关于武装工作、反倾向斗争、根据地巩固程度等问题，对晋冀鲁豫根据地过去工作中的优点和不足作了辩证的分析，提出了新形势下开展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及今后要重点做好的工作。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３—４４页。

５０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出版的《战斗》增刊第１５期刊登的邓小平１月２６日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０９他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今天的努力，不仅是为了抗战的胜利，而且是为了战后的建国。双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任务当然是繁重的。可是，我们必须肩负着这样繁重的任务而前进”。 ①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小平同志在结论中，对根据地建设的规律，群众运动的规律，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关系，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关于村级工作等问题，都作了科学的回答。” ② 二十一日，大会通过《太行分局高干会议对报告和结论的决议》。《决议》指出： “分局为了渡过今后困难，积蓄力量，迎接反攻，准备战后，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在二十五天的会议中，一般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解决了。” “大会一致认为：大会上的三个报告和邓小平同志的结论，一般地检讨了过去的工作，特别是根据目前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定出了今后进一步巩固根据地的明确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③ 邓小平在会上作的报告和结论，共计九万多字，都是他本人亲自起草的。据当时在一二九师担任作战科科长的张廷发后来回忆： ①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战斗》增刊第１９期，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５日。 ②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版，第３５４页。 ③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６卷，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７月版，第１７１页。

５１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 “小平同志在太行山温村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全是小平同志亲自草拟的，没有要别人帮着写一个字。那时没有秘书机构，也没有专管资料的人员，就叫我们作战科的几个人帮着抄写，帮着油印，帮着找资料。有关军事及对敌斗争的部分素材，就是由作战科提供的。我至今仍记得，小平同志写这个文件时的情景，他胸有成竹，文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但也确实写得很艰辛，因为他白天要忙于军务、政务，多半只能在夜间与油灯相伴，有时整夜地挑灯夜战。” ① 温村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发生战略转变的重要时候召开的，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战胜困难，全面开展根据地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夺取抗战胜利做了重要的准备。” ② 李达后来说： “这次会议，为举行战略反攻和争取战后优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作了重要准备。从此，我们的敌后游击战争（包括敌工工作）更加深入发展，晋冀鲁豫边区斗争的主动权，逐步转入到我党我军之手。” ③ 温村会议后，邓小平即集中精力领导太行分局的整风运动。 ① 张廷发《精神不朽业绩永存》，《回忆军事家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版，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②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１８２页。 ③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９８页。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１１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二月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目的在于，通过普遍深入的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克服和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思想基础。晋冀鲁豫根据地和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自一九四二年五月就开始了。当时，由于日军不断地 “扫荡”、部队作战频繁、干部分散，在学习整风文件的阶段，大多数党员干部只是进行了初步的学习和讨论，未能深入联系实际分析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作风，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温村会议期间，一二九师政治部于二月十五日发出《一九四三年整风学习的指示》，提出应当把整风学习看成一九四三年斗争中最中心的任务之一。邓小平在温村会议所作结论的第四部分，以 “造成整风运动的热潮” 为题，联系晋冀鲁豫根据地和一二九师的实际，分五个方面阐述了整风运动的意义、内容、对象和具体步骤及要求。关于整风的内容，他强调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他指出：主要着重于思想方法与思想意识的改造，着重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和自作聪明。展开与一切不正确思想的斗争，切实改造许多不正确的思想方法，提倡与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关于整风的方式、方法，他特别指出，必须注意敌后环境的特点，不能机械地采取延安的方式来进行，必须着重注意将整风与敌后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他说：在频繁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进行整风，一般不易按部就

５１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班、很有规律地进行，要善于利用与抓紧战争中和繁忙工作中的一切空隙来进行。必须注意与当前斗争的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更要着重与当前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① 温村会议期间，二月十日，邓小平收到毛泽东给周恩来、彭德怀及各战略区负责人的电报。电报要求各地总结一九四二年整风学习的经验，确定一九四三年的学习计划，并将一九四二年整风学习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电告中央。三月上旬，邓小平复电毛泽东报告一二九师整风学习情况，主要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一九四二年整风中存在的问题，特别对整风的组织领导工作存在的问题作了检查。他指出问题在于：领导与布置整风本身就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没有足够估计到敌后战争频繁、干部分散等条件，照搬延安的办法；布置军队与地方整风普遍是只整下级，不整上级；整风与减租减息等实际工作没有联系起来，等等。他提出，今后的整风工作，要根据敌后环境，少而精地集中力量学习，重点是地委、旅分区和县团级以上的干部，要联系实际和业务工作，学一点，用一点，检查一点。 ② 三月十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太行分局会议，研究太行分局的整风和举办整风班的问题。会议确定整风班每期三个月，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综合性文件的学习，第二阶段为学风学习，第三阶段为党风学习。并决定，从一九四三年三月到一九四四年三月一年内，主要集中县级干部整风。整风班主要是利用各级党校举办，县级以上干部轮流到分局党校整风班学 ①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战斗》增刊第１９期，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５日。 ② 邓小平致毛泽东的电报，１９４３年３月。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１３习，区级以上干部轮流到区委党校整风班学习，乡村支部干部则轮流到县委党校整风班学习。为了使整风运动有领导、有计划、有成效地进行，邓小平遵照毛泽东二月十日电报的指示，主持制定了中共太行分局《关于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计划》。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太行分局的整风计划是太行区自开展整风学习以来最为详细的一个计划，把北方局和分局高干会上关于整风学习的意见具体化了。此后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展开，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都亲自领导整风，使整风运动很快形成高潮。” ① 邓小平高度重视整风的实际效果。太行分局党校开学时，他到校作动员报告。之后，他经常向分局党校负责人冷楚、贾久民等询问整风班学习情况，反复要求学习要精读，讨论要联系实际，不要回避问题，要敢于把自己摆进去，解剖自己。他特别注意结合整风解决各地各部队暴露出来的一些思想问题。当他了解到冀南军区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大局意识，认为北方局要求冀南平原区从各方面支援太行山区是 “只顾太行不顾冀南” 的思想情绪后，致信宋任穷，指出这种思想情绪发展到军政干部是尤其危险的，要求结合整风加以纠正。信中说：冀南同志需要照顾到全局。抗战以来就确定保存山地的人力物力、平原供给山地的战略方针，应该认为这是绝对正确的。冀南同志看问题不能从冀南的局部着眼，必须从全局着眼。 ② 晋冀鲁豫根据地虽然经过一九四二年冬天开展的垦荒、救 ①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１９８页。 ② 邓小平致宋任穷的信，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５日。

５１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灾，供应等已有所改善，但灾荒还没有完全克服。一九四三年春耕时节，一些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春旱。饥饿凶猛地向根据地军民袭来。缺粮的人家开始捋树叶、挖野菜。一二九师驻地赤岸附近的村庄也常常可以看到提筐挖野菜的老百姓。这促使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根据地领导人更加重视发展生产。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生产一直是坚持得比较好的，但由于对敌斗争任务艰巨，特别是部队长期实行供给制，使相当一部分指战员存在着依赖思想，还没有树立起长期坚持生产的观念。一些平均主义思想严重的人，错误地把生产搞得好的单位和个人说成有 “资本主义思想”、 “金钱观念” 等等，也挫伤了一些生产能手的积极性。邓小平和一二九师及边区其他负责人注意到这一问题，面对新的灾荒和经济上的困难，对根据地的生产和经济建设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更长远的打算。一月十七日，邓小平和蔡树藩、黄镇发出《一二九师一九四三年生产工作训令》，提出一九四三年生产工作的基本方向是以农业为主，大力提倡农业生产（着重于菜蔬的栽种）。《训令》规定：一九四三年部队生产不负担财政任务，生产的成果完全用做改善部队生活之用，只须在生产成果内抽出五分之一做本单位教育学习经费。《训令》具体规定了一九四三年各级机关人均生产任务指标和节约任务指标。还提出，为使生产节约工作能得到更大的成果，同时防止生产工作中的不良倾向，要特别规定生产节约的奖惩办法。 ① 二月二十日，邓小平在温村会议上作的结论中，从根据地 ① 《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３卷（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１９６２年１月编印，第５９３— ５９４页。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１５长期遭敌封锁和相对独立的实际出发，明确提出要 “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经济”，救灾也要着眼于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他说：救灾是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今天严重的灾荒，敌人残酷的粮食掠夺，敌人的封锁，社会积蓄很少的条件下，其意义尤为重大。要估计到敌人的封锁与对敌占区的掠夺还会加强。如果不从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着眼，必将遇到严重的困难。” ① 三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对《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发表《动员全军助民春耕、节约粮食、救济灾胞》的谈话，从党和军队的性质、党和军队与人民关系的高度，阐述了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和节约救灾的重要意义。他说：坚持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减轻人民负担和增加生产。共产党乃劳动人民的政党，八路军乃人民的子弟兵，与人民利益一致，休戚相关，对于被灾同胞更寄予无限同情。积极帮助人民春耕，解除人民痛苦，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他呼吁部队、机关开展节约救灾运动，每人每天节约小米半两，后方机关每人每天节约小米一两，部队一面助民生产，一面自己生产，同时自动节约粮食，救济灾胞。他号召全区军民团结一致，提高热忱，重视劳动，努力生产，厉行节约，解救受灾同胞，以度过困难，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② 四月一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邓小平的这篇谈话，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３５、３３６页。 ② 《新华日报》（华北版），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９日。

５１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在各根据地引起很大反响，掀起了 “ 节约粮食，救济灾胞” 的热潮。为了调节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并扩大财政基础，同时在根据地更充分地实行合理负担的政策，邓小平在温村会议的报告中还提出，从一九四三年起在太行区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即把对农村同时征收的几种资产税与收入税统一于一种税，税率按纳税富力分等累进。在他的直接督促、指导下，晋冀鲁豫边区有关部门拟定了统一累进税税制草案。据戎子和回忆：草案拟定出来后， “邓小平同志亲自逐条审阅并作了一些修改。” ① 四月二十五日，正式颁布《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这项税制，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关于财政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百分之八十的规定。这项税制在边区推行后，更切实地照顾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使人民的负担更加公平合理，也进一步奠定了根据地财政的基础。正当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进行春耕春种的时候，日军华北方面军又开始对根据地进行新的 “扫荡”，企图合击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等指挥机关，掠夺资财，摧毁根据地。 “扫荡” 的重点仍然是太行腹心区的辽县、武乡、黎城、涉县等地。对于日军的这次 “扫荡”，刘伯承、邓小平以及晋冀鲁豫边区负责人早有准备。在温村会议上，邓小平在报告中总结抗战以来反 “扫荡”、反 “蚕食” 的经验，并根据新的敌情，进一步明确和阐发了 “敌进我进” 的对敌斗争方针。他说： ① 戎子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４月版，第２２页。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１７ “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 ‘扫荡’ 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 ‘扫荡’ 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 ‘扫荡’ 斗争，以取得主动。 ‘敌进我进’ 的斗争，也表现于隐蔽斗争上，敌人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和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将是日益发展日益激烈的。总之，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应是今后非常注意的问题。” ① 温村会议后，刘伯承、邓小平即开始部署晋冀豫边区和各军区在游击区和根据地内线的反 “扫荡” 斗争，同时指示各区和各军区派出更多的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展开更加广泛的游击战，建立小块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此后，一二九师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活动的武工队、小部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地区有近千支之多。在新的对敌斗争形势下，为了使主力部队更好地和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结合在一起，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三月五日，刘伯承、邓小平以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师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指示》明确提出：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目的是为了 “ 强化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保卫根据地”。 “培养人民抗日民主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发扬人民尚武善战、保家卫国的风气”。并指出， “这不但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４２页。

５１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养成现在游击战争博大的力量，而且是奠定将来反攻大军组成的基础”。 ① 随后，为了加强游击集团的战斗力和军分区的力量，使主力部队地方化，刘伯承、邓小平作出决定，将在太行的三八五旅番号撤销，部队编入太行军区第三、六军分区。新编一旅番号撤销，部队编入第四、五军分区，所属各团均作为各军分区基干团。原属各个军分区的基干团（营）则大部分分遣到各县、区，与基干队、民兵组成游击集团，加强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同时，太行军区、各军分区等领导机关派出部分干部，加强县、区、村的工作，在县、区、村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情报通信网，在各交通要道、重要村镇设立秘密中心情报站，在根据地边沿地区实行抗日戒严，展开群众性的除奸防谍斗争。这时，由于太平洋战争吃紧，日军将华北方面军的第三十三、第四十一、第十七等师团先后调往太平洋地区作战，以独立混成第四、第六、第十五旅团扩编为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团。其总兵力虽维持一定数量，但老师团减少新师团增加，战斗力不断减弱，很多据点依靠伪军担任守备。由于日军实行 “清政、肃军”，对伪军伪组织控制加紧，伪军与日军之间矛盾愈益加深，伪军伪组织中动摇的人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指出，敌占区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争取伪军的工作上，要在敌占区正确运用革命两面政策。他在温村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革命两面政策是深入到敌人（主要是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的进攻政策，它所包括的范围是 ① 《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３卷（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１９６２年１月编印，第６０２页。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１９很广泛的，包括着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两面派的争取，一切可能力量的利用，而其主要目标则是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与发展，以便依靠他们去团结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在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 ①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各军、各军分区派出的敌后武工队展开了争取、瓦解伪军的工作。他们在敌占区展开群众性的政治攻势，运用镇压与争取、瓦解相结合的策略，在伪军伪组织内建立中共地下支部，发展地下党员，使一批敌据点和伪军伪组织逐步掌握到共产党和八路军手中。这些工作，瓦解了大批伪军，基本上阻止了伪军的发展。四月二十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太行区腹地大规模的 “扫荡” 开始，参加的部队主要是其第一军。日军向太行区八路军进攻之前，首先向驻防在太南、豫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部和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部发动攻势。大敌当前，四月二十二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组织成立八路军豫北指挥部，准备援助庞炳勋、孙殿英部。四月二十五日，中共晋冀豫区委和一二九师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南援工作的指示》，提出： “为了援助太南友军作战，特组织南援游击支队与随军地方团”，要求南下后 “尽一切努力援助友军作战”。然而，就在由一二九师和中共晋冀豫区委组成的南援游击支队和随军地方工作团积极准备南下太南、豫北时，庞、孙两部在日军的压力面前，一触即溃。四月二十四日，孙殿英率部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４９—５０页。

５２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投敌。五月六日，庞炳勋也率部投敌。庞、孙两部在短时间内投敌，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太南、豫北的广大地区，解除了其太行南部的后顾之忧。从五月五日起，日军集中一万五千兵力向太行腹心地带的太行军区三、四、五军分区部队发动 “围剿”。其以驻白晋线的第三十六师团的十个大队作主力，分别由潞城、武乡、辽县、沙河、武安、林县任村集、东岗地区出发，以梳篦队形步步压缩合击，企图将八路军指挥机关和基干兵团合围在辽县、涉县间的清漳河两岸。他们故伎重演，派出特别挺进队化装成八路军，夜行晓宿，既不经村庄又不走大路，从潞城直奔涉县一二九师师部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五月五日晚，日军 “扫荡” 开始的第一天，趁日军合围圈尚未形成，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师部从涉县赤岸村向太行山西北部转移。同一天，八路军总部从左权县麻田向西南的太岳区转移。一二九师师部转移的方向，恰好和从辽县、武乡出动 “扫荡” 的日军对进。当师部抵达黎城南委泉以西的下黄堂地区时，同日军相遇。日军一时摸不清是八路军主力还是小部队。刘伯承、邓小平立即派出一部分警卫部队牵制、迷惑日军，师部从敌人梳篦队形的间隙隐蔽地转向外线。在内线，则留下游击集团击敌。日军合围扑空，没有捕捉到八路军主力和指挥机关，恼羞成怒，在其所到之处 “抉剔清剿”，抢掠粮食，挖掘根据地军民坚壁起来的资材、军用品和文件资料，残暴地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刘伯承、邓小平一方面指示内线游击集团，分散在各地展开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使 “扫荡” 的日军处处受到打击；另一方面率领跳出合围圈的主力部队，在外线积极向白晋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２１线、平汉线进击，猛烈破击日军的补给线，袭扰其后方，以引其回顾。太行全区军民内外线配合作战使日军遭到重创。日军不得不承认： “要在短期内捕捉善于避免正面交战、彻底实行地下战术的共军，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战果。” ① 五月十三日，日军从根据地腹心地开始撤退。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太行军区各军分区部队乘日军撤退之机进行袭击。日军边战边退，狼狈不堪，五月二十二日分别向同蒲、正太、平汉铁路沿线撤退。太行区反 “扫荡” 作战胜利结束，共歼敌二千五百余人。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加紧活动，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党、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此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给予过有益的指导，也作出过不少错误的决定和指示。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组织情况的差异和复杂性，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六月十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共产国际解散，让国民党顽固派又有了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抗日边区的借口。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新假借所谓 “民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９月版，第３１３页。

５２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众团体” 的名义发出通电，叫嚣 “马列主义已经破产”， “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蒋介石密电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 “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蒋介石除密令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等部于四月进攻太行和太岳区外，又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鲁苏豫皖边挺进军第一路总指挥李仙洲部由皖北出动经冀鲁豫区向鲁南挺进。在内战危机面前，中共中央坚持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及 “有理、有利、有节” 的一贯方针和原则，一方面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破坏抗战的图谋，另一方面在军事上部署做好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准备。刘伯承、邓小平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部署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做好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准备。同时先后抽调冀鲁豫军区的第三、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九、第三十二团和回民支队，冀南军区的第七七一团，太岳军区的第十六团，太行军区的第二十五团等共九个团，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增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共产国际的解散，在一些不太了解共产国际历史的党员干部群众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表示悲观。为统一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思想认识，六月五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北方局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和整风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在报告中肯定了共产国际成立以来，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推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指出，现在共产国际这个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２３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解散不仅没有副作用，而且具有积极的作用。他说：世界各国情况不同，环境复杂，变化很多，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已经不能解决这许多不同情况的复杂问题。形势的发展，已经不能运用一般原则去进行指导。这种统一组织的存在，不仅在指导上有很多困难，而且对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阻碍，会妨害各国的创造性的发挥。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仅没有副作用，而且可以帮助各国党进一步地团结各国人民，提高他们的自信心与创造性。共产国际的解散，可以帮助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便于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开展和各国党更加民主化，便于各国工人阶级的统一，便于共产党与一切爱国者的团结。他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特别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各国党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本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问题。他说：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形成，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共产国际的解散于各国领导只有好处，不会因此使领导削弱。这从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可以找到证明。中国共产党很久以来特别在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是独立解决与处理本国问题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党的历史发展再三地教导我们，凡是以教条主义方式对待马列主义就会使革命遭受损失。我们永远是马列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使之切合于中国实际。 ① ① 邓小平在北方局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３年６月５日。

５２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六月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和 “闪击延安” 的计划，决定调六十万军队，分兵九路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一方面在陕甘宁边区紧急动员、组织军民积极备战；另一方面把这一消息迅速向外传播，推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发动制止内战运动。七月十四日，鉴于国民党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太行分局召开反对内战紧急动员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内战危机面前的紧急动员》报告。他说：国民党现在调动大军，积极部署进攻我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了！内战危机近在面前了！这是一件全国性的大事，关系于民族命运的问题。全党同志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制止当前的内战危机，并准备应付万一事变，以便及时地支援陕甘宁边区。他指出要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他说： “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持华北抗战到底，即使内战爆发，我们也必须同过去一样努力地坚持华北斗争，坚持抗日民主根据地”。 “我们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好支援，是把我们敌后的每个阵地巩固好，把我们的根据地建设好，把我们的各种工作做好”。 “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都有坚强的胜利信心”。 ①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策划的胡宗南部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６７页。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２５ “闪击延安” 和庞炳勋部进攻太行、太岳的内战行动被迫暂时停止。然而，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李仙洲部对冀鲁豫边区的进攻并没有停止。五月四日至六月八日，李仙洲率其总部和第九十二军一万余人先后占领单县、砀山地区，企图聚歼山东省微山湖以西地区的八路军，然后经微山湖北端东犯鲁南，切断华北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联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为了保证山东军区部队有较充分时间作好迎击准备，必须将李仙洲部抑留或迟滞于冀鲁豫区，如它继续进攻，坚决组织反击。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指示冀鲁豫军区本着 “有理、有利、有节” 的原则，采取 “先礼后兵” 的办法反击李仙洲部的进攻。一方面，尽力争取其团结抗日，主动派人与其联络和通报情况，当日军向其驻地口楼进攻时立即派援兵助其解围，在其给养发生困难时又予以接济。这就使共产党、八路军在政治上完全居于主动。另一方面，在党、政、军、群干部中揭露其反共阴谋，深入进行准备反击的动员。李仙洲部冥顽不化，到处攻击八路军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强制解散群众抗日组织。至六月十六日，他们对微山湖以西中心区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冀鲁豫军区坚持自卫，发动反击李仙洲部的作战。经过近两个月战斗，至八月中旬，打退其对冀鲁豫区的进犯，毙俘五千余人，粉碎其占领湖西、鲁西南和东进鲁南的计划，并有力地策应了陕甘宁边区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反顽斗争。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高潮遥相呼应，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四日，不甘心在夏季 “扫荡” 中失败的日军第三十六师

５２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团等部，派出包括相当一部分伪军在内的一千五百余人，进占太行腹地武乡县的蟠龙镇及其附近地区，设置据点，修筑公路，企图分割太行抗日根据地。七月十九日，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太行军区第一、三、四三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相当于六个团的兵力，发起蟠（龙）武（乡）战役。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克敌胡蛮岭、东庄、侯家垴等碉堡十余处，歼灭日军两个小队及伪军五百余人。在日伪军这一轮对根据地的进攻中，投敌不久的庞炳勋部和孙殿英部充当了急先锋。这时，庞炳勋部和孙殿英部已经同豫北伪暂编第六军杜淑等部组成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在新乡至安阳间平汉路及其两侧为非作歹、残害群众，同日军配合进攻抗日根据地。七月十日，已经投敌并担任伪军暂编第七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的刘月亭同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相配合，占领了林县城及周围地区。在平汉路东的杜淑部也向冀鲁豫区卫河以南大举进攻。日伪军的这一系列进攻，形成了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威胁。面对日伪军步步逼进，刘伯承、邓小平等按照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指挥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部队先后发起卫（河）南、林（县）南两大战役。七月三十日，卫南战役打响。参加卫南战役的是，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的第十六团、二十一团、新四路、卫河支 ① 队、骑兵团一部和部分地方武装。杜淑部主力部队二千多人，从七月三十日开始，先向新四 ① 新四路，前身是国民党军第一战区自卫军第四路军第一大队。１９４０年４月该部起义加入八路军，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新四路军，后编为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新四路军，后又随军分区先后改称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新四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新四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九军分区新四路军。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２７路驻地官桥营一带作试探性进攻。刘伯承、邓小平趁势以新四路坚守阵地，吸引敌人主力；以第十六团、第二十一团从两翼向其后侧包抄，当日歼敌二百四十人，俘敌八百四十多人。随后又于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二日和十九日，用强袭和奔袭战术，相继将伪军暂编第七军第七师师部、独一旅和第七师残部及独二旅大部消灭。卫南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五千六百余人，收复被杜淑部侵占的卫南地区。八月十八日，卫南战役结束的前一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发起林南战役。林南战役的目标是，歼灭盘踞在平汉路以西的太南地区的伪军庞炳勋、孙殿英部主力。太南地区，在全国抗战之初本来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和决死第三纵队活动的地区，建立过群众抗日团体和人民武装，在部分地区还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九四 ○年三月，八路军在磁武涉林战役进行自卫反击后，为顾全大局、团结国民党抗日，主动让出这一控制区，将主力部队撤至太北，在平顺县以南建立缓冲地带。太南地区后来就被庞、孙等部控制。庞、孙投降日军后将这一地区拱手献给日军，并以此为基地向共产党、八路军猖狂进攻。林南战役开始前，刘伯承、邓小平指示指挥作战的李达，以优势兵力首先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林县城及周围据点的伪军主力，然后在有利条件下扩大战果，继续消灭东姚、合涧、临淇、平罗等地的伪军；以少数兵力包围日军据点，切断它与伪军的联系。由于部署得当，战役发起的当天就攻下林县城，摧毁伪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前敌指挥部和伪保安司令部。紧接着向各路伪军发起猛烈进攻，至二十六日战役结束，歼敌七千余人，收复

５２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太行南部林县以南、辉县以北的大片土地，解放人口四十余万，重新开辟了太行南部林县以南、辉县以北大片新区。卫南、林南战役是晋冀鲁豫区一九四三年由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相配合主动发起的进攻战，标志着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已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一九四三年夏秋，在日伪军的疯狂摧残和国民党顽军不断进攻下，太行区的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少地区生产继续下降，农田水利荒废。特别是继春季旱灾之后，又出现水灾、雹灾、蝗灾，导致严重的夏荒。根据地军民进入了抗战中最为困难的时期。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一九四三年是太行区在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一点，同其他大多数根据地有所不同。造成困难形势的原因，一是敌人继续集中兵力在太行区 ‘ 扫荡’，特别是发动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和一九四三年五月的两次大 ‘扫荡’；二是投敌当了伪军的原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从太行南部向北进犯，与日军形成南北夹攻太行根据地的局势；三是严重自然灾害继续侵袭根据地，先是旱荒，后是水雹灾，又发生了蝗灾，灾害越来越严重。” ① 六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赤岸村主持召开中共太行分局会议，专门研究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他在会上强调要把生产当作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贯彻 “积蓄物资力量，增加生产建设” 的基本方针。他提出，在农业上要推广优良品种，兴 ①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２４３、２４４页。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２９修水利；在手工业上要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重点解决棉布、毛巾、文具等急需用品供应。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研究如何经过工商工作及市场关系，促进农民积累，帮助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商业市场。他还就开展粮食斗争、搞好对外贸易、组织货币斗争、平稳物价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① 坚持敌后抗战已经六年了。邓小平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成熟的思想。七月二日，在抗战六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文章立足于太行，面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回顾了抗战以来敌后根据地的经济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思想观点和主张。文章指出，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支撑了六年敌后抗战。 “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创造了奇迹。在敌后 “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文章进一步阐述民力与敌后抗战的关系说： “在敌人这样的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太行区就在这样的警惕下，加强了对于经济战线的注意。” 文章就对敌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指出： “敌后的经济战 ①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１日。

５３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方面而订出的。” 文章生动地介绍了八路军在太行区经济建设中所做的工作，描述了军民携手生产共克时艰的场面。文中写道： “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 “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 ‘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 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我们的军队，除了自己生产解决一部分军费之外，每到农忙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 文章概括了太行区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 “抗战初期，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 ‘自给自足、自力更生’ 的经济建设方向，六年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下进行我们的建设的工作”。 “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 “其次，说到我们的负担政策。我们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 “再次，我们的税收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３１贸易政策，是采取 ‘ 对外管理对内自由’ 的原则。争取出入口平衡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 “最后，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我们采取了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作为一切敌占区政策的出发点”。文章总结了太行区经济建设的几条基本经验和体会：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①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是邓小平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经济建设的一篇重要著作。文中阐述的思想，不仅对于正处在空前困难时期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其他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空前严重的灾荒，对邓小平、刘伯承等晋冀鲁豫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们果断地决定，把集中力量、战胜灾荒、发展生产、救济灾民，作为一二九师和根据地下半年的中心工作。八月一日，一二九师下发《关于为生产节食、度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要求部队 “立即认真加紧生产，有计划地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７７、７８、７９、８０、８２、８３、８４、８５页。

５３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进行节食，反对丝毫的浪费”。规定每人必须种菜和种粮食，菜金全部节约，完全由自己种菜解决。实行减发粮食，司令部人员每人每日再节约小米三两。 ① 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晋冀鲁豫党政机关和部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抗灾救灾和大生产运动。各部队一方面帮助群众生产，一方面自己开荒种地。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帮助当地群众耕地、锄地、收割达四万二千九百亩，帮工五万个。冀鲁豫军区用部队的牲口到灾区帮助群众耕地。冀南部队指战员包括军区首长在内，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下地给群众拉犁。 ② 一二九师师直属队由李达参谋长带队分批上山开荒，每期半个月。太行各部队一九四三年共种地十万零一千多亩，其中垦荒地八万一千多亩；总收入一千五百万元以上，其中农副业收入占百分之七十七，商业占百分之二十三。部队各单位的经费、吃菜全部自给，粮食自给一到三个月。 ③ 八月四日、五日，普降了一场雨，边区军民高兴得好像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邓小平指示边区各机关、单位、学校压缩办公、学习时间，全体出动帮助群众抢种、补种和改种。他还亲自组织和指导机关工作人员组成助耕工作队，到驻地所在的涉县二区帮助群众抢种、补种庄稼。党政机关和各部队，还大力帮助当地群众兴修水利工程。冀南军区部队协助地方堵筑各条河流缺口，培修残缺堤岸、疏 ① 《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３卷（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１９６２年１月编印，第６３７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２卷，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版，第３０３页。 ③ 杨殿魁《在空前的灾荒面前》，《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版，第３７页。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３３浚新旧河道并新开渠共计九百三十多华里。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帮助地方开渠四十华里，可灌溉面积四千亩。 ① 一二九师和边区军民一九四四年在黎城修建的漳南、漳北两条引漳水渠，全长三十七华里，加上原有的涉县水渠，可灌溉面积达九千八百六十亩。为感谢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和纪念在修渠中牺牲的村民程省贤，黎城人民将漳南、漳北渠上的四个涵洞桥分别命名为 “伯承桥” “小平桥” “秀峰桥” 和 “省贤桥”。这两条水渠，至今还在灌溉农田，为民造福。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些地区连年遭受的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是旱灾和蝗灾。蝗灾来势凶猛，最大的蝗虫群一落地，几百亩上千亩庄稼顷刻即被吞食得一干二净。八月二十一日，在太行区蝗虫将要成灾的时候，由于灭蝗药物需要的食糖奇缺，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研究灭蝗问题的生产会议上，提出发动军民人工剿蝗。一时间，太行区四十三个县区的八路军官兵、游击队员、民兵、工人、农民、学生、士绅等等，数十万人组成一支灭蝗大军，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剿蝗大战。这次剿蝗大战，一直延续到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剿蝗经验》一文说： “太行的剿蝗运动，不但对于太行来说是救灾的重大措施，而且对全国来说，也是一种空前的盛举，是生产方面的一件破天荒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 ② 后来，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解放区人民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时，还举了太行 ① 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８月版，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② 《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５日。

５３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剿蝗的例子。到秋天，粮食供给仍然有很大困难。一个时候，部队普遍以野菜代粮。时任太行区武委会副主任的杨殿魁后来回忆当年根据地官兵一致、军民互助的情况说：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节约用粮，并一再向行政科和管理员交代，不准揩大食堂的油。在这种半饥半饱的情况下，大家严守群众纪律，老百姓满山遍野的红彤彤的柿子，没有去摘一个。还要千方百计地再节约粮食去救济灾民。有不少饿得奄奄一息的灾民就是吃了我们部队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背着送去的救济粮才活下来的。仅师直各单位便拿出节约小米一千六百五十斤。由于救灾，部队一九四三年的冬装到入冬才筹措到土布和棉花，来不及集中缝制了，把土布、棉花发给各单位，动员人人动手，自做自穿。没有染料，找草木灰和树根、槐花染色，不会剪裁，请有经验的同志和老乡帮忙。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穿的是深一片浅一片的灰土布棉衣。” ① 邓小平在办公室支起一台土造手工纺线车纺线。卓琳和其他女战士一样，下地开荒，在家纺线，用纺出的线为部队织线衣。直到解放后，她还凭着在太行山练就的这手本事，为全家人织毛衣、毛裤。邓小平和太行分局号召全区人民克服等靠的思想和悲观失望情绪，开展生产自救，并组织部队和地方干部逐家逐户帮助受灾群众制订生产自救计划。在生产自救中，出现了一种新的 ① 杨殿魁《在空前的灾荒面前》，《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版，第３５页。

第十五章温村会议与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５３５生产方式———互助合作，这被称为太行区继减租减息之后的第二个革命。第一个革命削弱了封建剥削关系，这第二个革命则使农民从个体劳动转向集体劳动。经过在生产自救中的实践，互助合作被证明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有效形式。此后，晋冀鲁豫各区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纷纷建立起生产互助合作社。九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涉县弹音村主持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师部联合召开生产动员会议，总结、交流全国抗战六年来部队、机关生产经验和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讨论一九四四年的生产计划。邓小平在会上作《努力生产，度过困难，迎接胜利》的讲话。这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盟国军队都取得重大胜利。在中国战场，日军越来越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抗战的胜利曙光已展露出来。但是，越接近胜利，困难越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没有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邓小平在讲话中说： “胜利已经接近，虽然时间不久，大约一年半到二年的时间，但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这个困难不仅表现在敌寇接近失败，对我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各方面进攻的加紧，也表现在经过六年战争的消耗、敌寇的摧残与灾荒的袭击，人民的积蓄差不多没有了，我们今后在财经方面是很困难的。所以胜利虽然接近了，我们还要经过相当困难的过程，从各方面努力度过困难，迎接胜利，且为战后做准备，打下新中国建设的基础。” 他指出部队发展生产，不仅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还关系到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

５３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 “毛泽东同志提出战争、生产、教育为敌后三大任务，忽视一个都是不可以的。” “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 “过去我们对种粮重视不够，只解决菜蔬，现在要自己动手解决部分粮食。不然，人民倾家荡产，不能进行再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即会弄到既无饭吃又无群众，不能支持斗争”。 ① 秋天，收获的季节终于到了。遍地成熟的庄稼和满山遍野挂满红彤彤果实的柿子树给太行山带来了生机。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６９、３７０、３７２页。

５３７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一九四三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在年底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北方局、太行分局等，决定在彭德怀到延安参加七大期间，由邓小平任北方局代理书记。 ① 九月，彭德怀、刘伯承、蔡树藩等先后离开太行前线，赴延安参加七大。邓小平和卓琳把家从涉县赤岸村一二九师师部搬到在左权县麻田镇的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位于左权县南部边沿，距县城九十华里。县城及周围村庄已被日军侵占。麻田有三百多户人家，是当地的一个大镇，分为上麻田、下麻田两个村庄。八路军总部机关先后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和一九四二年五月至六月两次从武军寺村移驻麻田。总部驻上麻田，后勤部、保卫部等驻下麻田。一九四二年秋，北方局也由与麻田一河之隔的上口村移驻上麻田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军工部、一二九师司令部、太行区党委、北方局党校、华北《新华日报》社 ① 中央政治局致北方局、太行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区党委、冀中区党委的电报，１９４３年８月１日。

５３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等单位也都驻在附近的村庄。麻田成为当时华北地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决定：太行分局与北方局合并，撤销太行分局，由北方局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的工作。同一天，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一二九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一二九师番号，另建太行军区。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师部机关合并办公，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太行军区的后勤工作全部合并。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的工作，由滕代远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当天，以邓小平为代理书记、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张际春和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部长李大章为委员的新的北方局开始办公。三十九岁的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战略区的工作，成为全国抗战后期华北敌后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这时，华北敌后对敌斗争虽然总的形势正在逐步好转，但敌强我弱的态势还没有根本改变。太行区在太南、豫北有发展，但内部除涉县、黎城以外的县城和公路都还被日军占领着，冀南区部分根据地被日军封锁，有的被分割为小块，有的成为游击区，大部队行动作战很困难。而且，几个区的灾荒还在蔓延，整个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财政和军需民食的供应仍非常困难。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指出： “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 这十项政策包括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３９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 “三三制”，减租减息。 ① 十二月十六日，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并结合华北的实际，在北方局会议上提出，一九四四年全华北的工作方针是 “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 他指出，具体应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强化对敌斗争，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同时，要加强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加强对敌人的政治攻势，加强敌占城市的工作。二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救灾工作。三是完成整风审干，加强时事教育，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阵地。 ② 邓小平和华北根据地军民首先面对的是日伪军新的大规模 “扫荡”。日军的这次 “扫荡” 是从九月下旬开始的，重点是冀鲁豫、太岳两区。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二、第三十五、第五十九师团、骑兵第四旅团主力各一部，共一万一千余人，在伪军配合下，由济宁、徐州、商丘、新乡等地出动，由南而北，向单县东南地区实施 “ 铁壁合围”、 “拉网扫荡”。十月三日，日军又出动一万多人，向鲁西南曹县西南地区合围，目标直指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不久，日军又出动一万五千多人，采取多路并进、步步为营的战法，向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实施合围。十月十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会议，讨论华北地区作战战略问题。他在讲话中总结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作战的经验，提出各级指战员在思想上要弄清两 ① 《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日。 ②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５４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个问题。一是弄清正规军的战略地位。他指出，游击战争中，正规部队要有一定的比例，否则没有力量巩固根据地，要适当加强正规部队。二是弄清消耗与消灭的关系。他指出，敌后游击作战战略上是消耗敌人，消耗包括歼灭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不要损失自己的力量，打不必要的仗，同时一定要有顽强的战斗拼搏精神。 ① 这次会议对确立正确的反 “扫荡” 作战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在邓小平、滕代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冀鲁豫军区以一部主力部队配合游击队、民兵坚持内线的游击战，牵制和疲惫日伪军，党政机关和主力大部则选择日伪薄弱的地段机智地跳出合围圈，到外线寻机歼敌。进入根据地中心区的日军顾此失彼，被迫于十一月十三日撤出冀鲁豫边区。在日军 “扫荡” 冀鲁豫区时，聊城、寿张、郓城、鄄城等地伪军在日军掩护下向腹心地区进行 “蚕食”。邓小平等指挥冀鲁豫区军民在反 “扫荡” 作战结束后即组织反 “蚕食” 作战，相继拔除日伪伸进寿张西南、朝城南部的侯庙、莲花池、虞铺等地据点。至十二月中旬，彻底粉碎了日伪的 “蚕食”，恢复了大片根据地。日军对太岳区的 “扫荡” 是从十月一日开始的。其以第一军第六十二、第六十九、第三十七等师团的十六个大队作主力，结合伪军一部，共二万多兵力，采用所谓 “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自平遥、介休、南关等地同时出动。太岳军区部队抓住进攻太岳的日伪军侧翼与后方兵力逐渐空虚、顾此失彼的弱点，择机向其侧后挺进。区党政军领导机 ①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４１关则在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等的率领下，沿沁河东岸向南转移到阳城，又经太行区回到岳北的沁县一带，使日军在岳北捕捉太岳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计划落空。十月二十八日，日军继续南进， “扫荡” 中条山地区太岳第四军分区。第四军分区主力部队转向外线，在翼城、阳城间连续袭击、伏击日军。十一月十日以后，日军北返时又遭到太岳军民的袭扰、打击。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他们被迫分路撤回，结束了对太岳区五十三天的 “扫荡”，其所谓的 “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 还没来得及推广就以失败告终。此后，日军再没有能力对太岳区发动大规模的 “扫荡”。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领导全面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加紧领导和指导华北敌后各根据地发展生产，努力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和部队给养困难。当时刚刚到北方局工作、担任秘书处处长的陈鹤桥后来回忆说：一九四三年九月 “ 我奉令调往北方局工作，到一二九师政治部转换组织介绍信时，在师政治部食堂吃饭，吃的是稀饭，还有人拿饭勺给大家分饭吃。接着我到了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正遇到滕代远参谋长和杨立三副参谋长，为了度荒亲自找农民调查，采集了二十多种能吃的野菜、树叶做样品，叫各单位行政管理干部来认识，指示他们抓紧时间带队去多多采集，以这些野菜树叶和粮食一起煮饭吃，借以度荒”。 ① 为了带动部队生产，邓小平一到麻田，就和张际春、周 ① 陈鹤桥《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版，第１０２页。

５４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桓、李大章、刘锡五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负责人，在所在村租种了二亩公产水田，并立下 “军令状”，保证来年交租。他们聘请当地一位有经验的农民当技术顾问，指导上粪、犁地和下种等。那段时间，干部群众经常看到几位首长在田间劳动。各军区机关掀起了新一轮的生产开荒热潮。太行军区提出每人开荒种地二亩的任务，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部队和机关生产的制度、措施。陈鹤桥后来回忆说： “全区全华北开展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北方局、前总领导机关带头。北方局十月上旬开始工作，下旬邓小平同志就指定我为前总和北方局机关开荒生产委员会的主任，率领机关干部到辽县龙王堂大山上开荒，白天开荒，晚上就在大岩石下休息。” ① 邓小平珍惜民力，体恤北方局所在的太行区人民超限度的负担，但又不愿意将负担摊给别的根据地人民，坚持主张靠太行区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十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原书记朱瑞赴延安时途经麻田，在麻田逗留了一个多月。他在和邓小平等北方局负责人一起吃饭时，看到 “小灶的细粮很少，也没有好一点的菜”，总部食堂也都吃野菜稀饭，便问邓小平，为什么总部、北方局领导机关供应这么困难，还要吃野菜。邓小平向他详细介绍了情况，说：太行区连年灾荒，收成减少，特别是敌人连续大 “扫荡” 破坏很大，再就是太行区人口少、负担很重。按中央规定各地脱产人员不能超过负担人口百分之三（军二政一）的比例，太行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只能负担三万人的抗日部队，一万五 ① 陈鹤桥《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版，第１０７页。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４３千个地方干部。而实际上前两年部队达四万多人，地方干部二万多人，大大超过可能负担的人数。太行区的人民不仅要负担本区的抗日部队和地方干部，还要负担一二九师、太行分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一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总部、北方局这一级领导机关及直属单位（包括抗大总校二千多人）的供应。这两级领导机关虽经大力精简，但还是超过太行区人民负担的可能。朱瑞提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是领导全华北各根据地工作的，应由华北各根据地共同负担，不应只由太行区人民来负担，山东地区是可以负担一部分的。邓小平说：你的意见也有道理，但华北各根据地都有困难，并且交通被敌人封锁，由各地负担供应也难以做到，我看主要还是靠我们党、政、军人员和太行山人民大家动手发展生产，这样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至于吃野菜，太行人民这几年来都是瓜菜代了。 ① 朱瑞在麻田期间，邓小平专门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听取朱瑞关于山东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情况的汇报，分析山东的斗争形势及存在的不足，讨论山东今后工作的方针。邓小平在会上说：山东应继续巩固旧区，急速巩固新区。对敌斗争要更加隐蔽，更加深入，要更加有力地开展游击战争。 ② 朱瑞当即把邓小平的指示和他看到邓小平等北方局首长艰苦生活的感受，写成电报报罗荣桓、萧华、黎玉等山东分局的负责人和中央。朱瑞离开麻田时，把从山东带来的一条鸭绒被送给了邓小平。 ③ ① 陈鹤桥《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版，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②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４日。 ③ 《朱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２８７页。

５４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几十年后，女儿毛毛问父亲： “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 邓小平回答说： “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① 克服经济困难，发展生产无疑是最重要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生产面临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敌人的破坏、灾荒的影响等，因此，财力和物力的积蓄、储备显得尤其重要。十二月三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报告华北敌后的经济情况后，从全局上提出注意积蓄的建议。他指出： “我们各地过去对生产领导不够，没有注意积蓄问题，无论军民都经不住灾荒、敌人的严重打击，今后必须注意生产，讲求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军政方面也要切实注意粮 ② 食资财的积蓄。” 他建议由中央指示华中和山东 “注意积蓄物资或现金，给以具体任务，最好能逐渐转送一部到延安或华北，以备不时之需。” ③ 邓小平的建议，得到毛泽东、彭德怀的赞同。十二月十六日，他们复电邓小平： “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 ④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处于日伪、国民党顽固派的夹缝之中，特务分子的活动一直十分猖獗。日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４９６页。 ② 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余一年粮食。《礼记·王制》：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中提出 “耕三余一” 的口号，号召农民积极生产，厉行节约，做到每家一年有四个月的余粮。 ③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７６、３７７页。 ④ 毛泽东、彭德怀致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４５伪对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 “奇袭捕捉” 战术，主要依靠打入根据地内部的特务分子提供情报。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屡屡受挫后，大量发展特务组织，派遣特务秘密潜入根据地内部，有的甚至渗透到党、政、军机关，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造成很大的损失。锄奸反特，成为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这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太行区锄奸反特务问题指示》指出，现在到处发生特务破坏事件，如果不引起注意警惕，将使我们受到严重的损失。《指示》还提出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锄奸反特政策。太行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除奸反特务运动，对于稳定根据地局势，团结根据地人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级机关在运动中过于严重地估计了特情，抗日军民对敌特的仇恨情绪太深，一些地方把许多一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对抗日干部有意见的群众，也当作特务对待，出现了捉人、杀人过多的偏向。十一月五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和北方局，指出：在基本根据地内，要废止历史上传下来的多捉、多杀及逼供信的错误路线。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用调查、研究、解释和说理斗争、开坦白大会的方法，弄清一切暗藏的特务分子，用极大的热忱、很多的办法，千方百计争取他们转变为好人。 ① 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认真贯彻毛泽东电报的指示精神，布置和指导太行区委、太行军区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十一月十六日，他复电毛泽东说：最近太行在这一工作中已有些转变，但在认识上还未如来电之明确与深刻，主要是对特务 ① 毛泽东致邓小平、北方局各同志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的电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５日。

５４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的认识不够。目前首先坚决执行一年不杀人、少捉人的方针，同时正研究转变中如何防止可能发生的下层消极的偏向及具体规定直接危害军事行动的界限诸问题。 ① 十一月二十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锄奸反特斗争问题的会上讲话，指出锄奸反特工作中存在政策制定缺乏调查研究，缺乏对国民党特务内部组织及其活动的了解，以及政策偏 “左”、方法简单等问题。他提出今后锄奸反特的原则、方针是： “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失足者，采用坦白运动，对犯错误的人采取诚恳感动的方式，对捕人的权限要严格管理，一般的普通捕人权属县级，重要者权属边区政府比较妥当。” ② 为了使广大干部群众普遍了解和掌握锄奸反特斗争的原则和政策，推动抗日根据地锄奸反特斗争深入、健康地开展，十二月五日，邓小平在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六十七期发表《正确的展开除奸反特务斗争》一文。文中明确指出： “今后，我们必须正确地执行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配合的原则，这个政策的实质是以争取大批失足者和发动群众为目标，所以它是以宽大的一面为主体，而配合以镇压的一面。” 文中还指出要纠正锄奸反特斗争中两种错误偏向，说： “太行区开展反特务斗争是完全对的，也是有成绩的，只是在执行中有毛病有偏向，现在应该纠正这些偏向，执行正确方针，继续深入地开展反特务斗争。我们纠正的不仅是执行中轻易捕杀的偏向，同样也要纠正那些对于特务活动采取麻木不仁的错误态度。” ③ ① 邓小平致毛泽东的电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②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０日。 ③ 《党的生活》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５日第６７期。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４７邓小平的这些意见和思想，贯彻到根据地锄奸反特的实际工作中，避免了各种错误偏向的发展。他的这些意见和思想，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开始的整风审干运动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开始，延安的整风运动转向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整风审干阶段。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和提高阶段。这时，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整风运动也由九月以前的普遍学习文件、初步检查的阶段，转入端正整风态度、集中整风的阶段。邓小平此前在领导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整风时，已经积累了在敌后环境下组织开展党的整风运动的经验。因而，现在他领导北方局整风，一开始就特别提出整风要与敌后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强调领导机关对于实际工作的布置、检查和总结，都必须以整风的态度去进行。十一月十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典礼上作整风动员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党的历史，从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强调了开展整风的目的和意义。他指出： “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 在讲话中，邓小平还阐述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反对 “三风” 的关系。他说： “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

５４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 ‘左’ 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 ①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使用和阐述 “ 毛泽东思想” 科学概念者之一，对于帮助全党认识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和指导下，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的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地开展起来。陈鹤桥后来回忆说：北方局总直机关都学习了邓小平这个动员报告，接着总直学委会于十一月十七日召开干部大会，由学委会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周桓做动员报告，安排和部署下一步的整风工作，决定整个北方局、总部机关除少数人坚持工作外，绝大多数干部都集中参加整风学习。四个军区和区党委除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延安和北方局学校学习外，太行区党委在区党委党校办县级以上干部整风班，区党委办一个报社、文联、工会等组织的联合整风班和一个边区政府、工商局和交通局的整风班。太行军区干部除参加区党委党校学习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８８页。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４９外，多数干部参加军区司、政机关干部学习班。 ①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在紧张的整风学习中，迎来了一九四四年。元旦这一天，邓小平和滕代远、杨立三、张际春等开 ② 会，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的对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分析华北敌后战场的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研究决定继续组织力量发动攻势作战。元旦过后不久，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赴延安途经太行时在麻田逗留近一个月。他在参观了太行区的一些地方和工厂、生产基地后，写了一首五言诗《过太行山书怀》。诗中生动地描述了太行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成绩和社会风貌： “清漳映垂柳，灌溉稻黍稷。园田村舍景，无与江南异。” “人心有向背，所到皆振臂。政治尊民主，联合定大计。经济重生产，首事减租息。文化归大众，工农兵统一。民间艺术源，提炼显神迹。” “请看解放区，人足家自给。盗匪告肃清，乞丐无处觅。稼穑与工商，生产事蓄积。在在无贫乏，耕三而余一。大同尚有期，小康已中的。” ③ 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处于战略反攻阶段。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给德军以连续的毁灭性的打击，取得战略主动权，继续以巨大的攻势向西推进。英、美联军占领意大利，迫使意大利军事专制政府向英、美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瓦解；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的海、空力量已取得决定性优势， ① 陈鹤桥《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版，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② 杨立三，当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 ③ 《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月版，第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０页。

５５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转入战略进攻；在缅甸战场，中国的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美英盟军支持和配合下，向滇缅战场的日军展开大规模反攻。陷入被动的日军，为保证其本土与东南亚的联系，消除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对其本土的威胁，于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命令。随即，日军华北方面军从所辖的十一个师团、七个独立混成旅团、一个骑兵旅团中，先后调走将近九个师团的兵力，以加强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和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新的进攻。其在华北的守备兵力，由原来的一百三十五个大队，减少到七十五个大队，留下来的守备部队也多是新编成的步兵旅团，战斗力下降。华北敌后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晋冀鲁豫根据地已具备展开局部攻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攻势作战的命令。二月底，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收复蟠龙镇，继而第二、第三军分区部队乘胜向榆（社）武（乡）线发动进攻。三月二十九日，攻克日伪在太行腹地的一大据点榆社城，并扫清沿线据点。四月一日，第五、第七军分区主力向水（冶）林（县）公路沿线的日伪军发起攻势，四月十四日攻克林县及水冶镇以西沿线据点。与此同时，冀鲁豫、冀南和太岳军区部队也向日伪发起攻势作战，先后收复朝城、沁水县城，攻克据点、碉堡二百余处。四月以后，当日军集结兵力向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发动进攻之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各部队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都及时地、主动地向日伪军发动局部攻势，努力消灭敌有生力量，缩小敌占区。经济建设始终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之一。元旦刚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５１过几天，一月八日至十一日，邓小平就在麻田主持召开晋冀鲁豫区财经会议，确定一九四四年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增加生产，扩大根据地的财富，发展工农业，克服财经困难，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会议制定了一九四四年财经预算，安排了各军区生产自给的任务，决定在晋冀鲁豫全区发展一千个生产合作社，种植棉花五万亩解决穿衣问题。会议还议定提高生产货款总额六十四万元及其他一些发展生产的事项。一月十五日，彭德怀致信邓小平，就根据地发展生产问题提出意见。电报对太行区在连年灾荒、敌后斗争又须长期坚持的条件下重视生产、发展生产给予了肯定。但指出在军队、机关的生产中，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问题。电报中说 “我们受着历史上党内反资本主义的束缚与错误了解，忽视了群众中生产的创造性。” 提出： “要发动个人生产，从生产中得来的私人积蓄，不仅不应反对，而且是允许的。某一单位生产好，吃得好，应当奖励，只有那些好吃懒做的平产分子，才应受到批评和指责。” ① 彭德怀来电中提出的问题，是不少根据地部队、机关普遍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已经察觉到了。一月十三日，他曾就晋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的各项方针问题给在延安的刘伯承和蔡树藩发去电报，其中谈到晋冀鲁豫根据地 “经济政策多不符合于长期积蓄力量的方针”。 ② 这时，陕甘宁边区普遍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和李富春提出的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生产节约政策，收到了很好 ③ ① 彭德怀致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５日。 ② 邓小平致刘伯承、蔡树藩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３日。 ③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

５５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的效果，不仅公家的困难克服了，而且私人也有了积蓄。三月九日，彭德怀致电邓小平等，介绍说：毛泽东同志公私兼顾之指示在延属区已运用到生产、运输、节约中，并证明其正确与重要性。实行二八分红（公八私二），运输力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倍以上，粮食大省。反对平均主义，超产部分有一半以上归私者，做到人尽其力。电报中还提议，前方军队生产完成计划者，百分之八十归公，百分之二十归私；超产部分，百分之七十归私，可折实寄家或存银行。 ① 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和彭德怀的提议，邓小平和滕代远、杨立三等认真研究了进一步鼓励和推动部队、机关集体和个人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政策措施。邓小平指示滕、杨结合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队生产实践的经验，制定新的生产节约方案。四月一日，八路军总部公布《滕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即著名的《滕杨方案》。《滕杨方案》指出： “我们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是合理的节约，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滕杨方案》规定：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按 “二八分红” 即公八私二的原则分配。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所得，百分之三十上缴伙食单位，百分之七十归己。私人采集野菜交伙食单位喂猪，每斤以二角收购；私人喂鸡、喂 ① 彭德怀致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３月９日。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５３兔、养蚕、养蜂， “全归自得”。提奖、分红所得为个人的合法财产，可以寄家，可以存入合作社、银行生息，工作调动或退伍时可以带走。 ① 《滕杨方案》正确处理战争环境下部队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和分配中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突破了部队长期以来形成的 “一切归公”、 “反对私有” 等思想观念。在前方战斗部队，实行这样的促进生产发展的措施，力度是相当大的。邓小平、滕代远等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机关领导带头贯彻执行《滕杨方案》。机关干部除参加统一安排的开荒种粮外，还在驻地零星土地上种菜。机关大院内的空地全部种上了菜。麻田镇靠清漳河边有一块苇子地，邓小平带领干部战士、工作人员挖地三尺，除掉苇根，将其分配给各领导机关和部门的干部种菜。《滕杨方案》大大调动和激发了集体和个人的生产节约积极性，各区生产节约运动出现了新的气象，效果也很快显现出来。生产增加之后，不仅集体生活改善了，个人收入也增加了。夏收之后，太行军区部队有九千四百一十一人有了个人积蓄，总数达一百六十七万元。四月十六日，邓小平的大儿子在麻田出生了。邓小平夫妇虽然疼爱孩子，但条件不允许他们将孩子带在身边。他们就在与麻田村一河之隔的云头底村给孩子找了一位叫郭金梅的奶妈，将孩子交给她喂养。郭金梅是一位支前模范，小女儿刚刚夭逝，非常喜欢邓家的孩子。邓小平夫妇有时从总部过去看看 ① 《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之二·资料汇编》第３卷（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１９６２年１月编印，第５８７、５８８、５８９页。

５５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邓小平和幼年的邓朴方。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５５孩子，有时也把郭金梅和孩子接到总部住上几天。一年后，邓小平率部转战河北。郭金梅带着孩子跟随邓小平夫妇到涉县赤岸村住了些日子。在赤岸村，刘伯承为孩子取名 “朴方”。一九四四年春，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处在审查干部阶段。审查干部，是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队伍的有力措施。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批批优秀分子加入到党内来，但也有极少数不良分子甚至特务分子混了进来，还有一些人入党前向党组织隐瞒了自己比较严重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邓小平和北方局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始，在太岳区和驻太行区的党政军机关、党校等单位的整风过程中，认真组织进行审干工作。在整风的氛围下大规模的审干，出现了 “左” 的错误做法。首先是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康生发起开展所谓 “抢救失足者” 的运动，搞逼、供、信，造成不少冤假错案。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纠正审干中的错误做法，提出 “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等九条方针。 ①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 “抢救失足者” 运动的一些错误做法传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四年春，晋冀鲁豫根据地有些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党校的整风班在审查干部中开展所谓 “坦白运动”，程度不同地搞了逼、供、信，错误打击了一批党员干部。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版，第３２９页。

５５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发现问题后，邓小平和北方局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审干工作九条方针的精神，认真予以纠正。一九四四年三月十日，邓小平就纠正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问题，起草北方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其中，针对轻率追查一般有嫌疑者的做法，指出： “对有些嫌疑分子，绝不轻动。愈扯愈宽，危害实大。” ① 三月十九日，他在和李大章、滕代远同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等开会研究冀鲁豫区的工作时，强调前线整风要考虑敌后复杂的环境和对敌斗争的特点。他说，整风中领导者主要注意防止 “ 左”，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在日伪环境紧张时，在战争频发情况下，更应该宽大。他还提出，整风中要注意防止对知识分子不相信倾向和轻易怀疑本地干部的问题。 ② 纠正和防止工作中 “左” 的错误倾向，最根本的是要解决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四月十四日至十七日，邓小平主持召开有太行、太岳、冀南、北方局党校负责人参加的北方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整风工作。十五日，他在讲话中着重强调领导者要从工作指导上和思想方法上纠 “左”。他指出：我们的 “左” 是对当前情况和敌后环境认识不足，机械搬用延安的经验，所以谨慎不够，步骤不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执行九条方针不够，首长负责有些是粗枝大叶，调查研究得不够。由于我们主观主义风气很盛，没有调查，没有材料，就容易发生错误，所以真正可怕的是领导的 “左”。 ③ ① 邓小平起草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给中央的报告，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０日。 ② 邓小平在冀鲁豫区党政高级干部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９日。 ③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５日。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５７对于审干中造成的对一些人的错误处理，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认真甄别平反。九月六日，他在主持北方局会议时谈到审干问题的时候提出，在整风平反阶段，要注意实事求是，即防止过去肯定一切，又要防止现在否定一切的毛病，在平反中对于弄错了的人，要做更多的工作，使之思想真正打通。他强调要从思想根源上克服 “左”，做好甄别平反工作。 ① 十月十六日，在他召集的北方局党校审干工作会议上，他说：要彻底纠正 “左” 的东西，不仅要克服 “左” 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克服思想中 “左” 的残余。要有一个清理甄别阶段，真正搞错了的单位，在下半年都要做甄别平反工作。 ② 据陈鹤桥后来回忆：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冀南区党委在太行山上办一个党校搞整风审干，执行了康生的抢救运动的错误东西，用逼供信的办法，把一批地方干部打成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后来证明全是假的。邓小平同志当时主持北方局的工作，指示凡是搞错了的立即给予平反，有人问搞出来的那些材料怎么办？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案子错了，人平反了，材料应当统统烧掉，你们要留着，我看只有一个用处，就是证明你们曾经在审干工作中犯过一次逼供信的大错误。” ③ 此后，晋冀鲁豫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的审干工作，纠正了 “左” 的偏差，健康平稳地进行。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①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４年９月６日。 ②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审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６日。 ③ 陈鹤桥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记录，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西北组）。

５５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 “审干中的错误是整风中的不正之风。好在不久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把错误的影响缩小到尽可能小的范围，因而取得整个整风后干部士气旺盛的结果，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以后的事实证明，太行根据地经过整风、审干，有了更大的发展，干部的团结更加增强了。” ① 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统一领导下，晋冀鲁豫根据地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整风运动在一九四四年年底结束，少数单位到一九四五年春结束。从一九四四年夏季开始，日军为了巩固其华北后方，频繁向晋冀鲁豫根据地袭扰，掠夺粮食和阻止八路军的攻势作战。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指挥晋冀鲁豫各区军民，在敌后的广大战场上，发动了以保卫夏收为中心的夏季攻势作战。在冀鲁豫区，五月，第八军分区部队在昆张地区发起攻势，攻克戴庙、寿张集、徐桥等日伪据点五十余处，消灭伪绥靖军和伪警备队一千二百余人，恢复昆张地区，打开了东平、汶上的局面；六月下旬至七月初，第十一军分区部队摧毁日伪据点、碉堡九十七处，歼敌一千三百余人，恢复湖西中心区；七月十三日，第七军分区部队袭取莘县城，俘获伪保安大队和伪组织人员五百余人；八月，冀鲁豫军区部队对郓城地区伪军刘本功部发起攻击，攻克三十六处日伪据点，歼伪军二千九百余人。同时，第十军分区部队在菏泽、考城、东明、曹县地区 ①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２２５页。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５９攻克日伪据点二十余处，使鲁西南各小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太行区，第二、第三军分区部队围困辽县，强袭洪社，攻克七里店等日伪据点；第四、第七、第八军分区主力各一部围困陵川，迫使敌人龟缩于城内，并在野川底给增援日伪军以歼灭性打击。六七月间，第六、第七军分区部队在平汉路西侧邢（台）、沙（河）及新（乡）辉（县）地区，向日伪军发起了攻势；第六军分区部队攻克功德旺据点，摧毁邢沙段第三道封锁线；第七军分区部队全力攻克薄壁、张村据点，开辟新（乡）辉（县）地区；第一军分区部队向日军第三道封锁线出击，攻克临（城）内（丘）段日伪据点十四处。这样，平汉路两侧日伪的第三道封锁线大部被摧毁。太岳区在夏季攻势中共毙俘日伪军八百余人，伪军反正一千三百余人，攻克日伪据点二十八处，收复国土二千六百平方公里，解放人口十一万。这同时，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还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河南地区的工作指示，先后派遣多支部队过黄河，挺进河南，开辟豫西和水东（新黄河以东）地区的工作。从四月十八日起，日军集中六七万人渡过黄河，在河南发起打通平汉路战役，也称河南会战或豫中会战。至二十四日，先后攻占国民党军驻守的郑州、新郑、荥阳等地，并沿平汉、粤汉、湘桂铁路干线大举南进。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滕代远、邓小平等，指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一部已由中牟渡河，其主力似集结博爱、孟县、济源地区，准备向黄河以南侵犯。我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

５６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工作。 ① 当时，豫北的工作基础非常差。几年来特别是中条战役 ② 失败后，国民党在豫北地区采取所谓 “曲线救国” 政策，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造成敌友我关系错综复杂、社会混乱的局面。同时，豫北连年严重灾荒，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民生困苦不堪。五月二十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专门讨论向河南发展开辟豫北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去的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而且是长期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控制该地区。针对豫北地区的实际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和正确的社会政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努力改善民生，并且模范执行纪律。 ③ 日伪军在豫北的兵力空虚，太岳、太行、冀鲁豫军区部队挺进豫北比较顺利。六月初，太岳军区部队向济源、垣曲地区发起攻势，于八月底攻克日伪据点十三处，控制了济源西南的大坡头至垣曲以东之芮村一带的黄河渡口，建立王屋、济源等六个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六个区面积约一万多平方里，人口达十万以上。太行军区部队在取得围困榆社、林县胜利以后，于八月下旬突破日军在平汉路西侧设立的第三道封锁线，向平汉线沿线推进了十多公里。冀鲁豫军区部队于五月在昆山、张秋 ① 毛泽东致滕代远、邓小平并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４月２２日。 ② 中条战役，即中条山战役，１９４１年５月，日本侵略军在山西西南部中条山地区发动进攻。６月，国民党军溃退，日军随即占领中条山地区。 ③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８５—３８６页。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６１镇地区发起攻势，收复这一地区，五月二十九日攻克清丰县城。随后又在菏泽、考城、东明、曹县一带连克日伪据点二十余处，使豫北的各个小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并为随后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日军五月初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作战得手打通平汉路后，随即以一个师团和一万多伪军向豫西地区发动进攻，五月下旬占领洛阳。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退到洛宁、嵩县以西伏牛山地区。至此，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阶段豫中会战结束。豫西地区成为日、伪、顽和土匪混杂的地区。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即指示由北方局负责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又给北方局下达《关于向河南发展的指示》，指示太行、太岳派两个健全小团配备得力干部，深入登封、临汝、密县、禹县、襄城、鲁山及新安南北山等地开辟工作。 ① 七月六日，邓小平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进军豫西的各项工作作出认真细致的部署：太行集中豫西籍连排干部二十余人，经过短期训练后派往豫西；由太行组成一个支队，到登封、临汝、鲁山以东地区活动；太岳组织一个二百人的小支队进至新安南北山地活动；冀鲁豫以一部加强水东。 ② 七月二十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专门讨论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问题，正式决定太岳、冀鲁豫组织豫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版，第６３１页。 ② 邓小平起草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致中共中央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７月６日。

５６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西抗日游击支队，由徐子荣为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皮定均为司令员，郭林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南下豫西开展工作。支队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和指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了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他说： “开辟豫西的任务是很繁重，也是困难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意义是很大的。我若占有中原，将来发展前途很大，就现实意义说，它也是现有八路军、新四军地区的重要屏障。现在只能派去小队伍，容易立足。将来可能形成局面，发展成大队伍。” ① 他在讲话中还详细分析了豫西工作的困难和有利条件，指出了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并对应该注意掌握的敌伪政策、武装政策、宣传政策、锄奸政策、干部政策等作了具体明确的指示。陈鹤桥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在会后吃饭时，小平同志对皮、徐等同志说，今天加了两个菜，请你们吃饭，为你们送行，要求就是一个，就是到河南去要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 ② 邓小平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细。八月中旬，他在麻田专门听取郭林祥关于支队组建情况和渡河准备情况的汇报。他叮嘱郭林祥，到豫西后要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坚定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打一些胜仗，取得群众的信任。 ③ 九月六日，由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一支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８８页。 ② 陈鹤桥《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版，第９３页。 ③ 陈鹤桥《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版，第９４页。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６３队从林县郭家园誓师出发，九月二十二日经太岳区渡过黄河，进入豫西地区。随即在箕山与嵩山一带的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第一支队出发后，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指示太岳军区抽调第十八、第五十九团主力和地方干部，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由刘聚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十一月六日，第二支队渡过黄河，到达新安、渑池、洛宁、陕县等地，与第一支队互相策应，配合发展。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收复大片国土，解放一百一十三万民众，建立十六个县抗日民主政府，初步打开了豫西抗日斗争局面。开辟河南的工作，对于抗战全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非常关注。十月四日，中央军委致电邓小平、滕代远，要求提供豫西和南进支队工作的情况等。 ① 邓小平等在十月五日和十日两次复电中央军委，将豫西社会、地理、日伪、国民党军队、中共地下党组织、群众基础等各方面的重要情况作了详细报告，特别对豫西日、伪、顽的情况和建立根据地的地理、社会条件作了中肯的分析。电报中说，豫西敌顽力量都薄弱，敌立脚尚不稳，伪军、伪政权尚未普遍组织，顽方多系溃军、民团残部，战斗情绪不高，敌顽矛盾很大，政权亦大部垮台，故对我时机甚好。 ② 他们提供的情况和意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一步决策和部署河南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① 中央军委致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４日。 ② 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致宋任穷、黄敬、杨勇、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５日。

５６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十一月，河南军区（在延安初步组建）司令员王树声、政治委员戴季英率领由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和警备第一旅第二团组成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三、第四支队，从延安出发，经太岳区渡过黄河，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到达嵩山地区，与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第一支队会师，正式成立河南军区。此后，太行、太岳军区派到豫西的部队统归河南军区领导。三月，由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第十三团主力组成的第六支队到达嵩山地区。同时，邓小平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冀鲁豫军区组成一支三百多人的南下大队，由余克勤、袁振率领向水东挺进，就地游击，牵制敌人，控制该地区。晋冀鲁豫区进入豫西和水东的部队，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建立起了河南（豫西）第一、二、六军分区和地委、专署，以及冀鲁豫军区第十二（水东）军分区，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进军河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一九四四年一月，正当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发动对日攻势作战展开局部反攻的时候，阎锡山部六十一军的五个师，在日军掩护下，东渡汾河，进犯太岳的浮山、翼城地区。二月六日，邓小平和滕代远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报告阎锡山部的动向，提出： “我拟集中主力部队七个团，乘其立足未稳时，给以歼灭之。” ① ① 邓小平、滕代远致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２月６日。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６５夺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始终是全民族的核心利益所在，这就需要继续维持同国民党团结合作的关系。二月八日，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复电邓小平和滕代远，从抗战大局出发指出 “目前须争取时局平静，不生波澜。六十一军东进，可能是蒋、阎设置的挑衅计划，迫我冲突，造成口实。” 并具体指示： “除此间电阎请加制止外，你处应令太岳部队先行忍让，不和它冲突，去信六十一军交涉撤回，顾全大局；同时集中兵力于适当地点修筑防御工事，彼若坚决来攻，然后以反攻姿态打击之，但非至最后不得已时，不要发生冲突。” ① 邓小平和滕代远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阎锡山部继续向曲沃等地进犯的情况下，仍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布置部队退出曲沃、阳城、襄陵全部和临汾、浮山、翼城各一部，共约百余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 “退至现在位置为止，如敌顽联合进攻，应坚决击退之；对内进行动员，报纸暂勿揭露。” ② 三月十日，阎锡山部继续向太岳北部和岳南中条山区进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邓小平、滕代远等： “岳北系我基本根据地，是延安与冀鲁及华北交通要道，不能让阎部深入，因此，必须准备给阎东侵部队以严重打击，歼灭其一部。” “对岳南已深入之阎部”， “如其继续向东侵犯，有腰拆太岳之虞，亦须给以必要打击，阻止其东伸及四出扰乱春耕。” 电报中提出， “对阎部及占领岳南中条区，应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开展政治攻势与组织工作。” ③ ①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２月８日。 ② 《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版，第９８０页。 ③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０日。

５６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阎锡山部对岳北、岳南的进攻仍在得寸进尺地推进。到四月五日，在日军配合下，其一部占领浮北左村地区，同时以小部队向翼城以南发展；一部进占稷王山地区，企图步步为营控制四十里岭以东地区，以与中条山地区顽军打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四月五日，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致电毛泽东，提出：对敌抓住机会，采取在敌运动中或困敌一点，吸打增援方式，求得消灭六十一军一部，并迫其退出浮北地区，并消灭其向南发展的小部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四月七日复电，同意他们的处置。 ① 四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四日，太岳军区在代司令员谢富治、副政治委员王新亭的指挥下，组织发起第一次青（城）浮（山）战役，共歼灭阎锡山部约一个师的兵力，毙伤其二千七百七十六人，俘虏一千零七十人。 ② 六月三十日，中央军委致电邓小平和滕代远，指示做好进一步打击阎锡山进犯部队的准备工作。电报中还提出要 “公开暴露六十一军高级军官之通敌罪行，加紧对该军的瓦解工作”。 ③ 八月十一日，延安《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广播电台播发北方局组织撰写的揭露阎锡山六十一军勾结日军，进攻抗敌决死队和八路军反动行径的报道。十四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等说： “你处所写六十一军进攻消息内容很好。” ④ ① 《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版，第６２０、６２１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２卷，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２月版，第３１９页。 ③ 中央军委致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６月３０日。 ④ 毛泽东致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４日。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６７九月，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太岳军区和太行军区一部共十二个团的主力，发起第二次青浮战役，再次向进犯太岳根据地的阎军发起反击。这次战役攻克村落十四处，毙伤日军十三名、顽军二千四百一十八名，俘顽军一千五百三十二名。两次青浮战役，共歼灭顽军六千多人，收复被阎军侵占的地区，使阎锡山勾结日军占据汾东的图谋彻底破产。一九四四年夏，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攻势作战的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日军所占领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大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夺取控制城市和交通要道，组织开展城市工作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面前。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 “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 “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 ① 中共中央还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城市工作。邓小平对城市工作早就很重视。一九四三年一月，他在温村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曾明确提出，要打入到敌占区城市中去，打入到伪军伪组织中去，长期埋伏，进行隐蔽的巧妙的谨慎的宣传组织工作，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当时的城市工作主要是发展秘密关系和获取情报。当年十一月，邓小平主持北方局会议专门讨论城市工作问题，提出划清城市工作与情 ①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版，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５６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报敌工的界线，以敌占区内干部为主，有重点地开展城市、工厂、铁路、学校、机关工作，建立敌占城市地下党组织和城市工作机构。中共中央北方局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发出《对敌占城市工作的检查及指示》。到一九四四年初，华北各区对城市的工作初步开展起来。各区通过各种方式，派遣一批批干部进入城市隐蔽地开展工作。游击队、武工队活跃在城市周围，建立隐蔽游击区进行武装袭扰，并开展争取和发动城市群众的工作，包括组织一些工人和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观学习等。七月二十四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尽快帮助太行区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总结这几年城市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各地区抽调一百至二百名能力强的干部进行培训，专门去做城市工作；华北各大中城市的工作作具体分工，由各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分别负责；发挥目前已在敌占区活动的敌工站、武工队干部的作用，从中选出干部负责建立城郊交通线和建立秘密据点的任务。这次会议后，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区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各军区的敌工部，都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城市工作的重点，制定周密的工作计划，将对敌占区城市和交通线的秘密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平汉、正太、道清、白晋沿线敌占中小城市，工作开展得较早，群众基础好。中共中央北方局又向这些城市增派了一批得力干部。这些城市普遍建立了地下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有的城市还建立起地下党支部，组织开展争取和瓦解日伪组织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还向太原、石家庄、郑州、开封、北平、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６９天津等大城市派出干部开展工作，先后建立了一些城市工作委员会。他们在当地发展秘密组织，派人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特别是打入日伪首脑机关和机要部门获取重要情报，开辟了一条极其重要的隐蔽战线。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幕，目的是总结党的六大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党的工作经验，研究党在当前和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召开党的七大作准备。为了进一步了解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会议期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前方的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请他们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主要有：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和 “三三制” 的推行是否产生了 “左” 的现象？减租工作的偏向是否还存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有进步，缺点是什么？今年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的可能性如何？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的可能性如何？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十而不影响财政支出？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态度如何？等等。 ① 李雪峰后来回忆说： “八月初，邓小平再次把我叫到麻田，让我看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发给他和其他中央局负责人的 ① 毛泽东致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８日。

５７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电报，要各地很快答复十项重大问题。这时，正是太行山中难得的下雨时期，通往各地的道路因雨阻隔，邓小平很着急。因为中央急要十项重大问题的答复，是为了在秋季到来时对全国各根据地的工作作出 ‘恰当指示’。邓小平要我把太行的情况收集起来，他想先就太行情况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这时，李友九编的《太行区社会经济调查》（第一集）已编出，我正在写序言，材料很多。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包括 ‘三三制’、减租减息、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民兵工作、沦陷区接敌区工作、城市工作、人民负担、大生产运动、民众团体工作等十项。我立即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让大家提供十个方面的材料，同时讨论全区的工作。我强调今年秋后必须把减租减息工作抓起来，认真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会后，我把收集到的材料送给邓小平，他根据我们提供的材料，于八月二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答复，用电报上报。” ① 邓小平在大量占有太行区和其他地区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一个长达五千多字的报告，于八月二十四日用电报报毛泽东，逐一回答了毛泽东所询问的十个方面的问题：（一）减租、减息、简政和反奸以来，对团结党外人士，发生了一些 “ 左” 的偏向。调整办法是：开生产运动、生产劳动等会时，请参议员和一些经营生产好的士绅参加。对政权中党外人士整风的方法加 ① 《李雪峰回忆录·太行十年》（上），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版，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７１以改善。加多时事教育，纠正生硬方式。准备多吸收一些党外进步中间人士参加参议会工作。（二）减租减息问题：太行区减租，抗战后有我工作的地方，做了一些，但极不深入。太行区直到现在，减租工作还是不彻底的，不平衡的。太岳与太行情形差不多，深入程度，尚不及太行。因此，今冬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运动，贯彻减租。（三）民兵工作，在太行有进步。太岳比较差些。近来，太行在数量上无大发展，质量上则有相当的提高。特别是边沿区，战斗力增强，组织严密，行动亦较积极。今年冬季，仍着重民兵训练。明年，则加强自卫队工作。至于生产与战斗结合，一般有了进步。看起来，战斗与生产的变工形式，会大大发展起来。（四）沦陷区、接敌区的斗争问题：现在，许多老沦陷区都能进入武装活动了，游击区有很大的开辟，平汉线也大体恢复到一九四○ 年以前的状态。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相配合，在运用上，一年来也有发展。（五）民众团体在减租减息之后，转为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十分需要。（六）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较前均有进步。太行军民关系，在减租运动后，即有进步，经过这个运动，更密切了。现在的缺点，在军队方面，违反纪律现象还未消灭。（七）军队轮番训练，非常必要。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确吃了长期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亏，政工缺点，较之任何部门特别厉害。这个工作尚未总结。（八）城市工作，我们及区党委均已讨论。北方局着重帮助太行积累经验，以帮助其他各区。（九）今年大生产运动后，估计太

５７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行只能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今年收成不坏，人民负担能力尚无问题。太岳历年负担比较太行轻得多，今年因百物昂贵，预算较过去还得增加一些。（十）军队生活，现在比大灾荒时期略好。但仍只能吃小米一斤四两，七钱清油还吃不到三钱，用菜蔬弥补，勉强够吃。但从十一月起，生产品收入多，供给标准提高，即可大大改善。 ① 邓小平的报告有条有理，反映情况有点有面，既暴露问题，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对这个报告非常重视，十二月九日在报告上批示： “此报很好，请转发平原、山东、华中、湖北、东江各处”。又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致电邓小平： “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 ②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我到北方局和总部后，主席曾用电报提出十个问题问我”，这十个问题 “都是有关当时敌后的重要政策（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民运等等方面），我同李雪峰同志（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以及其他同志商议后，作了较详的答复，后来主席复电批准了我们的看法和意见。” ③ 毛泽东所询问的十个问题中，有两个是关于敌后抗日根据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１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９５—４０２页。 ② 毛泽东致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５日。 ③ 邓小平１９６８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７３地的经济和发展生产的问题。这也是邓小平在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中始终抓住不放的问题。一九四四年，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要求根据地党、政、民以百分之九十的力量放在领导人民生产，百分之九十的力量用于财粮征收，继续领导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年，太行区部队和太岳军区战斗部队及军区直属队，除完成每人生产自给三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外，还解决了办公和学习费用。冀鲁豫区、冀南区的一些部队对敌斗争任务繁重，也生产自给了两个月的粮食和半年蔬菜。太行区的党政机关，从边区政府到县政府，从中共中央北方局到地委、县委，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规定了生产任务。这一年，全区党政机关平均每人生产自给两个月的粮食，蔬菜全年自给。部队生产成绩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太行区部队减少群众负担折合小米十万石，太岳区部队减少群众负担百分之三十。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专门报告太行区一九四四年生产运动的情况，并说明： “这是对你所询问十个问题的补报。” 邓小平在报告中不是一般地罗列大生产运动的成绩和情况，而是着重介绍太行区兴起的农民生产生活的互助合作组织；特别是深入分析了这一新生事物给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社会风尚带来的深刻变化。报告中说： “目前太行区各阶层群众生产热情高涨，通过开荒、修滩地，耕作面积大大增加，土地深耕细作，生产技术创新，使组织起来的农民劳动效率普遍有了提高。农民在组织起来后，由农业生产合作，发展到各种各样的合作互助组织，用集体的力量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人们生活、思想、风俗等均开始了新的变

５７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化，群众还创造了很多新的生活方式，如搞卫生制度、娱乐晚会制度，抗日军人招待所等。社会秩序较为安定，阶级关系趋于稳定，到处是生产劳动的新气象，到处传播着人们创造新社会的口号，各阶层人士普遍感受到我党政策和领导的正确性。” “由于正确执行自愿结合、等价交换等政策，互助组织发展很快，据二十五个县的统计，六个老区的互助组织与拨工队共有五万七千四百九十二个，组织起来的人数达到十四万以上，在运动中，产生了一批劳动英雄、劳动能手。不少的积极分子、劳动英雄在领导帮助下，经过全家讨论，制定出了按家计划，作为生产奋斗目标，使他们有了生产的目标和预期的远景，生产热情大大提高。” ① 邓小平和华北根据地军民在对敌斗争和大生产运动双重胜利的喜悦中送走了一九四四年。这一年，八路军在华北共进行大小战斗近二万次，歼灭日伪军十五万五千余人，攻克日伪据点二千三百四十八处，收复县城二十二座。到年底，华北八路军发展到五十万余人，民兵达到一百七十二万人，根据地人口达到六千二百万。这些，为华北敌后抗日军民一九四五年继续进行局部反攻和展开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② 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八个年头。进入一九四五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急速发展，德国法西斯迅速崩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中国和美、英等同盟 ① 邓小平致毛泽东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２３日。 ② 邓小平、杨立三致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０日。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７５１９４４年底，邓小平在山西黎城举行的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上。

５７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在中国，日伪军被逐渐压缩到一些中心城市、交通线和沿海地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所作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演说中，提出一九四五年解放区的十五项任务，其核心内容是打击日伪军，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对于局势的发展和一九四五年华北敌后抗战的工作任务，邓小平早有考虑。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在北方局会议上听取太行军区政治委员李雪峰关于太行区的工作汇报时，就曾说：明年局势不管迟早总是一个反攻的局势。所谓反攻，就是积蓄力量，即积蓄民力（经济力），提高军民的战斗力，准备指导能力的问题。进入新年，他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制订了华北八路军一九四五年攻势作战计划。一月，八路军前方总部向华北各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发出组织春季攻势的命令。一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一日，为开辟道清铁路两侧的豫北地区，打通太行根据地与豫西根据地的联系，邓小平和滕代远等指挥太行军区第七、第八军分区主力和冀鲁豫区部队发起道清战役。此次战役分三个阶段，历时两个多月，共歼灭日伪军二千五百余人，收复国土二千平方公里，解放民众七十五万，建立四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四月四日，太岳军区为扩大沁阳、孟县、济源根据地，歼灭盘踞该地的伪地方武装，发起豫北战役。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共攻克日伪据点四十余处，歼灭日伪军二千八百余人、投诚与反正伪军一千七百余人，沉重打击了伪军张伯华、李正德两部。还建立起沁阳、孟县、济源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控制了黄河北岸除沁阳、孟县、济源等县城以外的广大乡村，使黄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７７河以北的太行、太岳根据地与黄河以南的豫西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在攻势作战中，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面积迅速扩大，特别是处于平原的冀鲁豫区发展很快。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北方局冀鲁豫分局代理书记宋任穷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冀鲁豫区面积 ① 不断扩大，军队也有了发展，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请求中央 “派大员” 到冀鲁豫区来加强领导。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致电北方局，指示： “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去指导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工作作风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 并强调： “北方局必须亲自负责到平原去工作至少半年至一年，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② 邓小平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决定亲自带人去冀鲁豫指导工作。三月初，他率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长李大章、北方局秘书处处长陈鹤桥等二十多人，从麻田出发，穿越平汉铁路，过卫河，到达冀鲁豫分局驻地濮阳县。一到濮阳，邓小平便将随来的干部分为三个组，分赴滑县、濮县、新区濮阳三个县进行调查研究。其间，邓小平多次主持召开座谈会或者直接听取冀鲁豫分局负责人汇报，全面了解冀鲁豫地区的情况。宋任穷后来回忆说： ①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为加强对冀鲁豫、冀南区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又称平原分局，黄敬任书记，受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双重领导，下辖冀鲁豫、冀南区党委。１９４４年５月，北方局决定撤销冀南、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及军区，分别设中共冀南、冀鲁豫工作委员会，建立冀鲁豫行署，成立由冀南军区与原冀鲁豫军区合并的新冀鲁豫军区。１９４４年７月，黄敬回延安，由宋任穷代理冀鲁豫分局书记，并代理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 ② 《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版，第２９６页。

５７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 “一九四五年三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同志来到冀鲁豫地区检查、指导工作。随小平同志一起来的有彭涛、周惠等同志。我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主要汇报了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以及生产自救、克服灾荒等方面的情况。在谈到冀南地区遭到严重灾荒，军民极度困难时，我难过得流了泪。此时，小平同志说，冀南的困难情况我们都了解，不必多讲了。当我汇报在农村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的情况时，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有少数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事，指示我们一定要注意团结中农，保护中农利益，要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发生。就在这次汇报会上研究决定，为了指导冀南地区的工作，成立冀南工委，由彭涛任书记，周惠任副书记，归平原分局领导。” ①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邓小平形成了对冀鲁豫区工作的一些重要意见。当时，冀鲁豫区有许多新区减租减息还没有进行，群众基础还不巩固。针对这一突出问题，他提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是冀鲁豫区工作发展的中心环节。他提议冀鲁豫分局专门召开一次关于群众工作的会议，以统一全区干部的思想认识。六月六日，冀鲁豫分局召开群众工作会议。邓小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了冀鲁豫区减租减息运动中出现的诸如伤害中农、 “消灭” 地主和把富农当作地主打击的错误做法及工作方式生硬简单等缺点，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做法和缺点的原因。他强调减租减息要从当地内外环境条件出发，从当地群众 ① 《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２２９、２３０页。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７９运动的实际出发，不同地区、不同阶级和阶层区别对待，并且提出了处理地主、富农和中农利益问题的具体政策。他特别指出要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说：今后冀鲁豫区仍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务求减租减息的政策贯彻到底；必须注意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教育干部和群众领袖防止脱离群众的倾向。 ① 上半年，八路军总部发布攻势命令，要求各区各部队进行更积极的攻势作战。太行、太岳、冀鲁豫军区开展了以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为主要目标的春夏季攻势作战。在冀鲁豫区指导工作的邓小平，同冀鲁豫军区负责人一起指挥作战。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邓小平和宋任穷等指挥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克南乐县城及日伪据点三十二处，歼灭日伪军三千三百多人，收复卫河以东的大片土地，使冀鲁豫根据地南北连成一片。五月中旬，为加强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系，邓小平指挥冀鲁豫军区第二十八团南渡黄河，在尉氏、鄢陵地区连续攻克南曹集、黄龙店等日伪据点，歼灭伪顽军及地方武装一千六百余人。战斗结束后，在临颍、鄢陵、郾城、商水、上蔡等五个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打开了水西地区的新局面。邓小平在冀鲁豫指导工作时，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提出新形势下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召开的群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５年６月６日。

５８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时，邓小平正值盛年。他在参与领导、创建和发展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的出色业绩，他所表现出来的驾驭全局的战略思维和决策、领导能力，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同时，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在党内著称。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特别赞扬邓小平 “照辩证法办事”。 ① 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公布的当天，毛泽东致电邓小平： “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 ② 邓小平于六月中旬离开冀鲁豫区，返回麻田镇。六月二十九日，他和滕代远从麻田出发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这期间，晋冀鲁豫部队攻势作战的规模和战果不断扩大。六月底至七月初，太行军区集中五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和总部警卫团，共九个团的兵力约一万余人，发动了以肃清安阳城以西外围日伪军为目标的安阳战役。计毙伤俘日伪军三千三百余人，攻克敌据点三十多处，解放国土一千五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三十五万，使晋冀豫和冀鲁豫两根据地连成一片。到八月大反攻开始前，晋冀鲁豫部队发动的春夏季攻势作战，共进行大小战斗二千三百多次，攻克据点二千八百余处，收复县城二十八座，歼灭日伪军三万七千八百余人。根据地内的日伪军大部 ①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版，第２５６页。 ② 毛泽东致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０日。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８１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０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通知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５８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被消灭，各根据地连成一片，面积更加扩大，为全面反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形势的发展已到了以日为标志了。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八月九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八月十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致电晋冀鲁豫各区党委、各军区首长，下达 “迅速夺取城市并积极破坏交通” 的反攻命令。电报提出，日本可能继续抵抗，亦可能投降，我应迅速准备夺取城市：太行、太岳主力之任务为环绕夺取太原的总任务，主力集于沁源以北地区，保障晋西北部队夺取太原；冀鲁豫主力之任务为相机夺取开封、新乡、归德（今商丘）三城及沿线城市，解除该区日伪军武装；冀南主力之任务为相机夺取安阳至元氏沿平汉线城市，并以一部北上配合晋察冀相机夺取石家庄；所有沿平汉、津浦、陇海、道清部队，均应积极破坏铁路，主要是南段，太行区须注意控制道清路及黄河沿岸地区；沿津浦线，由山东负责，沿正太线由晋察冀负责；所有部队、人民用一切办法夺取敌人仓库；一切部队均应注意纪律，绝不可侵害人民，注意统一指挥，避免内部纷争。 ① 八路军总部根据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的命令和部署，迅速集结组织晋冀鲁豫根据地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向华北各主要交通线的日伪军发起大规模的全面反攻作战。至反攻结束，共歼灭日伪军五万余人，收复五十九座县城，攻克日伪据 ① 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致晋冀鲁豫各区党委、各军区首长的电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

第十六章主持北方局工作５８３点数百处。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签字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中央晋冀鲁豫局，邓小平任书记；一二九师太行、太岳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这一天，离邓小平四十一岁生日还有两天。

５８４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结束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等晋冀鲁豫军区负责人和其他战略区负责人陈毅、林彪、萧劲光等二十多人，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从延安飞返太行前线。半个月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延安总部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出向侵华日军实行大反攻的命令。十天前，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战争中后期避战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这时加快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步伐。为了麻痹中国共产党人并为准备内战争取时间，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蒋介石一连发出三个电报，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 “共同商讨” “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毛泽东亲自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蒋介石对谈判根本就没有诚意。他一方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另一方面调集三十六个军七十三个师的兵力，分四路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并将进攻的重点置于平绥、同蒲、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主要交通要道，分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５８５１９４５年８月，刘伯承、邓小平（后排右五）和其他战略区领导人乘飞机返回太行山前线。图为登机前在延安机场合影。

５８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割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抢占东北，并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屈服。晋冀鲁豫解放区既处于与其他解放区四面呼应的位置，又是华北的大门，正堵着国民党军队向北进攻的道路，必然成为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之一。邓小平后来说： “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 ① 八月十六日，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所部对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重点以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抢占上党地区。下旬，史部占领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收复的襄垣、潞城及被八路军地方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地。上党，是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阎锡山抢占上党，从整个战局看，是实行蒋介石 “抢占东北，争夺东北” 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局部看，他企图用一把 “刀子” 插入上党，分割太行、太岳区，进而占领整个晋东南。就在邓小平离开延安的前几天，中共中央在决定邓小平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的同时，还决定邓小平和刘伯承尽快回到太行前线，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上党战役。临行前，毛泽东对他们说： “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②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３３６页。 ②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３页。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５８７飞机在太行山的腹地黎城县的长宁机场着陆。邓小平和刘伯承于当日风尘仆仆地赶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涉县赤岸村，没有顾得上休息，立即要通了正率领太行军区部队在山西襄垣前线指挥作战的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的电话，了解战况和敌情。他们命令李达： “坚决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太行军区部队屯兵之地，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打上党战役。” 并说： “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抢走。” ① 八月二十六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为消灭进攻上党地区的国民党军， “完全控制上党地区并声援当前的国共谈判，巩固抗战果实，决集结太行、太岳和冀南主力进行上党战役”。 ② 二十九日，他们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作战部署。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他们关于进行上党战役的打算和作战部署，并就作战方针提出了指导意见。九月二日，邓小平根据所属部队的集结情况和敌情，致电在襄垣的刘伯承和李达等，对上党战役的具体作战部署提出自己的看法。电报提出： “建议太行攻屯留，太岳（石志本在 ③ 内）攻长子，冀南攻潞城，另以一部监视壶关，防敌窜至长治集中。三城攻克后，即全部向长治集中。在攻城时各部自行向长治方向警戒，并各派小部抵近长治袭扰。” 并 “建议推迟两日，于八号拂晓开始攻击”。 ④ 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九月三日，刘伯承和张际春、李达在 ① 《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９７页。 ② 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６日。 ③ 石志本，时任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④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页。

５８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给邓小平的复电中确定第一步攻击屯留、长子，第二步会攻长治的具体作战部署。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的第一次大战役。进攻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队有三万八千多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兵力三万出头。而且，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这时还正处在由分散的游击战争向集中的运动战的转变之中，编制也不充实，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大多数团的人员在千人以下。武器装备很差，重武器极少，全军区只有山炮六门，仅半数的团有迫击炮二至四门。新参军的战士还多用大刀、长矛作武器。九月七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作战命令。紧接着，他们来到位于潞城以西的黄碾镇，召开参加上党战役的各部队旅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战役具体部署。会后，他们又乘坐胶皮轮轱辘车到达虒亭、大良一带，看望第十四团等太行军区的部队，并对连以上干部作战斗动员，号召打好上党战役，支持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邓小平在会上说： “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抗战胜利果实，我们决不能让他抢走。” “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 ① 九月十日凌晨，上党战役打响，太行纵队向守屯留城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接着，太岳纵队又对守长子城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为了靠前指挥，刘伯承、邓小平把指挥所设到了屯留与潞城之间的故县镇。但作战并不顺利，设想的攻城打援的意图都没有能实现。十三日一时许，他们决定暂时放弃吸敌打援的计划，命令各部队迅速夺取长治外围各城，以孤立长治城的 ① 《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５８９国民党守军。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先后攻克长治外围襄垣、屯留、潞城、长子、壶关五城，使守长治城的国民党军完全孤立。阎锡山为了保住长治，九月十五日，命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两个军、附炮兵两个团，另省防军一部，组成增援集团，向长治增援。刘伯承、邓小平见战役第一阶段的目的已经实现，立即命令部队以速决的动作夺取长治，并对攻城作战作了具体部署。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国民党军重点设防，城高壕深，工事坚固，由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主力三个师据守。这时，天下起大雨，越下越大。在这种天气，缺乏炮兵、工兵的攻城部队攻长治城，比攻取外围五城困难要大得多。但是，如果不能迅速攻下长治城，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久留在上党地区，则平汉、同蒲两路的大门洞开，国民党军主力将会在华北长驱直入，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九月二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参战部队开始合围长治城，至九月二十四日占领城关据点多处，但据守长治城的国民党军仍拼命顽抗。中央军委即致电刘伯承、邓小平： “提议仍以一部积极围攻长治，主力布置于虒亭、夏店、屯留地区，乘其在运动中，首先消灭阎之增援部队，被困于长治之敌亦可消灭”。 ①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各部队继续向长治城攻击，并不断扩大攻城声势，促使彭毓斌率领的增援部队继续南下，以便创造将其歼灭的有利条件。彭毓斌以第八十三军为第一梯团，以第二十三军为第二梯团，沿白晋路两侧地区继续往长治方向开进。刘伯承、邓小平判明其行动企图后，决定采取攻城打援的战法，将它歼灭于常隆、上村地区，同时准 ①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４日。

５９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备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的国民党军。他们命令冀南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指挥冀南纵队等部队继续积极佯攻长治，吸引国民党军第八十三军向长治急援；李达和太行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指挥太行纵队一部为打援部队之右翼队，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太岳纵队主力为打援部队之左翼队。打援兵力先期约二万人，后他们又调冀南纵队六千余人作为后续力量，投入打援战斗。经过数天激战，全歼彭毓斌率领的增援部队，击毙彭毓斌，困守长治城的国民党军成了瓮中之鳖。十月十二日，歼灭自长治城突围的国民党军，俘其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上党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阎锡山部主力十一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三万五千人，使阎锡山损失了其当时兵力的三分之一，有力地打击了内战挑动者的反动气焰。上党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同蒋介石的谈判。在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围攻长治未克，阎锡山又派大军南下增援时，蒋介石对上党战事还抱着很大的希望。他希望阎锡山能在上党打一个好仗，一来可以摸一摸共军的实力，二来可以压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作出让步。所以，当会谈纪要定稿，中共代表催促蒋介石签字时，他迟迟不肯签字。当阎锡山在上党战役失败的消息传到重庆时，蒋介石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被迫同意国民党代表十月十日在会谈纪要（后称《双十协定》）上签字。这时，邓小平的二女儿邓楠在涉县赤岸村出生。由于战事紧张，刚出生的邓楠也同哥哥姐姐一样，被寄养在一户农民家里。后来，卓琳常说，她们家有三个孩子都吃过太行山母亲的乳汁。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后第五天，十月十七日，刚从重庆回到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５９１延安几天的毛泽东在干部会上的报告中，对上党战役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 ‘对’ 了， ‘争’ 了，而且 ‘对’ 得很好， ‘争’ 得很好”。 ① 事隔四十四年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邓小平在回忆这场战役时说： “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② 就在上党战役进行之时，蒋介石进一步加快了在华北展开进攻、抢占东北的步伐。他除了利用美国舰艇与飞机将一部分军队向北平、天津等地运送外，还命令主力部队分几路加紧从陆路推进，力图打通平汉铁路争夺华北地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主力迅速东移平汉线，发起平汉战役（亦称邯郸战役），首先迎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由河南新乡沿平汉路北上的三个军，阻碍和迟滞国民党军沿铁路线北上。这对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来说，真是太困难了。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 ③ 十月八日，上党战役到最后阶段时，晋冀鲁豫军区决定以冀鲁豫军区主力组成第一纵队，冀南、太行、太岳纵队依次改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版，第１１５７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３３７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３３７页。

５９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为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同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从作战前线赶回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开始筹划平汉战役。他们认为：国民党军急于北上，其主力是在平汉线一路。因此，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就在平汉线上的邯郸一带。这不仅因为邯郸是当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要实现打通平汉路、运兵抢占东北的野心，必须要控制以邯郸为中心的交通枢纽。他们研究后，决心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除第四纵队继续留在同蒲路方向作战外，其他参加上党战役的部队，都向平汉线集结，在靠近邯郸的地区围歼孙连仲部的三个军。《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在表面上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但仍然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毛泽东认为： “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强调 “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① 当日，刘伯承、邓小平向晋冀鲁豫军区野战部队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下达进行平汉战役的部署。十月十二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这个 “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大，因此必须精心筹划”，并提出了战役应采取的原则和方法。十月十四日，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高树勋和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指挥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等约四万余人，分左、右翼两个兵团，从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和汤阴、安阳大道开始北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版，第１１５６、１１５９页。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５９３十月十六日，刘伯承、邓小平迅即下达进行平汉战役的作战命令： “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铭关段铁路线两侧，以一部钳制其第一梯队之右侧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沿铁路行进之左侧部队之一部；另以基干部队一部结合广大地方武装、民兵，自新乡至安阳段两侧，不断袭扰、截击，饿困北上顽军，切断其后方补给线，迫使其残留大量兵力于沿线各要点，以迟滞其行动，并保障我主力顺利完成歼灭顽军之任务”。 ① 各参战部队立即从上党和其他各区东进，开赴平汉线。十月二十一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指挥部离开涉县赤岸村，前往邯郸附近的峰峰煤矿。这时，马法五的第四十军的一个团渡过漳河，占领了景龙、三台、岳镇等滩头要点，并准备架桥梁，供后续主力部队渡河。此时，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中，仅第一纵队已赶到临漳及南东方村地区，其他主力部队或在开进途中，或还在进行肃清日伪军据点的战斗。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命令第一纵队先行阻击敌人。后来，邓小平在回忆这一战斗时说： “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 “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 ② 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 ③ ① 刘伯承、邓小平致各部队首长的电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６日。 ② 苏振华，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③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３３７页。

５９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二十四日，马法五等部全部渡过漳河，并沿平汉路东侧推进到马头镇、磁县间地域。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迅速将其包围。为了准备万一不能在邯郸以南全部歼灭马法五等部，刘伯承、邓小平又指示冀南沿平汉路东各军分区在沙河以北的铁路沿线， “组织广泛的地雷战顽强的游击战，疲困迟阻敌人，以争取时间，保证主力及时布置作战”。 ① 十月二十八日黄昏时分，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对被围的马法五等部发起总攻，以第一、第三纵队从东西两面多路出击，以第二纵队及冀南军区部队跟踪追击，以太行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到漳河北岸攻击。十一月二日，平汉战役胜利结束。共毙伤国民党军三千余人，俘获马法五及其以下一万七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等。这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继上党战役之后给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对阻止和迟滞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掩护我军调整部署，以及争取国内和平，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晚年回忆起上党、平汉两个战役，很有感慨。他曾对女儿说： “真正讲反攻，是上党、平汉战役开始迎战敌人的。我们迎战敌人，逼蒋签订双十协定。” “那两个仗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支枪才有几发子弹。打攻坚战很困难，决定的关头靠冲锋，靠肉搏战。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了以后，武器也多了，人也多了！” ② “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 ③ 军的格局” 。 ① 刘伯承、邓小平等致第一、第二、第三纵队首长的电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６日。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５１２— ５１３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３３８页。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５９５１９４６年２月，邓小平（左一）和刘伯承等送平汉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穿长衫者）返回他的部队驻地新乡。

５９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从这时开始，人们习惯地称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部队为 “刘邓大军”。平汉战役的另一个战果是，成功地争取了由高树勋兼任军长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八军起义。邓小平为争取高树勋部起义做了很多工作。高树勋，河北盐山人。早年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当兵，后官至师长。一九三三年协助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参加张家口地区抗战。全国抗战中期，曾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抗日，因非嫡系出身，长期受到蒋介石排挤，而与八路军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抗战胜利前夕，高树勋率部驻新乡，为借道北上受降，曾派时任冀察战区总部参议的王定南（中共党员），赴八路军总部驻地河南林县任村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联系。当时彭德怀回延安了。王定南后来在黎城见到了从上党战役前线回来的邓小平和刘伯承。邓小平对王定南说，要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蒋介石陷于政治上的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在这一工作上迅速作出成绩。现在高树勋部队已到了新乡，你要赶快回到新乡去，把我们的意见告诉高树勋将军，请他好好想一想。希望以后不断联系。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专门研究了对高树勋的争取工作，并组成一个工作组专门负责与高树勋联系。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所辖新编第八军、第三十军、第四十军齐集新乡，准备向北推进。高树勋想乘机甩开第三十军、第四十军，率新编第八军单独北进，先到石家庄受降，然后去冀察边区。于是，他再派王定南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见邓小平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５９７和刘伯承，协商借道北上的问题。经过研究，十月八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向王定南提出：如高部北上，可放过，但必须第一，只能是高本部，不能带其他部队，因孙连仲部特务很多，易起变化；第二，必须在我主力抵安阳后；第三，由我指定路线，在汤阴、安阳、邯郸一段铁路两侧，而后沿铁路大道走；第四，必要时在汤阴间打点假仗，枪向天放；第五，沿途粮食，我予帮助。同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军委，请示对高树勋工作的方针。两天后，中央军委在复电中对给高树勋部让路北上的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 “争取某些势力暂时中立是必要的，但高树勋部过早的北进，深入石家庄、平津，反与我不利，不管高主观愿望如何，在事实上将成为接引与掩护蒋军北上，且可能成为冀中、冀东、平津一带伪军伪警的团结中心，增加我之困难”。 “因此，与高商谈应以一办法推迟北进，而不宜予以北进之方便。如反蒋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时，我当可予以适当之援助，请考虑之”。 ① 十月十七日，高树勋率新编第八军进抵河南汤阴。他又一次派王定南来联系北上问题。邓小平对王定南说： “毛主席、党中央来电指示，不准国民党这三个军沿平汉路到北平去。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国民党这三个军北进，这已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请你回去对高将军讲，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不要到冀察地区去了，我们希望他退出内战，就地配合我们阻止国民党这三个军北上”。 “转告高树勋将军，要从大局出发，配合我军行动，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② ①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 ② 王定南《争取高树勋将军起义》，《邯郸起义》，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版，第１３８—１３９页。

５９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王定南向高树勋转达了邓小平和刘伯承的意见。高树勋对邓小平、刘伯承要求他立即退出内战，配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阻止国民党三个军北上犹豫不决。他派王定南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要求派人同他再谈。王定南向邓小平、刘伯承汇报了高树勋的思想情况。邓小平对王定南说： “现在你就回去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的需要，他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军北上的战略任务”。 ① 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一方面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央电令新四军军长陈毅派人将高树勋夫人从徐州接出，以解除高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派李达前去新乡与高树勋面谈。李达临行前，邓小平对他说： “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的商榷”。 ② 十月二十八日，当王定南来向邓小平和刘伯承报告高树勋准备就地起义的情况时，邓小平说： “他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很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 ③ 十月三十日，高树勋在邯郸以南马头镇率新编第八军和河北民军起义。这不仅对平汉战役的胜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的震动。邓小平晚年回忆说： “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 如果没有高树勋起义， “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 ①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３３９页。 ② 《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２１９页。 ③ 《伟业垂千古风范存燕赵》，《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版，第６０页。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５９９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 ① 在取得上党、平汉两个战役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分指战员对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认识，开始居功自傲和厌战。正好这时，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指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各解放区一切要从长期支持着想，事事要作长期打算。为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克服部队中出现的不良思想情绪，十一月十一日，邓小平在河北邯郸峰峰煤矿主持召开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讲话，着重针对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实际谈了四个问题。 “第一，要反对骄傲自满。如果骄傲自满，就会使我们失败。历史上没有一个骄傲的军队不失败的，因此我们要防止骄傲自满，特别是我们的军队。现在我们觉得，军队中已有骄傲自满的现象，而且还不少，某些方面可能在发展。” “第二，忽视长期打算。现在我们要扩大军队，保证军队供给，这与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是矛盾的。现在地方上对军队的供给是注意的，但军队应注意防止过高过苛的要求，要从全面着眼，不仅要看军队的需要，还要看人民能否拿得出来。” “再就是一些超过可能的规定和制度应取消，因为这会消耗民力。”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３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２３页。

６０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 “第三，要防止因战争而忽视其他工作，特别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的工作。” “现在要特别防止轻视或忽视军区的工作。军区与纵队不能说哪个不重要”。 “军区工作是更复杂、更困难的工作，好的共产党员应该有勇气去担任这个工作。” “第四，要注意全局观念，防止忽视全局。比如派好部队去东北是应该的，应该愉快地去做。在部队中，这部分应该多照顾另部分。” ① 十一月中旬，刘伯承、邓小平率前线指挥部返回涉县赤岸村。十二月底，他们率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离开涉县赤岸村，迁往河北邯郸以西的武安县下柏村、龙泉一带。这时，卓琳把三个孩子都接回到了身边，全家人终于有了团聚的日子，邓小平很高兴。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又由武安迁移到邯郸市。这时，国共两党经过艰苦的和平谈判签订停战协定，由国内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各项议案，国、共、美三方还签订了《整军方案》。一丝和平之光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内和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二月一日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虽也提醒 “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全党要 “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５—８页。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６０１１９４６年，刘伯承夫妇、邓小平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在邯郸留影。

６０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坏”；但着重强调的是 “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① 要求 “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邓小平向来善于独立思考问题。三月十五日，他在邯郸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谈到 “和平大体上已实现，民主开始取得”，但着重指出：全面内战的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 “并没有改变中国革命的根本特点，即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军队的责任很大，军队只有时刻做好 ② 准备，提高技术，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就时局与军队的任务问题，刘伯承、邓小平于四月四日、五月八日，分别致电各区党委和各部队负责人，要求 “各区各部队万万不要等候大战的到来而放松当前的具体斗争，致使我们陷于被动。” 反复强调要加强思想动员，反对麻痹和右倾思想的滋长，增强斗争观念，提高斗争勇气，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切实做好反内战的各种准备，以便在将来的全面内战中立 ③ 于不败之地。之后，邓小平在领导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方面。邓小平指示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编印了《人民军队的建设》一书，阐述毛泽东、朱德等关于人民军队建军路线、建军原则和建军思想，作为人民军队本质教育和部队政治思想教 ① 《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６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８月版，第６２—６７页。 ② 邓小平在邯郸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５日。 ③ 刘伯承、邓小平致各区党委、各军区和纵队的电报，１９４６年４月４日、５月８日。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６０３育的教材，发到各个部队。同时，他还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创办《人民的军队》报，以配合形势教育和政治教育。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 “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 ①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十七日，刘伯承、邓小平主持召开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和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纵队训练科长会议，研究部署三个月练兵工作，并于五月二十六日发出《全区三个月练兵指示》。为进一步促进练兵运动的开展，六月中旬初，刘伯承、邓小平在邯郸主持召开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布置练兵工作。十一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目前形势与党的方针任务》的报告。他指出， “在思想上，仍要克服斗志松懈的现象，气要打足，对反动势力能消灭则消灭之。经常做好战斗准备，多准备几个战斗方案，做些实际的训练。准备的中心即加紧练兵。” 他强调： “内战危机已十分严重，部队必须加紧练兵，作好一切准备，以应付全面内战的爆发。” 他严厉地批评了忽视练兵的个别高级领导干部，指出练兵运动不只是战士们的事，各级指挥员要亲自动手，具体指导练兵运动，不要只委之于训练部门，自己当 “阅兵大臣” 。会议结 ② 束后，刘伯承、邓小平和李达、张际春等带领各纵队、旅负责 ① 《中共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１９４６年５月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６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８月版，第１４６页。 ② 邓小平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１日。

６０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人一起来到打靶场上，实地指导训练。这次会议之后，一场大练兵的热潮很快在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掀起。六月中旬以后，全面内战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在严重的形势下，邓小平于六月二十三日签发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关于在内战期间工作方针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区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来，迅速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去争取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在完成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准备后，公然扯下 “和平” 的假面具，撕毁《停战协定》，于六月二十六日以围攻我鄂豫皖边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面对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确定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恢复国内和平的正确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以主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力争 “以打促和” 的战略计划。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提出《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简称《两区战略计划》），要求晋冀鲁豫军区部队： “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丘、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柘城、淮阳、商丘、鹿邑、西华各点，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 电报还指出，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前进。 “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 “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６０５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 ①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战略计划，一个重要考虑就在于：保存解放区内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达成战略持久。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根据十年内战中的经验，考虑把战争逐步引向解放区，以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毛泽东考虑到：我军要想达成战略持久，并在战略持久中完成敌我力量对比的转变，除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外，还必须保持战争赖以进行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内线作战便利歼敌，但对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太大。 “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② 这一外线出击战略计划，尽管后来根据情况变化在实施的时间上有所改变和调整，但其明确了人民解放军在长期战争中转换战局的战略方向。这一战略计划既服务于争取和平民主的基本方针，同时也是着眼于长期战争的。刘邓大军这一时期的作战，是贯彻这一计划的战略思想的，也可以说是对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的尝试和探索。全面内战爆发的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在邯郸主持召开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会议，决定调整部署全区的军事力量。按照会议提出的方案，全区的军事力量分为三部分：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率领野战军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和晋鲁豫军区主力一部共四万余人，执行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率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一部共二万余人，同晋绥军区之吕梁军区部队，归中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３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３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２８４页。

６０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央军委直接指挥，执行晋南方向的作战任务；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王宏坤和副政治委员薄一波等负责晋冀鲁豫军区的工作，其任务是组织各军区武装，对付豫北平汉路及道清路一线的国民党军，保证主力侧翼的安全。方案还提出，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六月二十八日清晨，邓小平和刘伯承、薄一波等乘车赶到距邯郸市只有十几里路的马头镇，参加第三、第六纵队自卫反击作战誓师动员大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抨击蒋介石发动内战；号召部队迎击敌人，保卫解放区，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他说： “经过八年抗战，我们取得了胜利，人人都希望结束战争，家人团聚，安居乐业，建设家园。但蒋介石却不顺从民意，不适应历史潮流，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只有奉陪到底，用枪杆子打出和平来。” “敌人已经气势汹汹地向我们逼过来了，我们只有迎上去，消灭他们，才能保卫解放区，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大战之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是违背人民意愿的，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而我们的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是顺从民意的，必然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我们的装备和力量虽然暂时还不如蒋介石，但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他，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会场不远处就是古丛台。战国时期，这里属于赵国，胡服骑射的典故就发生在这一带。公元前三二五年，赵武灵王继位时，赵国势力很弱，常受到秦、齐等一些强国以及胡人等外族的欺侮和侵扰。赵武灵王在率兵作战中，发现胡人穿的衣服短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６０７小骑马射箭极为方便；而自己的将士则宽袍大袖，坐着笨重的战车，行动极为迟缓。于是，他决心向胡人学习，改革军队的着装，并要将士们弃掉战车，学骑马射箭。他自己也不顾朝野的反对，亲自骑马射箭。后来，赵国的军队果然一天天强大起来，打了很多胜仗。他很高兴，为了观看军事操演和庆祝胜利，命令修筑了这座丛台。邓小平运用这个典故，指出自卫反击战要实行战略战术的转变。他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古丛台说： “今天，全面内战爆发之时，我们把大家集中在这座古丛台附近召开誓师动员大会，目的就是要全体指战员们懂得胡服骑射的道理。二千五百年前，赵武灵王都知道要胡服骑射，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进行军事改革，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军队，更应懂得实施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全面战争爆发后，形势变了，作战的对象也要变，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强大的，是用全新的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如果我们不彻底地摒弃过去的分散游击战术，不从思想上来一个战略转变，就不能对付新的战争。” ① 七月十四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正式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第二天，邓小平和刘伯承乘车从邯郸赶赴前线。下旬，到达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驻地———鲁西南地区的菏泽县。这时，中原军区部队在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等率领下，全部撤离豫鄂边区，越过平汉铁路向 ① 邓小平在第三、第六纵队誓师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８日。

６０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豫陕、鄂西北方向突围。围追堵截中原军区部队的国民党军三十多个旅，全部被牵引到豫西、陕南、鄂西北地区。陇海路开封、徐州之间以及陇海铁路以南、新黄河以东以北广大地区，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根据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刘 ① 伯承、邓小平立即指挥部队夺取汴徐线，以吸引国民党军，策应华东和中原军区部队作战。八月二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菏泽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于八月十日发起陇海战役。十日晚，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右左两路大军，以急行军秘密插至陇海路北侧国民党军占领区纵深约三十公里处，在一百五十公里的宽大正面上，突然向陇海路兰封、黄口段沿线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至十二日，攻克兰封、砀山等城镇、车站十余处，控制铁路一百余公里，迫使国民党军从追击中原军区部队中抽调三个整编师回援开封，另还抽调几支部队回援砀山和徐州地区。十三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越过陇海路南下，在豫东地区展开攻势，连克杞县、通许、虞城等地，并于二十一日在柳河集以西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五师之第一八一旅及第二十九旅之一个团。八月二十二日，陇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六千余人，有效地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南线作战计划，减轻了中原军区部队的负担，有力地配合了华东地区兄弟部队的作战。经过一段时期的作战实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看到，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要立即实行外线出击的战略计划困难很大，因而决定调整原定的外线出击的计划，部署有关部队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邓小平完全赞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 ① 汴徐线，指开封至徐州的铁路，即今陇海线一段。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６０９刘伯承和邓小平（右二）等在陇海战役前检阅参战部队。

６１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对战略计划的调整。他说： “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 ① 陇海战役后，国民党军迅速在郑州、徐州之线集中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万兵力，企图乘晋冀鲁豫野战军未及休整之机，以优势兵力，分东西两路合击陇海路以北山东境内的定陶、曹县地区，进而控制鲁西南。刘伯承、邓小平立即召开由各纵队负责人参加的作战会议，对战局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形势作了细致的分析。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只有四个纵队五万余人，刚刚经过陇海战役二十多天的行军作战未及休整，要立即迎击占有优势的国民党军，确有较大的困难。可是，如果不把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破坏他们的进攻计划，就可能迫使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很短期间内退到老黄河以北，放弃鲁西南这一战略要地。这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后的战略机动极为不利，也将对战争全局发生不利的影响。国民党军第一线兵力虽然有十万之众，但在其分路进攻时，每路至多只有一至两个师，而且分属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指挥不统一，还有嫡系与杂牌的矛盾。因此，集中主力选择一路国民党军加以歼灭是完全可能的。经过分析研究，邓小平在会上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是，暂时避开国民党军的锋芒，野战军先在老黄河以北休整一下，尔后再南下寻机歼敌。这个方案对晋冀鲁豫野战军局部比较有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９２页。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６１１利，但对全局不利，势必增大华东和中原军区部队的压力。第二个方案是，野战军咬紧牙关再打一仗。按这个方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负担当然会很重，但华东和中原军区部队就轻松多了。邓小平说，我的意见是以第二方案为好。刘伯承说，我完全同意邓政委的意见，蒋介石是开饭馆的，送来一桌还不等你吃完，又送来一桌，逼着你吃。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送来了，我们就放开肚皮吃哟！ ① 会议最后决定集中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队进行定陶战役，粉碎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所属各路部队的进攻，进而破坏国民党军郑州和徐州两个绥靖公署部队的钳形攻势。李达很快起草好作战命令，邓小平看后对部队当时的情况感叹地说：我们这个部队，在外边名声很大，都叫什么刘邓大军。其实我们就这么点家底，兵不足五万，外加几门山炮、迫击炮，弹药也很缺。我们部队的这一批战士，大部分都是翻身解放的农民子弟，素质很好。陇海战役伤亡五千人，补充不多，拿这批骨干打，实在有些心疼。 ② 九月三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钻进定陶以西大杨湖一带预定战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全线出击，经两天激战，歼灭其约三个营。四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提出： “如你们尚有未使用之足够后备力量，或主力伤亡不大，可以再打一仗”， “歼灭第三师后，迅速转移兵力” 。五 ③ 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张际春致电各部队，部署 “再 ① 王玉彬《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版，第４７页。 ② 王玉彬《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版，第４７—４８页。 ③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６年９月４日。

６１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打一仗”，即攻打进入大杨湖的国民党整编第三师。战斗非常激烈，敌军的多次进攻被打退，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伤亡也很大。邓小平给纵队副司令员王近山打电话说：冀鲁豫解放区是你们亲手创建起来的，是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这一仗关系重大，打得好，我们就在冀鲁豫站住脚；打不好，就背包袱回太行！回去告诉毛主席，他给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大杨湖拿得下来拿不下来？拿不下来就把部队撤下来！王近山回答说：我保证把大杨湖拿下来！ ① 九月六日下午，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师部率第三旅向西南方向突围。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全线出击，将其全歼，生俘其师长赵锡田。八日，定陶战役结束。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集结东明、菏泽地区休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定陶战役的经验。九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作了通报，指出，这次刘邓军五万人打敌第三师两个旅九千人的经验告诉我们： “必须集中优于敌人五倍或四倍至少三倍的兵力，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至两个团，振起我军士气，引起敌人恐慌，得手后再歼敌第二部、第三部，各个击破之。切不可贪多务得，分散兵力。” ② 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军的两支机械化部队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东进，继续向菏泽进攻。为了分散和疲惫敌军，并争取部队休整补充的时间，刘伯承、邓小平主动放弃菏泽，以第 ① 《邓小平与冀鲁豫》，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１２９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３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４７８页。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６１３三、第六、第七纵队各一部结合地方武装拖住敌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进行运动防御作战，掩护野战军主力转移至巨野西南地区休整。二十九日，他们下达歼击敌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的作战命令。第二纵队于龙固集阻击第五军，他们亲率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在张凤集地区围歼敌整编第十一师。十月一日，天突然下起大雨，张凤集地区一下子变成水网地带，给作战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到十月三日，第二纵队在龙固集阻击第五军已整整五天五夜。不能再等下去了。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于当日夜向整编第十一师突出于张凤集的第十一旅发起攻击。苦战至七日下午，歼灭其第三十二团及附属特种兵三千余人。这次战役称为巨野战役。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次同时与国民党军的两支机械化部队作战，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 “王牌军” 的疯狂气焰，并取得了对强敌作战的经验。巨野战役后，蒋介石估计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连续作战必定十分疲惫，决定继续集结重兵逼迫刘邓再战，以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击败并赶到老黄河以北。刘伯承、邓小平原来考虑在巨野战役后，继续寻找机会歼击国民党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十月二十八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提出： “准备大踏步的机动，哪里有机会就到那里打，但我们的重点仍是造成机会，歼击五军、十一师，对其他方面的机动亦为造成该敌之弱点与过失。” ① 面对国民党军进攻态势，他们又感到继续在巨野地区连续大量歼敌是很困难的，决定实行 “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机动作战”，避强打弱。于是，他们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秘密 ① 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２８日。

６１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向濮阳、滑县地区开进，寻机歼灭由滑县向濮阳进犯的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部。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于十月二十八日到达鄄城以北的濮县至董口一线。这时，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整编第六十八师第一一九旅和整编第五十五师第八十六团，以及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炮兵第十团一个营和整编第六十八师炮兵营等近万人，由第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统一指挥，从菏泽向鄄城孤军冒进。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停止西进，围歼刘广信部；同时，命令第七纵队在鄄城以东地区钳制国民党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以保证主力部队迅速消灭刘广信部。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给刘广信部以重大杀伤。国民党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又被第七纵队阻击，无法增援。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于十月三十一日晚向被围的刘广信部发起总攻击。邓小平在电话里对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说： “看来敌人不一定能坚持到夜晚，你们要防备敌人突围，应该在南大堤上多部署些兵力，准备截击南逃之敌。另外，一旦发现敌人突围，就即派部队向前猛插，不能让敌人的榴弹炮跑掉了。” ① 经过几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军第一一九旅被全部歼灭。十一月二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部队各个击破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和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部，牵制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部，尔后再加以歼灭。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部队结束休整，发起滑县战役，集中 ① 王蕴瑞《忆鄄城战役》，《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版，第３５０页。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６１５力量首先歼灭敌孙震部。十一月十四日，刘伯承、邓小平主持召开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领导干部会议，研究战役的具体部署。为了统一认识，邓小平在讲话中分析说：刘汝明部刚刚遭到我们打击，已成惊弓之鸟，警惕性较高，而且距王敬久部较近，不易歼灭；孙震部距王敬久部较远，且布防分散，比较麻痹，战斗力较弱。所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攻击孙震部，先歼灭其一两个旅，尔后 ① 视情况再扩展战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队主力，于十一月十五日夜由濮阳、濮县地区出发，向滑县东南孙震部驻地开进。十九日清晨，各部队到达孙震部驻地外围，随即发起突然攻击。战至二十日中午，全歼孙震部驻守各据点的兵力及由留固集突围的一个团。当日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提出： “对孙震作战大捷，甚慰。如能扩张战果，再歼孙震一部，并准备歼灭王仲廉之可能的增援队则最好。总之，你们在西边胜利愈大，不但抑留了第五军，且有可能抑留整十一师（该师正向徐州调动），对鲁南、苏北之帮助甚大。” ② 刘伯承、邓小平迅急对如何进一步扩张战果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转移到观城地区进行休整训练。十二月一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提出： “你们过去两仗已使顾祝同处于被动地位，我则夺取了 ③ ① 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４日。 ②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０日。 ③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６１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主动。现敌五军、八十五师、七十五师向北进攻是从报复观点出发，仍是被迫的，只要打得好，对我仍甚有利。望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休整，到有利时机、地点歼击其一部，最好 ① 先打较弱部分，准备在一两个月内先后打几仗” 。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有两个作战方向可供选择：一是打击当面进攻的国民党军第五军，歼其一部，以转变战局，并阻止其东调；二是向徐州西北地区出击，直逼陇海路，威胁徐州，以调动进攻之国民党军回援，歼其于运动中。刘伯承、邓小平考虑到部队经过休整战斗情绪很高，决定选择前一个作战方向，先歼灭第五军一部。国民党军第五军因在龙固集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交过手，吃了败仗，行动特别小心谨慎。为了选择有利的时机和地形作战，避免打无把握之仗，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与敌第五军周旋了二十多天，并先后在濮县、清丰、南乐等地设置战场。但由于敌第五军采取以整个旅的密集队形稳步推进，加上地形条件不好，均未能寻得有利的战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到晋冀鲁豫战场与华东战场的相互配合问题，于十二月十八日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提出： “如果你们西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祥）、巨（野）、金（乡）、鱼（台）、成（武）、单（县）各 ② 地，调动邱清泉东进而歼灭之较为有利。” ③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重新研究后，决定转向第二个作战方向，发起巨（野）金（乡）鱼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３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５６９页。 ②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 ③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８日。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６１７（台）战役，集中主力远距离奔袭徐州西北地区，威胁徐州及陇海路，以调动北犯的敌第五军回援而将其歼灭。十二月二十二日，下起了大雪。第七纵队开始向驻守聊城的国民党军发起围攻。二十六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野战军主力自观城、朝城地区大踏步向东南挺进，经一百多公里的急行军，于三十日晚突然向巨野、金乡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攻下巨野城。这时，国民党军三路大军前来增援。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 “围城打援”，并选择先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率领的第六十二旅等部一路。巨金鱼战役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六日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及地方民团共一万六千余人，收复县城九座，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有力地配合了山东、华中野战军作战。十九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 “休整数天后，大举向南行动一次，以四五星期时间，攻占豫东、淮北大批可能攻克之城镇，收复大批失地”。 ① 自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冀鲁豫战场连续作战，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中间很少休整，已经很疲劳。但是，刘伯承、邓小平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召开各纵队负责人会议研究，决定乘有利时机在豫皖边地区组织一次战役，在陇海路南打开局面，进一步配合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作战。具体部署是：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分为两个作战集团，分别在陇海路中段南北地区机动作战。由刘伯承指挥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为路北作战集团，攻取定陶、单 ①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９日。

６１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县、曹县等地区；由邓小平指挥第六、第七纵队为路南作战集团，在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取柘城等地区。一月二十四日，邓小平指挥路南作战集团顶风冒雪向陇海铁路以南方向急进，途中遭到国民党飞机多次轰炸。当时任第七纵队参谋长的潘焱后来回忆说： “行进途中，敌人发现了我军南进的意图，急忙派飞机对我进行轰炸，企图阻止我军跨越陇海路。行进道路上硝烟弥漫，弹坑累累。为了争取时间，迅速跨越陇海路，我们的指战员在邓政委的率领下，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毫无畏惧地继续向前挺进。但我的心情是紧张的，我不怕别的什么，只担心首长的安全，万一有个闪失，事关重大啊！在急促的行军中，我紧跟在邓政委身旁，一会卧倒隐蔽，一会又继续前进。一边同敌机周旋，一边高度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以便一有什么情况好随时保护邓政委的安全。邓政委一再要我集中全部注意力掌握好部队，不要管他。” ① 一月二十七日晚，部队终于越过陇海铁路，三十日攻克柘城。紧接着，邓小平又指挥第七纵队向驻守鹿邑城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攻下鹿邑城西关。为扩大战果，以调动更多的国民党军并寻机歼灭，邓小平命令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向鹿邑以东的亳州方向前进。他一直随第七纵队指挥机关行动。经过紧张的急行军，部队到达亳州城外的一个小村庄。还没有顾得上喘口气，国民党军的 ① 潘焱《二出陇海线》，《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版，第８６—８７页。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６１９飞机又追上来轰炸了。一时间，很多房屋被炸成一片瓦砾。邓小平和潘焱来到村外隐蔽了一会儿后，又返回村里驻地。二月一日，邓小平指挥第六、第七纵队主力形成对亳州城的包围。二日，他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粟裕，商量攻下亳州之后的作战行动，提议：路南作战集团的任务是牵制在鲁南地区的王敬久部， “以向西攻取通许、杞县、睢县、宁陵四城为 ① 宜” 。当日晚，亳州城攻克。三日，在第六纵队政治委员杜义德的陪同下，邓小平视察了皖北这座名城。第二天就是春节，但亳州城里却缺乏过年的气氛。有的人家的门上贴着 “一年苦中苦，三月都捐完” 的对联。邓小平了解到这里的老百姓过年连白面都吃不上的情况后，立即吩咐杜义德通知部队，赶快打开粮仓，拿出一部分粮食救济老百姓，让老百姓过个年。涡河北岸的粮仓周围，顿时沸腾了起来。中央军委于二月三日复电表示同意邓小平 “拉住王敬久主力” 的提议，并说： “具体部署由你们按具体情况决定。” ② 四日，刘伯承致电邓小平，讨论拉住王敬久部的办法。他建议路南、路北两作战集团向心作战，协同动作，灵活策应，路南作战集团先攻夺宁陵、睢县乃至通许、陈留等城，或协同路北作战集团夹击可能增援的国民党军，尔后向夏（邑）、永（城）、萧（县）地区推进，协同威逼徐州。五日，邓小平致 ③ 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中央军委，告之路南的作战设想： “我们已攻占太康、柘城、鹿邑、亳县，决心再先行攻占宁陵、 ① 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陈毅、粟裕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２月２日未时。 ② 中共中央军委致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２月３日。 ③ 刘伯承致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２月４日。

６２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睢县、杞县、通许四城，尔后再向东行”，以 “争取与路北主力协同打断汴商段铁路，形成威逼开封、商丘形势”，同时 ① “拉王敬久后援” 。中央军委根据由民权南下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部第四十五师行至孔家集附近已被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截击的情况，于五日电示刘伯承、邓小平，集中五个纵队全力歼灭邱部四十五师及其增援队。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定以路南、路北两个作战集团主力，合击邱清泉部第四十五师。但当部队正行进之际，敌第四十五师已钻入商丘、砀山筑城地带。国民党军增援的第二批部队整编第八十五、第七十二师及第二快速纵队已进抵兰封、民权一线。为抑留并调动已进至商丘正拟向徐州开进的国民党军第五军回援，刘伯承、邓小平于二月十一日夜，集中路南、路北两个作战集团的五个纵队，向民权以西的整编第八十五师发动向心突击，拖住了沿陇海路东进的敌第五军等部。随后，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继续以运动防御战与敌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王敬久部周旋，将其逐步吸引抑留到冀鲁豫解放区腹地，打破其东进参加 “鲁南会战” 计划，有力地配合了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的胜利进行。二月十九日晚，邓小平率领路南作战集团的第六、第七纵队到达陇海路北的平原地区。不久，与刘伯承率领的路北作战集团会合，于二月底北渡黄河进行休整。从三月开始，蒋介石反动集团在国民党军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决定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重点对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进攻。 ① 邓小平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２月５日。

第十七章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６２１在陕北，国民党军队飞机从三月十一日开始大规模轰炸延安。为了让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面目彻底暴露，并赢得反击作战的主动权，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于三月十八日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艰苦的陕北转战。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分析豫北地区敌情后，决定于三月下旬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共十万兵力，发动豫北攻势作战，打乱国民党军联系东西战场的枢纽地带的部署，吸引国民党军增援豫北，策应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的作战。就在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的当天，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作战命令。二十三日，各部队发起攻击，先后攻克延津、阳武、原武三座城镇及濮阳、滑县、新乡、长垣间的广大乡村，进至新乡、汲县地区。四月二日，他们继续挥师北上，战至十八日，先后收复淇县、滑县、浚县三座县城，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王仲廉部主力。接着，刘伯承、邓小平决心乘势攻取汤阴，继续消灭分散的国民党军，并孤立防守安阳之敌。第三、第六纵队经过十余天激战，攻克汤阴城。五月九日，攻击安阳的战斗开始，经过十六天激战，至二十五日攻克国民党军据点多处，并将安阳城重重包围。由于安阳城工事坚固，短时间难以攻取，又没有围城打援的有利战机，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停止对安阳城的攻击，改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继续围困安阳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五月底撤离安阳转入休整。豫北攻势作战，历时两个月，歼敌四万五千余人，解放一万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控制平汉路一百五十余公里，基本上摧毁了敌联系东西两战场枢纽地带的防御体系，有力地

６２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配合了陕北、山东两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并为尔后晋冀鲁豫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自一九四五年九月的上党战役到豫北攻势作战，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十战十 ① 捷的胜利。 ① 十战十捷，指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的上党、平汉、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和豫北攻势等战役的胜利。

６２３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豫北攻势作战还未结束，邓小平从豫北前线匆匆赶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驻地———武安县冶陶镇，着手进行战略进攻的准备工作。早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曾设想在内线大量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之后，晋冀鲁豫和山东两野战军主力打到外线去，并一直在寻求外线出击的有利时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内线作战期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始终盯着外线，曾多次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提出战略外线出击的问题。邓小平和刘伯承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邓小平在山东鄄城向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吴芝圃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豫皖苏解放区统一领导的决定，布置他们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和豫东支队立即出发，越过陇海路南下，以豫东为中心重建豫皖苏解放区。重建豫皖苏解放区的目的，是为随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外线出击向中原挺进提供可靠的依托。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三四两个月内，在陇海路南、

６２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路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 “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主力来此而歼灭之”。 “大约在今年五 ② ① ③ 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 ，以支持突围到达陕南、豫西、鄂西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三月，当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解放区转为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解放区以后，毛泽东考虑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由于战争已深入解放区腹地，解放区的面积、人口急剧减少，人民解放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山东经过 “敌人的重点进攻，除渤海黄河以北地区外，其余地区的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特别是广大鲁南区域，十室九空，田园荒芜，庐舍为虚，农民嗷嗷待哺”。 ④ 冀鲁豫 “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 ⑤ 陕北本来物质不丰，在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之下， “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 ， “敌军所到之处，木器、门板大部 ⑥ 烧光，牲畜杀光，一切工具均损坏，壮丁抓走亦不少，与日本 ‘三光’ 政策同。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 ⑦ 第二，蒋介石发动重点进攻，有其险恶的战略意图。 “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 ① 邱军，指邱清泉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五军。 ② 薛顾，指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和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顾祝同。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３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６２６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克服财政困难的通报，１９４８年７月１５日。 ⑤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９２页。 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３０２页。 ⑦ 彭德怀、习仲勋致中共中央军委电，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２５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① 其进攻山东，就是要同时割断我党左臂。总之，其重点进攻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破坏解放区，使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难以持久。毛泽东后来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执行旧方针，八、九、十月不派出各战场部队，继续内线作战，敌人吃我小米，烧我房子，人力物力不能持久。蒋军北进，保持他江南、中原充裕力量，则我虽可打些胜仗，由于经财困难，华北各解放区可能不保，不能支持。” ② 为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粉碎蒋介石企图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的阴谋，毛泽东开始考虑实施外线出击、进军中原的战略计划。五月四日、八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两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尽早结束内线作战，争取在六月十日前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渡过黄河，外线出击， “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第一步 “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 ，以调动陕北和山东两战场国民党军回援，彻底粉 ③ 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将战争由解放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全国各地战场转入战略进攻。这时，刘伯承、邓小平正忙于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行豫北攻势作战，鉴于部队连续作战已极度疲劳，六月二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部队于六月十日出动实来不及，为避免仓促行动影响今后任务，建议推迟于六月底准时渡黄河。三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同意刘邓的意见，并指 ④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版，第１２２０—１２２１页。 ② 陈毅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时局与方针指示的报告记录，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５０、６４页。 ④ 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６月２日。

６２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出 “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 ① 工作” 。为了充分做好外线出击的准备工作，邓小平到冶陶镇后立即主持召开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会议，讨论转入战略进攻的一些具体问题。同时，刘伯承、邓小平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为了统一领导战略进攻后中原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组成中原局常委，邓小平任中原局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六月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安阳附近的石林村召开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指挥员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战略进攻的指示精神，并具体讨论和部署实施南下外线出击的各项工作。会议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共十二个旅十二万四千余人实施南下外线出击作战。离南下外线出击作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准备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感到，抓紧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做好政治上的准备工作是最要紧的。他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野战军全体指战员们认真学习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实行战略进攻的指示精神，授意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组织编写《目前形势与方针任务的报告大纲》，在指战员中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使全体指战员明确战略进攻的意义和任务，提高夺取胜利的信心。邓小平还亲自到部队中做思想动员工作。六月六日，他到第六纵队驻地，先后在团以上干部会和纵队机关及附近部队连 ①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６月３日。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２７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分析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特点，着重指出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外线出击的战略意义。当时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的杜义德后来回忆说： “邓政委指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解放区人民进行的伟大解放战争和蒋介石统治区人民的民主爱国运动这两大革命潮流正走向会合，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革命高潮已经临近，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基本成熟。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极有利的时机，不待我军总兵力超过敌军，也不待敌军重点进攻被粉碎，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让敌人有喘气的机会。邓政委说，我们应当把战争推到蒋管区去，不能让敌人把我们家里的坛坛罐罐打烂。我们晋冀鲁豫区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大战场。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邓政委最后特别强调，军队不仅要打好仗，而且要抽调大批干部做地方工作。只有把当地群众发动起来，军队才能站住脚，才能把蒋介石统治区变成巩固的解放区。” ① 六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又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股长、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战略反攻的几个问题》的动 ② 员报告。 ① 杜义德《渡河反攻前后》，《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续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６月版，第１５１页。 ② 即战略进攻，当时提战略反攻。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以前讲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讲进攻。” 此后，将１９４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８年６月统称为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

６２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他在谈到战略反攻的时机问题时说： “党中央和毛主席说反攻时机到来了，这是有根据的。为什么？首先，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蒋介石在第一线集中了二百二十多个旅，后方兵力非常空虚。在山东、陕北两个主要战场上，他不但打不出名堂来，而且还被我军逐渐歼灭了；其他几个战场上，他已经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蒋介石 ‘线’ 不能保持住， ‘点’ 也不能保持住，所以，不能不来一个重点防御。我们歼灭蒋军九十个旅以上，战局没有理由不发生变化，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了。” “有的同志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反攻时机已经成熟，是不是估计得不准确？” “肯定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对时局的估计是对的。” 关于实行战略反攻的意义，他说： “不反攻行不行呢？是不行的。” “党中央二月一日指示中写道 ‘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 蒋管区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民变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人民跑到我们前面去了。这与解放区的军事胜利，是打败蒋介石的两大力量，而解放区是领导力量。中国革命新的高潮很快就要到来，我们要领导这一高潮走向彻底胜利。如果我们不支持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成为群众的尾巴，这一高潮就可能逐渐下降，就会影响革命的胜利。”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２９ “从军事上看，敌人采取重点防御。我们是让蒋介石巩固了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地摆着。蒋介石到处被动，好像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败，你偏偏要歇一歇让他喘口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要犯严重错误。保守主义的危险性就在这里。” 对于一些指战员提出的反攻出去打不打大城市的问题，他回答说： “我们对城市好打就打，不好打就不打。敌人采取重点防御，我们就占 ‘面’，有机会就占地方。地方占多了，人口增加了，兵员解决了，财经也解决了。反过来敌人就困难了，敌我力量对比又要起新变化。道理就在这里。” 关于反攻出去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他充满信心地说： “能，一定能够站住脚！客观条件是具备了的。但有一条，要看我们三大任务完成得好不好。我们 ① 在思想上要下决心不向后看，即回头看着晋冀鲁豫。要讲战法，讲政策，把三大任务完成好。蒋管区人民那样好，有什么理由站不住脚呢？如果三大任务有任何一条完成得不好，就会站不住脚。三条任务完成得好，不要多久就会站住脚，新区很快就会变成解放区。” 针对有些指战员提出的假如美国出兵援蒋怎么办的问题， ① 三大任务，指打仗、土改、筹款。

６３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他指出： “中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我们应该敢于鄙视美帝国主义。试问，不打败美帝国主义，中国怎么能摆脱殖民地的命运？不反帝又怎能反对封建呢？一定要下决心，或者用武力赶走美帝国主义，或者把美帝国主义反出去。” “要承认美帝国主义的强大，但是不是强大到不能打倒呢？不是的。不要看它装得那样凶恶，其实它是外强中干，我们一定能战胜他的。” “美国出兵援蒋的可能性确实是有的，但从今天形势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因为美国与世界为敌。美国现在二十个手指足趾到处扯起，千疮百孔，漏洞太多。即使美国冒大险出兵侵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进步会更快的。这不可怕，怕只能表示怯懦，同时怕也没有用。” ① 邓小平的动员报告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各部队传达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对战略进攻形势和外线作战意义的认识，鼓舞了信心和斗志。广大指战员们纷纷表示，早日出征，打过黄河，开辟新解放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战略进攻的目标。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抢任务、争贡献的热潮。黄河，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战略进攻挺进中原必须克服的第一道障碍。蒋介石实行所谓 “黄河战略”，企图凭借黄河天险，阻挡刘邓率部队南进，将刘邓部队消灭在黄河以北地区。蒋介石称黄河可以抵得上 “四十万大军”，而把他的主要兵力集中在陕北和山东两个重 ① 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股长、营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记录，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１日。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３１要战场，在连接这两个战场的漫长的黄河沿岸，只以少数兵力设防。刘伯承、邓小平在分析蒋介石的这一部署时指出，蒋介石把两个 “铁锤” 放在陕北和山东，中间是黄河天险，刚好是个 “把”，这就是所谓 “哑铃战略”。针对这一战略，他们决定把突破黄河防线的渡河点选在鲁西南的东阿至濮县之间，在张秋集到临濮集一百五十公里间分八个地段首先强渡黄河，然后歼灭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两个整编师，扫清鲁西南之敌，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邓小平高度重视强渡黄河的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他指示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成立黄河河防指挥部，由王化云任司令员，集中黄河沿岸第二、第五、第六军分区武装，守护东阿至濮县河段黄河北岸的大堤，并负责黄河南北交通和河防安全。黄河河防指挥部在沿河设立船管所，组织迅速修理、赶造大小木船约三百艘，并征调、训练了七个县的约三千名船工和水手。六月下旬，为吸引国民党军的注意力，保障主力部队隐蔽渡黄河，邓小平命令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伪装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豫北发动攻势，给国民党军造成错觉；同时命令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攻，转移国民党军的视线。六月底前，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各部队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穿过豫冀鲁三省边界，行程三百多里，先后到达黄河北岸指定地点。刘伯承、邓小平命令把所有船只运下水，分别集中到八个渡口，并在每个渡口设立渡河指挥部，同时命令各部队隐蔽进入各渡河点。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把野战军指挥部驻地选在山

６３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东阳谷县蒋家庄。蒋家庄的老乡们特意腾出一座两层小砖楼给他们住。邓小平打量了一下小楼，对村干部于春梅说： “我们是来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不是来享福的。大家的心意我们领了，这小楼还是乡亲们住吧。” ① 他执意不肯住小楼，村干部只好把他和刘伯承安排到普通农民孔月仙家住。孔月仙家是一座普通的小院，三间草房，黄泥坯墙，茅草屋顶。老实厚道的孔月仙把堂屋打扫得干干净净，让刘伯承、邓小平住。邓小平问孔月仙： “你们一家住哪里？” 孔月仙说： “我们搬到东屋和西屋去住。” 东屋和西屋又矮又小，经风吹雨淋，土墙上留下了一道道沟痕。邓小平对孔月仙说： “你们不要搬了，我们就住东屋和西屋吧！” ② 任凭孔月仙怎么劝说，邓小平和刘伯承坚持不住堂屋，并和随从人员一起动手把西屋收拾出来。西屋房间不大，他们在墙四壁挂上军用地图，房中间摆上一张方桌，铺上黄呢军毯，这里就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的总指挥部。六月三十日二十二时四十分，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渡河命令。当夜，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各部队，分别从魏山、张家堂、林家楼（张秋以南二十里）、孙口、林楼（旧范县西南）、李桥、于庄、大张庄八个渡口，快速渡过黄河，一举突破被蒋介石吹嘘的 “黄河防线”，打开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的大缺口，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序幕。主力部队渡过黄河后，七月四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指挥部从孙口渡口渡河。他们踏上一艘木船，并肩站在船头， ① 《功高泰山恩泽齐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版，第２１９页。 ② 《功高泰山恩泽齐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版，第２１９页。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３３船向黄河南岸驶去。突然，两架国民党军的飞机飞来，扔下一串照明弹，警卫人员紧张了起来。邓小平抬头看了看飞机，笑着对刘伯承说： “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给点了天灯。” 刘伯承说： “是啊，他们已来迟了。” ① 渡过黄河，踏上了鲁西南大地。刘伯承、邓小平把指挥部设在郓城以南的郑家庄。当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防线的消息传到南京时，蒋介石非常震惊。他匆忙向鲁西南地区调兵，命令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死守郓城、菏泽，吸引刘邓部队屯兵城下；同时命令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率整编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师、整编第六十三师第一五三旅、整编第五十八师两个旅、整编第七十师，由陇海路黄口、砀山一线，兵分两路向定陶、巨野推进，拊击刘邓主力部队侧背，造成钳击刘邓主力部队于陇海路、黄河、运河三角地带的态势，迫使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背水作战。他企图通过此举，把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消灭在黄河南岸，最低限度也要将其赶回黄河以北地区。背水作战，历来乃兵家大忌。邓小平说： “我们绝不去学韩信。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有一种选择，为着人民利益，我们要生存下去，让敌人去跳黄河！” ② 七月一日夜，还在黄河北岸指挥渡河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就曾冷静地分析当面的国民党军情况，决定乘其由整编第三十二师、第六十六师、第七十师组成的东路军未赶到之际，向由整编第六十三师第一五三旅和刘汝明部组成的西路军发起攻 ①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３７９页。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５５４页。

６３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击，夺取郓城、定陶、曹县，尔后集中主力伺机各个击破敌东路军。郓城是鲁西南地区的一座古城，也是国民党军在鲁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防线后，郓城就成了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对晋冀鲁豫野战军来说，攻打郓城可以吸引国民党军主力来援，伺机各个击破；对国民党军来说，守住郓城，可吸引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于城下，有利于其东西两路援军的钳击。刘伯承、邓小平把围攻郓城的任务交给了第一纵队。七月八日晨五时许，郓城攻克。被中共中央评价为 “创造了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整旅的先例，夺取大反攻中第一个光荣和重大的胜利”。 ① 自七月一日至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强渡黄河后十天内，连续取得郓城、定陶等战斗的胜利，开辟北起黄河南岸的郓城、鄄城，南抵陇海路北面定陶、曹县的广阔战场，摆脱了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郓城、定陶失守后，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顾祝同判断刘邓部队下一步可能东越运河，策应华东野战军进攻鲁中或南进陇海路直趋徐州，便连电督促王敬久率整编第三十二、第六十六、第七十师等部，赶赴鲁西南地区。王敬久率部赶到鱼台后，判断刘邓部队将西取菏泽或东取济宁，遂令整编第七十师开到位于巨野东南的六营集，整编第三十二师开到位于巨野以南、金乡西北的独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的两个旅开到位于金乡西北的羊山集集结待命，他自己则率指挥部及炮兵营进 ① 中共中央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０日。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３５驻金乡指挥。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是由北而南排列的三个集镇，镇间相距各约十五公里。王敬久部三个整编师各据一镇，在巨野东南约五十公里地段上，自北向南排成一条长蛇阵。刘伯承、邓小平对敌情作了细致的分析。王敬久部尽管来势汹汹，但毕竟是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短时间内还难于形成强大攻势。王敬久所率各师原属不同系列，作战配合不易，除整编第六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外，其他均属杂牌，战斗力并不太强。而且，他们的集结位置不好，除羊山集外，都是野外小村镇，地窄兵多，施展不开，不利其发挥装备优势。更重要的是，王敬久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目前的情况不明，心怀恐惧，指挥犹豫不决，行动畏首畏尾。其长蛇阵的部署首尾难以兼顾，进退不便，便于我各个击破。刘伯承、邓小平决定腰斩这条 “长蛇”。七月十日下午，他们致电中央军委提出： “拟打现在金乡、嘉祥间野外之六十六师，三十二师，七十师。” ① 第二天便下达作战命令。这次作战最难打的是羊山集。这是一个位于羊山脚下有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的两个旅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大雨一直下个不停，给攻击又增添了很大的困难。连日，第二、第三纵队对羊山集发动多次进攻，都没有攻下。七月十九日，蒋介石飞抵开封，命令王敬久部用飞机、坦克作掩护解羊山集之围。鉴于这一情况，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 ① 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７月１０日。

６３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伯承、邓小平，提出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的意见。电报说： “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① 刘伯承、邓小平研究后，认为国民党军各路增援部队人数虽多，但或被阻挡或尚在途中或消极观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聚拢，而驻守羊山集的整编第六十六师两个旅则已粮弹均竭，内部慌乱，只要能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作战，完全有把握迅速将其歼灭。于是，他们以第二纵队第六旅由西向东；以第三纵队第七旅、第六纵队第十六旅由北向南；以第三纵队第八旅由东向西，从三面对羊山集整编第六十六师两个旅发起攻击，兵力达到十比三的优势，并调晋冀鲁豫野战军榴炮营和第一纵队炮兵团加强火力。七月二十七日十八时三十分，总攻开始。至二十八日夜，羊山集终于被攻克，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两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兵出鲁西南地区，迫使蒋介石从陕北、山东、豫北各地抽调八个整编师驰援鲁西南，从而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这不仅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山东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作战，而且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４７页。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３７下一步挺进大别山开辟了通道。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称：这个伟大的胜利， “足与今年二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歼敌四个师部十二个整编旅的记录及今年六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中长路吉沈路等处歼敌八万的记录相比美”。 ① 挺进大别山的通道打开了。但是，是在一段时间内仍留在鲁西南地区歼击国民党军后再挺进大别山，还是尽快挺进大别山？是依托豫皖苏边区渐进向南发展，还是采取跃进方式，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还是亟须作出决策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五月四日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提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 “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有依托地逐渐向中原地区推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七月十日和十三日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还是指示他们在陇海路北多歼灭几部国民党军，然后休整若干天，举行陇海作战，并 “准备向陇海路以南发展”，争取在内线多歼灭国民党军，有依托地向外线发展；还指出 “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到了二十三日，情况有了变化。当时，刘伯承、邓小平正率部队久战羊山集不下，蒋介石又从各地调集众多兵力分多路向鲁西南地区增援，对刘邓部队呈合击态势。于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改变原定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依托豫皖苏及冀鲁豫边区向大别山地区推进的计划，给刘伯承和邓小平发了前面谈到的那个电报，指示他们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主力回 ① 《胡乔木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８月版，第３０５页。

６３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援之前， “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① 这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首次提出 “直出大别山”，即不再采取有根据地依托逐步而南的渐进方式，以避免与国民党军形成胶着，而是采取 “不要后方” 的跃进方式，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纠缠，吸引其南下，以大大缓解山东和陕北两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压力。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说： “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二十三日）电任务”，并要求刘邓大军于八月十五日左右挺进大别 ② 山，陈谢集团提早至八月二十日以前渡黄河，挺进豫西， ③ “取得几个星期期间在豫西及大别山立住脚跟” 。从采取有依托的渐进方式挺进大别山，到采取 “不要后方” 的跃进方式， “直出大别山”，这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战略决策的一个重大改变。当时，刘伯承、邓小平正在鲁西南前线指挥羊山集作战，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电报后，未能及时回电。在前线指挥部里，刘伯承、邓小平反复分析领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意图，认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正确；但是，又考虑到，主力部队经过一个月的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十分疲劳，弹药消耗殆尽，冬衣困难，极需休整补充，如果立即转入无后方作战， “直出大别山”，困难很大。于是，在七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５０、１３１、１４７页。 ② 陈谢集团，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的由第四、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和太岳军区第二十二旅组成的作战集团。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５２页。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３９月二十八日，即攻克羊山集的当天，他们复电中央军委，一方面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另一方面如实地陈述部队存在的困难，提出在内线继续作战两个月，待时机更为有利、南下困难更少时再向大别山挺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理解刘伯承、邓小平所述困难，第二天即给他们回了一个紧急密电，没再坚持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稍事休整后即 “直出大别山”，而是提出： “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但电报又指出：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 ① 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坚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② 在陕北战场，三月初，蒋介石在西北地区集结了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的兵力，进攻陕甘宁解放区，而人民解放军只有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及新编第四旅、教导旅等四个野战旅约一万七千人及三个地方旅。后来，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进抵陕北，兵力增至六个旅二万七千人，但与国民党军的兵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三月十三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等部共十五个旅十四万余人的兵力，由洛川、宜川一线分两路向陕北进攻，随后占领延安。至七八月间，西北野战兵团虽然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 ① 胡军，指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５８页。

６４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蟠龙镇 “三战三捷” 等胜利，但还没有完全改变被动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胡宗南部的追击，整个情况确实 “甚为困难”。从七月二十九日电报可以看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一方面非常理解晋冀鲁豫野战军目前的困难，也非常尊重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另一方面，从全局考虑，又希望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尽快挺进大别山。刘伯承、邓小平深深意识到，挺进大别山，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关系战略全局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危，困难再大也要克服。经过研究，毅然决定 “直趋大别山”，实行宽大机动的无后方作战。他们七月三十日中午致电中央军委说： “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为适宜准备无后方作战”。 ① 当日晚上十九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对他们 “不要后方”，率部队 “直出大别山” 作了详尽的指示，包括出发前的思想动员等准备工作，部队在新区的征粮、征税、解决给养的办法，以及部队使用的具体方案等。从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 “直出大别山” 的意见，到七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立即脱离豫皖苏 “直趋大别山”，实行宽大机动的无后方作战，这一关系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终于确定了下来。这一战略决策的确定是很不容易的，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到刘伯承、邓小平，都下了很大的决心。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① 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７月３０日。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４１ “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 ‘ 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 ① 从八月一日起，鲁西南地区连日大雨，黄河水位猛涨。从阿城到东明一段黄河老堤因年久失修，时刻有决堤的危险。而这时，蒋介石扬言随时准备派飞机轰炸鲁西南黄河大堤，并密令驻守开封的整编第六十八师师长刘汝珍随时准备掘开开封附近河堤，水淹刘邓部队。情况非常紧张。八月五日深夜，刘伯承打电话给冀鲁豫行政公署主任段君毅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要他们凌晨赶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赶到时，刘伯承、邓小平住的屋子里已进了水，鞋子都飘了起来。邓小平担心黄河已经决堤。段君毅捧起积水看了看说： “看样子不会是黄河决堤，如果是黄河水，定是泥汤，水会继续上涨。现在屋子里是清水，也没有上涨，说明是雨水泛滥。” 邓小平对他说： “你是黄河边人，有此经验，说得有道理。” 但是，邓小平仍然心急如焚，一面指定王秉璋等乘车前往黄河大堤探明水情，一面布置李达和段君毅抓紧研究制定黄河一旦决堤十几万大军的转移方案。 ②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３３９页。 ② 段君毅《良师领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版，第１３１页。

６４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八月六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接连给刘伯承、邓小平发来三个电报。第一个电报详细分析了国民党军对刘邓率部队出动后可能采取的三种办法及其对刘邓部队的利弊：一是迅速组织进攻，使刘邓部队不能立足。这种办法 “是进攻兵力太少，我之回旋余地甚大，并有迫我渡江南进之危险”。二是先不急于进攻，而是从山东战场增调兵力，完成长江、平汉两线的部署后再向西向北进攻。 “此种办法之基本缺点，是给我以立足时间，且使山东攻势完全破坏，鲁西、豫东亦大部难保，即使集中二十几个旅，分两线多路进攻，我亦可能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 三是同时采用一、二种办法。电报中说： “你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 还强调指出，如果南出的刘邓部和陈谢集团不能大量歼灭国民党军，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那末，这次战略出击 “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第二个电报指出： “你们仍争取至未删（十五日）以后出动，最快未灰（十日）以后出动，不要太急。” “你们南出前不要企图再打一仗，南出后在沙河以北亦以避免打大仗为宜。” 第三个电报指出： “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 “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 ① 但是，就在这时，鲁西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对刘邓部十分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５页。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４３不利的变化，蒋介石又调集九个整编师的兵力对这一地区进行围攻。特别是大雨还在下个不停，邓小平焦急万分，对刘伯承说，如果再下几天，一旦黄河决堤，几十万大军无法转移，后果不堪设想。四十年后，邓小平对自己的子女说： “我这一生，这个时候最紧张，听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① 军情紧急，水情逼人。八月六日上午，刘伯承、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前线指挥部作战室召集由司令部有关处、科干部参加的会议。作战处的负责人首先汇报部队转入休整后的情况和黄河水位变化的情况，建议尽早挺进大别山。邓小平指示他们对黄河水位情况要随时掌握、及时报告。会上，对何时挺进大别山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一部分人鉴于黄河随时有决堤的危险，主张部队应该缩短休整时间，提前出动；而多数人考虑到部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主张按原计划到八月十五日再出动。邓小平已倾向于部队马上出动。他在会上说： “毛主席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我们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当然我们马上行动，会有很多困难，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战略区特别是陈粟、陈谢大军的有力配合下，有广大指战 ①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５６０页。

６４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① 下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及副参谋长郭天民又聚在作战室里继续开会研究。刘伯承说： “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有利于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因此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当前敌集重点于鲁西南和陇海路，企图与我决战。我们也曾考虑在鲁西南再打一仗，再歼灭它几万人。但当前陇海路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敌兵力薄弱，后方空虚，正是我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所以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以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效。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② 邓小平完全同意刘伯承的意见。他分析说： “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调动蒋介石回兵救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兄弟部队，配合全国各个战场，彻底扭转全国战局。” 他还强调三点：第一，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要教育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我军战争史上的创举。要准备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决策做出贡献，付出代价。要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第二，在进军途中，敌人必然前堵后追，东西截击，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避免与敌人主力纠缠与作战，千方百计地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第 ①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３９０页。 ②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３９０页。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４５三，要教育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一定要严格地遵守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① 八月六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电告中央军委： “我决心提前于八月七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 ②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九日二时复电指示： “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③ 十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 “在敌主力东迫郓城、西迫鄄城情况下，我在郓（城）、巨（野）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 ④ 八月七日黄昏，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十二万大军，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部分兵力佯动掩护下，乘各路国民党军合围圈将拢未拢之际，分左、右、中三路（第三纵队为左路，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为右路，中原局、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和第二、六纵队为中路），从鲁西南的巨野、郓城地区出发，开始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征程。要告别鲁西南老区了，邓小平动情地对冀鲁豫行政公署副主任韩哲一、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傅家选说： “冀鲁豫是个好战场，我军到哪里都有翻身群众支持，到哪里都有粮食吃，我军取得的胜利是和边区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 又说： “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南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要转移到鲁西南地区作战，这个地区有可能出现大拉锯的局面，因此，我们要用 ‘脚 ① 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７月版，第７５—７６页。 ②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３９２页。 ③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２１７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８３页。

６４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板’ 拖住敌人。” ① 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给蒋介石造成了一个不小的错觉，他以为他的大军压境，刘邓大军既不能北渡黄河，又不敢与他再战，只能是 “溃不成军，向南流窜”。因此，他调集几十个旅的兵力追击，并企图利用刘邓大军南进途中的陇海路、黄泛区及沙河、颍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将刘邓部队拖垮。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这支已疲惫不堪的大部队的转移，真正是困难重重。邓小平对部队挺进大别山途中将会遇到的困难已有思想准备。部队出发前夕，他就后方保障问题，专门找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杨恬谈话，指示后方保障部门改进工作方式方法、转变作风， “更多地从前方着眼，更多地将就于前方的需要。” “后方要派人到前方去算账”， “要更精确地一小时一分钟地去计算时间、工作，足够地了解前方的痛苦”。他还对怎么保证前方 ② 的汽油、药品、弹药及被服的供应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八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鉴于当时部队已非常疲劳且在外线行动和国民党军暂时并不完全了解部队南进战略意图的情况，指示： “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 “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 ① 《功高泰山恩泽齐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版，第２０８页。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２９、３０页。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４７考虑打大仗”。 ① 八月十三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在虞城古心王集附近越过陇海铁路。这是他们第三次越过陇海铁路了。部队越过陇海铁路后，又马不停蹄地向南疾进。天气阴晴不定，有时小雨，有时又烈日当顶，暑气蒸人。一路上，不少干部战士生了病。邓小平从因病掉队的战士身边经过，把自己身上带的急救药品、水和头上戴的草帽留给他们，嘱咐他们休息之后，赶上部队。经过两天的行军，八月十四日，部队进入了豫皖苏解放区的大牛岭、吴台庙、杨蔡园一带地区。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部队在这里休息一天。下午，邓小平在豫皖苏军区司令部驻地吴台庙主持召开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队负责人会议，检查部队行军的情况。为改善部队生活、降低减员、加快行军速度，会议决定增加部队每日的菜金和粮食定额，并成立野战军直属队指挥部，加强对野战军直属队行军的组织指挥。一天休息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战士晾晒的衣服还没干，刘伯承、邓小平就向部队下达了 “向黄泛区开进” 的紧急命令。八月十七日晨，开始了黄泛区的艰苦行军。黄泛区是一九三八年六月蒋介石为阻滞日军南下，下令在花园口决堤使黄河改道形成的。这时，黄泛区遍地积水和淤泥，浅则及膝，深则及脐，路途莫辨，就连作战地图上标明的村庄乡镇也难以找到。邓小平和刘伯承手拄木棍夹在满身沾着泥浆的指战员中间，随部队一起前进。他们命令炮兵将一部分大而重的榴弹炮和卡车就地埋藏或炸毁，以减轻部队负重，加快行军的速度。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９３页。

６４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八月十八日夜，部队全部走出黄泛区，八月十九日晚顺利地渡过沙河，到达沈丘县贾寨。这时，蒋介石才意识到刘邓部队有向大别山挺进的意图，急忙改变部署，调集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整编第六十五师和整编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沿平汉路南下，以先到达汝河南岸布防，阻止刘邓部队越平汉铁路西进，并企图在沙河以南、平汉路以东、汝河以北地区歼灭刘邓部队。针对国民党军部署的变化，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作出新的部署，并向全体部队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响亮地提出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 的口号。八月二十三日，他们率指挥部随中路第二、第六纵队抵达汝河北岸黄刘营附近。汝河宽约五六十米，水流虽不算太急，但河槽深陷，河岸陡峭，根本无法徒涉。汝河两岸为浅丘陵地带，地势比较平坦、视野开阔，谁占领了制高点，就可以居高临下占据主动。汝河南岸的汝南埠地形较高，此时已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军还在南岸宽广数十里的地带，摆成堵击阵势，挡住刘邓部队的前进道路。而尾追的国民党军三个整编师，距离刘邓部队也已不到三十公里。用李达当时的话说： “目前的情况，正是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可说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 ① 八月二十四日傍晚，刘伯承、邓小平和第六纵队政治委员杜义德、副司令员韦杰、第十六旅副旅长尤太忠、第十八旅旅长萧永银一起开会，分析情况，研究部署部队的行动。在会上，刘伯承说道： “情况确实是严重的，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 ① 《铁血万里———第二野战军纵横征战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４月版，第１８０页。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４９刘邓大军涉越黄泛区。

６５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他还说： “狭路相逢勇者胜”， “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邓小平说： “情况就是这样，千钧一发啊！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决不给敌人以时间！” 他还说： “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赋予的战略任务！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和革命军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① 这时，先头部队实行敌前强渡，终于从敌炮火中夺取了第一个 “桥头堡” 大雷岗村，在汝河上架设起了一座简易浮桥。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先渡河。临走前，邓小平给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写了一封信，作了三项指示：（一）各部门应立即将机密文件全部烧毁，以免遗失；（二）桥头之阻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里了，直属队接第六纵队后尾渡河，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督促各单位跟上，求得迅速通过，以免前后接敌被迫作战；（三）预定宿营地在彭店一带，过河后到齐一个单位即指定专人负责带走，免受空袭。 ②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各部队先后渡过汝河，继续向南前进。当日，邓小平和刘伯承随部队到达息县彭店。先期到达的第六纵队和各旅的领导干部都聚在一起了。邓小平对他们说：到大别山还有一道险关———淮河。你们稍微休息一下，明天拂晓前要攻下息县，夺下淮河渡口，准备渡河器材，以便部队迅 ①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４０２—４０３页。 ② 唐平铸《刘邓大军南征记》，《邓小平的历程》（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２月版，第３３０页。

第十八章千里跃进大别山６５１速进入大别山。傍晚，指挥部和第六纵队主力到达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线。这时，前面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五师的先头部队距刘邓部队仅十五公里，已与刘邓大军的前卫部队接触；后面国民党军第四十八、第七、第五十八、第十、第三、第五十二等整编师及骑兵第一旅等十九个旅，紧紧尾追不舍。如果部队不能在两天内渡过淮河，势必将背水作战。刘伯承、邓小平和张际春、李达等开会研究如何渡淮河的问题。邓小平提议将指挥部分成两部分，他和李达留下来，由他指挥后卫部队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李达指挥部队渡淮河；刘伯承和张际春先行渡河，以指挥部队主力直插大别山。大家一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刘伯承说： “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① 会后，邓小平告别刘伯承，去组织部队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八月正值雨季，淮河水情变化无常。部队缺少渡船，只能徒涉。八月二十七日凌晨，刘伯承亲自测到淮河水浅处可以涉渡，立即命令部队抢渡。当日，主力部队赶在洪峰的间隙时间全部徒涉过了淮河。国民党军的数十万追兵赶到北岸时，上游洪峰下来，河水暴涨，只能望河兴叹了。邓小平晚年曾对子女们说起当年渡淮河的事： “我们刚过完，水就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运气好呀！以前不知道淮河能够徒涉，就这么探出条道路来了，真是天助我也！好多故事都是神奇得很！” ②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过了淮河，即进入大别山。八月二十七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了给晋冀鲁豫野战军 ①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４０６页。 ②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５６５页。

６５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所属部队的指示，三十日，又以他和刘伯承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在这个指示中，他高兴地指出： “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 ① 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区，直接对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造成威胁，就像在其心脏上插了一把尖刀。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后来成为起义将领的郭汝瑰这样评价说：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进军大别山呀，那是纵井救人，跳到深井里去救人，自己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他们敢干。他们一进军大别山，就把整个状况都改变了。国民党所有人马，大别山一部分，徐州分一部分，华北又分一部分，济南又分一部分，国民 ② 党的部队分散了。四十多年后，邓小平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 “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 “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③ ① 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８月３０日。 ② 访问郭汝瑰的谈话记录，１９９４年５月。 ③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６５３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河南光山县中部的北向店镇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正在这里召开。这是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召开的第一次干部会。邓小平剃着光头，身穿白色短袖衬衫，站在一张方桌前讲话。他宣布： “我们已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 ① 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数月后，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说： “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７页。

６５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刘邓大军胜利到达大别山。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５５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了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 ① 千里挺进大别山，确实又只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赋予刘邓部队战略任务的第一步。在大别山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站住脚生下根，才是要实现的战略目的。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交界地区，绵延千里，西至平汉路，东至淮南路，北连淮河，南临长江，有 “十万大山” 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邓小平后来说： “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 “敌人必争， ② 我也必争”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充分估计到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站住脚生下根的困难，早在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入大别山之前，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 “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③ 这对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克服急于求成的情绪，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９１页。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９４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９３页。

６５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眼前最需要的是，让部队全体指战员明白自己所担负的重要而艰巨的使命，树立起在艰苦环境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八月二十七日，刚刚进入大别山时，邓小平就为中原局起草了给所属各部队的电报。电报既阐明了部队完成进入大别山后的战略任务的艰巨性，又分析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有利条件；同时提出了在政治上争取群众、在军事上积极采用山地游击战打击国民党军的正确方针。电报提出六点意见： “ （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三）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首先是有陈谢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及山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其次是我当面 ① 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再次是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 ① 山东大军，指当时在山东同国民党军作战的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主力。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５７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克服的。（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准备。（六）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 ① 这个电报的精神，对后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八月三十一日召开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对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困难作了具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４—３５页。

６５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１９４７年８月３１日，邓小平在大别山光山县北向店召开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干部大会上讲话。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５９体分析：主要是敌军趁我军立足未稳时阻击我军；在群众一时发动不起来，政权一时建立不起来的情况下，部队给养难以解决；部队多系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生活，等等。他指出，只要全体指战员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就一定能在大别山站住脚。他提出当前部队的三项具体任务：（一）歼灭一定数量的敌人。（二）在一定时期内完成初步土地改革。（三）熟悉风俗习惯，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充满信心地说：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 “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 “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 ① 刚到大别山的几天，情况还比较平静。尾追的国民党军的几十个旅被甩在淮河以北，而其在大别山的力量极为薄弱。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抓住有利的时机，立即分遣部队，迅速实施战略展开，抢占大别山中心地区的县城和农村。他们部署以第一、第二纵队和中原军区独立旅及第六纵队一个旅共九个旅在大别山北麓鄂边的商城、罗山地区展开，并钳制国民党军尾追部队，掩护第六纵队主力和第三纵队向皖西、鄂东地区展开。八月二十九日，他们致电各纵队负责人指出： “我军目前行动方针，以一二两纵一面阻击钳制尾我之敌，争取时间，使三六两纵占领南线诸城，打开创立根据地的局面。” ② 三十一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汇报大别山地形情况等，提出： “我们今后主力可能向北向西打一两个圈子，但决不违背在大别山立脚的战略任务。目前，我以两个纵队向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３８页。 ② 刘伯承、邓小平致各纵队首长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９日。

６６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南，主要在于控制山区，安置伤员，布置地方工作。而我们将来作战，仍以向北和陈粟、向西和陈谢连接为准绳。” 并说： “对于坚持大别山，我们及所有高级干部，均有决心和信心。” 下午，中央军委复电： “部署及决心甚好、甚慰。即照你们意见执行。” 蒋介石急忙调集兵力对刘邓部队进行追击、堵击，企图乘刘邓部队在大别山立足未稳之际，把他们消灭或赶出大别山。刘伯承、邓小平冷静地分析敌情之后，认为位于商城地区的整编第五十八师系国民党军滇系部队，战斗力较弱，又处在孤立地位，易于消灭。因此，决定先打整编第五十八师，另以一部兵力牵制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军桂系部队两个师，调动国民党军其他部队向大别山北麓回援，以掩护主力部队向皖西、鄂东地区展开。九月五日，第一、第二两个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第十六旅，在商城以北的河风集地区向整编第五十八师发动进攻。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的第一次作战，虽因部队不熟悉山地、水田作战，只消灭了整编第五十八师的一部分，但调动了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第十师经经扶（今河南新县）、宣化店地区向北回援。这时，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师又转向皖西，整编第七、第四十、第六十五师仍在黄安（今湖北红安）、麻城地区，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第十六旅，仍以在商城的整编第五十八师为歼击目标，再打一仗，吸引国民党军其他部队向北回援，以减轻向皖西展开的部队的压力。九月十五日，他们下达作战命令。两天后，当第二纵队进至商城附近的河风桥、八里桥地区时，敌整编第五十八师赶忙收缩回商城。第一纵队先头部队第二旅和第六纵队第十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６１六旅在商城以西的中铺附近五里处，截住其一个团，经两天的激战将其歼灭。九月二十四日，向商城增援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由仁和集向双轮河一带进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第十六旅于二十五日拂晓在光山附近进行阻击，经两天作战，打退其进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一、第二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一部在大别山北麓连打三仗，将国民党军的全部机动兵力调到了大别山北麓，有力地掩护了第六纵队主力和第三纵队在皖西、鄂东地区顺利展开。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转战，到九月底，先后解放县城二十三座，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六千余人、地方保安团队八百余人，在豫东南的商城、光山、罗山、经扶、潢川和皖西的霍山、岳西、六安、舒城、潜山、太湖、庐江以及鄂东的罗田等县建立起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在大别山北麓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部队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不少人情绪低落，对在大别山创建根据地的信心不足，作战顾虑重重，不愿意打硬仗、苦战。因而，在商城、光山的三次作战，打得都不够理想，没有达到全歼接战敌军的预期目的。产生上述问题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部队刚进入大别山，缺乏在无后方条件下和在山地、水田地带作战的经验，也不适应南方的生活习惯，生病多，减员多，战斗力受到影响。国民党军不但纠集大量兵力实施 “追剿”，而且利用当地的反动统治机构、特务组织及保安团队等，进行破坏骚扰，在暗地里威胁和控制群众，致使部队给养困难，休整无安全之地，伤员无处安置，也必然影响到部队情绪和作战。主观方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部分指战员的思想认识问题

６６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没有完全解决好。部队进入大别山之初，虽然从面上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思想动员，但因为部队一直在连续行军作战，没有能够较集中地由上而下层层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造成一部分指战员对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和艰巨性仍然认识不够，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不足。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河南光山县砖桥街文氏祠主持召开各纵队旅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解决上述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分析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的严峻形势以及艰巨任务，总结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初步取得的成绩，着重严肃地指出了部分指战员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他说： “我们至今仍然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只看到局部的困难，而看不到全国战局的变化，甚至不敢积极主动歼灭敌人，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丧失信心，思想上存在着右倾情绪。有些指挥员打起仗来，左顾右盼，顾虑重重，走起路来慢慢腾腾，好像小脚女人一样迟缓，错过了歼灭敌人的好时机啊！”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是要以身作则，鼓励战士们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时不敢勇敢地去作战。我们要教育干部、战士，对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样，才能想办法积极主动地去克服困难。” 他特别指出要解决部队纪律松弛的问题。他说： “部队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大别山根据地创建和巩固的问题，必须把它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去抓。”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能否坚决执行，关系到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６３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能否生下根，我们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地树立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坚决克服怕打硬仗、纪律松弛等右倾思想情绪。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要带好头。” ① 刘伯承在会上说： “大家要按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办。我们进到大别山，处于无后方作战，困难重重，但要有勇气战胜困难，特别是要打好仗。” ②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又亲自到驻在光山县砖桥街附近的第一纵队，向连以上干部作关于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报告。会场设在一个山坡上，干部们在山坡上席地而坐。当时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的阎代举后来回忆说，邓小平讲道： “我们远离解放区，在敌占区还能没有困难？我们整天背着几十万敌军在这里转，弹药、粮食、被服得不到补充，战士们不服水土，很多人生病闹疟疾，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群众基础、物资供应都远不如解放区，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困难是事实，但有困难并不可怕。我们干革命就难免要同困难打交道，就要有克服困难的耐力。” “毛主席说：你们只要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插入了敌人的心脏，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我们把敌人大量吸引过来，压力大了；我们远离后方，困难多了。但是，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就轻松了，就可以腾出手来打胜仗了。” ① 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旅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７日。 ②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４１５页。

６６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 “我们背的敌人越多，我们啃的 ‘骨头’ 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敌人就越多，胜利也就越大。而各大战场上的胜利，反过来有我们的支援，只要我们和兄弟部队互相支援，不断歼灭敌人，才能不断减轻我们的压力”。 ① 当刘邓部队在大别山北麓进行战略展开时，蒋介石从皖西调集七个师的兵力进行合击，而其在大别山南麓的皖西、鄂东地区兵力相对薄弱。九月底，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 “鄂东北极端空虚，你们如能乘机迅速派兵攻占大别山以南长江以北各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 ② 邓小平和刘伯承立即召集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案。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目前我们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机动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要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对付敌人，使他们处处被动。他和刘伯承研究决定：以第一、第二纵队各一个旅留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伪装主力牵制和迷惑国民党军，并继续开展地方工作；主力七个旅则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乘虚向皖西、鄂东一带出击，一面寻机歼灭国民党军，一面乘机向长江北岸发展，扩大根据地。十月一日，刘伯承、邓小平率司令部随第一、第二纵队主力从光山出发，向大别山南部的鄂东一带移动。到达鄂东以后，他们指挥部队作战连战连胜，先后攻克经扶（今新县）、黄安（今湖北红安）、宋埠等城镇。十月四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提出： “请考虑你 ① 阎代举《精辟的论述，巨大的鼓舞》，《挺进大别山》，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版，第１２７—１２８页。 ②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９月３０日。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６５们手中集中的九个旅，分出三个旅越路（指平汉路———编者注）西进，相机攻占孝感、云梦、应城、安陆、京山、天门、钟祥、随（县）枣（阳）诸县。” ① 邓小平和刘伯承于十月六日到达鄂东重镇宋埠北的竹林张家。他们经过研究，决定从实际情况出发，暂不分兵向平汉路西展开。当日，他们复电中央军委提出： “我主力南下后，已经攻占经扶、黄安、宋埠、河口等城镇，土顽均歼。此刻正攻麻城、黄陂、岐亭、新州等重要城镇，估计棉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故决心就在黄（陂）、麻（城）地区解决棉衣后，再作其他行动。否则行动过多，更难解决。且病员一定加多。” 如需配合陈（赓）谢（富治）行动，亦可于解决棉衣后，即出平汉线。” ② 中央军委同意他们的临机处置，八日二十四时回电说： “计划很好。你们手里只有七个旅，不要再分散。现在不要出平汉及平汉以西。陈（赓）谢（富治）环境很好，不须你们配合。你们按照自己情况逐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无把握的仗不要打”。 ③ 十月八日至十日，第三纵队在六安东南三十公里处的张家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八师第六十二旅四千余人。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首次取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正规旅的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部队的士气。在第三纵队进行张家店战斗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又指挥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一部打击沿途分散孤立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２８３页。 ② 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６日。 ③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８日２４时。

６６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的敌守备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并会合第六纵队主力在黄陂以东的柳子巷、李家集等地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六师新编第十七旅大部及整编第五十二师一个营。十二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各纵队各旅负责人，对他们在张家店、岐亭、李家集等处作战取得的胜利表示充分肯定。电报中说： “自你们进到鄂豫皖边区并立住脚跟，配合陈粟在淮河以北，陈谢在豫西、陕南，彭张在西北，许 ① 谭在山东。我军已完成了南线第二年作战的战略展 ② 开，并打了许多胜仗，迫使南线诸敌分散应付，处于被动，创造了我军在今后大量歼敌的条件。尚望各同志在刘邓正确领导下，继续努力，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完成伟大战略任务”。 ③ 十月中旬以后，南下鄂东、鄂南的各纵队连克长江北岸团风、浠水、广济、英山、武穴诸城。与此同时，第三纵队连下舒城、庐江、桐城、潜山、望江诸城，进至长江北岸望江以东的华阳镇。这样，晋冀鲁豫野战军就控制了长江北岸东西宽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带。蒋介石惊慌不安，唯恐刘邓部队乘势南渡长江，威胁南京。于是，一面急忙宣布汉口至九江间沿江口岸同时戒严，命令青年军第二○三师一部火速从九江北渡至蕲春、黄梅，新编 ① 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②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③ 《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２４４页。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６７第十七旅在海军配合下进攻武穴；一面命令一直尾追刘邓部队的整编第四十师和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共六个团，从黄安、麻城地区经浠水向广济疾进，企图抢占广济城，向刘邓部队侧背发动攻击。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和中原独立旅共十个旅的兵力，在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师和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必经的蕲春以东高山铺地区设伏。他们把指挥部设在距高山铺东北四十里的胡家凉亭上的云林宫，以就近指挥战斗。十月二十六日，敌整编第四十师和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被诱至伏击圈。二十七日上午，参战部队发起总攻，战至下午二时结束，共歼灭整编第四十师和第五十二师第八十二旅一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俘获九千五百余人，并缴获了大批装备和军用物资。在部队返回途中，又击落国民党军一架飞机，活捉飞行员。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对坚定部队信心，鼓舞斗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十一月的大别山，已经进入了深秋初冬的季节。早晚，露冷霜重，寒风袭人。邓小平、刘伯承和广大指战员们身上还穿着南下时的单衣，很多人脚上还穿着草鞋。解决部队的棉衣成为比打胜一个大战役的意义还要大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刘邓部队的冬衣问题很关心。早在刘邓部队进入大别山不久，毛泽东就致电询问解决冬天被服可能性如何？如不能解决，即派第十纵队护送，或送银元就地购置。但大别山远离解放区，千里迢迢，封锁重重，棉衣或银元一时难以送到。后来，毛泽东又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应做就地筹措的准备。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明确提出： “惟你们冬衣（每人只发一件棉衣，严寒时再发一条

６６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刘邓部队自己解决棉衣问题的电报。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６９夹裤）必须下决心立即动手自制”， “万万不可依靠后方长途送冬衣”。 ①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刘伯承决心不给党中央和解放区人民增加负担，依靠大别山人民群众的支援，设法就地解决冬衣问题。他们找来了后勤部的负责人，商量打好 “ 棉衣战” 的问题。后勤负责人向他们汇报有的部队已经按政策向群众购买了一些棉花、布匹准备找裁缝缝制，并打算总结他们的经验再向全部队推广。刘伯承嫌这样做还慢，说： “部队的主动性和你们的想法都不错，可是现在又是闯险关，慢腾腾地要不得！只要我们下决心，不要中央和兄弟部队支援，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 邓小平强调说： “对，咱们要靠自己创造奇迹。” ② 野战军指挥部立即向各部队下指示，要求筹集资金，采购棉花、布匹，自己动手缝制棉衣。邓小平对各部队负责人说： “全军动手缝棉衣，这件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各部队的领导同志，一定要充分做好思想动员工作”。 ③ 一个自制棉衣的运动，迅速在各部队开展了起来。从各方收集的布匹不仅质地不一样，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干部、战士们就用当地土染料将其都染成灰色；棉花大都是带籽棉，干部、战士们就手工将棉籽一粒粒地剥除。邓小平和刘伯承也同干部、战士们一样，自己动手，亲自裁剪，一针一线地缝制。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崭新的灰色棉衣棉裤就穿到了干部、战士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２６６页。 ②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４２１页。 ③ 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７月版，第１１６页。

６７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们的身上。棉衣的质地和做工虽然非常粗糙，但能保暖。二野老战士苗冰舒在《刘邓大军在中原前线》中回忆起这样一个细节：当时，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刚缝好的那件棉衣穿在身上，一边自我欣赏，一边笑呵呵地对刘伯承说： “你看，这穿在身上不是很好吗？我们的军队就是有这么一个最大的长处，只要我们自己动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他又把双袖抬起来，笑着说： “你看，我们身上穿得不是很好吗？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中国手工艺品嘛。” ① 后来，这件棉衣一直伴随着邓小平转战在大别山，渡过了最寒冷的冬天和最艰难困苦的岁月。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第一位的工作是建立地方民主政权。早在挺进大别山的途中，邓小平就开始考虑部队进入大别山以后，如何尽早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民主政权的问题。八月下旬在息县的彭店，他就召集会议，对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开展地方工作做了研究和布置。进入大别山后，他指示中原局立即将随军南下的第一批地方干部一千八百五十八人，以工作组的形式分遣到各个工作区和县，在各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打击土顽和国民党地方保安团队，建立地方民主政权。到十一月初，建立的县民主政权已由九月底的十七个增加到三十三个，在建立县民主政权的地方，还普遍地建立了乡、区民主政权和村农会。自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率中原军区主力 ① 苗冰舒《刘邓大军在中原前线》，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版，第１３７页。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７１部队从罗山、商城、经扶、礼山一带突围后，大别山区的各级党组织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摧残和破坏。邓小平了解到，中原部队突围前奉命担任中共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的刘名榜还带着一部分人在经扶一带坚持斗争，立即指示第六纵队政治委员杜义德在打下经扶后，派人找到刘名榜，恢复了中心县委。随即，他指导中心县委开展工作，在经扶建立了县、区各级民主政权。大别山区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就是诞生在这块土地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断 “清剿”、 “围剿”，红军曾三进三出，三次在这里聚集发展，又三次被迫退出。这一地区的人民群众曾经拉锯式地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和迫害，有些村庄曾几乎被斩尽杀绝。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刚进入大别山，人民群众对这支部队还不太了解，即使在有一定的了解之后，也对这支部队究竟能否在大别山站住脚还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再加上，当地的反动政权体系还未被摧垮，各种反动势力仍在暗中威胁和控制着群众，因此，很多群众不敢靠近和支援这支部队。怎样才能尽快地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呢？邓小平和刘伯承分析后认为，人民群众目前之所以有顾虑，不敢接近部队，主要原因是 “怕我们再走和希望我们整好纪律”，所以， “能否发动群众决定于我们能否打几个胜仗和整好纪律，放手土改”。 ① 因此，他们指示部队寻找机会，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同时采取各种形式，向人民群众做宣传工作，向人民群众 “说明我们决不再走”。特别是严整军纪，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 ① 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０日。

６７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刚进入大别山的一段时期里，部队连续打仗，非常疲劳，还常常要自己四处觅粮，自己抬担架，行军、打仗时找不到人带路，伤病员无法在地方安置，给养得不到及时补充。因此，对群众态度不好，拿群众东西、破坏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切，邓小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九月上旬，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河南经扶县宋家畈小姜湾村主持召开整顿纪律的紧急干部大会。在会上，邓小平说： “部队纪律不好，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骚扰百姓，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跟别人走呢？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对我们能否站住脚还有怀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要多打胜仗，坚决执行群众纪律，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以后，凡是出现破坏群众纪律问题，要首先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他对所有进入大别山区的部队 “约法三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要求所有干部、战士互相监督，严格执行，并指示成立了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 ① 九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致电中共中央，结合大别山部队的实际，提出在大别山实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上要作一些修改。电报中说： “为了更切合实际情况，应有所改变。第一条可以改为：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文字更美丽；第二条 ‘缴获物资归公’；第三条不改。八项注意原来内容已感不够，应在内容上有所归并和增加，但条数不 ① 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７月版，第１０６页。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７３应增加，仍合于八项的习惯。我们意见八项注意新条文应如下： ‘一、上门板、捆稻草、扫地（北方出生战士不懂禾草二字，所以改为稻草）；二、借东西送还，损坏东西赔偿；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不拉夫，不乱打枪（这两条在目前甚重要）；六、尊重妇女习惯（这条在解释时，应包括不进女人房，洗澡及大小便避女人，不调戏妇女等）；七、挖厕所（这条不论对女人，对卫生及观瞻上都甚为重要）；八、不拿俘虏私人东西。’” ① 当刘邓部队转战鄂东、皖西，威胁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取得大别山斗争第二个回合胜利的时候，挺进到豫皖苏地区的 ② 陈粟兵团和挺进到豫陕鄂地区的陈谢兵团，都已胜利展开。这样，三支大军在中原地区的 “品” 字形阵势已经形成，从而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移到了长江北岸。中原地区的形势，特别是刘邓部队在大别山的展开使蒋介石坐卧不宁。十一月三日，他在南京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发表《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提出 “造成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一举全歼刘邓部队。二十七日，国民党军华中 “剿匪” 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统一指挥三十三个旅八十团的兵力，并以其驻汉口的战斗机、轰炸机、海军舰艇部队作支援，开始对大别山展开全面 “围剿”。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４０—４１页。 ② 陈粟兵团，指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指挥的由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第十一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组成的作战集团。其中第十一纵队属晋冀鲁豫野战军，临时归陈粟指挥。

６７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大别山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二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多次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强调指示大别山根据地是否能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考虑到大别山敌众我寡和地方干部不足等困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一面敦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第十二纵队以及中原局第二批地方干部兼程南进，驰援大别山；一面又敦促陈粟兵团和陈谢兵团在各自的战场上积极行动，更多地吸引国民党军于自己的周围，以减轻刘邓部队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粉碎国民党军 “围剿” 大别山区的总体构想：刘邓部队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陈粟兵团和陈谢兵团在外线积极作战，寻机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迫使国民党军不得不从大别山抽兵回援。十一月二十七日，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第十二纵队到达大别山，与刘伯承、邓小平等会合。三十一日，王宏坤率第十纵队也到达大别山。邓小平和刘伯承对大别山面临的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国民党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向心合击，我一时难以捕捉到有利战机；而大别山根据地刚刚建立，群众还未充分发动起来，民主政权还不巩固，加上大别山中心区山高路陡，回旋余地狭小，粮食困难，不利于大兵团宽大机动，不宜于集中过多部队在大别山区作战。于是，他们决定采取 “避战” 的方针，实行分兵：以主力部队结合军区武装力量，利用大别山的复杂地形，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争；其余主力分三部分乘虚向桐柏、江汉、淮西实施战略再展开，在外线开辟新根据地，分散国民党军兵力，配合内线的作战。具体部署是：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坚持在大别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７５山内线斗争；第一纵队转至淮西地区；第十纵队向桐柏地区挺进，开辟桐柏根据地；第十二纵队向江汉地区展开，开辟江汉根据地。十二月二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召开第十、第十二两个纵队干部会议进行部署和动员。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地阐述了实行战略展开，进行反 “围剿” 作战的战略方针。他说： “现在，敌人正在集中兵力，乘我军立足未稳，对大别山进行疯狂围攻，这是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拼命争夺。它对大别山的围攻，形式上虽然同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围攻相似，实质上完全相反。过去围攻是敌人处于战略进攻，我们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围攻，是敌人处于战略防御，我们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求我们的部队迅速地实施战略展开。你们两个纵队快速进入桐柏和江汉地区作战略的再展开，以扩大战地面积，发展游击战争，拖散敌人，使其主力顾此失彼。我军主力根据情况适时分散，适时集中，集中歼灭敌人，分散发动群众，依托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进行机动作战。你们部队初到各自的地区，要坚决打敌人的弱点，建立县区武装，建立根据地，特别注意侦察敌情，掌握主动。” ① 干部会结束后，邓小平又深入各部队做动员工作。他先后到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驻地给指战员作报告，详细地说明坚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４２—４３页。

６７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持大别山斗争与开辟新根据地的关系，部队集中作战歼灭敌人与分散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关系，号召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英勇杀敌，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创建根据地，打好向江南进攻的基础。根据部队分兵的需要，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将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大别山区内指挥反 “围剿” 的内线作战，称为前方指挥所；另一部分和中原局机关随第一纵队转移到淮西，指挥外线作战，称为后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更加艰苦，邓小平和刘伯承都争着要留下来。邓小平对刘伯承说： “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大家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决定由邓小平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率前方指挥所，指挥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在大别山区坚持内线作战；刘伯承、李雪峰、张际春率后方指挥所和中原局指挥 ① 第一纵队向淮西地区展开，进行外线作战。十二月七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黄安周家墩致电各纵队、各军区负责人并报中央军委，进一步提出反 “围剿” 作战的具体方针。电报指出：只有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进攻，才能巩固大别山根据地。因此，主力部队要采取宽大机动的作战方法， “待敌疲困时，寻机歼敌一部”；同时以第二纵队 “在外线分散活动，坚决打敌弱点”；各军区、军分区则以一部， “适时转至外线，大肆活动，特别断敌补给线”，并 “留适当兵力在内线，以积极进攻的游击战术，疲困敌人，保 ② 护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反 ‘清剿’，侦察敌情” 。 ①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 ② 刘伯承、邓小平致各纵队、军区首长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７日。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７７第二天，他们在黄安前门湾致电中央军委，分析敌我力量后提出： “根据现况，我不能过早布署主力作战，而我实力只能歼敌孤立的一个师，多便吃不消。” 所以决心让第十纵队司令员王宏坤和第十二纵队司令员赵基梅率部 “迅速进入桐柏山、江汉地区”。其余主力， “适时分遣集结，依托大别山，作宽大机动。必要时可暂时渡淮河机动，拖敌一段时期，再打中等歼灭仗”。 ① 十二月十日黄昏，雨雪霏霏，寒风猎猎。在礼山县东北的黄陂，邓小平为刘伯承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刘伯承担心，一旦国民党军发现我有部队转到外线去，邓小平和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的环境会更加险恶。临行前，他再次坚持把警卫团给邓小平留下。他还不放心，又叮嘱李达特别要注意邓政委的安全。邓小平则嘱咐刘伯承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晚上少用眼睛，并指示管理处无论如何要给刘伯承随时准备一盏美孚煤油灯。邓小平率领前方指挥所北上黄安，十二月十一日到达七里坪。这时，大别山形势已十分严峻。国民党军在内线的 “围剿” 兵力达三十三个旅八十个团，而邓小平手中只有十个旅，兵力悬殊。到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初，国民党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形成了对大别山的围攻之势。之后，又先后占领立煌（今安徽金寨）、商城、太湖、罗田、广济、英山、上巴河等地，并继续向大别山腹地压缩。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别山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地方民主政权被摧残，农民协会被迫解散，地主反动势力又猖獗起来，许多党的地方干部、革命群众 ① 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８日。

６７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和人民解放军的伤病员被杀害，一片白色恐怖。十二月的大别山，常常是大雪封山，粮食更加紧缺，财政供应更为困难。大别山根据地能否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对于大别山的严重局面，中央军委和陈毅、粟裕、陈赓等都极为关心。起初，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只要打破国民党军对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线的控制，削弱其机动转用兵力的能力，就能有效地破坏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 “围剿”。因此，指示陈粟、陈谢两兵团联合举行平汉路破击战，以调动进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回援，从而减轻刘邓部队在大别山的压力。十二月十三日，陈粟、陈谢两兵团对平汉、陇海路展开了正面的大破击，并取得胜利。但是，并未能有效地达到目的，国民党军仍继续以其主力 “围剿” 大别山。在这种情况下，如不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是难以减轻刘邓部队在大别山的压力的。十九日，粟裕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央军委，提出： “至此刻为止，平汉路已破坏。但敌对大别山之 ‘清剿’ 计划，迄未改变。似拟集中全力，弄垮我大别山后，再转移兵力，以对付其他地区。因此，我们及陈谢必须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请陈谢提出配合意见。” ①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表示 “完全同意” 这一意见，并提出： “由粟亲率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沿途节节破路，攻克一切可能攻克之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之敌军。尔后看情况，或与刘邓配合夹击大别山之敌，或回师向北打各分散之敌。” ② ① 《粟裕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版，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３４４页。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７９处在险恶环境中的邓小平，这时考虑的还是长远的战略目标和大局。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前方指挥所以刘伯承、邓小平的名义，致电陈赓、谢富治和后方指挥所并转粟裕、中央军委、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电报中说： “此次我陈粟、陈谢大破平汉、陇海，战绩辉煌。但敌仍图保持其大别山的重点主义，而不抽兵北援 ……其意图似在兼顾南北，而不变重点。甚至对我王赵两纵出桐柏、江汉也置之不理。故大别山的形 ① 势，在长时间内虽时紧时松，但比较严重。我们对此已作思想准备，并采取以纵队为单位，灵活分遣集结，打小歼灭战，强调军队、地方抓空深入土改的方针。” “我们认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应作较长期的打算，主要是争取在一两个月内歼灭敌两三个师，使敌不能不从大别山抽兵。只要抽出两个师，局面即可改观。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② 由于刘邓部队在大别山紧紧地牵制住了国民党军大批主力部队，陈粟和陈谢两路大军在外线积极活动，自十二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二十二天的时间里，寻机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五千余人，解放县城五十余座，破坏铁路四百二十余公里，迫使国民党军先后从 “围剿” 大别山的部队中抽调十三个旅的兵力回 ① 王赵两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十二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王宏坤和赵基梅。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４５、４６页。

６８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援。这样，既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部队在大别山的斗争，又为人民解放军下一步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邓小平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置个人安危而不顾，从大局出发，勇挑重担，给当时挺进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的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跟随邓小平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曾回忆说： “在经扶城以北的行进途中，我到野战军前方指挥所，见到了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一见面，李副司令员就开玩笑地讲：锡联同志，背得动吗（指背着敌人行动）？邓政委接着说：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这是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一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现在陈粟、陈谢的部队，为配合我们粉碎敌人的围攻，已开始向陇海、平汉路的敌人出击。我们准备告诉他们，要作长期打算，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一些，他们可以放手歼敌，对全局极为有利。” ① 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 “围剿”，为了避免被迫大兵团集结作战，同时在必要时又能小规模集结打小歼灭战，以及便于解决财政、粮食及夏衣等问题，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研究决定，留在大别山的主力部队再作适当的分遣：一纵在淮河南北，包括新蔡、息县、汝南、正阳及潢川、光山以西地区；二 ① 陈锡联《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第三纵队》，《中共党史资料》第２４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２月版，第４６—４７页。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８１纵在经扶、立煌之线以北地区；六纵在大别山南地区；三纵在皖西地区，辗转机动。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进入河南商城。在这里，他对前一时期的反 “围剿” 作战作了总结，并根据大别山的特点和敌情的新变化，提出新的作战方针。他以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的名义致电各纵队、各军区负责人，指出： “我军斗争是以小部队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展新区，吸敌回顾，配合内线反 ‘清剿’ 斗争，抓紧空隙，执行与深入土改。” ① 电报还就如何实行这一作战方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办法。部队不停地运动，与国民党军周旋。十二月二十八日，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从商城南曲河右岸长竹园出发，冒雨走了一天一夜，到达曲河支流右岸的熊家畈。天气阴冷难忍，他同普通指战员一样，仍然穿着那件自己缝制的单薄棉衣。机要处副主任黄兴正吩咐警卫员拿点稻草烧堆火，给邓小平烤烤手，他却说，不用烤火，群众的一根稻草也是来之不易。大别山穷，大别山的人民穷，他不忍心动用人民群众的一草一木。十二月二十九日，蒋介石、白崇禧等在汉口召开 “大别 ② 山区剿匪检讨会议”，提出对大别山实行第二期作战计划。他们针对刘伯承、邓小平的 “分遣与集中” 的作战方针，决定 “彻底实施分合战法，匪分则我分头穷追猛打，匪合则我应集结二三个师以上兵力，讲求相互联系，以期彻底打击匪军”， ③ 寻求局部歼灭战， “积小胜为大胜” 。 ① 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致各纵队、各军区首长的电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６日。 ②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兼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３卷，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版，第３４５页。

６８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等，从中原作战的全局出发，对大别山作战方针提出意见。电报中指出： “刘邓方面尚未来得及执行由分散工作到集中歼敌，白崇禧所部进攻刘邓之实力并未减少”， “而大别山困难只有由刘邓、粟陈、陈谢三军协力在一至二个月内歼敌数个旅，方能开辟胜利解决之道路。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 “刘邓在内线于本月内开始集中相当兵力以寻机歼敌二个至三个旅为目标。” ① 但是，到一月中下旬，国民党又部署重兵 “围剿” 大别山。因此，二十五日，邓小平在前方指挥所以他和刘伯承、李先念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粟裕、陈赓、谢富治和后方指挥所，提出部队只能 “再行分散行动”。电报中说： “我们原拟乘粟、陈谢丑（二月）初行动，敌人略有调动，即向敌弱点进攻，打开局面。故部队已集结休整。敌发现我集结后，又部署以五个师主力，寻我作战。而粟、陈谢又已改变部署，先向郑（州）潼（川）段作战，暂时不能减轻我之负担。而我在几个强师压迫下，又无法作战，故只能再行分散行动。” ② 大别山的反 “围剿” 斗争，坚持了近两个月，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共两军在整个中原地区，也基本上处于胶着状态。怎样打破这一僵持的局面呢？邓小平二十六日以他和刘伯承、李先念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粟裕、后方指挥所，提出 “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但说明了刘邓部队目前缺乏集结打歼灭战的条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３６０页。 ② 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致中共中央军委、粟裕、陈赓、谢富治、后指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５日。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８３件。电报中说： “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十一师全部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近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而在分散时，敌则以师为单位，寻我分散之旅作战，使我无法休息。两个月来，减员不少，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而我们不能集结作战，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 ① 鉴于大别山在内线坚持作战的部队面临的困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当日致电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并告粟裕、陈赓、谢富治等，表示同意刘邓部队暂不集结作战。电报中说： “你们在三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三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 ② 在内线作战的艰苦环境下，如何使部队指战员保持斗志，增强取胜的信心，始终是邓小平非常重视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要经常性地对部队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一月三十日，中共鄂豫区委第二地委在河南新县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刚到达新县不久的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战略反攻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总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以来取得的胜利时说： “我们不仅实现了战略展开，而且战术也展开了，到处有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在新解放区站住了 ① 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致中共中央军委、粟裕、后指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６日。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３７５页。

６８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脚，不会走是已经明确了，这在敌人也是看得清楚的。二陈的情况比我们更轻松些。我们最后展开的 ① 江汉、桐柏两个区，因接受了大别山斗争的经验，已顺利地展开了。” 他谈到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意义时说： “第一年我们在内线打，对我们很方便，但如果继续在解放区打，便上了蒋介石的当。这样我们便来了个跃进，打破了蒋介石把战争放在解放区内打，摧毁解放区，使我们不能持久的毒计。现在，实现了我们的计划，解放了蒋管区四千五百万人口，这对蒋介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蒋介石原计划要在河南征兵十一万人。如果我们再跃进一千里，便到了广东、福建，再跃进一个六百里便到了海边。” 他分析全国战局时说： “现在战略上我们是继续胜利，而敌人退后了一千里转入防御。过去敌人是 ‘面’ 的防御，现在已转到 ‘线’ 的防御，更发展到重点防御（如东北）。敌人在晋察冀，冀东是 ‘线’ 的防御，平汉以南只是 ‘点’ 的防御。在陕北，敌人完全是 ‘点’ 的防御。在晋冀鲁豫，敌人也完全是 ‘点’ 的防御，而且防御的 ‘ 点’ 也不多了。在鲁西南，敌人也是 ‘点’ 的防御。在豫皖苏，敌只有五师、七十五师，兵很少，也是 ‘点’ 的防御。” 他展望全国解放战争战略态势的发展说： “敌人过去是黄河战略，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 ① 二陈，指陈毅、陈赓。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８５北，现在则是长江、汉水战略。蒋介石惟恐我们过长江，他们内部估计只要我们一过江，蒋便完了。所谓完了不是不打，而是缩到一个角落进行挣扎。” “如果我们再过长江，打下湘、鄂、赣，蒋介石则一点办法也没有。他钱可以向美国要，人却不行。我们一过长江便胜利了。蒋介石想在最后无办法时，退到云、贵、川去打，这叫 ‘马歇尔计划’。我们如过了汉水便到了四川， ‘马歇尔计划’ 就会破产，蒋介石就断了退路。蒋介石要把战争扭到长江、汉水以北打，他叫这个战略是积极防御即进攻防御。如果说蒋介石的这个战略在过去还有进攻性，现在则丝毫没有了。” 解放战争后来的发展进程，果然是邓小平预见的这样。对于大别山斗争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指出： “敌人对大别山的进攻，只是战役性的。我们反攻意义之大，就在于迫使敌人改变了战略，这便是我们的胜利。” “我们的任务是把大别山发展成 ‘面’ 的巩固的解放区”。他告诫大家说： “我们既要了解敌人是垂死的，又要了解敌人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我们要准备克服诸多困难”。 “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在大别山区站住了脚，但要巩固还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 “一个根据地的 ① 建立，一定要经过几次 ‘围攻’、反 ‘围攻’” 。到这时为止，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斗争，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的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一万五千余人，收复太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６１—６５页。

６８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湖、英山、立煌、广济、潜山、岳西、黄梅、礼山（今湖北大悟）等十二座县城。与此同时，刘伯承率后方指挥部和第一纵队开辟了淮西根据地，填补了大别山的鄂豫、皖西解放区与豫皖苏解放区之间的空白，使这些解放区连成了一片。第十、第十二纵队也在桐柏、江汉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大别山根据地基本得到了巩固。正如邓小平在一月十五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所说： “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① 随着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完成战略展开后，人民解放军将战线由黄河推进到长江北岸，战争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宣布：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 ② 会后，毛泽东还特别对陈毅说： “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的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现在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５８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３５０页。

第十九章坚持大别山的斗争６８７我们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 ① 大别山艰苦斗争的岁月，太使人难忘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邓小平回忆说： “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 ②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２卷，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２月版，第１９８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版，第３４０页。

６８８第二十章逐鹿中原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底，在大别山地区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国共两军尚处在相持不下的状态。为了打开新的局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设想由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领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于三月下旬跃进长江以南地区。为配合粟裕部队的行动，又研究决定，挺进中原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逐步集中，在淮河、汉水、陇海路和津浦路之间机动作战，打中等规模或更大的歼灭战。二月七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要求他们率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 “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你们三个纵队、陈唐四个纵队、陈谢一个半纵 ① 队，共八个半纵队”， “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 “将敌 ② 人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裕）等机动” 。邓小平反复分析了大别山地区和中原战场的战局。他考 ① 陈唐四个纵队，应为陈唐三个纵队，指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称陈唐兵团。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３８８页。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６８９虑，国民党军虽然仍在集中兵力争夺大别山，大别山还处在比较困难的局面，但经过两个月的斗争，根据地已经确立，地方武装及地方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已经基本具备独立坚持斗争的能力和条件，即使没有主力部队，国民党军也 “不能把他们打出去了”。此外，主力部队长期在大别山转战，消耗很大，并且一时难以捕捉有利战机，适时转出大别山，休整之后参加机动作战，既有利于中原作战，又能从大别山拖走一部分国民党军，减轻大别山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而有利大别山根据地的坚持和巩固。邓小平也估计到， “主力抽走，可能引起一些波动”，大别山会出现 “一两个月的严重扫荡”，但是， “休 ① 整、胜利及粟（裕）的机动，必可改变形势，利于发展” 。二月九日，邓小平复电中央军委，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军委的意见，适时将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认为 “集中作宽大机动” 作战， “实属必要”；同时又提出 “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 ② 早”， “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 。邓小平为什么主张主力兵团 “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 呢？一是上面讲到的，担心主力部队抽得过早，可能引起一些波动，不利于大别山根据地的巩固。二是从全局上的考虑。这时，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的几个纵队正拟转到黄河以北进行休整，休整后再向长江以南地区发展。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四个纵队也正在平汉路沿线地区休整，准备向豫西作新的机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势必将部署在大别山周围的国民党军吸引到北面，这虽然可减轻大别山地区的压力，却不利于华东野战军及陈谢兵团的休整和作战。 ① 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２月９日。 ② 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２月９日。

６９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发出后，邓小平一面继续指挥部队在大别山地区作战，一面着手部署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的各项准备工作。对于部队的机动方向和部署，他于二月十二日致电粟裕、并报中央军委和后方指挥所，提出： “根据总的任务，我们三军应确定向西时间不宜过早，以先粟（裕）十天到半月为适当。战役组织，应以陈谢、陈唐两部先向西进，吸引十师、十一师向西，以便大别山部队集结，迅速补充新兵，尾十师、十一师之后，并吸引大别山之敌西进。” “大别山部队之机动有两个方法。最好全部于淮河两岸集结向西。如敌情不许可，则采取以两个纵队在淮河以北集结向西，两个纵队由广水以南向西。” ① 这时，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机关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已从漯河以北、平汉路两侧出发，进入鲁西南地区进行休整，准备执行跃进江南的战略计划。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二月十七日十三时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敦促大别山地区主力部队转出，以配合粟裕部队跃进江南；同时，提出少抽走一个纵队，留两个纵队在大别山。同日二十三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致电邓小平、李先念，明确提出： “大别山全区交（李）先念指挥，小平率领应当集中的部队，现在就渡淮北上，和伯承会合，统一指挥三军合组的野战军（共有二十二个机动旅）。大别桐柏江汉三区均为辅助战场，北面为主要战场。” ②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５０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３９３页。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６９１转出大别山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邓小平命令各纵队，按第二、第六、第三纵队的顺序逐渐向大别山北部移动，相机转出大别山。二月十九日，他向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鄂豫、皖西军区部队的指战员们说： “从形式上看，去年十二月底，我们现在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坏，但是我们学会了走山路，思想得到了整顿，与群众的关系有了改善，开始的混乱现象停止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前进了一千里，创造了三大解放区，都已展开了工作，人口多了四千五百万，建立了各级政权和军区组织。敌人是打不走我们的了。主力部队走后，你们要坚持下去。主力部队在外线打几个胜仗，局面就会变化。” ① 二月二十日晚，邓小平率部队顺利通过潢（川）固（始）公路，挥师北上。二十二日拂晓，到达息县县城附近包信集以南一带宿营。这时，邓小平考虑的还是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以后，留在大别山的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如何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当天，他致电所属各军区、陈赓、谢富治并报中央军委，对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电报中指出：军区部队、地方与人民武装，要 “独立自主地强化更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击和歼灭分散之敌，以保护群众，保护土改深入，并配合主力运动战，大量歼敌”。 “提高全体军民的胜利信心与顽强斗志，使其认识只有这样强化游击战争，结合运动战，才更有利于调动和分散敌人，歼灭敌人，进一步坚持和巩固大别山阵地。” ② ① 邓小平对鄂豫、皖西军区部队的讲话记录，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９日。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５２页。

６９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１９４８年２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准备新的攻势作战。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６９３这时，刘伯承率后方指挥所由沈丘东北之梁营转移到了位于豫皖交界的安徽临泉县以南的韦寨村。二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到达韦寨与刘伯承会合。分别已有两个多月了，邓小平关切地询问刘伯承的健康状况。刘伯承幽默地说： “没啥子事，这回大军出山，可要跟蒋介石、白崇禧好好周旋一番了。” ① 转出大别山后，部队终于有了一个休整的时期。休整期间，往往是部队思想问题集中暴露的时期。由于战局的变化发展尚不清晰，在一些干部、战士中又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有的人认为，这次转出大别山是在大别山站不住了，是前进了一千里，后退了五百里；还有的人认为，过去部队在内线作战时十战十捷，仅鲁西南战役就歼灭国民党军九个半旅，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旅，外线进攻以后的胜利还不如原来大了，战略进攻的时间早了。邓小平意识到，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将会影响部队的斗志，影响部队完成好中央军委赋予的新的战略任务。正好在这时，中央军委部署在各部队开展以 “三查” （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三整” （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他决定利用部队休整的时期，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集中进行整党整军。三月六日，邓小平来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部队的驻地临泉县吴营村，主持召开直属部队干部大会。在会上，他作《关于反攻形势与整党问题的报告》，针对部队指战员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的思想认识，集中阐述了战略进攻后的形势和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的战略意义等重要问题。他明确指出： “有不少同志对于反攻的形势抱着怀疑态 ①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１月版，第４２７页。

６９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度，这是由于同志们常常是只凭着自己的直觉，从一个角落一个局部看问题的结果。” 他强调部队从内线防御转到外线进攻的战略意义，指出： “从战略意义上看，在去年的七个月中，我们从内线防御转到外线进攻，解放了四千五百万人民的中原地区，在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战争的车轮，全部打破了蒋介石反革命的战略阴谋，迫使他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如果不反攻出来，我们在解放区能不能持久呢？过去第一年在解放区里打是必要的，一方面是为了歼灭敌人，同时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战斗力。但当我们大量歼灭了敌人，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的时候，就一定要转到外线作战。不如是就不能粉碎蒋介石的战略进攻，也不能扭转战争的车轮。我们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打出来了，完成了这个战略任务，胜利是多么伟大呢！” 关于挺进大别山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战略意义，他说： “我们完成了毛主席给我们的战略任务，在大别山建立了继续向前跃进的战略基地，在大别山和中原地区背住了蒋介石在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大约九十多个旅左右的兵力，减轻了其他地区的负担，使其他部队得到休整提高的机会。像陕甘宁的部队休整了两个多月，一出来就像老虎一样，一口吃掉敌人五个旅。接着华野、陈谢都继续得到胜利”。他批评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局的悲观情绪和不愿意继续吃苦的情绪说： “我们的同志思想意志的脆弱，缺乏坚定的斗争毅力，犯急性病和看问题不从全面、不从实际出发。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６９５只因为自己多吃了些苦，多走了些路，就迷失了方向；只看到自己这一块消灭敌人少了，看不到全局消灭敌人多了；只是局部受点挫折，个人受点损失，就认为整个革命没有希望了。胜利了就以为明天革命就会成功，挫折了就以为明天革命就会失败”。 “思想上要做足够准备，革命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舒服的事情，总有一个时候要不得过关的。过去讲蒋介石正处于垂死挣扎，垂死是他基本的一面，另一面也必须看到，现在蒋介石是要拼老命的。因此，越往后越是险关，只要硬一下过了关，下面就可以走很长的一段路，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过一个关”。 “在过险关的时候，就须不怕吃苦，还必须不怕死，每个人都要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宁向严重方面做准备，这是没有坏处的。” 针对有的人提出的究竟大别山根据地是否站住了的问题，他回答说： “我们一来到大别山，毛主席就指出可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付出相当代价站住，一个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要站住，代价是一定要付的，只要站住就是胜利。今天我们可以打保票，我们已经站住了。虽然从形式上看，去年十二月底我们还占有十二座县城，到今年二月底一个也没有了，似乎情况越来越坏了。但在实质上条件已经变了，我们会走山路了，会打游击了，思想正在整顿，与群众联系也在改善，开始时的混乱现象停止了，敌人打不走我们了。现在我们还有打算，除了用相当大的力量坚持大别山的游击战争，还要逐渐抽出适当的兵力来训练，集中打仗，消灭敌

６９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人。前一个时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大别山的斗争已经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前进到主力已经可以逐步抽出兵力集结机动作战。” 他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 “有的同志认为，部队来到淮河北是前进一千里后退了五百里。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甚正确的，是从形式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看问题。我的说法是前进了一千里又前进了五百里。因为大别山仍然在坚持，并没有放弃，而且以后还更要坚持。” 关于如何巩固大别山根据地，他指出： “决定于地方工作、军民关系。军队要真正成为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一面要打仗，打游击坚决消灭蒋介石封建地主阶段的反动势力；一面要积极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土地改革，使工作逐渐开展深入。” “一个根据地要真正地巩固起来，不经过两三年的艰苦斗争就不行”。 ① 春寒料峭。邓小平还是穿着那件他自己在大别山亲手缝制的棉衣，棉衣的棉絮已有些脱落，衣面也划破了好多处。负责后勤的同志想给他做一件新棉衣，几次向他提出都碰了钉子。正好陈赓来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大家向他说起这件事。陈赓胆子大，命令后勤部门一定要为邓小平做一件新棉衣。有了陈赓这个 “靠山”，后勤部门派人立即赶做了一件新棉衣给邓小平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７５—７９页。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６９７送去。谁知，他不仅不收，反而批评了后勤部门。最终，他还是把这件新棉衣给别人穿了，自己仍然穿着那件已经破了的棉衣。四月四日，刘邓部队在淮北完成休整、补充后，离开临泉县油房庄，开始向豫西转移。据当时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的陈再道回忆：这一天，邓小平来到第二纵队驻地沈丘以南的毛营村，召集第二纵队的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说： “现在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的三纵、八纵、十纵和我们并肩作战，陈毅、粟裕大军的主力也要南下。两大野战军逐鹿中原，这是历史的转折，要不了多久，蒋介石的主力就会完蛋。今后打仗和过去不同，是多兵团的协同作战，整个中原战场是一盘棋，一步走错就会影响全局。像在大别山一样，我们都要有全局观念，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① 国民党军并没有察觉刘邓部队西行的意图，因此，一路上没有发现大的敌情，部队行军还比较顺利。四月十三日，部队到达河南叶县以东十公里处的郭店镇，进入豫西，实现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的战略目的。四月上旬，陈谢集团和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攻克中原重镇洛阳，切断了国民党军中原与西北的铁路联系。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逐步具备了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四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 “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鄂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以西，以利粟裕行动。不要企图在平汉线附近和数个师集中行动之敌作战，而应远离集中之敌，到有分散之敌可打之地区去作战”。 “早日向西南， ① 《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８月版，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６９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 ① 首先夺取宛西四县，然后出汉水。” ② 为执行上述作战任务，中央军委决定陈谢集团归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鉴于中原战场有利的形势，向来善于独立思考的粟裕四月十八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主力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同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粟裕，肯定粟裕率部过长江的战略方向，但倾向于同意粟裕的意见，即华东野战军暂不过江而加入中原作战。电报中说： “从中原形势而论，粟部过江迫使敌人抽走几个师，将发生很有利的变化，于全国战局的发展亦极有利。” “我们不知道粟部现在准备情形，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而在季节上说，以秋末冬初为有利。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③ 根据中央军委四月十六日来电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发起宛西战役。四月二十日，他们致电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并中央军委，提出 “我们决心先以陈赓指挥第四、第十、第二共三个纵队，进行宛西战役，攻占宛西四县及西峡口，相机攻占襄樊、老河口。而以九纵监视郑州，陈唐及三六两纵集结适当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准备打援。” ④ 中央军委同意他们发动宛西战役的计划，并决定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归他们指挥， ① 宛西四县，指河南的邓县、镇平、内乡、淅川。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４５２页。 ③ 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央军委并告陈毅、粟裕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８日。 ④ 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工委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０日。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６９９参与作战。同日，刘伯承、邓小平向各部队下达《关于宛西战役的部署》的命令。在长期的军队和地方政治工作实践中，邓小平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到一地，总是注意有针对性地做地方干部和地方部队的思想和政策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解决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问题，指导他们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宛西战役的部署安排好以后，邓小平来到中共豫陕鄂区委驻地———河南鲁山县。四月二十五日，他在河南鲁山县城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主持召开中共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在会上作《跃进大别山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豫陕鄂军区的部队是从太岳根据地转出来的，远离后方作战，同样吃了不少的苦头。有不少人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战略进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是不是会好一些？邓小平在报告中回答说： “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因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这是他从长期反人民战争中得到的经验。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 “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三万万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 豫陕鄂区的部队和地方干部，也存在着怎么样看待主力部队外线进攻以来的收获的问题。邓小平指出： “现在我们出来九个月了，收获是很大的。有些同志往往不了解这一点。拿我们那边几个纵队来说，

７０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在第一年打了很多胜仗，去年七月份二十三天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可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四个旅，因此就有个别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其实只要好好地算算账，就会懂得的。首先，从战略上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前进了一千里，占领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区域，经过奋斗已能控制的有二千万人口的地区，其他二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散布着我们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敌人搞不到兵，搞不到粮食。这就是说，在敌人控制的三万万人口里面，去掉了将近六分之一。其次，看看消灭敌人的数目。据最近宣布的战果，全国战场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共歼敌将近二百一十万人，三月份至少歼敌十几万人。这就是说，反攻以后九个月的战绩就已经达到第一年的数目，我们吃了苦头，但是换得了更大的胜利，对敌人的打击更沉重了。” 豫陕鄂是一个大区。豫陕鄂区的部队和地方干部担负着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因而特别关心先期建立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情况。有些人看到主力部队转出了大别山，以为大别山根据地已经失败了，而产生了悲观情绪。邓小平有针对性地做了介绍。他说： “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布署，留下的军队散布在每个角落，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站住了脚，敌人无论如何打不走我们了。事实证明，我们就是游击姿态，也站住了脚。于是，我们野战军才逐步抽出来作宽大机动作战。而前一个时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大别山的斗争已前进了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７０１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了。” 就此，他因势利导地批评了部队中存在的悲观情绪和不愿意继续吃苦的思想。他说：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我们的力量是发展的，胜利不小，不过外线作战确实不如内线作战痛快、舒服。革命就是不能那样舒服，往后还要更艰苦，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谁都希望革命快些胜利，可是，问你敢不敢胜利，问题就来了。不一定希望胜利的人就敢于胜利。要胜利就要吃苦。北方的很多部队不习惯南方生活，就怕过长江。但是，敢于胜利，就要过长江。敌人还统治着几万万人口的地区，只有打过长江去，打到敌人的心脏，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 ① 在鲁山，邓小平住了半个月。这期间，宛西战役于五月二日开始，五月十七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二万一千余人，收复县城九座，解放了南阳以南的大片地区。至此，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日益巩固，战略地位日益重要。为适应经略中原解放区和中原作战的需要，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加强中原局的领导，决定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由陈毅、邓子恢分任第二、第三书记；并决定再建 ①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９１—９４页。

７０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中原军区，将刘邓部队及陈谢集团改为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南线战场指挥中心的形成。还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进行宛西战役期间，五月初，鉴于中原战局的重要变化，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粟裕的建议，决定正在濮阳休整的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休整完毕后，暂不实行跃进江南的战略行动；由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两广、特种兵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等部，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豫东地区，加入中原作战，以集中力量歼灭中原地区之国民党军，粉碎中原国民党军的防御体系。中央军委要求刘邓部队牵制临颍地区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八军使其不能东援，为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渡黄河南下创造条件。为实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组织宛东战役。他们部署以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指挥第一、第三、第六纵队为东集团，佯攻确山，以吸引整编第十八军南下增援，同时准备迎歼可能由南阳地区东援的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部；以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指挥第二、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桐柏军区部队主力、豫西第七军分区部队组成西集团，准备由西向东协同东集团在羊山集以东地区合击由南阳东援的张轸部。五月三十一日凌晨，当陈赓命令部队东进的时候，张轸部却突然掉头向南阳逃跑，西集团猝不及防，又未能按计划在南阳、赊旗镇之间切断张轸部与南阳的联系，结果造成张轸部向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７０３南阳逃跑时无部队阻击的局面。陈赓发觉上当，即刻命令部队全力追击堵截，但已晚了一步，仅截住其六千余人。邓小平和刘伯承对这次战役的结局很不满意。五月下旬，宛东战役还没有结束，邓小平和刘伯承便随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移驻伏牛山脚下的河南宝丰县赵官营、北张庄村等地。中原军区司令部及其所属的作战处、机要处驻在赵官营村西南的北张庄。这里地处洛（阳）叶（县）公路以东两公里处，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司令部设在村东北角的一座大地主的宅院里。大宅院共有东、西、南、北四个院子，刘伯承住东院，邓小平住西院。不久，来中原局工作的陈毅和邓子恢到达宝丰。六月十四日，在北张庄西不远的皂角树村，邓小平、刘伯承和陈毅、邓子恢见面了。邓小平、刘伯承和陈毅，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延安一起参加完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同乘一架飞机飞返太行前线分手后，有两年九个多月的时间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整整谈了一个通宵。陈毅四五月间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部署中原作战。六月十七日下午，陈毅在中原军区机关和驻附近部队团以上干部会上，传达城南庄会议的精神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精神。天气很热，邓小平穿着一件无领汗衫，头剃得光光的，兴致勃勃地听陈毅讲话。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家人们也从华北来到北张庄，大宅院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房子不够用了，战士们在院内盖了三间简易房，并在东院中搭起了一座八角草顶凉亭。邓小平和刘伯承、

７０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１９４８年夏，邓小平与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领导人在一起。（右起）邓小平、李达、李雪峰、张际春、刘伯承、陈毅。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７０５陈毅三人经常坐在凉亭里研究工作。五月底，粟裕率部队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豫东地区，参加中原夏季作战。刘伯承、邓小平将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归建由粟裕指挥，并令其迅速向豫东地区开进。同时，为吸引敌张轸部由南阳地区西移和整编第十八军由临颍地区南移，以减轻粟裕部队在鲁西南作战的压力，他们研究准备发动襄樊战役。邓小平说： “华野主力在豫东展开打，中野主力在平汉线牵住南线敌人兵力，然后我们乘敌不备，出 ‘边车’ 袭取襄阳”。 ① 正当刘伯承、邓小平积极准备进行襄樊战役时，粟裕来电告之，决定改变原定在鲁西南歼灭邱清泉部的计划，而先攻取开封调动邱清泉部来援，再于运动中加以歼灭。刘伯承、邓小平遂决定暂停襄樊战役准备，而急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全力阻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八军及整编第二十八师等部，以保障粟裕部队开封作战的胜利。六月十七日，陈唐兵团对开封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二十二日攻下开封。开封失守，蒋介石急忙调兵北上增援，企图在睢县、杞县地区与中原野战军决战。粟裕决定主动放弃开封，集中主力于杞县以东、以南地区围歼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并致电刘伯 ② 承、邓小平、陈毅，希望中原野战军能派兵阻击北上增援的国民党军。邓小平在宝丰北张庄收到粟裕的电报后，立即同刘伯承、陈毅取得联系，研究决定以中原野战军 “一部监视十八 ① 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７月版，第２２１页。 ② 区寿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官区寿年指挥的由整编第七十五、第七十二师和新编第二十一旅组成的作战集团。

７０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军，主力主动攻击北进之吴绍周，吸引十八军回援，全力阻 ① 击南线可能北上的国民党军。” ② 阻击战于六月二十八日开始，战场在郾城、漯河、西平、遂平一带，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一起亲赴前线指挥。战斗异常激烈，至七月一日结束，有力地保障了粟裕部队在睢县、杞县地区歼灭区寿年兵团的作战。豫东一战使中原战场国民党军布局发生了变化，其主力已全部集中在豫东及平汉线许昌、信阳一段，而汉水中游的襄阳、樊城、谷城、老河口一带兵力薄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战机，按原计划发起襄樊战役。担任主攻襄阳作战任务的是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当时任第六纵队司令员的王近山后来回忆说，在讨论作战方案时，邓小平对他说： “打襄阳要纵观全局，通盘计划，像割肉一样，先割哪块，后割哪块，割肥的，割瘦的，心中要有数！” ③ 七月十五日二十时三十分，第六纵队对襄阳城实施炮火攻击，打响战斗。至七月十六日十九时三十分，全歼驻守在襄阳城的国民党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原野战军同华东野战军密切配合，在中原战场先后取得了豫东、襄樊两个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中原战场的形势越来越好。要在中原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为创建和巩固中原根据地而斗争，最主要的是要正确地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还在大别山时，邓小平就注意随时总结土改工作 ① 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８５师师长。 ②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粟裕、张震并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７日１７时。 ③ 任涛《邓小平在中原》，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７月版，第２１３页。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７０７的经验教训，注意防止和克服 “左” 的错误倾向，提出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主张，不仅对大别山地区土地改革的健康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全国新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工作的政策提供了参考。一九四七年十月，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受中共中央委托，由刘少奇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下达指示要求全国各解放区无例外地按照土地法大纲规定的平分土地的原则进行土地改革。进入大别山之后，邓小平便着手领导进行土地改革。十月十日，他以中原局名义起草了《中原局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两天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到所有进入国民党区域作战的部队。指示提出要把土地改革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在有初步基础的地区，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分田地；组织贫农小组，成立贫农团和农会，召开贫农会员大会或农会代表大会讨论、形成土地改革的具体办法。土地改革毕竟是一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根基的深刻革命，牵涉到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各解放区的群众基础、干部条件、政权情况及军事任务等都很不一样，因而情况复杂，政策性很强。这时，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抓土地改革，他强调土地改革要区分老区、半老区和新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区，根据各类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步骤。大别山区是一个较大的新解放区，毛泽东自然非常关注并希望通过总结大别山区的情况和经验，形成新解放区土改的正确政策、策略和办法。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询问六个有关新区土改的问题。其中最重要问题是两个：一是 “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

７０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什么不同的政策”；二是 “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平分，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 ① 这时，在中原区包括大别山地区不少地方，出现了急于发动群众、扩大土改区域、完成土改任务的过急的 “左” 的错误倾向。邓小平曾深入到大别山地区各县进行调查，对这方面情况已有较深入的了解。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他于一月十五日和二十二日两次致电毛泽东，根据大别山地区土改的经验和教训，对毛泽东提出的六个问题分别作了回答，特别是对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他提出： “在土改中应当区分 ‘巩固区’ 和 ‘游击区’ 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的政策。大别山区（包括鄂豫、皖西两区）一千二百万人口，可分为两种地区，即巩固区和游击区。” 他指出，在巩固区， “可以进行土改，实行充分的贫农路线，满足贫农要求的政策；但是，在平分土地时，应对地主、富农、中农采取不同的政策：地主的粮食、耕牛、农具、土地、银钱必须拿出分配，才能解决贫雇农的困难。但对弱小地主的衣物、家具在分配时，要留出其自用的部分。对富农，只拿出其耕牛、农具、土地的多余部分分配，其日用家具、银钱则暂时不动，或将来再动。对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则采取没收政策（须采取分别对待政策）”。 ① 毛泽东致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４日。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７０９ “在新区一般采取中农不动的政策为好。不要强制地打乱平分，使中农不满。” “对中农必须坚持自愿原则，按每家具体要求加以解决，不可用大会通过、一律对待的强制办法。” 他指出，在游击区， “一时期内还谈不上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 ① 邓小平提供的情况和意见，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启发。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粟裕，较系统地阐述了对新区土改的政策主张。其中特别提出： “应区分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可能久占的地区，可进行土地改革。第二种是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还不能进行土地改革，应该先向群众做宣传。” ② 二月六日，毛泽东又致电邓小平，将给粟裕的电报转给他，还就新区分阶段进行土改的具体步骤、政策、组织形式等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两天以后，二月八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对毛泽东征求意见的问题作了回答，并将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旅在英山北部以贫雇农为骨干组织贫农团进行土改的经验，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他在电报中指出，为了避免 “ 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 “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要：（一）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二载所能达到。（二）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地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实于农民有利。” ① 邓小平致毛泽东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５日、２２日。 ② 毛泽东致粟裕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８日。

７１０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电报中，他就对待中农的政策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意见。他指出，有些地区的中农由中立到反感，其原因有这样几种： “ （一）部队粮食中农负担过重，特别是人烟稀少的山地；（二）乱杀人，把人吓跑；（三）敌军与地富力量大，土匪威胁；（四）我团结中农政策不明确，引起怀疑；（五）打乱平分土地，侵犯到富裕中农，个别地区甚至主张平分粮食，急须纠正”。总结大别山地区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在电报中就对待地主、富农、中农的政策和发挥贫雇农的领导骨干作用问题，提出了全面的意见： “ （一）中农打乱平分应绝对采取自愿原则，不要勉强；（二）现在的贫农团已经保证了贫雇农在农村的领导骨干作用，即应迅速扩大为农民协会，吸收中农入会和个别中农积极分子加入领导机关。在尚无工作的此类新区，亦可不先组织贫农团，而先组织农民协会，但必须保证贫农的领导；（三）暂时不动富农底财；（四）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 ①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电报后，表示完全赞同，并于二月十七日将邓小平的电报批转各地。批语中说： “小平所述大别山的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② 在征询、吸收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后，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将他一月二十八日给粟裕的电报又作了修改，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为题作为中共中央指示下发各解放区。二月下旬邓小平率部队主力转出大别山到达淮北后，对大 ① 邓小平致毛泽东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２月８日。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７月版，第７２页。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７１１别山地区的土改工作、工商政策、武装力量分布及军事斗争、社会工作的策略步骤等做了深刻的回顾和反思。为了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区工作中出现的 “左” 的错误倾向引起高度注意，三月八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工作报告。全文如下：毛主席：这一个月的工作情况，因我们北移，了解不够。几个月斗争，特别是敌情严重后，使我们深深体会 “左” 倾冒险的、急性病的害处。最近淮西区敌人扫荡中，有些地主在分了他的浮财后，仍不愿得罪我们，不敢向敌人告密。这些事实，证明我们在策略上，完全可以中立一批弱小地主和富农。如果我们到大别山后，不犯急性病，即便那里经过土地革命，也可能中立他们的。我们的急性病，表现在下面几方面：（一）不分阶段、地区对大、中、小地主富农一并下手，树敌太多，增加了许多障碍，反于农民不利。（二）我们所提的贫雇农路线，其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而正确的应该是中央所提的，以贫雇农为骨干，巩固的联合中农的路线。在实际斗争中，相当普遍地采取了拒绝中农的态度，甚至打击到富裕中农，其结果使贫雇农更加孤立，易遭摧残，甚至影响到贫雇农不敢起来。对阶级划分也犯了与老区同样的错误。（三）在工商政策上，可能说是很紊乱的。在十月十二日中原局指示中，虽曾提出反对开始萌芽的 “左” 的倾向，但一直未引起注意，大别山我控制区工商之凋零，虽未作具体调查，估计主要是我们没有明确的工商政策，税收过重，纪律不好等原因所造

７１２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成。敌人摧残确系原因，但非主要的。（四）在工作布置上，对必然到来的严重变化缺乏预计。不是估计哪些是可以巩固的区，哪些是游击区，而有重点的分布力量，规定不同的策略步骤，尤其是未能乘敌之隙打开局面，而是平均的分布力量，普遍地安置区县。（五）武装力量分得过散，在游击区一班一排活动，既不能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又无力对付土顽，陷于被动，到处吃亏，失去游击的本能。（六）一般干部缺乏策略思想的准备，大家是硬着头皮干。商城县委曾注意争取利用伪属及社会关系，打通商会、土顽队长关系，可以经常获得确实情报，证明敌人中，有许多的空子可乘，但我们普遍忽视那些问题。我们曾和鄂豫区党委共同讨论规定了下面几点：（１）任何时候不要忽视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的人。（２）分别可以巩固区和游击区的不同的策略步骤（照中央指示），在腹心区集中力量打成一片，而后背朝内面向外的发展。在游击区，采取武工队的组织形式，武装适当集结，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特别是消灭土顽。（３）禁止乱杀人，注意工商政策，等等。近日，得鄂豫区党委报告，立煌、商城、麻城地区，我们缩小打击面的界限，在土顽活动区采取秘密分果实，采取组织秘密贫农团，使农民减少顾虑，都很高兴报告土豪埋藏物资，协助打土匪。只要我军与工作者照顾群众利益，守纪律，群众定能坚定地拥护我们，共同对敌，已开始反映其好效果。至对鄂西、桐柏、江汉三区具体情况，很不了解，从他们电报内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７１３的材料看出，他们对中央新区工作指示的了解似尚有距离，中原局拟最近写指示信去，并准备派负责人到江汉、桐柏帮助他们。小平三月八日 ① 邓小平的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大别山一些地区土改工作、工商政策等方面出现的各种过急的 “左” 的错误倾向，认真地分析了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当时严重的阶级对立、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下，他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中立可以中立的人，防止乱杀人，调整工商政策等政策策略观点，不仅对新解放区土改、发展工商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创建和巩固新解放区的全盘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三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说： “寅齐（三月八日）电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依照办理。希望你对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各部及豫皖苏区，凡你处电台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说的那些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② 同日，他又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说： “小平同志的这些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而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 ①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工作报告，１９４８年３月８日。 ② 毛泽东致邓小平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４日。

７１４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略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 ① 年初在毛泽东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的指示》，要求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定期向中央报告工作。那么，主要应该报告什么呢？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向中央报告自己所负责的战略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出现过的错误，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使毛泽东受到启发。他在上述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的电报中提出： “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②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下发以后，一些新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 “左” 的错误倾向基本上得到了纠正。但是，在新解放区是否要立即进行土改，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党内还没有统一认识。四月，邓小平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到达豫西以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和较多的时间调查考察新区土改的问题。从五月初开始，邓小平就抓紧时间在豫皖苏和豫鄂陕调查了解土 ① 毛泽东为转发邓小平寅齐电致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４日。 ② 毛泽东为转发邓小平寅齐电致各中共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４日。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７１５改的情况。他了解到：一些新区土改中出现的 “左” 的错误倾向，先后得到了纠正，一些新区则停止了土改，群众反映都比较好。大别山地区停止土改后，乱打人、乱没收的现象没有了，逃亡的地主、富农纷纷回家。豫西、豫皖苏区停止土改后，地主武装逐渐减少，集市开始恢复，社会秩序也趋向稳定。他还了解到：新区生产节约、财粮征收、部队供应等任务压力很大，而一部分干部却认为靠土改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放松生产、财经方面的工作。这些情况使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在新区不管是 “巩固区” 还是 “游击区”，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是不适宜的；当前新区党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发动群众支援革命战争上面。五月九日，也就是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的这一天，他致电毛泽东提出：准备将当前的工作重点 “放在财经工作上面”，保证 “财粮供应的主要地位”， “大量举办工农商业”， “利用私人工商业来稳定物价”，并 “组织公家的经济”，等等；而 “将土改工作推至今冬明春” “择重点创造典型，积累经验，训练干部”，进一步做好准备工作。 ① 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调整。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把工作重点放在财政、经济工作上，保证军队供应和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才能使新解放区得到巩固和发展，也才能在以后顺利地进行土改。这时，在西柏坡，毛泽东同了解新区情况的陈毅、粟裕、李先念、薄一波等也在商量新区土改问题。他们的看法同邓小平的意见不谋而合，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调整新区政策，变土地改革为减租减息。 ① 邓小平致毛泽东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５月９日。

７１６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指出：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 ……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 ① 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全面阐述了上述思想和政策。二十九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说： “看了你的来电，更感到在新区一个时期不提土地改革，只提减租减息、合理负担，非常之好。故已告陕南、皖西，坚决执行这个政策。至于搞滥了的区域，我们研究结果，亦应停止分土地，而改行双减、合理负担政策。” ②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六月六日，邓小平在北张庄为中原局起草《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这一《指示》近两万字，开宗明义指出： “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全区都应根据中央五月二十五日的指示，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指示》特别对中原解放区一年来土改工作中的错误和教 ①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版，第１３２６—１３２７页。 ② 邓小平致毛泽东的电报，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９日。

第二十章逐鹿中原７１７训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指出：总结这些错误和教训， “目的在于清醒我们的头脑，使今后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对已经弄 ‘左’ 了的地方，懂得教育干部，说服群众，研究妥善办法，迅速获得纠正和补救。” “为了不重复错误，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指示》还根据中原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下一步进行土改的具体工作方针和政策、策略。其中，将原划分的 “巩固区” 和 “游击区” 两种区域，改划为 “控制区” “游击区” “崭新区” 三种区域，并分别明确了三种不同区域的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以更好地进行分类指导。 ① 《指示》上报中共中央以后，毛泽东高度重视。他认为这个《指示》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具体化了，可作为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指示的补充和说明批转下发。他将这个《指示》批转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阅，在批语中说： “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② 这个《指示》下发之前，毛泽东还亲自作了一些修改，特别加进了肯定中原解放区在战略进攻后所取得的成绩的两段文字： “由于我们的进军吸引了大量敌人到中原方面，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人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不但保存了原有的解放区的基本区 ① 《邓小平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版，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② 毛泽东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胡乔木的信，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８日。

７１８邓小平传（１９０４—１９７４）域，而且使我各路友军在山东，在苏北，在豫北，在晋南，在西北，在东北等地都顺利地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了广大失地，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我们的辛苦并不是白费的。” “我中原全体同志必须对于上述各项成绩有足够的估计。如果在指出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就忘记了自己工作的成绩，忘记了最主要的一方面，忘记了我们据以前进的基础，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做错了，并因此损害我们对于胜利的信心，那就是完全不对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五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和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的《六六指示》的下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解放区土改政策的重大调整和转变。这一调整和转变，对于最大程度地团结各阶层人民，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新解放区的创建和巩固而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民解放军逐鹿中原，是一场军事战，更是一场政治战。